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文学与我们的时代

底层文学与我们的时代

□刘继明
【左岸特稿】

　　此文为8月10日至12日在北京参加的“作家、批评家与学者：公共知识分子与中国文学”的会议的发言。主办单位是海外比较文学与中国文学协会（简称ACCL)。与会的中国作家有曹征路、陈应松、王祥夫、胡学文和我，批评家有李陀、蔡翔、旷新年、李云雷、张宁等。

　　“底层文学”出现以来，无论是发表作品的数量还是作者规模，都超过了中国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的任何一场文学思潮。当然，与正面性评价相比，她遭受的否定性评价也蔚为壮观，并且从未停止过，这种毁誉参半的现象，几乎是以往文学运动中绝无仅有的。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底层文学创作内部存在的问题，也与我们时代的复杂语境密切相关。也就是说，底层文学从一开始就面临着来自文学内部和现实中国的双重诘问——在这样一种夹缝中生长起来的底层文学，注定了她在艺术姿态和思想立场上的暧昧不明和首尾不能相顾，而这正是底层文学越来越陷入某种习焉不察的困境，无法寻求突破的根本原因。
　　近年来，有不少学者讨论过底层文学的思想资源问题，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底层文学与三十年代左翼文学和革命文学以及五六十年代社会主义文学的关系。但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即便底层文学真的可以从左翼文学和社会主义文学那儿找到某种血缘上的证据，也很难在现行文学体制下为自己争取到合法的生存权。因为多年来对文学史的不断改写和重述，左翼文学和社会主义文学早已不再是值得尊重的文学传统，在新时期文艺现代化坦途上变成了一种被贬斥和抛弃的 “负资产”，也就是说，指出左翼文学和社会主义文学作为底层文学的“精神父亲”这一事实，不仅不能为其“加分”，反而为那些对底层文学不屑一顾和横加指责的批评家提供了“出身不好”的证据。这显然使底层文学的一些作家陷入了颇为尴尬的境地。对于我们时代的许多作家来说，承认自己与蒋光赤、柔石、叶紫和赵树理、柳青、浩然或者高尔基、斯坦贝克的文学血缘联系，远远不如同张爱玲、沈从文和卡夫卡、福克纳、博尔赫斯以及川端康成的师承关系具有艺术上的正当性和增值效应。因为在新时期以来的纯文学进程当中，后者已经被视为文学本质化的标本和尺度，前者正是在一过程中被剔除到纯文学之外的。
　　经过近三十年的演变，这种被称为“纯文学“的观念已经占据了主流的地位，并且充分体制化了。这种文学体制用一把精心打造的尺子衡量什么是文学，什么是“非文学”，什么是高等的文学，什么是劣等的文学，什么是文学应该关注的，什么是文学不应该关注的。其口味如此精致、挑剔，并且毫不掩饰自己的偏食，比如他们容忍甚至欣赏“撒娇文学”和无病呻吟的文学，却唯独不能容忍所谓“诉苦的文学”，就像某些高尚社区的业主们对周边贫民住宅充满鄙夷，呼吁城市规划部门将其拆迁到远郊，以便为他们打造一个白璧无瑕的“新新中国”和美丽新世界那样。这与其说是一种审美洁癖，还不如说是一种话语霸权。依附于这种霸权之下的精英文学集团，自觉地担任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守护者，他们睁大警惕的眼睛，将任何具有批判倾向的写作视为异己。他们规划出的文学版图如此纯净和狭小，以至让人们怀疑从诗经到杜甫、白居易和《水浒传》等开创和发扬的中国古典文学传统是否还有承继的价值，更不用说鲁迅、茅盾等代表的那个现代文学传统了。
　　对于主流文学体制的捍卫者来说，作家早已不再是公共知识分子的一部分，不再是左拉、托尔斯泰和鲁迅的精神传承者，而是变成了一种靠写作谋取名利的职业。他们推崇和欣赏的是那种凌空蹈虚、精致优雅和八面玲珑的写作，任何试图对现实的不合理性提出质疑和批判的写作都会把当作僭越纯文学规范的“非分之念”，他们对异端和另类的理解也仅限于“知识”或形式的范畴，而不包括思想。于是，没有思想的文学在技术和娱乐的名利场上嬉戏追逐、流连忘返，便成为了我们时代的一种文学奇观。
　　在这样一种情境下，妥协和退让便不得不成为了底层文学（包括所谓“打工文学”）争取主流文坛认可和褒扬的主要写作策略。应当承认，这种妥协和退让对部分底层文学作家来说是成功的，因为这至少让他们在位居正统的纯文学体系之内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接纳，但其代价也是显而易见的，即当底层文学在美学趣味上越来越符合纯文学口味的同时，其价值立场上的异质性和批判力量被大幅度地削弱，除少数作家的创作外，从整体上变成了一种消弭意识形态裂缝，由抗争走向和解，由批判走向迎合的“亚纯文学”样本，从而与底层文学的“精神父亲”越来越没有什么瓜葛了。
　　对于底层文学和主流文坛，这的确是一种相得益彰的软着陆。但对于业已体制化的中国当代文学而言，却意味着某种新的可能性被扼制住了。在一个权力和政治被消费化的时代，这未尝不是一种皆大欢喜的双赢局面。对此，人们如果简单地指责作家也许是不公平的。因为说到底，我们中的许多人都是靠吃“纯文学”的奶长大的，原本就缺乏担当主流文学叛逆者的冲动，而世界范围内的单极化意识形态和历史终结论，更是让很多人丧失了必要的历史感以及怀疑的勇气和能力。几年前，我在《我们怎样叙述底层》一文里说过：“底层文学的真正价值，正在于它试图召唤和激活一种被宣布已经失效的现实主义和左翼美学传统，在于它和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以及消费主义格格不入的异质性和批判性；而一旦这种异质性和批判性被消解和收编，它的价值也就不复存在了。”现在，我的这种忧虑不是减轻，而是更加强烈了。
　　这不单是底层文学面临的困境，而且是整个中国当代文学的困境。事实上，不仅仅是文学，包括所有的艺术创作和思想表达，都面临着同样的困境。正是基于这种看法，我觉得作为一个作家，对时代境况以及历史的清醒认知，从某种意义说甚至比艺术上的抱负更加重要。因为，这不仅决定着一个作家的立场，还决定着我们对时代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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