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之苍苍》第二部：力尽(第五章至第七章)

　　第四章 蜡烛之喻

　　市委决定向静坐学生让步，与学生谈判成功。较量并未完结。

　　在早晨的阳光中，“井岗红卫兵静坐指挥部”一份《决定》的贴出，成了静坐第三天的开始。参加静坐的二百名学生，从早餐起，开始绝食，以表示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抗议”。这是谁也没有想到的。

　　咋可能想到学生会用这一手来对待我们呢?这跟“静坐”一样，本来是只有在书本上才会读到、反映民主斗争的电影上才会看到的事情，现在却从天而降，就降在你的面前，让你吃惊之余却感到既新鲜又可怕。

　　学生的一切，好像都是在模仿某种历史，但至少是在这一时刻，就把市委跟历史上那种腐朽、无能、反动的政府相提并论了，你若不支持他们，你就可能是那样的、或类似于那样的、或暂时就是那样的、或部份地就是那样的，总之就是那样的。学生的个别大字报上，已经不称市委，而称“当局”了。他妈的，这些鬼，他们心中就一点也不怕吗?

　　某种混账逻辑就悄悄来到了现实之中，被这些鬼所接受和运用，强加给我们，而我们就一下子处在了这样莫名其妙的被动的地位上。可恨啊可恨!

　　王淮兴打来电话说，宗市长，我听说学生宣布绝食啦，青年人正处在这个劲头上，是会说到做到的呀，还是请市委不要考虑我，一定要多考虑学生。我请求市委批准“打倒”我，只要组织是知道的，就行了嘛，怕啥呢?先把这一关过去再说。我请求把我“抛出去”!

　　他听了这电话，心中又涌起对这位同志的那种感动，王淮兴这是主动要求“经过去”，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像临危不惧、抱定自我牺牲的战士一样向指挥部呼叫“向我开炮”。

　　他说，老王，市委理解、感谢你这个态度，也相信你能经受这个特殊的严峻的考验。你今天还是要叫学校伙房里送开水来呀，他们说绝食，没有说绝水，天气又热又干，水是一定要有的。

　　王淮兴说，你这个想法好，我作为校长感谢你。我马上就办，我会尽可能让他们从水里得到必要的成份。不过，还不能说这个水是你布置的，也不能说是我叫送的。以后有人因为这个说我暗中支持学生，你要为我作证呀。王淮兴竟然还来这么一句幽默。此人虽憨厚，政治头脑却很清醒。

　　程主任来说，学生代表已经拒绝谈判，他和一个同志找到那个主要的学生头头史宏，传达了市委的精神，但史宏说，他们的四条是完全合理的，是一块“试金石”，对他们的四条接受与否，就说明着市委的方向路线。如果不接受他们的四条，就不要找他们谈了，他们不会就这样不明不白地回校的，他们会一直绝食下去，并且保留采取进一步行动的权利。他们对史宏说，你要对这些同学的身体负责呀。史宏说，你可以去问他们每一个人，是不是自愿的，是不是能对自己负责?市委好像也要考虑自己该负啥责任吧?史宏要求我们把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好好学一学。史宏随身的书包里，就有四卷《毛泽东选集》，他拿出第一卷来就读了几段，讲了一通。这个学生像个特别会说话的怪物似的，狼眼在眼镜片儿后面闪闪发光，脸上似乎总是带着神秘莫测的微笑，是个“笑面虎”，还有列宁式的手势。当场围观而来的群众越来越多，不便于跟史宏发生辩论，更不便于就如何学习《毛选》发生辩论，所以他们显得比较窝囊，好像倒是去受“教育”的。作为党校校长，可以说深受耻辱，但表面上还只有忍着。我要是有这个权利，真恨不得立时一枪毙了这个害群之马!我们的学校咋就培养出了这样狂妄的学生?程主任气得不知该说啥了，眼泪含在眼睛里。

　　他忍不住反而大笑起来。程主任可一点也笑不起来。他说，程主任，你这人太好、太认真了。假如是在从前革命战争年代，你呀，论打仗，可能还真打不过这个小小的“笑面虎”呢。他好不容易有了这个机会，还不出来好好表演一番吗?这没有啥可奇怪的。但时代不一样了，画虎不成反类犬嘛。失败就在前面等着他，他将失败得很惨，用不着你一枪毙了他。时代社会需要各种“人才”，但如果都像这样造反成才，社会岂不是要永远处在动荡不安之中?这是绝对不行的。此风不可长，此举不可行。目前出现的情况，只是从前真正革命时代的一种“回光返照”，是一幅漫画，是一出闹剧，就像你的徒弟学你，却学歪了，成了一种讽刺似的，又好像我们遭了报应一样，这是最可恨、最不能容忍的事情，我估计被打倒的国民党残渣余孽、地富反坏右分子，正在一旁暗中笑得合不拢嘴呢。日后呀，往好处说，比如史宏，还是老老实实学好他的课程、到一个小医院里做自己的一份工作，如此而已;往不好处说呢，我们可能要拿他整一整，以至于送他坐一段时间班房，让他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如果没有这个运动，他的个人命运，可能要好得多。但他本人还看不清，他即使能看到一点啥危险，心中有所动摇，也不一定想往后退，利令智昏嘛。你就不要生气、不要想不通了。他的家里一母二子住着不足十个平方米，等于住在棚子里，跟卖灯罩的老头之类的三四户人家挤在一个不算大的院子里，像蜂箱里的蜜蜂挤得满满的，简直是个阴暗的角落，能产生啥马列主义和高尚的动机?不就是一肚子粗鄙丑陋和阴暗不平吗?现在趁着这个好机会、打着漂亮旗号，公然出来振臂一呼了!

　　程主任看着他，显然听出些味道来了，还渴望听他说下去。

　　他说，世上有永久性的事物吗?从来的运动不都是有时间性的吗?某个运动一旦过去，某个运动里的一切，自然也就过去了，其中的人物、其中的现象，也就都会过去，留给以后的人去回想。打江山那样伟大的时代也过去了，还有啥不会过去呢?难道我们会让史宏之流再来打一次江山吗?历史已经有这个要求了吗?你想想这可能吗?《十六条》这样说过吗?没有!我看，毛主席是一方面考虑搞这样的一个运动，另一方面也考虑到国家作为国家的基本要求，这从《十六条》上就看得出来。流水不腐是对的，但弄得洪水泛滥就不好了;户枢不蠹是对的，但把户枢都弄坏就不好了。对史宏这样的怪物，你首先要在历史的深度上藐视他，把他看透了，然后你就能从容不迫心平气和地对付他了，不管他本来是有点价值的，还是本来就没有一点价值，他都没有多大价值，一切不过是个时间问题。我跟你说，我也经过了你这样的思想痛苦，但我已经不痛苦了，我进入了一种等待。一面尽可能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处理好眼前的问题，一面耐心等待。等待啥呢?等待矛盾的转化。事态这样下去将非常复杂，复杂到我们难以预料，当妨碍到国家根本的时候，当全党全民感到不能承受的时候，转机就来到了，像“大反攻”一样反转过去。那时，有人会适得其反，有人会适得其正。我们是立于不败之地的，我们的武器是秩序和法律，我们要重新整理乾坤。我们将从被否定的方面，成为被肯定的方面。那否定我们的将遭到否定，那肯定我们的更跟我们一起得到肯定。但现在由于情况特殊，我们暂时处于“守”势，也许还可能出现表面上的“溃不成军”。这就叫做“知其雄，守其雌”。你现在要一枪打死史宏，这不可能。但会有你在他面前做“列宁式手势”的一天，做得比他当然要好得多，也合法得多。我绝对相信有这一天。那时，我们还是我们，而他的命运的一半将由法律衡量，另一半将由我们的意志来决定。在我们的社会里，你是精华，我也是，我们的孩子也是，而他们只是跳梁小丑、自我毁灭，可以说，永远如此。记住，把你我的孩子护好、教好，这比啥都重要。眼前的风浪，不算啥。我说的这些，也算不上预见或秘密，说的只是历史和社会的常理，歪理只能行一时，常理才是永远的。

　　程主任几乎是“破涕为笑”，而他也感到自己发挥得很好。

　　他问，史宏说保留采取进一步行动的权利，是啥样的行动?

　　程主任说，不知道。

　　他说，哼，不怕他!我知道，无非是带着这些静坐学生进京告状吧。听说现在外面进京告状成了一股风，嘿嘿，好，好得很。

　　程主任问，那下面咋跟他们说呢?他说，还是正面劝告。程主任犹豫着问，市委的打算是啥?他说，市委会有考虑的。程主任就很有信心地走了。

　　身高而微胖的杨书记穿着圆领白汗衫，摇着芭蕉扇子，正好到来。杨书记说，开个常委会，咋样?他说，是时候了。

　　杨书记就很悠闲似的点起一支烟来，躺到藤椅上，脸上浮现起他那自信的带几分幽默的微笑，眼睛里智慧在闪着狡黠的光。他记起了前天晚上杨书记在假山石那里跟他说的话，杨书记似乎对天下大势了如指掌，但在眼前现实中，其实也跟他一样，只有耐心等待过程的进行与完结。但杨书记有一种从容不迫的政治风度，相比之下，他似乎显得火躁了一些。

　　杨书记来亭州任职才一年半，家庭情况很简单，夫人王雪是卫生局党委书记，但不兼局长，这是组织照顾，让她不要太忙;他们有一个读高中的男孩，也跟他家一样，基本上不让孩子参加学校里的活动，而在家里看书学习。杨书记的家就在机关后院那排朝南的很旧的平房里，一切生活用具都是机关配给的，就连被子也是机关招待所的，是一种随时听从党召唤的状态。这些似乎给杨书记带来有点散漫的生活风度。杨书记平时态度十分随和，有时喜欢跟人一本正经讲一句玩话，看到别人猝不及防遭了他的无伤大雅的愚弄，他就咧嘴笑了起来，笑得像一个有几分天真和狡狯的农民。

　　杨书记悠然抽了几口烟，突然问他，你这里有蜡烛吗?他说有，就从抽屉里找出半截红蜡烛来。杨书记擦着了一支火柴，示意他把蜡烛凑过去，点了起来，烧下几滴烛油在桌上，把蜡烛坐上去，稳稳地立住了，火焰渐旺，映得蜡烛红艳艳的。

　　杨书记抽着烟，说，红得真好看，红玉似的，问他，咋样?他不解，反问，啥咋样?杨书记说，蜡烛咋样?他说，蜡烛就这样，烧着，渐渐就化了、没了。

　　杨书记笑了起来，说，回答得好，蜡烛就这样，烧着，渐渐就化了、没了。换句话说，这样就是蜡烛。他的话经杨书记这么一重复，似乎含有了啥妙理似的，让他笑了起来。

　　杨书记指着蜡烛说，没有办法，它已经做了蜡烛。亭州有一句用来形容人的方言，就是“蜡烛”。我捉摸，含义有两条。如果是骂人的语气说，你是个蜡烛，这就着重在不点不亮、不灵活主动;如果是评论的语气说，你做蜡烛了，我做蜡烛了，那含意就更复杂。你说是不是呢?文人笔下说“我愿意做一支蜡烛，把自己燃烧，贡献光明”，这就有了点诗意。

　　他说，杨书记，你这番考据，有现实意义啊。

　　杨书记说，我在思考这个小蜡烛头儿的作用，你说它没有作用吧，它被火柴点亮，勇敢地燃烧自己。但分歧就来了，有人会说，我们不但不需要它，还要防着引发火灾。但我们接到了不许吹灭它的命令，就要看护着它，既让它忠诚地燃烧下去，又不让它酿成火灾，这是一个特殊的任务。

　　他说，对，让它烧下去，又不让它酿成火灾，特殊的任务。

　　杨书记说，从一方面看，任务就是这样了，从另一方面看，我们也是蜡烛。一些老百姓正在这样说我们，是说我们不点不亮、不灵活主动。看来，蜡烛跟蜡烛也不一样啊，有人只能做那种蜡烛，有人只能做这种蜡烛。马上的常委会，可以叫做“蜡烛会”。

　　杨书记一扇子煽灭了桌上的蜡烛，说，还是熄掉为好!

　　他们都笑了起来。

　　气温又高了，他身上直冒热汗，手中芭蕉扇子摇个不停。静坐了两天两夜的学生，体质一定是下降了，现在又绝食，这第三天的酷热高温将在中山塔门口造成啥，真是需要担心的事情。虽然常委会上就要解决问题，但如果顺利，大门口这出戏剧也要到下午才可以结束，这当中发生啥事情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史宏所威胁的“进一步行动”，估计至少要以这一天为界，那应当是明天的事。事情的解决确实也不能超过今天。这第三天的日子，除了继续提心吊胆地熬着等着，别的也没有灵丹妙药。不到过程完结，矛盾就不会解决。身为干部，本来就是国家的人，每个月享用着财政局发出的工资，日子这样耗着就耗着吧。“遇到张果老，不得不烦恼”，有啥可急可叹的呢。他倒几乎无聊起来。正好电话响了，是范公望，此时他乐于见这个人，就请他进来。

　　范公望才坐下来，就说，我是送喜糖来的。说着小心地把一个纸袋儿放在桌上。估计有一斤糖果。这真有点新奇。

　　他一直没有问过范公望的个人情况，这时他头脑中浮现出柳春芳的面容身影，难道是她?果然，范公望红着脸说，对象是柳春芳。

　　他忙说，噢，我见过，很好，很好呀，祝贺祝贺。心里似乎还有点羡慕。

　　范公望说，我们是很匆促的，因为忽然觉得很无聊，说我们不如结婚吧，她就到我家里来挤在一起了。在学校里也没有声张，现在是闹革命的时候，悄悄把糖果塞在几个同事手里，就算了，好在别人也理解。

　　他说，对，我也理解。

　　范公望说，柳春芳去给曹校长李局长也送了喜糖，并且向他们道歉。我们两人根据我们的家庭出身，还是在家里看看书，为将来增加些教学的资本比较好，外面的事情就少关心、不参加了。

　　他听了，倒也不知说啥才好，就安慰说，“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嘛。嘴上说着这些说熟了的话，心里却感到这些话其实让对方依然地受着某种委屈，但要想完全避免这个，还有点难以想象。

　　他继续说，当然，对于运动，你们作为教师，也不可能像学生这样去闹，根据自己的情况做一点考虑，也是自然的。

　　范公望说，有一个小困难要请宗市长帮个忙。他问，何事?范公望说，校长室没人办公了，这事情在学校里也不大好开口，宗市长能否为我们跟秦组长打个电话，请他给我们开个证明，这样影响比较小。

　　他听了，很理解，马上就拿起电话，跟老秦说了这事。放下电话，他对范公望说，你可要带点糖去哟!范公望说，糖有，但还不曾敢给秦组长送。他哈哈笑了起来，枪林弹雨的年代，也有男婚女嫁呀。范公望如释重负，告辞而去。

　　他不禁感到些无聊，剥了一块牛奶糖送在嘴里，品着那又甜又香的滋味。这样的糖，几年前的困难时期算是很高级的东西呢。想着范公望柳春芳两个倒也般配，只是在他们的甜蜜中有着一种可怜和艰涩，然而他们也只有这样地过下去，走他们有点曲折困难的路。

　　他叫来秘书，说，这是刚才的教师送来的喜糖，他们不搞革命，而搞男欢女爱，也算是一种“独立思考”吧。这糖你看咋样处理?秘书愣着说不出。他说，是不是可以通过啥途径给学生送去呢?绝食了，补充一点糖份也是好的呀。秘书感到不好回答。他一笑，说，这就成了腐蚀革命小将的“糖衣炮弹”了。秘书这才会意一笑。他说，散给办公室的同志们吧，刚才说的是笑话。秘书把糖拿走了。

