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华魂》２００９年第１期
文／傅迪
“禁欲时代的情色”，这是《随笔》2008年第5期上一篇文章的题目，这篇文章还有一个副题：“‘红色电影’中的女特务形象”。该文断言：“‘红色电影’的编导们，本意是要让女特务的各种表现引起观众的厌恶、仇恨，没想到却事与愿违，女特务成了观众最喜爱的人物，至今有些人像怀念初恋情人般地怀念她们。不得不说，这是‘红色价值’的失败，是人性的胜利。”为了给抽象的人性论的“胜利”寻找根据，居然找到了“红色电影”中的女特务身上！为了给“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大陆”罗织罪名，居然找到了“红色电影”中的女特务身上！用心不可谓不良苦，工夫不能说不到家。
作者如数家珍一般列举了当年上映的电影如《钢铁战士》、《英雄虎胆》、《永不消逝的电波》、《羊城暗哨》、《霓虹灯下的哨兵》、《寂静的山林》、《虎穴追踪》、 《铁道卫士》、《冰山上的来客》、《跟踪追击》、《秘密图纸》等中的女特务，据说“这一系列女特务形象，构成了‘红色电影’中一种十分独特的人物画廊。当年的观众中，至今还有一些人对这类女特务一往情深，怀恋不已，提起来便两眼放光，仿佛提到的是自己初恋的情人。”他断言：“这类电影之所以受欢迎，一个重要的 原因，是因为其中往往有那种以女特务身份出现的人物形象。”“女特务是‘红色电影’中‘一道亮丽的风景’。”他敢于这样立论，大概以为那个年代的年轻人如今都已作古，可以任他编派，殊不知这只是异想天开，一厢情愿。
我们这些年近花甲乃至年逾古稀的人可都是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度过自己的青春年华的，我们对于那一段流金岁月至今仍怀有深厚的感情，那时真是青春焕发，朝气蓬勃，胸怀崇高理想，刻苦学习工作，感到生活充实，相信前途光明。毋庸回避，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的指导方针下，我们也曾经历坎坷，有的还曾蒙受冤屈，但回过头来看，那个年代的不少东西仍是美好的，也是值得生活在今天新时期的幸福生活中的人们加以继承和发扬的。我们从来没有觉得自己的精神无所寄托，灵魂空虚到需要从当时电影中女特务的身上去寻求刺激。当然，我们也谈恋爱，那忠实的、纯洁的爱情伴随着我们度过了凯歌前进的日子，也度过了艰难跋涉的岁月，我们从来没有觉得需要从当时电影中女特务的身上去学习“恋爱”乃至以此望梅止渴或画饼充饥。作者还拿出一副悲天悯人的姿态唠叨说：“那个时代的青年人，内心深处，其实远比今天的青年人更为色情。这也正是那个时代的青年人对电影上的女特务有异常兴趣的原因。——可怜的他们，只有让电影中的女特务陪伴着自己性爱方面的幻想与冲动。”这真叫：冰炭不能同器，寒暑不可兼时，夏虫不可与语冰，燕雀焉知鸿鹄之志！这样编派，实在是对于新中国一代人的莫大侮辱和诽谤。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曾生产过不少电影，虽然年产量没有今天这么多，但不乏艺术精品，其中刻画了众多栩栩如生的英雄形象，他们品德行为高尚，内心世界丰富，曾经给予各个年龄段的人们以极大的教育和鼓舞。难忘的时代背景，感人的故事情节，光彩的典型人物，生动的细节刻画，是这些作品赢得观众喜爱乃至百看不厌的魅力所在。诚然，某些作品中也有女特务的形象，根据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需要，这些形象的外貌和打扮也妖艳妩媚，但一个审美趣味健康的人都懂得内在美高于外在美，本色美高于装饰美，决不会因为女特务有些姿色，便像作者所编派的那样，“体验到什么叫‘神魂颠倒’、什么叫‘如醉如痴’、什么叫‘心旌摇荡’”。那个时代生产的若干电影以其思想性与艺术性的高度统一，堪称传世之作。当上个世纪90年代，文化部门把它们作为爱国主义教材重新向年轻人放映时，青年观众不禁赞叹：“想不到过去有这么好的电影！”不容否认，那个年代的有些文艺作品在某些方面也受到“左”的影响，极端的如生离死别不准笑，亲人牺牲不许哭，新排的《白毛女》甚至连大春和喜儿也曾责令只准有“阶级爱”不许有“儿女情”，实属荒唐乖谬。但这是江青之流干扰文艺工作的产物，并非普遍如此，岂能以偏概全？作者这样说，实在是对于新中国的电影事业的莫大侮辱和诽谤。
尤为荒唐的是，作者居然把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编派为“禁欲时代”，而且把这归之于所谓“游民文化”。据说“古代中国游民阶层在性道德上，是远比主流社会更严酷的。这种严酷的性道德，却在20世纪的‘红色文艺’中得以延续。”作者说：“《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古代通俗文艺中表现的这种游民阶层畏女、轻女、仇女的意识，在五六十年代的‘红色文艺’中也改头换面地出现。”“在‘红色电影’中，如果‘我方’侦察员在肉体和情感上失了分寸，那就意味着变节、堕落，就是万劫不复的丑类，就是‘革命’永远的敌人。”读到这里，我们不禁对作者的整个立场和道德品质产生了怀疑。难道作者认为一个革命者在敌方的美人计面前只有拜倒在石榴裙下才合乎人性，才不是所谓的“游民文化”吗？如今“游民文化”早就成了某些人用来诬蔑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一个恶谥。记得2005年第6期的《随笔》杂志上，就曾刊登一篇奇文《五十年来是与非》，说“20世纪的中国社会冲突中，有三股主要思想文化潮流：专制主义传统文化，启蒙主义五四新文化，既排外又反智的游民造反文化。”显然，我们为之奋斗了几十年的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被列入了“游民文化”的范畴。此类“游民文化”说，实在是对于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莫大侮辱和诽谤。
说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了鲁迅针对某些“夫子自道”的人说过的一句话：“他总要‘以己之心，度人之心’，度了之后，便将这心硬塞在别人的腔子里”。 （《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70页）我想，把这段话用在《禁欲时代的情色》一文的作者身上，真是再恰切不过了，因为他关于所谓“‘红色电影’中的女特务形象”所说的种种，归根结底不过是他猥琐心理的自白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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