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1948年，中国大陆的政治和军事形势发生急剧转变，国民党及其军队的衰败之相尽显，而一直处于弱势地位的共产党及其军队一跃而升为强势一方，转入反攻阶段。为了配合形势发展的需要，避居香港的左翼文人以上海出版的《文汇报》、《文萃》和香港出版的《华商报》、《群众》、《大众文艺丛刊》以及《小说》月刊、《文艺生活》等媒介为阵地，发起了有目的、有针对性的文坛清剿和整肃运动。阅读当年那些充满激情、声色俱厉的讨伐文字，仍能感受到其中的硝烟与战火味。在被批判的对象中，既包括胡风、路翎、舒芜、姚雪垠、臧克家、骆宾基、李广田等左翼「异己」作家或「革命同路人」，也包括所谓的主张「唯生主义文艺」和「文艺再革命」的徐仲年，标榜「文艺的复兴」的顾一樵，宣扬「为艺术而艺术」的朱光潜、梁实秋、沈从文，以及「摆出四大家族奴才总管面目」的易君左、萧干、张道藩、潘公展等。另外，还有未被点名的所谓「黄色」的买办文艺，色情的、趣味恶劣的、鸳鸯蝴蝶的……。当然，细数历史文献可以发现，作为自由主义作家的朱光潜、沈从文和萧干等三人却「力压群雄」而成为左翼火力的集中靶子。何以故？本文将以回到历史现场的方式再现这一文坛恩怨与纠葛。
一 对朱光潜的清剿及过往纠葛
1948年3月1日创刊的《大众文艺丛刊》第一辑中，载有两篇与朱光潜直接相关的文章，即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和邵荃麟的〈对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检讨．批判．和今后的方向〉。郭沫若在文中将朱光潜定名为「蓝色作家」，并予以批判道1：
当今国民党当权，为所欲为的宰治着老百姓，是不是党老爷们都是「生来演戏」的，而老百姓们是「生来看戏」的呢？照朱教授的逻辑说来，又能够得出一个答案，便是「是也」！认真说，这就是朱大教授整套「思想」的核心了，他的文艺思想当然也就是从这儿出发的。由他这样的一位思想家所羽翼着的文艺，你看，到底是应该属于正动，还是反动？
邵荃麟则批评道：「……更主要的，是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帮凶和帮闲文艺。这中间有朱光潜、梁实秋、沈从文之流的『为艺术而艺术论』……这些人，或则公然摆出四大家族奴才总管的面目，或者扭扭捏捏化装为『自由主义者』的姿态，但同样掩遮不了他们鼻子上的白粉。……我们决不能因其脆弱而放松对他们的抨击。因为他们是直接作为反动统治的代言人的。」2稍后，在5月1日出版的《大众文艺丛刊》第二辑中，邵荃麟再次撰文批判道3：
这一年来，我们看过了许多御用文人的无耻文章，但我们还找不出一篇像朱光潜在《周论》第五期上所发表的〈谈群众培养怯懦与凶残〉那样卑劣，无耻，阴险，狠毒的文字。这位国民党中央常务监察老爷，现在是俨然以戈培尔的姿态在出现了。
我们要问一下朱光潜：当你们还骑在人民头上的时候，当你们主子还在用达姆弹和装甲车向徒手的人民冲锋的时候，你这种撒娇撒赖的做法，这种对人民群众无耻的诬蔑，是甚么作用呢？你以为你主子的疯狂屠杀还不够彻底吗？你以为你的挑唆还不够尽力吗？
但你却比他们阴毒，因为你是装着一副正人君子的脸孔，摆着大学院长的身份，在你毛笔管下飕飕的闪出残忍的杀机，这正是你们御用文人们杀人不见血的最恶毒的地方。……你，朱光潜，就是这样一种角色！
这样的批判还包括马列主义美学家蔡仪1948年8月撰写的长文〈朱光潜论〉。文中，蔡仪将朱光潜的美学和文学理论贬为「封建士大夫的旧的理论」、「把洋大爷的东西拿来撑撑腰，支持门面」，表现的是「文艺上的中体西用论」4。
郭沫若、邵荃麟、蔡仪等左翼文人缘何如此凶狠地批判一个从事文学和美学研究工作的大学教授呢？或者说，朱光潜究竟闯了甚么「祸」，会令这些人如此大动干戈呢？
考察历史可知，朱光潜与左翼文人的「交恶」应该从1937年《文学杂志》创办算起。在发刊词中，朱光潜这样写道：「中国所旧有的『文以载道』一个传统观念很奇怪地在一般自命为『前进』作家的手里，换些新奇的花样而安然复活着。文艺据说是『为大众』，『为革命』，『为阶级意识』。」显然，朱光潜在这里的批判矛头是指向左翼文艺。在批评的同时，他还倡言道：「你如果爱自由，就得尊重旁人的自由。在冲突斗争之中，我们还应维持『公平交易』与『君子风度』。」5显然，对于左翼文人来说，朱光潜的上述言论是不受欢迎的。不过，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文学杂志》被迫停刊，预期中的批评和清算也暂时被搁置了。
但《文学杂志》在1947年6月复刊后，朱光潜在〈复刊卷首语〉中再次申明《文学杂志》复刊后的指导思想，并有所影射地写道6：
文学上只有好坏之别，没有甚么新旧左右之别。……市场上许多竞争的恶伎俩不幸久已闯进文坛，大家都想卖独家货，以为打倒旁人就可以抬高自己，于是浪费精力于纵横捭阖，闹店骂街。其实这不仅是浪费精力，也显得趣味低级。
朱光潜在文中的用词与心机，明眼人一眼便能看出其中的究竟。这种含沙射影式的批评还体现在他的〈学潮的事后检讨〉一文中，他说：学潮中少数操纵者「挟有某政党背景而在背后操纵利用，以求达到政治斗争目的的」，他们「假民主的名号，作反民主精神的行动」7。稍后，朱光潜又在〈看戏与演戏──两种人生理想〉一文中针对斯蒂文森（Robert L. Stevenson）的散文〈步行〉中的一段话（「说到究竟，能拿出会游行来开心的并不是那些扛旗子游行的人们，而是那些坐在房子里眺望的人们。」），有感而发道：「我们看了那出会游行而开心之后，也要深心感激那些扛旗子的人们。假如他们也都坐在房子里眺望，世间还有甚么戏可看呢？」8从这些绵里藏针的话中可以判断出，郭沫若为甚么会如此敏感于「看戏」和「演戏」这一形象比喻了。
如果说，这几篇文章都是朱光潜藉曲笔来表达自己的一种观点，那么接下来的〈苏格拉底在中国（对话）──谈中国民族性和中国文化的弱点〉一文，则直接体现了他对时局的进一步关注和判断。他藉文中的虚拟人物林、褚两先生的口说：「国内有两个大政党，都不体念人民的痛苦，一味用私心，逞意气，打过来，打过去，未建设的无从建设，已建设的尽行破坏。」他又藉苏格拉底的话说：「这是狂热主义（fanaticism）。…… 最近的例子是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他们要违背人性，发挥兽性，所以都受了他们所应受的惩罚。我看你们中国现在许多做政治斗争的人们也还在蹈以往的覆辙。他们正在中宗教热忱的毒，他们不寻求光明而在玩火。」9朱光潜的这些言论无疑是一个自由主义者面对中国的现状所作的个人思考，而这些思考也无疑会刺痛一些左翼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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