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玉娇案——现实版的《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
“情况太复杂了，现实太残酷了，理想都破灭了，我也不想活了。”——疯子（《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
邓玉娇案最近成为了媒体追逐的热点，本来简单明了的案子，由于广泛的社会影响以及反映的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反而一直无法最终定案。
最近主流媒体的报道明显偏离了最开始的方向，渐渐往邓玉娇乃精神病之患者的方向发展，叫人如吃了口苍蝇般恶心。
其实邓玉娇如果真给定性为了精神病，是有许多好处的，一则邓玉娇不用死刑，可以平民怨；二则三个禽兽官员没有强奸，公务员群体大可继续“娱乐”，推动第三产业“蓬勃发展”；三则并没有违反司法原则，法律的面子也保得住。
所以邓玉娇不是精神病也得给她逼成精神病，她不是精神病，某些领导们就要给逼成精神病了。
于是关于邓玉娇“可能”是精神病的报道就轰轰烈烈地成规模地出炉了，事实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结果。
“好”的结果需要“编”，不“编”哪有好结果。
不禁让人想起了达里奥·福那著名的话剧代表作《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意大利的警察局长及其警员严刑逼供，杀死了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惊慌间把其摔下楼去，警察们为了洗脱自己的罪名，就找来一个疯子帮忙编造故事，让整个杀人事件表面上看起来与社会上代表正义的力量——警察们，一点儿关系也没有。于是整个话剧就在这看起来如此荒谬又如此真实的情景中开展了下去。
中国南北话剧界的领军人物孟京辉与赖声川都改编过此剧（赖剧名称为《意外死亡》），尤以孟氏的改编更为写意，批判与反思的力度也更加强烈，成就了陈建斌的演技派地位，也成就了孟京辉除《恋爱的犀牛》外自己另一最重要的代表作品。（不过赖氏版本的更接近原著，所以不妨先看赖氏再看孟氏，对《无》的理解也会更深刻。）
看《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时，以为不过是发生在旧社会腐朽的资本主义社会里的故事，于今天只是有些批判反思的作用，却不想如此荒诞如此黑色幽默的故事情节正在今日中华大地上轰轰烈烈地上演着。
“您就是把我师傅的师傅莎士比亚铐来也编不出别的样！……他凭什么要跳楼？你们使用计谋，设下圈套，搞阴谋诡计，不仅仅是为了制服犯罪嫌疑人，而且是为了欺骗、愚弄善良的、傻瓜似的老百姓的信任！”——疯子（《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
在《无》剧的最后，疯子为警察们编了一个看似完美的理由——无政府主义者因为吸收的大量的毒品神智不清，所以自己跑到窗口跳了下去——不过因为窗口实在太高，所以这个理由也立不住脚。
不过邓玉娇的案件里并不存在着“太高的窗口”，所以编故事的“疯子”大可继续编着“神智不清”的混话，从这点来讲，现实社会的“疯子”并没有比舞台上的“疯子”高明多少。
“我为谁看家护院呀？你为谁东奔西窜呀？还不是为了他嘛！还有那个吆五喝六算人物的；那个不明不白成了富翁的；那个油头粉面为太子的；那个珠光宝所气当小妾的；再加上那个朝思暮想往他们里头钻，（指警长）跟你们似的，一心一意往他们边上蹭，（伸大姆哥指自己的）跟我似的。咱们浅一脚深一脚巡逻，青一块紫一块出击，不都是为他们！（指点观众席）有一搭没一搭胡扯，睁一眼闭一眼看戏。不是咱们发现一处漏洞堵住一处漏洞，发现一只蚂蚁碾死一只蚂蚁，由着革命决岸溃堤， 他们能有戏看吗？ 他们能有戏唱吗？”——警察局长（《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
民众们对于邓玉娇案的关注明显并不是仅限于此案本身的，官民对立、特权当道、投诉无门、社会败坏，才是民众们痛心疾首的根本。一位的遮掩与寻求所谓“合理的解释”，本质上都是在维护社会的罪恶与腐败。
最后只能希望邓玉娇案政府能够给百姓一个满意的结局，不要最终真的演变为现实版的《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
原文链接：http://blog.sina.com.cn/s/blog_46f8183d0100d71f.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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