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文艺界发生了一次论争。时任文研所所长的刘再复在《论文学的主体性》一文中，从主观唯心论出发，公开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挑战。首先起来应战的是陈涌同志。他在《文艺学方法论问题》一文中，批驳了刘再复的谬论邪说，并庄严地指出：“现在确有少数人，在‘发展’马克思主义或者在‘文学观念更新’的名义下，对马克思主义原理弃置不顾，甚至加以贬斥。这不是一个小问题，这是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命运，关系到社会主义文艺在中国的命运问题。”对此，刘再复却拒绝从正面作出理论的反驳，而煽动一些人对陈涌同志“鸣鼓而攻之”。出于捍卫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责任感，姚雪垠先生放下了续写《李自成》的紧迫工作，先后发表了《创作实践与创作理论》、《继承和发扬祖国文学史的光辉传统》两篇鸿文，使理论贫困、学养欠缺的刘再复，无力回应论争的焦点问题，唯以造谣、诽谤以泄其愤。
在理论上背弃马克思主义的人，往往会堕落成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鼓吹者。1989年的一场风波，刘再复的仓皇出逃，恰恰暴露出他所谓理论创新的政治意图。
事情过去了20多年，在大洋彼岸的刘再复，对已经辞世的姚雪垠先生仍耿耿于怀，忘不了报一箭之仇。2008年的秋天，刘再复在《钱钟书先生记事》【注1】一文中，又用“钱钟书”这根大棒挥向姚雪垠先生。刘文中写道：
“有一天，四川的戏剧家魏明伦先生在《人民日报》用文言文写了一篇嘲弄姚雪垠的短章。他（指钱钟书）看到之后竟高兴得打电话给我，问我看到没有，说魏的文言文写得好......”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魏明伦嘲弄姚雪垠先生的起因。魏明伦学步西方荒诞派，创作了荒诞剧《潘金莲》。人们出于好奇，颇有些轰动效应。其实，荒诞派祖宗并不在西方。大约1300多年前，托名牛僧孺的《周秦行纪》【注2】言牛落第返乡，路宿薄太后庙中。梦与太后所请戚夫人、王嫱、杨玉环等汉唐妃嫔一起宴饮、赋诗，终以昭君侍寝。遗憾的是这个荒诞故事，没有《潘金莲》中平头百姓不认识的洋娘们儿。
荒诞剧《潘金莲》的演出，社会上反响不一。因姚雪垠先生持批评态度，魏明伦遂拾起刘再复的余唾，谓《李自成》是文革文艺“高大全”的产物。虽然《李自成》第一卷出版和第二卷完稿的时间，已足以把这种满含诽谤性的谎言击得粉碎，但我还是要举出例证，说明姚雪垠先生在创作构思和美学追求上，正如他独立特行的人格一样。文革中，因开展评法批儒，茅盾先生曾致函姚雪垠先生：“我以为第一卷中虽写了‘问道于孔孟，求教于牛金星’，仍然可以写有其反孔、儒的法家思想及其措施。”【注3】然而，姚雪垠先生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作出实事求是的回答：“根据现存的，经得住推敲和复查的文献资料，李自成没有过反孔政策和措施，倒是相反的资料却不少。”【注4】这正如他1956年写的《惠泉吃茶记》【注5】中，提倡实事求是，独立思考，反对迷信盲从的治学态度一样，他决不会人云亦云，跟着起哄。
话又说回来，被称为“三突出”、“高大全”的样板戏，毕竟是集众多作家、戏剧家、演员、乐师的智慧，精雕细刻而成，所以40多年来常演不衰，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而荒诞剧《潘金莲》呢？不过是昨日黄花，过眼烟云罢了！
钱钟书所称赞的附庸风雅的半文不白的文言文，真的写得好吗？比你钱钟书的文言文如何？比五四时代“桐城谬种”的代表人物林纾的文言文又如何呢？
其实，明眼人看得清楚，钱钟书是借此为文艺论争中败下阵的小兄弟泄愤。他曾对刘再复说：“批评你的人，有的只是嫉妒。他们的‘主义’不过是下边遮羞的树叶子。”【注6】这种亵渎马克思主义，带有诬蔑性的轻薄话语，正道出了这位大师论辩能力的低下和灵魂的龌龊。
钱钟书对马克思主义的轻蔑，对信仰者自然也是报以嘲笑的态度。“他批评丁玲是‘毛泽东主义者’，被打成右派，吃了那么多的苦头之后还是依然故我。说完哈哈大笑。”【注7】殊不知，姚雪垠先生也和丁玲女士一样，他在五七年说过：“尽管我被批判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极右派’，但我丝毫没有动摇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注8】丁玲女士和姚雪垠先生不因个人得失荣辱而改变自己的初衷，依然执着于自己的信仰，恰恰证明了他们投身革命没有丝毫的投机意图。他们和“世故的变色龙”以及背叛自己当初誓言的人相比，我得为他们奉上我最崇高的敬意！
对于这样的一个“变色龙”，刘再复在文章中借用乃师的话，把他吹捧得令人肉麻：“不仅才学盖世，人品之高亦为大师自居者所望尘莫及。”对于这样的赞语，李泽厚先生大概没有听到。要不然，他怎么会说：“钱钟书既杂且碎”呢？“钱钟书热”也是由一部小说《围城》煽动而来的呢？【注9】笔者却以为李泽厚先生道出了个中真谛。“杂”，是说他学无所专；“碎”，是说他没有自成系统的学术著作。洋洋大观的读书札记《管锥编》，正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段。”【注10】至于他的《谈艺录》，除些考证外，并没有什么创获性的的见解。他之所以好用文言文写作，无非如苏轼批评扬雄那样：“好为艰深之辞，以文浅易之说。”【注11】
刘再复还从钱钟书的文中，体会到钱钟书是如何通过“曲说”来批判“文革”的。他写道：“面对文化大革命的大荒唐，他不能直说，但书中‘口戕口’的汇集与曲说，则让你更深地了解到人性之恶从来如此。”
是的，“人性之恶从来如此”，否则，钱夫人牙咬乔凤女士，钱先生棒伤林非先生，何以能下得去嘴，何以能下得去手？
原来，“人品之高”，还有如此凶悍的一面。但也无须为尊者讳，这正为“性格组合论”提供了最形象最生动的例证。 多谢刘再复的《记事》文章，把钱大师皮里阳秋的微言大义，向世人做了最明白的诠释。
【1】11月15日《东方早报》。
【2】《周秦行记》，见《太平广记》卷第489，1961年中华书局版。
【3】《茅盾 姚雪垠谈艺书简》，1975年1月6日。200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
【4】同上，1976年3月7日。
【5】《新观察》第17期。
【6】刘再复《钱钟书先生记事》。
【7】同上。
【8】《雪垠世界.坎坷岁月的回忆》第133页，2001年中国青年出版社。
【9】《浮生论学》第167—168页，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
【10】宋.张炎《词源.清空》，见《宋金元文论选》第430页，198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11】宋.苏轼《答谢民师书》，见《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二册，197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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