匪言匪语六
“高兴”离“我们”有多远？
匪兵
与“中国不高兴”的“虎皮大旗”不同，在“大众”文化（当然能够进入大众文化做一个快乐的消费者也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否则就不会在“金融危机”的时代里，政治家们才忙着寻找还有没有不是消费者的群体，在这一点上，中国又具有“先进”的优势，因为中国有八亿农民，有这些只被作为生产者而不具有消费能力的群体，相比过渡消费的美国人民来说，中国真是“太幸福”了，竟然这么具有发展的“潜力”）之中，我们（不好意思，我依然要注明这里的“我们”是那些有幸成为但又不幸遭遇了金融危机的消费者们）可以看到许多叫“高兴”的人们。
年初有一部贺岁喜剧叫《高兴》（改编自贾平凹的同名小说，小说改编自千里背尸的新闻报道，此事件还被改编为公路风光片《落叶归根》），一个进城农民工被命名或自我命名为刘高兴，还有一个小兄弟叫五富，当然，这两年还有一个火爆的小资话剧叫“两只狗的生活意见”（哥哥来福和弟弟旺财进城奇遇记，怎么会出现如此多的《兄弟》故事呢？），而好莱坞的奥斯卡最佳影片也叫“贫民窟的三个火枪手”（《贫民百万富翁》），我还想起前几年风靡香港的动画片麦兜系列中也有“捞屎人”的故事（感动于身临金融危机最前哨的香港漫画家还能创造出如此暖人心的作品，总比把这些生活在城市下水道中的垃圾污名化要好），这些积极、乐观，甘愿做一个“高兴”的“捞屎人”的人们，成为豪华的史诗大片之外的另一种风景。
对于我们（这里的“我们”指的是那些能够付得起30到80元电影票价的生活在一线城市里的小资或中产们）这些坐在影院、剧场里的观众来说，恐怕没有一个人会认为“那就是我们自己的生活”，虽然第二电影符号学已经指出影院机制在于把观众的认同投射到荧幕之中以获得“镜像”的满足感，但这种满足感来自于观众与荧幕的之间的心理及社会的“距离”，他们离我们如此之近：“就在眼前亮起的一块方布上”，他们离我们又如此之远：对于美国观众来说，他们在遥远的孟买，对于北京观众来说，他们在中国的西部西安，对于香港观众来说，这些不断可以被马桶水冲走的捞屎人生活在看不见的城市管道之中，总之，他们不会是坐在“我”旁边的那个人（再也不是那个“小心，匪谍就在你身边”的冷战年代），但是他们真的离我们那么远吗？他们可能是头顶上放映电影的放映员，也可能是电影入场的检票员，他们更可能是躲在电影院厕所里的保洁员。
也就是说，这些进城打工的人们并非被隔绝在市场之外，反而是这个市场中的默默无闻的生产者，所以他们无法占据消费者的位置，而只能成为被消费的风景。当我们这些躲藏在黑暗而安全的影院空间里抚慰着金融危机下脆弱的心灵的时候，看着“高兴”们“讲述自己的生活意见”或“高兴”的故事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走出电影院，我们也是这份全球景观里的生产者。
当我们的笑声和“高兴”们的笑声交汇在一起的时候，是世界在欺骗我们，还是我们在欺骗自己。这份作为消费者的潇洒和主体性（刺激消费似乎是当下唯一的拯救之途，全球政府恨不能透支完一百年的国债也要让消费者鼓足腰包和信心）真的能支撑完一场电影的长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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