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闻博报 来源：《日出西边/风动中国》
中国为何培养不出顶尖科技人才？这是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的最后忧虑和遗憾，也是他留给中国的一道全民社会智慧考题。网闻博报小社员在《钱学森的最后发问触动了谁》一文中分析指出，“钱学森之问”不仅仅是一位德高望重的科学家的“教育行政问责”，而且是涉及自然科技学界和社会人文学界及文化艺术界的公共问责。因为顶尖科技人才和科学大师的产生，是一个牵涉方方面面的社会系统工程。那么，钱学森的最后发问究竟触动了谁？截止目前，似乎还没有看到有关行政部门的官方正式回应。比较多的反应还是来自科技学界对钱老的敬仰与追思，以及传媒界人士对“钱学森之问”的不断追问。直到11月11日，安徽11位教授联名发出公开信，让我们终于听到了来自教育界内部对“钱学森之问”的反思声音。而没反应、不回应，绝不等于没责任或可以不承担责任，最起码是社会责任与文化道义责任。特别是社会人文学界和文化艺术界的主流“知识精英”们，最应该有所反思和回应。社会公众也有权追问，并等待着应该知道的回应和答案。在未等到正式回应前，我们也不妨继续主动去问寻这些答案。
在媒体披露的钱学森的最后谈话里，他以自己成长的亲历体会现身说法，谈到了文学艺术对他的启迪作用，指出“艺术上的修养不仅加深了我对艺术作品中那些诗情画意和人生哲理的深刻理解，也使我学会了艺术上大跨度的宏观形象思维。”那么，中国到现在还培养不出顶尖科技人才，能说中国的文学艺术界就没有责任吗？而我们的文学艺术界现状如何？主流精英们又是怎样的一个自我评价呢？
对于中国文学的现状和评价，文学界内部与社会大众、“主流”与“非主流”、国内与国外，历来众说纷纭难有定论。各方评价的分歧和对立，近来似乎还有进一步加剧之势。
今年10月中下旬举办的第61届法兰克福书展，中国作为主宾国派出了庞大的代表团，共有150多名作家参加。与国内媒体的一片叫好声相反，德国媒体对中国文学军团的负面报道占了主流。对于外界的指责，中国著名作家王蒙明确反驳回应道：“中国文学处在它最好的时候”。
这次西方文化界对中国当代文学的非议，以德国汉学界权威顾彬为代表。据说顾彬贬低中国当代文学的理由主要有两个，一个是1949年后的中国文学不属于“世界文学”。另一个是中国当代作家不懂外语，看不懂外文原著，所以是“业余的”。这两个理由合起来无非是说，因为中国当代作家不能好好向西方国家学习，所以中国当代文学与西方文学代表的“世界文学”不同。但上海大学文学博士张永峰认为，事实上，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国的改革开放恰逢新一轮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中国改革开放的同时也就逐步被纳入到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世界体系当中。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作家面对中国当代文学与西方文学的不同，感到特别焦虑和不安，大家把这种不同普遍理解为“落后”和“差距”。 所以，当时“与世界文学接轨”、向西方文学看齐的声浪空前高涨，这成为当时饱含民族自卑心理和西方中心情结的社会思潮的一部分。于是，模仿、引进西方种种文学思潮、流派的文学现象此起彼伏，用文学界的话说，“我们用几年的时间把西方一百年的文学演练了一遍”。
可现在，自我感觉良好的中国文学界还是被西方“老师”判为“不及格”，这种委屈和不满是可以想象的。因此，王蒙的辩解和反驳也应是情理之中的事。否则，中国文学界这30年辉煌的颜面何在？又如何给国人一个交待？经历了30年的追赶和模仿“演练”，终于能够开始清楚地向西方说“不”。仅就这一点来看，是应给中国文学界和王蒙喝彩的。本来，文学的地球“人学”时代共性与民族地域文化“个性”，就是相辅相成存在但又是完全不同的概念。这两个概念绝不可混为一谈，更不能将最高解释权和评判权统统交予西方所代表的“世界”。若真正明白了这一点，中国当代文学还是大有希望的，尽管目前尚评价不一。
那么，对于国内社会大众和文学“非主流”们的非议，中国文学界又是如何回应的呢？
不久前，第二届“世界汉学大会”在北京举行。据《南方都市报》11月9日报道，国内外学者围绕“汉学与跨文化交流”的主题展开讨论。北大教授陈晓明说：“我认为中国文学目前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唱衰中国文学从90年代以来就有，是与媒体的兴起相关的。”
按照上述北大陈教授的说法，“中国文学目前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和王蒙“中国文学处在它最好的时候”的评价如出一辙，应该说是代表了中国文学界主流的自我评判。但陈教授同时又提出了90年代以来媒体“唱衰”中国文学的问题，这就让人有些迷糊了。搞不准中国文学究竟是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度”，还是已经被媒体“唱衰”了？
为了弄明白这个问题，网闻博报小社员又查阅到了今年8月份《人民日报》的一则报道，在被称为出版界“世纪工程”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76—2000年)》正式出版之际，王蒙有这么一段话：“过去30年的中国文学，比历史上许多阶段的文学，都更热闹、更活跃、更多姿多彩，但也更难以概括，形不成‘文学运动’，缺少公认的优秀高峰。所以，至今许多人对于文学创作，仍然怀念从《保卫延安》、《林海雪原》到“三红两闯”(《红旗谱》、《红日》、《红岩》、《创业史》、《李自成》)的年代。”
“过去30年的中国文学缺少公认的优秀高峰”，这和王蒙最近的说法，以及北大陈教授“前所未有的高度”说又偏差巨大。相较于学术精英，我倒宁愿相信王蒙是内外有别的艺术处理，他自己对中国文学界的现状其实是有比较客观清醒的认识。
就文学艺术的社会价值和作用来说，除了“人学”的时代共性和民族地域“个性”外，还有一个“人民性”的问题，而后者恰恰应是文学艺术的灵魂所在。文艺是关照社会多数人的生活还是关照少数人的生活，是为人民大众服务还是为权贵圈子服务，是反映社会现实还是表达自我吟唱。这些文艺本质元素，必然决定了其“共性”与“个性”的表现差异，也决定了其价值含量和恒久性。文艺作品在此基础上所张扬出的激励创造与批判反思精神，才是足以感动天地的人间正气。中国的文学艺术界现在不差作品也不差人，差的正是这口气。否则，“前所未有高度”的中国文学，岂是媒体能“唱衰”的！
当然，公众的追问与分析，并不能替代文学界主流对“钱学森之问”的正式回答。谨以此文抛砖引玉，给文学界的思考和回应热热场子敲敲鼓。
（网闻博报夏商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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