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之苍苍》第二部：力尽(第一章至第四章)

　　《天之苍苍》第二部 25.8万字

　　力尽

　　沙黑著

　　我得重下海去,

　　去那寂寥的大海和长天;

　　我要的只是一艘高高的航船，

　　一颗星星为我导航。

　　—— 约•梅斯菲尔德

　　目录

　　第一章 平息初潮

　　昭阳中学的运动突然失控，宗进庭代表市委去平息了昭阳中学的浪潮。

　　第二章 蛛网深计

　　医校学生静坐市委，宗进庭决定了一个“三天三夜”的计划。

　　第三章 对峙较劲

　　市委与静坐学生僵持着。另一种观点的学生与工人也在集结。

　　第四章 蜡烛之喻

　　市委决定向静坐学生让步，与学生谈判成功。较量并未完结。

　　第五章 校长与树

　　市委书记杨敬尧获知昭阳中学曹校长自杀的消息。工人走访杨敬尧。

　　第六章 机智转弯

　　市委常委会讨论干部自杀的问题，对于当前运动各抒己见。

　　第七章 未来之路

　　市一中教师高均跳楼摔伤。宗进庭的抓捕计划在常委会上遭到否决。

　　第八章 敲锣打鼓

　　各厂工人纷纷起来投身运动之中。杨敬尧与宗进庭的小女儿宗静一次有趣的交谈。

　　第九章 声如铜钟

　　宗进庭向杨敬尧表示他“挺然相斗一千场”的决心。

　　第十章 临时逃亡

　　“工红”在各单位抢得许多“黑材料”，在市委门口销毁。

　　第十一章 打进打出

　　“主力军”批斗杨敬尧等三个常委。“工红”得到华东局六条答复意见。

　　第十二章 兵临城下

　　两派工人组织发生激烈对抗。宗进庭在市委门口挨“工红”批斗。

　　第十三章 乔丽服刑

　　乔丽在劳改农场写给郁平一封长信叙说自己。

　　第一章 平息初潮

　　昭阳中学的运动突然失控，宗进庭代表市委去平息了昭阳中学的浪潮。

　　八月初，逮捕作为“历史反革命”的教师郁平、作为“现行反革命”的学生刘镇琛，对于按部就班开展运动，起到了好作用。各个学校的“教师集训”，在工作组安排之下开始进行，都规规矩矩老老实实的。学生也按照要求写大字报，内容是相互批评与自我批评，兴无灭资，也可以给老师提意见。学生的大字报限于悬挂在自己教室里拉起的绳子上，没人敢在教室外面随便乱贴。教师每天下午到教室里去看学生的大字报，然后到集训组里谈体会，并且进一步交待自己的问题或揭发别人的问题。宗真所在的“市一中”有个老教师叫王叔仙，有个学生的大字报说“王叔仙想叫我们喊他王大仙”，这位高三学生的大字报无中生有，写得也太奇怪了。而那个学富五车的王叔仙，看了学生的这份大字报，就马上写出自己的大字报，说，这反映了本人平时以“学术权威”自居，所以同学才对我产生“大仙”的印象，今后一定痛加改正。这种效果，也可叫住歪打正着吧，真是让人好笑了一阵。还有个学生用大字报批判自己有小资阶级情调和“学而优则仕”高人一等的思想，决心高中毕业以后放弃高考，下乡当农民。运动就这样有条不紊的进行着，虽然有的方面显得夸张，毕竟都自觉把握着正确的方向。

　　杨书记提出的方法得到了成功，就是用“三个横扫”开展运动：要求除了市委市人委直属机关核心部门之外，各单位的运动，是上下，左右，内外，一起“横扫”，有啥意见提啥意见，对谁有意见提谁的意见，生活细节也可以贴大字报，以利实现思想革命化。但是要保密，大字报只准张贴在本部门的专室里，有专人看守，未经批准，外部门的人不得观看。下面果然就这样“横扫”起来了，各种问题都纷纷揭发出来。

　　杨书记这人确实有些水平，他咋就把报纸上号召的“横扫牛鬼蛇神”，发展成了“三个横扫”的，真是妙不可言。这样，下面乱，上面“站在城楼观山景”。对于学校，按照上级统一布置，以“红五类”出身为标准，成立红卫兵组织，发给红袖章，作为共青团的外围组织，在这场运动中经受考验、发挥作用。印制这批红卫兵袖章，是东风服装厂和向阳布厂连夜完成的，第二天就发到了全市各学校，“红五类”的学生就戴到了左臂上，整个学校以至于整个社会的气氛就完全不同了，叫做紧张而有序。那时个别学校虽然发现了不稳定因素，学生中的不满分子出现了，但工作组通过秘密召开积极分子会议，牢牢掌握着局面。

　　他在昭阳初中视察检查运动时，有一男一女两个青年教师走到他面前，都尊称了他一声“宗市长”。男的有三十岁，女的是二十多岁，自我表白都是“出身不好”的人，诚恳向他请教他们在运动中应当注意啥问题?他问了他们的姓名，一个叫范公望，一个叫柳春芳。他顺手拿一个有半杯剩水的茶杯，说，你们的情况好比这半杯水，如果再加些水进去呢?他把另一个杯中的剩水慢慢倒进去，直至溢了出来。

　　那两个教师看着满满的、正在往外溢着水的杯子，脸色有点僵起，都说，明白了。

　　这种不言自明的警告是很善意的，但又是严肃的。事后他打听到，柳春芳是一个“才女”，本来是个上大学的料子，因为家庭出身资本家(父亲曾是亭州烟庄的老板)，所以录取时强调出身成份的一九六三年高考没有被录取。经人推荐，被吸收做了代课教师。范公望是北京外语学院法语系的，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时，本来是反右斗争小组长，但在一个私下的场合，他却说大右派储安平的一些话听起来还是有道理的，他的同学觉得这种右派言论不报告上去心中不安，就向组织说了，结果在让他做了检查之后，考虑他年龄小(上学早，小学里又跳过两次级，所以总是比一般同学小几岁)，给了他一个“内定中右”，分配到阿勒泰做了外语教师，有点发配边疆的意思。二年前，他辞职回乡，到亭州教育局求职，被安排进昭阳中学做民办教师。他一个人会三门外语，在新疆又学会了维吾尔语，确实聪明，是个人才。范公望的父亲过去是国民党县政府的科长，解放后录用在市政公司，因查出其历史上是“中统特务”，遂被开除公职、原单位留用，之所以留用，因为其技术上有一套。因此，范公望不仅“出身不好”，而且本人在政治上曾犯过“右派”的错误。看来，这范、柳二人，政治条件上都不合格，均难重用，将来有机会准其转为正式教师，对他们就算宽宏大量了。

　　凡事都有规矩，国家不是抽象的，人与人之间绝对平等是不存在的。德才兼备，以德为先，而德，包括出身成份、家庭情况以及在各方面的表现。尽管苏联比我们早建国几十年，但要说是“全民国家、全民党”，肯定是骗人的鬼话。难道我们的子孙不优先使用到国家各层各级的方方面面，反而优先使用一般人的甚至敌对阶级的子孙吗?自古不可能有这一“德”。可以说，永远都不可能。

　　文化大革命如果照着运动初期这样掌握和进行，岂不很好?说是半年完成，这个估计，也就差不多。但后来被突破了，原因很清楚，我们一向所理解的运动方向被改变了，这就天下大乱，难以收拾。

　　昭阳初中先乱了起来，提出了“打倒”他们校长的口号。群众反领导，这在全市是第一个。抛出文联主席齐奎东，东坝中学校长林会旺，那是我们市委的事，是看到北京的情况，并且有上级指示的，而昭阳中学提出“打倒”他们校长，则是自发的，性质完全不同。

　　昭阳中学先是出现署名“海燕”的大字报，批判曹校长关于语文教学的讲话，认为曹校长一向以语文教学研究的“学术权威”自居，鼓吹“教语文，在本质上就是教语、教文、教语文本身”，这种“语文本身论”是“修正主义”的，是“抽掉了语文教学不可避免的思想性政治性”。这是全市第一张自发写领导的大字报。

　　很快，他看到了“海燕”大字报的抄件，觉得曹校长的话并不全错，而且曹校长的原话可能不止这些，对语文教学不可避免的思想政治性质，一定会首先指明或多少说到一点，然后再来侧重说那些话，一次讲话总有一个侧重点嘛。

　　此风不可长。他指示工作组查出“海燕”是谁，让教员就这份大字报的性质进行讨论，要求“海燕”站出来说话。结果，“海燕”站出来了，就是柳春芳，她却是教地理的，她爱好文学，曾经向曹校长提出要求教语文，没有得到同意，因为教语文就得做班主任，而这个职务还不能给她这个代课教师，况且她的出身成份也不够格。她是否对此怀恨在心呢?问她时，她坦白说“是有一定不满”，因为曹校长回答她的要求时，在语气神情上对她蔑视，伤害了她的自尊心。

　　在工作组发动下，她这个“海燕”遭到了教师们的批判，柳春芳站在大家面前，低着头，头发挂在脸上，流着泪，样子很狼狈，大约是想到自己就这样将要成为这次运动中的“右派”或“反党分子”，一辈子要完蛋了。

　　形势如果这样下去，是在我们的经验之内和想象之中的，只是反击得嫌快了些，应当鼓励继续“放”，让温度更高些，让水更浑些，而不要急于开“海燕”的批判会，这样让所有的乌龟王八，都暴露出来。

　　没想到的是，忽然出现了学生的干涉，贴出了大字报，说是支持“革命的海燕”，几十个学生把教师大会冲散了，在学校操场上游行，又进而从办公室里揪出了曹校长，戴上了纸做的高帽子，押解在游行队伍前面，喊出了“打倒修正主义分子曹家骏”的口号，使得一个老教师(是他的女儿宗静的数学教员)被惊吓得当场倒地、抬进医务室抢救。

　　形势真是急转，是否参加游行好像成了革命还是不革命的试金石，加入进去的人越来越多。于是把“昭阳初级中学”改名为“朝阳中学”，成立了“朝阳中学红旗兵团”，派两个学生给市委送来了《坚决要求》，提出要对曹家骏“开除党籍、撤销职务”。工作组在学校里发展的根正苗红的红卫兵销声匿迹，许多人参加到这个“红旗兵团”里去了，好像自发的无政府的东西反而吃香，有组织有政府的东西反而不光彩似的，意识形态一夜之间就这样被颠倒了。

　　他接到的这份《坚决要求》，上面已有杨书记批语：请宗进庭同志负责处理此事。他久久地看着杨敬尧的批示，看着那好像带点书法的字，看出了处在“第一”的人的优越地位，他可以让你先去做，你做对了，成绩的头一份是他的，你做错了，一切却不是他的错。另外，他还可以有意让你去栽跟头，然后他来做好人。当然，在局部上，在他分管的方面，他也是处在“第一”的，某种程度上他早就有这样的体会。现在，某种意义上，他也正在被引出洞来。是谁引他出洞呢?与其说是杨书记，倒不如说是运动本身就有这个必然性。已经听说有个和尚也“出洞”了。离昭阳中学不远，规模很小的“白云寺”里，一个年轻和尚推倒佛像，脱掉僧衣，跑掉了。跑掉就跑掉，何必要推倒佛像呢?真是可气。这条小小的出洞之蛇一去不回，老和尚气得在菩萨面前上吊死了，死前写下了“梦幻泡影”四个汉隶大字。

　　对于如何掌握这次运动，到目前为止，杨书记跟他很一致，一些思想和点子跑在他的前面，别的常委对杨书记也很佩服。

　　他找来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教育局长李宝安，把《坚决要求》给李宝安看了，问他这事该咋办?李宝安对情况已经有所了解，很激动，说学生背后一定有坏人，不是老的牛鬼蛇神，就是新的反党分子，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学术问题可以讨论，不能侮辱人格，不能侵犯人权，更不允许推翻学校的领导，做出阶级敌人想做而不敢做的事情来!曹家骏是个很优秀的校长，不但有政治水平，而且有学术水平，穷苦家庭出身，又红又专，人才难得，是组织部门名单在册的文教后备干部，已经安排为局党总支的成员。不排斥可能有心怀不满的人嫉妒他，趁着文化大革命在背后煽动群众!凭着那一点学术争论，就说是“修正主义”，就要“开除党籍”，这是啥理?符合哪一条?

　　李宝安头脑清醒，慷慨陈词，他心中大慰，对李宝安说，你的观点，我是赞成的，但你到学校去了之后，要讲策略。心里的话不能像竹筒倒豆子似的，一下子都倒出来，要不然会被揪住不放。你不但要让昭阳中学平静下来，走上正轨，还要注意保护你自己。全市的运动我还要依仗你在前线指挥呢。咋样既坚持原则，又处理好问题，咋样去说话，要有充分准备。先听取师生意见，然后再表态。一定要讲策略。市委的意见是，学术问题可以讨论，不急于做结论。政治问题，也要通过“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用文斗，不用武斗，这都是《十六条》上说的。市委欢迎革命师生改“昭阳中学”为“朝阳中学”，同意他们成立“红旗兵团”，希望他们在党的领导下，在市委工作组指导下，按照《十六条》，正确开展运动。对于一个人的党籍、职务，如何处理，是组织上的事情，群众可以提建议，但不能提“坚决要求”，好像组织非得答应不可。在我们这个国家，到底是党领导群众，还是群众领导党呢?民主与集中的关系不能颠倒。党不是抽象的，党的领导由各级党组织来执行和体现，这个不能动摇。目前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党籍问题撤职问题，关系到对人的处理，是一件慎重细致的工作，要放到运动后期。现在的主要任务是正确开展运动，不要考虑这些具体事情，要重在揭发批判，以理服人。市委希望革命师生要冷静，要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不要在运动中犯错误。总之，就这些话，你会比我说得好，你要尽可能说服师生冷静下来。

　　结果呢，尽管李宝安对师生讲话很策略，还是出了问题，真的被“揪住”了。他在遭到学生无理纠缠的情况下，对学生发出了警告，竹筒里的豆子全倒了出来，于是遭到了围攻和批斗，被戴上高帽子游校，最后，把他在学校里非法拘禁起来，向市委送来了一份《紧急要求》，说教育局长李宝安在朝阳中学公然诋毁伟大领袖毛主席，公然攻击文化大革命，堕落成一个现行反革命分子。我校革命师生十分愤怒，决定将其扣留我校，勒令其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低头认罪。我们紧急要求市委将李宝安与曹家骏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支持革命师生的正义斗争。

　　他得到这样的《紧急要求》，气得浑身直抖，恨不得叫公安局去把领头的学生和幕后指挥者立即逮捕，可是过去可以这样做，现在却一点也不能了，现在是文化大革命，谁要是这样做了，就会是“何其毒也”。衡量事物的标准，看问题的方法，就这样不知不觉地全反过来了。

　　杨书记打电话给他，叫他赶快了解具体情况，准备到常委会上讨论研究。他本来是想亲自到学校去一趟的，但担心也像李宝安一样被无理纠缠住，那就更复杂了。他觉得昭阳中学这时就像一张大网，正等着更大的鱼撞进去。

　　他让秘书打电话到工作组，叫组长老秦火速来一下。他心里很生这个老秦的气，这样大的事情咋没有来报告请示呢?各学校的工作组长是从学校以外的各单位抽调来担任的，给他们的任务是与学校党支部一起，把学校里的运动有力地领导起来，斗争方向是教职员里的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以及有问题的人，对高年级的少数学生也要注意。从情况看，这些工作组长的水平能力真是参差不齐、因人而异，极个别的人竟然违背市委布置的方针，支持不好的倾向，需要考虑调换这样的人，对于能力太差的，也要考虑调换。

　　从昭阳中学到市委，骑自行车大约二十分钟，老秦到了，一下子出现在面前，气喘吁吁的。看到老秦有点焦头烂额、不胜内疚的样子，多话也就不说了，只命其汇报学校情况。老秦就呈上一份传单，题为《李宝安反动言论》，标题下面在应该写着“根据讲话记录，未经本人审阅”的地方，却写着“众多师生为证，本人不得狡辩”。内容一段一段记录着李宝安在昭阳中学说的话，然后在括弧里写着予以批判的“按语”。

　　他接过来，仔细从头看到尾，那些话确实应当是李宝安说的，要让他判断，就都该算是好言好语、苦口婆心，但在学生听来，竟然成了“反动言论”。

　　李宝安说，党中央颁布的《十六条》规定，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但我们如何贯彻执行这个规定呢?你们首先就要弄清楚啥是资本主义，啥是社会主义。在一个具体单位，是谁走了资本主义道路，有啥铁的事实，走到啥程度，造成了啥危害，在这样弄清理论和事实的基础上，才好“大揭露大批判”，而大揭露大批判也是为了治病救人，不是为了把人一棍子打死。大家注意到没有，《十六条》同时还说，经过运动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即使对于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最后也要给以出路，实际上也就是重在教育干部的意思。在学校里，把一个校长定成“修正主义”，主要地就要有这个校长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事实。总之，在任何单位，对任何人，都不能抓住只言片语无限上纲。动不动就给一个担任领导工作的同志戴上高帽子游行，甚至动手动脚搞武斗，好像做了领导就一定执行了修正主义，当权派就等于走资派，就该受到人身侮辱和伤害身体，这些都是不对的。任何人，都是有人的尊严嘛。如果全国从首都到县城，从大学到中学，从工厂到农村，都这样一哄而起、草草率率，国家还成啥国家?社会还成为啥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会变成啥样?这不是给了国内外的阶级敌人以攻击的口实和可趁之机吗?这是逃到台湾的国民党反动派最希望看到的事情!我们这样表面上是听毛主席的话，关心国家大事，实际上是帮毛主席的倒忙，给他老人家添乱，让他老人家成为孤家寡人，最终要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失败。这样我们势必只有靠军队、靠枪杆子、靠专政工具，来维持一个社会所需要的起码的秩序和法律。这一切不是这次运动所应有的。我们一定要防止这样的现象和悲剧出现。中央首长说，文化大革命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这是很谦虚的说法，但也说明了问题的复杂性严重性。那么，我们新革命就不需要注意一些最基本的老问题吗?只有新革命注意到最起码的老问题，老革命才不会遇到目前出现的新问题。在我们党领导的历次运动中，每个人都要考虑自己在运动中的表现，都要既对革命事业对党和国家负责，又要对自己的政治生命负责。政治可不是好玩的，有放就有收，哪有秋后不算账的?秋后算账是天经地义嘛。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或者有私心杂念的人，要赶快悬崖勒马，要不然，到时就来不及了。有句老话叫做“勿谓言之不预”，丑话说在前头才是真诚关心每一个人的政治生命。《十六条》上在“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句话的前面，还有一句话，大家注意到没有?就是要求“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这句话也要提请老师和小将们不要遗漏。啥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曾经有过的嘛。一九五七年不是有个“反右派斗争”吗?事情过去才八年嘛。多数老师是经历过、有所了解的，但我们年轻的同学不知道，老师的责任就在这里，要把历史告诉同学们，而不是相反地做不负责任的事情，好像现在啥话都能说，啥事都能做，这是不对的。一九五七年先是欢迎向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但右派分子把向党提意见，变成了向党进攻，要按照他们的世界观来改变我们的世界，这就不对了，迎合了国际敌对势力，让他们这样进攻下去，就要天下大乱，他们就要取而代之、终成大业，人民的江山就会改变颜色，多少革命先烈的鲜血就白流了。所以，因为右派分子发难，事情就起了变化。情况报告到毛主席那里，毛主席批准将帮助党整风转变成反右派斗争，然后这个斗争就在全国展开了。不是我们要“引蛇出洞”，而是蛇到这时候，就必然要出洞。右派分子的闹剧变成了他们自己的悲剧，有许多人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还有送去劳改的，这些人有的很有才华呀，一辈子也就完了。但这保证了人民国家的安全，对人民是有利的。反过来想一想，如果让他们这样乱说乱写下去，让他们出来实行他们的那些主张，岂不是要被他们把人心搞乱、把国家搞散，让帝国主义侵略进来。这样反过来一想，对他们也就不能同情了。这对我们国家、对我们许多人，是多么深刻的教训!你们都看过电影《槐树庄》吧，那上面就有一个右派分子，犯了反党反社会主义错误，被送到农村改造思想。一旦当了右派分子，别的方面再优秀，也没有用，你反党反人民了嘛，不能让你这样随心所欲下去嘛，要对你进行思想改造。现在我们也要全面吃透中央文件精神，对于《十六条》，不要主观地各取所需，只盯着一句话而忘记还有另一句话。不错，同学们是在大风大浪中成长，但也要注意，市委杨书记就提醒过我们，没有人兴风作浪，哪里会有大风大浪?同学们对运动一定要有全面的理解、全面的估计……

　　他板着脸看着，却几乎要笑出来，因为言如其人，他好像看到这位副部长兼教育局长，在慷慨陈词，自以为能用情感的“真诚”、理论的“深刻”、事实的“雄辩”去打动师生，去影响他们的思想，其实他没想到，他就要被下面竪着耳朵找岔儿的人踩住“狐狸尾巴”了。啥“老人家成为孤家寡人”，啥“文化大革命的失败”，这样的话，怎能说?简直是老虎头上拍苍蝇，危险啊!

　　他把传单放下，询问学校目前情况，老秦说，他们可能要有更大的动作。他问，哪个他们?啥大动作?你咋知道的?情况有多可靠?说具体点!

　　老秦说，学生可能要上街游行，要到市委门口来请愿，要坚决打倒曹校长和李局长，要不然就决不罢休。

　　他一听，头皮就像炸裂一样。但他让自己镇静着，问，学生后面是啥人?老秦说，隐蔽较深，目前还看不出。他查问领头的学生，老秦说，有两个，都在初三年级，普通工人家的孩子，平时没有问题，成绩中上，……还都是共青团员。

　　他对老秦的工作是不满意的，但不便于批评。这种能力不强的人，不可能立马就把能力提高上来。他问教师的动态，老秦忙从口袋里又拿出一张传单呈上，说，教师成立了一个组织，叫做“山花烂漫”，印出了这个《成立宣言》。

　　他把那所谓《宣言》看了一遍，用的全是报纸上的那些大话，具体看不出啥主张来，但“造反”的倾向是明确的。他问是全体教师，还是部分教师?掌握他们的名单吗?老秦说，一共五个人，并且说出了五个人的名字，五人之外还有一人，就是范公望，跟这几个人在一起，但《成立宣言》名单上没有他。

　　他听到五人之中就有柳春芳，而且实际上也有范公望，不觉哼了一声，说，啥山花烂漫?总有一天秋风萧瑟!他问，他们跟学生的“红旗兵团”之间，没有联系吗?他们是支持学生，还是不支持学生?老秦说，他们支持学生的斗争大方向，但不赞成学生的具体行为，不主张把校长戴高帽子游校，不主张提出打倒李局长，也不主张上街游行……

　　那么他们的主张是啥呢?

　　老秦说，他们的主张是召开辩论会，请校长和局长上台与群众平等对话、展开辩论。

　　他问，你咋知道这些的?

　　老秦说，就在刚才，柳春芳跟我谈了他们的观点，并且还准备把这个观点写出来。

　　这一情况让他感到意外，这“山花烂漫”葫芦里卖的啥药?是不是可以利用来引导学生?他问，你看他们的态度是真实的吗?老秦说，也许是真实的，老师嘛，总比学生多些头脑。但现在学生只听得进相同的意见，听不进不同的意见，一听到不同意见就会用革命还是不革命去衡量，而且只有他们自己才是革命的，他们自己就成了革命的标准，说做啥马上就做，十分冲动，不考虑后果，无条件地是革命的，是不能反对的。我怀疑他们一个个大脑膨胀，体温比平时要高。真的，我真是这样想的，我简直无法理解，学生咋能提出打倒校长、局长呢?他们当真看不出曹校长李局长其实是好人吗?这样下去咋行呢?老秦苦着脸一口气激动地说了这么多，眼睛竟红了，要流泪的样子。看到在下面做工作的同志这样痛苦，他心里也酸酸的。

　　他说，要沉住气，水被搅浑，鱼才会浮上来嘛。又问，李宝安讲话，是谁做的记录?初中学生有这样速记的能力吗?是不是某个教师?老秦说，是一个学生记的，很快就整理出来、刻印出来了。他听了一愣，觉得自己是小看这些娃娃了。

　　谈到此，也没有啥好说的了，他吩咐老秦立即回校，找范公望柳春芳这些教师，希望他们能劝告学生，学校的文化大革命只在学校里进行，不要上街，更不要搞请愿，现在不是旧社会了，我们又不是北洋军阀、不是国民党反动派。他们如果这样做，是不符合《十六条》的。至于李宝安和曹校长的问题，欢迎师生揭发批判写大字报，大鸣大放大辩论都可以，但不要搞人身侮辱，不要剥夺人身自由，到了下班时间，就要放人家回去，不能不让人家休息，人家是有家庭的人了，家里上有老下有小;这样休息一晚，第二天上班到校，继续开展“四大”。要找学生头头个别谈话，正面劝告与暗示警告相结合。他告诉老秦，他马上就要去参加常委会议，研究全市的文化大革命，包括昭阳中学发生的事情，叫他一定要沉住气，带领工作组全体同志坚守阵地。他让老秦记住常委会议室的电话号码，如有必要，就直接打这个电话。

　　他把《李宝安反动言论》给常委们传阅了，把从老秦嘴里得到的情况说了，也把他对老秦的布置说了，有的常委就控制不住感情，七嘴八舌，说出许多“很不理解”的话来。杨书记不吱声，让大家说。

　　最后，大家形成的主要观点是：第一，不怕学生闹，让“疖子”出头，把“脓”放出来，让坏学生坏教师得到充分暴露。再闹也不至于杀人放火，谁要是杀人放火，那倒好办!只要不是杀人放火，就让他们闹，让他们“放”，看能闹到啥程度，“放”出啥来。就这一点来说，要求工作组以组织的名义跟曹校长李局长说明白，叫他们沉住气，任何情况下都要相信市委，经受最严峻的考验。不是“引蛇出洞”吗?他们二人现在就是“引子”，但“蛇”是吃不掉他们的。第二，要求工作组更加紧密团结学生中的积极分子，加强暗中联系，不要松掉，用他们来及时了解情况，记录坏学生坏教师的言行，收集各种证据，到“秋后算账”的时候，手上材料就现成了。

　　他对这些意见表示同意，杨敬尧也表示同意，并且叫秘书就这两点做好记录。但对昭阳中学目前事态如何具体处理呢?杨敬尧说，这个问题，宗进庭同志已经给工作组作了布置，我看很好，现在就看工作组能否把工作做下来。反正，大家相信一条，天，塌不下来!要肚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准备花学费，付代价。杨敬尧腰板坐得直直的，目光遥远直视，左手慢慢往嘴上送着香烟，右手在桌边上一拍。

　　老秦的电话打来了，报告说，经过做工作，学生不但不答应，还提出两个小时之内如果得不到市委的答复，他们就上街游行示威，到市委门口请愿。有两个常委说，对共产党根本就不可以这样说话。等他们上街再说，看看到底是啥人领头，啥人在背后，有多少人支持，让左中右的情况进一步暴露出来。对这样的意见，他当然是理解的，但分管运动的是他，他的想法就有些不同，他怕这影响到全市学校，万一全市学校都因这件事而动荡起来，恐怕就不好收拾和交待了。

　　杨书记问他的意见，他说出了自己的担心，说还是不能让他们上街，但不理不问也不行，那样他们一定会上街的，他们上了街，到了市委门口，到时可能还会有其他学校的学生来声援，厂里的工人说不定也要受到蛊惑。

　　杨书记问，咋样才能让他们不上街呢?他说，运动是我分管的，我到学校去，跟学生坐下来谈，总要把他们说服，或者让他们把我也当成啥的扣留起来，大多数师生就要冷静想一想了。

　　杨书记说，万一他们不顾一切照样上街，市委不还是要给他们答复吗?没有一个满意的答复，这事情是过不去的。水来了是挡不住的呀，只有疏导。

　　杨书记这样一说，大家就费解了，也不知道杨书记的主张是啥。杨书记把香烟慢慢抽了一口，巴掌在桌边上一拍，说，我看，干脆，准备答应他们的要求!

