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美荷香润新绿

      从小就钟情于语言文字的孙犁，怀着美好的憧憬与文学之梦，来到水秀人灵的白洋淀，在河北省安新县的千年古镇同口村担任小学教师。在教书育人之余，孙犁徜徉荷淀苇荡，走访渔民船工。白洋淀的诗情画意滋养着孙犁的文学心扉，冀中儿女的刚毅柔情也感染着孙犁的灵魂。

      1945年5月，抗战胜利的曙光初照神州大地，孙犁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著名的小说《荷花淀》。犹如一道绚丽的彩霞，给饱经战火的华夏大地带来如诗的风景和暖人的慰籍，也给历经磨难的炎黄子孙带来精神的鼓舞和美感的享受。此后，他的《芦花荡》、《采蒲台》、《光荣》、《嘱咐》等小说的相继发表，为当时的解放区文坛送来阵阵清风。

       新中国成立后，孙犁在《天津日报》社负责文艺副刊的编辑工作。解放初期的天津还不是直辖市，而是河北省的省会。1952年河北省会迁到了保定市，天津依然是河北省的一个地区城市。还有现在北京的通州，以前叫通县，五十年代初也属于河北省管辖，好象就属于天津地区。我之所以在这里交代这些，是为了给后面的人物做一个背景介绍。

      五十年代初期，孙犁在主编天津日报《文艺周刊》时，还抽暇创作出版了长篇《风云初记》、中篇《村歌》和《铁木前传》、短篇《山地回忆》等小说。整理了他的《荷花淀》、《芦花荡》、《采蒲台》、《嘱咐》等反映白洋淀地区人民斗争和生活的小说、散文，并编辑为《白洋淀纪事》出版。

      这些带有冀中平原和白洋淀水乡气息的小说出版后，在中国文坛再次引起了巨大的反响。特别是《荷花淀》、《芦花荡》等小说选入中学语文教科书，引发了众多爱好文学的少年学子对孙犁和及其作品的崇拜与研读。他们学习孙犁的文学语言，师法孙犁的艺术风格。其中刘绍棠、从维熙、韩映山、苑纪久、房树民等人，在孙犁的直接教诲和引领下步入了文学殿堂，写出了一篇篇情节生动，语言清新，描写逼真，刻划细腻，富有孙犁《荷花淀》风格的小说。这批文苑新秀，像淀边初春的芦笋，披着水灵的阳光，带着紫绿的颜色，生命旺盛地出现在文坛上，文学界把他们和他们的作品誉称为“荷花淀派”。

      刘绍棠是人们比较熟悉的著名作家。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我就读过他的小说。上大学的时候，刘绍棠被他的潞河中学师兄，他的入党介绍人丛药汀先生请到了我们所读的那个大学，给我们中文系的学生们做了一次精彩的文学讲座。九十年代，我奉调中油呼石化公司，有幸结识了他的表妹——呼市新城区教育局教研室主任王爱勤女士，拜读了王老师连载在《呼和浩特晚报》上的《忆绍棠》一文。后来又读了刘绍棠的一些作品，对他有过一些了解。

      刘绍棠1936年出生于通县大运河边的儒林村。据他自己说，他的先祖是北方的某个少数民族。刘绍棠天资聪慧，自幼深受民间戏曲说唱文学的影响，上学时文才超群，9岁就进行文学创作，13岁开始发表作品，15岁成名，被誉为“神童”作家。

      刘绍棠文学创作取得成功，与孙犁对他的悉心培养和扶持是分不开的。一九五一年八月，刘绍棠给孙犁写了第一封信，并给孙犁主编的天津日报《文艺周刊》投寄了他的第一篇小说。小说经过孙犁的修改，很快就发表在天津日报的《文艺周刊》上。

      五十年代初，河北省文联招收了一批编辑创作练习生，聚集了十几位不足二十岁的文学青年，其中就有刘绍棠，苑纪久等人。孙犁经常为这些练习生讲课，指导他们的创作和编辑。从此，孙犁与刘绍棠、苑纪久等人结下了师生之谊。

