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被流产”的签名售刊

          一次“被流产”的签名售刊
                         刘国震

              
           

  

   大约在2000年初，我从山西调回石家庄不久，去省作协看望一个作家朋友。闲聊中，他告诉我，花山文艺出版社的《名家》杂志，去年出版了一个浩然争鸣专号。我对浩然先生心存敬佩，曾写过两篇有关浩然的评论，发表在省作协主办的《文论报》上；在山西工作时，浩然先生也数次给我寄赠他主编的《苍生文学》季刊，因而，很想得到这期《名家》杂志。 
   我找到位于省城和平西路的花山文艺出版社，说明来意，一位编辑同志很热情地从资料室给我找出一本1999年第6期的《名家》。这就是那个出版社精心策划的浩然争鸣专号，封面上，是浩然先生60岁生日时的一幅留影：身着红色毛衣，坐在藤椅上，手持一本《苍生文学》，笑容满面，精神矍铄。剪得短短的小平头与脖子上打的领带倒显得有几分不协调。这个专号摘编了当时国内一些媒体“争议浩然”的一些观点，主打文章却是一篇记述浩然生平和创作生活、艺术成就的中篇纪实文学《“浩然”正气，笑傲文坛》，作者是女作家、原花山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祁淑英。杂志的倾向性是显而易见的：为浩然辩诬。
   那位编辑说，出版社当时曾想把浩然先生请到省城，搞一个签名售刊活动，以便扩大杂志的社会影响。“他来了吗？”我问。“来了，但签售活动没有搞。”我问为什么，那位编辑同志说，浩然的身体不行了。
   浩然当时虽年逾花甲，也曾两度中风，但身体真的到了不能执笔签字的地步吗？如果不能，为什么又拖着病体，一路颠簸地从三河来到石家庄?
   直到10年后的今天，我偶然读了原花山文艺出版社社长、总编辑兼《名家》主编李世琦的文章《我与浩然的一段交往》，才解开了这个谜团。文曰——

 

   《名家》编辑部决定作为第6期提前在国庆节前出版，利用国庆节的机会请浩然来石家庄签字售刊，一可以扩大刊物的影响，二可以促进刊物的发行量。浩然很高兴地来到石家庄。他到石的那天晚上，社里在省委招待处天鹅湖酒店为他接风，由于他是省作协的顾问，铁凝又是《名家》编委会主任，我们请省作协主席铁凝、书记李刚来作陪。那顿饭气氛非常热烈，充满欢声笑语，记得有同志说“我们河北作协有铁主席、‘刚’书记，是真正的钢铁公司”，浩然、铁凝和大家笑成一团。没有想到的是，饭后不久，省新闻出版局主管副局长给我的手机打来电话，说浩然是“文革”的受益者，现在对于浩然的争议很激烈，你们刊登他的传记就可以了，再请他来省会签字售刊，太招摇，希望你们慎重考虑。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只好取消了原来的计划。当我们把情况向他通报时，他非常理解，丝毫没有流露出埋怨、失望的情绪。由于那时对他的争议，出现这样的情况也许在他的预料之中。

 

   李世琦的文章，道出了这次签售活动“流产”的真正原因。
   一个年老多病、享誉海内外的著名作家百忙之中应出版社的邀请前来签名售刊（90年代初，浩然曾经因忙于文艺绿化工程，婉拒中国作协请他出国访问的邀请），却被来自“上面”的一个电话就制止了。我不知道，在号称“少干预”、“少介入”、“宽松”、“多元”的改革开放新时期，有几多作家或明星、“大腕儿”有过这种遭遇。而面对这种突如其来的尴尬与屈辱，老人却“非常理解”，“丝毫没有流露出埋怨、失望的情绪”，这正体现了他的宽厚、善良和极有涵养。毫无疑问，老人一定是体谅出版社和编辑部的难处，才把那些常人定会写在脸上挂在嘴上的东西，默默地吞咽到自己的腹中。
    浩然逝世前，曾有四五年的光阴卧病在床，口不能言，形同植物人。个中滋味，常人难以想象。有位老作家说，浩然的身体弄成那样，跟他的心境有关。我信。
    李世琦的文章还披露：“让人感到欣慰的是，此后不久，10月中旬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的北京‘金秋书市’，邀请《名家》和浩然举行签字售刊，读者排起了长长的队伍，浩然兴致勃勃地为大家签字，许多读者激动地和浩然合影留念，仍然可以看出浩然在读者中的号召力。”
   这正应了毛泽东的那句名言：“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