　　有的常委惊讶得张开了嘴巴，一时，他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问，准备答应?咋样答应?群众这样要求，市委就这样答应，以后闹事的都照此办理，咋办?

　　杨书记说，中央顺应潮流，拿掉了北京大学陆平，拿掉了南京大学匡亚明，就没有担心啥“以后”嘛，要的就是“以后”，只有这样才能把群众广泛发动起来，就是让所有想出来的都出来，看一看，到底咋样?有多少?对于形势，看来我们估计还不足，还必须站得更高一点，看得更远一点，胸怀更大一点。

　　杨书记抽着烟，好像让大家有个理解的过程。他却在竭力思索，有无别的更好的办法?

　　杨书记说，对曹家骏李宝安的处理，就好比对北京大学党委的处理，要顺应潮流，不要想不开。《十六条》说，经过运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首先要“经过”嘛，但也就是“经过”而已。北京大学党委被改组掉了，陆平、彭佩云这些高级干部，作为“黑帮”被打倒了，靠边站，没权了，不理事了，这就是“经过”去了。我们可以让曹家骏李宝安也这样“经过”去。事实上这之前我们已经主动让两个人“经过”去，赢得了主动，现在，我们被动了，还要不得已而为之。但是，有个根本的一条，到最后，这些同志是不是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这个数字里呢?我认为是的，但现在不好说出这个话。“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个大数字，不是个小数字，总应该争取进到这个数字里吧?只要在这个数字里，一切都好办。起码我们有一些人，在这个运动中，要经受特殊的考验，随时准备“经过”去，这也包括我在内。到最后呢，都要再回来。一九五七年，全国不是放手把许多“小匈牙利”引发出来，结果，各条战线上的定时炸弹都暴露出来了，把他们的雷管拔掉，火药去掉，威风打掉，给他们戴上一顶帽子，叫做“右派分子”，放在群众中去改造，起反面教员的作用，有的还要送到远处去劳动改造，这样不是很好吗?政权在我们手上，时候一到，一切都报。这一次，《十六条》上没有这样明说，但照我的理解，也不是一点都没有说到。即使没有说到，或说得不够明确，甚至确实主观上没有这个意图，也不要紧，阶级斗争是有客观规律的嘛。

　　杨书记又说，一九五七的时候，开始也是真诚欢迎帮助党整风，没有说还有另外的意图，但后来事情起了变化，国内国外都有情况。有人以为时机到了，杀气腾腾，说共产党不行，说社会主义不行。其实呢，照他们主张的办，共产党就只能打江山，不能坐江山，就要失去政权或按他们的意思改变政权，行吗?有的人在民主革命中也属于志士仁人，但他们的政治思想是西方的。他们要我们“下轿”。谁来“上轿”呢，当然是他们。这样，原先的帮助党整风，就变成了他们的进攻，我们就要开展“反右派斗争”。这有啥不合逻辑的?

　　听到这里，常委们点着头，心头的一种压抑似乎得到了一点减轻。

　　杨书记接着说，我们国家是咋样走过来的?就拿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来说，一九四九年三月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已经作了原则性的解决，后来又有非常明确的讲话和批示，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实现国家工业化，还有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个方向，这个任务，还有这个方法，当然是对的，要不是这样，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就不能迅速建立起来，甚至就建立不起来。至于让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我们党早就认定这个理想而为之奋斗了几十年的。在这个理想鼓舞下，把江山打下来了，面对一片战争废墟，上海一夜大雪收尸三百，三百万人口有十万妓女，这样的社会，你咋样建设呢?好吧，来看看：

　　一方面，是社会主义阵营，有援助，但也不长久，苏联援助，弄了几年，也确实帮助过我们，但后来不是都撤走了吗?还逼着你还钱，我们只好勒紧肚子，用最好的农副产品去抵债。资本主义阵营呢，他们有钱有技术，请他们来改变我们的农业、建设我们的工业、发展我们的交通、搞好我们的水利、治理我们的沙漠。这想法可以，但他们对新中国实行的是封锁而不是援助。才建国不久，朝鲜战争，我们不跨过鸭绿江，北朝鲜支撑不住，朝鲜半岛就会成为美国的军事基地。

　　一九五0年十二月，美国利用联合国通过了对中国的“禁运”，南斯拉夫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从他们的私利出发投了赞成票。“禁运”了，里面的运不出去，外面的运不进来，对外贸易不就切断了吗?这就是封锁。

　　建国以来，毛主席领导我们就是搞好自己和准备打仗，我们改变了一个旧中国，建设起了一个比以前强大多少倍的新中国。虽然我们的工资不算高，享受不算多，有的地区和群众还很困难，我们工作中也有过瞎指挥，但全面看，中华民族是站起来了，国家是空前地强大起来了。

　　停顿了一下，杨书记接着说，他老人家两次说到“社会主义革命来得急促”。所有制的改造，几年之内就完成了，这比他原来设想的十五年或二十年，提早了十年以上。这是哪一个人要提早就能提早的吗?不是的。是国家在客观上有这个急迫性，人民在主观上有这个积极性，而在现实上有这个可能性。实际上就是要迅速实现国家工业化的问题。要把这样一个老大而悠久、落后而凋敝的农业国，尽快转变为工业国，走上现代化，靠啥?靠资产阶级行不行?解放后是让资产阶级发展了几年的，但资产阶级的表现不咋样，靠他们来实现国家工业化，不可能，只有靠社会主义。但社会主义改造“来得急促”，毛主席比喻说，这就像牛吃草一样，先是呼噜呼噜吞下去，然后又回过头来慢慢嚼。这个“慢慢嚼”，就是一边搞经济建设，一边不断地从思想上政治上管理上，来巩固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处在一个确立方向、奠基万年的艰苦奋斗的伟大时代，我们要从这个根本的一点上，来理解毛主席，理解一系列的运动和当前的运动。

　　毛主席说过要“放火烧身”，要定期“放火”。这次运动这么大，跟以前比，好像也有所不同，但仍然是一次我们自己的“放火”。我们还要不要准备“烧身”?我看还是应该这样看问题。毛主席下了大决心，要从上到下“经过”这么一遍。既然是“放火”，是“烧”，这么大的冲天大火，我们的思想就要跟上来，不要像革命导师说的那种庸人，怕烧伤自己的手指。有这个正面的积极的认识比较好一些，要不然就会很不理解，就会有抵触情绪，就会满眼看到都是问题，那就会被动，就很难积极地做好工作了。

　　但“烧身”，不等于“烧死”，如果把大家烧死了还有啥意义呢?不管是谁，想趁着这个运动把我们大家烧死，或者乱起来，你要烧死我，我要烧死你，这都绝对不行!那就叫失控了，就像一九五七年，事情就要起变化了!所以，我们是积极的主动的真诚的，我们又是警惕的有准备的;我们不怕温度高，不怕水浑。我们党是成熟的党，我们的干部是成熟的干部，我们的人民也是最可依靠的人民。还是毛主席说得对，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

　　听着杨书记讲的话，常委们的呼吸气都加重了。

　　杨书记继续说，《十六条》，就是党内5月16日《通知》的党外形式，一个是对内的招呼，一个是对外的指导。运动的重点当然不是针对学生和教师，平白无故要整教师和学生做啥?重点确实是说在党内。《通知》特别指明是在上面。这就是与以前有所不同之处。这不是一般的一次整风，而是有一个重点。主要在上面，党、政、军、文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做这样的人物，你有资格吗?我有资格吗?在座的都没有这个资格。就连省委书记，是不是有这个资格，也要打个问号。既然是少数人的问题，何必要在全国弄这么大的运动呢?我理解就是要让全党全国都接受教育。一开始的时候，我在某些场合提出过“三个横扫”，现在我收回这个口号，并且在这里做个检讨。

　　我们准备对这曹家骏李宝安两个同志作出顺应的处理，是基于对运动这样全面的理解，而不是软弱，不是机会主义。不要怕，让他们“经过”一下，“烧”一“烧”，将来出窑的时候，应当更鲜更亮更美更结实。我相信他们，还有以前的两个人，有一天会很自然地纳入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这个数字里去。也许还有半年，也许还有一年，时间不会很长。我们如果这样想，就会主动得多、理解得多。有一点不理解可以，不要很不理解，很不理解就对立起来了，我们咋能跟这个运动、跟毛主席、跟群众对立呢?我们不要采取这种不正确的、也十分不利的姿势。

　　常委都微微点起头来。杨书记问，老宗，你看呢?

　　他说，只怕万一带来后遗症……

　　杨书记说，我们的出发点，就是不怕这种“后遗症”，有时可能还要有意引发这种“后遗症”，把“病”引发出来就好治它了。宗进庭同志具体负责实施，首先打电话把老秦召来，要让老秦给曹李二人提出经受考验的要求，给他们一定的暗示。在老秦找他们谈过话的基础上，请宗进庭同志亲自到学校去，相机以口头宣布的方式，宣布二人所犯错误是严重的，根据群众强烈愿望，决定开除二人党籍、撤销职务，交群众揭发批判，同时要求群众按照《十六条》办事，要文斗，不要武斗，每天要放二人回家吃饭、睡觉。这样，昭阳中学这一阵浪潮就会过去。要说可能有“后遗症”，那就是别的学校也有人照此办理，那就来吧，真金不怕火炼嘛，炼就炼一下，经受考验就是了，怕啥?《炼印》那个电影，真印被假印偷换掉了，没能经受烈火的考验，那是戏，是编造出来的故事，我们的大印能被偷换掉吗?不可能的!

　　常委们情绪轻松、振奋得多。

　　杨书记又说，我们的一条教训是，虽然派了工作组，但工作是不是很得力呢?运动处在自发自为的状态，实际上让躲在学生后面的个别人，或者让学生里面极少数有私心杂念的分子，操纵了运动，他们进攻，我们被动!我们没有注意，或者还注意不够，在师生中间培养听我们话的、能够全面正确执行《十六条》的力量，让他们成立自己的群众组织，对运动、对中间的群众，起另一种作用，对于不正确的倾向，成为一种牵制的抵消的以至于克服的力量。

　　《十六条》上不是说得很明白吗，党的领导要善于发现左派，发展和壮大左派队伍，坚决依靠革命的左派，这样才能在运动中孤立最反动的右派。明明有这样的指示和布置，可是我们却视而不见、不知道运用，这才真是“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群众中有的人反而运用得很好，好像《十六条》是专为他们制定的，这面大旗被他们拿过去举在手上迎风挥舞!好像敢于向领导进攻的，就是革命的。但谁是左派，谁是右派，难道不应当是我们说了算吗?只不过我们现在不说，留到将来再说;说早了不好，保留我们说的权利比较好。前一阵，我们组织了各校红卫兵，统一发给了袖章，但现在看来不行了，学生们不买这个账了，把我们官办的红卫兵丢在了一旁，自己竖旗号成立了红卫兵。那么我们就要适应这个形势，所有的学生都可以自称红卫兵。群众进一步发动起来是好事，不全面发动起来咋能全面暴露呢?水里所有的鱼都动起来，你网里才能有嘛。我们要组织我们所依靠的队伍，这个还是需要的，而不能束手无策。世界永远是一分为二的事情，不要把群众看作铁板一块，好像都会来跟我们作对，所以我们就怕了。其实呢，不会是这样的。相信和听从我们的，毕竟是绝大多数。大家要有信心，要去做我们的工作。

　　说实话，他领会了杨书记的意思，全体常委也都领会和佩服了杨书记，到底是老高中毕业生呢。杨书记家庭出身小地主，要不然家里哪有钱供他上学?解放前上学是要钱的，不像现在，还给家里穷的学生发放生活补贴，多的每月发到八块钱上下，比亭州一般城市贫民的生活费还要高一点。一九六四年有个高中一年级生在作文里写，“我享受的助学金是每月四元，学校食堂里一顿饭午饭每月三元六角，每周两次荤菜，常常是大肉丸、烧杂烩，多下来四角钱，每月可以买两本书。”这篇作文曾经被刊载在有关内部通讯上的。这样形成了一种意识，老百姓好像认为他们只管生孩子，别的自然有共产党管。这到底是好呢还是不好?正想到这里，思想不知咋的一跳，忽然想到了郁富这个死鬼，好像杨书记就是一个没有被他“除奸”打死的郁富似的，而郁富的资格比杨书记还要早好几年呢，杨书记是解放后新区土改当中吸收培养的干部，只不过能力强、文化高，进步较快。他心里哆嗦了一下，马上从心中抹去了郁富这个历史的阴影。

　　他怀疑杨书记刚才的讲话精神，骨里是得到了地委书记的指示，只是不便于说出来罢了。不过，昭阳中学这样的难事却是要他去做的。杨书记的方法实际上是“假开除”，还是把我们的人“抛出去”。毕竟假戏要真做，他确实对“后遗症”有很大的担心，可是也想不出在目前能够两全其美的方法来。这样，他就要充当去向昭阳中学“红旗兵团”屈服的角色了，他就要代表市委去宣布开除曹校长和李局长的党籍了，而且还不能泄露秘密，这是多么荒唐的事情!他们成了“引蛇出洞”的两块肥肉，或者像啥似的被放到“火”里去“烧”、去“经过”。想一想这是多么难过、多么不正常。但你只好对自己说，这是一场特珠的斗争。

　　他打电话叫老秦立即到他办公室来。

　　那天老秦带来了新情况，给他看抄来的柳春芳的大字报，题为《我的声明》。其一，认为当前运动应当深入揭露学校领导在过去工作中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事实，用大字报或辩论会的方式，进行深入说理与批判，而不是简单提出对某人撤党撤职，因为结论和处理应当产生在充分揭露与批判之后，而不是在这之前。其二，目前对市委提出开除某人党籍之类的坚决要求，缺乏坚实基础，不易得到群众的理解，也不易得到市委的支持。组织上如何处理和给以出路，是组织的事情，群众不应该提出这样的问题，更不应该对市委提出“最后通谍”式的时限。其三，本人主张，红旗兵团可以撤回对市委的《坚决要求》，转为召开与曹家骏和李宝安的辩论大会或对他们的揭露批判大会，可请市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并讲话。只有这样，本校文化大革命才能打破僵局并且得到正确开展。

　　他问老秦，这张大字报有无啥影响?老秦说，影响不小，不少师生认为有道理，但大字报上立即被一些学生加了许多反对的批语，老秦打开笔记本，都记在上面，有“胆小鬼”、“红纸包里的烂肉”、“机会主义”、“不敢革命的滚开去”。

　　那么学生还会不会按照原先说的到市委来请愿呢?老秦说，学生正在激烈争论，很难说他们不会来。确实，杨书记在常委会上说得对，我们的工作落在后面了，至少做得还很不够。而这个柳春芳只是个代课教师，又是个女的，没有多大作用，她这张大字报，可能只是出于她个人的考虑，她这个“革命的海燕”，现在觉得有点对不起曹校长、有点害怕了，想来挽回影响、弥补自己的过失。

　　他给老秦布置说，你要立即回校，召集全体班主任和学校干部开会，表示工作组支持柳春芳的大字报，让他们到学生当中去做工作。老秦脸上有难色，他说，不要怕，要放手做我们该做的工作。工作组要成为一个战斗堡垒，党考验每个人在阶级斗争紧要关头重大时刻的表现。对于红旗兵团的学生，也要做工作，要找头头个别谈话，动以情，晓以理，苦口婆心，也可以暗中分化瓦解。

　　他看了一下手表，说，你立即回校，尽量做工作，有情况及时报告，我在办公室里专等你的电话。如果你能把工作做下来，不需要我去，是最好的。如果红旗兵团一定要冲出校门到市委来，你就拦住他们，像黄继光堵枪口一样用身体挡住他们，对他们说我代表市委马上就到，让他们等待半小时。但我希望得到你的好消息，能把局面扭转过来，我就不用去了。明白我的意思吗?老秦听懂了他的话，说，总之要把他们劝阻在学校里。他点头，又说，红旗兵团背后是啥人?他们左右了学校局面，你们这方面的工作落后了，被动了。学生是单纯的，你们要开动双腿，动动脑筋，用各种方式到学生当中做工作，发展和壮大左派队伍。左派在哪里?到处都有，红旗兵团的里面外面都有。有红旗兵团，还可以有红星兵团、红军兵团、红枪兵团，红炮兵团，红刀兵团，等等、等等嘛!不要光是依靠共青团组织和原来的官办红卫兵，那些现在都不行了，群众不买那个账了，要灵活机动、改变策略嘛。老秦如梦方醒恍然大悟眼睛发亮，很有信心地走了。

　　老秦走后，他焦虑地等待着，时间十分鐘十分鐘地过去了，眼看那个两小时的期限剩下了半小时，奇迹看来不会出现。但出现了另一个奇迹，秘书领着柳春芳站在了他的办公室门口。

　　自从那次在学校里看见她，一晃好像很长时间了，其实时间并不长，只是发生了一些事情，而柳春芳没有记住他用茶杯里的水做的警告，已经犯下了反党性质的错误，这笔账是要给她记住的。

　　一刹那间，他注意到柳春芳的复杂神情，她正努力让自己大方自然，却无法克服来到市长办公室的一种自卑感和紧张性。他忍受着对这个贴校长大字报的女代课教师的某种厌恶(虽然她秀色可餐)，做出亲切的自然的以至于高兴的样子，说，柳老师，请进。柳春芳终于让自己基本上做到了大方自然，她撩着头发，坐了下来，看着他，说，宗市长，我是来检讨的。

　　他说，你的《声明》我已经听说了，写得很好，检讨啥呀?柳春芳说，我不该写曹校长的大字报，现在学生发展到要求对他撤党撤职，我没有想到。我当时只是想积极参加运动、在政治上有好的表现，没有想到会带来这样的后果。

　　他说，运动还在深入发展，《十六条》不是说了吗，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你写曹校长的大字报，对语文教学有不同看法，是正常的，文章激烈一些也不要紧，毛主席说了嘛，“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要想得过多。现在支持你的《声明》的老师学生有多少?能劝阻红旗兵团到市委来请愿吗?

　　柳春芳把头低了下去，脸上顿时红红的，后来抬起头来，对他说，我不知道，看来没有把握。他说，来请愿，我们也不怕，但最好不要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是人民政府嘛。你已经尽了你的努力，我们对你的《声明》是肯定的，党会注意到每一个人在运动中的表现和诚意。我正在等老秦的电话，但愿他能给我们一个好消息。你的《声明》为啥以个人名义，而不以“山花烂漫”的名义呢?

　　柳春芳脸上又红起来，说，有人建议我用个人的名义。柳春芳说漏了嘴的“有人”，大约是范公望。电话响了，虽是等待中的，但铃声还是让他吃了一惊，几乎在柳春芳面前失态。

　　老秦在电话里说，宗市长，学校里发生了紧急的情况，工作组处理不了，请市委领导能亲自到学校来接见革命师生。他放下电话，问，你们学校发生了啥紧急情况?柳春芳摇头不知。他说，我这就到你们学校去，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谈吧。他下了楼，叫上秘书，骑上自行车，出发了。一路上他想着，大约学生已经集合，准备出发上街了，工作组、老秦阻挡不住那种“滚滚洪流”。

　　“东方升起了红太阳，哎嗨，升起了红太阳……”

　　很远就听到了嘹亮的歌曲，是学校的高音喇叭，渲染着一派革命年代的气氛。他的心随着就跳得厉害了些。老秦和一些人在学校门口等着他，一些学生正在往大字报专栏上刷很大的标语，是“打倒腐朽糜烂的曹家骏”。他头脑里出现了一个疑问，曹家骏咋的又有“腐朽糜烂”这个罪名了?

　　他被簇拥着往里走，一下子像被卷到了漩涡中心一样，远远近近许多学生往他这边走来。他被领进一间会议室，很快也就座无虚席，屋里屋外站满了人，都是学生，在众多学生当中也能看到有个别年轻的男女教师，好奇地或面无表情地瞪着他(这种表情令他多么厌恶)。

　　外面的高音喇叭突然关掉了。老秦坐在他身边，站起来说，欢迎市委常委代市长宗进庭同志来我校指导文化大革命!一阵礼貌性的鼓掌，然后安静下来，多少双幼稚而严肃的眼睛小灯泡一样亮亮地盯着他，等他说话。

　　他的心中急于看到为头的学生，想看看他们是啥样子。他说，红旗兵团的负责同学请来了吗?老秦指着他对面的几个学生说，他们都来了。他低头看着坐在对面的这几个学生，他们满脸稚气，表情严肃，一本正经。他注意到，一个男孩是长脸，耷着眼皮，满脸疙瘩;另一个男孩小四方脸儿，眼睛很亮，两道浓眉;还有一个男孩圆乎乎的团团儿脸，面带微笑;此外，还有一个是女孩，清清秀秀，也作为学生头头坐在他对面。这女孩盯着他，好像要他特别注意到她、应该得到他的夸奖似的。他想起该是认识她的，是叫过他宗伯伯的，这似乎是一个中层干部家的孩子，而且到他的家里去过，大约是兰贞的女同事家的。他想起来了，她叫小琴，姓冯。她的父亲是手工业局的局长，一年前才从部队转业安置的，而她的妈妈，正是跟兰贞同在劳动局。他装着没有认出她来，只将她与那三个男学生作为一个整体看待。这个小丫头完全是跟在后面瞎热闹罢了。

　　他心中的矛盾是：他很难将这几个乳臭未干的孩子看成是运动中跳出来的“反党分子”。他说，谈谈情况好不好?满脸疙瘩的学生就递过来一个半大的旧信封。他把信封里的东西倒出来，是一张照片。他拿起照片来看，模模糊糊的竟然是一个全裸体的女人的背影。他的手几乎一抖，照片掉在了桌上。

　　他让自己镇静着，问，这照片是哪里来的?咋回事?学生说，这是从曹校长办公桌里查出来的，还有这个。说着，递过来用旧报纸包着的一包东西。他打开一看，是十多片串连一起的牙牌，上面刻画着古代男女春宫秘戏图，在这种“闹革命”的场合出现，简直触目惊心。

　　他不及细看，就像怕碰到致命细菌似的把这些都迅速包了起来，推到老秦面前，愤怒着说，给他收好!他心里生着曹家骏的气，一个做校长的，在办公桌里让学生查出了这些东西，还有啥可说的呢?他说，简直是堕落!他气得眼里冒火。

　　学生都看着他，屋子里寂静万分。他心里本来还侥幸想视情况不宣布那个决定，现在的情势，是一点点这样的可能也没有了。现在如果要劝说学生放弃《坚决要求》，不等于是在火药桶上点火吗?他让自己在心里调整了一下，他需要完全以另一种面目出现了，他得扮演一个很开明、很革命、与这火热的时代完全一致、显得有几分浅薄的角色。

　　他说，同学们，我代表市委坚决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

　　话音未落，屋子里就哗哗一片响起了坚脆有力的掌声，使他受到着一种感动，但在他的心里，同时也就袭来悲哀的阴影，因为宣布杨书记所提议的市委决定，对曹家骏和李宝安“双开”，不但已经势在必行，而且好像已经完全是真的了。但这两个人将被“烧”成啥样子呢?

　　他用更庄严的语气，也更加浅薄似的，说，同学们，红旗兵团的小将们，朝阳中学的革命师生们，文化大革命在我市开展以来，你们响应毛主席号召，在党的领导下，以《十六条》为武器，积极投身革命洪流，成了勇敢的革命闯将，揭露出了曹家骏这样的腐朽堕落分子，并且揭发批判了他在语文教学等方面的修正主义教育思想，还揭发批判了李宝安错误的反动的言论，市委完全支持你们的革命大方向!

　　热烈的掌声再一次响起，并且有人领呼起了“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震屋宇。

　　他说，市委认真研究了红旗兵团提出的《坚决要求》，也认真研究了李宝安曹家骏所犯错误，已经召开紧急会议，作出了原则的决定，现在，又发现这样可耻的情况，我代表市委宣布，立即开除二人的党籍，撤销二人的一切职务!

　　屋子里两秒钟的奇静之后，立即响起了炸耳的口号声，“坚决拥护市委正确决定!打倒曹家骏!打倒李宝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毛主席万岁!”他也把手一次一次地举着，跟着呼喊这些口号，并且让面部有着相应的庄严激动的表情，一种本能告诉他：群众都看着他，这是一点也马虎不得的。

　　刹那间，他在眼梢上看到了站在门口的柳春芳。他刚才一路而来，不知为何已经把她忘得干干净净的了。这时她的眼睛里闪耀着对他的表态的惊讶、怀疑、讥讽。刚才他的态度、他说的话，她是全看到、听到了，而她在他的办公室里所感受的他的立场态度和整个的人，却不是这样的，所以现在她那如清水的眼睛泠然旁观看穿了他的假把戏似的。

　　小知识分子这么一点点聪明和尖刻，甚至是政治无知，在这种时候，他当然置之不顾，但心里十分反感、痛恨。

　　口号声过去之后，他说，市委要求你们，继续认真学好用好光辉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学好用好党中央颁布的《十六条》，对曹家骏李宝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言行，深入揭发、批倒批臭，让毛泽东思想占领学校阵地，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客观世界和我们的主观世界，让朝阳中学成为毛泽东思想的革命大学校。

　　希望你们按照《十六条》上说的，要用文斗，不要用武斗，对曹家骏李宝安这样的人，主要是批判他们的修正主义思想，而不是伤害其身体。不要关押他们，到了吃饭、休息时间，要让他们回家。如果有拘禁的需要，要通过公安机关来执行。他们必须每天按时到校，接受革命师生的揭发批判，老实交待和认识自己所犯错误，同时在学校从事一定的力所能及的劳动，以改造他们的腐朽反动的思想意识。希望工作组做好自己的工作，与革命师生一起，开展对曹家骏李宝安的批判斗争。今天到学校来，从我个人来说，很受教育，更加感到毛主席党中央决定开展文化大革命是无比英明正确的，感到小将们的革命精神是十分可贵的。以后我还要来向老师同学们学习。他站了起来，并且向对面的学生伸出手去。令他欣慰的是，学生的稚嫩的小手，也就向他伸了过来。屋子里又一次响起了鼓掌声。

　　我有话说!一个稚嫩的嗓子在掌声中尖叫起来，大家吃一惊，循声望去，只见一个又瘦又高、小头歪脸、发育得明显不好的学生，眼睛瞪得挺大，向前伸着他的手臂，表情十分严重，急忙地说，市委的决定难道就不会是骗人的吗?

　　这话说得大家一愣，说得他心中暗惊，但屋子里随即有了哄笑声，不仅笑这句话，而且笑这个学生丑陋的体形以及脸上那严重得可笑的神情。哄笑声表现了群众的倾向。他和群众一起注意到，为主的两个学生头头皱了一下眉，看来不想支持这个学生的发言，而且认为不应该这样节外生枝。于是，多少张脸转向了他，要听他的回答。

　　他说，请大家放心，市委的决定是常委会研究通过、记录在册的。我到学校来，是到群众中来做出宣布，是代表市委，不是代表我个人的。同学们，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严峻考验，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面前，我们都是平等的!