      刘绍棠在孙犁的精心指点和热情帮助下，文学创作如大河奔流，一发不可收。1951年9月至1957年春，刘绍棠在文艺周刊上累计发表了10多万宇的作品。这些早期作品如《青枝绿叶》、《运河的桨声》、《夏天》等，清新、淡雅、含蓄、优美，带有十足的“荷花淀味”。

      1954年，刘绍棠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但只上了一年就自动退学，原因是嫌功课烦琐，影响文学创作。此举惊动了当时的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胡耀邦劝说刘绍棠应该完成大学学业；刘绍棠向胡耀邦解释他退学的原因。一番推心置腹的交谈，使这两位心直口快的性情中人结为好朋友。

      退学后的刘绍棠潜心小说写作，不仅取得了创作上的丰收，而且也收获了甜美的爱情。一位叫曾彩美的归侨少女嫁给了他，并陪伴刘绍棠度过了悲欢交加的一生。

      1957年，刘绍棠被错误的打成“右派”，开除党籍，下放农村。在刘绍棠离开北京市前往农村之前，胡耀邦又与刘绍棠进行了一次亲切的谈话，鼓励刘绍棠坚定信念，永不倒下。刘绍棠记着好朋友的嘱咐，回到了故乡通县儒林村参加劳动，一去就是二十年。

       四人帮倒台后不久，刘绍棠的右派问题也得到了改正。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各行各业都迎来了自己的春天，刘绍棠的创作也迎来了第二个春天。他先后创作出版了《蒲柳人家》、《瓜棚柳巷》《荇水荷风》、《小荷才露尖尖角》、《春草》、《地火》、《狼烟》、《京门脸子》，《豆棚瓜架雨如丝》等几十部作品。这些作品依然带有浓郁的“荷花淀”气息，只是后来刘绍棠又把它们自立为乡土文学门派。

      八十年代前期，昔日的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担任了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在任期间，推行干部“四化”（知识化、专业化、年轻化、革命化）。刘绍棠完全具备“四化”条件，被胡耀邦提名为文化部长候选人。刘绍棠听说后，给胡耀邦写了一封信，婉言谢绝了。后来王蒙被提拔当了文化部长，干了几年，也辞职了。

       1988年8月，由于长年伏案写作，积劳成疾，刘绍棠突发脑血栓。经抢救治疗，生命保住了，但身体还是落下了偏瘫。大病之后的刘绍棠凭着顽强的毅力和坚定的信念，依然坚持写作。

      命运对这位神童作家太不公平了，当生活和创作环境都非常美好的时候，刘绍棠又大病一场。而这次生病，刘绍棠并没有摆脱可恶的死神。1997年3月11日，著名神童作家、荷花淀派代表作家刘绍棠病逝于北京，终年只有61岁。

       刘绍棠的确是个天才作家。在长期的文学创作中，他把“荷花淀派”的柔媚、清丽之美与“燕赵文化”的阳刚、劲健之美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建立了独具风采的大运河乡土文学体系。出版《乡土与创作》、《乡土文学四十年》等9部散论、随笔集。全部著作共60种，约700万字，被公认为是高产、优产、稳产作家。他还提出了“中国气派，民族风格，地方特色，乡土题材”；“今昔交叉，城乡结合，自然成趣，雅俗共赏”的乡土文学理论。描绘、讴歌走在时代前列的人民群众，挖掘、扶持代表时代前进方向，显示时代本质与主流的美好事物，描摹、展示充满诗情画意的乡风水色、世俗人情。

      在创作上，刘绍棠继承和发扬中国文学的民族风格，追求传奇性与真实性相结合；通俗性与艺术性相结合，并积极向世界一切进步文学学习，借鉴一些好的表现方法和艺术技巧。刘绍棠小说的语言生动、活泼、含蓄、优美、形象、富有诗情画意和音乐性，受到广泛的赞扬和很高的评价。刘绍棠及其作品深受国内外读者喜爱，十多部作品荣获全国奖项，多部作品被译成英法德俄日等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国广泛流传。

      韩映山是孙犁一手栽培的作家，一生都与孙犁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是孙犁的得意门生，荷花淀派的真正传人。