　　常委们到齐了，程主任列席。成了一种惯例似的，杨书记要大家先学习《十六条》，重点看前面的三章。然后让程主任简要汇报门口学生的情况。

　　学生所提要求从三条到四条，从四条又到了五条，不但绝食，而且还说啥要采取进一步行动。常委们脸上有的气愤，有的茫然，有的痛苦。

　　杨书记说，刚才我跟老宗说了，今天这个常委会，可以叫做“蜡烛会”。为啥呢?蜡烛，在诗人的笔下，常常是被歌颂的，它是赤诚的象征，唐代李商隐有“蜡炬成灰泪始干”这样的诗句。这种赤诚，或者是为爱情，或者是为友情，或者是对国家民族的忠情。在亭州俗语当中，说“你是个蜡烛”，或者说“我做了蜡烛”，意思都很复杂，要具体分析。门口的这些学生，我认为，要大体承认他们就是诗人笔下的蜡烛，我们没有理由用对立的或讥笑的态度对待他们。

　　他心中感到吃一惊，又注意到大家都一愣。

　　杨书记继续说，不论我们目前咋样认识当前运动，也不论学生当中是否有少数不纯分子，更不论将来会如何评价他们，至少目前在客观上，他们是响应毛主席号召，起来闹革命的，他们的精神，是可宝贵的，是感动人的。这一点啊，你不承认还不行。我们要承认他们是在闹革命，不是在闹反革命。至于他们闹得咋样，水平高不高，有无错误缺点，里面是否有啥情况，那是另一回事，他们的大方向，他们的主流，他们的革命精神，我们要予以承认、肯定。这就是《十六条》第二章的基本评价，对照亭州的情况，也基本适合。如果我们不是这个认识，或者是相反的认识，那么眼前这个台阶也下不来。这不是机会主义，而是对青年应当有这个正面的积极的认识比较好，这也是对我们自己的肯定，因为这些学生不是我们新中国自己培养教育出来的吗?这是我要说的第一层意思，请大家讨论。

　　第二层意思呢，我要说，我们也是蜡烛。是哪种蜡烛?《十六条》第三章说的四种情况，我们对照自己，大约属于第二种，就是三个“很不”，对运动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处于软弱无能的地位，“怕”字当头，墨守旧的章法，对于群众的革命新秩序，感到突然，领导落后于形势，落后于群众。我们肯定不属于第一种情况，就是能够“站在运动最前面，敢于放手发动群众”，我们没有能做到那样，估计多数也都不会达到这种水平。但我们也不属于第三第四种情况，就是自己平时有问题，所以“怕”字当头，或者我们自己就是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更加害怕群众害怕革命。我想我们在座的没有一个人属于这两种情况。假如我思想不通，硬要说，在这个问题上，我这个蜡烛，你用八支火柴一个打火机来点，我也不亮，我就是不亮，打死我也不亮。这恐怕是不行的，因为我不是我个人，你不是你个人，我们是市委。

　　运动已经这样起来了，门口已经兵临城下了，人家是有理有利有节，得到上方宝剑，得到群众同情，可不简单啊。我们何去何从呢?这是要考虑的。这样说了一大通，是为了统一思想，就是说，我们要准备向学生让步。这对于我们，既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现实问题。理论问题，党中央毛主席已经替我们解决了，就是要进行这场大运动，这是没有讨论余地的。5月16日《通知》明确说要解决党、政、军、文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甚至“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这些，都不是小人物，都在很高的上层，距离我们较远，我们不会直接面对那样大的问题，我们也没有水平、没有能力评价那样的大问题，我们只要有一种态度就行了，我们的态度是拥护毛主席拥护党中央;但中山塔门口的事情，需要我们自己来处理，我们不能推给地委、省委，更不可能推给中央。我们依据啥呢?就是党中央给我们、也给了群众的这个《十六条》，就是对学生的主流和大方向要予以肯定。今天的会议，首先对以上所说的基本原则，进行讨论，请大家发表意见，如果有牢骚，请暂时放在自己肚子里，这个会上已经没有时间说那些了。

　　老魏耷着眼皮说，我有牢骚，但回家对着墙说去吧。我同意杨书记的说法。常委们接着一个一个发言，都说，同意杨书记的说法。他心里跟老魏一样是有不同意见的，他很难承认门口这些学生是啥“诗人笔下的蜡烛”，他恨不得立即从公安局调来人马、从消防队调来水龙头，把这些乳臭未干不知天高地厚的小东西冲得个“鸟兽散”。

　　如果承认了他们啥大方向和主流，如果答应了他们啥三条五条，将意味着啥，常委们虽不说，心里却明白，逮捕师生是他宗进庭干的，甚至与他个人还有点瓜葛，这就说明他“平时有问题”，所以才在医校惹出这场学生运动来。当他们对杨书记提出的所谓原则，都表示同意时，虽然出于识大体顾大局，但多少显得有点糊涂或者装糊涂，乃至有点可鄙可恨。这些，他暂时还不好说啥。他也很难承认市委是蜡烛。市委对于运动一直是积极领导的，咋能用门口这些学生的要求为标准，来衡量市委呢?运动以来，市委辛辛苦苦，难道是不点不亮的蜡烛吗?市委能够像学生这样不顾一切地燃烧，成为诗句里那样的蜡烛吗?市委就是市委，有自己的责任。当杨书记在他办公室拿蜡烛开玩笑时，他还真当是开玩笑呢，想不到正式说出来是这样一番话。杨书记这就等于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咋样评价运动以来的市委?其实，《十六条》上把各级党委的情况分成这么四种，本身就是政治策略，哄猴儿顺竿子爬。杨书记这番话是权宜之计呢，还是更有深谋远虑?却也捉摸不透。

　　当杨书记说“在座没有一个人”属于第三第四种情况，他听了稍觉心安，好像得到了啥表态和担保似的。为啥会有这种虚弱心理?他对自己竟似乎有了这种虚弱心理十分不满。杨书记是不是含有安慰他的意思呢?他已经到了需要来一点安慰的时候了吗?这岂不可悲?也许，在座的确有人心中已经认为，他宗进庭是跟第三种以至第四种情况有点接近的。他有点疑神疑鬼起来，好像意识到自己正在滑下去，会成为《通知》上说的“清洗”对象，而且他一九四六年“北撤”时有过脱节行为，当时就差点被从生命上清洗掉。他已经从向他打来的“除奸”的枪声中亲身体会过那是啥滋味。耳边不觉就响起了那追杀的枪声，三枪以及后来的那一枪，震撼心肺。在一种黑夜的背景上，他看见自己仓皇逃命……

　　天气虽热，他身上却陡地一凉。在程主任面前表现出的那种自信，好像一下子失去了，某种本来还不太意识到的东西此刻一下子清楚起来。总而言之，他好像将要倒霉了。情况对他十分不利。不知不觉之中某种格局已经形成，他像啥似的在水面上露出了头，成了一个明显目标，一切好像反而是他被“引蛇出洞”了。这简直难以置信!但运动以来的一切已经无法改变。他努力镇静着，也做出表态说，同意杨书记所说的原则。话说出去，就像手上松开了紧紧抓着的东西，身子似乎感到了一种漂移，心中感到了一种悲哀。

　　杨书记说，原则上大家都同意了，我们将基本上答应学生提出的全部要求，让学生打一个大胜仗。但不是简单地作一个宣布，而是要通过跟学生的所谓谈判来达成，通过谈判，请他们说明提出这五条的理由，并且跟他们有具体的商量，把一些内容明确下来。比如说，啥叫做打倒王校长?比如说释放被捕师生，具体是个啥说法?咋样释放?比如说追查遮盖毛主席大字报这件事，学生的措词十分激烈，我们从啥角度去说这个问题为宜?这样通过谈判，一条一条地原则上答应他们的要求，也让他们感到来之不易，感到事情的份量。至于承认他们的静坐绝食是革命行动，我们可以从主流和大方向上承认，但原则上不能肯定这种形式。这个谈判，我建议还是由宗市长代表市委出面，程主任是要参加的，常委里再去一个组织部长老李，办公室去一个科长一个秘书。会谈时，我们有记录，形成几条协议式的东西，双方签名，也可以不签名，这要征求他们意见，但不管签名与否，都算数，然后提交常委会审查批准，最后我和宗市长到大门口去对全体学生宣布市委的决定。接见之后，我们就为他们授旗，欢送他们回校。这事情就过去了。现在就通知各学校工作组，包括医校工作组，以今天为期限，有条不紊撤出，只留一个人，作为联络员。学校应以革命师生为主，民主选举成立自己的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如果像朝阳中学这样，有了红旗兵团一类的群众组织，就由这样的学生组织、教师组织互相商量，联合主持学校里的事情。工作组撤出时，给学校原有领导或群众组织作这样的交待，并且把联络员告诉他们，不是一走了之。这个，马上由办公室通知下去。另外，我要说一下，今天的会议精神，事前请示了地委，取得了地委的同意。

　　一个机关干部在会议室门口出现，显得很急，有话要说的样子，程主任问，王科长，啥事?王科长说，有情况要报告。程主任说，你进来说吧。王科长就跨进来说，有两个学生上身赤裸，把两枚这么大(以手比划)的毛主席像章别在心口皮肉上，流着血，给《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站岗，学生情绪分外激动，大门口很乱，史宏威胁说，市委领导再不出来，一切严重后果由市委负责。

　　这情况让大家脸上气色都变了，都看着杨书记，等他拿主张。杨书记对来报告的人说，你去找到史宏或者在门口负责的学生，就说市委领导要接见学生代表，让他们派三到五名代表进来，其中要有史宏。你叫他们先把那两个流血的学生撤下来，进行医务处理。你着人把他们领到大会堂旁边的小房间，宗市长李部长和程主任过一会儿就去。

　　王科长走了，杨书记说，情况就这样了，还有一个事要通报一下，中央刚刚有两份重要文件下来，一个是总参、总政的文件，《关于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一个是公安部的文件，《关于禁止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所以，形势是进一步很明确的，今天我们作出的决定，是符合这种形势的，心中的不同意见可以保留，但执行今天的决定不要再有任何犹豫。大家回自己的办公室，各负其责。老宗，老李，程主任，你们就留在这里商量一下，准备跟学生代表会谈。我在我的办公室，等你们的消息。另外，我也考虑，我们不能就这样轻飘飘的让学生过去，还是要拿他们为难一下。我考虑，我们要向他们提一条要求。啥要求呢，老宗在跟他们谈的时候，要转告我的一句话，就是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他们静坐市委的学生队伍不纯洁，里面有一些“黑五类”子女。我们犹豫不决，没有能及时接见他们，这也是原因之一。如果他们能纯洁自己的队伍，你们谈妥之后，我就会到大门口接见他们，而且为他们扛红旗、送他们一程。否则，我很为难。杨书记言罢，取出一张纸来，说，上面是二十五个学生的名单，都是“黑五类”家庭出身的，这个调查是确实的，你们给史宏考虑。

　　杨书记最后有这么一手，大家没想到，都有点兴奋起来，老魏说，对呀，也要给他们出个难题嘛。他心里也为杨书记这一手叫好，顿时对杨书记又啥猜疑都没有了。他接过名单，说，就这么办。

　　杨书记派他代表市委出面跟学生谈判，这本来正常，因为运动一直是他分管，可是他却有得到信任之感。好像到目前为止，他的一切处置，他的工作思路，都被证明是不高明的了。好像杨书记这是在给他一个转弯的机会呢。大门不是他下令关上的吗?还无师自通用毛主席像挡着!不是他把大门口说成阶级斗争现场、要看三天三夜的吗?如此等等。他的这种立场观点，分明是跟《十六条》相反的，而杨书记并不是这样。并且他已经动用了警察，去遮盖毛主席的大字报。要认真说起来，有口难辩。可是杨书记没有批评他一个字，还让他代表市委出面去答应学生的要求。虽然按照分工是应该这样委派的，但他不能不感到杨书记的宽厚和处理得当。此外，杨书记最后亲自给学生出了一个难题，说明了杨书记跟他、跟大家是一致的，没有游离常委之外去表现另外的姿态。

　　但是，运动进行到这一步，辛辛苦苦、忠心耿耿的，毕竟是他宗进庭突出了一些，多少陷入了某种“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的境地，而且心中产生着害怕似的。他意识到如果带着这种情绪去跟学生谈判是不行的。也许一切都是因为他不想向学生低头，他不识时务。在这一点上，杨书记比他强，竟然能说学生是诗人笔下的蜡烛了，岂不是说学生值得赞扬吗?这是真话假话还是玩话?但退一步想，在目前，杨书记也只能这样处理，对常委一班人也只能这样统一思想，总不能领着头大骂学生、跟运动抵触吧?而杨书记最后亮出的杀手锏，意味是深长的，是很厉害的。想到此，他心平气和了一些，好像站得高了一些，能够去和学生谈判了。

　　他和老李老程交换意见，商议跟学生代表咋谈?老李说，大势所趋嘛，原则上都答应，但也有小的计较，要不然我们不是太软了吗?但只能软，不能硬。老宗，我们可不要跟学生发火啊，硬也硬过了，该软的时候还要软，都当成自己的娃儿就行了。

　　这家伙，倒可以这样说。真让他心里一堵。

　　老程说，这样去谈，估计不会有大问题。学生也不可怕。

　　他说，不是可怕不可怕的问题，我也没有感到学生有啥可怕。

　　老程低头无语，感到自己失言了。

　　他补了一句说，可正是学生造成了大门口这种可怕的场面，这是建国以来所不曾有过的!当然，老李刚才说了，他们多数还只是些孩子。

　　老程说，这几天我接触，那个史宏，比一般学生要鬼些，但毕竟也才是二十岁的人。他善于诡辩，但也好像很随和，而且有几分天真。

　　随和?天真?这令他感到惊讶。老程又补充说，有灵活性，不像扳死理的人。老李笑道，真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呀，今天我们一起当面去向革命小将学习吧。

　　正说着，科长、秘书都到了，他们就下楼，到大会堂去。

　　老程手下的那个王科长站在大会堂小休息室门口守候着，这说明学生代表已经来了。他让自己沉着了一下，就走进门去，不想，里面哗哗地响起掌声来，五个学生代表用起立鼓掌欢迎他们的到来，表示了他们对市委领导的尊敬。他不由得心中倒是一愧，脸上微笑着，把手轻轻招了两下，并且示意请他们坐下。休息室当中是一个乒乓桌，权当会议桌，椅子已经两边摆好，双方坐了下来。

　　他问，把毛主席像章别在胸口皮肤上的学生送到医务室去了吗?

