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腔的长嘶
——读长篇小说《无路之路》
孙方友
李乃庆的长篇新作《无路之路》由群众出版社出版不久，就遭到了盗版。论说，盗版无论对出版社或是作者都是一种伤害，是不可饶恕的。但反过来说，一部作品能得到盗版商的“青睐”，也并不是一件易事。曾经就有那么几个作家，全因是盗版者将他们盗得满天响。这是没办法的事情。所以，我们也不得不对李乃庆的这部书另眼相看了。
纵观全书，是写一位农民上访者艰难的告状历程：“红薯片演绎36年的上访路，裤腰带解开两代人弥天奇冤”。事情本来很简单，就因为万留福借了本村万运亮18斤红薯片没能及时还，两家发生矛盾。妻子去赔礼，却糊里糊涂出现了奸情。万留福找大队支书讨说法，却被捆了起来，并且又被打了一顿。后来在“一打三反”运动之初，万留福又因揭发支书的贪污事实，成了支书的眼中钉，从此厄运连连。万留福也从此走上了告状路，从公社到县，从县告到省，又从省里告到北京城，整整告了36年。腰弯了，背驼了，头发白了，最终也没有得到应得的结果。
陀思妥耶夫斯基说：“当我们遭受不幸的时候，我们对别人的不幸就会理解得格外深刻。”我想陀翁说这句话的时候，还预猜不到百年后在古老的中国会发生这等事。可以说，就是没有遭受过不幸的人，只要读了这部《无路之路》，同样会对万留福的不幸感到冲击和震撼。书中那些所描写的让你想象不到的贫困，想象不到的罪恶，想象不到的苦难，想象不到的无奈，想象不到的挣扎，想象不到的惨烈和悲壮，足能让你义愤填膺，怒不可遏！老百姓告状无门，无路之路在何方？这难道只是万留福一人的悲剧吗？他所历经的一切苦难竟无止休地朝尽头延伸，几乎处于崩溃的边缘。他承受所有苦难的后果，在如此艰难的境遇中，他仍然始终相信政府、相信上头有为他申冤的地方。漫漫36个春秋，他最终因告状而家陡四壁，也因告状两个儿子得不到老婆。父子三人三条光棍儿，但他仍不妥协。作者将其不屈的性格和心理表现得淋漓尽致，将他的命运之路推向了极致。可以说，作者的叙事在苦难的极限中获得一种精神上的超越。因为文学作品的第一要素既在于真。这个“真”，显然不仅仅是对文本的要求，更重要的是对作家“性情”的要求。任何技巧都无法遮蔽对真实的敷衍。即使以虚构为本体的小说，也不可以没有作家真情实感的灌注。“性情真”即是作家的一种品格，也与作家是否有深刻的人生体验和经历有关，以及对现实生活的细致观察与真情感悟。只有发自肺腑的东西，才能感动别人，只有真诚地投入写作，才能引起读者的共鸣与应和。从某种意义上说，怀着深刻的人道精神与悲天悯人之心，写下对于人类精神困境的体察以及人类试图占用这种困境的永无止境的努力，正是我们所追求的。当然，优秀的小说家应该在各种社会身份和事件中，在历史每一个阶段中寻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而这个位置一定是理性而冷静的，并且可以放置在不同的背景及环境中。乃庆可以说已具备了这种能力。
因为有真实事件的局限，要写好这部长篇是有一定难度的，尤其是时间垮度太长，弄不好就会有“流水账”之嫌。乃庆像是十分明白这一点，他首先把主人翁放在社会这个煎饼炉上烤，把自己内心的那点水份也烤了出来。当然，这也是作者心中另外一种很强的东西的表现，而这种东西又人人皆有，所以才能在读者与看客中产生共鸣。包括盗版商看中的也很可能是这一点。就是说，虽然社会在进步，但总有一些不协调的东西给人造成另一种心理障碍或者说是形成了一种压力和不满。而生命要突破这种东西，人本能地要自由，要呐喊，要平等，所以就形成冲突和斗争，产生无数可歌可泣的故事。但我们不能只限于写表象的、外部的东西，也不是把造成人们悲剧的原因简单地归结于诸如文革等运动之类的外部的政治、社会原因，而应该更多地从自身去寻找去挖掘。比如书中的那个支书李星正，就是万留福没有揭发他贪污，日后的生活中他也会以强者去欺压弱者，所以作家要善于在一种狭小僻静的氛围中搬演一出出人的悲剧，揭示出人与人之间灵魂的厮杀，抒写出人生的堕落和美好以及残忍与不幸。
可以看出，李乃庆在这部书中基本上采用的是现实主义的叙事风格。它主要依照时间顺序来叙事，由于是通过主要人物的行动来构建故事，再加上没作过多的心理描写和氛围制造，所以说在各个阶段都处理得生动自然，而且也较精练，对作品所描写的历史背景、时代氛围以及人物关系都有宏观的布阵，还应对笔下人物的人性形成和发展也有具体的剖析。换言之，他不但特别重视了再现当时环境的细节真实性，还特别注意到从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去把握那段特殊的年份。这一切，乃庆似乎做得很顺心很应手，所以我觉得这是一部成功之作。这是乃庆的第二部长篇，其中的得与失他皆有清醒的认识和反思，想来等他再创新作时，会更上一层楼——我们期待着！
5月24日于郑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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