      韩映山，又名韩祖盼，笔名杜鹃。1933年生于地处白洋淀边的保定市高阳县教台村，是在白洋淀边戏水长大的孩子。他的小学是在我们孟章府高级小学念的，与我是校友，我的启蒙老师就是他一到三年级的班主任老师。在小学高年级，韩映山喜欢上了文学。1951年高小毕业后，韩映山头戴白毛巾，身背行李，步行来到保定，投考了保定市第一中学。

      保定一中，历史悠久，文风浓郁，是河北省的重点中学。韩映山考入这所著名的学校后，经常与同学们聚在丁香花前，大杨树下，谈诗论文。在这里，韩映山迷上了孙犁的小说。特别是孙犁的那些白洋淀题材的小说，达到了如醉如痴的程度。他看到孙犁在《天津日报》主编的“文艺周刊”经常为青年发表作品，他非常羡慕。

 

       1952年，刘绍棠的《大青骡子》在天津日报副刊发表后，对他启发很大，知道文章写最熟悉的生活才能写好，他决定从自己最熟悉的生活写起。韩映山自小在白洋淀边打草、淘鱼、放鸭、摇船，这些往事象电影一样在他的脑子里放开了。于是，《鸭子》、《高洗子》、《瓜园》、《弯弯的河堤》等文章就写出来了，他大胆地把它们投寄给孙犁。很快，《鸭子》、《苑苇和小芝》等相继在孙犁主编的报纸上发表出来了，这是1952年的事。

      后来有一次，孙犁在保定作报告，还问一中的韩映山来了吗？见到韩映山，说：“你写那篇《鸭子》，有个细节，说是中秋昏过去了。我把它改了，我觉得值不得昏过去。还有你写村边那条河，向西流，怎么倒流？把我闹糊涂了。后来我考虑，可能是实际情况，于是就没改。还有另一篇《学习》题目不明确，我改成了《苑苇和小芝》”。韩映山就是这样在孙犁的引领下一步一步走上文坛的。

      1953年，韩映山初中毕业，因家庭贫困，无力再上高中，他回到了家乡一边参加劳动一边从事写作。后来，因为文学创作突出，他先后调河北文联，天津文联、保定文联工作，做过《河北文艺》、天津《新港》文学杂志编辑。曾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河北省作家协会理事、保定作家协会主席等职。1998年因病去逝，享年也只有65岁。

       韩映山的主要作品有：短篇集《作画》、《一天云锦》、《跃进图》、《水乡散记》、《紫苇集》、《绿荷集》、《红菱集》、《香溪集》；中篇集《串枝红》、《绿苇丛中》、《满淀荷花香》；长篇有《明镜塘》；散文集有《作家之路》、《孙犁的人品和作品》等。这些作品使他成为“荷花淀派”重要作家。韩映山一生的写作内容基本上没有离开过白洋淀，堪称是“荷派”的忠诚卫士。

       韩映山长期生活和工作在保定，他象他的老师孙犁一样，把培养文学新人当作一项光荣任务。他曾多次深入保定市的学校、厂矿、农村进行文学讲座，发现文学苗子，认真细心培养，受到了广大文学爱好者的欢迎和称赞。

      韩映山的人品和文品都是非常高尚的。他的恩师孙犁在他的《紫苇集》“小引”中说：“映山是很诚实和正直的。一次我对他说：我有很多缺点，其中主要是暗于知人，临事寡断。映山坦直地说：是这样，你有这种缺点。如果我对别人也说这种话，所得到的回答可能相反，但一遇风吹草动，后者的情况，就往往大不相同。”他还说：艺术与道德并存。映山无疑具备这种素质。韩映山做事老实，为人坦诚，不会趋炎附势。文革中有些人卖身投靠，出卖朋友，他顶看不上这些人了，他毅然离开了天津，回到了家乡，与朴实的农民为伍。

