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夏天,因推销一种商品，从广州坐火车去了广东省最北边的韶关市。
从韶关一出火车站，在广场上看到的情形，感觉到好象又回到了内地。只是从人们的衣着和口音上，知道这里还是广东。
为什么这样说呢？之前的几个月里，我一直在广东省几个经济发达的城市之间奔波，如深圳、广州、东莞、惠州等。那些城市给我留下的印象和内地是完全不一样的，卫生和生活环境都是非常的整洁、卫生、舒适和优美，人们说话、走路、办事，什么都是快节奏，到处都令人耳目一新，呈现着一派勃勃生机的景象。
那时候，韶关火车站广场上的秩序是非常混乱的，到处是闹哄哄的一片。涂着红嘴唇黑眼圈的“小姐”和出租车司机们争相拉客的现象比比皆是，都是乱喊乱叫，又拉又拽。让刚到那里出差的人们都避之不及、惊恐不已。
在偌大的广场上，却看不见几个维持秩序的警察或者是保安人员。为了搞创收，搞卫生罚款的倒是不少，这一点儿和当时内地许多大城市火车站广场的情形完全可以“媲美”。
比如，如果有哪位旅客一不注意扔了一个烟头、纸屑或者是吐了一口唾液，马上就会有不知道从什么地方突然钻出来的几个中老年妇女，她们胸口上挂着证件，从几个方向朝那个倒霉者包抄过去。最少要款10元钱。
那些被处罚的一般都是经常不来甚至没有来过城市里的人，他们不知道也没有人告诉他们，自己的一个烟蒂、一口唾液、一张纸屑竟然会那么值钱。于是便会发生激烈的争吵甚至咒骂，引起那些在广场上等火车的旅客们的围观。最后的结果还是那几个穿着土气的中老年妇女得胜，因为她们的后面有治安队给她们撑腰。她们之所以积极，是因为有优厚的提成，而决不是为了“改善生活质量，美化城市卫生环境”。
而在深圳和广东的其它地方，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情况。
于是，我决定不在这个地方住宿，尽快地把事情办完以后就赶快离开这里。运气还算不错，很快就找到了我要找的那家公司，而且在下午三点钟以前就办完了事情。
买了去郴州的车票之后，我就立刻去旁边的候车室里候车。我想：里面毕竟比外面安全一点儿，打个比方说：把钱装到内衣的口袋里，就比装到外衣口袋里有安全感，令人放心一些。
可是候车室里也是乱哄哄的，不时有叼着烟卷、斜着眼睛瞟人的年轻人象美国西部电影里的牛仔巡警似的，在大厅里荡来荡去。我把我的皮包抱在胸前，丝毫不敢懈怠，以尽量不给他们有可乘之机。
过了不大一会儿，就响起了车站广播员的声音：该我们的车次进站了。人们纷纷向检票口拥去，我也立刻站起来向检票口走去，想尽快地离开这个让人忐忑不安的是非之地。
可是，有时候你越是怕鬼，那鬼越是来你的家里来串门。没想到还是被年轻的扒手们给盯上了。
当我随着进站的人流快走到检票口时，后面的人们突然一下子向前面涌了过来。我当时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了抱在怀里的皮包上。这时，我觉得有人碰了我裤子后面的口袋一下，我急忙去摸时，口袋被划了一个口子，里面的身份证和二百块钱已经不翼而飞了。
有经验、有技术、朝气蓬勃的年轻扒手们的手法比我快得多，而且他们早有准备。我仗着自己是北方人，自己的个头大比他们大，回过身，大喊了一声：“谁拿我的钱了？把身份证还给我！”
我那时之所以这样喊，第一，主要是看书看多了，把扒手们都人性化，都当成仁义之贼了。第二我以为只要不要那二百块钱，他们就会把身份证还给我。
我转过身去，瞪大眼睛，想把那个心怀鬼胎的窃贼给辨认出来，因为那么多的人挤在一起，他肯定走不远，甚至还可能会站在我的身后。
然而我看了一圈儿以后，却大为失望。后面的几十个旅客，不但都是比我低半头，而且一个个都是低眉顺眼、老实巴脚的农民工的模样，没有一个人象窃贼。我对自己曾经引以为骄傲的辨别能力发生了根本性的怀疑。
这一切都发生在离检票口不到两米的地方，然而，几个检票员好象什么也没有看到一样，仍然在那里专心致志地检票。
从她们脸上的表情我就已经明白了，当时就是去派出所里报案也没有什么用。我正在踌躇之时，检票员已经非常麻利地锁上进站的铁门，走的无影无踪了。
我心存侥幸地在那里低着头又在寻找了一会儿，希望那张身份证能静静地躺在候车室的某个角落等待着我，突然给我来个悲喜交加。——但那只不是白日做梦。
身份证丢了，钱也丢了，那趟火车也开走了，手里车票也作废了。无奈之下，我只好回到售票处重新买票。幸亏我的皮包里还有一些钱，数了数，刚好回深圳，一路上还不能喝水不能吃饭。
活该！谁让我顾前不顾后呢？在走向售票处的路上，我的心里后悔死了，怎么会想到这个该死的地方来呢？
那个时候，在广东那个地方，身份证是很重要的，要是一旦被大街上的治安巡逻人员发现，肯定会把我抓起来送到收容站，让我的家里来人把我赎出来。在那里面呆着，我这个倔脾气，会不会落到孙志刚的那个下场也很难说。
