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创作感言
时间:2009年09月16日 来源:《求是》 作者:王朝柱
作为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献礼片，大型电视连续剧《解放》已经开始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播出。作为编剧，我感到非常欣慰。《求是》杂志的同志要我谈一谈创作体会，我想谈的最根本的问题是：创作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正剧，剧作家必须自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文艺观，既要正确地把握这段历史，又要善于艺术地再现这段历史。
近来海内外有一部分人肆意曲解中国革命史，在贬损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周恩来等的同时，公开为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大唱赞歌。但史实又是怎样的呢？我国自鸦片战争之后，逐渐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个多世纪以来，一代又一代爱国志士为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不断地斗争着。洋务运动失败了，维新运动失败了，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图强之路也处处碰壁。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真可谓是为推翻帝制、创建共和奋斗终生，但还是不无遗憾地向后来人呐喊：“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自从1921年神州大地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才有了真正求得解放的希望。经过28年的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历经坎坷艰难，包括克服自身的错误，终于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就是中国近代史发展的必然！大型电视连续剧《解放》必须艺术地再现中国人民为什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中国革命。惟有如此，才能正确地再现历史。
当我写到“平津战役”的时候，有人曾力主以傅作义将军起义为中心事件进行布局、写戏。理由嘛，是简单的：没有傅作义将军的起义，战争不仅会炸毁历史古城的文物，而且还会死伤难以计算的无辜，更为重要的是这样写是新的视角，能出戏，有收视率，等等。对此，我讲了如下这段话：“平津战役的主角自应是毛泽东、周恩来等共产党人，因为他们顺应历史潮流，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发展，且又创造了解放战争中的‘北平模式’。相反，傅作义将军经常和共产党为敌，就是在平津战役开始以后，他还多次电示天津的陈长捷顽抗到底。待到新保安战役以及四野百万大军入关之后，他才被迫选择和平起义。因此，我写《解放》只能反映历史的本质，而不是其他。”
与此同时，还有好心的朋友向我建议：《解放》的笔触应放在第二条战线和地下工作者的身上。更有甚者，建议国共两党把特务派遣到对方决策者的身旁，这样一来，不仅戏好编好看，而且收视率会创下新高。对此，我笑而答曰：“《解放》是一部史诗品格的正剧，我只能采用诗化的艺术手段去写史的品格。就是写到双方互派地下工作者的时候，也绝不会像某些电视剧那样，在毛泽东、周恩来的身边安插蒋介石派遣的特务，和我们的警卫干部谈情说爱，进而完成他们的任务！再者，《解放》所反映的历史距离今天实在是太近了，很多当事人仍然健在，他们绝不希望我写的《解放》是一部胡编乱造的作品！”由此可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进行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是何等的不易啊！
在创作《长征》、《延安颂》、《开国领袖毛泽东》、《解放》等一系列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剧作的过程中，我摸索并坚持了如下的艺术创作原则：首先，这些重大革命历史剧虽然是以厚重的历史为基础的，但它绝对不是史学家心目中的历史，而是经过剧作家艺术化了的历史。直言之，它属于艺术品。为此，我必须把史学家的史学思维转化为艺术家的艺术思维，并进而把历史转化为艺术。其次，由于我更希望这些重大革命历史剧不仅是史更是诗，因而就要求自己必须自觉地按艺术规律进行创作。一句话：波澜壮阔的历史、浩如烟海的原始素材，都是为塑造剧作中的艺术形象服务的。同时，所有艺术创作手段，也只是塑造人物的工具。所以，我在剧作中所描述的历史事件就变成了典型环境，所塑造的历史人物也就是艺术加工后的典型。惟有如此，作品才会具有艺术所独有的那种动人心魄的感染力。再次，为了让这些重大革命历史剧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史诗品格，我还必须向《三国演义》等古典名著学习，向大戏剧家关汉卿学习，向英国的莎士比亚学习，向近现代一切优秀的戏剧名作学习。如果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希望在学习古今中外艺术名作中，写出有中国气派的具有史诗品格的作品来。
在文艺创作中，抽象人性论往往阻碍着唯物史观的贯彻。在我写《解放》的过程中，有的认为《解放》的历史人物没有人性高度，对人性开掘也缺少深度。所谓缺少人性高度，实际所指是没有写出人的本能和欲望。对此，我作了如下解释：其一，是否具有所谓“人性高度和深度”，不是衡量艺术作品成败得失的惟一标准。世人皆知，《三国演义》不仅没写诸葛亮和一位丑夫人（当然，人们对阿丑的名字也有另外的理解）生活在一起的所谓“人性”痛苦，也没有去写张飞等人“拉郎配”式的错位恋爱，自然，这部古典名著所写的历史人物也就没有所谓的“人性开掘”。然而由于这部书写出了“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历史大势，写出了中华民族的文明和智慧，写出了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因此它是我国当之无愧的传世名著。就说以揭示“人性深度”而获成功的大文豪托尔斯泰吧，他十分清楚《复活》和《战争与和平》是不同性质的题材，于是采用了不同的艺术视角和创作手法进行写作。结果，写出人物性格深度的《复活》获得了成功，史诗风格的《战争与和平》也同样成为名著。这说明同一作家对不同题材的处理也应是不同的。其二，人性绝不单纯是男欢女爱。如果按此标准审视我国古代的一些作品，如描写中华民族古代女英雄的《花木兰》，就是败笔。再说名著《西游记》中不近女色的唐僧、孙悟空等，也将是没有“人性”的典型人物。由此可知，文学作品不仅有着浓郁的民族特质，而且必然打上不同时代的烙印。可以断言：具有强烈爱国主义精神的《花木兰》将会继续传之后世；专写敢于挑战封建秩序、勇于克服困难的神话名著《西游记》，也依然会受到中外读者的欢迎。其三，人性不是美化敌人的遮羞布，更不是触犯中华民族道德底线的借口。近来有一股风，吹捧张爱玲与大汉奸胡兰成的恋爱体现了真正的人性，而对“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刘胡兰这样最伟大的人性却不屑一评。与此同时，他们还歌颂日本侵略者的幡然悔过，并认为这是对人性深度的开掘，而对抗击日本侵略者而英勇献身的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等烈士所表现出的最伟大的人性却闭口不谈。这真是咄咄怪事！殊不知历史早已作出结论：为汉奸张目、为敌人开脱，就是对中华民族道德的背叛，这样的“人性深度”没有任何审美可言。我绝不会为了所谓创作的新视角、所谓的收视率，去篡改用烈士鲜血浇铸的中国革命史。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我的笔要对历史负责，也要对未来负责。
（作者：电视连续剧《解放》编剧）
《解放》片尾曲《浪淘沙 北戴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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