　　掌声再次响起，在老秦示意下，旁边的学生让了开来，学生头头们也站了起来。他朝外面走去，没有再出现意外。高音喇叭里播放着非常能让人热血沸腾的革命歌曲。

　　“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他赶快离开了朝阳初级中学，心里发誓，再也不到这种鬼地方来，再也不出现在这种鬼场合，再也不想见这些鬼东西了。

　　其实，曹家骏只是不检点而已。个把多月之前，按照市委“文革办”统一布置，所谓官办的红卫兵就戴着红袖章上街“破四旧”了，有关同学家中也不放过的。社会各界闻风而动，自己动手把“四旧”的东西都破了，不知烧掉毁掉了多少“封资修”的文化遗存。他作为一个做校长的人，自己身边藏有这些不好的东西，咋不早点处理掉，或者藏藏好的呢?严格说，那春宫秘戏牙牌，还有那张大约是给他的老婆拍的照片，对于成年人，并不是啥大不了的东西，有这么一点低级趣味，也可以理解，人就是人嘛，只要不给孩子看到就行了。现在挨学生这样抄了出来，确实有点惊心动魄，并且令人气愤，认为这样的人是“修”得够可以了，不配做一个校长，也不配做一个共产党员。总而言之曹家骏是太荒唐了，而且把个好端端的李宝安也带下了水。但令人不放心的是，不知老秦可曾跟他们二人见面，把要经受考验这句最重要的话跟他们说清楚。

　　他回到中山塔里，向杨书记做了汇报，杨书记把头点着，脸上出现微妙的笑容。正在这时，老秦来电话说，学生要到市委门口表示拥护市委对曹家骏李宝安的处分决定，已经出发了。他告诉杨书记，杨书记对他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成竹在胸地说，得准备一下，到中山塔门口接见他们，你主持，我讲话。

　　当杨书记身穿军装出来时，他心中惊讶而佩服。按规定，市委书记就是本地人武部第一政委，杨书记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点。既然毛主席在北京接见红卫兵是穿上军装的，那么作为人武部第一政委的市委书记也就可以、甚至应当照此办理，革命师生们会感到这是对他们的重视和尊敬。

　　从男女学生幼稚的敬仰的脸上，他看到，杨书记身上崭新的草绿色的军装和红色的帽徽领章，使他们眼睛发亮，有一种圣洁明朗的光在他们的面庞上闪耀，甚至让站在对面的他们也被照亮、也被感动了。军装是一种象征，象征革命，象征理想，象征光荣，象征勇敢，象征战无不胜，象征着社会主义祖国，也象征着党和毛主席。穿上军装之后的市委书记，无形中显得崇高、可亲、可信、不可侵犯。就连他，心中对杨书记也多了几分敬畏，对市委书记的崇高地位不胜仰望。

　　杨书记站在中山塔门口，在讲话之前，首先庄严地向学生敬了一个军礼，这就博得了非常热烈的鼓掌。至于杨书记的讲话，不用说，自始至终充满对朝阳中学以红旗兵团为代表的革命师生的肯定和赞扬，充满对文化大革命“反修防修”伟大意义的深刻理解和赞美，然后又语重心长提出了几点要求和希望。全篇讲话十分革命，十分全面，热情洋溢，也博得了非常热烈的掌声。

　　本来杨书记就很会作报告，人们说，只要杨书记手上的香烟接下去烧，他的报告就能接下去讲，他常常是不用稿子，凭着写在一张半张纸上的提纲，就对着满会场的干部作半天的报告，记录下来就像是用书面文字写成的那样严谨，并且都符合着中央和上级文件精神而又结合着实际，不是随意的离题万里的发挥，现在对学生作十分钟的演讲，在他根本算不了一件难事。要知道，杨书记在来亭州这个县级市担任市委书记的一年多之前，是省委宣传部的处长。

　　这些学生，平时从来没见过市委书记讲话，甚至从来没有见过市委书记，一下子也就被杨书记征服住了。确实，干部的个人形象、个人才能是党的宝贵财富，党需要德才兼备的干部。

　　最后，杨书记领呼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毛主席万岁!”的革命口号，并且从学生手中双手接过“红旗兵团”的大旗挥舞了两下，赢得了热烈鼓掌之后，又郑重庄严地授给他们，使接见达到了成功的高潮。

　　市委书记挥手送行，游行队伍掉头向南，一路高呼口号，回学校去了。

　　杨书记的策略大获全胜，朝阳中学的浪潮得到了控制，市委和杨书记本人也得到了一种政治上的成功，这两点对于稳定亭州局势，当然是十分有利的……可是……

　　第二章 蛛网深计

　　医校学生静坐市委，宗进庭决定了一个“三天三夜”的计划。

　　他在常委会上对于“后遗症”的担心，很快也就得到了验证。一大清早，当医校工作组报告说医校出现动向，他的心中就一惊，立即意识到要出啥事了，并且在不为人知的深处是与他有密切关系的。果然，所谓医校的动向，就是出现了一张署名“井岗红卫兵”的大字报《序幕为什么是逮捕师生?》直指逮捕教师郁平和学生刘镇琛的事，认为工作组和学校党委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谓“井岗红卫兵”，那就不是原先由市委布置、学校组织、发给袖章的红卫兵，而是自发的，无政府的。工作组在电话中说，里面各种出身成份的学生都有，特别是出身不好的都投奔进去了，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词以前没有听说过。

　　听着电话，他想，这张大字报不是一件小事，不仅是针对着学校党委和工作组，而且也针对着市委的，至少有这种必然趋势。“各种成份的学生”自己成立组织，在昭阳中学的事件中已经见到过了，明摆着是蔑视已有的所谓官办红卫兵、蔑视党的领导，这里面有一种反骨，是造反，是反党性质的。

　　他联想到北京的情况，北京大学党委不就是被一张大字报冲垮的吗?接着是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本来那样显赫、那样受到党内敬畏的人一下子被明显降位，这不正是“顺藤摸瓜”?在亭州，决不能这样重演。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词，确实是有来历的，确实不是医校学生所能发明的，只是他还不能、也不便告诉工作组。而医校学生已经知道了这个词，说明着他们一定是跟北京的大学生有了联系，他们正在用这个来分析亭州的运动。他心中挨锥子戳了一下似的隐隐作疼。

　　他给工作组下达了一道命令，要查清大字报是啥人写的?背后有啥动态?要赶快组织要求进步的积极分子、我们自己的红卫兵的作用，重新集结和加强自己的队伍，要立即写出不同意见的大字报大标语。

　　当时，郁平被关在看守所里，以前也没听说对他有同情或较接近的师生，他与看守所外面是不可能有任何联系的。但问题并不在此，而在于：郁平和那个学生成了棋盘上的一着棋，你拿逮捕他们来给运动定向，别人也就拿否定这个逮捕来做突破口，把运动的方向拨过来朝着你。这是政治斗争，但一切又不像一着棋那样明明白白，甚至写大字报的这个“井岗红卫兵”大约也未必就考虑得这么清楚。问题就有这种微妙性深刻性，后果是极为严重的，不是鱼死，就是网破。斗争就这样“深入”起来了，须得好好对待。

　　他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一边等待着医校工作组随时报告情况，一边不由得想着自己跟郁平的冤仇关系。至今不死的郁平确实经常让他做同一个恶梦，梦中景象总是他在深夜漆黑的原野上狂逃，有几个人拿着驳壳枪追打他，其中一人要报杀兄之仇，那个人就是郁平，但盯着想看清楚就又面目模糊了。醒来之后心脏怦怦跳得难受，并且头脑里还久久回想着那可怕的梦中景象，事实上也就是一九四六年的一段几乎不为人知的个人经历。

　　自从在亭州发现郁平的存在，自从借着一九五九年“整风反右后的审干复查”把郁平一棒打下乡去，这个恶梦渐渐就在头脑里生了根一样，不时地就在睡梦中上演一回。这是何等的痛苦，又是何等的难言，除了对兰贞略微说过，他对任何人都无法诉说这一内心深处的痛苦，若是自我控制不住，将来的一天只怕是要得精神分裂症的。

　　他有时也曾想，松手吧，冤家宜解不宜结，何必跟郁平过不去呢?自己也麻烦。所谓郁平的历史问题，其实证据不足，只能说有点影子，但他就给郁平定了七分的罪，开除了他的公职，并且就他老婆的事情因势利导，真是弄得他家破人亡。时间长了，他也就以没有给郁平定十分的罪来宽慰自己，认为还是讲了乡情刀下留人的。他当然不能做得太过份，总要让自己有几分道理。既然问题在是与不是之间，处理也就在罪与非罪之间而偏向于有罪。这样处理是既达到目的又立于不败之地的。当然，这不够干脆，拖泥带水，至今还在纠缠。

　　郁平多次上访，因而省里建议安排郁平在农村做代课教师;郁平的老婆孩子出了事，医校提出让郁平回城代课;这样的两件事，他确实也没有反对，就是受着自己思想中那些潜在的不同意识的支配，采取了含糊的态度，可以说是一时的软弱和让步。这便宜了郁平。文化大革命运动来了之后，他不觉就又动起了郁平的脑筋，而且就果断地做下来了。当然，事实已经一再证明，加害郁平并不使自己轻松。也许只有彻底松了郁平，才能彻底松了自己。可要做到这一步，简直是难以想象的。一九五九年定郁平十分的罪也就罢了，但那又不是随便能做到的，不同意见一旦出现，扯起皮来就不好了。现在要叫他完全松了郁平，从他这角度，也就不是随便就能做到。事情就变得这样有点怪，好像既然成了事情，就自有其发展逻辑似的。

　　医校的情况让他感到完全出乎预料，几乎使他一时失去了某种自信。工作组长老张又打来电话，说医校数百名学生呼喊着口号正向市委前进，都很激动，不听劝阻，他们要求立即释放被捕师生，要打倒王校长，要赶走工作组。有组织有纲领有口号有行动，还有背景：已经可以确定，前天有北京医学院的两个大学生到医校来过，跟学生史宏(原名史家旺)在学校解剖室那里的小花园密谈了半天，“井岗红卫兵”就是史宏，现在前往市委的学生队伍也正是史宏领头。

　　他问，难道学校里就这样一边倒吗?老张说，另一种意见也有，认为反对学校党委、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党，认为史宏是这次运动在学生里面冒出来的反党分子，但这种意见不占上风。

　　他搁下电话，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头脑里一片空白，仿佛面临不可思议的灭顶之灾，一时竟不知道该咋办。但他猛醒过来，给秘书发下命令，叫把平时在体育场开大会用的毛主席大画像抬出来当做一面屏风立在市委门口，把铁栅门拉起来锁上，只开旁边的传达室小门，让“文革接待办公室”程主任就在传达室办公，保卫科的人把守在市委门口，防止学生冲进来，让公安局便衣到市委门口和围墙外面布点监控，做好安全保卫工作，另外，通知看守所加强警戒。

　　他向杨书记办公室走去，向杨书记报告了这一紧急情况和自己采取的措施。杨书记一面叫秘书通知常委到小会议室开会，一面用电话向地委作了报告。他听到了电话里地委郑书记那熟悉的有点嘶哑的声音。他的心稍微定了下来。

　　常委会上，杨书记说，这是一个紧急会议，情况越是紧急，越是要学习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就让常委们先用十五分钟把《十六条》看一遍，而自己去跟调用在北京的大学工作组的市委副书记、市长朱大明通电话。这是杨书记和市委了解北京情况的一个安全可靠的渠道。

　　过了一会儿，杨书记回到会议室，让他报告医校的情况。他告诉大家，医校几百名学生已经出发，带着三条要求，到市委来请愿。于是，他不得不就一个多月之前逮捕郁平和刘镇琛作了回顾和说明。电话铃令人心惊胆颤地突然响了起来，秘书接话后报告说，学生已经到了大门口，席地而坐，要求市委领导接见。杨书记吩咐秘书让“文革接待办”先劝他们回校，请他们相信市委一定会认真研究他们的要求。秘书下楼而去。杨书记说，老宗介绍了基本情况，学生也已经到了，大家看该如何处理。

　　年龄最大的常委、组织部长老李用他那口词不清的乡音说，运动初期逮捕这两个师生，还有先前的“上挂下联”，“三个横扫”，对于指导全市运动，是有必要的，但现在情况发生变化，特别是《十六条》发表了，党中央对运动的指导进一步明确了，我们也就要调整我们的做法，我们本来没有搞这种运动的经验嘛。学生提出两个师生的问题，我看可以考虑。那个教师是历史问题，听说本人还一直在申诉，那个学生其实只是家庭出身不好，用《十六条》的精神对照，当然也就不必逮捕。至于要求市委撤销工作组，要求“打倒”谁谁谁，我们不能同意，我们只能说欢迎对工作组提意见，欢迎揭发批判学校领导人的错误。我们也不能提倡到市委来请愿的做法，因为我们在各学校都派有工作组，有问题跟工作组反映，市委马上就会知道，不用请愿也一样能得到重视，请愿容易造成社会混乱，这是不允许的。至于释放人的问题，也不是这样闹事就释放，也得有个过程。

　　老李口词不清的发言，虽然一如以往是平庸无奇的，但也一如既往说得不能算错。他心里虽不痛快，也只有接受，因为明摆着逮捕二人是有点不对了，“逮捕师生”，说起来有点难听和理亏了，很难坚持说是正确的了，而老李的话里还是给他留了面子的。

　　事情变化真快，哑巴亏他是吃了下去，运动初期上面的指示精神确实是不一样的，逮捕二人甚至是请示过的，但常委会上竟然无人提起不久前这样的历史背景了，好像成了他个人的一个错误。他当然不好这样抱怨上面，暂时也无须分辩。斗争确实复杂，他有成为“替罪羊”的可能。但他觉得自己总的来说，还是对的。

　　杨书记征求他的看法，他说，目前也只能像李部长这样说的做了，我们若不作好让步的准备，恐怕他们不会退走的。但我看，不是他们一来，我们就扛顺风旗，而是要作几步准备，步步为营，准备三天三夜。现在市委门口就是阶级斗争的活的现场，我们要让躲在后面的阶级敌人、还有藏在学生教师里面的坏人，得到充分的暴露，让群众增加识别能力。

　　昭阳中学的风潮，被化解在校门之内，我们的代价是曹家骏李宝安两个同志暂时做出了牺牲。昭阳中学的问题没有来得及充分暴露，为了让学生不上街，我们不得不那样做了紧急的处理。现在不同了，他们已经上街了，所以我们可以不急，让温度升高一些，让问题暴露得充分一些。不到一定时候，决不轻言允诺，否则，靠拢党的群众不理解、中间群众有误解，干部也会想不通。我们要让群众看到和经历一个斗争过程，为以后的反击打好群众基础。

　　上次杨书记就强调了毛主席关于放火烧身的教导，我们可以让眼前的火烧一烧，看能烧到啥程度，真金不怕火来炼嘛。医校是运动初期我直接抓的，逮捕一名教师一名学生，具体是我布置的，这样做自有根据，也有一定效果，现在要根据新的动向因势利导。

　　我们要发动向党靠拢的学生，还有工人阶级，来用大字报大辩论发表不同看法，让他们到市委门口来看看活生生的阶级斗争，一方面也起保卫市委的作用，以防止出现意外的暴乱性事件。各工厂的“四清”社教工作组还都在，要让他们组织工人里的积极分子化整为零到市委门口来劝告学生、跟学生辩论。毛主席教导我们要紧紧依靠左派群众，我们为啥不让左派群众来表达他们的意见、经受这样的锻炼呢?哪个是左派?左派不是啥人都可以自封的，站在我们这边的就是左派。上次杨书记也讲到了这一点。现在，对方已经布下阵势，我们也要布下阵势，不要缩手缩脚。即使在医校，也是有左派、有不同意见的，但目前这种力量还不大，正在积聚之中，也正在等待我们的号令，我们要予以重视和支持。总之我认为可以变坏事为好事，化被动为主动。我布置关上了市委大门，不是怕他们，也不是不让群众进市委，而是要在中山塔门口形成阶级斗争的现场。我认为要有这个过程，起码三天三夜。我们发动了靠拢我们的群众，情况就会不一样。总之，天是掉不下来的。

　　杨书记让大家发表看法。监委书记老魏耷着眼皮说，我看就这样，有人用学生来钓我们的鱼，我们要反过来钓他们的鱼，看看谁能把谁钓出来。

　　结果，大家对他的“三天三夜”的方案表示赞同。杨书记说，那就这样做。由老宗全面负责布置和处理眼前的这件事情，其他同志重点注意自己分管的方面。学生只管革命，我们不能不管各方面的正常工作，只要我们是在抓各方面的正常工作，那就永远主动、有理、立于不败之地。《十六条》上也有“抓革命，促生产”这一条。大家都要密切关注全市动静，一有情况，我们还是召开这样的紧急会议来共同研究。

　　散了会，他精神饱满回到自己办公室，四处打电话，给方方面面布置了下去，像布下了一面无形大网，将要调动几千人，轮流来隐蔽地保卫市委市人委机关。这样，中山塔门口就像无形大网包围着的一个舞台，等待着各种角色登台表演，到时自然会出现很多“观众”，这些“观众”在必要时会上前跟学生进行“辩论”。而他，就像一个深藏不露的老蜘蛛，蛛网上的每一根蛛丝，他都敏感地把握着。中山塔门口每一个人的表演都会被做出记录，并且及时反映到他的面前来。不但如此，整个现场实际上被安全而又不露形迹地保护了起来，一旦发生异常，或者有啥越轨行为，就会有无数群众“自发”涌上前去，发表各种不同意见，对现场实行有效控制。

　　这是一九六六年的八月底。久旱无雨，天气炎热，数百学生静坐在强烈的阳光下，把中山塔门口小广场坐满了，四周东一堆西一堆是围观的群众;在市委门口，在中山塔面前的街上，这里那里的，有一些工人围着一个两个学生进行辩论，指出他们静坐市委是反党行为;不时有家长跑来要从静坐队伍里拖走自家的孩子，个别的拖走了，多数却拖不走。这些情况不时报来，让他忧喜参半。

　　学生们过一会儿就呼口号，其中竟然有“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他们几百人在小小亭州这样的行为，能跟这样两个“保卫”联得起来吗?毛主席党中央难道要靠他们来“保卫”?静坐共产党的一个县级市委，就算是这种“保卫”吗?这一切是啥混账逻辑?他在办公室里听到这个情况，先是感到可笑，继而感到可恨。看来，这次运动的特点就是这样的了，是打着好的旗号来做坏的事情，以达到天下大乱、取而代之。

　　来报告情况的“文革接待办”负责人老程似乎已经有所动摇。他对老程说，不要怕，不要被这些危言耸听的口号所迷惑。他们热爱毛主席党中央，难道我们不热爱?难道我们倒不如他们有这样的感情和觉悟?他们里面有几个共产党员?有几个曾经迎着敌人的枪炮子弹冲过锋?可以说一个也没有!你我在淮海战场上跟国民党军作战的时候，他们有的在吃奶、有的还没有出世呢。他们凭啥冲着我们喊这两个“保卫”?这两句口号是随便好喊的吗?我们党和国家的形势到了这样严重的程度吗?这是强加于人，是欺骗人的口号，或者说是他们被欺骗了。要给他们指出这一点!当然，说话不要被抓住小辫子，现在就时兴抓辫子、打棍子、扣大帽子。大门要继续关着，要继续跟学生代表谈判，跟他们共同学习《十六条》，看看上面可有一条说可以来静坐市委?要指出他们的行为是不对的，他们的要求也是不对的，劝告他们回到学校里去，这是商量问题解决问题的前提。坚持我们这个立场，说话要和气，态度要原则。

　　老程说，气温太高，只怕有学生要中暑。他说，气温是高，但暑天已经过去，早晚凉了。这些事我们不能负责，要把这个压力给学生代表，指出他们要负这个责任，他们是医士学校的嘛，应该懂得这个道理。他们来静坐市委，是极其错误的行为，我们为啥要给他们水喝?难道还要给他们饭吃、给他们发放清凉饮料吗?我们如果这样软弱，政府还有啥威信?我们不搞虚伪的一套，也决不屈服于苦肉计，共产党之所以胜利，就是因为讲实事求是!

　　但后来群众有给学生送水喝的，这些群众暗中被记录了下来，并且很快查明了身份，都是居住中山塔附近的普通家庭妇女，其家庭里也并无“五类分子”，街道干部已经及时对她们作了教育和警告。

　　与此同时，在距离中山塔不远的机关食堂里，倒确实在烧大量的开水，在做大量的馒头，但那不是供给静坐的学生的，而是供给在暗中来保卫市委的人的。他们来自附近几个工厂，有他们厂里的工会干部作为领队。在他们之上暗中有一位总指挥，就是有着三千工人的亭州纺织厂工会主席老刘，同时也兼着市总工会副主席，本人具有全国劳动模范的身份。这时老刘就坐镇在不远处的市总工会里，通过联络员的掌握，指挥现场的这些人，让他们分批地悄悄地进入食堂和离开食堂，做到岗位不空、肚子也不空，老刘把这叫做“陪公子读书”。大老粗说起话来，既一针见血，又风趣幽默，毒得狠呢。

　　学生中午吃饭是分批回校去吃的，医校本来就是公费供应学生吃饭的学校。静坐的学生一直精神抖擞地唱歌、呼口号。他们显然有了分工，有人继续作为“代表”跟市委“文革接待办”谈判，有人在学校里写大字报大标语拿到市委门口和附近街道上张贴，有人分头到其他学校去演讲鼓动。工人们在街头对学生的拦截辩论，总的来说，没有起多大作用，甚至反而遭到了群众的指责。这些消息使他忧心忡忡，十分焦虑。

　　使他高兴的是，对立面终于站出来了，一条大标语刷在了机关食堂门口的墙上：

　　静坐市委是反革命行为!

　　真是旗帜鲜明。底下一行小字是“医校红色保卫军”。这里距离市委有二百米，远了一点，而张贴的几个学生也不敢久留似的很快消失了。但标语的影响还是很大，中山塔门口的人们都知道了，在群众之间引发了激烈争论，街上东一坨西一坨的聚着互相争论的人。得到这个消息，他高兴极了，立即给医校工作组长老张打电话，吩咐立即与“红色保卫军”的学生取得联系，要肯定他们是在运动中站在了左派的立场，市委对他们表示支持。要让“红色保卫军”在学生当中发展壮大自己的队伍，他们需要的纸张笔墨不受限制。要他们在医校内外用大字报大标语大造声势，对在外面静坐市委的人“釜底抽薪”形成政治压力。“红色保卫军”可以组织群众上街游行、呼口号，向人民群众宣传自己的不同观点，使在市委门口静坐的人孤立起来。总之要利用“井岗红卫兵”正在静坐市委，后方空虚，立即开展这方面的工作。还要让他们敢于做这边学生的工作，暗中分化瓦解，等“井岗红卫兵”回校时，学校里力量对比就会发生相反的变化，那时就把他们分割到班级上去，一个一个做检讨，人人过关、交代自己的思想动机。他一口气布置了这么多、讲得这么具体，一切都好像已经成了到手的现实，可算是高瞻远瞩。老张的情绪也被鼓舞起来，表示一定照他指示的立即去做。

　　他刚搁下电话，杨书记的电话就来了，也听说出现了这条标语，他就把刚刚给医校工作组长的布置说了，杨书记说，很好，这样就有可能把局面扭转过来。发现杨书记跟他的共同点，他总是感到高兴，但也总是抹不去心中的担忧，因为杨书记的思想是否跟他完全一致，那是不知道的，他并不完全同意上次常委会杨书记讲的一些东西，或至少认为没有必要强调某些内容。他觉得杨书记对运动的理解上暗里有些转弯了，确实是从“三个横扫”上后退，改用了《十六条》上“运动重点”的说法。在文化大革命这形势下，杨书记与他、与众常委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渐渐有了微妙之处，有了戒防之心。这是需要注意的。

　　夜色降临以后，他从旁边巷子悄悄来到中山塔门口，站在人群后面的黑影里，看到大约二百名学生整整齐齐坐在地上，四周站着观看的群众。天气到晚上有点凉意。中山塔门口是个小广场，没有路灯，只有大门头上和旁边看守所门口有两个灯泡。学生唱起歌来，唱的是《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主席》，唱得低沉，听了让人心里酸酸的，好像真有那么回事似的。文艺的作用确实是大，但此时这首歌其实就为错误的学生运动服务了。站在他前面的一个妇女忽然哭着说这些娃儿真可怜，捂着脸走了开去。有人议论说，市委领导人为啥不能出来接见一下学生?怕啥?另一个人马上小声提醒说，看归看，不要多嘴。他感到一种尴尬，悄悄抽身离开，免得被人认出来。

　　他回到办公室。学生不睡觉，他也不能睡觉。他恨恨地想着，年轻人好厉害呀，好像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似的，这种政治斗争的本事是从哪里学来的呢?我们可没有给他们开这门课呀。可是不对，我们是给他们开了这门课的，我们让他们学的政治书、历史书，以至语文书，还有提倡他们阅读的《青春之歌》一类小说，实际上不都充满了这种政治斗争的经验介绍吗?还有我们的电影、戏剧、诗歌、散文、回忆录，等等，无不充满这些内容，这些十几、二十岁的学生，不就是在我们这种革命教育下成长的吗?认为从事政治斗争最伟大最光荣最有意义。天哪，就像教会了儿子来打老子一样呢，或者也可以叫做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弄得我们自己不能忍受了，总之，一切有点不对头、有点不是味道，好像历史在开玩笑，或者是我们自食其果似的。这是今后要考虑的问题。

　　秘书给他送来两份材料，一份是医校学生史家旺的档案，一份是医校党总支书记兼校长王淮兴的档案。一份厚厚的，一份薄薄的，同时摆在他面前，等待他打开、阅读、研究。两份档案平等地摆在一起，显得十分异常。他阅读这个校长的档案，是准备着咋样从策略出发让其“经过去”;他阅读这个学生的档案，是为了弄清这个学生起来“造反”的家庭根源、思想根源、社会根源，差不多就是了解对手、摸清敌情。

　　作为一个学生，才二十一岁的史家旺的档案极其简单。他是本地人，家在天滋街紫竹巷“8-1”号。大约在史家旺十二岁的时候，父亲去世。在表格上，他为他的父亲写下了“码头工人，劳累死亡”这一行有点抑郁的文字。史家旺的母亲后来被安排进港务食堂工作，养活丈夫留下的三个孩子。史家旺的姐姐现已嫁人，姐姐与姐夫都在本地制革厂当工人，还有一个弟弟在读高中一年级。至于祖父，他在表格上写道：“祖父，贫农，亭州打鱼湾曹家庄人，解放前死于贫病交加。”在父亲与祖父的“政治状况”一栏里，他填写的都是“清白”。从这些字里行间，可以看出史家旺渲染这样卑微的没有污点的家世，来赋予自己在新中国的社会里某种“资格”或“权利”。

　　史家旺从小学到中学，教师的评语总是“成绩优良，有一定组织能力”之类，此外就是“希望戒骄戒躁，继续前进”。老师给他的“品行等第”，年年都是一个“优”字。史家旺在初中就被吸收入团，他在班上一直担任劳动委员这个踏实朴素的角色。

　　史家旺所在的这个医士学校，是大跃进时创办的省属专科学校，生源百分之九十面向荷州地区七个县的农村初中优秀毕业生，目的是在三年学业期内速成一批初级的农村医生，将来分配到公社一级的医院工作，来自城里的生源控制在百分之十。“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时，这学校差点给取消，因为省卫生厅个别老同志的坚持，由专科调整为中专，仍是供给制，供给食宿之外，还发给书报费。对于这些来自农村的学生，包括史家旺这样的孩子在内，简直是一步进了天堂一样。曾经有材料报告说，医校学生写的作文都说，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我们穷人的新生，没有大跃进，就没有我们这些穷孩子将来成为人民的医务工作者。

　　他反复看着史宏史家旺的极其有限的档案内容，还有一寸照片上那个幼稚而倔强的猫儿脸，坚定而明澈的目光，再咋捉摸，也看不出史宏有啥反动根源。可是这样一个青年学生，为啥会在这次运动中有这样坏的表现呢?过去，高中以上的学生在一起吟诗作赋、瞎说八道，或者手写、油印自己的“文学杂志”之类，根据情况，就可以打成反动小集团，以弭乱于萌芽，在亭州就有过先例，也是在他手上办的，那几个显露才华的学生这会儿正在海边的农场里劳改呢，到那儿写诗去吧!但这次事情闹这么大，像史宏这样的，不但有言有行，而且这么出格，倒好像成了时代英雄似的。这是咋回事?他虽然明白，却仍然惑住了气似的想不通，过了好一会儿才一口气叹出来，根子是通在上面呀，这一次反而是毛主席亲自叫学生这样闹的，《十六条》不就是毛主席给学生的“圣旨”吗?而且中央的党报党刊还天天给他们打气鼓劲。这简直跟我们过去一贯的想法、做法完全相反，坏的表现成了好的表现，公然对我们“造反”成了“闹革命”，而医校这样几乎是全供给制学校的学生，对党对新中国应当特别感恩，是特别不应当有这样坏的表现的，可是，这些学生却一定认为是好的表现，因为他们是“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但大家都是响应伟大号召的，你们这样做，又是哪来这么大的胆子的呢?他倒是要问问他们!

