文化人群里，常听到以下议论：
1、地域性。苏雪林、柏扬、李傲怎么都是台湾的作家？他（她）们以及其柏扬“丑陋的中国人”书，虽然是家喻户晓，若在大陆是很难出名并获出版的。既然现在讲两岸黄皮肤携手，讲“小三通”、“大三通”，那么多企业、文艺、影视、作家、歌唱家圈子合流，意识形态领域也应该逐渐靠拢、解禁。
2、题材性。都说在中国写作、出版禁区太多，束缚了人们的创作思维。譬如“文革”或“纪实”题材的作品就很难面世，于是深受人民群众的喜爱类似“第二次握手”的手抄本，就应运而生，墙内开花墙外香，然后来个出口转内销。
3、政治性。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解放前的不说，之后，为什么一直没有，这似乎与很多作者及其书稿的思想性、政治性不无关联，与出版部门的思想不解放、过于苛刻、把关太严密切相关。
4、历史观。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其历史都应该是真实的、全角度的，光有正史不够，还应有野史辅于补充，它不仅应大写特树历代英雄，让其祠于庙堂、彪炳千秋，同时也应对那些属于时代留下的天灾人祸、经验教训秉笔直书，让人们铭记并思量，使我们的祖国安宁、盛世和谐、民族更加繁荣富强。我们有如此胸襟，文学大师、文学名著、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肯定会是雨后春笋、层出不穷。
5、讲真话。说老实话、做老实事、党老实人，这是我们主流一直宣传的，也是我们一直提倡的。可如今主观与客观出现了反差，当你果真发表文章或上帖关于真人真事真话时，却又遭到删除、打压、囚禁、判刑。如此这般的舆论导向下去，人们的思想只会越搞越乱，没人敢讲真话，当老实人，文学界耳目一新的春天就很难显现。
6、纯文学。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商业经济行为弥漫、充斥于社会各行各业，文学界虽难脱俗，出现了“浮躁时代，这其中，出版界推波助澜的功绩不小。如此，文化就不可能进步，文学的主流自然也就很迷茫，以至于只有很少很少人坚守纯文学土地，很难找出多少近些年的精华，没有多少人能够沉下心来，去书写我们的华美乐章。尤其是最近十到十五年，我们没人去耕耘纯文学土地，因为很多东西都乱了套，尤其是出版社，现在是什么些书好销？哪些书容易被出版商看中？越离奇、越离谱、越荒诞、越下流、越隐秘，就越能被出版商选中并出版。这种结果是整个民族思想和文化的衰退，是中华民族的悲哀，出版界的责任是肯定有的。
跨入新世纪、进入新时期后，我国面临着众多的考验与挑战，比如：党群关系、干群关系、自然灾害、群体事件、金融风暴等等。此时此刻，机遇和挑战也是并存的，为此我想，坚持实行正确的导向势在必行，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说，我们不应该抱着逆反心理、抵触情绪，说那是毛泽东时代的产物，不应该对毛泽东时代的东西一概抛弃，那些好的东西还是应该坚持，那些有利于国家兴旺发达、民族繁荣昌盛、人民安居乐业的东西，都应该继承和发扬，包括五千年的文明史。所以我建议：要拨乱反正振兴中华民族的精神，给全国人民丰富、营养、健康的精神食粮，让群众凝心聚力、奋发向上、斗志昂扬，必须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尤其是新世纪、新时期，面临严峻考验的2009年更应该坚持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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