      关于韩映山的创作，韩映山的少年文友、作家刘绍棠在韩映山的中篇小说集《串枝红》的序中曾这样写道：“1951年暮春初夏时节，我15岁的时候，到过白洋淀，白洋淀翠堤绿水，荷田苇巷，雁行鱼凫，柳林烟村，真是风景如画，人在画中。第二年，我读到韩映山的处女作，又像身临其境。呼吸着白洋淀的花香水汽。后来，我见到映山本人，眉清目秀，温文尔雅，正是文如其人。”他对韩映山的人和文的评价是“秀气”。他还说：“同在同一门下学艺的我们几个人里，映山长于散文。他把他的散文有时运用到小说创作中，便有诗情画意，优美雅致；然而他在刻画人物的笔墨清淡了一些。”刘绍棠的评价应该说是比较中肯的，不过我不认为这是缺点。运用散文的笔法写小说，这正是韩映山小说创作的一大特点。正因为如此，他的小说有一种诗情画意的意境美，有一种以情感人的抒情美，有一种清新疏朗的散淡美。

      刘绍棠还曾说过：“我要说，韩映山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然而，我相信，当文学评论中的看重实用而忽视艺术的积习得到扭转之后，韩映山的作品也必将得到公正的对待。”我确信，刘绍棠的话是对的。只要重视艺术的时代到来，“荷花淀派”的重要作家韩映山的作品就会得到公正的评价。我们期盼着这一天的到来。
  荷花淀派的另一员大将是从维熙。

  从维熙，笔名碧征、从缨。1933年出生于河北省玉田县。中小学生时代就喜欢文学，1950年8月考入北京师范学校，阅读了大量的中外文学作品，深受孙犁和屠格涅夫的作品影响，并在写作上刻意学习和模仿。

  1950年12月，从维熙在北京《新民报》上发表了他的处女作《战场上》。后来，与孙犁建立了通信联系，在孙犁的帮助指导下，先后在《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上发表了《七月雨》、《曙光升起的早晨》、《美国之夜》、《共同的仇恨》、《红旗》、《社里的鸡鸭》等作品，从此以后开始了他的文学之路。

   从维熙1953年师范毕业后当了一年的小学教师。1954年调到《北京日报》社担任记者和文艺编辑。

  《七月雨》、《曙光升起的早晨》是从维熙的两本短篇小说集，也是代表了他“荷花淀”派风格的主要作品。

  1957年，从维熙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在“反右”中被戴上“右派”的帽子，从此开始了长达20多年的非人生活。从24岁到44岁，他在大墙内外当过煤矿、铁矿掘井工，砖窑制坯工、出窑工，化肥厂车工和漂粉工……

  1979年，从维熙平反后回京重返文坛，创作了《大墙下的红玉兰》，将大墙内非人的劳改生活剖开在世人面前，开“大墙文学”之先河，笔墨震撼人心，格调冷峻沉郁。此后，又创作发表了《第十个弹孔》（《大墙下的红玉兰》和《第十个弹孔》都被拍成了电影，成为拨乱反正的生动教材）、《杜鹃》、《泥泞》、《遗落在海滩的脚印》、《雪落黄河静无声》、《伞》、《驿路折花》、《燃烧的记忆》、《远去的白帆》、《鹿回头》、《南河春晓》、《北国草》、《断桥》、《裸雪》等中长篇小说。结集出版了《从维熙短篇小说选》、《从维熙中篇小说集》、文艺论集《文学的梦》和《从维熙文集》等。

  由于生活环境的巨变和创作题材的转移，从维熙新时期的小说创作已经与“荷花淀派”分道扬镳，但他与孙犁等“荷花淀派”作家们的感情和联系没有变过，他依然尊孙犁为其引路人和宗师，他与刘绍棠、韩映山、房树民亲密往来，情同手足。

  前几年从维熙出版了自传体小说《裸雪》，又让人们看到了“荷花淀派”的影子。“荷派”的风骨，在从维熙的心灵深处和笔下的字里行间，仍然生气勃勃地存在着。

  “荷花淀派”另外两位重要作家是房树民和苑纪久。

  房树民，出生年月不详，河北通县人（现北京市通州区），与刘绍棠同乡。1956年毕业于通县师范学校。当过小学教师、新闻记者；《中国青年报》文艺部编辑、副主任、主任；作家出版社副总编辑，编审；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作协理事。

  1952年，读初中的房树民在《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上发表了最能代表他“荷派”风格的小说《渔婆》。此后，也是在孙犁的引领下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著有短篇小说集《诞生》、《九月的田野》、《樱桃园村》、《雪打灯》，长篇报告文学《向秀丽》(与人合作)、《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与人合作)等。