　　可是，史宏这样的学生，却就抓住时机、以求一逞似的了。他想“逞”啥呢?“逞”英雄吗?也许有一点，但还有野心。史宏本来可以在我们的社会里优先得到培养，稳步上升，但现在有这样大的机会，好像只要敢出头，就能当英雄，于是就迫不急待跳出来了，要当一个很大的英雄，就像蛋壳里的小公鸡梦想立刻变做金凤凰，一飞冲天。

　　出身“贫农、工人”，只是填写在表格上好看罢了，说穿了，不就是出身穷苦吗?是社会地位很低的、过得不像样的人家，也就是马克思说的穷得连人的外观都失去了的那种人。确实，穷人里丑陋的人较多，而富人里好看的人较多，生活条件不同嘛，娶老婆的要求也不一样嘛。个性极强而处在低贱地位的史宏史家旺，从小一定敏感世态炎凉，觉得很委屈，愤恨压抑在心里，而我们依靠工农的政策所给予的优越感和希望，毕竟不可能一下子改善他们全部的实际生活，有某种比我们的阶级路线更强大的习惯的东西作为前提和环境存在着，一般说来，在任何时候，人们都嫌贫爱富、趋炎附势。

　　完全可以想象，这样的一个思想早熟、各方面符合条件的学生，将来分配到单位上，当然会得到组织重视，只要自己努力，就会有很大发展前途。但文化大革命向他展示的“前途”，似乎更直接、更可观，可以像聂元梓那样，只用一张大字报，倾刻之间就名闻天下、出人头地。

　　他们如果真的取得“胜利”，我们将如何呢?明摆着，史家旺不正在“打倒”自己的校长吗?打倒了校长，他在学校里崭露头角，那么，如果要进一步崭露头角呢?势必就要来打倒级别更高的人!

　　史宏史家旺这样的青年，对于我们意味着啥，也就不言而喻。这样一个本来可能被我们选来接班的青年人，现在气势汹汹来抢班，要用我们的血，染红他的革命桂冠，要把我们从坐椅上推翻下去，让他坐上来。而在口头上，却说得比唱得还要好听，啥“反修防修”，啥“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啥“党和国家的命运前途”，啥“毛主席革命路线”，无比的真诚，乃至还流着鳄鱼的眼泪。小小年纪，心领神会，为祸甚大，为谋甚深，抓住时机，以求一逞!

　　不能不承认，这样的内里早熟的青年，能力之强，出人意料，但这样的人才，恰恰是我们需要及早发现、及时清除的!如果说我们过去闹革命的时候，需要这样的青年，现在我们坐江山的时候，就要反过来，就要特别防止这样的青年。这次运动，就下层而言，也许正是要从社会上把年轻人里头这种隐患人物引出来最终加以清除，以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清除一下，稳定十年八年以至于几十年，反右斗争，正是如此。即使毛主席没有这样的本意，但运动到后来必然是这样的结果，因为我们有哪一级喜欢这样勇敢犯上的青年人?绝对没有!这也可以叫做客观规律不以任何个人的意志为转移吧。

　　史家旺这样的青年，等于自我暴露，像定时炸弹一样提前爆炸了。在其没有被消灭之前，总是不舒服的，一有机会，总是要闹点名堂。你把他们消灭(在政治上)一点，他们就舒服一点，彻底消灭，彻底舒服。他们注定不能成功，根本的一条，是我们这些人还正当壮年呢!人家来逼我、斗我，我还要宠爱他、培养他、支持他吗?不可能的。史家旺不过是出了洞的一条小毒蛇而已。让他神气，让他跳吧，等待他的，只有可悲的下场，小公鸡将因自己疯狂的梦想而死在蛋壳里!但目前还得与他周旋，笑脸相迎、恭敬有加!

　　他气呼呼地把史家旺的档案推到一边去，把王淮兴的档案拉到面前来。

　　他不由得盯着王淮兴的相片看了好一会儿，这是一个在面相上就极其忠厚老实的人，正如事实上的那样。他认识王淮兴，是在七年之前的一九五九年，由于处理郁平的事情认识的。当时他看出，这个做校长的对自己学校的教师是很爱护的，作为一个人，是很仁义的，不忍心看到郁平遭此不幸，但在人前人后，却没有说一句不同的意见，也没有流露自己心中作为一个校长的悲伤，一直抱着相信组织服从组织的态度。

　　对于王淮兴当时没有足够表现出应有的政治热情，他虽然心中略有不满，但人家总的是配合的，是配合组织让郁平接受了痛苦现实的，这就行了。从另一方面，却也看出这是一个好同志，很懂原则很有党性，不多言不多语，对上不顶撞。可以想象，对于郁平的事情，王淮兴在任何别人面前都会只字不提，用原则性把自己个人的看法和情感完全克服下去，党性很纯正。就连他，有时也会忍不住跟兰贞谈一点心中隐藏着的东西，严格地说，是不妥当的，是党性还不够，而王淮兴这样的人，一定真的能对老婆也守口如瓶。

　　王淮兴是亭州本地人，家庭出身小商，一九四八年底参加革命，实际上是参加了亭州地下党组织领导的学生活动，主要是暗中刻写传单，夜里出来张贴，宣传我军在战场上的伟大胜利，号召人民准备迎接解放，起到了动摇瓦解国民党政权的作用。当时王淮兴是高中二年级的学生，就在那时被发展入党。亭州解放之后，他在文教科做了科员，以后一直在亭州文教战线工作，做过一中的副校长、二中的校长，做过卫生局副局长、教育局局长。调任医校的校长之后，王淮兴已经是十六级干部，是受到组织重视和培养的。

　　毫无疑问，如果“打倒”王淮兴，对整个亭州教育界，将是一个很大的震动，可以说，就跟在北京“拿下”了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陆平一样。他又气又恼，一拳头砸在办公桌上，心里骂着：狠啊!冒火的眼睛就向史家旺的档案看去。

　　这个乳臭未干的小东西，竟然要来“打倒”有这样革命资历的校长，还美其名曰“革命”、“反修防修”，真是他妈的岂有此理。王淮兴冒着杀头坐牢的危险为了民主解放跟国民党反动政权斗争的时候，史家旺才哇哇坠地，而王淮兴有啥“修正主义”的错误呢?没有!他们只是拿王淮兴当靶子，来跟我们较量罢了。进入文化大革命，学校里是市委工作组当家，逮捕郁平刘镇琛师生二人这样政治上的大事，是市委的决策，而且请示过地委，明摆着王淮兴只能配合执行而不能做主，即使学生也不会不懂得这一点，却硬要市委来撤王淮兴的职，好比给你刀，要你杀自己的将，然后再来收拾你，真是何其毒也!是可爱的青年吗?不，是魔鬼、强盗、阴谋家!不要因为他们还在蛋壳里嫩嫩的，就被迷惑住!

　　他看了一下手表，十一点多了，亭州小城多数人已进梦乡。他估计王淮兴是不能安然入睡的，他拨通了王淮兴家中的电话。家中有电话的人是不多的，王淮兴有这个待遇。接电话的是王淮兴的妻子，他说了自己的姓名，王淮兴就接过了话筒，声音有点激动，说，宗市长，你还没有休息?他说，你不也醒着吗?小将们都在中山塔大门口坐着呢，都是为了你呀。

　　王淮兴说，我个人不算啥，市委还是早作决定比较好。这话的意思是请市委早点对他作出“处分”，就像老将黄盖一样，一片忠心，愿意在“苦肉计”里挨打。

　　他说，老王，你这个态度，我很感动，你是受委屈的，你是代我们受过，组织上有数，我也很清楚。

　　王淮兴立即说，学校里发生的事情，都是我负责，请领导放心。他说，淮兴同志，你的党性值得我们学习。今后不管出现啥情况，你都要挺住，都要相信党相信群众。天下终归还是共产党的。你听到了吗?

　　王淮兴有点哽咽着回答说，你说得对，我听到了，我记住了。目前这种情况，请市委无论如何不要考虑我，要多考虑学生，多考虑全局，早作决定，我愿意接受任何严重的处分!说了这话，王淮兴主动搁下了电话。

　　泪水立即涌上来，模糊了他的眼睛，多么好的同志啊!他心中恨着史宏之类小小野心家，感情久久不能平静。

　　午夜时他悄悄去观看了一下，中山塔门口群众已经不多，四边四角只站着少数几个人，大约还属于老刘布置的暗哨。学生的人数没有减少，都坐在地上，东倒西歪互相倚靠着，女生在当中，男生在四围，这些娃儿们抵挡不住一天下来的疲倦，都睡着或者半睡着了。他立即转身离开，因为感到一种惊心动魄。

　　说史宏史家旺是小小的野心家阴谋家是可以的，但这么多年轻幼稚的学生又是为了啥呢?只能说他们除了受史宏煽动之外，主要是受了报纸上那一片宣传，在响应那个“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其实，这场运动到底是啥来龙去脉，啥又叫做“进行到底”，这些孩子哪里知道!但我们给他们的教育，确实一贯是要求他们积极参加政治运动的。

　　可是，这些学生难道不晓得，静坐共产党的市委意味着啥?要在从前，这就是不折不扣的反革命行动啊!这一点，他们是明白的，可现在，他们却能理解成“革命”行动。他们“革”起老革命的“命”来了，所以老革命遇上了新问题。

　　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运动有很多次，可这回确实很不同。党报上发表着“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文章：《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并且一论而再论，“造反”这两个字就这样上了党报加以号召，真是做梦也不会想到的事情。在年轻幼稚的人理解起来，这一切是多么民主伟大、多么激动人心啊!

　　他想起自己在常委会上主张的“三天三夜”，心中似乎发生了动摇，万一学生的身体以至生命出了啥事情可咋办?那责任就不小。王淮兴最担心的就是这个。是的，这成了眼前的现实，很难拖延下去。但这是一场政治较量，对方在拿学生逼着市委后退，而市委一旦抛出王淮兴，他们就会像疯狗扑上来撕咬住不放，那血红的眼睛还会看着像他这样的下一个目标, 好不厉害!

　　王淮兴成了市委的一道防线，而这道防线看来是守不住的，事实上已有曹家骏的先例。他和杨书记密议过一定情况下可以抛出的人员，那名单上并无曹家骏，也无王淮兴，更无李宝安，但情况变化如此，也就只好灵活处置。市委是可以让王淮兴“经过去”的，只是对待大门口的这场“静坐市委”，要坚守三天三夜。北京的经验已经证明，硬顶不行，只有迂回，暂时后退、让步。你要让学生起来，我们先是不同意，以表明立场，然后就听你的，让他们起来，可起来之后呢?势必是一个“乱”字，发展下去是“乱”了谁，就难说了，到最后不还是要我们来收拾残局吗?没有我们，谁做工作?国家何在?那时就见分晓了!

　　好一场恶斗，要做较长时间的准备，直到否定这一场过于特殊的运动，实质上还要从根本上否定许多许多的东西，才能让一切走上正轨。他觉得自己头脑更清醒、看得更清楚、胸中更有数了。但他也吃惊于自己思想的控制不住，吃惊于自己政治想象力的大胆和骨里的对抗性的立场。一切要不动声色，很多东西只能放在肚皮里，真是“风物长宜放眼量”呢。

　　回到常委楼前的小院，他看到一个人影在东边假山前的小径上徘徊，那是杨书记。他走了过去，他突然觉得有几句重要的话要跟杨书记沟通，并且他相信杨书记是能理解的。杨书记看到了他，说，你到门口去的?他说，是的，我看了一眼，不想看了。

　　杨书记说，我刚才也到中山塔二楼上，悄悄地朝下面看过了，心里说不出是啥滋味。杨书记手一指，说，上去谈!他们上了楼，秘书给泡了茶，退了出去。

　　他把跟王淮兴的通话告诉杨书记，杨书记说，老王是个好同志。他说，王淮兴是代我受过，我目前还不便于挺身而出。杨书记说，这个问题你不要考虑，运动是市委集体负责，咋能叫你“挺身而出”?初期的运动，上面有统一指示，但亭州的事情亭州市委承当，也不往上推。现在我考虑的不是这些，这些都是好办的，也是不言而喻的。老宗，我深感我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大问题，如果是敌人给我们造成的，那不可怕，来自内部的矛盾是最可怕的，这个矛盾的解决，看出来了，地动山摇，我也猜不透何以要用这种搞大运动的方法。黑格尔不是说了吗，“一切现实的都是合理的”，也就是说，天要下雨，自有成雨的原因，你不可能叫它不下，不管多大的雨，只有硬着头皮让它下。说实话，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啥事情，心都像悬吊着似的。我最痛苦的就是这个。

　　他说，老杨，你这话就说到我心上了。就凭你这番话，你要我做啥我都去做，我甘愿冲在最前面。你说的这个大困难，一时还不会过去，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不到过程完结，它就不会结束。在这过程当中，确实不知道还会发生啥事情，可以说啥样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所以，刚才我看到你，就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班子，要有三套。一套散了，有第二套，第二套不能起作用了，还有第三套。总负责的是你。大约要做这个准备。我们现在是一线，在市委委员里找些年轻的组成二线，在后备人选里再指定十个八个人，组成三线。这对于年轻干部，也是锻炼和考验。如果三套班子都被打散，那时就不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了，但情况总不至于到那样吧?

　　杨书记说，这个想法很有必要，那就这样决定。你考虑一下，我也考虑一下，我们把人员定下来就向地委报告。黑格尔的命题还有后一半，叫做“一切合理的都是现实的”，联系眼前，你咋理解呢?他说，雨不可能老是下，最后雨止天晴，又是一种天空。这既是必然的，又是一个过程。用毛主席的《矛盾论》说，是旧的矛盾统一体将被新的矛盾统一体所取代，又开始新的矛盾运动。到下一个发展变化来到时，前一个阶段作为曾经存在过的，有的完全消亡，有的作为基础和有关因素留了下来。

　　杨书记点头说，对，应当用这个普遍原理来观察一切事物。实际上就是时间这个东西厉害，凡是眼前的一切，都会过去的，下一个形态不会同于前一个形态。再过二十多年，到我们退休时，党会对我们说，你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搞好身体，长寿健康，也就是说，不要我们再管事了，我们管不了“新的矛盾运动”了，我们个人再了不起，也是要准备彻底灭亡的。

　　他们一起笑了起来，觉得超越了眼前这纷乱的一切，而神清气爽。他握住杨书记的手，说，党需要你这样的人，你我现在还不能灭亡!杨书记反握了他一下，说，我们都要保重，来日方长!他们的手更紧地握在一起，眼睛都有点湿润了。

　　杨书记说，朱市长电话里反映，目前北京的学校里是学生当家。工作组撤销后，他就没有任何身份和工作任务了，但他也不敢擅自回来。目前清华大学的造反学生头头叫蒯大富，非常厉害，是从我们苏北农村考到北京去的。我把亭州情况简单跟朱市长说了，他说这相当于北京一个多月之前，他叫我们不要硬顶，总的要顺着。我把我们“三天三夜”这个打算告诉他，他说原则上可以这样，但要有灵活性。参考他的意见，我觉得我们常委会上决定的策略总的是可以的，只是那个阶级斗争现场不要摆得太过份，不能造成工人斗学生的局面。他说，行。嘴上这样说，心中却袭来一片阴影，好像自己又做错了一件事情、又承担起了一份有苦说不出的责任。

　　学生在中山塔面前的露天里那样过夜，他也就不能安心回家去睡觉，秋天虽到，夏天却还不算完全过去，他在身上盖了一件衣服，躺在藤椅上，在一种极疲倦的状态中睡了过去。好像只睡了一会儿，鸟叫声就惊醒了他，清晨的金色阳光已经在窗玻璃上闪耀，预示着又一个大热天的到来。学生静坐的第二天开始了。意识到这一点，他一跃而起，他需要以饱满的精神应对学生的“革命”。他拿了毛巾脸盆，到水池那儿去洗脸。蜷缩在用几张椅子拼起的“床”上的年轻的秘书，被他的脚步声惊醒，迷迷糊糊地爬了起来，也拿了脸盆毛巾跟上了他。

　　秘书从后院到他家去给他拿早饭，趁着这时，他走到前面去，悄悄登上中山塔，从二楼窗户边上往下观察，只见学生正从地上“起床”，有的一被惊醒就像自觉的战士一样站了起来，有的还懵懂的懒懒的。他们集合站队，都清醒了，知道新的“战斗”的一天开始了。在一个学生的指挥下，他们庄严而崇敬地合唱起来：“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嗬儿嗨呀，他是人民大救星……”。泪水在学生稚嫩的脸上流淌下来，旁边围观的群众有的也擦起了眼睛。他虽然有着某种反感，却也禁不住产生一种感动。他抽身离开窗口，倚在墙上，心怦怦地跳，觉得受到一种极大的冲击，也有一种极大的困惑。

　　他试着设身处地从学生的立场去想，他们感到一种政治上的压抑。他们对照中央《十六条》，那上面明明写着运动的“重点”并不是任何别人，更不是教师与学生，而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并且还有报纸上刊载着的北京的情况，运动的方向应当反过来，是对着学校领导甚至市委领导这样的一块，而不是对着群众的这一块。所以他们认定学校里前一阶段的“横扫”是违背以至对抗了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学校领导、工作组以至于市委，都没有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而是相反，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和纠正。他们为自己能在现实中有这样的识别能力和斗争精神而感到了不起，而感到新鲜和激动。他们想不到运动就这样把他们卷进来了，而他们是“站在毛主席这一边”的!他们凭着这样高度的政治觉悟、高昂的政治热情，来跟市委“斗争”，而不怕指责他们是“反党”，这是他们勇敢正确的“革命行动”，可市委不但看不到这一点，却把大门关了，让他们在露天里过了一夜，这岂不令人伤心和愤怒?但毛主席教导说“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所以他们正在按照毛主席的要求，在“革命的大风大浪”中得到锻炼。他们想不到在这和平年代还能亲身“参加革命”，心中真是无比珍惜，一定要让自己做一回“真正的革命者”。当他们唱着《东方红》时，他们好像在向毛主席汇报和表示决心呢，觉得自己一下子跟毛主席息息相通了，觉得能这样亲身经历毛主席直接领导的伟大斗争，真是太有意义太值得了。亭州虽小，医校的事情也不能算大，但这场静坐的意义就可以是这样的大。他们是一定要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的，不得到胜利，就不可能回校。他们将迫使市委处理他们的校长，而不管他们的校长可能在其他方面多么无可挑剔，因为这是“革命”， 是“残酷的”，是顾不了那么多的。他们甚至为自己能这样坚定这样“残酷”而自豪呢!

　　在历史上，“驱逐校长”本来就是学生运动的显著内容。毛主席本人在青年时代就这样闹过，许多革命者在学生时代都有这种类似的表现而传为佳话。学生时代就能这样“闹革命”是很了不起的，相反，埋头于书本的学生，往往没有啥大出息，甚至是不革命的以至于是反革命的。小说和电影《青春之歌》不就是写了这样一个大学生于永泽吗?于永泽一心读书做学问，反对林道静参加学生运动，而其实，终于走上革命道路的林道静才是青年人学习的榜样，勇敢闹革命才是青春之歌。

　　中山塔外面这些学生的思路，大体就是这样，以至于人们用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的事情劝说和警告他们，也好像没有说服力，不能改变他们。如果用我们远谋深虑所想到的一切看他们，他们就是处在无知与黑暗之中，他们幼稚、不懂社会。他们是不自觉地被一种狂热血气控制住了。这真是感情上不可沟通、认识上不可调和、政治上势不两立。一切变得这样不可思议!

　　但从另一方面说，他对这些学生娃娃也有着几分敬意。他们确实是多年以来用革命的传统精神教育而成的，能够让他们去完成任何艰巨的任务，比如，把他们送到越南前线去跟美国鬼子拼命，将可能是非常敢死的力量。可是，历史不相信小知识分子的这种纯洁和虔诚。在他已经有了自己冷静的看法之后，在一种近于本能的感觉上，要他在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上，受学生的所谓纯洁和虔诚的感染，跟他们站在一起，这决不可能。党内的和国家的问题，要比学生所能想到的，复杂一千倍，而他，也不是没有自己的看法。眼前事实说明，他不必，也不可以恨这些学生，这些学生只不过是趁势而起、一团糊涂罢了。所可恨的是利用学生这种单纯和虔诚来跟我们搞政治斗争的人，包括学生中像史宏史家旺这样个别的早熟的害群之马。他虽然无法去计较所有这些学生，但他认为绝不能饶恕史宏这样个别的为头的学生。

　　眼前的事情不能老是这样对立着。总的看来，所发动的工人上街阻挠学生静坐、找学生辩论，好像势头减弱，没有能如他设想的大规模地、连续不断地进行下去，倒反而有点“火上浇油”。相反，据公安局报告，竟然有人署名“三布厂共青团员某某某”，写了支持学生的大字报贴在大街上，其中还批评说市委不应当组织工人上街围攻学生。这又是一个突破，是对市委前一阶段布置下去、构筑起来的东西的一个突破。公安局对这张大字报已经拍照，也已经跟三布厂联系过了，确有其人，今年二十岁，确实是共青团员，平时还是很要求进步的，也是培养入党的对象，大字报确实是他写的和贴的。公安局请示咋处理?他反问说，你们看呢?公安局说，好像暂时不好处理。他说，那就先收在那儿，以后再说。搁下电话时，不知为何，他的手都有点发抖。这一情况，使他觉得自己在思想方法上犯了错误，他未免把所谓“工人阶级”看得太好指挥了。他忽然还想到这样一个问题：工人为啥好像成了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而不得不尊重着敬畏着似的?这难道不应当深长思之吗?从创党那时起，我们虽然总是成功地利用了这一点，把某种政治热情和组织性教给了他们，但现在看来这也会有不利的一面。凡是我们曾经利用来对付敌人政权的东西，现在都应当反过来考虑考虑，因为我们自己现在变成了政权。

　　他走进传达室，文革接待办的两名同志和衣而睡一夜，也起来了。这里和学生只隔着一道木板的小门，如果学生硬要冲进市委，是不费事的，但学生还没有这样做，他们在史宏史家旺指挥下跟共产党市委坚持“合法斗争”呢。他关照两个同志说，对学生还是这样的方针：一是劝其回校，二是密切观察。

　　回到楼上办公室，就得到了一个好消息，是医校工作组老张打来的电话，报告说，“医校红色保卫军”将于两小时之后成立，参加的学生人数占全校的大半，成立之后就到市委门口游行，表示对静坐市委的反对。他关照说，我们对所有革命学生一视同仁，支持他们成立自己的革命组织，在运动中“独立思考”，证明自己是革命的左派，但我们不插手，按照《十六条》，做到让学生自己教育自己。那边回答“是”，他搁下了电话。

　　政治斗争，风波险恶，他的所有言行都必须谨慎。现在，他说的话都是《十六条》上有的，他没有像《十六条》上所警告的“挑动学生斗争学生”。

　　他拿起电话，跟各个学校的工作组长一一通话，了解到各学校对于医校学生的静坐都有了反应，都有学生准备表示支持，但也有学生表示反对。“战斗队”等各种名称的学生组织正在纷纷成立，在学校里发表《成立宣言》，这些学生的观点并不统一，围绕着医校静坐这件事，大体上分为截然对立的两派。原先以出身成份为标准、有领导地成立红卫兵组织的一套，是全面地被冲破了。中山塔门口确实成了阶级斗争的一个中心现场，四周许多的“小匈牙利”正在被引发出来并且将被吸引到这个现场中来表演，这正是预期之中的。他对这些工作组长重复说的话就是，要让学生自己教育自己，在运动中证明自己是跟党走的革命左派。至于话里的话，他相信这些人是能从他的口声里听得出来的。

　　秘书来报告说，华兴机械厂、亭州电机厂党委都有电话打来，说厂里出现了情况，少数工人可能会对学生表示支持。他指示说，密切注视，好言劝阻，工人要坚守生产岗位。他放下电话，眼前似乎看到全市的工人群众都涌上街头，整个局面已经无法掌握。工厂的工作要点虽然早已布置下去，但确实，谁也无法不让青年工人像学生一样充满政治热情。《十六条》说了，“广大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这些话，对于工厂里的青年人，当然充满了号召力，而那些青年工人的大多数，不久之前也都是学校里初中或高中的学生，由于种种原因不再升学，于是由劳动局招工安排，成了“工人阶级”的一员，成了“工农兵”这个排列中，首屈一指的国家“主人”。他心中认为，这里面实际上含有许多混乱，将来很需要好好研究和对待!