心里头真是五内俱焚。又气、又悔、又急、又恨、又怕。
那几天正好是学生放暑假，坐火车的人特别多，几个售票的窗口都排了很长的队，我找了一个稍微短一些的队跟着慢慢往前挪。心里的怨愤和担忧搅和在一起在翻滚着。这时，就听得旁边发出了“咕咚”的一声响，忙转脸去看时，原来是相邻的那条买票队伍中有一个老人跌到在地上。
这是一个又黑又瘦的老人，大概有七十来岁，驼背驼的厉害，脸上的皱纹又多又密。一看便知道，他的这一辈子肯定是吃过许多苦受过许多累的。我刚进来的时候就已经看见了他，一直是颤颤巍巍地站在那里，都排了半个多小时了，和大家一样夹在队伍中一点点的往前捱。
他其实马上就要排到窗口前的的栏杆处了。走到了栏杆处，他就可以抓住栏杆扶一扶、靠一靠、稍微休息一下。可能是他的身体真的再也支持不住了，便一下子仰面摔倒在那里。不知道是他的脊背还是胳膊，与售票处的水泥地面发生了碰撞，因而才发出了那么大的响声。
躺在地上的他，脸上的表情十分痛苦，全身都在颤抖和地抽搐着——。
刹时，售票厅里，在他的周围，凡是听到这个声音的旅客几乎都把目光集中到了这个可怜的老人的身上，用吃惊和怜悯的表情关注着他，排在他身前身后的人们都还把身子向前和向后挪动了一些。
还好，老人很快就醒了过来。
估计他摔倒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年老体弱、排队的时间太又长，是实在没有力气了。老人全身的关节好象都有毛病，他试图着想从地上爬起来，但是却不能做到，主要是由于他的驼背和四肢过于僵硬。
他只能仰面朝天地躺在那里，胳膊和腿在摇晃，两只干枯的手在向空中舞动和抓挠着，好象想抓住一个可以依托或者支持他身体的东西以使自己能站立起来，那个动作我至今也没有能够忘掉。
排队买票的人依然是熙熙攘攘、形形色色。有西装革履的大款，有戴着眼镜的知识分子，有背着行李的民工，更多的是背着书包的学生，却没有一个人肯上前去拉他一下，伸一下援手，肯把他从地上扶起来。
当然，这里面也包括我。
我就站在离他五六米的地方，也和众人一起，用一种极为同情的目光看着这位老人。刚开始，也想去把他拉起来，但是看到那么多的人都没有上前，便也开始犯起踌躇来：不去帮助他于自己的良心不忍；去帮助他吧，又怕他万一是假装的怎么办？这个地方这么乱？如果这是他和同伙设下的圈套呢？我摸了摸裤子后面被划开的口子，更是犹豫不决了。
我是一个外地人，不知道这里的具体情况，不知道他的底细。如果我走过去把他搀扶起来，他如果拉住我的手不放开而大喊大叫起来：说我把他撞倒了，让我赔偿他医疗费怎么办？那个时候，我就是浑身是嘴也说不清的。本来我是一个人来广东的，而且正在发愁那压在仓库里的几万块钱的货物该怎样销出去呢？另外自己现在连个身份证都没有，思来想去，我没有伸出手去。
我当时还想：如果他是掉到水池里，我一定会毫不犹豫的冲上去的，那样风险系数会小的多。在我这样胡思乱想的时候，那个老人仍然在那里努力地挣扎着——。
众目睽睽之下，他竭力地做摇右摆地晃动了大约十几分钟，才终于使自己一侧的身子着了地，并且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站起来以后，往四周看了一下，吃力地弯下腰去，捡起了他的那个又脏又烂的破旧黑提包，站到了他原来的位置。他的脸上竟然表现的很平静；没有悲伤、没有怨恨，似乎刚才发生的这一切都是正常的、理所应当的。
看到这个情景，我的心里泛一种十分悲哀的感觉：是为他？是为自己？是为社会？还是为这一群冷漠的人们？
这时，他排到了栏杆处，他用胳膊使劲的挎住栏杆，竭力使自己的身体不要再倒下去。
售票厅里的人们已经都从他身上收回了自己的目光，又把心思放在了怎样尽快地买到车票，回到自己温暖的家、或者是要去的地方。一切都归于了平静。
然而我的心却再也平静不下来了，胸臆间升腾起一股淡淡的悲伤：为什么人们都变得这样的自私、无情、狭隘和冷漠了？如果我们这个社会是一个理想的和谐社会，是一个充满了真诚、友爱、信任和热情的社会，如果我们的一些职能部门都能忠实地执行自己的职责，这样的事情还会发生吗？
从此以后，我每当在大街上看到那些孤苦无助的老人，脑海里便浮现出这令我难忘的一幕。从内心深处也在隐隐地作痛，我们这些曾经受过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教育的、受到过共产主义的“大公无私”、“舍己救人”革命理想教育的人们，为什么在实际生活中，竟然都会丧失了一个人最起码的良知了呢？
谁来回答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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