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电视台《见证》栏目曾经播出6集电视系列纪录片《伊文思眼中的中国》，第一次使国人有机会看到“WG”时期伊文思在中国拍摄的《愚公移山》以及他在中国拍摄的所有影片的一些片段。
中央新影保存的伊文思的影像资料较全，他在中国拍摄的多数影片都有完整拷贝，惟有《愚公移山》不全。影片素材达120个小时，我们现在都知道它有十二集，其实在12小时版本外，最初还有一个27小时的版本，就更没有能够看到了。为了拍摄《伊文思眼中的中国》我找到一部分片子，比如《球的风波》、《上海第三制药厂》、《大庆油田》、《上海印象》等，但是大多数是“双片”，就是声、画分离，未合成的拷贝，做胶片转磁带的工作时，发现声音找不到，只能猜测片子里的人在说什么。这部片子奇特的一点就是因为它拍摄时间很长、投入的人力物力最多、历经磨难，但最后却没有人完整看全过。
当年摄制组的足迹遍及大庆、上海、南京、青岛、新疆等地，广泛接触了我国的工人、农民、渔民、教授、学生、解放军战士、售货员、演员、手工艺艺人。
《愚公移山》由12部各自独立的影片组成：
《大庆油田》（84分钟），《上海第三医药商店》（75分钟），《上海电机厂》（131分钟），《一位妇女，一个家庭》（110分钟），《渔村》（104分钟），《一座军营》（56分钟），《球的故事》（19分钟），《秦教授》（12分钟），《京剧排练》（30分钟），《北京杂技团练功》（18分钟），《手工艺艺人》（15分钟），《对上海的印象》（60分钟）。
在世界电影史上，尤里斯·伊文思（1898—1989）这个名字意味着什么呢？可以用这样几句话进行简单概括。首先，他是一位纪录电影先驱，与美国的罗伯特·弗拉哈迪、英国的约翰·格里尔逊和苏联的吉加·维尔托夫被并称为四大纪录电影之父，与其他三位先驱不同的是，伊文思的创作生涯最长，在长达60余年的创作生涯中拍摄了60余部影片。
其次，他是一位国际主义战士和诗人，这位“飞翔的荷兰人”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其他国家度过的，而且主要是在遭受法西斯侵略的国家，以摄影机为武器声援它们的民族解放运动，而在这些国家获得独立之后，又热情讴歌它们的建设成就。
第三，他是一位电影教育家，为五大洲的数十个国家培养了大批电影工作者，而且他与弟子的关系超越师生之谊而升华到朋友之情。最后，他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从1938年拍摄《四万万人民》到1988年完成《风的故事》，他与中国的交往长达半世纪之久，亲切地把中国称为自己的“第二故乡”。
伊文思1960年代中期以后的作品都是与玛斯琳·罗丽丹合作完成的，此后他的每一次中国之行都与罗丽丹形影相随。罗丽丹曾经在开创现代纪录电影先河的法国导演让·鲁什拍摄《夏日纪事》（1960）时担当过重要角色，亲自拍摄过反映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斗争的纪录片《阿尔及利亚零年》（1962），正是在制作此片的过程中她与伊文思相遇，并且从此成为伊文思的合作伙伴和生活伴侣，她与伊文思的结合也为传统纪录电影融入了现代风格。
1971年6月，伊文思和罗丽丹应中国政府之邀来到北京，带着几部关于法国68年5月事件的影片。周恩来一见到伊文思就问：“你怎么没带摄影机来啊？应该在这儿拍几部影片。”伊文思顿时感到不知所措，虽然他与周恩来已有几十年的交情，但没想到周恩来会向他提出一个如此直截了当的提议。周恩来补充说：“反正你还要回来的，你和玛斯琳利用这段时间参观参观中国，把你们带的片子留下，我们来看看。”
1976年《愚公移山》在巴黎的放映十分困难，没有宣传经费，完全靠伊文思自己筹备。影片放映了6个月，得到观众和评论家的好评。但是很快，当年10月中国政局巨变，使得很多人怀疑伊文思拍摄影片的真实性，甚至有人骂他为“骗子”，使得伊文思从峰顶跌落深谷。
伊文思从小就渴望自由飞翔，影片的开始就是他坐在自己制作的木头飞机里，他说“妈妈，我要去中国”。而他的祖国，人们依旧称伊文思为“飞翔的荷兰人”。在《风的故事》里，我们似乎看到了一个圆满的结局，伊文思从一位艺人手里接过一个烧纸的面具，作为回谢，他送给艺人一盒胶片———他的第一部电影。面具与片盒，风与电影……1989年，伊文思在巴黎去世，但是时间输了，对永生者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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