  苑纪久，与韩映山一样，也是我的同乡。1932年生于河北省高阳县。

  苑纪久13岁就参加了革命工作，曾在冀中军区司令部机要科担任通讯员，1950年毕业于河北安国中学。

  早在冀中军区司令部机要科担任通讯员之时，苑纪久就喜欢和崇拜孙犁和他的作品。1950年开始发表作品，1951年，河北省文联招收的十几位青年编辑创作练习生，其中就有苑纪久。在孙犁的帮助下，他开始了散文和小说创作，50年代前期出版的散文小说集《在雁翎队的故乡》，是苑纪久“荷味”最浓的作品。

  1957年，苑纪久也被打成了右派，被剥夺创作权利20多年。1978年平反后主要从事编辑工作。先后任《河北文艺》杂志编辑，《莲池》杂志副主编，《长城》杂志主编，保定市文联副主席，河北省文联党组成员，编审等职，198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诗集《新歌谣》(合作)、《乡村里的故事》(合作)，小说散文集《在雁翎队的故乡》，

  当然“荷花淀派”作家不止这几位，后来还有许多文学青年和作家，或效仿或直接间接地受孙犁及其弟子们的影响，例如我的另一个同乡作家冉淮舟教授，在中学时代，就浸泡在孙犁的文学“液汁”之中，对孙犁的作品由喜爱到研读再到效法。早期的散文集《彩云》是原汁原味的“荷派”作品。在此，不再述及。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白洋淀是燕赵大地上最美丽的水上明珠，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是“荷派”作家获得创作灵感的象征性源泉。尽管“荷派”作家各有特点，但由于同是师法孙犁，同受燕赵水土的滋养，因此在创作的美学特色上，与孙犁是一脉相承的。

  荷花淀派作家们的共同艺术特色是：

  一.以炽热的情怀描绘河北农村生活场景，地方色彩浓郁。

  荷花淀派作家们从小生活在农村，对家乡的田园景色、风土人情既熟悉又充满着热爱和眷恋。孙犁的创作跨越了战争与和平的不同时代，但他的文学之根始终深深扎在河北农村的厚土中，不断开拓风景画、风俗画、风情画的新境界。其追随者们虽然与他面对的生活有所不同，但作品同样紧贴时代，描绘出了一幅幅气韵生动，具有鲜明地方色彩的农村生活画卷。刘绍棠一生都是描写和讴歌运河两岸淳朴的农民和农村生活；韩映山的作品也都是以描写白洋淀边生活为主；丛维熙早期小说散发着冀东农村的泥土味；苑纪久的作品多以儿童的视角描写乡土，格调清新，极富地方特色。

  二、侧重于从人的心灵、情感和生活层面上表现人物性格的丰富与优美。

  无论是孙犁还是荷派其他作家，都注重表现普通劳动人民阔大宽广的胸怀和顾全大局的品格。《荷花淀》中的水生嫂，《蒲柳人家》中的望日莲，以及《七月雨》、《串枝红》、《渔婆》、《在雁翎队的故乡》里的主人公们，他们的美好心灵和质朴纯洁的精神世界，在作者生动的叙述和细腻的描绘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耐人寻味。

  三、善于刻画性格鲜明的女性人物。

  孙犁的白洋淀题材小说塑造了一大批柔情似水，坚毅如钢的青年妇女形象。水生嫂（《荷花淀》）、秀梅（《光荣》）、二梅（《麦收》）、小菊（《碑》）、刘兰（《蒿儿粱》）等，是中国现代文学画廊中引人注目的女性形象。受引路人孙犁的影响，荷花淀派的作家们也擅长以清新淡雅的笔调刻画农村青年女性形象。刘绍棠《小荷才露尖尖角》中的花碧莲；韩映山《水乡散记》中的香玉、玲君；丛维熙笔下的李翠翠、蔡桂凤、石草儿等。这些妇女虽没受过多高的文化教育，但她们秉承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大自然的钟灵秀气，性格或含蓄深沉，或欢快活泼，或野性泼辣，给人以质朴的自然之美和积极健康的亲和之力。在她们身上体现着人性善、人情美的极致，更承载着荷花淀派的美学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