　　学生们回答说，送到医务室去了。

　　说话间他已经一眼把五个人都看下来了，甚至连他们各自的性格特点都已经大致有数。五个人岁数跟他的儿子差不多。平时也有儿子的同学到他家里来玩过，那时在他眼中真是全没当回事。现在，就是这么大的人，作为谈判对手一本正经对面坐着。坐在他正对面的，一定就是史宏史家旺了。确如人们说过的，是个猫儿脸，戴着眼镜儿。这张脸上可以挑剔的，倒不在于猫儿脸，因为这也是正常的脸型之一，虎头虎脑嘛。不相称之处，就是鼻子小了些，在眼镜儿下面露出了指头大的这么一点。如果是一个高挺的长些的鼻子，或者是一个肥肥的肉鼻子，这张脸就伟大些了，现在却不免有点不成器。程主任所说的那一对狼眼在眼镜后面也在凝神打量他们，竟然闪动着几分好奇，确实有几分“天真”。从某种角度看，野兽有时也会是很天真的。

　　令他不快和不安的是，五个学生竟然没有表现出对他这样的人的仰视与敬畏，好像刚才已经用起立鼓掌表示过一定的礼貌了，现在坐下来就不同了，作为谈判，双方平等，作为斗争，还要警惕，也就不存在敬畏与仰视了。

　　从左边数起，第一个是三号小个子，身体结实，白净脸儿上有两分天然的愧笑，可能较为谦和、务实;第二个身材高大一些，长长的红脸膛儿，浓黑眉毛，眼睛不大，嘴唇微翘，比较忠厚，但可能也很冲动;第三个是史宏，他算是二号个头，不高不矮，沉着机警是其总的特点;第四个身材很小，白团团的脸上一副深度近视的白糊糊的眼镜儿，看不清他的眼睛，似乎较为邋塌，也很糊涂，却可能生吞活剥乱读了许多别人不敢问津的大部头;最右边一个也是三号个子，身材姿态，比较精干，面容清爽，眼光灵活，有迎合之意，可能有些小心计。

　　这样看了过来，真是都瞧扁了，斯亦不足畏也矣。

　　想象一下我们几十年的革命斗争吧，有多少杰出人材前仆后继倒了下去，也有多少不合格的人被大浪淘沙而去，现在留在各级岗位上的，都经受过战争时期与建设时期不同程度的考验和锻炼，就连人走出来，也很少有不像样的，所以党才把自己的干部称为党和国家最可宝贵的财富，这是容易的吗?咋可能眼下一个运动，就会涌现出许多超过我们、代替我们的人材来呢?如果有，那也不会很多，总之不能跟久经考验和历练的无数革命干部相比，可以断言，他们不可能取代我们，无论从哪方面，一时还都取代不了。所以《十六条》才说最后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不管咋样，这是十分清醒的一句话!眼前这五位“学生领袖”，以他的眼光，一个也看不上。他有所轻松下来，心中恢复了某种自信似的。

　　他的脸上表现出有感染力的微笑，像对待到家中来玩的儿子的同学一样亲切，给“革命小将”们以足够的尊敬，一一请问他们的姓名，隔着桌子伸出手去，握住他们那缺少力度和厚度的手，并且请教他们名字中某个字的写法，比如，是“林”字呢，还是“凌”字?是“生”字呢，还是“森”字?有着极大兴趣的样子。这样，他感觉着他们各自的性格、气质，认识着这些“对手”，缓解着某种令人不快也不利于“谈判”的紧张空气，同时，他的心中进一步恢复着某些本来被弄得摇摇欲坠的东西。

　　他觉得自己的亲切并非全是虚伪和手腕，而是也有着真诚，是在群众工作中长期养成的习惯和政治风度，而几个学生的一本正经遮掩不了他们的年轻稚气，却也让他油然而涌动着一些喜欢。他的态度使他们觉得面对着一个亲切的革命长辈，他们的某种僵硬也有所放松了一些，但他们仍保持一种警惕，在内心里坚守着一道不可背叛的防线，牢记着他们的使命，这确实也是有点可敬可畏的。

　　他说，同学们，首先我要代表市委，也代表我个人，向你们，向静坐的全体革命小将们，表示检讨和道歉。前一阶段，我们思想落后，没有跟上形势，在领导和处理我市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认识不足。经过学习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市委认为，要从理解的方面对待小将们的这次静坐，尊重和爱护小将们的革命精神。所以，市委派我和组织部长老李、文革办公室的程主任等同志，来具体商量你们提出的四条要求，让同学们能结束绝食和静坐，回到学校进行教育革命。我们这里谈妥之后，市委杨书记打算出来接见全体革命小将。这样，我们先一条一条地来商量，好不好?

　　红脸膛、黑眉毛、嘴微翘的一个学生(他叫江进海)，神情严肃、有点结巴地说，我认为，在商量四条之前，首先要肯定这次静坐市委是革命行动。宗市长刚才说到“理解”、还有“爱护”，我认为，对静坐还要有明确的肯定。本来，革命行动不可能立即得到所有人的承认，也不等于权威的肯定或否定就能决定一切，但作为领导我市文化大革命的亭州市委，应当旗帜鲜明作出表态。

　　这时，最右边的一个学生(他叫孙富生)，以某种引起同情的丰富表情说，有大字报大标语说我们的静坐是错误行动，甚至是反革命行动，如果市委不能明确肯定我们是革命行动，那我们到底算是啥呢?

　　如果不能肯定我们静坐是革命行动，那么别的一切说得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或者是虚伪的。深度近视的一个(他叫林集)，突然说了这一句。那白茫茫的近视眼镜和那白糊糊一团的脸朝着他，好像要求你深刻领会其言，然后又低下头去，不再看他，而去准备从他的脑海里随时拿出这样最为深刻的东西来。

　　最左边的一个(他叫何银森)没有说话，总是低着头，但有时也抬头胆怯似的朝这边投来观察的一眼。

　　史宏也没有说话，脸上肌肉天然有着似笑非笑的形状，貌若心平气和，眼镜后面的一双狼眼一直盯在他的脸上。

　　谈判桌两边的人们，神情姿态不一，但实际上都在观察、捉摸着对方每一个人的态度和思想。

　　程主任说，如果能就四条达成你们满意的结果，不就等于承认了你们的革命行动了吗?我们要考虑到静坐市委毕竟不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好方式，《十六条》上也没有说可以采用这样的方式，如果明确肯定，对今后全市运动的开展不太有利，我认为从大局出发，这个问题可以绕过去。请小将们能理解。

　　江进海的红脸膛儿更红了，结巴着，用下劈的手势强调着说，我认为恰恰相反，如果明确肯定，将会对全市文化大革命的开展，起鼓舞的、推动的作用，如果不明确肯定，就等于给“秋后算账论”留下余地，从而阻碍运动的深入开展。

　　这时何银森又那样胆怯似的抬眼看了他一下。

　　他偏要让这个有点腼腆似的学生开口，他面带微笑看着何银森，问，小何，你咋不说话?你的看法呢?

　　何银森说话的眼神和表情天然谦和，似乎有些胆怯，不过立场并无不同，他说，我赞成他们的看法，《十六条》是原则性的，群众可以选择具体的斗争方式。

　　林集突然接上来说，列宁在《国家与革命》第三章一开头写道，在巴黎公社出现以前几个月，即1870年秋，马克思曾经警告巴黎工人说，推翻政府的尝试是一种硬拼的愚蠢举动。但是，1871年3月，当工人被迫进行决战，起义已经成为事实的时候，尽管当时有种种恶兆，马克思还是以欢欣鼓舞的心情来迎接无产阶级革命。马克思没有用学究式的言论来非难所谓“不合时宜的”运动。

　　说实话，他心中暗暗吃惊，何银森的回答，已经令他感到却也言之成理，而这个脸上白糊糊混沌一团、好像五官也没有长清楚的学生，虽有着严重的教条主义气息，但能这样随时想出了一段列宁的原话来针对现实的问题，并且还是能移动人的思想的，这真是始料不及。他不能不承认，这些，坐在对面的这几个娃儿，都有点令他暗暗吃惊、刮目相看。

　　只有史宏还没有说话，好像真有点“大将风度”。这使他心中很不舒服。最好当然是回避承认“革命行动”，但学生如果这样坚持，那就承认一下也不是大不了的事情，其实即使承认十遍，也不过是些空话。四条都准备让步了，还在乎这一点吗?但他要看看史宏的态度，他不能在史宏没有说话的情况下就给予同意。他以对史宏表示一种特别尊重的姿态说，史宏，你是总负责的，你还没有说话呢。这时他很鄙薄地暗暗想起史宏家那低矮简陋的住房。

　　史宏说，此时此刻，我们需要重温毛主席写于一九二七年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主席论述的，就是如何正确对待正在兴起的革命群众运动，跟刚才林集所说的马克思对待巴黎公社的态度一脉相承。但我们是不是一定要求市委明确表态我们的静坐是“革命行动”呢?我认为不一定，不需要在这个问题上弄僵。假如历史对我们是否定的，今天再怎么表态说我们是革命行动，也没用。所以，我认为，这个问题我们虽然是提出来了，但我们不在这个问题上纠缠，可以先放在一边。

　　这小子，狡滑得多，一反手，把这个问题推给了他们。但如果承认静坐是革命行动，是否会束缚今后的手脚呢?这样一想，他不由得在内心讥笑起自己来，真正的政治手腕是永远束缚不住的，而不管以前说过些啥;有时还特别需要说一些假话、大话、漂亮话以迷惑、麻痹、误引对手呢。确实，如史宏所说，历史形势是发展的，过去肯定过的东西，不等于不可改变。

　　他爽然地说，这个问题我们来的时候没有考虑很具体，没有当成一个问题，正如史宏同学说的，它可以不作为一个问题。但现在既然提出来了，我们回去后，常委会再研究一下，可以明确表态说是革命行动，也可以绕开去不谈这个问题。行不行?他巧妙地把这个难题又甩给了他们，形成了一个考验。

　　他发出的这个“弧旋球”让对面的五个学生刹那间一愣。史宏很大度地说“同意”，接着其余四人都慷慨地说“同意”。双方“战”了一个平手。

　　气氛顿时轻松活跃得多。他说，这就作为我们今天商定的第一条。下面是不是就具体讨论四条?

　　史宏说，行，我们由江进海先说，他是静坐的“前线总指挥”。

　　听了这话，他感到他和李部长、程主任他们都暗吃一惊。对面这个红脸膛的幼稚的学生，竟然可以有这样吓人的头衔，而且把市委门口说成了“前线”，真是岂有此理。但他们都镇静着，没有啥流露。

　　江进海说，首先，我要把我们提出的四条再重复一遍：

　　第一条是，要求市委宣布无罪释放医校被捕师生郁平、刘镇琛，并且向他们本人和医校全体师生赔礼道歉。

　　第二条是，要求市委撤销王淮兴医校党委书记、校长职务，责令其向全校师生深刻检查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错误。

　　第三条是，要求市委宣布撤销驻医校工作组，并责令该工作组负责人向革命师生深刻检查执行资反路线的严重错误。

　　第四条是，要求市委宣布遮盖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大字报的事件为“反革命事件”，坚决追查幕后指使者。

　　下面，我就这四条作三点说明：

　　第一，这四条要求的产生原因，不在于任何一个学生和教师，而在于没有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们。这是最基本的事实。

　　第二，当文化大革命的方向这样被扭转、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样得不到执行时，我们如果不起来抗争，而是像胆小鬼一样躲在一边，请问，党一贯教导我们应有的革命立场、观点、态度何在?所以我们是听党的话的，不是反党的。

　　第三，我们无须为静坐辩护，但我们可以问一句：用通常的正常的方法，能解决逮捕师生、压制革命这样的问题吗?显然不能。

　　至于我们提出的第四条，因为毛主席的大字报是真实存在的，在北京那样的地方早已家喻户晓，指使遮盖的人，必然也是知道的，那么在他内心深处，为啥一定要来遮盖呢?这是必须给全市人民一个回答的问题。

　　对以上所说，如果没有原则分歧，我认为应该作为今天共同的思想基础，这才谈得拢。

　　江进海发言的每一句都捶击着他的心房，甚至都让他感到怒不可遏，他的内心的堤坝快要被愤恨的波涛冲破，他的忍耐达到了极点。这不是因为乳臭未干的一个中学生敢于这样当面指手划脚，而是这个小小的中学生的每一句话都是狂妄已极、咄咄逼人的。

　　使他恨上加恨的是，一种直感告诉他，他带来的几个人，以至于他本人心中的某一处，都似乎有点被江进海征服了，要不是考虑到身份、尊严和任务，组织部长老李甚至要对江进海竖起大拇指叫声好呢!

　　他控制着深心的哗哗波涛，表面上完全不动声色，他以至于能对自己说：就事而论，江进海所说全是对的，学生能这样是很了不起的，只是这些孩子不懂得，甚至坐在这一边的人也不是都能明白，如果不是就事而论，而是“跳出去”看问题，那么就还有一种更大的事物更大的真理的存在，在目前情况下，它处在劣势的、沉默的、忍辱负重的状态，无力主导当前形势的发展，然而，经过长时间这样巨大的压抑和生长之后，它终将转化、上升为决定性的事物和真理，而对眼前一切进行扫除的工作。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嘛。

　　要江进海、史宏这样的学生和青年能明白以上这种道理，是极不现实的，他们正在几百万、成千万地投身进来，激情澎湃，成了“革命洪流”。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他眼前的这些学生，都只是梦中之人，当他们在历史发展的面前遭到否定时，他们倒下去的身躯，将正好撞开那通向未来的大门，后来人将踩着他们年轻的政治尸体走过去，喊着完全不同的口号，朝着完全不同的方向，而他们将是可悲的和可笑的，他们现在却不知道。

　　既然如此，这四条，在未来的眼中，也就具有了嘲弄的意义;然而，此时此刻，对于学生而言，却具有庄严的意义;对另外一些人，比如王淮兴、老刘他们，则是非常痛苦的。我对过去与现在也负有一定的责任，我身上有隐藏的黑暗，但这并不妨碍我做一个现在这样身份的人，我将更加自觉地为未来而与现实周旋和抗争，哪怕被这些学生“打倒”，那我就准备着在常委里第一个“经过去”，而在未来的眼中，这将成为一种很大的光荣。

　　江进海发言之后，该是他们这一边表态了。老李老程他们都不敢贸然表态，不言而喻要尊让他。在组织纪律性上对比起来，坐在他们对面的学生，就是乌合之众。

　　他清了一下嗓子，说，江进海同学重申了四条，并且作了三点说明，我个人在原则上都认同，现在逐条来讨论。运动初期逮捕医校师生两名，这是用过去的旧思路对待今天的新运动，不符合《十六条》的精神，是老革命老战士遇到了新问题，处理不当，应予纠正。接下来的两条，一个实际上是要“打倒”王淮兴，一个实际上是要“赶走”工作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第一条，王淮兴是学校的领导，工作组是指导医校运动的，他们要对所犯错误负责。所以，第一条是言之成理，第二条第三条是顺理成章，基本上也没有问题。无论是王淮兴，还是工作组，既然做错了事，那就要做检查，要向革命师生赔礼道歉，但在性质上，我认为要研究一下，对照《十六条》，他们大约还是属于“怕字当头，墨守旧的章法……对于群众的革命新秩序，他们感到突然，以致领导落后于形势，落后于群众”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我们的提法上，是否可以向《十六条》的这一提法靠拢呢?就是说，不要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的词语，这样更有利于说服、团结中间的干部和群众嘛。《十六条》上也没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词语。当然，医校运动初期的错误是严重的，必须消除影响，以利于运动的开展，正因为这样，市委才决定派我们来跟同学们商量解决问题。至于第四条，遮盖《炮打司令部》大字报的问题，这确实比较复杂。毛主席的指示，党中央的文件，咋样公布、咋样传达，党内都有一定的规矩，这是保证党的事业能够胜利的重要制度，有时要一竿子到底，有时要逐级传达，有时要过一年半载或更长时间才能公布。我可以负责地讲，到目前为止，我们亭州市委没有接到公布毛主席这张大字报的上级通知，党报上也没有公开发表这张大字报。至于北京上海是否家喻户晓，那是北京上海的事情。所以，同学们贴这张大字报，市委就不能不管，如果不管，就是失责，就是错误，就要向上级做出检讨。说实话，如果我们的一个档案工作人员，擅自泄密这样高等级的中央文件，就会开除党籍、坐三年牢房，这样的事情是有过的。小将们不了解这种严密的组织纪律，我们也不是要责怪你们，但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应当给同学们讲清楚。所以，公安局用“毛主席万岁”的标语遮盖了毛主席的这张大字报，就是在特殊情况下，用尽可能恰当的方式执行了党的规定。同学们贴出这张大字报，公安局用适当形式遮盖了这张大字报，这是人民内部矛盾，是知情与不知情的矛盾，不是敌我矛盾，同学们由于不了解有关规定，又出于对毛主席的高度热爱，产生一定激愤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是令人感动的，我们不能责怪同学们，我们对同学们所表现出来的革命精神十分欣赏、充分肯定。不过在我们商谈的结果上，就不能简单说这是反革命事件，要不然，我们对那些听从市委安排去执行任务的同志就不好交代，是不是?至今下级党委来问市委，这张大字报是不是真的?我们都感到很被动，不好明确回答。同学们可能是从北京来亭州串联的大学生获得这样重要文件的，我们表示理解。所以，同学们提出的第四条要求，我们是不是暂时放在一边，以后再讨论?也许时间会帮助我们解决这一特殊问题。所以，总的来说，市委基本同意同学们提出的前三条，加上可以肯定静坐是革命行动，一共也是四条。同学们这次革命行动，就可以说是获得了圆满的胜利，而市委是和同学们胜利在一起的。