　　我们的社会主义工厂，是管理人员和工人组成的一个微妙的对立统一体，工厂的一切，就在其中运行，好丑成败，除了生产经营上的诸多因素，也就在于对这一矛盾的理解和调节。在这个意义上，一个工厂，就是一个小社会。我们在厂里配置了党委书记，配置了工会主席，要求他们分担政治方面的工作任务。但书记与厂长又常会闹不和，而工会主席则不起多大作用。所以有的厂干脆是书记厂长“一肩挑”，但适合的人材，却是不多，制度上也没有明确，甚至一时这样一时那样，莫衷一是。这是我们头疼的一个问题。如果是资本家的工厂，一切就只是劳资关系罢了，资本家聘用经理来实行管理，聘用相关的技术人员，以赢利为一切的核心，工人是服从管理、好好干活，而不再有“工厂的主人”这个名义。我们反而把事情弄复杂了，到底是不是好呢?值得考虑。

　　想到工人会像学生这样“起来”，作为分管着本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人，他心里真是如同《十六条》上说的有点“怕”，感到些“软弱无能”，血液里顿时抽掉了啥成份似的。可他一贯不是一个喜欢“怕”啥的人，也从不愿意自己“处于软弱无能的地位”。他不禁继续考虑这样一个问题：是这样让工人认为自己是工厂的、社会的、国家的主人，还是让工人明白自己只不过是做工挣钱过日子的人，哪样对工厂、社会、国家，较为有利?眼前情况是，连一个普通的乳臭未干的中学生和车间里满手油污的工人，也都可以来跟市委指手划脚，甚至评议中央内部的事情，国家这时是不是还很稳定强大呢?是不是也有不好的一面呢?这个问号大约也是值得提出来的。任何国家都不会鼓励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和行为，不能让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力有这么膨胀。

　　曹家骏、李宝安等人，就是眼前在我们亭州为这个“民主”而付出的代价，他们已经“经过去”，还有人将要“经过去”，就像要打到地狱里去一样，到底后事如何，也很难说。另一面呢，我们心里准备着跟这些青年人“秋后算帐”，到时也会有好药搽他们的头。不可能把我们像竹筒里的黄豆“哗啦”一下倒掉，而用学生工人来代替我们，这也是写在《十六条》上的。他们那一面现在闹得凶，但他们好像就没有考虑到他们将可能付出的代价。他们或者自以为不但能避免付出这样的代价，并且还能讨到啥好。其实，如果一定要让小鬼斗阎王，最后吃亏的，将仍然是小鬼。这样一想，他又体会到自己那种坚强而有把握的感觉。

　　综合各种情势，想到杨书记跟朱大明的通话，他决定，从“三天三夜”里去掉一夜，把那个不得不“让步”的日子，定在第三天的下午。

　　第三章 对峙较劲

　　市委与静坐学生僵持着。另一种观点的学生与工人也在集结。

　　从市委后院家属区出门，就是府西街。名为街，只是一个大巷子。早晨时光，安安静静，几个居民妇女在门口刷马桶、生煤炉。还有一个老头蹲在地上做煤球，也就是将没有烧透的煤球捣碎，用水调了，面疙瘩一样一个一个做在木板上或地上，晒干之后当煤球用。煤炭按每户人口凭证供应，本地不产煤。给全市人民供煤的工作是煤炭公司做。从前亭州城里人家跟乡下人家一样，也是锅灶烧草。北边下河地区的各个芦苇荡有取之不竭的芦柴，今年收割了，明年长出来，亭州城北的草河码头就是芦柴集散的地方。现在城里人的燃料改为国家供煤，家家锅灶拆掉改用煤炉，也可算是社会进步。他曾拿国营煤炭公司的徐经理开玩笑，说，你这个三代贫农的家伙，想不到如今成了煤炭大王呀!彼此一笑。那家伙是部队营长复员转业，渡江侦察时是战士，立有战功，人挺憨厚。以前亭州有八家草行，给全城供应烧草，那是自发形成的，现在我们一个煤炭公司，就把他们全代替了，草行人员愿意的就都吸收为煤炭公司职工，不愿意的悉听尊便。假如有朝一日，我们把煤炭公司给徐经理私人所有，我们只管跟他收税，他或他的儿子可就真的成为煤炭大王了，虽不敢想象，却也是可以想象的。

　　往南走，拐一个弯，也就是市委大门口，学生们一天的热血又开始沸腾。他暂不去想学生，就朝另一个方向走去。人口密集起来，一路都是居民在自家门口忙着早晨要做的各种事情，弥漫着生煤炉的呛人烟雾。八角琉璃井是一口古井，此时井台上有不少人正在井边淘米洗菜汰衣服，用吊桶从井里打上水来。亭州城里井很多，多数人家喜欢吃用井水，因为离家不远，而且井水冬暖夏凉。自来水厂正在开工，厂址就在城河边上，取城河的水。亭州城河虽说很大，但河再大也不如长江大;长江在南边几十里外，现在经济能力还无法取那样远的水源，想到的事不一定就能办到，只好先拿城河水来用，水质还可以。到了时节，家家都能吃到“城河老菱”，风味清新独特。

　　出了八角井巷，就是很宽很长、绕城一周的城河了，最宽处达到二百八十米，是一千来历代政府的杰作。八角井巷面对的一段叫做北城河。河坡很大，是古城墙坍塌以后的遗迹，城砖都没有了，剩下泥土的高坡。高坡临城河的一面长满野草杂树，背城河的一面是园田生产合作社的蔬菜地，有一条叫玉带河的小河蜿蜒其间，也像城河一样绕城一周，沿途连着十几个小湖泊，被称为“汪”。城河边，玉带河边，各个“汪”边，都是小城人取水用水的地方，也有来捞鱼摸虾的。

　　菜园以前也种一点麦子，在城里人眼前提供着十分真切的农村时节和风光。种这些田的农民，跟城里一些百姓，很多就是邻居，但在生活上在外貌上在言谈风度上，却能一眼看出，这是街上人，那是园田人。街上青年的出路是考上大学，或者是到劳动局登记，园田上青年还有一个立脚点，就是留在家里种菜，过着亦城亦乡的生活。俗话说，三世难修城脚跟，每年都有远处农村的姑娘婚进到园田上来，不断补充着这里的人口，增加着这里乡间的意味。但这一片地方是越来越小了，一方面是城市向这里挤，一方面是这里向城市靠，不用多年，所谓“园田”将不复存在，而蔬菜生产将向郊区农村转移。在园田农业社与市民之间，是蔬菜公司，园田每天把时鲜蔬菜用三轮车送至蔬菜公司各个供应点，百姓到这些蔬菜点上买菜。蔬菜公司还到外地采购有关的蔬菜，比如冬笋这些本地没有的东西。单干时，菜农自己肩挑上街叫卖;现在，种菜的是农业社，卖菜的是蔬菜公司。我们把啥都抓在手上管着，人民的衣食住行就全靠我们了。

　　城河边上此时有一些来汰洗衣服或者取水的人。他望着河边野景和滟瀲波动宽阔畅亮的河面，吐出一口浊气来。

　　城河两岸，有人提议过，可建成环河道路和公园，而不是任其这样荒芜着。现在“闹革命”，是谈不上做这件事的了。河对岸已经有一些人在河边搭起了简易棚房，侵占河坡空地，目前也谈不上去管这样的事情。

　　北门桥下向西几百步，拱出一个半月形，是古北门的位置，河岸用大城砖笔直砌上去，上面原先当然是空地，不知起于何时早就挤挤挨挨的全是房屋，有一层的，有加了一层的，推开窗口，可以吊下水桶来打到城河水。北城河往西流数里，连着西城河，接着北来的卤汀河，那是淮河水系了。西城河南流，连着南城河，连着古运盐河、济川河，逶迤几十里直达龙窝口，就与长江相连了。济川河南浑北清，江淮二水交汇。随着城市自然扩展，城河早就不再是城里城外的疆界，而是城里的一条环形大河，它的身边始终不离不弃的，就是玉带河。几位大领导路过亭州时，都说这样的水系是亭州的宝贵财富，要好好利用。

　　北门桥北面，是一条长街。街边露出许多小巷的巷口。任意走进一条小巷，都能走到其他各个方向的小巷里去，脚下是走不尽的麻条石或青石板，散发着古老阴凉的气息。巷子里面四通八达，能让人迷路。这是亭州城里小巷密布的一大块地方，里面住满人家。

　　这条长街面对城河，很适合开设商店，可以竪立几座茶楼酒肆。现在只是住着居民，他们享受着这一泓河水，仿佛天长地久。

　　他猛然想起，那档案上写着，史宏史家旺的家就住在这里的紫竹巷，他何不作为一个过路的人，去看一看呢?不至于有人认出他来的。他抑制不住这一好奇的心理，就进了一个很小的巷口。

　　巷子里面豁然变宽，是四条巷子的交汇点，他面临着复杂的选择。他走了几个来回，弄清了往北曲折延伸的是紫竹巷。他记得从档案上读到的史宏家的门牌号码是个独特数字：“8-1”。

　　他往“8”号里一看，住着不止一户人家，最靠门口的自然就是“8-1”号了。一个十分低矮的小门，看不到屋顶，因为头上有棚顶遮住。进那小门是必须低着头的，这时门关着，上面有一把锁。史宏也许正在中山塔门口，他的弟弟到学校去了，而他的妈妈是到港务食堂上班去了。可以断定，这里原只是一户人家的房子，后来经过房屋改造运动，成了房产公司的，就安排进不止一户人家，最后，就连大门堂这里也改造成小屋，住进了史宏一家。

　　“8-1”号对面还有一个更小的小屋，跨一步就到，显然是“8-1”号的厨房，挨着就是下一户人家的厨房。这样，从外面往“8”号里面走，就得经过从“8-1”号门口开始形成的这样狭小的过道。这样密集的居住条件当然是很差的，就像蜂窝一样，如果失火，那就会接二连三很难幸免。住在这里的，可能都是跟史家社会地位差不多的普通百姓。当然，公家所收的房租是极低的，在几角钱到一块钱之间吧。

　　就他所知，亭州人的居住条件，很多都是这样的。如何增加住房，也是摆在社会面前的一个问题。我们的干部的居住条件也很一般，市委常委们就住在市委后院里，是旧社会留下来的一些平房，你家两间，他家三间的分配了一下，就算安家了。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上面一个调动，全家人跟着就走了。当然，若是紫竹巷“8”号里的百姓去看，还是觉得比自己好出许多，光是那环境就不一样，后院原本是千载以来古代衙门的后花园，总的是一个园林的格局，有好多树木、花卉、空地，甚至还有一个小湖，叫做荷花池，一年四季变换着美丽的景色，高处还立有一个很古色的亭子，叫住“藕花亭”。至于部、委、办、局的干部，一般居住在民间，住宅是房产公司能拿出的好房子，一般是单门独院，一幢小楼的也有，都是进城后从剥削阶级手中没收过来的，或者是跑到海外去的人留下来的。人口增长，住房有紧张之势。一个很显然的情况是，光靠这些没收或改造过来的房产，无论从量上，还是从质上，无论是用于安排我们的干部，还是用于安排老百姓，都越来越不能满足需要。

　　市政府已经有再建两到三个工人住宅区的计划，地址也已经选好。但眼下“闹革命”，哪有心思忙那个。紫竹巷“8-1”号里的史宏史家旺，大约要来“革命”我们的房子吧?在这孩子的思想动机里，潜在地一定有这个因素，某种“平等”的思想，在其心里熊熊燃烧，含有马克思说的“粗陋的共产主义”的“卑鄙”性，而赋予革命的光辉。地区党校陈老师对“粗陋共产主义思想”的介绍，结合着干群关系矛盾的分析，给他很深的印象。

　　他正犹豫着要不要进“8”号里去看看，一个灰蒙蒙的满脸皱纹的瘦小老头从“8”号深处走了出来，手中拎着一个大竹篮，里面是一些煤油灯和灯罩子之类，都是新的，显然是用于出售，这都是本地玻璃厂的产品。他看出这老头是整天借光着“昌寿”药房门口的墙角做这个小生意的。他一直很疑惑，靠这小生意，老头也能养活自己吗?但亭州城里的用电，确实还没有普及，大多数居民家中是用着这种煤油罩子灯的，在国营煤炭店里也凭证供应煤油，甚至机关里和他家里也备有煤油罩子灯，一旦停电，就用得上，比用蜡烛省钱和安全。

　　他正欲离去，老头抬起头，睁着两个细小的浑浊的眼睛，问，你是找家旺的?他把头一点。老头说，他不住家里，食宿都在学校里，这会儿他在市委门口，学生多呢，你到那里找他去。

　　老头好像高兴地觉得他们这个住满平民百姓的“8”号里出一个人物了，而老头的倾向性不言自明，他为这孩子感到骄傲，他无条件地是支持这孩子的，但他得卖灯罩，他这么一个老头也不可能到市委门口咋样，可是他的心是在史家旺这一边的。老头的“意识形态”，他猜得到，大体如此，也是很自然的。

　　作为一个从根据地参加革命的人，他也是从群众中来的，他在各种情况下接触过许多群众，他是很熟悉的，群众的这种基本的情绪，是很可宝贵的，虽然有其“粗陋”。他体会到，毛主席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利用这一点，来要求人民“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于是，群众的“粗陋”之火熊熊燃烧，他们要“保卫红色江山”，因为他们的一切都在这个大锅子里面呢。

　　他走出紫竹巷，往回走，没走几步，后面有一个人快步跟了上来，走到他身边，稍微压低了声叫他：宗市长!

　　他暗吃一惊，一看，正是昭阳中学外语代课教师范公望。一脸的聪明相，面带笑容，态度卑微，十分友好，好像正有许多的话要跟他谈谈。

　　一个普通教师这样随便跟市长接近，并且像老朋友似的有交谈的意思，他从前还没有遇到过，这大约也算是“革命”带来的“民主”吧。

　　他还得鼓励一下才行，于是他露出一个平易近人的微笑，按照亭州人的习惯，亲切地问候了一声：早茶吃过了?

　　范公望果然也就受到了鼓励，将自己进一步提高到适当的“平等”上，回答说：吃过了，一个烫干丝，一碗鱼汤面。宗市长出来散步的?

　　他也就用自己的声音和表情认同了范公望的“平等”，很懊丧似的说，一夜没睡好。你们学校目前情况咋样?

　　范公望说，我们学校相对平静，现在的焦点到了中山塔门口，是医校的事了。昨天，我跟史宏交谈了有半小时……

　　他不觉就放慢了脚步。

　　范公望说，两年前，史宏读《九评》，就在一张纸上写下了两行字：“大队干部——新的地主恶霸;厂长经理——新的资本家。”

　　噢?他听了很诧异。

　　范公望说，当模糊的思考变成明确写在纸上的两句话，史宏感到一种害怕，如果被人看见，会认为他“对现实不满”，报告上去，对他可能很危险，他就悄悄把那张纸撕碎扔掉了。文革的发动让他认为他以前的感觉和思考是对的，这就是他积极参加文革的思想基础。

　　他点点头。

　　范公望说，中央《九评》的第三评《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这篇文章，史宏能背诵一大段。

　　他听着，忍受着从心底泛起的深深的厌恶。如果这个史宏不是一个小小的政治骗子，而在一定程度上是真诚的，这真诚就更令他厌恶，因为他立即想到了紫竹巷“8号”的浅薄和粗陋，却可以披上这样美丽的外衣。

　　史宏与他之间，本来没有任何联系，差远着呢，而现在却存在着谁是谁非、谁胜谁负的问题，确实意味着这个社会将何去何从?青年人以其敏感，以他们急切的功利之心，不顾一切冲在前面，他们天生倾向于教条主义。核心的问题其实是：这个社会有矛盾，但咋样看待?这个社会要发展，但咋样发展?就是要面对“这个”，考虑“咋样”，已经是一场席卷全国的大运动、大较量!

　　史宏所说中央《九评》上的有关内容，只要读过的人，都是有印象的，它列举了苏联的变成“资产阶级分子”的厂长、集体农庄主席之类的人。但反过来说，要求厂长与工人、农庄主席与农民、干部与群众都平均一样，在现实中是很难做到的，那不正是“粗陋的共产主义”吗?

　　《九评》说苏联“出现了一个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其实，权力总是会有点特权的，但是不是就要在中国用文革这样的方法来“预防”?《九评》长篇大套读得人头晕目眩，思想内容却是绝对化的，文章毕竟是文章，说的是些空话。现在，就是用《九评》的思想，来搞一场大运动，针对着党内。其实，中国的情况还远远没有到苏联、南斯拉夫的程度，要果真到那程度，这运动也搞不起来。

　　啥是真正的问题呢?就是要发展生产力，要发展经济。社会不可能在干部受着群众的“斗争”之中往前走，而只能相反，在干部的心情舒畅和管理之下往前走。如果干部确有问题，那就有啥问题解决啥问题，国有法，党有纪嘛，不需要这样发动群众，乱哄哄的，还不晓得会乱出啥样的情况来。

　　很难想象史宏这样的青年，这些乳臭未干的学生们，会被历史证明是对的，而不对的反而是他这样经历过真正的大风大浪的人。很难想象靠着在紫竹巷“8”号里滋生发酵的粗鄙的啥主义，能够治理和建设国家。

　　他心里第一百次地说：用鼓动学生起来跟各级“造反”这种方式，总是有问题的，这个“创举”太出格了，真是“史无前例”，只怕也是“史无后例”呢。从北京到亭州，让蒯大富史家旺这种浅薄无知狂妄小儿，把人心蛊惑下去，破坏性的结果可想而知。无论咋说，社会需要秩序，过日子需要安定，国家就是国家!

　　范公望所说的这些，让他进一步了解到对手的情况，也想到很多。他不得不承认，不管你咋样不想把史宏史家旺放在眼里，紫竹巷“8-1”号蜗居里的这个粗鄙的小小野心家，已经是你的对手。事实上，他与史宏史家旺，已经分别站在中山塔门口这张“乒乓球桌”的两边，发球、接球，要一决雌雄。这是一件很认真、很较劲的事情。

　　他问范公望：你认为对医校问题该咋样处理?

　　范公望低声地说：让步。

　　他不吱声。他们默默地走着。是的，只有暂且让步。这个范公望，不愧是高材生，而且有着一定社会阅历和政治头脑。

　　他丢开这一问题，问范公望：听说有北京南下串联来的大学生到医校做了煽风点火的工作?背后是不是他们?范公望说，这情况我不了解，从史宏的情况看，是能够独立思考、独立行动的。运动中这些造反的学生，包括我们学校那些初中生，都是这样，有点让我们老师也没想到，话说回来，不是这样的，就不可能这样。有一种看法认为他们大约平时都是些坏学生、学习成绩不好，其实，恰恰相反。当然，也不能说他们就有多么优秀、多么成熟……

　　他插言道，虽然不是“多么优秀、多么成熟”，但搞起合法斗争的水平还不算低呢!

　　范公望说，这是学来的。

　　他大笑起来，说，这说明我们的教育抓得不错啊。

　　范公望说，如果换一套教育内容，学生就会被培养为另外的一种样子。

　　他暗自思忖：将来是否还要安排那么多“革命、造反”方面的教育?是否这方面的教育适当换一些不同的思想内容为好?江山已经打下来了，时代和任务不一样了嘛，古人叫做“偃武修文”。

　　范公望似乎补充地说，史宏毕竟还只是一个中学生，总的说来是不成熟的。

　　他一笑，问：那么，你问过他个人的动机吗?范公望说，我确实直接地问过他的。史宏的回答是：如果说我从来未有地理解了中国现在的“国家与革命”的问题，这鼓舞了我，你会怀疑我是不是说大话。你一定要挖出我之所以积极参加运动的纯属我个人的动机。这个东西好像是有的，总的来说，好像是要投入自己的力量，去改变世界，这个从旧社会脱胎而来的新社会仍有很多不平等的东西，它们就是新的革命任务，我一直有这种愿望和热情，有点像郭沫若描写的“炉中煤”那样。文化大革命来了，我们也并没有想到具体要去做啥、咋样投入自己的力量，但工作队开进来在我们学校里逮捕了老师和学生，这就让我们在无形的压抑当中一下子明白了，斗争任务就在眼前。

　　于是，他就勇敢地跳出来了。他说。

　　对，是这样。范公望继续说，我问史宏，你这么有信心、不感到某种困难吗?史宏回答说，有困难，而且也有私心杂念，就是想到以后会被打成啥“分子”。但过河的小卒子只有往前拱，其实一点也不乐观。

　　我问，那你想退回头吗?他说，有想退的心，但退不下来，已经出头了，后面的群众看着你、跟着你，你只有硬着头皮坚持下去。

　　我问，有人会认为你有政治野心，你咋回答?

　　他说，《人民日报》在六月份有过一篇社论，叫做《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从现实看来，有很多人愿意当“保皇派”，做一个“保皇派”很安全。他们宁可不保毛主席这个“皇”，而要去保“玉皇大帝”，就是保自己本地区本单位的领导，美其名曰“保卫党”。为啥不盯着分析这些，而盯着分析我们呢?你也许可以说，那最多是私心，而你却可能是野心。那我就要反问，为啥不能认为我是一颗红心?有人选择继续静坐，有人选择悄悄退回家，也有人选择反对我们，还有人暗中整我们的黑材料，运动就这样考验着每个人。在运动中，我也有属于我个人的不好的东西，比如，我想证明我也是一个人，想证明我有杰出的能力，想做指挥别人的人，如此等等。进入运动之后，个人心中不断冒出来的这些东西，或者被怀疑你有的这些东西，就受到检验，你要让群众看得起你，你就不能有这些东西，要不然群众就会从你身边离开，现在每个人都是有选择自由的，你可以参加这个战斗队，也可以参加别的战斗队，还可以自己组织一个战斗队，也可以啥都不参加。《十六条》上说这次运动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我感到我这样积极参加运动，我个人的精神世界经受着洗涤，是被提高着，让我做正面的人高大的人英雄的人，而不是做卑微的人渺小的人可耻的人。我现在真正有愧的主要是我内心仍然时时有着恐惧和动摇。我远远够不上鲁迅说的那种义无反顾的“傻子”，我也很想做一个“聪明人”……

　　范公望看着小本子，把他及时记下的史宏的话告诉他。他觉得已经听够，说，这学生虽然很狂妄、很虚伪，但也说了一点老实话，实际上也等于承认了他内心有个人的很复杂的东西。我们可以不说他有野心，但自我膨胀、出人头地之心是有的，就是这个推动他到政治舞台上来露一手，家庭身份的低贱让他天生带着一种粗鄙的向上爬的野心，“勇敢”地跳了出来，他的担心是对的，他确实将付出沉重代价。他用那些说起来好听的正面的东西来装扮自己，为自己辩解，是为了给自己打气，也是为了迷惑别人，他现在特别需要正当的理由支撑他，让他硬着头皮走到底。他有胆量、有能力、有嘴巴，也会巧妙地美化自己，对学生有感染力，甚至也能引起一些成年人的敬佩，把他看成一个人物，但其结果呢?

　　范公望说，结果往往历史会作弄人，本想走进这个房间，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多少历史人物都陷入了这样的悲剧，何况他这样一个普通的、可以说是乳臭未干的中学生呢……

　　交谈沉默下来，他的思绪也转回到市委门口。范公望所说的“让步”，正是一种“天机”，而史宏骨里也把握了这一“天机”，他不是盲目领着学生来闹静坐的。这真是“英雄所见略同”。这是政治较量。三条一旦答应，学生所拼命攻击的所谓资反路线，也就吃了一个大败仗，被撕开了一个不小的口子，正如攻城一样，对于坚守的一方，是很危险的。可是，这局面是扭转不过来的了，史宏的暂时“胜利”，是不可避免的，杨书记和市委实际上也作好了这种准备。史宏确实很聪明，看准时机，敢下赌注，而且会花言巧语。

　　他对范公望点点头，说，你今天所谈对我很有启发作用，以后有啥事情有啥想法，我还要向你讨教。范公望说，我确实很想研究一些学问上的东西。按照我的个人情况，也最好是呆在家里不要动。他说，我赞成你在家里看点书，结合我们的社会和未来，或者教育方面的内容，搞点研究。

　　他返回市委大院，老刘和市文革接待办的程主任正在等他。程主任原是市委党校的校长，市里布署开展文革，就把他抽调来担任此职，无论从理论水平(毕竟在党校做领导工作)，还是从待人接物(平和)，都比较适合。

　　程主任反映说，刚才学生贴上墙一份很特殊的大字报，题目是《炮打司令部》，署名是毛泽东，还有副标题“我的一张大字报”。从内容、语气看，好像真是毛主席写的，但为啥我们不知道毛主席有这张大字报呢?所以又怀疑它的真实性。大字报的内容好像反映着很严重的问题。当时我去一看，就觉得头晕，不敢看下去，不敢相信。也有干部和群众来问我，这张大字是真的吗?我不敢说它是假的，只好说这要请示上级。今天学生新上墙的大标语是“炮轰亭州市委”，还有“为啥市委书记不能出来接见我们?”同情学生的人在增加。据了解，马上所有学校都有学生来表示声援。

　　程主任和老刘都看着他。这时，程主任手下一人送来了刚从墙上抄下来的《炮打司令部》，程主任接过看了一眼，说，就是这个。说着递给他，那瘦小的手有点发抖。

　　他接过略微一看，心中吃惊，学生抄上墙的这份“我的一张大字报”，一字不错是毛主席写的，但目前还只转达到县团级以上，党纪严明，所以科局级干部的程主任不知道，别说程主任此时不敢相信，几天前他们在常委会上听到杨书记的宣读，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大家都避而不谈了。

　　他对程主任说，你可以跟学生的谈判代表说，凡是中央文件、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没有见报的，或者中央没有叫向下传达的，就不能公布，这样非组织渠道随便公布的我们也不好表态;所以这张大字报，我们要求他们立即遮盖掉，如果他们不遮盖，我们将派公安局来遮盖。至于这张大字报是真是假是啥情况，各人应该根据《十六条》所要求的来衡量。

　　老程和老刘全神贯注听着他说的每一个字，竭力领会他的话里潜在的真实意思，但看来心中仍然是困惑未解。

　　他说，今天中山塔门口可能有一个小高潮，但我们仍然不能动摇，大门仍然不能开，市委领导仍然不会出来接见，我们仍然要劝告他们回到学校去。用正常方法向市委反映问题，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原则和前提。天气热，要他们自己爱惜身体。要继续密切注视动态，要详细做好工作日志。

　　他让程主任走了，然后问老刘，你有啥情况?老刘说，昨天晚上，华兴机械厂有几个人到市委门口来过，他们跟史宏在墙角上交谈了好长时间。其中一个为头的圆眼大脸盘，中等偏高个头，很壮实，样子生得重，有人认得，我一听，也记得有这个人，他叫刘克成，可能宗市长也记得这个人。

　　是的，老刘提到华兴厂的这个人，他就想起来了。刘克成是亭州园田人，父母应是菜农，征兵入伍后，表现出文艺才能，参加了战士演出队，一直演进了中南海，受到毛主席、周总理接见。在部队立过二等功，后来申请退伍，回到亭州还接到部队通知，说他被提为少尉文化干事，希望他回去，但他愿意留在厂里，其实他本来申请退伍就是他的丈人叫他退伍回来进厂的，认为进厂当个工人好。这样，他就没有回部队，从部队的文娱骨干成了厂里的文娱骨干，自编自导自演了独幕剧《一面流动红旗的风波》，在省里得奖，很有影响的，后来还担任了民兵营长。厂里“四清”运动，刘克成写大字报说厂里某劳模让工人做超时劳动，工人要领牌子才能上厕所，只求产品数量，不问产品积压，得到名誉的是他，遭受损失的是国家。竟然写全国劳模的大字报，这事情在“四清”中很突出。当时他听到这一情况就对这个人进行了解，就捉摸过这是一个啥样的人，但捉摸了一下后来也就丢开了。想不到，厂工会选举时，工人又提名选举这个受到过毛主席周总理接见过的人，以得票第一当选，而党委提出的厂工会主席候选人反而落选。这又是一件奇事，引起过他的一阵注意。市总工会将此事报告市委和荷州总工会，市委要等荷州总工会的态度，但荷州总工会请示省总工会至今还没有答复，文革运动来了，问题悬挂了起来。现在，就是这个刘克成又出来了，似乎也是顺理成章，因为其人见过一定世面、能说会道、胆子较大，对群众有一定吸引力。这样的人自己不出来，也会被群众推举出来，加上个人野心，那就堂而皇之要走上政治舞台了。学生史宏也是这样，这是一个规律。把这些人都想象成匪类，是不对的，正好相反，本来都是有一定自然威信的人，正因为这样，才会有个人野心，自以为了不起，所以才是最危险的嘛。刘克成的倾向一定是支持学生静坐，这就走上了邪路。世界上就是这种“神气人”会出头。“枪打出头鸟”这些话是吓不住他们的。

　　他对老刘说，你是市总工会的副主席，你可以找他谈一谈，让他把路走正，你就说组织上对他是了解的，对他很关注，要珍惜已有的历史和成绩，不要把自己膨胀起来、迷失方向。

　　老刘点头，又说，据消息，亭州电机厂也有少数人打算今天到市委门口来支持学生，为头的工人叫陈安国。他说，这都在规律之中，可能还不止这两个厂，还有新的发展，都要继续通过你们工会系统，暗中掌握情况动态。不要怕，他们出来就好了，出来就“名单在册，材料在手”了，怕的就是他们不出来。你的任务是继续组织工人左派队伍，准备进行现在还预料不到的激烈斗争，坚决跟市委站在一起。

　　老刘目光炯炯，点头答是，但脸上浮现出一种痛苦来问他，刚才说的那张毛主席的大字报，是真的吗?他反问，你看呢?老刘说，我看像是真的，不敢有人做这个假，我感到这一次情况有点特殊，不像是要搞“反右斗争”。学生好像就是在跟我们扳这个理。这个理被他们扳过去，我们就守不住了。

