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集杨公骥教授学术思想研究稿件
继成功主办“解放区文学杰出代表公木教授创作思想座谈会”后，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会按本会““对解放区时期革命老作家进行专人专题集中宣传弘扬活动”的工作战略，在长春举办“马克思主义学者杨公骥教授学术思想座谈会”，欢迎各界来稿。
杨公骥教授（1921.01.16-1989.06.07）是解放区文学人士非常熟悉和亲切的一位老前辈。他是中国最早使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专家之一,是中国解放区的代表性作家和理论家，延安时期入读并执教延安“鲁艺”的革命知识分子,是我国著名社会科学家、著名学史研究专家，河北正定人。1937年考入中华大学（武汉），1938年在陕北公学和鲁迅艺术学院学习。1946年任东北大学（今东北师范大学）教授，1953年被任命为国家研究生导师，1981年被国务院任命为首批博士研究生导师，并任国务院学位会员会第一届学科评议组成员。曾兼任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常务理事，吉林省社联副主席、吉林省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吉林分会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吉林分会主席等。论著涉及中国古代文学、哲学、历史、文艺、语言、训诂、考古、民俗等各学科，在学术界有广泛的影响。
《海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7年01期，以《话语权拥有者的失语现象——浅谈马克思主义学者杨公骥先生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为标题，这样介绍杨公骥先生说：“杨公骥先生是一个具有深厚国学功底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生前曾经被学术界称为“红色理论家”。但先生终生的治学环境并不比“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好。他是中国最早使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专家之一,作为曾经入读延安“鲁艺”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应当说是拥有话语权的学者,他所构筑的学术殿堂博专兼具恢弘阔大;曾经在变幻频仍的文化环境中先后经历两次辉煌;检点其学术成果足称品位一流历久弥高。但是,先生身前的寂寞孤独和身后的冷落少闻却难以让人理解接受。这其实是“马克思主义文论与民族文化多样性”相关领域的一个典型案例。本文的分析论证,或许可以为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民族文化(文学)提供一些有益思索。
杨公骥教授是我国最早将马克思主义引入文化和历史学术研究的开拓者，从人格到学术，都有很多我们要学习的东西，他的作品和学术思想博大精深，怎么研究，怎么继承，要通过一个系统工程才能解决。
从我们现在掌握的资料来看：杨公骥教授是个多学科的大才子级学者，学贯中西，研究横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之间。这是他与同时代、同性格、同命运、同观点的学者公木等人的最大不同。如何抓住这样他的这样一个学术特性，展开我们对他的研究，是这一研究最后是否能取得与众不同成果的关键。
本次座谈将以简单、朴实、郑重的风格和方式在长春举办。
众人拾柴火焰高！
依靠全体会员办好学会，发动全体会员办好活动，团结和运用全社会热爱解放区文学的人共同发展事业，是我们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会的原则。
请有兴趣的朋友对本活动提出各种建议，也可以写来稿件参与，对长春以外朋友的优秀稿件，我们将在会上代为宣读或展示，对所有来稿，我们将做作成专辑，在“解放区的天”等相关网站展播。
“马克思主义学者杨公骥教授学术思想座谈会”征稿小组联系电子信箱：mz8341@yahoo.cn
联系人：王兴亚。
来源: 解放区的天
http://www.dzib.net/?action-viewnews-itemid-5732
杨公骥先生人生的悲喜剧
白马客
我的博士导师杨公骥先生是一个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物，在他身上发生过的一些事情，其戏剧性往往超出寻常的艺术创作。儿子失而复得的故事就是一个例子。
先生是1921年生人，1938年17岁的时候，在武昌中华大学上一年级的他，离开富裕的家庭，和志同道合者一起，“徒步到‘陕北’（延安）投奔革命”。就是这样一个单纯的热血青年，在延安整风时，也没有逃脱了“抢救运动”的迫害。在被关起来“抢救”时，先生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妻子抱着刚出生的孩子来看他，是一个儿子，长得和父亲很像。妻子让先生记住孩子身上的胎记指纹等，以便将来辨认。等先生被结束“抢救”，他的妻子和孩子却没有了下落。解放后，先生尽力寻找未果，又建立了家庭，数十年过去，只能把这件事搁在心底。
天下竟然有这样碰巧的事，先生的晚年，儿子竟然以一种戏剧性的方式自己回来了！
事情是这样的。八十年代初，先生因为患严重的心脏病，到北京安装起搏器，他的大女儿杨若木随同到北京照料父亲。若木上街的时候，不巧被人大常委会的汽车撞着了。那年头社会风气还好，再说被撞的也不是寻常百姓（当时若木是吉林省著名女作家、吉林省作协文学院主持工作的副院长），人大就派了人前来慰问。杨先生非常大度，若木师妹又没撞出什么大事，所以慰问变成了聊天。先生问来人的职务、名讳，答曰，处长，不知道自己的本姓，现在的养父姓张，是一位解放军的军长。问原因，说是从延安保育院出来的孩子，战争中与父母失散了，一直没有找到生身父母。先生说，我抗战期间在延安呆了八年，人事很熟，回头我帮你找找看。处长离去后，照料先生的护士开玩笑地说，我看这位处长怎么长得像教授啊。一句话，触动了先生的心事，他打电话给师母，师母从长春前来北京，身上带着先生年青时的照片，以便仔细和张处长对号。说来真是令人难以相信，经过查证，这位来访的处长真的就是先生失散了几十年的儿子！
上面的故事，是杨树增师兄告诉我的。我向别人述说，听者都半信半疑，有这样巧的事吗？树增兄是一个沉稳老练的人，具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政治经验，他只说了这些事实，别的没有深谈，我相信他，故事不会有假。那时候，人们还不懂得口传历史的重要，觉得自己身边的人，什么事都可以随时询问，所以我没有及向先生叩问详情。1989年6月初，风波乍起，与杨先生同住一栋宿舍楼的戴校长到先生家串门，据说向先生传播了一些“政治谣言”，先生竟由此而忧愤辞世，我永远失去了向先生核对相关细节的可能。
先生去世时，北京正在戒严，往来风声很紧，我无法前往东北奔丧。秋天，风波稍平，我登门看望师母，问及先生的儿子是否来东北参加葬礼。师母拿出一张照片给我看，说，先生的儿子因随人大常委会的代表团出国，未能奔丧，孙子来了。我看照片上，有一个未曾谋面的少年，长相气度和先生仿佛，树增师兄果然不我欺哉！
《楚辞》中说，“悲莫悲兮生别离”。战争期间，父子夫妇或不能相保，这本是人世常态，但一个满怀革命热情的少年，在自己的队伍中，由于他当时所不能理解的原因，致使夫妇永诀，父子离散，先生长期以来如何看待这些人生遭遇的呢？晚年，儿子不期而归，想来是悲喜交加吧？从戏剧学的角度来说，也可以说是一个人生的悲喜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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