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郁的北极熊
——我的俄罗斯情结
孔庆东
让我这个1964年出生于哈尔滨的中国男人来谈谈“我的俄罗斯情结”，恐怕一两千字的篇幅是不够的。关于俄罗斯的感想，如果让我撒开了说的话，那真是“大鼻子他爹——老鼻子了”。不过眼下俄罗斯大哥身体不好，肝炎痛风加脑血栓，镜头都被好莱坞、大长今和靖国神社给抢去了，所以为避幸灾乐祸之嫌，咱姑且不要竹筒倒豆子，先粗枝大叶地稍微说点，等哪天北极熊重新养得“腰圆膀又奓”了，又在黑龙江对岸“陈兵百万”了，那时再细说不迟。
从我记事的时候起，“老毛子”就是我脑海中最复杂的一个矛盾体。“老毛子”就是“大鼻子”，就是“苏修”，就是“俄国佬”，就是“熊瞎子”。一方面，这个老毛子是咱们中国最凶恶的敌人，在中苏边界陈兵百万，亡我之心不死，经常犯我领土，杀我军民，特别是珍宝岛一战，欺人太甚。幸好我万里长城奋起反击，打得北极熊心服口服。珍宝岛反击战的英雄于庆阳、冷鹏飞等，现在的人们大多都忘记了，我可是记得清清楚楚。有一幅著名的宣传画《生命不息，冲锋不止》，画的就是重伤的于庆阳甩开为他包扎的卫生员，手握冲锋枪，在冰天雪地中奋勇冲锋的英姿。那时候，我们黑龙江人民，响应党中央随时准备打世界大战的号召，“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称霸，那是肉食者谋之的事，跟咱老百姓没关系。积粮，黑龙江沃野万里，肥得冒油，插根筷子都能长出树林来，柏油马路上年年晾晒着金河银河般的战备粮，这也不成问题。就是挖洞一项，苦了大人，乐了孩子。开始要求家家都挖小防空洞，因为做不到，改为楼楼都挖大防空洞。其实老百姓自己挖的那些洞很难抵御现代炮火的轰炸，更甭提原子弹了，后来就都改作了菜窖。倒是政府组织的“7381工程”，规模宏伟，据说造价每前进1米就是1万元人民币，完全是一座地下的哈尔滨，里边防核、防化、防生，有粮、有水、有电，医院学校兵营商店俱全，并行四车的通道，高达10余米的楼房（在地面建好后沉入地下）。人人都学会了怎样防原子弹、氢弹和毒气，窗户上贴满了十字纸条，学校、单位和街道多次组织演习。警报一响，全城一空，男人们趁机下棋打牌喝啤酒，女人们趁机家长里短织毛衣，孩子们趁机捉迷藏，流氓们趁机耍流氓……而这些，全拜老毛子所赐。因此那时候，我们不怕日本鬼子、不怕美国鬼子，主要担心的是老毛子越过大兴安岭，直插大庆，加满石油，直扑哈尔滨，威胁党中央。
可是另一方面，又听说这个苏联，也是社会主义国家，是列宁和斯大林的国家，是高尔基和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国家，因此像我这种从小喜欢思考问题的孩子就越发糊涂了。为什么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出了德国鬼子，为什么列宁斯大林的国家出了苏修，为什么社会主义的苏联跟资本主义的美国勾结起来围攻中国？还入侵捷克、欺负地中海的明灯——阿尔巴尼亚？毛主席让我们关心国家大事，可是这些问题实在深奥，小孩子实在想不明白。倒是大人们一针见血地指出：老毛子从来就不是玩意儿，比小日本儿还坏。证据就是苏联红军打败日本的关东军之后，在东北纪律很坏，特别是因为污辱妇女，被东北老百姓给骗到胡同里干掉不少。听说中央还特别向斯大林同志提过意见。中苏关系恶化后，苏联撤走专家、撕毁合同，主要的受害地区就是东北。大人们的见解很快得到中央社论的支持，从广播里我们知道了，原来苏联现在已经是“新沙皇”，又叫“社会帝国主义”。老沙皇侵占了中国150多万平方公里，比3个黑龙江还大，海兰泡、江东六十四屯那些血案，听了令人发指。现在的新沙皇已经是马列主义的叛徒，逼着中国也搞修正主义，不然就用原子弹威胁，幸亏咱中国也造出了那玩意儿。于是，一些孩子就幻想着，有朝一日杀去莫斯科，活捉勃列日涅夫，然后把苏联的原子弹全部射向华盛顿——新三国演义！
