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我们带着修改了N遍的简历和自荐书下火车上汽车，出东门进西门，喊叔叔叫阿姨，可就是没有一家单位接受我们。
就在我几乎绝望的时候，父亲的一个朋友收留了我。他是宁波一家餐饮公司的部门经理，利用他的职权，给我在餐饮大厅里谋了一份差事——也就是打打饭，擦擦桌，扫扫地。每月工资八百元，包吃包住。
没有办法，谁让我们这一届毕业生遇上了经济危机呢？
我所在的餐厅其实就是一家单位科技园区管委会的食堂。
食堂挺大的，每天中午有一千五百多人就餐，另外，科技园区管委会办公室大胡子主任还要求我们每天中午必须在玫瑰包厢为他们的头头们准备一桌五百元标准的伙食（无论他们吃与不吃）。所以，每天中午是餐厅最忙的时候。
十一点半开饭前的一分钟，总有一个搞保洁的穿红马甲的老头如期而至，他买完一元钱的白米饭后就奔到我们为客人免费提供的汤桶前，技术娴熟地把那几片青菜叶和几滴油花打捞得干干净净。
我家虽然也不富裕，我也是穷人子弟，对这样的行动我还是感到恶心和反感。
“难道穷得连一元钱的大白菜都买不起？”我想。
有一天，父亲的朋友说：端午节快到了，你帮我把这二十箱阳澄湖大闸蟹给大胡子主任送过去，这是他们这个月伙食费的结余。
当我送完二十箱大闸蟹回来时，看见那个穿红马甲的老头坐在园区花坛的栅栏边很伤心地哭着。
“你怎么了？”同情心战胜了厌恶感，我还是上前问了一句。
“我儿子考取大学了!”老头子用那枯树枝般的手擦了一下黑赤色脸上的泪水。
“那是好事啊，”我有点莫名其妙地问：“你应该高兴才对呀!”
“可－－我没有钱供他上学。”老头子抬起头来看着我，泪流满面。
在老头子的脸上我忽然看见了父亲的眼晴：那是一双混浊的，迷茫的，凄凉的，无助的眼晴。
我低头回到了餐厅，心里异常沉重，我想：等中午那老父亲来吃饭时，我把身上仅有的二百元钱送给他。
可是，从开饭前到午饭结束后，那个穿红马甲的父亲始终没有出现。
那个穿红马甲的父亲到那里去了？他的儿子是否上学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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