　　他说了这些，他觉得他简直是尽了最大的努力、表现了最大的仁慈、发挥了最大的智慧。他问自己这一边的人们，你们还有啥要补充的吗?都说没有。

　　对面是孙富生头一个表态说，我基本上同意宗市长所说的四条。

　　江进海脸上陡地血红，说话有点急了起来，说，但在协议上，也要对我们原来的第四条有一个说法;另外，“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词语还是应该提到，因为逮捕师生，不管当时是咋样作出决定的，它都是为了压制革命、扭转方向，这正是毛主席在大字报上所说的“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这个性质不应当模糊掉。《十六条》上虽然没有用这个词，不等于没有说到这个意思，第七条“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就是专门说这个问题的，并且定性说这样的问题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这不就很明确吗?我们说王淮兴和医校工作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说他们犯了《十六条》的第七条所说的错误。如果不这样提到，我们的静坐凭啥说是革命行动呢?如果不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那就提犯了“方向的、路线的错误”

　　对手的坚持是值得引起尊敬的，他心中对江进海在人格上的尊敬，要大大高于孙富生，这真是很奇怪很矛盾的现象。

　　何银森以其腼腆的样子说，我同意江进海的意见，那就提犯了“方向的、路线的错误”。这小子虽然总是腼腆着，但骨里的立场却没有含糊过。

　　这时史宏说话了，他说，双方实际上已经接近了，但仍有小的分歧，是可以再商量的。我建议休会十分钟，各自研究和整理一下自己的观点，然后再谈。

　　这一建议，表现出从实际方面向前推进的组织才能。他同意了这个建议。

　　到了屋外一棵大树下，老李吸了一口烟，说，我操，想不到中学生会是这个样子的，我本来总以为他们后面有长胡子的、摇羽毛扇子的呢。

　　程主任说，这不奇怪，每一代人里面……，不过……

　　他说，每一代人里面都会有这样的“人才”，但这样的“人才”，我们是培养不了他们了。

　　老李说，对，我们培养不了他们了，他们比我们还强，他们是在革命的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的，哈!

　　这样背后对“小将”们议论讥讽一番之后，谈到正题，他们也觉得问题实际上已经接近解决，对江进海所说的，他们也准备让步，因为《十六条》第七条确实可以作为他们的依据，不能在这一点上闹僵。

　　十分钟后回到屋里，史宏说，我们由林集谈。

　　林集就拿出一张纸来，这真让他们暗暗吃惊。林集说，我们起草了协议，提供作为考虑的基础：

　　医校工作组和党总支在前一阶段文革运动中，由于墨守旧的章法，犯了方向的、路线的错误，为此，医校“井岗红卫兵”在市委门口实行静坐，要求纠正这种错误。市委经过研究，一，认为这次静坐是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行动，应予充分肯定;二，决定立即无罪释放医校被捕教师郁平、学生刘镇琛，恢复他们的名誉，向他们以及医校师生赔礼道歉;三，决定撤销王淮兴医校党总支书记兼校长职务，撤销驻医校工作组，并责令王淮兴和工作组负责人就所犯上述错误向医校师生作出深刻检查。四，关于遮盖《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市委将根据有关规定予以调查处理。

　　林集宣读之后，补充说，协议当中“犯了方向的、路线的错误”，这样的词语，不能省略，要不然，问题就被模糊，这四条就没有任何意义。如果不用“犯了方向的、路线的错误”，就要用“犯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二者必居其一。

　　他们的“理论家”林集说罢，将手中的纸给了史宏，史宏交给了他。

　　说实话，至此为止，在某种意义上，他心里有一块固守着的地方，是被这些小鬼征服下来了。就是说，他内心不是那样强烈地渺视以至鄙视他们了，他对他们竟然也有了一点肃然起敬，他们一方面是幼稚的、可恨的，另一方面呢，确实也表现出了一定的优秀的成份，是在新社会的革命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

　　他接过这张纸，看着，要害所在的确正是那个啥“错误”。所客气或策略的是，并没有说市委犯了这样的“错误”。看来，是必须让步了，其实不过是些空话、历史的空话。战场上有时是必须迂回、退却、示弱的。

　　他说，我看基本上是可以的。他看着老李和老程他们，老李老程也就顺着他把头点着说，同意、同意。

　　他说，同学们起草的这个协议，可以作为我们带回去研究的基础。下面，我们就去开一个紧急的常委会，请示杨书记，同学们呢，就去整一下队伍，让同学们喝点水。最后，还有一件事，杨书记说了，如果达成解决，他要到中山塔大门外面接见大家，并且为同学们扛旗，欢送同学们胜利回校，但是，他有一个问题，需要同学们考虑，就是据反映，你们的静坐队伍成份很不纯，这也是杨书记到现在为止犹豫不决没有及时出来接见你们的原因，杨书记希望你们能纯洁一下队伍，一些出身“黑五类”的同学留在静坐市委的队伍里，这是不够妥当的。说罢，他把那份名单递了过去。史宏接在手上，皱着眉头看，然后说，我们去研究一下。

　　几个学生到门外去了，他们几个人静静地等待着。他不知道结果将会如何，他担心着是不是反而会节外生枝，如果是那样，他们还是得“让步”，因为杨书记的要求，说实话，他感到学生可能难以接受。

　　不一会，几个学生回来了。史宏说，这个名单我们都看过了，有些情况我们不了解，即使都是真的，他们毕竟是我们的同学，他们也是可以响应毛主席号召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我们不好现在就把他们除名。但杨书记的这个要求，当然是可以理解的。我们马上去找到这些同学，安排他们先回学校，至于对他们除名还是不除名，回到学校以后再讨论。

　　这个回答是合情合理无懈可击的，是很配合的，甚至令他心里面有点不好意思。他点头说，好，好，我们也带着你们这些回答去向杨书记报告，你们就去做你们的工作吧。

　　这时他感到，杨书记提出的这个问题，就杨书记本人的安全而言，实际上是很不明智的，本来以“第一”的身份在后面躲得好好的，这就以提出这个问题有点显得突出了，岂不惹学生反感?谁知道这会不会成为挨学生“打倒”的理由呢?他对杨书记感到一种放心的同时，却又不能不觉得杨书记还是“嫩”了些。

　　双方握手道别。他握着个子很小、脸色苍白的林集的小手，问，你近视多少度?林集羞愧万分，回答不出来。他说，你看书很多。林集更为羞愧，头更低下去，说不出话，跟刚才在谈判桌上简直判若二人。

　　他放了可怜的林集，握着江进海有点粗厚的手说，你说话很干脆有力呀。江进海满脸愧色，涨红了他本来就红的脸，有点天真和傻气地笑着，不知道该咋样回答他这夸奖的话。

　　他点点头，放了江进海，握着史宏的手(这手让他恶心)，做出有所欣赏的样子，说，你很有组织能力啊。

　　史宏痛苦似的说，是吗?我写大字报的笔名是“小萝卜头儿”。

　　他们都笑了起来，他也不禁笑了起来，心情好像得到了一种释放。

　　史宏他们也都憨厚地、羞愧地、甚至天真地笑着。

　　唉，人与人之间应该这样一团和气、交流情感、高高兴兴才对。

　　但刚才史宏并没有正面回答他的问题，而是用啥“小萝卜头儿”回避了，这个小奸雄。思绪一转，他忽然考虑到，有机会要见见所谓“保皇派”的学生头头，一方面鼓励鼓励，一方面也看看他们是啥样子的。

　　他握住何银森的手，问，小何，你是亭州人吗?何银森回答，是的。他又问，你父亲是啥职业?何银森说，公司里的一般干部。母亲呢?也是。在一个公司吗?在两个公司。噢，好。他放下了何银森的手，心里判断这小子家里生活条件还是可以的。孙富生等着他握手，他伸手去握了一下，一句话没说。

　　后来，一切顺利，并且，学生方面说，经过安排，那二十五个“黑五类”同学已经离开现场回校了。于是，市委杨书记出来讲话，并为他们举旗送行，送出了一段路，挥手作别。杨书记由保卫人员簇拥着进入小巷，回到市委。郁平刘镇琛是史宏派出的一部分学生到看守所接走的，时机安排在杨书记举旗领着学生队伍离开市委门口之后，以免在门口形成情绪激动的场面。学生现在是配合的，但总的来说，学生们取得了“胜利”。

　　当天，“井岗红卫兵总部”在学校里贴出了“自动退出”二十五名学生的《通报》。情况传来，大家对杨书记十分佩服。另一面，他心里倒对史宏捉摸不透起来了，咋就听了我们的话，从自己的队伍里清除了二十五个所谓“黑五类”的学生的呢?这对于他这个学生头头来说，算不得明智之举，然而他就这样做了，这是为啥?其实，党对于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在政策上是允许其参加革命并且在革命中锻炼成长的，没有啥“黑五类”之说，这种说法简直是历史的大倒退。运动开展以来，反而兴起了这个东西，有点不可思议，但可以利用。史宏作为一个高三学生，作为一个起来领头“造反”的人，顺从了杨书记的这个不能算是正确的要求，看起来策略高明，实际上是不高明的。想来想去，对史宏的内心考虑，虽无法作出明确判断，但对这个学生头头的某种不愿有的神秘感和敬意，却是有所减弱了。

　　又过了没有几天，郁平写出了那份攻击他的恶毒传单，但没有能掀得起大浪。后来，整个形势自然而然似的，有了一种相反的转化。《静坐事件真相》的铅印大字报，是下面起草送上来，他派秘书让人民印刷厂印制的，印数达到一千份，张贴城乡，起到了以正视听的作用。他让“煤炭公司工人阶级红扫帚”把那二十五个“黑五类”学生的“家谱”抄录张贴上街，让人民群众知道静坐市委的学生队伍如何不纯，这就意味着学生静坐市委是有着这种“阶级斗争”的性质的。另外，“红扫帚”的《评医校静坐学生向何处去》的大字报每天都有一评上街，形式像《九评》一样，威力很大。这些，批得学生没有还手之力，抬不起头来了，不曾再出现学生骚动、上街的情况。闹腾腾的局面终于安静下来，无论在昭阳中学，还是在医校，出了头的学生和极少数教师，成了人们侧目而视不敢接近而且暗中检举揭发的对象。史宏江进海这些学生，也失去了狂热和勇敢，并且处在暗中的监视之下，其势只有无可奈何等待着无情的“秋后算账”;工作组从各学校撤出了，但留下的一名联络员却起了很好的作用，群众仍将其看作市委的代表，他们指导着暗中整理浮出水面来的史宏式的新生反党分子的材料。形势出现这种扭转，与其说来源于看不见的一种形势，不如说来源于人们的内心，或者说是习惯的意识形态，一旦冷静下来，该想到的一切就会来到人们心中，人们回到比较谨慎小心的状态，甚至越来越暗怀恐惧……

　　在某一天的下午，他让秘书通过适当途径，让医校的学生何银森来到他的办公室，他对这个学生作了较长时间的教育，可以说，最后让这个孩子从梦中醒来……

　　第五章 校长与树

　　市委书记杨敬尧获知昭阳中学曹校长自杀的消息。工人走访杨敬尧。

　　一

　　对于他来说，作为亭州的市委书记，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是文革在本地开展以来第一个灰色的沉重的日子，而医校学生静坐市委的事情刚刚过去，还没有喘过气来。

　　下午四点钟，一个人闯进办公室，叫了一声杨书记，似有悲情，他抬头一看，吃了一惊，这不是李宝安吗?是在昭阳初中那阵浪潮中“经过去”了的干部。吃惊之余，感到一阵愧疚，觉得自己作为市委书记，作为决策人，很对不起李宝安。他产生着一种冲动，似乎要立即把“底”告诉李宝安。但这是不可以的。如果暴露出去，惹得学生愤闹起来，就要出大事。细想起来，简直有点荒谬了。他抹去心中乱乱的纠结，让思想面对现实。令他感到一点安慰的是，李宝安的神态并不是一个受了严重处理、因而自卑自愧的人，就这一面来说是对一切早就理解而并无怨尤的，这让他感到安慰和敬重。他忙挪椅让李宝安坐下，把自己面前的茶杯端给他，说，秘书才泡的一杯茶，你喝。李宝安站起来，双手接过茶杯，头低着，眼泪却像断线的珠子掉了下来。他背过身去，心中也十分难过。只听得李宝安哽咽着说：杨书记，我是来报告一个不好的消息的……。听到此言，他的心不禁往上一提。李宝安不是为自己而悲，还会有啥事呢?

　　……曹家骏……!

　　这使他头皮一麻，打了一个寒颤。他转过身来。

　　李宝安一声啜泣，随即又克制住了。他按着李宝安的肩，让他坐下，把茶杯重新端给他。

　　李宝安说，这向时，学生对我们已经放松了，按理不该这时候出事。曹家骏是内心有压力，因为他被学生搜出了那些见不得人的东西。他对我说过，他在工作上问心无愧，而工作上的事情有不同看法也是可以讨论的，小将们拿他游校，斗他，他都不放在心上，他最对不起党的，就是作为一个校长，他丢了那样的脸。我看他心理压力大，劝过他，但他化不开，他的脸色一天比一天灰，头总是缩着。我万万想不到他会寻短见。

　　啊!

　　他是中午以后从学校后门出去，就在城墙脚下园田上一个小河边上吊，一只老鹰在那里盘旋不落下，那棵树是那只老鹰经常栖歇在上面的，一个菜农发现了他，认得是曹校长，一锄头斫断了绳子……

　　人咋样?

　　在医院抢救。

　　噢，就是说，还有气?

　　有气。

　　噢!这就好……

　　我让老秦在医院里守着，我就骑车赶来报告情况。

　　他点点头。李宝安递给他一张纸条，说，这是曹家骏握在手里的。

　　他一看，上面写着三句话：对不起党，对不起师生，对不起家人。

　　他叹一口气，把纸条给了李宝安。

　　李宝安说，红旗兵团的学生……

　　他们，咋样?他瞪着李宝安。

　　很多学生也跟到医院守在急救室外面，几个造反头儿脸色吓白了，外表竭力镇静，在那里商量了一下，走过来对我说，曹校长这样，我们很难过，我们虽然提出“打倒”他，但这是运动，他以后“倒”还是不“倒”，你们不是说过，那是组织上说了算吗?要到运动后期才会有处理。他自己到底有多大问题他自己有数，我们希望他能抢救过来。他这样做，是不对的，影响运动的开展，我们要有大标语上墙表示态度。

　　你咋回答的?他问。

　　李宝安说，我想不到他们会来跟我说这番话，好像挺通情达理的，但我心里非常痛恨，就反过来问他们，你们考虑咋样写?

　　他们咋回答?

　　他们说，我们考虑了上半句：“曹家骏对抗运动，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死有余辜”，下半句想不出，请李部长帮助考虑。

　　这是来考验你吗?

　　不知道，可能真的是来问我。

　　那你出个啥下联呢?

　　我出的下联是：“革命者经受考验，要相信群众要相信党，生再努力”，

　　他们同意吗?

