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会泳与革命样板戏
（编选自山东省《老干部之友》2006年第五期《于会泳与山东民歌》江毅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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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世纪七十年代过来的人们大概很少有人不知道于会泳这个名字。他是当时国家文化部的部长，后被打成“四人帮”的得力干将。然而却很少有人知道，他原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民族音乐家，为“革命样板戏”的创作立下了汗马功劳。每当听到那优美的旋律，总会想到当年的于会泳。
（一）从乡土里走出来的中国戏曲音东才子
于会泳，1926年生于山东乳山县海阳所镇西泓于家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于会泳从小就酷爱家乡的民歌、秧歌。他曾经这样描述过自己的童年：“在我幼年记忆里，这儿善良和蔼的人们是最喜欢讲义气和良心的，为着良心友谊，宁肯牺牲自己的一切，黄海滨上的那些打扮得红红绿绿的少女，嘴里经常哼着些动人的小调，她们会唱的民歌小调是非常多的，在海滩上拾蚌的时候，常常可以看到各村间的姑娘们为了显示她们歌唱的本领而展开的‘斗歌’形式。每当我哼起幼年大姐教给我的许多欢乐的或悲怆的民歌小调的时候，便立刻勾起我对于童年情景的回忆…”
于会泳在乡村学校读书时，学会了拉二胡、吹笛子、弹三弦。高小毕业后他在本乡小学任教。1946年9月，已经当了4年小学教师的于会泳，瞒着一手把他拉扯大的寡母，约了两个伙伴，偷偷地从家中跑了出来，整整步行了3天，找到了驻莱阳县的胶东文工团。他以自己的一手好画和优美的二胡演奏，征服了文工团的“考官”，于是，他成了革命队伍中的一名文艺战士。在文工团的几年里，他勤奋好学，很快就掌握了谱曲、编导等技能，同时还学会了多种民族乐器的演奏，成了团里的顶梁柱。在这期间，于会泳搜集并整理了大量的山东民歌。
1949年9月，胶东文工团决定保送于会泳和另外一名小提琴演奏员到上海音乐学院学习进修。解放初期的上海音乐学院充满了为工农兵服务的氛围，学生们经常排练一些文艺节目到基层演出。于会泳入学不久，就仿照着文工团常用的创作方法，写了一个小歌剧《夸女婿》，并亲自担任导演兼主演。于会泳在这个小歌剧中，充分发挥了山东民歌风趣、幽默的手法，加上他充满乡土气息的嗓音，唱起来韵味十足，这让时任上海音乐学院院长的贺绿汀赞赏不已。《夸女婿》在1950年新年音乐会和下工厂的演出中博得一片欢声笑语，备受欢迎。一炮走红的于会泳在上海音乐学院被公认是最有才气的学生。
1950年，于会泳毕业了。爱才的贺绿汀把他留在上海音乐学院文工团工作。1952年，他又被调入上海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室，专门从事曲艺、说唱的教学与研究。在这期间，于会泳积极投入到民族民间音乐的搜集整理工作中，先后出版了《山东大鼓》、《陕北榆林小曲》、《单弦牌子曲分析》等专著。也是在这个时期，他与华东军区解放军剧院的张仲樵相识了。张仲樵是部队选派来上海音乐学院进修的。老乡见老乡，加上又有共同的爱好— 搜集民歌，二人马上就成了知已。后来，在于会泳的建议和一手操办下，二人各自从搜集到的民歌中精选出一部分，合编成了《胶东民间歌曲选》。张老至今在回答“您对于会泳这个人的印象如何”的问话时，仍爽快地说“这个人还不错。”
1962年9月于会泳被任命为上海音乐理论系副主任。在担任此职务期间，他对民族音乐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民歌、曲艺、京剧、地方戏曲等等，无不涉猎。于会泳出身农家却在乐理上有着超人的悟性，他先后发表了《关于我国民间音乐调式的命名》和《关于辨别调式问题》的论文，引起音乐理论界的重视。他撰写的《民间曲调研究》《腔词关系研究》，成为上海音乐学院本科和专修科的指定必修教材。他还创作了《女社员之歌》、《幸福花遍地香》、《不唱出歌心不爽》、《党的恩情长又长》和《非洲在怒吼》等多首歌曲。他创作的歌曲大多旋律优美流畅，很爱欢迎，并被灌制成唱片大量发行。
（二）为革命样板戏呕心沥血