　　他不由得一笑，说，不像是要搞，最后就不搞了?不过不一定叫做“反右”，可以叫做别的啥嘛。老刘啊，你考虑的，我也在考虑。我们不必考虑这张大字报是真是假，我们只要考虑我们亭州的情况，这是一。第二，大字报如果是真的，它要解决的也就都写在大字报上了，离我们较远，我们不敢怀疑不敢反对。但我们面对的，归根到底还是亭州的事情，不能说因为有了这张大字报，就可以把亭州市委也作为这种“司令部”来“炮打”。如果全国上下各级“司令部”都要这样挨“炮打”，这算咋回事?外面有种说法是“踢开党委闹革命”，嘿，这样下去，性质恐怕要起变化的吧?一九五七年也是因为事情起了变化，才实行反击的嘛，反击起来就由不得他们了。关键在于事情是不是起变化。也许会起变化，也许还不至于，但我们要做好准备，不能到时无力反击。现在是不动声色，让他们跳，让他们表演，让温度高一些，让水浑一些，这就是“放”。啥时候“收”呢?总有要“收”的一天吧?咋样“收”，就看他们闹到啥程度了。要么好好的“收”，要么呢，那就难说了。不管情况有多么特殊，规律总是这样一“放”一“收”，这一次一定还是这样，不会只“放”不“收”，不会有根本的不同。千错万错，这个经验不会错。不管他是哪个，最后都要服从这个规律。说到“收”，谁来“收”?不是我们，还能是谁?毛主席不可能自己到亭州来“收”吧?中央也没有那么多干部到全国各地来“收”，还是只有依靠各地各级我们这些人。反右派的时候，不也是这样?上面把成功的经验发下来，要定多少右派、范围在啥人里面。谁说了算?是市委、是各级党委、党支部嘛。现在我们有威风扫地之势，将来到“收”的时候，情况就会相反。如果最后是我们倒了霉，这个国家还存在吗?党和国家的存在是第一位的事，所以真的让我们倒霉是不可能的，只有反对我们的人才会倒霉。《十六条》上都明确说了，经过运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那就是说，还是要干部的嘛。我们一定要记住《十六条》这句话，这就是底嘛，也不可能不是这个底：这不是对我们信任不信任的问题，也是个现实的问题，说到底，你不信任也得信任。不管对我们咋看，我们这些人的存在就是最大的现实，我们这些人，包括你、我，全国的，加在一起，就是国家，当然，上面有毛主席领导。这个路线，那个路线，都要下面的各级组织来贯彻执行嘛。所以，要告诉我们的队伍，任何时候，不能离开领导。即使领导一时地好像被说成是错的了，一时地好像不吃香了，也不能想背叛领导，投奔到别的方面去。不能被表面的狂风恶浪、假革命、反革命弄昏头脑，不管它来头是多大。一九五七年的时候，一开始也是来势汹汹、杀气腾腾，中央几个部长级的名人都跳出来了。这一次来势更汹、杀气更大，看样子这才是个开头呢，下面还有狂风恶浪。不管咋样，都要镇定，不能失去信心，那就真要犯错误了。归根到底我们跟谁走?上面跟着毛主席党中央，这没有话说，下面呢?下面跟着上级领导呀。市委也是一层一级跟下来的，这就是代表党的领导嘛。这是个简单的道理，现在可能发生糊涂、动摇。总之，要跟领导走，不要跟起来为头另搞一套的人走，不管他是多么了不起。现在不是许多学生，还有一些工人，开始糊涂起来了吗?老百姓有句话：“仙家还是仙家做，哪有凡人做仙家?”这话是有针对性的嘛。这句话说的是社会常理，是社会经验。起码，一个新朝立起来之后，就长期不会改变。我们江山才打下几年，就要改变了?就要把各级的人员都换掉了?不可能的。一九五七年右派分子想来改变，要对我们取而代之，但最后失败了。几千年来，老百姓埋头过日子，民不聊生的时候才会有“造反”，而现在号召“造反”，是咋回事?是一时利用民气来教育大家，并不是说不要我们这些各层各级的人员了。那些狂妄无知的害群之马，拿到鸡毛当令箭，起来跟我们作对，好像又到造反打江山的时候了，这不是蠢吗?最后呢，只有头破血流。大局看错了，一切皆错，越是积极越是错。所以呀，杨书记说得对，要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

　　他说得这样多、这样深，老刘感动得眼睛发红，说，任何时候，我们肯定是跟着市委领导走的，想到这张特殊的大字报，心里有点感到天黑，现在听了你的话，又亮堂了。我一定记住市长的话，我要告诉下面的同志，别的都是空的、远的，我们最实在最具体的就是跟着市委走，任何时候不能动摇。

　　他说，对下面也不要说得太直接，现在情况复杂。

　　朴实忠厚的老刘却放松不下来，还是那样又感动又敬仰，伸出双手恭恭敬敬跟他握别，退了出去。

　　他为自己的所思所言能有这样的作用而高兴，为有老刘这样朴实忠诚的同志而高兴，从而更有了某种迎战的和必胜的信心。

　　他忽然心中一阵颤栗：你真的要叫公安局去遮盖毛主席的大字报吗?虽然你说了这样做的理由，但你心中明白，这的确是毛主席的大字报，常委会上你是听过传达的，你不是不知道，你咋能这样做?你为啥要这样做?你的胆为啥这样大?你这不是给自己套绞索吗?要不，是否跟杨书记商量一下?

　　正当他焦虑徘徊、犹豫不决时，程主任电话来了，说，关于《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已经跟学生代表谈过了，说明了我们的理由，希望他们自行遮盖，但他们不同意，还说他们将坚决保卫毛主席的大字报。他忽然很冲动地对电话里的程主任说，即使是真的，也不能这样泄密，党的规矩，谁也不能违反!他“啪”地搁下电话，接着就拨通了公安局长老汤，有点冲动地下达了命令。

　　搁下话筒，他觉得做了一件最勇敢最了不起的事情，好像从未有过地做了一回人一样。这时他明白了自己，他并不是为了党的保密制度，他是从思想上不接受毛主席的大字报，也不愿意《炮打司令部》在群众中传播，他甚至认为竟然有“我的一张大字报”这样的事情，是党的耻辱，是自乱江山，党内这样高层的事情不应该这样草率暴露给群众。

　　他惊讶于自己有这样一种强烈的情感，他哪怕为此被开除党籍、去坐牢，也决不认错。遗憾的是，为啥没听说被“炮打”的人，或者不同意这种“炮打”的人，也用“我的一张大字报”来表示不同意见呢……。组织全市中学师生收听的七月二十九日几位中央首长讲话，就说到，“怎样进行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太清楚，你们问我们，怎样革命，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党中央其他许多同志，也不晓得。有时没犯错误，人家也说你错了，是不是?那时自己也莫名其妙……”。确实如此啊。

　　时间走得是这样地慢，不到这一段过程完结，这一段的时间就不会过去，简直像停止了一样!两滴眼泪“叭嗒”掉在办公桌上。但你为啥做不到一种冷静呢?从上到下都像你这样的对抗情绪，不会给党造成被动和损失吗?党的统一、团结和服从，是最高的组织原则啊。而且，你对自己能这么自信吗?你竟然不相信毛主席、甚至反感毛主席?为啥?

　　可是，命令已经下去了，除非汤局长产生了犹豫，他心里倒希望汤局长来个请示电话……

　　他焦燥起来，下了楼，在庭院里徘徊，不住地抽着烟。从公安局到市委门口，只有步行五分钟的路程，眨眼就到，也许公安局的人已经跟学生发生了对抗?想到此，他更加焦虑，担心出事。

　　正想着时，电话铃响了，抓起电话，问，啥情况?程主任说，公安局派了七八个便衣，用“毛主席万岁”的标语遮掉了那张大字报，学生发现后，围攻上来，好在公安局派来的都是身强力棒，脱身走了。学生情绪激愤，呼口号说“誓死保卫毛主席”。学生代表找我们说，他们对市委的要求增加一条：要追查这个反革命事件!情况就是这样。

　　他说，噢，知道了。他搁下电话，他的手在发抖，心在发虚，他让自己镇静着，腿都有点软，坐了下来。是的，这事情做得不好、不策略，学生和在他们后面摇鹅毛扇子的人是会抓住不放的。他个人的安危算不了啥，但他如果被学生当作啥瞄准住了，将会很被动。他似乎这才发现自己本来就是目标最大的一个人，这下子目标更明显、也更大了。他仰靠到藤椅上，觉得要做最严重的准备。可能他将是市委这一级里像曹家骏李宝安这样要“经过去”的人，他的心沉重着，忽然抑止不住地冷笑起来……

　　那天整个上午，好的坏的消息接踵而至，让他一会儿高兴，一会儿愤恨。他虽坐在办公室里，却有如坐在一条小船上，感觉到外面狂风恶浪，他的心忽紧忽松地受着折磨。杨书记说得对呀，没有人兴风作浪，哪里会有大风大浪。他们共同想不到的是这些小毛鬼会这样会起劲跟着兴风作浪，真是些小毛鬼呀!秘书送来了有关人员抄写来的中山塔门口与附近出现的大标语大字报内容，他浏览着，一些学校的啥“战斗队”之类的《坚决支持》，基本上各个学校的都有了，就像季节一到、温度适当，蛇虫百脚就一定会到处爬出来一样。

　　一份《大馒头红烧肉，保卫市委有甜头》的大字报引起了他的注意，说是“揭露一个事实”，把老刘他们暗中组织人马围攻学生、保卫市委的事情说出来了，还有机关食堂里为这些人提供食物的事情。所说基本属实，只有“红烧肉”不确，可见情况也只是听来的。事实上在他布置下，暗中组织工人、干部、学生七百人，编成六个队，三班倒，分布市委市人委内外做特殊保卫工作，每天有伙食补贴，机关食堂里每天晚上要做二百多人吃的馒头。人多嘴杂，鱼龙混杂，这样的事情难保不被传出去，并且在传说中会被夸张。其实，在杨书记同意下，他还做了应付最坏情况的准备，在大院后面一个隐蔽地方砌了灶，准备了五百人一个月吃喝的物资。另外，在市委市人委内加高与新砌围墙11处，堵窗13个。这些都是以最高的效率最严守秘密的要求迅速完成的，所用的工人都是市建筑公司精心挑选的可靠分子，事前进行了严格的保密教育。一种非常紧张的空气笼罩着机关大院，而不为外人所知。

　　中山塔门口被这些大标语大字报占领了地盘，而反对静坐的大标语大字报则在稍远的外围地带出现，但数量也在增加。《医校红色保卫军成立宣言》上墙了，其中说到“我们认为，我校部份同学静坐市委的行为是完全错误的，是被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了，我们希望这些同学悬崖勒马，及早与这一错误行为划清界限，回到正确立场和做法上来”。这些话让他看了觉得满意。还有一份引起他注意的大字报题为《从静坐的后果，看静坐对不对?》大字报列举和分析了静坐市委的严重后果，有：干扰市委市人委日常工作，破坏社会正常秩序，削弱无产阶级专政，影响工农业生产，影响各行各业的正常运转。认为静坐市委不符合《十六条》，不能算是“革命”，而只能算是无政府主义。静坐是用错误的方法，提出错误的要求，做出错误的行动，要达到错误的目的，只能犯下比这些错误本身还要大的错误，不能因为唱了几首革命歌曲，喊了几句革命口号，苦了学生年轻的身体，就能把这种错误说成正确。全市学生和革命群众都要擦亮眼睛，看清本质，明辨是非，误入歧途的同学要赶快悬崖勒马。这张大字报写得“毒”，很有力。

　　他把这些材料交还给秘书保管。至于写《大馒头》这份坏大字报的是啥人，写这份好大字报的又是谁，都不知道，因为这两份大字报都用的是化名。

　　医校学生用更大的纸更工整的字抄写了《炮打司令部》重新上墙，他们狂热地呼喊了一阵“誓死保卫”的口号，然后就调整队伍，静坐在这张大字报前面，两旁还像战士一样直挺挺站立着两个学生，形成了一种“誓死保卫”的样子，不停地高唱着革命歌曲。

　　程主任电话里问，现在咋办?他说，不要再去惹他们。他觉得，这是他真正的“屈服”，去宣布开除曹家骏他们党籍的那次还不能算。

　　上午十点多钟，出现了一种异常现象，在市委前后左右的大街小巷里，不断地有小队工人跑步，跑来跑去，一色的劳保工作服、劳保皮鞋，脚步声弄得很齐很大，他们啥口号也不喊，啥话也不说，就这么跑过去跑过来，住在平房小屋里的百姓觉得地都震动了，人心惶惶。市委门口顿时传说着：工人支持学生了，工人把市委包围了。接着学生有大标语上了墙，说是“欢迎工人阶级登上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舞台!”这似乎是对“五·四运动精神”的一种召唤，用来坚定信心、鼓舞士气。

　　虽然对工人的动态已经有所了解，但报告上来的这一情况，还是叫人有点惊心动魄。这是华兴机械厂亭州电机厂的刘克成陈安国这些害群之马开始他们的行动了，他们一出手，就与学生不同，好像正如一首歌曲唱的“咱们工人有力量”。既然工人“杀”到社会上来“闹革命”，工厂咋控制，也就成了一个新的问题，他心里说，好嘛，行，就是要看看能闹到啥程度!

　　他让秘书给有关主管局打了电话，以市委名义要求他们给各厂党组织指示，一是加强正面教育，动员工人不要上街，要坚守生产岗位，搞好厂里的事情，二是做好保卫工作，密切注意一些青年工人的动态，凡是有活动的、出来支持学生的，都要记下来。

　　杨书记打来了电话，问他：工人上街了?他说：听说了。杨书记又问：你有新的考虑吗?他说：适当提前，明天下午可以“让步”。杨书记说：好吧。就搁了电话。

　　这个电话反映着杨书记有点沉不住气了。他顿时有了一种很特别的感觉，感到他将处在首当其冲的很不利的位置上，似乎可以认为到明天下午之前的一切，都得由他负责，都是带有他的个人意见、个人风格的。杨书记将会与上次一样，以与学生和解的姿态出现，给人一种开明的印象，可事实上市委是集体负责的，是在杨书记领导下的。然而，与学生以对立姿态出现的毕竟是他而不是别人。他就像亭州本地抗战历史上有名的中间人物李长江一样唱红脸，然后杨书记像李长江的上级李明扬一样出来唱白脸。这一格局被生动表现在电影《东进序曲》里，李长江在电影里的名字是“刘大麻子”。现在，他就成了“刘大麻子”，他脸上确实已经很有几个“麻子”了。这一总的格局不知不觉就这样形成，好像已经暗示着他的一种命运，运动真是好厉害啊。

　　虽然他不相信一切会以学生的“胜利”告终，但情况确实已经显示了可怕的一面，像李宝安一样“经过去”，滋味并不美妙，前途呢，似乎也有很难说的地方。悲哀袭上心头。但文化大革命毕竟不是子弹横飞说死就死的战场，也不光是亭州一处，而是全国的事情，心里面这样患得患失是脆弱的表现，也是不必要的，应当提起精神，做好思想准备。

　　他特地给程主任打了一个电话，告诉他，今天可能是你们最困难的一天，要继续跟学生“泡”，进行苦口婆心的说服，就说如果他们能撤回学校，市委领导将会像对待昭阳中学“红旗兵团”一样接见他们，让他们好回去，至于他们提出的要求，回到学校以后可以继续谈，市委不能在“兵临城下”的情况下屈服于任何人，即使是革命小将也不行。程主任“是，是”地答应下来，其实好像已经没有信心。这些话，实际上也是他在做最后的努力。他拿了草帽，带着秘书离开办公室，从后院走出了市委。

　　他要到外面透透气，也看看情况。才出小门，正好一队工人跑步而来，大约有十多个，全是二十出头的青年，脚步齐整地从面前跑了过去，都穿的翻毛黄皮鞋，劳保用品，很结实的，那样步伐齐整的小跑步，脚在地上跺出了很大的惊心动魄的声音。他们所去的方向是市委门口，他们所穿的蓝色劳动布工作服的背后，都汗湿了一大片。血往他脸上冲，那整齐的脚步声振动着他的心脏，那庄严的神情和汗湿的后背也令他敬畏。他跟路边的群众一样站住了，看着身强力壮的他们跑过去。刘克成陈安国之流在“用兵”呢，这是他们的“战术动作”。这样一小队一小队的穿插不住地跑，不明真相的人就会传闻有很多工人上了街支持学生了。他一声冷笑。

　　阳光强烈，十分炎热，走路的人都拣着路边的阴影走，路当中空了下来，一片阳光炸眼，热烘烘的。到底是心理因素呢，还是自然事实，一九六六年的炎夏特别漫长，几乎是毫无改变地延伸进了秋天。他又一次想到学生在中山塔门口没有任何遮阳，想起了王淮兴在电话里恳切而言的“多考虑学生”。但没有办法，他只有这样拖下去，而这时他也不能出现在静坐学生的面前，那些血气方刚的学生将会用他们的愤怒把他淹没。

　　他对自己的“阶级斗争现场”之说有了更具体的认识。能够出现在那个现场的，都是这些年轻人，而名单在册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是一个也不敢到这样的场合来的，社会上任何稍有头脑的人也未必会让自己的身影出现在中山塔门口这个是非之地。你能看到的除了学生，还是学生。就连来声援的工人也有所回避而不在现场，他们只是在外围跑来跑去，并不停留，你能抓住他们啥“小辫子”呢?问题已经不是简单化地所说的那种“阶级斗争”能加以解释，而明明是建国以来社会的许多说不清的东西的爆发和混战，在毛主席的允许下，一定程度的对抗性浮到了社会的表面，并且小小亭州竟然也与北京是气息相通的。

　　偏僻遥远弹丸之地就这样起了风浪，给自己赋予时代性全国性的庄严意义，披上最神圣的外衣，煞有介事。事情就这样恶劣而合法地无中生有，这样地不可思议。在这样的较量之中，市委不知为何就处在“不利地位”，准备“让步”了。并不是这些学生厉害，也不是市委怕这几百个学生，而是“形势”如此。

　　这些学生虽然年轻，却是把握住了这种“形势”的，所以他们在这炎热之下以悲壮的模样坚持着，那“时势”造出来的“英雄”、紫竹巷“8-1”号的史宏史家旺之流，将会兵不血刃取得围而不攻的“胜利”。

　　在这复杂微妙的政治较量之中，我们平时所说的“地富反坏右”那些“阶级敌人”，作为“死老虎”，只有在一边“死”着。他们只要一露头，就会挨打，给打他们的人增添标榜“革命”的资本。当然，在运动初期，他对医校的布署，以及杨书记的一些讲话，又何尝不是出于同一种思路?用“阶级斗争”、用逮捕教师郁平学生刘镇琛这两个“新老阶级敌人”，来对全市学校造成所需要的高压态势，秘密不过如此。心里似乎也有点知道，这是“阶级斗争”的滥用和庸俗化，但似乎也无法突破这个大框框，而这样抓“阶级斗争”，也驾轻就熟得心应手。

　　学生对这次运动的理解，突破了我们对“阶级斗争”一贯的解释和说法，根子是通在《十六条》，其中之第五条“坚决执行党的阶级路线”，就没有提到“地富反坏”，而只是说“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充分地揭露和批判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把他们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就是“新意”所在了，使群众觉得与以前大不相同，他们感到新鲜，甚至感到一种“解放”，可是，却让各级感到费解、感到极不适应。这正是用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来企图吓退学生，却收效甚微的根源所在。运动中出现了一种情况，即：凡是强调要“保卫无产阶级专政”，打击“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的，实际上就是在抵制这个运动;凡是强调要跟“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争、要批判资反路线的，实际上就是起来“造反”的，他们抓住了《十六条》“新”的说法，他们的“造反”就不是犯上作乱，而是非常“革命”的了，他们一点也不傻，心中有数得很。

　　可是这些青年，他们要实现啥、能实现啥，他们是模糊不清的，在他们心中，充其量就是那种“粗陋的共产主义”吧!他忽然想到，如果要总结教训的话，他这样的人，就是在新的运动中重复了旧的口号，而如果要调整过来的话，他这样的人就应该及时放弃旧的口号，接过新的口号。

　　他恨恨地考虑到，只要还用我们这些人，我们就要顺着形势，从根本上将方向扭转，把矛头倒扳过去，比如在亭州，有谁胆敢跳出来站在学生一边，这样的干部，将来反而就是要放到那个“百分之五”之中去的人。让跳出来的人受到惩罚，事情结果只能如此，而不能相反。想到这里，在这场斗争中该做啥，该如何等待时机，是看得更清楚，心中更有数了，而决不为眼前的“大风大浪”所动摇。

　　如果说市委门口可以被视为“阶级斗争现场”，就主要不是或完全不是针对着老的阶级敌人，而是针对着各种现在还看不清的政治势力，针对着在“斗争走资派”这一旗帜下登台亮相的各种“新人”。事实上已经有一些“新人”出现了，他们是文革以前所没有的一种人，虽然那时他们已经存在，生活在比如紫竹巷“8-1”号里，学习在我们大学和中学的教室里，劳动在我们国营或集体的工厂里，工作在我们各部门机关里，表面上还会给我们以好感，却正如蛹一样在悄悄孵化着他们今日的可怕面目。他们有点像是当年的右派分子那些可怜虫，但他们是从另一个方向，不是从反对党，而是从关心党的角度，来进攻的，更有迷惑性。我们会忠实地记下他们的名字和言行，将对他们作出分析和结论，然后同样将他们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跟所有老的阶级敌人滚到一起去。有朝一日我们也许会给老的对手松松绑，团结为可利用的力量，也不会让这些喝着我们的乳汁、模仿我们的言论举止、在我们身边成长起来的这些小小野心家有喘息之机，毕竟，一种已经是间接的敌人、昨天的敌人，一种是直接的敌人、眼前的敌人，外国的啥政治家说过，政治上没有永久的朋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

　　那天一路上，他这样思绪万千，心里恨恨的，不觉已经来到了医校门口。他站在大门对面一个不太显眼的地方，记起了他第一次注意到这大门，还是在一九五九年，那是因为发现了郁平在亭州的存在，他暗暗跟踪到了这里，打听到这就是郁平工作的单位，趁着“审干复查”的机会找起了郁平的麻烦，在郁平看来就是“迫害”。那么是不是“迫害”呢?他不能不承认也许是可以这样说的，但他依然不想改变这一副铁石心肠，他反过来痛恨郁平让他极不愉快。他似乎已经意识到他在这个问题上有些固执，但他不想认自己的这个错，他不想改正自己。在这个问题上，他不想做十全十美的人。他一辈子也不会原谅郁平。

　　他满意地看到，医校大门两边墙上有两条新的标语，“静坐市委是极其错误的行为”，“欢迎井岗红卫兵的同学们回到学校里来”。下署“医校红色保卫军”。一开始他们给“静坐”的定性是“反革命行为”，现在改为“极其错误的行为”了，分寸感表现了斗争水平的进步。加上第二条标语，这就更为成熟。眨眼之间，一支学生队伍从里面打着红旗走了出来，一出校门就高呼起了口号：“静坐市委是错误行为!坚决拥护市委正确领导!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保卫无产阶级专政!”队伍远去，朝着中山塔的方向。好得很!这正与工人小队的到处跑步成为针锋相对的行动。他望着这支喊着有针对性口号渐渐远去的学生队伍，心中得到了一种慰藉，充满喜爱之情。他能想象他们都是比较听话的孩子，而决非桀骜不驯、“独立思考”之人，他们没有选择“新”的“革命”的思想，而是宁愿恪守“旧”的“保守”的信条，他们是没有任何“反骨”的，他们才是最可宝贵的。我们只能从这样的青年当中挑选和培养我们的接班人。要说聪明，这些孩子才真正是聪明的，如果说青年人不可避免会有一定野心，那么作为前提，首先要有这么一种聪明和驯服，而决不是相反。运动中的左派队伍在哪里?这不就出现了吗?正如杨书记在常委会上深刻所言，谁是左派，最后是我们说了算。他从“红色保卫军”这些学生身上看到了光明、希望、力量!

　　天气太热，散步观光的意兴已无，他和秘书从小巷拣着阴凉走，很快回到市委。他立即给医校工作组长老张打了电话，进行了表扬，要他进一步掌握和培养“红色保卫军”这样的学生左派队伍，鼓励他们像今天这样在革命大风大浪中有积极的表现。

　　程主任电话报告说，为《炮打司令部》站岗的两个学生都中暑倒地，被抬进了中山塔，机关医务室的人正在实施救治。学生群情激愤，不少人涌进了接待室，围攻接待人员。他对程主任回答说，可以打开栅栏门，让学生进来在阴凉处“静坐”。他让秘书到门口去协助执行这一决定。

　　但秘书带回的消息说，学生拒绝进中山塔，而继续坐在强烈的阳光里。他一听，却也无可奈何，只是心中更加痛恨为首的学生。不一会，学生的歌声和口号声分明地传到了办公楼这里，更加“斗志昂扬”了。

　　好不容易等到夕阳西下，一天过去，凉下来了，他也松了一口气。但静坐的第二夜开始了，一种压力又回到他的心头。下半夜他悄悄去看时，疲倦已极的学生们都在地上睡着了，但《炮打司令部》旁边依然有两个站岗的学生，像两个小小的幽灵一样，站得笔直的……

　　第四章 蜡烛之喻

　　市委决定向静坐学生让步，与学生谈判成功。较量并未完结。

　　在早晨的阳光中，“井岗红卫兵静坐指挥部”一份《决定》的贴出，成了静坐第三天的开始。参加静坐的二百名学生，从早餐起，开始绝食，以表示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抗议”。这是谁也没有想到的。

　　咋可能想到学生会用这一手来对待我们呢?这跟“静坐”一样，本来是只有在书本上才会读到、反映民主斗争的电影上才会看到的事情，现在却从天而降，就降在你的面前，让你吃惊之余却感到既新鲜又可怕。

　　学生的一切，好像都是在模仿某种历史，但至少是在这一时刻，就把市委跟历史上那种腐朽、无能、反动的政府相提并论了，你若不支持他们，你就可能是那样的、或类似于那样的、或暂时就是那样的、或部份地就是那样的，总之就是那样的。学生的个别大字报上，已经不称市委，而称“当局”了。他妈的，这些鬼，他们心中就一点也不怕吗?

　　某种混账逻辑就悄悄来到了现实之中，被这些鬼所接受和运用，强加给我们，而我们就一下子处在了这样莫名其妙的被动的地位上。可恨啊可恨!

　　王淮兴打来电话说，宗市长，我听说学生宣布绝食啦，青年人正处在这个劲头上，是会说到做到的呀，还是请市委不要考虑我，一定要多考虑学生。我请求市委批准“打倒”我，只要组织是知道的，就行了嘛，怕啥呢?先把这一关过去再说。我请求把我“抛出去”!