　　他们说，“太软，要修改”，他们就走了。

　　那就随他们咋写去吧。他点起一支烟，望着窗外天空，心想要对好这个对子，确也不容易。

　　李宝安说，杨书记，学生咋能这样冷酷无情?啥“死有余辜”，他们咋想得出这样的话来的?杨书记，这简直是天下大乱、在劫难逃啊!李宝安抑制不住，失声痛哭。

　　他心中也感到有一块是堵着的，甚至于也想流泪。他让李宝安喝茶。李宝安这才喝了一大口茶，说，杨书记，我对不起市委，我没有做好他的思想工作。他握着李宝安的手说，你是好同志，你事前劝过他，已经尽了你的责任了。是市委，特别是我，有责任啊!

　　李宝安说，不能怪市委，这样的运动，哪个经历过?我回去后，要利用一切机会，跟各单位的同志取得联系，沟通思想，无论如何，不要出现这样的情况。

　　他说，对，思想要跟上来，可以利用“靠边站”的时间，多多学习、多多思考，光是苦恼何必呢。谁要真有啥问题，找组织、找同志说清楚就行了，不要背包袱，不要再出曹家骏这样的事。

　　李宝安点头。突然，电话铃惊心动魄地响了起来!

　　你接，他对李宝安说。

　　李宝安手抖着接听电话，说了一句，好，你继续守着，安慰好他的家属，要冷静，不要节外生枝。

　　咋样?

　　眼睛睁开来了!

　　好，这就好。

　　我赶过去看一下。

　　好吧，就说我问候他。

　　听了他这句话，李宝安抹泪，说了声“谢谢杨书记”，赶快地就走了。

　　他心中念着“阿弥陀佛”，真要算是万幸万幸。他燃起一支烟来，陷入沉重的思考。开展运动以来，他在常委会上比从前显得格外镇静自信，他不能有任何慌乱，他要努力让自己有个主见，而主见从何而来呢?一是领会党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指示精神，二是针对本地情况作出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的临机处置。他也想在文化大革命中做一个积极主动的好领导，但渐渐觉得稳妥灵活更为重要。表面镇静自信的他，内心疑问却是越来越多。一些好像考虑得比较正确的思想，随后就会发生疑惑，就会有相反的思想来取而代之。思想夹杂着现实，拥挤一起，在头脑里纠结，有的根本就解不开来。他力图把握自己内在的思想过程，试着站到身外去较客观地对待，让自己能避开一种精神的压力。运动开展以来，他经常处在这种激烈的思想矛盾和对自己内在的把握之中，可是他不能在常委会上表现出来。他的责任是引导大家理解这个运动，负起一方的工作责任，而不能顺着那种“很不理解”，要不然，咋得了呢?

　　奇怪的是，所有的干部对这场运动都不咋理解，并不真正积极响应，特别是《十六条》发布之后，甚至公然说牢骚怪话表示不满的人也有，有时到了很放肆的令人吃惊的地步，可是你还觉得不咋好处理，因为那种很不理解的情绪却是很可以理解的，有一定普遍性，你不能对此批评得得太重，甚至就不要去批评它，否则，就把自己放到广大干部的对立面去了。他只有充耳不闻，就连婉言相劝也不大好开口。这是以前没有过的现象。这促使他去看书、看资料，力求从马列主义理论上、从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认识上，深入理解毛主席为啥要进行文化大革命。他当然无法站在别的角度，比如资本世界的、封建社会的、或者抽象人性的啥角度，来观察与思考当前的运动，这方面无论有啥思想的火花在心头闪过，都觉得不足为据，很快熄灭，一切还是回到现实的政治思想环境里来考虑问题比较实际。

　　迄今，他其实是以某种兼顾，来担当亭州运动的“领导”。你不可能按照干部的思想倾向去行事，那对于运动就是从思想的对立，走向行动的对立了，那要犯大错误;但你也很难按毛主席党中央要求的去做到“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他不能让亭州乱起来。他是力求站在最适当的立足点，力求游刃有余，让一切显得是“顺应”，是“引导”，而不是对立，但骨里也不是“放手”，而是有所把握有所约束。他觉得，他顶多、顶好也只能做到这样了，至于能否这样保持下去，也不知道。他相信，只要自己是真诚的，同时又是结合着实际谨慎处理问题的，这样二面兼顾，就不会错，至少不会有大错。

　　从某一方面说，运动中发生自杀现象并不奇怪。他经历过各种运动，有内部的，有外部的，只要是针对着人、涉及到个人命运的，就会有想不开、挺不住、寻短见的。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当然不好，作为上级，会要求下面注意政策、减少这种情况的出现。一般说来，自杀毕竟出于自杀者自己的意志，所以，以前在运动中听说有人自杀了，可怕之余，好像也不曾咋样往心里去过，只觉得这种人精神上的脆弱，乃至认为自杀者可能总是有其隐情的。但这回好像不同，这回他一方面也极其冷静，另一方面呢，却在心里怀着很大不安，而且是内疚，因为曹家骏发生自杀，是与他的决策直接有关的，至于没自杀成功，那是另一回事。他提出了一种“经过去”的说法，这是不是对干部不够负责呢?难道在昭阳中学的问题上，所谓“经过去”，非得开除二人党籍不可吗?仅止于停职检查不也可以吗?后来对医校，就没有开除校长的党籍，群众也通过了，而且医校是逮捕过师生的，得罪群众的情况还严重些。

　　可是曹家骏为何就不能想开呢?其头脑的灵活，还不如他的这些学生。从李宝安的话可知，这些孩子好像知道，他们的校长并不是真的就被“打倒”了，可是他们却敢于坚决地要实行这个“打倒”，让校长“经过去”。他们似乎认为，这时候他们需要扮演革命者，而他们的校长则应当扮演遭到革命冲击的人，就像在舞台上，演员被指定了正面、反面或中间的角色，就要做出规定动作，以一定的夸张来在自己心中以及观众眼中造成情境的逼真，完成戏剧的任务，心里却不要太当真，要不然，那结果不是真的太残酷了么?

　　曹家骏连一条真正的错误也没有。至于初期在学校里“上挂下联斗黑帮”，所谓“矛头向下”的问题，那该由我们上面负责，具体说，市里要由我这个市委书记发明的“三个横扫”的说法负责。但群众抓住了某种形势来逼市委，市委也就没有办法，只好按照原先有所考虑的，顺应形势，暂且让步。正好发生黄色照片和物品的事情，一时激起群众盲目的情绪，多数人也就随大流或者作壁上观，事情也就到了曹家骏感到活不下去的这一步。严格说，收藏着那所谓黄色照片和物品，也不能算犯了啥不可饶恕的错误。一个人可以不可以有自己的私人秘密和艺术收藏呢?只要不妨碍、不侵犯别人，大约该是允许的吧?当然，我们一贯的教育是不提倡某些东西、鄙视某些东西的，但在艺术的、研究的范围内，在不同的人群里，就要放宽一些。听说毛主席还曾写信支持美术学院开裸体写生课呢。但当然，现在不是宣传这方面的时候。这样看来，群众是“莫须有”地给曹家骏按上罪名要打倒他，市委是“莫须有”地就同意了群众的要求。就在我们领导下，就在我们自己的天下，我们的一个并无啥实质性问题的同志，而且在平时工作中还是较好的同志，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被我们自己的运动给逼得去上吊寻死!

　　大约应当说，所有的人都该负有一份责任，只有当时就能站出来表示反对的人，才可以免去这一份责任。市委其实是顺应了不好的东西，而这不好的东西，是利用着运动的一哄而起、人们的模模糊糊，来形成了声势、造成了结果。这一切是多么微妙、多么混沌啊。昭阳中学里也许有、或必然有个很坏的人，至少是个很聪明的人，他窥测方向，把握形势，煽阴风，点鬼火，撺掇学生提出了“打倒曹家骏”的口号，以便在全市开个“头炮”，来逼市委，而且市委就这样被他“算”住了。在这件事上，市委，主要是他，软弱了，没有顶得住压力，没有坚持住原则，是另外一种“怕”字当头，怕被说成不支持文化大革命。要说这种事上的责任，他的责任最大!

　　刚刚过去的医校学生静坐绝食浪潮，余波仍在他心中振荡起伏。小小亭州的运动，来了这么一出戏，就像在一个级别不够的舞台上演出一部大戏一样，而共产党的市委，面对请愿的学生，何曾敢想到“镇压”二字，只有让步，还能维持着一点体面就算不错。那么，医校的浪潮，昭阳中学的浪潮，算不算“民主”潮流呢?他不想承认这种“民主”，可是好像也应该算得是一种“民主”，至少其中有这个基本的成份，也是可贵的，只是显得过份和复杂了些。

　　有一个情况是外面不知道的，只有常委们知道，但看来还不曾有哪个常委把这情况透露出去，要不然医校学生也许会直接闹到地委去，那对于亭州市委，特别是对于他，就真的是犯了不能犯的大错。这情况就是逮捕医校的学生刘镇琛和教师郁平，是执行了地委的相关指示，是地委要求这样做的，要不然，他哪里会想到用这种霹雳手段?至于选择在医校找这样的对象，是常委会研究贯彻地委指示所作出的决定，因为医校是亭州级别最高的学校，具体由工作组在医校师生中从政治上排找，结果找出了郁平和刘镇琛这两个倒霉鬼，对二人用开大会的形式实行了逮捕。说实话，这样做时，自己心中当时也是硬着头皮有所不安的。

　　好在医校这一场风浪已经过去，学潮也随之低落下去，因为责疑这种“学生运动”的思想也很自然地占了上风。这样顺势而为下去，形势有可能转化、得到控制。但是，8月26日《人民日报》，通栏标题“红卫兵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好得很”，社论题目是“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8月31日，毛主席接见五十万来自全国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这是毛主席第二次出来接见红卫兵。中央的这种态度，跟以前他从地委感到的态度，是相反的，而地委是市委的直接领导，明摆着，中央在发动学生、发动群众，要给运动继续升温，而地委以前的态度却决不是这样。看来，下面各级的思想与中央有点不同，乃至相反，不是没有跟上去，而是不想跟上去。作为一个小小的县级市委书记，他要更加好好谨慎把握呢。

　　但不管咋样，舵往这边扳一下，往那边扳一下，运动就这样开展起来了，“民主”就这样前所未有地给了群众，这就是形势，也可以说是一股前所未有的、很广泛的“民主”潮流。以“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个一贯的要求来分析，这回是以最高度的集中，指导了最广泛的民主，最上面与最下面直接结合。问题在于，曹家骏、李宝安、王淮兴的民主权利何在?我们这些人的民主权利何在?上下之间的中间这一大块该如何“民主”?那就完全交给民去做主好了!当然，在以前的“上挂下联”、“横扫”阶段，我们也剥夺了文联主席老齐、某个初级中学校长林会旺、医校教师郁平和学生刘镇琛这些人的民主权利，也没有给群众啥民主权利。幸而文联主席老齐和老林还算想得开，要不然，早就寻短见了，他们那时心里更是没数嘛。唉，“民主”这东西，是最难把握的。

　　李宝安说“天下大乱，在劫难逃”。当着市委书记的面讲出这种错误言论，而他连一句批评也没有，好像是默认或无言以对一样。当然，虽然可以如李宝安所说是“劫”，大家却又都没有离开自己基本岗位和生活，并非兵荒马乱。对各级干部而言，现在需要考虑的是咋样沉住气，咋样安全地度过这一“劫”，发牢骚也没有用，好在大家还“不离家舍”嘛，也不是那样“难逃”的。

　　像曹家骏，被群众的“民主”攻住了，这“民主”不是和风细雨的，不是正常状态的，呈现一种极端化，甚至有戴高帽子游行之类“武斗”的成份。一方面是干部在多大程度上接受了《十六条》，另一方面是群众在多大程度上遵守了《十六条》，这就是问题所在。从运动的角度说，一方面是“烧”我们自己，另一方面至少在客观上也有“引蛇出洞”之意，所以少数同志确实不可避免是要程度不等地“经过去”一下的，只是不能太严重，这方面要把关。

　　但曹家骏对运动缺乏这种较深的理解，差点就“自绝”了，就连整他的学生似乎也认为不必如此，这真是意味深长。曹家骏觉得没脸再活，反过来说明曹家骏心中的品德标准还是较高的，如果能降一点下来，不要太把裸体照片啥的当回事，他就不会去寻死了。污浊者生，纯洁者死，糊涂者生，清醒者死，卑鄙者生，高尚者死，有时事情就是这样。

　　这场“反修防修”运动，按党内传达到县团级的5月16日《通知》明文所说，真正被“反”掉的范围，只在百分之五以内，并且目标在上层的“党政军文”里头，那是要“清洗”和“调动”的。推论下来，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都可以过关，不会被“反”掉，重在接受“防”的教育。但看来，方式是通过群众的“反”，来教育干部，也提高群众，达到党和国家的“防”，达到人民一起来“防”，所以范围闹得很大，也闹得很厉害，能一直“反”到小小的亭州一个初级中学里。全国的运动就像大火一样烧起来，没有烧不到的角落。

　　他不禁想起毛主席在指挥三大战役时那种高度的战争艺术来，一边打着这个战役，一边准备着下一个战役，调兵遣将，有松有紧，有疏有密，使敌人无不就范、无不就歼，真是运筹帷幄、用兵如神。还有在那样多方困难的建国初期，就敢于派出志愿军抗美援朝，经过“上甘岭”式的艰苦战斗，让武装到牙齿从来不败的美军乖乖地退到“三八线”以南。不知是出于恐惧还是出于崇拜，或者是二者都有吧，他打了一个寒颤。斗争是激烈的、无情的，毛主席总是后发制人(比如写出《炮打司令部》)，但一出手，那就是雷霆万钧、势如破竹。

　　曹家骏被群众运动“烧”了一下，而市委呢，又做出了“清洗”的姿态，于是曹家骏这样的人就吃不消了。在这个问题上，市委是提前了“清洗”的时间，扩大了“清洗”的范围，是违背中央在《五•一六通知》里明确规定的战略部署的。当时未能坚持这一点，以后再不能这样做。不得已时，可以像对王淮兴这样“撤职”，但不可以“开除党籍”，假的也不行。《十六条》第七条说，“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这第七条还是针对群众这个范围而言的，是放得很宽的，何况是对待干部、对于“当权派”问题呢?所以，主要是他没有吃透中央指示精神，没有坚持原则，曹家骏自杀事件的教训，从市委和他来说，是在这里。但是，假如当时真的跟昭阳中学的学生硬顶到底，不采取退却让步的措施，后果又是如何呢?真是很难说啊!

