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转自新京报 http://yule.sohu.com/20100525/n272334098.shtml
手机。这个伟大的通讯进步，必须这么理解：手机方便了中年男人寻花问柳的速度，也加速了奸情曝光的速度。
手机，不再是一个简单的通讯技术的载体，反客为主，成了作为统治者的技术，一个个人隐私无处藏身的密探，费墨教授说，“手机，手雷啊”。
刘震云赋予《手机》的，是对于技术统治的反思：现代文明无处不在的严密，击破了所有私密空间。技术统治，这多少看起来是对于文明的一种抗议，但背后的逻辑则未必吻合。技术本身就是共享的载体，技术为恶背后，必定是人性制度性控制。这是电视剧的命题———资本与媒体控制。
资本与作为资本附件的媒体在中国运行的三十年，其控制力依然跨越了农村与城市、边缘与中心。河南省严家村的村民们，通过媒体获得了新的话语表达方式以及对于城市的重新认识。在这里，作为改革之前政治枢纽的城市已经转换，北京的意义，是发展与门路，是广阔的空间，而农村则成了现代文明的避难之所。农业文明与现代文明之间，又一次被连接在了一起，这一次，是共谋性的。
农村，成了文明的母体，而资本控制的文明，却无法为都市人提供避难之所。媒体所宣传的正义一再被嘲讽，其背后不过是简单的资本逻辑。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谁来拯救？
于是，“奶奶”这样一个核心人物出现了。像一切民粹叙事一样，核心的智者，必定是来自底层民间的长者，长寿、勤勉、少言寡语却富于人生与社会的大智慧。这条铁律，在俄国民粹派小说家的叙事中，从未有更改。
一块民粹的菜花地，就把所有的资本力量击碎。
《手机》这部电视剧，在“奶奶去世”这样一个宏大而伤感的地方结束，最后一代传统“智者”入土为安。严守一丧失了他精神上与身体上的故乡，逃亡爱沙尼亚这样一个虚无的国度。北京的夜幕，从天而落，资本与媒体的统治，依旧。资本之下的现代文明，犹如铁幕，笼罩四野。
尽管只在民粹情结上对现代展开批判，但《手机》对资本的批判与对大众媒体的嘲讽，足令当下浮躁的电视剧文化生产汗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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