1963年，我国戏曲舞台上，掀起一股现代戏创作和演出的热潮，于会泳受此感染开始对现代戏进行研究。1964年，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举行。这年，于会泳在《上海戏剧》上发表了二万余字的论文《关于京剧现代戏音乐的若干问题》，对京剧现代戏唱腔设计提出了自己系统的思索。鉴于他对京剧音乐确实内行，又深谙作曲之道，所以上海市文化局在准备进一步修改几部京剧现代戏时，将于会泳借调到了上海京剧院，从事《海港》的音乐设计工作。
喜欢民族音乐的于会泳全身心地投入到现代京剧唱腔的设计中。他吸取京剧各个流派之长，提炼出一种节拍鲜明、旋律悠扬的唱腔，令人耳目一新。他还将曲艺、地方戏的音乐语言也用到京剧里，这都是很有新意的创举。
依其卓著的成果，于会泳在六十年代初就拥有了“作曲家”、“戏曲音乐家”、“戏曲理论家”等诸多头衔。
两年后，于会泳的才华受到了江青的重视。
“文革”初期，于会泳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和叛徒，在这危难时刻，江青把他保了下来，并被秘密地调到北京。江青选用于会泳，是为了让一个内行担起文艺革命的实际重担。
于会泳果然才气逼人，《智取威虎山》在1964年的京剧大会演中原本是个很不成功的末流戏，经过于会泳对其音乐一番鬼斧神工的改创，脱胎换骨，一跃而成为样板戏中的经典。“今日痛饮庆功酒，壮志未酬誓不休，来日方长显身手，甘洒热血写春秋。”这段我们所熟知的潇洒激昂的曲词便是出自于会泳之手。
于会泳的音乐天赋与创新精神更集中地体现在了京剧《杜鹃山》的创作中，在这部样板戏的唱腔设计上，他将自己的专业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杜鹃山》是“文革”前的现代戏，“文革”中又被拿出来改编，交由北京京剧团来排练。本来一切安排都已妥贴，却冷不丁地从上海派来个于会泳作顶头上司，一开始剧组成员的抵触情绪极大，然而于会泳接手后不久，全剧组的人很快就从内心里为他的艺术才能和敬业精神所折服。至今，他们在回忆起当年的情景时，言语中还无不流露出对于会泳的敬佩之情。《杜鹃山》可以说是现代京剧发展的一个颠峰。它吸收了西洋音乐的主题形式以及歌剧的演唱技巧，乐曲与演唱优美至极。同时，传统的京剧曲调与西洋的器乐表现又结合得天衣无缝。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杜鹃山》所有的曲目都出自于会泳一人之手。于会泳将原剧的音乐素材彻底颠覆，所有曲目全部重写。身为国务院文化小组组长的他废寝忘食，一丝不苟，对每个场景、每个细节都要亲自过问。他有胃病和喉炎，却经常只以一点点苏打饼干充饥，从早到晚地盯在排练场。剧组成员常常是每接到一份他新写的曲谱，然后立即投入排练。这种忘我精神和简朴作风，带动了全剧组的创作热忱，大家经常加班加点，却没有人口出怨言。可以说于会泳在这部戏中倾注了全部精力，可谓是呕心沥血，每个字，每个音符都是他心血的结晶。
有人撰文评论说：于会泳把戏剧改革推到了完美的高度，这个成绩如此骄人，至今无人能望其项背。
（三）升任国家文化部部长，成为“四人帮的干将”
1975年四届全国人大召开，于会泳当上了国家文化部部长。
不久，中国开展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于会泳领导开展了批判文艺界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其中包括组织对电影《海霞》的批判等。使他不能不深刻地卷入当时的政治斗争之中。
1976年10月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于会泳作为“四人帮”的黑干将，被隔离审查、拘押。在媒体上他被称为“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成员”而受到全面揭发批判。
1977年8月28日，已经被隔离审查9个月的于会泳，乘看守人员不备，将偷偷准备好的150毫升刷厕所用的“来苏水”一口气喝了下去。当时，疼得他满地打滚，看守人员发现后，马上将他送到医院抢救。8月31日凌晨，于会泳停止了呼吸，时年52岁。
一位杰出的戏曲音乐家、创作了诸多精彩戏剧的于会泳，最终以悲剧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人生。他的名字逐渐淡去，留下的却只有那优美的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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