　　运动还在展开之中，大有难以把握之势。多数干部，包括可能要“经过去”的干部，最终应当能走过来，就像长征一样，大部队过来了，少数受了伤、掉了队、被打散的人，也要过来，所谓爬也要爬到延安去。共产党员在任何艰难的以及受委屈的情况下都不能抛弃对党、对毛主席、对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信念。毛主席不是说吗，“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一定要把这些意思，反复深入告诉各级干部。你即使确有属于自己的问题，你也要找组织、找你的上级、找自己的同志谈出来，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嘛，而不能被群众运动吓破胆、寻短见，自己先把自己放在了那个百分之五以内，其实你连那个资格也没有。

　　至此，他把思想理清了一些，树立了新的信心。在医校浪潮过去之后，本来就需要开一次常委会，现在，发生朝阳初中曹家骏自杀事件，将给这次常委会带来一些沉重，看来他需要主动作出某种检讨。想不到运动的发展，对于他竟有着这样的戏剧性，本来以为对两次浪潮的处理还是不错的，有原则，有策略，穿着人武部送来的崭新军装站在中山塔前挥手平息学潮，获得了令自己心里也觉得惊奇的成功，十分潇洒。结果现在却有要在常委会上主动作个检讨之势。这是历史在捉弄人呢，还是因为自己的水平跟不上形势?在正确和错误之间，在英雄和小丑之间，确实只相差着一步。在曹家骏问题上，需要从对中央精神学习不深、理解不透、执行有误来检查自己。但他并不曾要充当英雄，他只是想做得正确一些。他摇摇头，想起了是哪位中央领导人说的“老革命遇到新问题”这句话，那还是有一定道理、说着了一定事实情况的，虽然他杨敬尧远远称不上是“老革命”，在他们面前，他永远只是一个“小杨”。

　　他跟宗进庭较为深入细致的交谈了一次。这位资格、级别都高于他，经验比他丰富，能力很强，职位略低于他的同事，按年龄也该称之为兄长，他心中是特别尊敬的。他进办公室时，在地上得到过一份传单，是医校的那个被捕教师郁平写的，其中谈到的问题，令他吃惊。从这份传单，他才知道老宗历史上有过事情，并且跟这个教师是老乡，有过家族矛盾。之所以在医校选择逮捕这个教师，虽然是大家集体研究的，但在宗进庭，骨里可能掺杂个人恩怨，因为宗进庭的意见在常委会里一般是很起关键性作用的。这个教师郁平的传单一出，公布于世，市委将很被动。这事情是有些糟，但这也很难批评老宗，因为运动“横扫”阶段那样做，总的来说，是有上级指示精神的。随即，他做了有关了解，老宗历史上的事，还不至于那么糟。事已至此，反过来他要对老宗有所安慰，不要因为这份传单而使其工作积极性受到挫伤。

　　老宗跟他，在对运动的理解上，虽无明显不同，却隐约有着区别。如果说他是在努力理解开展这场运动的意义，想积极而成功地领导好本地的运动，老宗却是一下子就自发地站到了抵制、乃至是要扭转这个运动的立场上，这种倾向性比较强烈，乃至比较明显，大家都能感受到。如果用《十六条》对干部情况的估计来对照，老宗就可能属于第三与第四种情况，即“平时有这样那样的错误，怕群众起来抓住他们的辫子”，或“极端害怕群众揭露他们，因而找各种借口压制群众运动”，实际上差不多就是一个“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了，只是还差着如何走资本主义道路、政治思想上是否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事实。

　　可是，对老宗岂能作出这样严重的结论?决不能滋长这种疑问。老宗不可能是一个走资派，他也很难想象市委里出了一个走资派，他从来没有感到身边有走资派这样的“敌情”。他不是斗争不坚决，而是还没有真切发现应该斗争的对象。所以，他早就要对第一线上的老宗有所保护和安慰，在常委会上，他强调市委领导层没有属于第三和第四种情况的人，也就是这个意思，而这样说，对于团结常委一班人，也是必要的。常委班子里的每一个人，跟他一样，都是上级选定、通过选举任命的，都是应该信赖的，他不可以随便不信任某个常委。他很想有个机会跟老宗好好讨论一下思想深处的认识，只是从组织纪律上说，从谦虚谨慎上说，对于政治问题随便讨论或私下讨论是不妥当的，而且可能会发现彼此分歧很大，那就不好了。面对现实情况，搞好一班人的团结，应付好当前运动，对上对下对内对外说得过去，就行了。

　　郁平的传单反映着郁平历史问题可能存在冤屈，可能有老宗打击报复的成份，如果是那样，也并非不可思议。在从来的运动中，以及在平时的工作中，个别干部挟杂一定私人因素，以至于造成一些不好的事情，留下后遗症，这不奇怪。郁平问题，事关一个人的政治生命，也是慎重对待一个知识分子干部的问题，包括对其妻子的处理是否适当，都需要实事求是，不可含糊不清，更不可造成冤案。乔丽抱着小孩投河自尽，当时其精神不应被认为是正常的，没有一个精神正常的母亲能这样不顾后果淹死自己的小孩，何况她自己也一起沉到河里去了，如果辩解，说是失足落水又有何不可?当时咋一定要判人家十五年?很不近人情。可以这样说，即使她当时明确抱有跟孩子一块儿去死的念头，其精神也不能被认为正常，如果她当时没有死的念头却这样抱着孩子下了河，其精神更不能被认为是正常。所以，把乔丽判了刑，而且是十五年，很不恰当，可以说有点残忍了。作为郁平，如果本人历史问题实属蒙冤，老婆孩子又这样惨，文革之初又被“横扫”坐牢，悲愤之情，确实可以理解。要像曹家骏这样挺不住，早就会自杀了。待这次运动过去之后，郁平及其妻子的案情，应予复查，并且要求老宗回避。

　　虽然思想认识难以交流，但郁平传单这个具体问题，却一定要见面，在当前，要尽快给老宗以一种关心。他让秘书去请宗市长来。

　　二

　　一个高大的身影出现在门口。老宗身架显得特别沉稳、特别结实，像是一条大青牛，轻易就能挤倒一座墙似的。没等他开口，老宗就说，我知道你要召见我。他上前去握手、让座。秘书泡了茶，退了出去。他问，你看到郁平的传单了吗?老宗说，岂止看到，是直接闯到办公室来送在我手上的，气焰嚣张!老宗呼呼出着气。

　　他说，我已经询问过了，传单上所说你的问题，组织已经有过结论，现在更不算是问题了。我找你，就是为了说明这个。

　　老宗说，谢谢你。从组织上说，不能算是问题，从当前运动说，应当算是一个问题。

　　他听着，抽起一支烟来。

　　老宗说，学生闹得这样，还不曾有直接针对我们的大字报出现，全市也没有。我不是说以后就不能出现、不应该出现、或者怕它出现;我是说，对学生，可以松一点，对这样的人，是否可以紧一点?这样两方面结合，对于稳定局面、引导运动有好处。

　　他立即感到，需要慎重，何况问题确有可能存在冤屈呢?老宗这样激烈的主张，他很难同意。他说，运动初期，上级就有过指示，介绍过经验，我们的干部，经历了复杂的革命斗争，在历史上会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或者不容易讲得清楚很难调查的问题，但只要组织上有过结论的，就不应当翻历史的陈账，更不应当现在写到大字报和传单上去，文化大革命绝不是算旧账的运动，要不然就变成另一种运动了。对郁平的传单，要消除影响，通过我们的工作渠道，跟各级干部打招呼，跟医校的学生打招呼。但这个人是学生闹静坐刚刚放出去的，咋样对他再紧?还是要慎重一些。

　　老宗想了一下，说，运动应该随时握住“收”的绳头，到时说“收”就“收”起来了。对于郁平，终究是不能放过的。你说不好再紧，我还在考虑。

　　他听了，觉得老宗这人的思维，是有独特之处的，也有点像大青牛一样，虽然倔强，却也令人神旺。不过，想到郁平传单上表达的那种悲痛，想到运动不能纠缠在这么一件事上，他却又难以苟同老宗的说法。他不好跟老宗辩论起来，他顺着说，对这个人的问题，还是暂且不急比较有利，再看看他还有啥行动，至于他的历史问题，等这个运动过去之后，可以再查一查。这件事，暂且就这样不了而了之，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嘛。现在我们来谈另一件事……

　　老宗闷声闷气说，我听到情况了，曹家骏自杀，但是救过来了，差一点就是个死，没死成也死过一回了!

　　他说，到我这里来报信的是李宝安。这个同志还比较冷静。干部自杀这个问题我们预先确实没有料到，布置不够，是个教训。要迅速通报各级注意这个问题。我们对昭阳初中问题的处理，可能软了一些，没有顶住压力，指导思想可能有些问题，主要责任在我。他不觉就自我检讨起来。宗进庭摇摇头，说，问题不在这里，不在你我，问题大着呢，说不清!

　　老宗站了起来，也就走出去了，显得有些冲动。

　　老宗的情绪和倾向，他很难责备，但作为市委书记，他还是不能与之一样，总之，他还得委婉提醒老宗冷静一些。他伸手取了一支烟点上，忽然想到，刚才他只顾检讨自己的责任，却没有考虑到老宗的处境，因为到昭阳中学去宣布两个人的处分决定的，是老宗，现在发生曹家骏自杀事件，老宗心里会特别窝囊，但老宗是代表市委去的。运动以来，老宗一直处在一线，现在又被郁平用传单公布出历史上的污点。看来，这次运动，站在一线是极不讨好的。作为书记，他要主动为老宗分担压力，如果有啥问题，该把一切主要责任承担到自己身上来。

　　他带上香烟火柴，到老宗办公室去。老宗闷闷的坐着，面前连茶杯也没有。他高声把老宗的秘书从隔壁叫来，说，给我们泡两杯茶。

　　他对老宗说，刚才我的话没说完呢。

　　老宗说，我闷得很，心里有许多话没法说。

　　他说，曹家骏的处分决定是市委作出的，是我提出来，大家同意的。这个问题你不要多想它了。运动以来，有些问题，当时处理不错，就不能简单说是错的，我们总是以我们的理解水平，力所能尽地做工作。后面的情况，有的无法预料，有的无法阻止。李宝安跟曹家骏天天在一起，看出了一些不好的苗头，劝说过，也不曾阻止得住，事情还是发生了。这方面我们也不是一点工作没有做，我们不是让老秦去跟他们说过吗?实际上把底都交给他们了。李宝安挺过来了，曹家骏没有挺得住，主要问题是出了所谓黄色收藏的丑闻，不是因为政治上靠边站。至于有些大问题，我们无法深想，中央高级干部那么多，水平那么高，他们比我们会想，比我们有办法，我们反正跟上面走。

　　老宗说，我实在是想不通。他不禁笑了一下，说，有时事物的本质，只能由历史来证明，我们一时是看不分清的，何必把自己思考得很苦呢?现在想不通，终有让我们想通的一天。说到这里，他不禁有些沉痛。老宗看着他，眼睛都有些红湿了。彼此好像立即得到了相当的沟通、理解。不过，他对自己不满的是，他好像有意俯就了老宗的思想情绪。

　　他点起一支烟来。

　　老宗说，学生现在有点冷静下来了。

　　他问，咋就冷静下来的呢?老宗说，我们做了工作嘛，我们的工作，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在各学校，对于起来“造反”的学生，要求做到“名单在册，材料在手”。工作组早就有过布置，在每个班级里都有我们依靠的对象，基本就是各班的团支部的一两个学生;在工作组撤出之后，联络员继续负责。这情况是保密的，但可能被个别嘴不紧的学生给透露出去了，也可能是让人感觉到了，想不到产生了一种好的效果，就像一股西伯利亚寒流，加速了学校里的降温，这证明学生还是有一点政治头脑、晓得一个“怕”字的，不是完全没胆。他们果真完全没胆，或者通身是胆，你就真的没有办法他们了。静坐的时候好像不晓得“怕”，那时被狂热性主宰，要表现“敢革命、敢造反”，不能临阵脱逃，但回校了，势头过去了，狂热性降下来，旁观者的目光这么冷眼看着，家里人不断地劝说着，他们自然就会想得到问题的另一面了，当真个个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孙猴子吗?我认为各学校要抓住这个时机，顺风顺势进一步压下去，稳定学校，不要让少数造反学生再抬头，我估计今年内运动一定如期收场，所以我才考虑要不要对郁平再采取措施。老程已经给各学校联络员作了布置，继续组织一批大字报集中上墙，而且要连续不断，大讲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批判静坐市委的错误行为。还有一点，我们现在补上来了。他问，哪一点?宗进庭说，你也强调过的，要去发展、壮大左派队伍。目前各个学校，这样的队伍，都已经组织起来、壮大起来，医校加入“红色保卫军”的学生越来越多，已经占了多数，而史宏的“井岗红卫兵”，销声匿迹，基本停止了活动。整个局面可算是迅速扭转过来了。曹家骏如果能看得深一些，如果观察观察四周，他就不会去寻死。但当然，也很难说，因为他被弄出了丑闻，在一定意义上说，这是他自己的事情。下面，我想在医校逮捕一个学生，你看是否可以?

　　他忙说，以前逮捕了一个学生，结果效果不好，刚刚释放，现在还能这样做吗?你想逮哪个学生?史宏吗?

　　老宗说，不是，对史宏，目前还不大好抓他。要抓的这个学生，也是静坐当中的头头，一来他的个人影响不算大，二来发现他可能有刑事罪，我们以刑事罪逮捕他，表面上也不大张旗鼓。

　　听了老宗对情况的介绍，他心中不知为何暗起一种悲哀，好像对学生有着一种同情心似的，跟老宗有所不同，但他又很难直接表示反对，更主要的是，他实际上还拿不出另外一种具体明确的态度和做法，因为对运动还看不到底。他以前在常委会上确实说过要发展左派队伍，但老宗刚才这样具体一说，他又觉得意思推到了一个极端。真是矛盾。不过，逮捕学生这件事，他却可以有个明确的态度，认为已经有过教训，要慎重。

　　他掐灭烟头，问，这个学生是犯了啥刑事罪?很明显很严重的吗?老宗说，是奸污妇女罪。他忍着一种厌恶，问，有无确凿证据?老宗说，揭发人是个年轻寡妇，与被揭发人居住在同一条巷子里，还有点远亲。寡妇本人到公安局来揭发，告的是猥亵、强奸，猥亵是实，强奸未遂，当场没有别人看见。公安局同志说，这妇女神志清醒，看来不是瞎说，只要把当事人抓进去一问，就会把事实招供出来。按照惯例，已经可以传讯，但因为是学生，又闹文革，公安局特地来请示。

　　他一听，觉得有可能是个说不清的事情。

　　老宗又说，那个学生叫孙富生，是参加谈判的，我见过，看上去确实比其他学生成熟、复杂一些，是有可能做这种坏事的。

　　他说，还是缓一缓为好。对那个妇女，可以由公安局找她尽量化解，而且她的岁数大些，又是一个过来之人，人家才是一个中学生，即使真的有啥事，总应该是她的责任大些吧?对那个学生，可以让他的老师找他个别交谈，如果他不承认，我们暂时也就算了。到运动后期，如果这个问题被重新提起，以至于有新的发展，那时可以考虑立案。这样主要是从运动考虑的，不要好像市委在找岔儿打击报复学生。《十六条》说了，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大学、专科学校、中学和小学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

　　老宗说，好吧，就“一律不整”。但要由派出所的人到医校去和他的班主任一道找他谈一谈，如果不承认，也不逼他，吓他一吓就行;如果承认，也不处理他，教育一下就行。不管咋样，要让这个坏东西缩缩魂。

　　他让步说，这可以的。情况总是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列宁说过，在历史的大运动中，都会有些脏的东西出来，会有冒险家、骗子混杂在群众中间，不免有些荒唐混乱的现象。列宁说的这些，我们多少都经历过的。这次这样大这样复杂的运动在全国铺开，各种荒唐、混乱、乃至可怕的事情，有的可能是我们咋样也不会想到的。运动提供了机会，各种不好的东西，都会出来表现。最后，有人会得到经验，有人会得到教训。老子说得对，“道者同于道，德者同于德，失者同于失”。

　　老宗说，对有些冒险家、脏东西，运动中也要适时适当斗它一斗，压它一压。

　　他说，汉代有两个将军，一个叫李广，他治军用兵的特点是大而化之，另一个叫程不识，正好相反，处处严谨，但两个人都同样打胜仗。

　　老宗说，我是程不识，你是李广。

　　他大笑，说，二者可以结合起来使用。

　　老宗笑道，不就是你原则一些，我具体一些，你宽我严，你在后、我在前嘛，我唱红脸，你唱白脸，我们之间不要有计较，只要最后取得胜利就行。

　　他说，哪有李广程不识加起来还打败仗的?不可能的。

　　老宗说，对，不可能。你是书记，你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你把舵，我划船。不过，我还是认为，趁这个时候，可以抓人，有利于局面稳定，有利于准备“收”。

　　他说，运动的底我还看不清。已经到“收”的时候了吗?我看不像。造反学生回校了，有所冷静了，不等于不会再起来。另外，“名单在册，材料在手”这个做法，前一阵，确实是我们布置的，对照《十六条》，现在还行不行呢?还有，建立左派队伍这个问题，是否会激起不太有利的因素呢?我们这样做，是不是嫌具体了一点、过于介入了一点?