然而有趣的是，在这些肤浅的政治幻想之外，我们发现，哈尔滨的文化竟然跟老毛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哈尔滨的标志性建筑是俄罗斯式的，从教堂到普通民宅，都高大宽厚，正正堂堂。哈尔滨的生活习惯是俄罗斯式的：爱喝酒和“格瓦斯”——哈尔滨人均啤酒消费量仅次于慕尼黑和巴黎，居世界第三。爱吃俄式黑面包——列巴，爱吃香肠——哈尔滨红肠是我最爱吃的美味之一。男人爱装修房屋，女人爱梳妆打扮——现在电视上的模特敢穿什么衣服，哈尔滨大街上的姑娘就穿什么衣服。爱郊游——哈尔滨人叫“野游”，在那伟大的毛泽东时代，每个单位都年年组织春游、秋游，吃喝玩乐，一律公款，人民群众其乐融融。郑绪岚那首著名的《太阳岛上》，问世于改革开放之初，所歌唱的内容其实都是文革期间哈尔滨人民的美好生活。除了那些昧着良心的知识分子，很少有人说毛泽东时代不好。哈尔滨还是一座艺术之城，音乐、美术、雕塑，是人民日常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受了俄罗斯的影响。更不能否认的是，哈尔滨的语言中掺杂了不少俄语词汇——哈尔滨人管水桶叫“伟大箩”，管监狱叫“笆篱子”，管市场叫“巴杂市”，跟小孩或者小猫小狗握手时就说“打拉司机”——你好。哈尔滨的男人不喜欢做小事、不喜欢做家务，个人英雄主义，外表侠骨，内里柔肠……哈尔滨还有很多中俄混血儿——我们叫“二毛子”，漂亮得一塌糊涂。所以，似乎有两个老毛子，交错闪烁在我们的视野里。
后来长大一些，开始阅读外国文学时，对我影响最深的就是俄苏文学——其次才是法国、英国文学。从俄苏文学中，我读到了一个博大而痛苦的、忧郁而粗暴的灵魂。不论是普希金托尔斯泰，还是叶赛宁肖洛霍夫，我觉得他们的意识形态差别都不大，他们共同表达出了一种叫做“俄罗斯”的东西，像大地一般辽阔而坚忍的精神。文学之外，俄罗斯的绘画、音乐、建筑、宗教以至战争艺术，都使我深深地迷恋。所以，当我初中所念的61中以俄语为外语，父亲问我要不要转到32中或者47中去学英语时，我果断地拒绝了。
其实我俄语学得很差，除了考试能得高分和多年用俄语写简单的日记以外，几乎没有其他用途。但我喜欢俄语那种粗犷豪放的发音，喜欢俄语中描绘大自然的丰富的语汇。我喜欢北大俄语系的朋友：郑滨、高会生、谢小用、洛兵、方平、贺红英……俄语系的老师都很喜欢我：潘虹、雷秀英、刘克勇、岳凤麟……我还曾经跟俄语系的李明滨教授联系，要考他的世界文学研究生，可惜我本科毕业的那年，他不招。现在去歌厅唱歌的时候，我经常唱的是《三套车》、《喀秋莎》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而这些歌曲俄罗斯的年轻人都已经不会唱了。2004年，一位俄语系毕业生报考了我们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生，我平生第一次主动跟学生说：你跟着我吧。当然，他的成绩和素质都是很出色的。我在韩国任教时，遇到一位莫斯科大学的物理学家在那里打工，我用俄语称呼他“达瓦理事”——同志，他的眼里立刻闪出激动的光芒。
曾经几次有朋友组织去俄罗斯玩，但我不大想跟很多人一起去走马观花，更不想跟旅游团一起去暴殄天物，我宁愿在电视上或者深圳的“世界公园”里看看红场、皇村学校、涅瓦河大街。我的同学有常驻俄罗斯的银行代表，有经常跑俄罗斯做军火生意的，从他们那里，从很多渠道那里，我知道北极熊现在比较瘦弱，比较忧郁。但一个灵魂，只要还懂得忧郁，就是充满希望的。如果我是政治家，也许不希望北方重新崛起一个强悍的超级大国。但是做为一个文化工作者，我又不希望俄罗斯沦为一个三流国家。我相信产生过柴可夫斯基的旋律和列宾的色彩，产生过别车杜的雄文和列宁的宏图，产生过门捷列夫、巴甫洛夫、罗蒙诺索夫和加加林的这个国家，一定会度过不得不烧掉钢琴来取暖的寒冬，从春天迸裂的冰层里，探出它北极熊般伟岸的身躯。
我怀着“天鹅湖”般的心情，矛盾而忧郁地，关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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