　　他听了这电话，心中又涌起对这位同志的那种感动，王淮兴这是主动要求“经过去”，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像临危不惧、抱定自我牺牲的战士一样向指挥部呼叫“向我开炮”。

　　他说，老王，市委理解、感谢你这个态度，也相信你能经受这个特殊的严峻的考验。你今天还是要叫学校伙房里送开水来呀，他们说绝食，没有说绝水，天气又热又干，水是一定要有的。

　　王淮兴说，你这个想法好，我作为校长感谢你。我马上就办，我会尽可能让他们从水里得到必要的成份。不过，还不能说这个水是你布置的，也不能说是我叫送的。以后有人因为这个说我暗中支持学生，你要为我作证呀。王淮兴竟然还来这么一句幽默。此人虽憨厚，政治头脑却很清醒。

　　程主任来说，学生代表已经拒绝谈判，他和一个同志找到那个主要的学生头头史宏，传达了市委的精神，但史宏说，他们的四条是完全合理的，是一块“试金石”，对他们的四条接受与否，就说明着市委的方向路线。如果不接受他们的四条，就不要找他们谈了，他们不会就这样不明不白地回校的，他们会一直绝食下去，并且保留采取进一步行动的权利。他们对史宏说，你要对这些同学的身体负责呀。史宏说，你可以去问他们每一个人，是不是自愿的，是不是能对自己负责?市委好像也要考虑自己该负啥责任吧?史宏要求我们把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好好学一学。史宏随身的书包里，就有四卷《毛泽东选集》，他拿出第一卷来就读了几段，讲了一通。这个学生像个特别会说话的怪物似的，狼眼在眼镜片儿后面闪闪发光，脸上似乎总是带着神秘莫测的微笑，是个“笑面虎”，还有列宁式的手势。当场围观而来的群众越来越多，不便于跟史宏发生辩论，更不便于就如何学习《毛选》发生辩论，所以他们显得比较窝囊，好像倒是去受“教育”的。作为党校校长，可以说深受耻辱，但表面上还只有忍着。我要是有这个权利，真恨不得立时一枪毙了这个害群之马!我们的学校咋就培养出了这样狂妄的学生?程主任气得不知该说啥了，眼泪含在眼睛里。

　　他忍不住反而大笑起来。程主任可一点也笑不起来。他说，程主任，你这人太好、太认真了。假如是在从前革命战争年代，你呀，论打仗，可能还真打不过这个小小的“笑面虎”呢。他好不容易有了这个机会，还不出来好好表演一番吗?这没有啥可奇怪的。但时代不一样了，画虎不成反类犬嘛。失败就在前面等着他，他将失败得很惨，用不着你一枪毙了他。时代社会需要各种“人才”，但如果都像这样造反成才，社会岂不是要永远处在动荡不安之中?这是绝对不行的。此风不可长，此举不可行。目前出现的情况，只是从前真正革命时代的一种“回光返照”，是一幅漫画，是一出闹剧，就像你的徒弟学你，却学歪了，成了一种讽刺似的，又好像我们遭了报应一样，这是最可恨、最不能容忍的事情，我估计被打倒的国民党残渣余孽、地富反坏右分子，正在一旁暗中笑得合不拢嘴呢。日后呀，往好处说，比如史宏，还是老老实实学好他的课程、到一个小医院里做自己的一份工作，如此而已;往不好处说呢，我们可能要拿他整一整，以至于送他坐一段时间班房，让他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如果没有这个运动，他的个人命运，可能要好得多。但他本人还看不清，他即使能看到一点啥危险，心中有所动摇，也不一定想往后退，利令智昏嘛。你就不要生气、不要想不通了。他的家里一母二子住着不足十个平方米，等于住在棚子里，跟卖灯罩的老头之类的三四户人家挤在一个不算大的院子里，像蜂箱里的蜜蜂挤得满满的，简直是个阴暗的角落，能产生啥马列主义和高尚的动机?不就是一肚子粗鄙丑陋和阴暗不平吗?现在趁着这个好机会、打着漂亮旗号，公然出来振臂一呼了!

　　程主任看着他，显然听出些味道来了，还渴望听他说下去。

　　他说，世上有永久性的事物吗?从来的运动不都是有时间性的吗?某个运动一旦过去，某个运动里的一切，自然也就过去了，其中的人物、其中的现象，也就都会过去，留给以后的人去回想。打江山那样伟大的时代也过去了，还有啥不会过去呢?难道我们会让史宏之流再来打一次江山吗?历史已经有这个要求了吗?你想想这可能吗?《十六条》这样说过吗?没有!我看，毛主席是一方面考虑搞这样的一个运动，另一方面也考虑到国家作为国家的基本要求，这从《十六条》上就看得出来。流水不腐是对的，但弄得洪水泛滥就不好了;户枢不蠹是对的，但把户枢都弄坏就不好了。对史宏这样的怪物，你首先要在历史的深度上藐视他，把他看透了，然后你就能从容不迫心平气和地对付他了，不管他本来是有点价值的，还是本来就没有一点价值，他都没有多大价值，一切不过是个时间问题。我跟你说，我也经过了你这样的思想痛苦，但我已经不痛苦了，我进入了一种等待。一面尽可能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处理好眼前的问题，一面耐心等待。等待啥呢?等待矛盾的转化。事态这样下去将非常复杂，复杂到我们难以预料，当妨碍到国家根本的时候，当全党全民感到不能承受的时候，转机就来到了，像“大反攻”一样反转过去。那时，有人会适得其反，有人会适得其正。我们是立于不败之地的，我们的武器是秩序和法律，我们要重新整理乾坤。我们将从被否定的方面，成为被肯定的方面。那否定我们的将遭到否定，那肯定我们的更跟我们一起得到肯定。但现在由于情况特殊，我们暂时处于“守”势，也许还可能出现表面上的“溃不成军”。这就叫做“知其雄，守其雌”。你现在要一枪打死史宏，这不可能。但会有你在他面前做“列宁式手势”的一天，做得比他当然要好得多，也合法得多。我绝对相信有这一天。那时，我们还是我们，而他的命运的一半将由法律衡量，另一半将由我们的意志来决定。在我们的社会里，你是精华，我也是，我们的孩子也是，而他们只是跳梁小丑、自我毁灭，可以说，永远如此。记住，把你我的孩子护好、教好，这比啥都重要。眼前的风浪，不算啥。我说的这些，也算不上预见或秘密，说的只是历史和社会的常理，歪理只能行一时，常理才是永远的。

　　程主任几乎是“破涕为笑”，而他也感到自己发挥得很好。

　　他问，史宏说保留采取进一步行动的权利，是啥样的行动?

　　程主任说，不知道。

　　他说，哼，不怕他!我知道，无非是带着这些静坐学生进京告状吧。听说现在外面进京告状成了一股风，嘿嘿，好，好得很。

　　程主任问，那下面咋跟他们说呢?他说，还是正面劝告。程主任犹豫着问，市委的打算是啥?他说，市委会有考虑的。程主任就很有信心地走了。

　　身高而微胖的杨书记穿着圆领白汗衫，摇着芭蕉扇子，正好到来。杨书记说，开个常委会，咋样?他说，是时候了。

　　杨书记就很悠闲似的点起一支烟来，躺到藤椅上，脸上浮现起他那自信的带几分幽默的微笑，眼睛里智慧在闪着狡黠的光。他记起了前天晚上杨书记在假山石那里跟他说的话，杨书记似乎对天下大势了如指掌，但在眼前现实中，其实也跟他一样，只有耐心等待过程的进行与完结。但杨书记有一种从容不迫的政治风度，相比之下，他似乎显得火躁了一些。

　　杨书记来亭州任职才一年半，家庭情况很简单，夫人王雪是卫生局党委书记，但不兼局长，这是组织照顾，让她不要太忙;他们有一个读高中的男孩，也跟他家一样，基本上不让孩子参加学校里的活动，而在家里看书学习。杨书记的家就在机关后院那排朝南的很旧的平房里，一切生活用具都是机关配给的，就连被子也是机关招待所的，是一种随时听从党召唤的状态。这些似乎给杨书记带来有点散漫的生活风度。杨书记平时态度十分随和，有时喜欢跟人一本正经讲一句玩话，看到别人猝不及防遭了他的无伤大雅的愚弄，他就咧嘴笑了起来，笑得像一个有几分天真和狡狯的农民。

　　杨书记悠然抽了几口烟，突然问他，你这里有蜡烛吗?他说有，就从抽屉里找出半截红蜡烛来。杨书记擦着了一支火柴，示意他把蜡烛凑过去，点了起来，烧下几滴烛油在桌上，把蜡烛坐上去，稳稳地立住了，火焰渐旺，映得蜡烛红艳艳的。

　　杨书记抽着烟，说，红得真好看，红玉似的，问他，咋样?他不解，反问，啥咋样?杨书记说，蜡烛咋样?他说，蜡烛就这样，烧着，渐渐就化了、没了。

　　杨书记笑了起来，说，回答得好，蜡烛就这样，烧着，渐渐就化了、没了。换句话说，这样就是蜡烛。他的话经杨书记这么一重复，似乎含有了啥妙理似的，让他笑了起来。

　　杨书记指着蜡烛说，没有办法，它已经做了蜡烛。亭州有一句用来形容人的方言，就是“蜡烛”。我捉摸，含义有两条。如果是骂人的语气说，你是个蜡烛，这就着重在不点不亮、不灵活主动;如果是评论的语气说，你做蜡烛了，我做蜡烛了，那含意就更复杂。你说是不是呢?文人笔下说“我愿意做一支蜡烛，把自己燃烧，贡献光明”，这就有了点诗意。

　　他说，杨书记，你这番考据，有现实意义啊。

　　杨书记说，我在思考这个小蜡烛头儿的作用，你说它没有作用吧，它被火柴点亮，勇敢地燃烧自己。但分歧就来了，有人会说，我们不但不需要它，还要防着引发火灾。但我们接到了不许吹灭它的命令，就要看护着它，既让它忠诚地燃烧下去，又不让它酿成火灾，这是一个特殊的任务。

　　他说，对，让它烧下去，又不让它酿成火灾，特殊的任务。

　　杨书记说，从一方面看，任务就是这样了，从另一方面看，我们也是蜡烛。一些老百姓正在这样说我们，是说我们不点不亮、不灵活主动。看来，蜡烛跟蜡烛也不一样啊，有人只能做那种蜡烛，有人只能做这种蜡烛。马上的常委会，可以叫做“蜡烛会”。

　　杨书记一扇子煽灭了桌上的蜡烛，说，还是熄掉为好!

　　他们都笑了起来。

　　气温又高了，他身上直冒热汗，手中芭蕉扇子摇个不停。静坐了两天两夜的学生，体质一定是下降了，现在又绝食，这第三天的酷热高温将在中山塔门口造成啥，真是需要担心的事情。虽然常委会上就要解决问题，但如果顺利，大门口这出戏剧也要到下午才可以结束，这当中发生啥事情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史宏所威胁的“进一步行动”，估计至少要以这一天为界，那应当是明天的事。事情的解决确实也不能超过今天。这第三天的日子，除了继续提心吊胆地熬着等着，别的也没有灵丹妙药。不到过程完结，矛盾就不会解决。身为干部，本来就是国家的人，每个月享用着财政局发出的工资，日子这样耗着就耗着吧。“遇到张果老，不得不烦恼”，有啥可急可叹的呢。他倒几乎无聊起来。正好电话响了，是范公望，此时他乐于见这个人，就请他进来。

　　范公望才坐下来，就说，我是送喜糖来的。说着小心地把一个纸袋儿放在桌上。估计有一斤糖果。这真有点新奇。

　　他一直没有问过范公望的个人情况，这时他头脑中浮现出柳春芳的面容身影，难道是她?果然，范公望红着脸说，对象是柳春芳。

　　他忙说，噢，我见过，很好，很好呀，祝贺祝贺。心里似乎还有点羡慕。

　　范公望说，我们是很匆促的，因为忽然觉得很无聊，说我们不如结婚吧，她就到我家里来挤在一起了。在学校里也没有声张，现在是闹革命的时候，悄悄把糖果塞在几个同事手里，就算了，好在别人也理解。

　　他说，对，我也理解。

　　范公望说，柳春芳去给曹校长李局长也送了喜糖，并且向他们道歉。我们两人根据我们的家庭出身，还是在家里看看书，为将来增加些教学的资本比较好，外面的事情就少关心、不参加了。

　　他听了，倒也不知说啥才好，就安慰说，“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嘛。嘴上说着这些说熟了的话，心里却感到这些话其实让对方依然地受着某种委屈，但要想完全避免这个，还有点难以想象。

　　他继续说，当然，对于运动，你们作为教师，也不可能像学生这样去闹，根据自己的情况做一点考虑，也是自然的。

　　范公望说，有一个小困难要请宗市长帮个忙。他问，何事?范公望说，校长室没人办公了，这事情在学校里也不大好开口，宗市长能否为我们跟秦组长打个电话，请他给我们开个证明，这样影响比较小。

　　他听了，很理解，马上就拿起电话，跟老秦说了这事。放下电话，他对范公望说，你可要带点糖去哟!范公望说，糖有，但还不曾敢给秦组长送。他哈哈笑了起来，枪林弹雨的年代，也有男婚女嫁呀。范公望如释重负，告辞而去。

　　他不禁感到些无聊，剥了一块牛奶糖送在嘴里，品着那又甜又香的滋味。这样的糖，几年前的困难时期算是很高级的东西呢。想着范公望柳春芳两个倒也般配，只是在他们的甜蜜中有着一种可怜和艰涩，然而他们也只有这样地过下去，走他们有点曲折困难的路。

　　他叫来秘书，说，这是刚才的教师送来的喜糖，他们不搞革命，而搞男欢女爱，也算是一种“独立思考”吧。这糖你看咋样处理?秘书愣着说不出。他说，是不是可以通过啥途径给学生送去呢?绝食了，补充一点糖份也是好的呀。秘书感到不好回答。他一笑，说，这就成了腐蚀革命小将的“糖衣炮弹”了。秘书这才会意一笑。他说，散给办公室的同志们吧，刚才说的是笑话。秘书把糖拿走了。

　　常委们到齐了，程主任列席。成了一种惯例似的，杨书记要大家先学习《十六条》，重点看前面的三章。然后让程主任简要汇报门口学生的情况。

　　学生所提要求从三条到四条，从四条又到了五条，不但绝食，而且还说啥要采取进一步行动。常委们脸上有的气愤，有的茫然，有的痛苦。

　　杨书记说，刚才我跟老宗说了，今天这个常委会，可以叫做“蜡烛会”。为啥呢?蜡烛，在诗人的笔下，常常是被歌颂的，它是赤诚的象征，唐代李商隐有“蜡炬成灰泪始干”这样的诗句。这种赤诚，或者是为爱情，或者是为友情，或者是对国家民族的忠情。在亭州俗语当中，说“你是个蜡烛”，或者说“我做了蜡烛”，意思都很复杂，要具体分析。门口的这些学生，我认为，要大体承认他们就是诗人笔下的蜡烛，我们没有理由用对立的或讥笑的态度对待他们。

　　他心中感到吃一惊，又注意到大家都一愣。

　　杨书记继续说，不论我们目前咋样认识当前运动，也不论学生当中是否有少数不纯分子，更不论将来会如何评价他们，至少目前在客观上，他们是响应毛主席号召，起来闹革命的，他们的精神，是可宝贵的，是感动人的。这一点啊，你不承认还不行。我们要承认他们是在闹革命，不是在闹反革命。至于他们闹得咋样，水平高不高，有无错误缺点，里面是否有啥情况，那是另一回事，他们的大方向，他们的主流，他们的革命精神，我们要予以承认、肯定。这就是《十六条》第二章的基本评价，对照亭州的情况，也基本适合。如果我们不是这个认识，或者是相反的认识，那么眼前这个台阶也下不来。这不是机会主义，而是对青年应当有这个正面的积极的认识比较好，这也是对我们自己的肯定，因为这些学生不是我们新中国自己培养教育出来的吗?这是我要说的第一层意思，请大家讨论。

　　第二层意思呢，我要说，我们也是蜡烛。是哪种蜡烛?《十六条》第三章说的四种情况，我们对照自己，大约属于第二种，就是三个“很不”，对运动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处于软弱无能的地位，“怕”字当头，墨守旧的章法，对于群众的革命新秩序，感到突然，领导落后于形势，落后于群众。我们肯定不属于第一种情况，就是能够“站在运动最前面，敢于放手发动群众”，我们没有能做到那样，估计多数也都不会达到这种水平。但我们也不属于第三第四种情况，就是自己平时有问题，所以“怕”字当头，或者我们自己就是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更加害怕群众害怕革命。我想我们在座的没有一个人属于这两种情况。假如我思想不通，硬要说，在这个问题上，我这个蜡烛，你用八支火柴一个打火机来点，我也不亮，我就是不亮，打死我也不亮。这恐怕是不行的，因为我不是我个人，你不是你个人，我们是市委。

　　运动已经这样起来了，门口已经兵临城下了，人家是有理有利有节，得到上方宝剑，得到群众同情，可不简单啊。我们何去何从呢?这是要考虑的。这样说了一大通，是为了统一思想，就是说，我们要准备向学生让步。这对于我们，既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现实问题。理论问题，党中央毛主席已经替我们解决了，就是要进行这场大运动，这是没有讨论余地的。5月16日《通知》明确说要解决党、政、军、文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甚至“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这些，都不是小人物，都在很高的上层，距离我们较远，我们不会直接面对那样大的问题，我们也没有水平、没有能力评价那样的大问题，我们只要有一种态度就行了，我们的态度是拥护毛主席拥护党中央;但中山塔门口的事情，需要我们自己来处理，我们不能推给地委、省委，更不可能推给中央。我们依据啥呢?就是党中央给我们、也给了群众的这个《十六条》，就是对学生的主流和大方向要予以肯定。今天的会议，首先对以上所说的基本原则，进行讨论，请大家发表意见，如果有牢骚，请暂时放在自己肚子里，这个会上已经没有时间说那些了。

　　老魏耷着眼皮说，我有牢骚，但回家对着墙说去吧。我同意杨书记的说法。常委们接着一个一个发言，都说，同意杨书记的说法。他心里跟老魏一样是有不同意见的，他很难承认门口这些学生是啥“诗人笔下的蜡烛”，他恨不得立即从公安局调来人马、从消防队调来水龙头，把这些乳臭未干不知天高地厚的小东西冲得个“鸟兽散”。

　　如果承认了他们啥大方向和主流，如果答应了他们啥三条五条，将意味着啥，常委们虽不说，心里却明白，逮捕师生是他宗进庭干的，甚至与他个人还有点瓜葛，这就说明他“平时有问题”，所以才在医校惹出这场学生运动来。当他们对杨书记提出的所谓原则，都表示同意时，虽然出于识大体顾大局，但多少显得有点糊涂或者装糊涂，乃至有点可鄙可恨。这些，他暂时还不好说啥。他也很难承认市委是蜡烛。市委对于运动一直是积极领导的，咋能用门口这些学生的要求为标准，来衡量市委呢?运动以来，市委辛辛苦苦，难道是不点不亮的蜡烛吗?市委能够像学生这样不顾一切地燃烧，成为诗句里那样的蜡烛吗?市委就是市委，有自己的责任。当杨书记在他办公室拿蜡烛开玩笑时，他还真当是开玩笑呢，想不到正式说出来是这样一番话。杨书记这就等于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咋样评价运动以来的市委?其实，《十六条》上把各级党委的情况分成这么四种，本身就是政治策略，哄猴儿顺竿子爬。杨书记这番话是权宜之计呢，还是更有深谋远虑?却也捉摸不透。

　　当杨书记说“在座没有一个人”属于第三第四种情况，他听了稍觉心安，好像得到了啥表态和担保似的。为啥会有这种虚弱心理?他对自己竟似乎有了这种虚弱心理十分不满。杨书记是不是含有安慰他的意思呢?他已经到了需要来一点安慰的时候了吗?这岂不可悲?也许，在座的确有人心中已经认为，他宗进庭是跟第三种以至第四种情况有点接近的。他有点疑神疑鬼起来，好像意识到自己正在滑下去，会成为《通知》上说的“清洗”对象，而且他一九四六年“北撤”时有过脱节行为，当时就差点被从生命上清洗掉。他已经从向他打来的“除奸”的枪声中亲身体会过那是啥滋味。耳边不觉就响起了那追杀的枪声，三枪以及后来的那一枪，震撼心肺。在一种黑夜的背景上，他看见自己仓皇逃命……

　　天气虽热，他身上却陡地一凉。在程主任面前表现出的那种自信，好像一下子失去了，某种本来还不太意识到的东西此刻一下子清楚起来。总而言之，他好像将要倒霉了。情况对他十分不利。不知不觉之中某种格局已经形成，他像啥似的在水面上露出了头，成了一个明显目标，一切好像反而是他被“引蛇出洞”了。这简直难以置信!但运动以来的一切已经无法改变。他努力镇静着，也做出表态说，同意杨书记所说的原则。话说出去，就像手上松开了紧紧抓着的东西，身子似乎感到了一种漂移，心中感到了一种悲哀。

　　杨书记说，原则上大家都同意了，我们将基本上答应学生提出的全部要求，让学生打一个大胜仗。但不是简单地作一个宣布，而是要通过跟学生的所谓谈判来达成，通过谈判，请他们说明提出这五条的理由，并且跟他们有具体的商量，把一些内容明确下来。比如说，啥叫做打倒王校长?比如说释放被捕师生，具体是个啥说法?咋样释放?比如说追查遮盖毛主席大字报这件事，学生的措词十分激烈，我们从啥角度去说这个问题为宜?这样通过谈判，一条一条地原则上答应他们的要求，也让他们感到来之不易，感到事情的份量。至于承认他们的静坐绝食是革命行动，我们可以从主流和大方向上承认，但原则上不能肯定这种形式。这个谈判，我建议还是由宗市长代表市委出面，程主任是要参加的，常委里再去一个组织部长老李，办公室去一个科长一个秘书。会谈时，我们有记录，形成几条协议式的东西，双方签名，也可以不签名，这要征求他们意见，但不管签名与否，都算数，然后提交常委会审查批准，最后我和宗市长到大门口去对全体学生宣布市委的决定。接见之后，我们就为他们授旗，欢送他们回校。这事情就过去了。现在就通知各学校工作组，包括医校工作组，以今天为期限，有条不紊撤出，只留一个人，作为联络员。学校应以革命师生为主，民主选举成立自己的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如果像朝阳中学这样，有了红旗兵团一类的群众组织，就由这样的学生组织、教师组织互相商量，联合主持学校里的事情。工作组撤出时，给学校原有领导或群众组织作这样的交待，并且把联络员告诉他们，不是一走了之。这个，马上由办公室通知下去。另外，我要说一下，今天的会议精神，事前请示了地委，取得了地委的同意。

　　一个机关干部在会议室门口出现，显得很急，有话要说的样子，程主任问，王科长，啥事?王科长说，有情况要报告。程主任说，你进来说吧。王科长就跨进来说，有两个学生上身赤裸，把两枚这么大(以手比划)的毛主席像章别在心口皮肉上，流着血，给《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站岗，学生情绪分外激动，大门口很乱，史宏威胁说，市委领导再不出来，一切严重后果由市委负责。

　　这情况让大家脸上气色都变了，都看着杨书记，等他拿主张。杨书记对来报告的人说，你去找到史宏或者在门口负责的学生，就说市委领导要接见学生代表，让他们派三到五名代表进来，其中要有史宏。你叫他们先把那两个流血的学生撤下来，进行医务处理。你着人把他们领到大会堂旁边的小房间，宗市长李部长和程主任过一会儿就去。

　　王科长走了，杨书记说，情况就这样了，还有一个事要通报一下，中央刚刚有两份重要文件下来，一个是总参、总政的文件，《关于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一个是公安部的文件，《关于禁止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所以，形势是进一步很明确的，今天我们作出的决定，是符合这种形势的，心中的不同意见可以保留，但执行今天的决定不要再有任何犹豫。大家回自己的办公室，各负其责。老宗，老李，程主任，你们就留在这里商量一下，准备跟学生代表会谈。我在我的办公室，等你们的消息。另外，我也考虑，我们不能就这样轻飘飘的让学生过去，还是要拿他们为难一下。我考虑，我们要向他们提一条要求。啥要求呢，老宗在跟他们谈的时候，要转告我的一句话，就是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他们静坐市委的学生队伍不纯洁，里面有一些“黑五类”子女。我们犹豫不决，没有能及时接见他们，这也是原因之一。如果他们能纯洁自己的队伍，你们谈妥之后，我就会到大门口接见他们，而且为他们扛红旗、送他们一程。否则，我很为难。杨书记言罢，取出一张纸来，说，上面是二十五个学生的名单，都是“黑五类”家庭出身的，这个调查是确实的，你们给史宏考虑。

　　杨书记最后有这么一手，大家没想到，都有点兴奋起来，老魏说，对呀，也要给他们出个难题嘛。他心里也为杨书记这一手叫好，顿时对杨书记又啥猜疑都没有了。他接过名单，说，就这么办。

　　杨书记派他代表市委出面跟学生谈判，这本来正常，因为运动一直是他分管，可是他却有得到信任之感。好像到目前为止，他的一切处置，他的工作思路，都被证明是不高明的了。好像杨书记这是在给他一个转弯的机会呢。大门不是他下令关上的吗?还无师自通用毛主席像挡着!不是他把大门口说成阶级斗争现场、要看三天三夜的吗?如此等等。他的这种立场观点，分明是跟《十六条》相反的，而杨书记并不是这样。并且他已经动用了警察，去遮盖毛主席的大字报。要认真说起来，有口难辩。可是杨书记没有批评他一个字，还让他代表市委出面去答应学生的要求。虽然按照分工是应该这样委派的，但他不能不感到杨书记的宽厚和处理得当。此外，杨书记最后亲自给学生出了一个难题，说明了杨书记跟他、跟大家是一致的，没有游离常委之外去表现另外的姿态。

　　但是，运动进行到这一步，辛辛苦苦、忠心耿耿的，毕竟是他宗进庭突出了一些，多少陷入了某种“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的境地，而且心中产生着害怕似的。他意识到如果带着这种情绪去跟学生谈判是不行的。也许一切都是因为他不想向学生低头，他不识时务。在这一点上，杨书记比他强，竟然能说学生是诗人笔下的蜡烛了，岂不是说学生值得赞扬吗?这是真话假话还是玩话?但退一步想，在目前，杨书记也只能这样处理，对常委一班人也只能这样统一思想，总不能领着头大骂学生、跟运动抵触吧?而杨书记最后亮出的杀手锏，意味是深长的，是很厉害的。想到此，他心平气和了一些，好像站得高了一些，能够去和学生谈判了。

　　他和老李老程交换意见，商议跟学生代表咋谈?老李说，大势所趋嘛，原则上都答应，但也有小的计较，要不然我们不是太软了吗?但只能软，不能硬。老宗，我们可不要跟学生发火啊，硬也硬过了，该软的时候还要软，都当成自己的娃儿就行了。

　　这家伙，倒可以这样说。真让他心里一堵。

　　老程说，这样去谈，估计不会有大问题。学生也不可怕。

　　他说，不是可怕不可怕的问题，我也没有感到学生有啥可怕。

　　老程低头无语，感到自己失言了。

　　他补了一句说，可正是学生造成了大门口这种可怕的场面，这是建国以来所不曾有过的!当然，老李刚才说了，他们多数还只是些孩子。

　　老程说，这几天我接触，那个史宏，比一般学生要鬼些，但毕竟也才是二十岁的人。他善于诡辩，但也好像很随和，而且有几分天真。

　　随和?天真?这令他感到惊讶。老程又补充说，有灵活性，不像扳死理的人。老李笑道，真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呀，今天我们一起当面去向革命小将学习吧。

　　正说着，科长、秘书都到了，他们就下楼，到大会堂去。

　　老程手下的那个王科长站在大会堂小休息室门口守候着，这说明学生代表已经来了。他让自己沉着了一下，就走进门去，不想，里面哗哗地响起掌声来，五个学生代表用起立鼓掌欢迎他们的到来，表示了他们对市委领导的尊敬。他不由得心中倒是一愧，脸上微笑着，把手轻轻招了两下，并且示意请他们坐下。休息室当中是一个乒乓桌，权当会议桌，椅子已经两边摆好，双方坐了下来。

　　他问，把毛主席像章别在胸口皮肤上的学生送到医务室去了吗?