　　嫌“程不识”了一点?应当“李广”一些?

　　大约意思也就是这样。要保证不陷入被动，就要有距离，留有回旋余地。运动有放就有收，但过早插手或插手不准，反而不行。《十六条》第四条，就是“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说“不能采取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还有第六条，说要让群众在正常的充分的辩论中，去肯定正确，改正错误，逐步取得一致。特别还有第七条，说不能去“组织反击”，不能把群众打成“反革命”，否则就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这些说的就是袖手与插手的问题，有个政策和策略的问题。中央为啥强调这些方面呢?中央难道不晓得靠群众自己教育自己会很乱吗?中央也许认为需要这样乱一下比较有利呢?毛主席的用意应当是很深远的吧?我们还要继续理解。

　　老宗一笑，说，你研究得可以。说着拉开抽屉，取出一份材料来，递给他。他一看，是一篇写在稿纸上的文章，字也写得不错，文章题目是《评医校静坐学生向何处去》。他看了头一段，只觉得文字老到，逻辑性强，是一种“刀笔”，论证反对学校党支部、反对工作组、静坐市委，都是反党行为。他暗暗倒抽一口冷气，只觉得文章加在学生头上，处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有不当之处，虽然不当，又很难剥离，就像一根捆妖索，很难挣脱，具有相当的威力。他看了看，还给老宗，问：啥人写的?

　　老宗说，是个青年教师，他是用这个来将功折罪的，这才是“一论”，打算用《九评》的形式一篇一篇写下去。其实昭阳中学的事情，就是他煽动起来的，都是他的鬼点子，我也早就怀疑是他了，他历史上本来就是一个“内定右派”。他怕起来了，先是退，躲进小家庭的生活里去，但还是心中不安，就主动送来这篇文章，向我坦白了一切。静坐当中出现的那份匿名的批评静坐的大字报《从静坐的后果，看静坐对不对?》也是他写的，他那时就暗中将功折罪或者说是为自己做个伏笔了，但还不曾有勇气向我承认以前的作为。我对他进行了教育，肯定了他的及时转变立场，答应以后不追究他，希望他继续这样发挥好的作用。有这样写作水平的人目前没有发现第二个，我想让他写下去，至于咋样上墙，用啥名义发表，由我给他做安排，要替他保密。

　　听到此，他不觉说，你安排?你替他保密?这样具体的事，值得把你牵涉进去吗?老宗冷笑说，绝对不插手、戴着干净的白手套，是不可能的。明明是理直气壮的事情，却要这样转入地下似的，我就不服这个气。一篇文章、一张大字报，有时很重要，是大事情，要插手。毛主席不就是抓住批判《海瑞罢官》这个突破口，抓住批判“三家村”，还有发表北京大学一张大字报，把文化大革命这把火烧起来了吗?不但是插手，还亲自动手，自己写了一张大字报。我们要做毛主席的好学生，就要跟毛主席学。当然，在亭州，这样敏感的事情，由我来做。不是说了吗，我在前面，你在后面，我唱红脸，你唱白脸，要尽可能让你两手干净，而我，这双手肯定是不会干净了，但你放心，我也是有理有利有节，不会赤膊上阵。

　　他听了，不能完全同意老宗的做法，并且不能同意老宗的某种情绪。他望着老宗，眼里不掩饰他的疑虑和担心，但也不得不把头点点。老宗把材料收进抽屉，说，这样具体的事情，你也不必知道，本来我是不想告诉你的。还有这个，是“文革办”组织人写的，写得不错，我打算让人印厂铅印整张报纸那么大，也不用署名，多印一些，城乡张贴。

　　他接过来一看，题为《静坐事件真相》。大致看过后，他说，写得是好的，关于铅印、城乡张贴，行不行?

　　老宗说，有何不行?医校学生静坐市委，闹了几天，到底咋回事，我们要向全市人民说清楚，以正视听，很有必要。铅印的东西，实际上就代表了我们，但不署名。关于那二十五个“黑五类”学生的家庭情况，也要给他们公布到大街上去，这样我们就把社会舆论给主导过来。

　　他听了，虽觉得犹豫，但也不好反对，就点了头。老宗见他点了头，情绪上好了些，说，我们是很一致的，以后这些很具体的事情，我能不能就不对你说了，你不要见外，这种复杂情况下也有个保护你的问题，让你干净一些，让你“李广”一些，对全局比较有利。

　　对此，他觉得不好说啥，只好默认了，而且确实有些感动。他叹了一口气，说，我也想过，昭阳中学里可能有个很坏的、至少是很聪明的人，他窥测方向，把握形势，煽阴风，点鬼火，撺掇学生提出了打倒曹家骏的口号，在全市开了个“头炮”，来逼市委，而市委就这样被他“算”住了。

　　老宗笑道，你估计得不错，这个人就是范公望，他确实鬼得很呢，我们被他“算”住了。他如果不来向我坦白，我们哪一天才能查到他呢?但他终归是在我们的料算中、在群众的视线中，跑不了。所以他就赶快来投降了，他知道他到底“算”不过我们，但我们的这个料算也被他“算”到了，他就来暗中投靠，他毕竟是聪明绝顶、鬼精鬼精的一个家伙。

　　他们一齐笑了起来。

　　他不由得感慨地说，实际上不就是这个教师躲在幕后整了校长吗?老宗说，但毕竟不是亲手，不是直接呀，在曹家骏寻死之前，他就转变过来了，而且他们两口子借着送喜糖向曹家骏道过歉了。据他说，当时学生对于柳春芳挨批斗抱不平，而这个女教师平时跟他谈得来，他心里也想这个女教师做老婆，所以他急中生智，走出去用一句话把学生的火点了起来，学生冲掉了批斗女教师的会场，并且进而揪出曹家骏戴高帽子游校。他没有想到事情有这样的发展，一吓，躲进了学校最边远的一个厕所，他没有参加游斗曹校长的队伍。学生从厕所里把他找了出来。他说，你们咋去揪曹校长了?学生说，也不知是谁的提议，反正就一窝蜂挡不住，而且只有随大流。已经这样了，咋办?他镇静了一下，回答说，不能怕，也怕不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群众运动难免过火。你们这是革命行动。你们在亭州放了第一炮。这是要载入历史的。你们要像北京学生那样，成立自己的战斗组织，要由出身好的当头，才站得住脚。你们要向市委提出打倒曹家骏，只要坚持，一定胜利，这是当前的大方向，市委不能不答应你们。曹家骏的错误已经有了一条，就是运动初期在“横扫”的名义下，把矛头指向教师群众，转移了斗争大方向，而且布置学生监视学生，但光有这条错误还不够，你们要抓紧搜集曹校长平时搞修正主义、贪污腐化堕落方面的材料，进一步证明你们的行动是正确的。我是教师，不能参加你们学生组织，但我在暗中是支持你们的。就这样，他煽动和指导了学生，起了关键作用。柳春芳知道是他冒着政治危险救了她，立即倒进他的怀抱，也不在乎他历史上有“内定右派”的问题，反正她自己就出身不好，这上头没啥讲究了。但她先前写曹校长的大字报，却没有跟范公望商量，要不然“打头炮”的可能就是别的学校了。医校学生静坐时，他们结起婚来。到民政局去登记领证，还是我打电话让老秦出的证明。他主动靠拢我们，我们当然是采取团结他的态度。现在，他发挥作用了。

　　他听了，说，这个故事对我们的讽刺太大了。老宗问，咋的是讽刺呢?他说，亭州的这一段历史，我们开会呀、烦恼呀、说话呀，其实不都是因为有这样一个叫柳春芳的女教师吗?她是个起点。“风生于地，起于青苹之末”呀!

　　老宗说，还是你的眼光厉害，有文学性。如果没有她，也就没有昭阳中学的事情，医校也就不会闻风而动，也就没有曹家骏寻死上吊，也就没有我们此时的交谈，一切都可能不一样。但没有昭阳中学的“头一炮”，终归还是会有“头一炮”打出来的。

　　他说，“头一炮”会有的，但这段小小的历史就不会是这样的，而会是另外的一种情况。问题是，里面是否还会有一个女人的故事呢?

　　老宗说，女人的故事大约还是会有的吧?女人占人口的一半嘛，总会有女人的故事的吧?

　　他说，你能回答人为啥会分为男人女人吗?你能回答天地阴阳万物雌雄吗?你不能回答，我也不能回答。我们只能思议我们能够思议的。起必然作用的是历史底部深处必然的东西。

　　老宗问，底部、深处、必然的东西是啥呢?

　　谈话至此，戛然而止，他看着老宗，老宗也看着他，一时无言。他抽起一支烟来，说，复杂了，我要上厕所了，不过不是最边远的，也跟女人没关系。老宗放声大笑起来，他就在老宗的笑声中溜之大吉。

　　谈话以玩笑方式机智地结束，他心中却并不像表面那样轻松愉快，他多少是为了安慰老宗去的，这个目的已经达到了，但同时也把一种忧虑带了回来，因为老宗以一种明确的态度所说到的情况，反映着亭州的运动是在往回走，而老宗也正在推动着这一倾向，在做着所谓“收”的工作。这些事情，比如暗中整学生的材料，比如组织另一面来批判压制这一面，那么，受到压抑的学生，是不是有一天又会起来呢?不为别的，就为这个受压。来自中央的所有文件，包括没有公开发表、但人们已经知道的《炮打司令部》和公开发表的社论，都是不准这样做的。这岂不形成了一种较量?而这一较量，回顾起来，从运动一开始，实际上他也自觉不自觉地参与了。并且，小小亭州的这种较量，确实有点对应着、呼应着上面。他倒有些暗暗羡慕老宗，能态度明确坚定不移站在一边，站在虽处守势却暗地里人多势众的习惯的一边。可是，他为啥不能明确取老宗这样的立场态度呢?为啥他总要含蓄一些呢?除了他不想如此坚执一端，更不能、也不愿公然地或暗中地与毛主席的精神有违。在对问题的理解上，他与老宗也确有些不同，他至少是处在反复思考尚未一定当中。所以，他不能不是游移的、灵活的、兼顾两面的。他似乎已经看到了结局，也看清了全过程，一切都需要某种智慧，他不能“偏”。按照黑格尔的“正，反，合”，他要让自己正确地安全地汇入最终的必然的“合”的当中去，而在过程中力避过于“正”和过于“反”。如果说党有意志，那么，他相信，这就是党的意志，毛主席的原则再咋强，在策略上也会尊重这样的意志，一口不能吃个饼嘛，这在《十六条》上已经有政策体现，在最根本的方面反映着共同意志。现在，他既不能完全赞成老宗，又不能明确反对老宗，考虑到事物的客观的方面，他得如老宗所示，默认自己唱白脸，而在一定程度上放手让老宗去做，在这两个方面如何平衡，如何站稳船头，平安到达终点，确实是需要一定精神准备和政治艺术的。“得其环中，以应无穷”，准备迎接任何风浪，安全地胜利地抵达彼岸。

　　那天，从老宗那里出来，在办公室里坐了一会，他也就回家去。大院里的十几户，屋里灯都亮了，家家在忙晚饭，好像是隐居在城市里的一片宁静的村庄。他很喜欢这种生活的气息。王雪不在家，儿子却已经到机关食堂把饭菜打回来了，告诉他，妈在单位有点事。他点个头，也就坐下来吃晚饭。他问儿子，建国，你们市一中情况咋样?

　　儿子说，我们学校有个叫高均的老师进京告状去了，这情况早上只是传说，后来学校里贴满“红卫兵团”、“文革筹”的大字报大标语，说一定要把反党分子高均从北京揪回来、批倒批臭，情况就得到了证实，人心惶惶的，不知学校里要发生啥事情。

　　他要儿子把情况从头说起。儿子说了一通，大体是这样：

　　学校的运动一开始是发动群众写大字报，批判“三家村”、《燕山夜话》之类，进而批判一个教导处副主任、两个老教师，认为他们就是本校的“三家村黑帮”，平常喜欢在一起海阔天空谈得摇头晃脑。学校里成立了“红卫兵团”，开了大会，各班学生凡是出身干部和工农兵家庭的都是第一批红卫兵，由班上的团支书领取红袖章回班分发。蔡校长宣读了兵团七个负责人的任命书(蔡美凤确曾打电话说要让他的儿子杨建国担任红卫兵第一负责人，他明确说，他是市委书记，此类事情他的儿子要回避)，另外还宣布成立了“文化革命小组筹备会”，由老师和学生的代表组成。学校里在大会堂开过一次批判会，站到上面去低头挨批的就是教导处副主任和那两个老教师，其中一个历史上是中统特务，一个历史上做过国民党县文教科长，而教导处副主任家庭出身资本家、哥哥又是省里有名的大右派，所以这些人臭气相投。这确实让学生们大吃一惊，只是不懂当初为啥要用这些人做人民教师的呢?空气还是很紧张的。押上台时，很狼狈，看得出刚才受了折腾。但是，语文组八月十六日贴出反对的大字报，题为《揪出蔡美凤这只黑手》，认为市一中的文化大革命很不正常，是身为学校党支书的蔡美凤这只黑手将我校文化大革命故意引入歧途，这完全是要维护蔡美凤自己的一统天下。大字报最后一句意味深长的说，蔡美凤长期以来在学校里执行了一条啥样的路线，现在是到清算的时候了。语文组大字报一出，震动很大。很快，“红卫兵团”和“文革筹”分头组织各班学生和教研室老师写反驳的文章，一时铺天盖地。

　　这些文章咋说?

