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电影，我实在想知道它献了什么礼。有人热血沸腾，有人讪笑，有人不知所云；我挺焦虑。
如果说，宏大叙事下的小故事、小语境是符合某种美学特征的话，那么我只能说，这一定是教条。如果所有的故事只要这么一弄就能挑动所有人大脑里的那根小小的美学神经，那大部分人早都美冷淡了⋯⋯这部电影做着同样的事情——只是无论怎么看都缺少真实感和历史感。
我看到的只是概念化、简单化和奇观化的东西。我承认我们这代人可能缺乏感同身受的共同心理体验和语境，但我决不认为面对这样的作品只能是镜中观花水中望月，甚至理所应当就提不起兴趣；也决不理所当然的会引起人们的 反感——但听听观影者的讪笑和唏嘘，似乎这已经成为主旋律的必然命运。
我最想知道的是，热血沸腾的感觉是怎么来的。我丝毫不否认甚至钦佩那些热血沸腾者，我也热血沸腾着，但它永远是一种模糊而无方向的感觉。可能是由衷的认同与赞美，也可能只是受到各种低级刺激唤起的心跳加快，甚至也可能是一时暴怒与不能认同。宏大的叙事，崇高美或许都能唤起人们受压迫的热血沸腾；所以这或许就是作品唯一的取向？要想唤起人们由衷的认同与赞美太难，又不能唤起人们的暴怒与否定，当然只能寄希望于某些业已建立的能够唤起热血沸腾的刺激物与信号——或许就是所谓的“类型假定”？
我不能赞同主旋律诉诸“类型假定”，因为这是一种顺应人们认知吝啬的应景行为：它能让人笑、让人哭、让人掏钱、让人看到最后，也能让人从电影院里走出来如洗脑般啥都忘掉。
如果说这就是献礼片要献的，那么它必然要失败，因为它除了制造奇观与怪异，唤起人们那点历史宏大之崇高美感，似乎完全不能匹敌爱情、滑稽还有血沫四溅、肢块乱飞带来的“类型假定”。或者说这主旋律目前尚未建立让人能耐下心的“类型假定”——我倒一点也不担心这个；反倒是如果它有朝一日建立了某种让人们“从可看到必看”的类型假定，我很想知道那究竟是什么——我丝毫不相信大部分“公民”“市民”会选择受教育和思考作为他们日益体制化、机械化、生活压力、欲望、矫情的释放方式；那么剩下的除了被用烂了的崇高美，可能主旋律导演们还得多多努力去挖掘些即能唤起兴趣，又不用思考太多，还要矜持的把人体器官包裹和保护的严严实实的“类型假定性”了。
我也不能相信“市场最终能改善问题”的假设。如果真的只是把电影的意义限制在有市场，或者能够有资金能存活下去，或者寄希望于某个“美国般”“成熟”的电影产业和市场，或者能依托“一个大蛋糕，只要分哪怕1％，也是巨大的”。那么主旋律还是主旋律么？估计只是一个小小的装饰泛音吧，虽然1％的“大蛋糕”也饿不死它了。
强调“类型假定性”的带来问题就在于，即便它坚称能够在洞悉受众接受心理的条件下，通过精巧的构造来实现更有意义的目的。我也很难相信，真的有那么多导演能生产出如此“精巧”的电影——毕竟这样的电影只是正态分布的两端，不然那些名导演就无名了；而对于受众来说，如果他们一旦接受类型假定性去观影，它们怎么能从认知的边缘路线走到中心路线去呢？如果它们真的认真思考，那么假定性的前提又被消解了——这是个缠绕的问题。
天安门，我记住了红色，记住了攒动的人头，记住了毛主席的脸，记住了小马列，记住了日本人，也被迫在多次暴露下记住了那朵传递着矫情意义作为“野花”的夹竹桃科长春花属五瓣梅（一种“园林植物”，主要在“长江以南地区”栽培）。因为没有什么思考，所以，左一点的就感觉赞美激动，右一点的就感觉可笑浮夸，不左不右的就一会儿笑一会儿热血沸腾。这些概念符号，无非最终成为了满足人们认知和谐的小药片——反正也算是“礼”吧，放映了，看了，消化了，吸收了，反应了，也忘记了。
我也热血沸腾了，因为确实有那么一点点“假定性”的东西，不过还是忘记了。
回到类型假定性，这是一个两难的问题。如何避免商业化与艺术化甚至意识形态冲突的问题可能还需要更多研究电影学的学者专家门去思考。当然要他们愿意思考，而不是忙着去评奖。我作为门外汉，思考不了，也没空思考，我要学习、拿学位、找工作、赚钱、消费。
只是，要我由衷的赞美一下天安门，门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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