　　学生们回答说，送到医务室去了。

　　说话间他已经一眼把五个人都看下来了，甚至连他们各自的性格特点都已经大致有数。五个人岁数跟他的儿子差不多。平时也有儿子的同学到他家里来玩过，那时在他眼中真是全没当回事。现在，就是这么大的人，作为谈判对手一本正经对面坐着。坐在他正对面的，一定就是史宏史家旺了。确如人们说过的，是个猫儿脸，戴着眼镜儿。这张脸上可以挑剔的，倒不在于猫儿脸，因为这也是正常的脸型之一，虎头虎脑嘛。不相称之处，就是鼻子小了些，在眼镜儿下面露出了指头大的这么一点。如果是一个高挺的长些的鼻子，或者是一个肥肥的肉鼻子，这张脸就伟大些了，现在却不免有点不成器。程主任所说的那一对狼眼在眼镜后面也在凝神打量他们，竟然闪动着几分好奇，确实有几分“天真”。从某种角度看，野兽有时也会是很天真的。

　　令他不快和不安的是，五个学生竟然没有表现出对他这样的人的仰视与敬畏，好像刚才已经用起立鼓掌表示过一定的礼貌了，现在坐下来就不同了，作为谈判，双方平等，作为斗争，还要警惕，也就不存在敬畏与仰视了。

　　从左边数起，第一个是三号小个子，身体结实，白净脸儿上有两分天然的愧笑，可能较为谦和、务实;第二个身材高大一些，长长的红脸膛儿，浓黑眉毛，眼睛不大，嘴唇微翘，比较忠厚，但可能也很冲动;第三个是史宏，他算是二号个头，不高不矮，沉着机警是其总的特点;第四个身材很小，白团团的脸上一副深度近视的白糊糊的眼镜儿，看不清他的眼睛，似乎较为邋塌，也很糊涂，却可能生吞活剥乱读了许多别人不敢问津的大部头;最右边一个也是三号个子，身材姿态，比较精干，面容清爽，眼光灵活，有迎合之意，可能有些小心计。

　　这样看了过来，真是都瞧扁了，斯亦不足畏也矣。

　　想象一下我们几十年的革命斗争吧，有多少杰出人材前仆后继倒了下去，也有多少不合格的人被大浪淘沙而去，现在留在各级岗位上的，都经受过战争时期与建设时期不同程度的考验和锻炼，就连人走出来，也很少有不像样的，所以党才把自己的干部称为党和国家最可宝贵的财富，这是容易的吗?咋可能眼下一个运动，就会涌现出许多超过我们、代替我们的人材来呢?如果有，那也不会很多，总之不能跟久经考验和历练的无数革命干部相比，可以断言，他们不可能取代我们，无论从哪方面，一时还都取代不了。所以《十六条》才说最后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不管咋样，这是十分清醒的一句话!眼前这五位“学生领袖”，以他的眼光，一个也看不上。他有所轻松下来，心中恢复了某种自信似的。

　　他的脸上表现出有感染力的微笑，像对待到家中来玩的儿子的同学一样亲切，给“革命小将”们以足够的尊敬，一一请问他们的姓名，隔着桌子伸出手去，握住他们那缺少力度和厚度的手，并且请教他们名字中某个字的写法，比如，是“林”字呢，还是“凌”字?是“生”字呢，还是“森”字?有着极大兴趣的样子。这样，他感觉着他们各自的性格、气质，认识着这些“对手”，缓解着某种令人不快也不利于“谈判”的紧张空气，同时，他的心中进一步恢复着某些本来被弄得摇摇欲坠的东西。

　　他觉得自己的亲切并非全是虚伪和手腕，而是也有着真诚，是在群众工作中长期养成的习惯和政治风度，而几个学生的一本正经遮掩不了他们的年轻稚气，却也让他油然而涌动着一些喜欢。他的态度使他们觉得面对着一个亲切的革命长辈，他们的某种僵硬也有所放松了一些，但他们仍保持一种警惕，在内心里坚守着一道不可背叛的防线，牢记着他们的使命，这确实也是有点可敬可畏的。

　　他说，同学们，首先我要代表市委，也代表我个人，向你们，向静坐的全体革命小将们，表示检讨和道歉。前一阶段，我们思想落后，没有跟上形势，在领导和处理我市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认识不足。经过学习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市委认为，要从理解的方面对待小将们的这次静坐，尊重和爱护小将们的革命精神。所以，市委派我和组织部长老李、文革办公室的程主任等同志，来具体商量你们提出的四条要求，让同学们能结束绝食和静坐，回到学校进行教育革命。我们这里谈妥之后，市委杨书记打算出来接见全体革命小将。这样，我们先一条一条地来商量，好不好?

　　红脸膛、黑眉毛、嘴微翘的一个学生(他叫江进海)，神情严肃、有点结巴地说，我认为，在商量四条之前，首先要肯定这次静坐市委是革命行动。宗市长刚才说到“理解”、还有“爱护”，我认为，对静坐还要有明确的肯定。本来，革命行动不可能立即得到所有人的承认，也不等于权威的肯定或否定就能决定一切，但作为领导我市文化大革命的亭州市委，应当旗帜鲜明作出表态。

　　这时，最右边的一个学生(他叫孙富生)，以某种引起同情的丰富表情说，有大字报大标语说我们的静坐是错误行动，甚至是反革命行动，如果市委不能明确肯定我们是革命行动，那我们到底算是啥呢?

　　如果不能肯定我们静坐是革命行动，那么别的一切说得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或者是虚伪的。深度近视的一个(他叫林集)，突然说了这一句。那白茫茫的近视眼镜和那白糊糊一团的脸朝着他，好像要求你深刻领会其言，然后又低下头去，不再看他，而去准备从他的脑海里随时拿出这样最为深刻的东西来。

　　最左边的一个(他叫何银森)没有说话，总是低着头，但有时也抬头胆怯似的朝这边投来观察的一眼。

　　史宏也没有说话，脸上肌肉天然有着似笑非笑的形状，貌若心平气和，眼镜后面的一双狼眼一直盯在他的脸上。

　　谈判桌两边的人们，神情姿态不一，但实际上都在观察、捉摸着对方每一个人的态度和思想。

　　程主任说，如果能就四条达成你们满意的结果，不就等于承认了你们的革命行动了吗?我们要考虑到静坐市委毕竟不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好方式，《十六条》上也没有说可以采用这样的方式，如果明确肯定，对今后全市运动的开展不太有利，我认为从大局出发，这个问题可以绕过去。请小将们能理解。

　　江进海的红脸膛儿更红了，结巴着，用下劈的手势强调着说，我认为恰恰相反，如果明确肯定，将会对全市文化大革命的开展，起鼓舞的、推动的作用，如果不明确肯定，就等于给“秋后算账论”留下余地，从而阻碍运动的深入开展。

　　这时何银森又那样胆怯似的抬眼看了他一下。

　　他偏要让这个有点腼腆似的学生开口，他面带微笑看着何银森，问，小何，你咋不说话?你的看法呢?

　　何银森说话的眼神和表情天然谦和，似乎有些胆怯，不过立场并无不同，他说，我赞成他们的看法，《十六条》是原则性的，群众可以选择具体的斗争方式。

　　林集突然接上来说，列宁在《国家与革命》第三章一开头写道，在巴黎公社出现以前几个月，即1870年秋，马克思曾经警告巴黎工人说，推翻政府的尝试是一种硬拼的愚蠢举动。但是，1871年3月，当工人被迫进行决战，起义已经成为事实的时候，尽管当时有种种恶兆，马克思还是以欢欣鼓舞的心情来迎接无产阶级革命。马克思没有用学究式的言论来非难所谓“不合时宜的”运动。

　　说实话，他心中暗暗吃惊，何银森的回答，已经令他感到却也言之成理，而这个脸上白糊糊混沌一团、好像五官也没有长清楚的学生，虽有着严重的教条主义气息，但能这样随时想出了一段列宁的原话来针对现实的问题，并且还是能移动人的思想的，这真是始料不及。他不能不承认，这些，坐在对面的这几个娃儿，都有点令他暗暗吃惊、刮目相看。

　　只有史宏还没有说话，好像真有点“大将风度”。这使他心中很不舒服。最好当然是回避承认“革命行动”，但学生如果这样坚持，那就承认一下也不是大不了的事情，其实即使承认十遍，也不过是些空话。四条都准备让步了，还在乎这一点吗?但他要看看史宏的态度，他不能在史宏没有说话的情况下就给予同意。他以对史宏表示一种特别尊重的姿态说，史宏，你是总负责的，你还没有说话呢。这时他很鄙薄地暗暗想起史宏家那低矮简陋的住房。

　　史宏说，此时此刻，我们需要重温毛主席写于一九二七年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主席论述的，就是如何正确对待正在兴起的革命群众运动，跟刚才林集所说的马克思对待巴黎公社的态度一脉相承。但我们是不是一定要求市委明确表态我们的静坐是“革命行动”呢?我认为不一定，不需要在这个问题上弄僵。假如历史对我们是否定的，今天再怎么表态说我们是革命行动，也没用。所以，我认为，这个问题我们虽然是提出来了，但我们不在这个问题上纠缠，可以先放在一边。

　　这小子，狡滑得多，一反手，把这个问题推给了他们。但如果承认静坐是革命行动，是否会束缚今后的手脚呢?这样一想，他不由得在内心讥笑起自己来，真正的政治手腕是永远束缚不住的，而不管以前说过些啥;有时还特别需要说一些假话、大话、漂亮话以迷惑、麻痹、误引对手呢。确实，如史宏所说，历史形势是发展的，过去肯定过的东西，不等于不可改变。

　　他爽然地说，这个问题我们来的时候没有考虑很具体，没有当成一个问题，正如史宏同学说的，它可以不作为一个问题。但现在既然提出来了，我们回去后，常委会再研究一下，可以明确表态说是革命行动，也可以绕开去不谈这个问题。行不行?他巧妙地把这个难题又甩给了他们，形成了一个考验。

　　他发出的这个“弧旋球”让对面的五个学生刹那间一愣。史宏很大度地说“同意”，接着其余四人都慷慨地说“同意”。双方“战”了一个平手。

　　气氛顿时轻松活跃得多。他说，这就作为我们今天商定的第一条。下面是不是就具体讨论四条?

　　史宏说，行，我们由江进海先说，他是静坐的“前线总指挥”。

　　听了这话，他感到他和李部长、程主任他们都暗吃一惊。对面这个红脸膛的幼稚的学生，竟然可以有这样吓人的头衔，而且把市委门口说成了“前线”，真是岂有此理。但他们都镇静着，没有啥流露。

　　江进海说，首先，我要把我们提出的四条再重复一遍：

　　第一条是，要求市委宣布无罪释放医校被捕师生郁平、刘镇琛，并且向他们本人和医校全体师生赔礼道歉。

　　第二条是，要求市委撤销王淮兴医校党委书记、校长职务，责令其向全校师生深刻检查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错误。

　　第三条是，要求市委宣布撤销驻医校工作组，并责令该工作组负责人向革命师生深刻检查执行资反路线的严重错误。

　　第四条是，要求市委宣布遮盖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大字报的事件为“反革命事件”，坚决追查幕后指使者。

　　下面，我就这四条作三点说明：

　　第一，这四条要求的产生原因，不在于任何一个学生和教师，而在于没有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们。这是最基本的事实。

　　第二，当文化大革命的方向这样被扭转、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样得不到执行时，我们如果不起来抗争，而是像胆小鬼一样躲在一边，请问，党一贯教导我们应有的革命立场、观点、态度何在?所以我们是听党的话的，不是反党的。

　　第三，我们无须为静坐辩护，但我们可以问一句：用通常的正常的方法，能解决逮捕师生、压制革命这样的问题吗?显然不能。

　　至于我们提出的第四条，因为毛主席的大字报是真实存在的，在北京那样的地方早已家喻户晓，指使遮盖的人，必然也是知道的，那么在他内心深处，为啥一定要来遮盖呢?这是必须给全市人民一个回答的问题。

　　对以上所说，如果没有原则分歧，我认为应该作为今天共同的思想基础，这才谈得拢。

　　江进海发言的每一句都捶击着他的心房，甚至都让他感到怒不可遏，他的内心的堤坝快要被愤恨的波涛冲破，他的忍耐达到了极点。这不是因为乳臭未干的一个中学生敢于这样当面指手划脚，而是这个小小的中学生的每一句话都是狂妄已极、咄咄逼人的。

　　使他恨上加恨的是，一种直感告诉他，他带来的几个人，以至于他本人心中的某一处，都似乎有点被江进海征服了，要不是考虑到身份、尊严和任务，组织部长老李甚至要对江进海竖起大拇指叫声好呢!

　　他控制着深心的哗哗波涛，表面上完全不动声色，他以至于能对自己说：就事而论，江进海所说全是对的，学生能这样是很了不起的，只是这些孩子不懂得，甚至坐在这一边的人也不是都能明白，如果不是就事而论，而是“跳出去”看问题，那么就还有一种更大的事物更大的真理的存在，在目前情况下，它处在劣势的、沉默的、忍辱负重的状态，无力主导当前形势的发展，然而，经过长时间这样巨大的压抑和生长之后，它终将转化、上升为决定性的事物和真理，而对眼前一切进行扫除的工作。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嘛。

　　要江进海、史宏这样的学生和青年能明白以上这种道理，是极不现实的，他们正在几百万、成千万地投身进来，激情澎湃，成了“革命洪流”。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他眼前的这些学生，都只是梦中之人，当他们在历史发展的面前遭到否定时，他们倒下去的身躯，将正好撞开那通向未来的大门，后来人将踩着他们年轻的政治尸体走过去，喊着完全不同的口号，朝着完全不同的方向，而他们将是可悲的和可笑的，他们现在却不知道。

　　既然如此，这四条，在未来的眼中，也就具有了嘲弄的意义;然而，此时此刻，对于学生而言，却具有庄严的意义;对另外一些人，比如王淮兴、老刘他们，则是非常痛苦的。我对过去与现在也负有一定的责任，我身上有隐藏的黑暗，但这并不妨碍我做一个现在这样身份的人，我将更加自觉地为未来而与现实周旋和抗争，哪怕被这些学生“打倒”，那我就准备着在常委里第一个“经过去”，而在未来的眼中，这将成为一种很大的光荣。

　　江进海发言之后，该是他们这一边表态了。老李老程他们都不敢贸然表态，不言而喻要尊让他。在组织纪律性上对比起来，坐在他们对面的学生，就是乌合之众。

　　他清了一下嗓子，说，江进海同学重申了四条，并且作了三点说明，我个人在原则上都认同，现在逐条来讨论。运动初期逮捕医校师生两名，这是用过去的旧思路对待今天的新运动，不符合《十六条》的精神，是老革命老战士遇到了新问题，处理不当，应予纠正。接下来的两条，一个实际上是要“打倒”王淮兴，一个实际上是要“赶走”工作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第一条，王淮兴是学校的领导，工作组是指导医校运动的，他们要对所犯错误负责。所以，第一条是言之成理，第二条第三条是顺理成章，基本上也没有问题。无论是王淮兴，还是工作组，既然做错了事，那就要做检查，要向革命师生赔礼道歉，但在性质上，我认为要研究一下，对照《十六条》，他们大约还是属于“怕字当头，墨守旧的章法……对于群众的革命新秩序，他们感到突然，以致领导落后于形势，落后于群众”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我们的提法上，是否可以向《十六条》的这一提法靠拢呢?就是说，不要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的词语，这样更有利于说服、团结中间的干部和群众嘛。《十六条》上也没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词语。当然，医校运动初期的错误是严重的，必须消除影响，以利于运动的开展，正因为这样，市委才决定派我们来跟同学们商量解决问题。至于第四条，遮盖《炮打司令部》大字报的问题，这确实比较复杂。毛主席的指示，党中央的文件，咋样公布、咋样传达，党内都有一定的规矩，这是保证党的事业能够胜利的重要制度，有时要一竿子到底，有时要逐级传达，有时要过一年半载或更长时间才能公布。我可以负责地讲，到目前为止，我们亭州市委没有接到公布毛主席这张大字报的上级通知，党报上也没有公开发表这张大字报。至于北京上海是否家喻户晓，那是北京上海的事情。所以，同学们贴这张大字报，市委就不能不管，如果不管，就是失责，就是错误，就要向上级做出检讨。说实话，如果我们的一个档案工作人员，擅自泄密这样高等级的中央文件，就会开除党籍、坐三年牢房，这样的事情是有过的。小将们不了解这种严密的组织纪律，我们也不是要责怪你们，但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应当给同学们讲清楚。所以，公安局用“毛主席万岁”的标语遮盖了毛主席的这张大字报，就是在特殊情况下，用尽可能恰当的方式执行了党的规定。同学们贴出这张大字报，公安局用适当形式遮盖了这张大字报，这是人民内部矛盾，是知情与不知情的矛盾，不是敌我矛盾，同学们由于不了解有关规定，又出于对毛主席的高度热爱，产生一定激愤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是令人感动的，我们不能责怪同学们，我们对同学们所表现出来的革命精神十分欣赏、充分肯定。不过在我们商谈的结果上，就不能简单说这是反革命事件，要不然，我们对那些听从市委安排去执行任务的同志就不好交代，是不是?至今下级党委来问市委，这张大字报是不是真的?我们都感到很被动，不好明确回答。同学们可能是从北京来亭州串联的大学生获得这样重要文件的，我们表示理解。所以，同学们提出的第四条要求，我们是不是暂时放在一边，以后再讨论?也许时间会帮助我们解决这一特殊问题。所以，总的来说，市委基本同意同学们提出的前三条，加上可以肯定静坐是革命行动，一共也是四条。同学们这次革命行动，就可以说是获得了圆满的胜利，而市委是和同学们胜利在一起的。

　　他说了这些，他觉得他简直是尽了最大的努力、表现了最大的仁慈、发挥了最大的智慧。他问自己这一边的人们，你们还有啥要补充的吗?都说没有。

　　对面是孙富生头一个表态说，我基本上同意宗市长所说的四条。

　　江进海脸上陡地血红，说话有点急了起来，说，但在协议上，也要对我们原来的第四条有一个说法;另外，“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词语还是应该提到，因为逮捕师生，不管当时是咋样作出决定的，它都是为了压制革命、扭转方向，这正是毛主席在大字报上所说的“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这个性质不应当模糊掉。《十六条》上虽然没有用这个词，不等于没有说到这个意思，第七条“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就是专门说这个问题的，并且定性说这样的问题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这不就很明确吗?我们说王淮兴和医校工作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说他们犯了《十六条》的第七条所说的错误。如果不这样提到，我们的静坐凭啥说是革命行动呢?如果不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那就提犯了“方向的、路线的错误”

　　对手的坚持是值得引起尊敬的，他心中对江进海在人格上的尊敬，要大大高于孙富生，这真是很奇怪很矛盾的现象。

　　何银森以其腼腆的样子说，我同意江进海的意见，那就提犯了“方向的、路线的错误”。这小子虽然总是腼腆着，但骨里的立场却没有含糊过。

　　这时史宏说话了，他说，双方实际上已经接近了，但仍有小的分歧，是可以再商量的。我建议休会十分钟，各自研究和整理一下自己的观点，然后再谈。

　　这一建议，表现出从实际方面向前推进的组织才能。他同意了这个建议。

　　到了屋外一棵大树下，老李吸了一口烟，说，我操，想不到中学生会是这个样子的，我本来总以为他们后面有长胡子的、摇羽毛扇子的呢。

　　程主任说，这不奇怪，每一代人里面……，不过……

　　他说，每一代人里面都会有这样的“人才”，但这样的“人才”，我们是培养不了他们了。

　　老李说，对，我们培养不了他们了，他们比我们还强，他们是在革命的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的，哈!

　　这样背后对“小将”们议论讥讽一番之后，谈到正题，他们也觉得问题实际上已经接近解决，对江进海所说的，他们也准备让步，因为《十六条》第七条确实可以作为他们的依据，不能在这一点上闹僵。

　　十分钟后回到屋里，史宏说，我们由林集谈。

　　林集就拿出一张纸来，这真让他们暗暗吃惊。林集说，我们起草了协议，提供作为考虑的基础：

　　医校工作组和党总支在前一阶段文革运动中，由于墨守旧的章法，犯了方向的、路线的错误，为此，医校“井岗红卫兵”在市委门口实行静坐，要求纠正这种错误。市委经过研究，一，认为这次静坐是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行动，应予充分肯定;二，决定立即无罪释放医校被捕教师郁平、学生刘镇琛，恢复他们的名誉，向他们以及医校师生赔礼道歉;三，决定撤销王淮兴医校党总支书记兼校长职务，撤销驻医校工作组，并责令王淮兴和工作组负责人就所犯上述错误向医校师生作出深刻检查。四，关于遮盖《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市委将根据有关规定予以调查处理。

　　林集宣读之后，补充说，协议当中“犯了方向的、路线的错误”，这样的词语，不能省略，要不然，问题就被模糊，这四条就没有任何意义。如果不用“犯了方向的、路线的错误”，就要用“犯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二者必居其一。

　　他们的“理论家”林集说罢，将手中的纸给了史宏，史宏交给了他。

　　说实话，至此为止，在某种意义上，他心里有一块固守着的地方，是被这些小鬼征服下来了。就是说，他内心不是那样强烈地渺视以至鄙视他们了，他对他们竟然也有了一点肃然起敬，他们一方面是幼稚的、可恨的，另一方面呢，确实也表现出了一定的优秀的成份，是在新社会的革命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

　　他接过这张纸，看着，要害所在的确正是那个啥“错误”。所客气或策略的是，并没有说市委犯了这样的“错误”。看来，是必须让步了，其实不过是些空话、历史的空话。战场上有时是必须迂回、退却、示弱的。

　　他说，我看基本上是可以的。他看着老李和老程他们，老李老程也就顺着他把头点着说，同意、同意。

　　他说，同学们起草的这个协议，可以作为我们带回去研究的基础。下面，我们就去开一个紧急的常委会，请示杨书记，同学们呢，就去整一下队伍，让同学们喝点水。最后，还有一件事，杨书记说了，如果达成解决，他要到中山塔大门外面接见大家，并且为同学们扛旗，欢送同学们胜利回校，但是，他有一个问题，需要同学们考虑，就是据反映，你们的静坐队伍成份很不纯，这也是杨书记到现在为止犹豫不决没有及时出来接见你们的原因，杨书记希望你们能纯洁一下队伍，一些出身“黑五类”的同学留在静坐市委的队伍里，这是不够妥当的。说罢，他把那份名单递了过去。史宏接在手上，皱着眉头看，然后说，我们去研究一下。

　　几个学生到门外去了，他们几个人静静地等待着。他不知道结果将会如何，他担心着是不是反而会节外生枝，如果是那样，他们还是得“让步”，因为杨书记的要求，说实话，他感到学生可能难以接受。

　　不一会，几个学生回来了。史宏说，这个名单我们都看过了，有些情况我们不了解，即使都是真的，他们毕竟是我们的同学，他们也是可以响应毛主席号召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我们不好现在就把他们除名。但杨书记的这个要求，当然是可以理解的。我们马上去找到这些同学，安排他们先回学校，至于对他们除名还是不除名，回到学校以后再讨论。

　　这个回答是合情合理无懈可击的，是很配合的，甚至令他心里面有点不好意思。他点头说，好，好，我们也带着你们这些回答去向杨书记报告，你们就去做你们的工作吧。

　　这时他感到，杨书记提出的这个问题，就杨书记本人的安全而言，实际上是很不明智的，本来以“第一”的身份在后面躲得好好的，这就以提出这个问题有点显得突出了，岂不惹学生反感?谁知道这会不会成为挨学生“打倒”的理由呢?他对杨书记感到一种放心的同时，却又不能不觉得杨书记还是“嫩”了些。

　　双方握手道别。他握着个子很小、脸色苍白的林集的小手，问，你近视多少度?林集羞愧万分，回答不出来。他说，你看书很多。林集更为羞愧，头更低下去，说不出话，跟刚才在谈判桌上简直判若二人。

　　他放了可怜的林集，握着江进海有点粗厚的手说，你说话很干脆有力呀。江进海满脸愧色，涨红了他本来就红的脸，有点天真和傻气地笑着，不知道该咋样回答他这夸奖的话。

　　他点点头，放了江进海，握着史宏的手(这手让他恶心)，做出有所欣赏的样子，说，你很有组织能力啊。

　　史宏痛苦似的说，是吗?我写大字报的笔名是“小萝卜头儿”。

　　他们都笑了起来，他也不禁笑了起来，心情好像得到了一种释放。

　　史宏他们也都憨厚地、羞愧地、甚至天真地笑着。

　　唉，人与人之间应该这样一团和气、交流情感、高高兴兴才对。

　　但刚才史宏并没有正面回答他的问题，而是用啥“小萝卜头儿”回避了，这个小奸雄。思绪一转，他忽然考虑到，有机会要见见所谓“保皇派”的学生头头，一方面鼓励鼓励，一方面也看看他们是啥样子的。

　　他握住何银森的手，问，小何，你是亭州人吗?何银森回答，是的。他又问，你父亲是啥职业?何银森说，公司里的一般干部。母亲呢?也是。在一个公司吗?在两个公司。噢，好。他放下了何银森的手，心里判断这小子家里生活条件还是可以的。孙富生等着他握手，他伸手去握了一下，一句话没说。

　　后来，一切顺利，并且，学生方面说，经过安排，那二十五个“黑五类”同学已经离开现场回校了。于是，市委杨书记出来讲话，并为他们举旗送行，送出了一段路，挥手作别。杨书记由保卫人员簇拥着进入小巷，回到市委。郁平刘镇琛是史宏派出的一部分学生到看守所接走的，时机安排在杨书记举旗领着学生队伍离开市委门口之后，以免在门口形成情绪激动的场面。学生现在是配合的，但总的来说，学生们取得了“胜利”。

　　当天，“井岗红卫兵总部”在学校里贴出了“自动退出”二十五名学生的《通报》。情况传来，大家对杨书记十分佩服。另一面，他心里倒对史宏捉摸不透起来了，咋就听了我们的话，从自己的队伍里清除了二十五个所谓“黑五类”的学生的呢?这对于他这个学生头头来说，算不得明智之举，然而他就这样做了，这是为啥?其实，党对于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在政策上是允许其参加革命并且在革命中锻炼成长的，没有啥“黑五类”之说，这种说法简直是历史的大倒退。运动开展以来，反而兴起了这个东西，有点不可思议，但可以利用。史宏作为一个高三学生，作为一个起来领头“造反”的人，顺从了杨书记的这个不能算是正确的要求，看起来策略高明，实际上是不高明的。想来想去，对史宏的内心考虑，虽无法作出明确判断，但对这个学生头头的某种不愿有的神秘感和敬意，却是有所减弱了。

　　又过了没有几天，郁平写出了那份攻击他的恶毒传单，但没有能掀得起大浪。后来，整个形势自然而然似的，有了一种相反的转化。《静坐事件真相》的铅印大字报，是下面起草送上来，他派秘书让人民印刷厂印制的，印数达到一千份，张贴城乡，起到了以正视听的作用。他让“煤炭公司工人阶级红扫帚”把那二十五个“黑五类”学生的“家谱”抄录张贴上街，让人民群众知道静坐市委的学生队伍如何不纯，这就意味着学生静坐市委是有着这种“阶级斗争”的性质的。另外，“红扫帚”的《评医校静坐学生向何处去》的大字报每天都有一评上街，形式像《九评》一样，威力很大。这些，批得学生没有还手之力，抬不起头来了，不曾再出现学生骚动、上街的情况。闹腾腾的局面终于安静下来，无论在昭阳中学，还是在医校，出了头的学生和极少数教师，成了人们侧目而视不敢接近而且暗中检举揭发的对象。史宏江进海这些学生，也失去了狂热和勇敢，并且处在暗中的监视之下，其势只有无可奈何等待着无情的“秋后算账”;工作组从各学校撤出了，但留下的一名联络员却起了很好的作用，群众仍将其看作市委的代表，他们指导着暗中整理浮出水面来的史宏式的新生反党分子的材料。形势出现这种扭转，与其说来源于看不见的一种形势，不如说来源于人们的内心，或者说是习惯的意识形态，一旦冷静下来，该想到的一切就会来到人们心中，人们回到比较谨慎小心的状态，甚至越来越暗怀恐惧……

　　在某一天的下午，他让秘书通过适当途径，让医校的学生何银森来到他的办公室，他对这个学生作了较长时间的教育，可以说，最后让这个孩子从梦中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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