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台独势力鼓吹所谓台语是台湾的“官方”语言，如同扁政府一意孤行搞的所谓通用拼音一样，落了个贻笑大方的话，那么，日语倒不实为台湾真正意义上的第二“官方”语言，浸透了几代人的骨髓，历久弥新。与台湾在日本人心中“国境之南”的地位相似，日本在台湾人心中，比同用闽南语的的福建，更有故乡的意味。考虑到甲午海战惨败于日本，被迫签定赔款白银2亿两、割让台湾的《马关条约》这一史实，台日之间的在其后漫长的一百多年里演变而来的互信甚至互爱，可谓旷世罕见、波诡云谲。
台湾岛从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明朝郑成功从荷兰人手中收复了被占领的台湾，在后来的《马关条约》中再次失去，这一去，就是50年。从1895年到1945年，用研究台湾日据历史的台湾清华大学社会学研究所助教姚人多的话来说，“日本殖民统治是比较特别的，有剥削、有打压，不过，他们也做了一些事情让台湾人民觉得是可以的，如基础建设、社会秩序这些，当然好处还是他们日本人拿去。但是到了1945年，蒋介石他们来了，他们对台湾人其实没有比日本人好。日本人走了之后，受过殖民时代的台湾人本来以为，他们有出头天了，但是没有。政治上、经济上他们还是没有机会，国民党来台湾之后，政治和经济上的利益分配，都是按照族群。”
不同族群对历史的感受与记忆不一，被杀戮的原住民如高金素梅等痛恨日本，被蒋家带到台湾的国民党人及其眷属固守自己的“法统”与日本互相利用，享受了皇民化好处的汉族台湾人如民进党前彰化县长、“立委”翁金珠等献媚日本，升斗小民如邮递员茂伯则早已接受了日本、习惯了日本甚至沉淀了与普通日本侨民的种种情愫，而如今的80后、90后、00后，没有了单一信仰和单一标准，有的只是在免签证便利下对日本的艳羡和模仿——这或许，就是台湾社会的典型缩影。而历史的某个片断，往往能够通过电影反映出来。不像大陆，无论是被屈辱强暴的慰安妇还是与日寇血战过的老兵，无论是历史见证者还是年轻的在校学生，谈及日本和媚日的台湾，愤怒是他们最大的公约数。
深绿势力的丑陋表演，不仅把中国人和“台湾人”对立，不忘的还有日本膏药旗。
《海角七号》里也充满了愤怒。愤怒的台南青年阿嘉，咒骂着台北毅然离去；愤怒的日本前模特友子，咒骂着公司的安排、傲慢的阿嘉、散漫的酒店清洁工、乌合之众的乐队；愤怒的镇长，咒骂着送文件的秘书、办演唱会的代理公司、卖力推销小米酒的马拉桑；愤怒的交通警察，咒骂着同样一肚子愤怒对自己不屑与顾的新邮差阿嘉、霹雳小组对自己的不公道；小小的单亲女孩大大，没有言语上愤怒的机会，却也用超越年龄的敌视与冷漠，愤怒地对视着成人世界。美丽的自然风光似乎并未化解人与人之间的敌意和防备，日式的谦恭作揖也并未改变人与人之间攻击性的交往方式。
虽然片中人物的愤怒理由都是基于个人和周遭的小环境，生活化意味浓厚，但这种敌意、防备和攻击性的交往方式，真的仅仅是市井里的小习惯、小冲突、小意气吗？非也。小人物的愤怒，折射的其实是对台湾社会缺乏归属感的愤怒，是对这个礼仪廉耻没有钞票重要的小岛的愤怒，是对这个亚细亚孤儿失去根和方向的愤怒，一如郑智化和罗大佑的歌。
从1895到1945，再从1950到2000，两个相同又不同的50年，在台湾岛和台湾人身上刻下了难以抹去的独特记忆。50年的皇民生活，留给台湾的是比大陆还好的基础设施、社会秩序、从风俗到血缘纠缠不清的台日“乡愁”，以及对光复自己的大陆的全面陌生。50年的国民党训政高压统治，留给台湾的是二·二八的惨痛回忆、万年国代的虚假腐朽、党外运动的风起云涌，是反共复国的彻底失败、江南的异国喋血、蒋家王朝的政治覆灭，也是十大建设的上马、岛屿经济的起飞和四小龙之首的荣耀。如此复杂与极端，举世罕见。
深厚的日本熏陶遗风，曾经的经济民生富足，8年“去中国化”的上楼抽梯、历史紊乱，再加上劣质“民主”秀的充分发酵，台湾社会如同踏上了阿扁青蛙一号的迷航之旅——梦里不知己非客，却把他乡当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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