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章回》（小说连载）（一）附记
让历史告诉人们
1961年，我国因为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不断发动反华高潮，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借机拼命鼓吹资本主义道路，刮起一阵“单干风”、“翻案风”。
1961年1月，吴晗受命写成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宫》在北京首次演出，为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大刮“单干风”和“翻案风”鸣锣开道，为庐山会议的右倾机会主义张目，向社会主义发动猖狂进攻。
1964年7月，毛泽东主持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文化部和全国文联以及各协会重新整风，并决定成立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在中央政治局、书记处的领导下，负责文化革命事宜。
1965年2月，毛泽东指示江青到上海，在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的支持下，与张春桥共同研究，由姚文元执笔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写好后，江青送毛主席审阅。
1965年10月，上海《文汇报》刊出姚文元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把剧中的“退田”和“平冤狱”与“单干风”和“翻案风”联系起来批判，对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猖狂进攻进行坚决反击。
1966年2月，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在京常委会议讨论通过了彭真等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抛出的《二月提纲》，打击左派，包庇右派，转移斗争方向，把对《海瑞罢官》的政治批判限定在学术讨论范围。
1966年4月，毛泽东多次点名批评《二月提纲》，彭真召开北京市委常委会议对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问题进行自我批判，争取主动，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声讨批判“三家村”黑帮的高潮。
1966年5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二月提纲》，重新设立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式拉开序幕。
1966年5月下旬，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在校内贴出第一张大字报，清华大学附中成立全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全国各地大专院校群众纷纷贴出大字报，揭露校党委和党委领导的问题，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开火。 1966年6月初，刘少奇、邓小平抛开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在北京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限制群众革命行动的八条指示，批准北京市委派工作组进驻大、中学校，镇压正在兴起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走上歧途，出现混乱：老红卫兵掀起“破四旧”运动并波及全国；学校及机关的党委和工作组挑动群众斗群众，一方面揪斗反动学术权威和牛鬼蛇神，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示众；一方面把捣毁资产阶级黑线、揭发党委的问题、反对工作组的革命造反派打成“反革命”、“右派”。
1966年7月，毛泽东回到北京听取回报，提出撤销工作者，遭到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反对。周恩来和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到学院和机关看大字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工作组，革命造反派得到解放。
1966年8月上旬，毛泽东主持八届十一中全会，会上发表了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和《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支持革命造反派；会议发布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
1966年8月中旬，毛泽东身着绿军装出席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北京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百万群众大会，接见红卫兵，支持革命师生的造反行动，文化大革命走上正轨，炮轰资产阶级司令部掀起高潮。
1966年8月下旬，老红卫兵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权威中转为资产阶级保皇派，一些地方的走资派继续镇压学生运动，挑动不明真相的工人、农民、干部、军警围剿革命造反派，红卫兵冲向社会，进行革命大串联。
1966年9月，《人民日报》社论《工农群众和革命学生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团结起来》，中共中央关于转发毛主席关于不准挑动工农兵干预学生运动的决定；
1966年10月，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首都红卫兵三师”上街游行喊出“打倒刘少奇”的口号；聂元梓等十一人贴出《邓小平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字报。
1966年10月下旬，老红卫兵炮制的“血统论”成为维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政治工具，制造派性，打击革命群众，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与资产阶级保皇派的斗争进入高潮。
1966年11月上旬，上海市工人造反总司令部成立，“安亭事件”标志工人阶级登上文化大革命政治舞台；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转移斗争方向，挑动少数工人把造反目标指向物质利益，刮起经济主义妖风。
1966年11月中旬，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发出《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北京市工交系统30万人成立“捍卫毛泽东思想红色职工团”，公开表明“反对批判刘少奇”。
1966年11月下旬，资产阶级代表反动路线全盘否定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提出的“十二条”，起草“十五条”与“十二条”对立，规定工厂不搞“四大”，压制工人阶级的革命造反行动。
1966年12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工业文化大革命的十条和农业文化大革命的十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工厂和农村蓬勃兴起，两条路线的斗争在全国各地全面展开。
1966年12月，老红卫兵成立“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联动），公开反对毛主席和中央文革领导小组，保卫刘邓黑司令部，大搞打砸抢，制造武斗，围剿造反派，使北京成为武斗源而波及全国。
1967年1月，上海市、山西省、黑龙江省、青岛市造反派实现革命大联合，夺了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权，粉碎反革命经济主义的进攻，执行“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掀起一月革命风暴，革命造反派全面夺权开始。
1967年1月中旬，林彪批准提出“抓军内一小撮”；叶剑英主持军委作出了“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决定。“联动”六冲公安部。毛主席通过中央发出《不要把矛头指向军队的通知》；
1967年1月下旬，中央发布人民解放军支左的决定，毛泽东签发《中央军委八条命令》；解放军参加文化大革命，制止武斗，反对派性，促进大联合，支持造反派夺权；红旗杂志第三期社论宣告了“联动”的灭亡。
1967年2月中旬，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势力大闹怀仁堂，攻击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反对文化大革命，掀起了“二月逆流”；中央接连召开了7次会议，对“二月逆流”中谭震林、叶剑英、李先念等人错误进行了批评。
1967年2月下旬，二月逆流”在全国各地则表现为军方对造反派的整肃和镇压。广东、福建、安徽、河南、湖南、湖北都抓捕了造反派骨干，取缔了一些造反派组织；青海发生了枪杀造反派的“二二三流血惨案”。
1967年3月，首都红代会举行十万余人的示威游行，痛击资本主义复辟的“二月逆流”，反击浪潮随后逐渐传到全国各地；中央相继发出了《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为革命造反派平反。
1967年7月，武汉军队支持保皇派围剿造反派的大规模武斗，制造了挟制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七•二○”事件；中央支持革命造反派，解决湖北问题。
1967年7月下旬，林彪主持会议提出“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解放军报》刊载红尖兵(林立果)的《从政治上思想上彻底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全国掀起“揪军内一小撮”高潮。
1967年8月，红旗》杂志发表纪念“八·一”社论，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口号。毛主席看了，写了“大毒草”三个字，批示：“还我长城！”，周总理主持中央文革小组召开扩大会批判“揪军内一小撮”。
1968年9月，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至此，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革命委员会全部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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