　　说长期以来语文教研组就隐藏有一个反党小集团，由于隐蔽较深，善于伪装，人们还看不清他们，现在终于跳出来了。其中为首分子，就是这篇反党大字报的执笔者高均，两年前毕业于省师范学院，分配来我校工作。文革前伪装积极学毛选、用马雅可夫斯基的阶梯诗形式向党支部递交要求入党报告，现在却竟然把学校党的领导说成是“黑手”，自己撕下了伪装，这是为啥?不奇怪，因为高均的父亲现在还每月拿定息二千元，相当于工人工资的五十倍以上，他是喝劳动人民的血长大的资产阶级少爷，并且有经济条件拉拢腐蚀气味相投而又意志薄弱的人们。群众过去对此看在眼里恨在心里，而现在是到了跟一切反党分子清算的时候了。现在，高均不但不再假装要求入党，而且公然跳出来做反党的急先锋了。语文组过去和他经常聚会、品尝他的奶油糖，现在参与策划这份反党大字报的人们，不管你们家庭出身如何、过去说过啥错话、做过啥错事，要赶快觉悟，起来跟高均这个资产阶级少爷加反党急先锋划清界限，要不然就来不及了。学校“红卫兵团”跟高均父亲所在公司的“文革办”一起，到高均家中抄家，抄出了几十根金条和封资修“四旧”，还有那份大字报的底稿，上面有语文组其他两个人修改的笔迹。这是高均等人密谋反党的铁证。学校里已经派出一个教师两个学生出发到北京去，要把进京告黑状的高均抓回来斗争。

　　他沉思起来。市一中蔡美凤开展运动的路子，其实是符合市委前一阵的统一布置的，这方面他无言以对。前不久他到市一中去视察过，那时看到满眼大字报，认为一切正常，运动开展不错，还给予了表扬，说让温度更高些。但内里具体情况是这样，还真是不知道。医校静坐市委之后，他在全市有关工作会议上的要求和布置，是比较原则的，但也不是模棱两可的;然而，当前出现的情况，却比较偏向于压制群众。这种偏向在市委里的主要支持者乃至实际领导者，就是老宗。相较而言，他的比较照顾到全面的意见就没有得到尊重和落实。从个人角度，他不见怪，只是从运动的角度考虑，觉得这样下去也存在问题，最后还是要他负责的。他刚才跟老宗已经有所流露，而老宗好像没有听得进他的意思。但是，从总的情势看，他现在暂时采取不置可否的态度仍较有利。

　　儿子问他，爸你说我们学校这情况该咋看?他说，先不要忙着说看法，观察一些时再说。

　　门口忽然闯来一群客人，是六条大汉，身上都穿着工厂里的藏青色劳动布茄克式工作服。他站了起来，工人们发现他正在晚餐，连忙后退，摇着手说，杨书记吃饭!他们站在外面不肯进屋。他也就站着将碗里剩粥扒干净，并且习惯地撕了一块馍头把碗里的粥浆子抹起来送进嘴里，让建国收了桌上碗杂，端出茶盘。工人们这才进来，一边说影响杨书记休息，一边把茶盘端还给建国，说我们不喝茶，我们谈几句就走。于是就围着桌子坐下，六张质朴的脸朝着他，都是二十多岁的青年工人，目光明亮，虎虎生气。

　　他跟他们一一握手，问了姓名。那时他怦然心跳，好像现实在庄严告知他四个历史的大字：工人运动!当这些人出现在门口时，他有些“怕”，这会儿面对面看着他们，却油然而生一种喜爱之情了。市委书记为啥要怕工人呢?工人阶级是共产党最重要的阶级基础，虽然几个具体的工人并不等于工人阶级，但毕竟直接就是工人阶级里的成员，而这样生气勃勃的青年工人，也让人看着高兴。

　　为头的一条大汉，四方脸，浓眉大眼，卧狮鼻，风菱嘴，气势鲁莽，却礼貌彬彬，开口说，我们都是华兴机械厂的工人。他一听，这可是亭州最大的工厂，是一九五八年创办的新兴工厂，已经发展得很大了，这些青年算是产业工人呢，身上好像都散发着钢铁的、机器的、科技的气息。他就这样初识后来的亭州工人造反司令刘克成。而这时的刘克成，自报的身份是华兴机械厂电工，他们是为了“工人怎样参加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而来。刘克成说，我们工人虽然在生产的岗位上，但是没有一天不密切关注文化大革命。党中央的文件对我们工人阶级已经有了明确的指示。刘克成从工人用的那种帆布工具包里拿出一份报纸来，刊登着《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公报》，他用粗大的指头指着其中一段读道：

　　八届十一中全会号召全国工人、人民公社社员、人民解放军指战员、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师生、科学技术人员，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克服从反革命修正主义和“左”右倾机会主义诸方面来的阻力，克服困难，克服缺点，克服错误，克服党内和社会上的阴暗面，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为实现第三个五年计划，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刘克成睁着又大又圆的眼睛，对他说，党中央号召的这七种人里面，“全国工人”排列在第一位，这就明确告诉我们，工人阶级不光要搞好生产，还要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起带头作用。我们还学习了《九评》，那上面告诉我们，苏联、南斯拉夫是咋样变修的。可是我们厂里的“四清工作组”反而打击压制要起来干革命的工人，记黑名单、整黑材料。

　　一个工人说，我姓乔，写了“工作组”的大字报，被撕掉了，还受到追查。他问，写的啥?工人说，我写厂工会主席赵大发贪污挪用会员费，至今交不出账来，还宣布为“四清下楼”好干部。赵大发平时爱占小便宜，好收礼是有名的，“四类分子”请他吃喝他也去。上次工会选举，他得票没有过半数。可是工作组还让他主持工会工作。据说，工会选举的结果上面没有批准就不算数。我的大字报问，这一切是为啥?

　　一个眉目清秀的工人说，我姓韩，写了厂长的大字报，厂长负责买回的机器不能用，成了废铁，浪费了国家资金。可是“四清”工作组说，买回机器不能用的事情，问题较复杂，责任不在厂长。我们不同意这种说法，我们坚持认为这不是偶然的，这里面有贪污问题。他问，你在哪个车间?工人说，我在设备科。

　　还有一个工人说，我姓包，我的大字报是请问党委的，厂里弄出一些制度来，把我们工人管得直笔笔的，不是像毛主席要求的把工人当成工厂的主人翁来信任和依靠，这是束缚生产力。他问，毛主席咋样让工人成为工厂的主人翁?这个工人回答说，就是“两参一改三结合”，就是《鞍钢宪法》。但我们厂里没有贯彻，一点影子也没有。照他们这样下去，他们和我们的关系，就要变成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关系，这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他听了觉得触及比较重要的问题，但这时也很难深入讨论。他转而问刘克成：医校红卫兵静坐市委，工人跑步上街支援学生，有你们吗?刘克成说，我们厂工会赵大发带了一百多工人出去，接受市总工会统一指挥，去跟学生辩论，说是保卫市委。我们学习中央刚刚发表的社论《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认为工会这样做是不对的。正好有电机厂的陈安国几个人也来跟我们谈这个情况，我们一起商议，决定用小分队来回跑步的方法，表示工人阶级对学生运动的支持，但跑步路线不在市委门口。我们约定了双方的路线，交叉进行。

　　他说，这是从《三国演义》上学来的兵法吧?刘克成和工人们都笑了起来，刘克成说，也是避免跟起先被领出去的工人在市委门口发生冲突，工人跟工人不能斗起来。听了这话，他不觉点头。不过，他跟这些工人如此交谈，似乎等于对他们有一种默认以至鼓励，这好像是不妥的，可是，难道能把他们拒之门外吗?能说他们是不对的吗?这似乎也很难。交谈也就像潺潺流水一样继续下去，无法中止。一个工人说，我们参加跑步的，都被厂里“四清工作组”把名单记下来了，还找我们个别谈话，要我们交待，不但要扣工资，还说我们已经犯了“反党”的错误，有人扬言说我们没有好下场，我们想不通，也感到压力大。

　　渐渐，他觉得这些工人，包括刘克成，总的都比较淳朴可爱，至于关心政治，对厂里“四清工作组”的工作有自己的看法，用大字报揭发厂里领导上的问题，还有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以至于出来声援学生，这些都无法否定他们，而且还应当表示肯定和支持。从《十六条》以及现实情况看，工人起来关心和参加文化大革命，并且有从厂里向社会延伸之势，都已经不可避免、不可阻挡，问题是如何对待。作为市委，怕是怕不了的。所谓“引蛇出洞”，用在眼前这些青年工人身上，跟用在青年学生身上一样，看来都有点对不上号，首先还是需要突破经验主义、多从正面看待这些积极参加运动的群众。这时他想到自己对静坐的医校学生提出二十五个学生的家庭出身问题这件事，不觉心中惭愧和纷乱起来。

　　于是，他对这几个工人在原则上表示肯定，要求他们按照《十六条》指示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抓革命，促生产”，保证革命和生产两不误。他明确表态说，如果记你们的名单、整你们的材料，说你们“反党”，那是不对的。市委要跟你们厂里的“工作组”讲清这个问题。说到此，他不觉真的有点生气，他不明白一些人为啥热衷于这些雕虫小技，好像这就是经天纬地之道似的，用在这些青年工人身上，特别显得有些不伦不类。

　　他对刘克成说，但你们到厂里不要专门提这个要求，不要为这个闹起来，对于来自群众的议论，不要计较，要用你们的行动来回答你们是不是正确的。刘克成说，我们一定照杨书记说的做。只要我们是正确的，即使做一大堆我们的黑材料，最后也没有用，如果我们是不正确的，即使写我们一大堆好材料，也帮不了我们。刘克成这句淳朴稚气的话，让他不禁笑了起来，工人们看到他笑了，也都笑了起来。他拿起报纸，指着说，你们刚才读的这段中央的《公报》已经把要求说得很全面，要求你们做到一个“高举”、一个“团结”、五个“克服”，两个“把”，两个“为”，你们要时时牢记，句句对照，如果这样，我敢说，你们的表现就是好的!如果有啥问题，也不会是属于你们的问题，而只能是我们这些人的问题。说着，他指着自己。

　　工人们带着一种感激和敬仰之情跟他握手告别，他送他们到院子里。外面地上黑影中蹲着两个工人，这时站了起来。刘克成和工人们也就再次跟他握手、告别。

　　他望着他们离去的那一丛身影，想着刘克成在他门外布了岗哨，感到工人比起学生，将更有组织、更有气势、更有力量，他又一次觉得现实好像在告知他份量很重的四个大字：工人运动!

　　一时，他似乎预感到，作为市委书记，他的工作也许将更不容易，而刘克成这些人，不知将会咋样“闹革命”，一切都在未知之中，一切也将是他所直接面对的……

　　他打算就在大院里散散步，路灯光下看到李宝安来了，必然是有啥情况，他站下来，等着。

　　李宝安到了他面前，却看着他，一时不知如何说话了似的。

　　他说，你吃过了吗?李宝安说，不知道。他感到诧异，这算什么回答呢?

　　李宝安说，我来，是报告一个突然发生的情况。他一听，说，到我屋里去说。李宝安说，不了，就在这儿说掉，事情反正是糟透了，保也保不住了。他问，到底发生了啥事?

　　李宝安说，有一个女子，抱着小孩，到医院去看望曹家骏，一见到曹家骏，就哭下来，把小孩送在曹家骏手里，然后就坐在床边继续哭，全然不顾旁边还有别的人，有曹家骏家里的人，还有两个学生。

　　他一听，心中似已明白，头皮发麻，但还是本能似的问，咋回事?李宝安说，我估计就是裸体照片上的那个女子。

　　他一听，一切都不必问了，耳中只听得李宝安说，现在已经晓得，这个女子是两年前从曹家骏这个学校毕业出去的学生，那个孩子就是跟曹家骏生的，曹家骏把她们母子秘密安置在外面，这女子听说曹家骏自杀，急了，没考虑更多，就抱了孩子前来找他……。

　　他说不出话来。耳中只听得李宝安说，我们对不起市委，我们没有想到……

　　他说，事已至此，随他去吧。宗市长不是到学校去宣布了开除他的党籍吗?说明市委作出的这一决定是正确的。教训很深刻啊!

　　李宝安不吱声，默默地转身掉头离去。

　　对曹家骏的假开除，确实只好很自然地变成了真开除……

　　第六章 机智转弯

　　市委常委会讨论干部自杀的问题，对于当前运动各抒己见。

　　那天晚上，工人们离开后不久，妻子王雪回来了，她不是从卫生局，而是从医院回来的，因为医院的一个副院长王家山自杀，而且死了。

　　他无力地坐下来听王雪说。

　　王家山把自己淹死在医院东北角太平间后面的一个小池塘里，那里旷野荒芜、林木丛杂，乱草遍地、无人行走。一个胆大顽皮的小孩到小池塘边去钓鱼，发现远处水草旁边好像浮着一个西瓜，但很快判断出是一个淹死的人，头顶浮露在水面上。小孩吓得丢下竹竿，跑去报告了这一可怕的情况。在朝鲜打过仗的勇敢的派出所长下到池塘里去，把仅有头顶露出水面、好像站在水中的死者拖上岸来。迅速赶到的法医当场验尸、论定自杀。人们估计王家山投水自尽的时间是凌晨。人们叹息：这个曾在马背上挥刀砍敌、生得魁梧高大的骑兵英雄，如此窝囊地死在这个无名小池塘里，远离他的北方的家乡，身边没有一个亲人。

　　这个王副院长爱搞腐化，也爱在医院里伺弄花草，开玩笑时被称为“花草院长”。其人为腐化问题受到不止一次处分，结果成为医院行政上资格老、功劳大、能力强，级别却一降再降的人。这次事情的开头是一张标题为《清算老色狼》的大字报，下面的署名是“造反有理战斗队”。这张大字报已经印成传单，内容主要是说王家山利用手中行政权力，胁迫和引诱妇女，利用分房、调房、修房、安排岗位这些机会，软硬兼施，迫使妇女就范，如果拒绝，就要给穿小鞋，当然，也有个别以色相交换好处、主动上门的。传单中用×××提到的妇女有好几个。人们应该这样含羞忍辱下去吗?不!现在是给王家山这种人算账的时候了。

　　大字报上墙之后，拔出钢笔在上面签名的人越来越多，“一个医生”、“一个护士”、“一个行政人员”，等等。过了一夜，大字报上这样的签名密密麻麻，不同的笔迹说明着群众心中确实郁结着某种义愤。王家山就被大字报形成的这种声势吓得躲在宿舍里不敢出门。九月一日下午，王家山被一伙工友和几个医护人员揪了出来，把他反剪双手、戴上硬纸做的高帽，胸前挂着硬纸做的牌子，上面写着“蜕化变质分子，走资派王家山”，名字上打了红×，押进医院小会堂批斗。涌来很多群众，愤怒的口号声惊天动地。迫于这样的压力，王家山承认“犯罪”。当问遭他欺负的妇女有多少时，他说记不得了，这混账可恨的回答除了引起个别的笑声之外，更多的是引起了群情激愤，这时发生了有人冲上台踢打王家山的事情，但被制止住了，一时台上很混乱。王家山在一片“打倒”声中被带出会堂，押回宿舍，一路上挨到群众的唾骂，也有拳脚从旁边袭击他一下。“造反有理战斗队”把王家山押回宿舍后，要他闭门思过写检查，作了这样的“勒令”之后，人们就散了，王家山真是威风扫地，自杀事件就发生了。

　　他问，医院里的领导呢?还有工作组呢?王雪说，当时那种情况，谁能劝得住?都躲得远远的，袖手旁观。话说回来，过去闹土改的时候，活活打死恶霸地主的事也有啊。他说，现在是文化大革命，又是医院，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能等同于土改时的农村。王雪说，都是群众运动。群众平时不敢讲话，这时候爆发出来。能够文质彬彬、请客吃饭的样子，当然最好，但到时谁能拦得住?我也决不赞成动手、侮辱人格，多数群众也是不主张动手打人的。我们有党委，有监委，可还是没有能管住王家山这样的干部，群众起来，就管住了。我们无非是一靠自觉、二靠纪律、三靠发动人民。像文化大革命这样深的发动人民群众，如果再不能解决，而且干部都是顶牛的情绪，以后咋办呢?这可是个大问题。

　　他说，搞死了人总之不好。发动群众就乱，乱了又要治，眼看把运动掌握好都很难……

　　王雪说，不能说王家山是被群众搞死的，只能说是被群众吓死、被自己的丑行愧死的。新中国把执掌政权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不是摆在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上，而是摆在“人民国家”这个关系上，实现了根本的颠倒，但旧的统治思想不想退出历史舞台，历次的整风运动，就是为了不断地解决这个问题，现在更是一次这样的大运动。

　　他说，但人民国家也不等于人民来管干部、整干部，干部就是代表人民行政的，工作总要靠干部来做……

　　王雪说，这确实是个矛盾。如果王家山不是当副院长，而只是一个普通职员，所做的坏事，就只是他个人的事情，衡量和批评的标准就不一样，但他在医院里当领导，有形无形就利用着手中的权力了。如果我们监委的一套工作做得有效，搞运动的必要性也就会相应减小，何况现在是我们发动了群众。现在，人民群众关心国家大事的政治热情很高，但我们一些人大惊小怪，视为不正常……

　　可是，王家山死了。

　　王雪说，当然，这不能算正常死亡。现在，一些人用“反右派斗争”来吓唬群众，但群众敢于参加到运动中来，就是因为他们从《十六条》直接知道，我们决不是先把人骗出来，然后再把人打成反革命，当年的“反右派斗争”难道是这样的吗?这看法太奇怪了。但我们许多人对群众偏要抱这样一种“引蛇出洞，秋后算账”的思想，这实际上是威吓群众。最近，我甚至亲耳听到一些含蓄的或者也不那么含蓄的说法，我心里憋着气，我想得很多，我甚至预见到很多很多，说实话，我有担心，我并不乐观。太难了……

　　王雪眼睛里的泪水流了下来。他内心也一阵感动。

　　儿子在外面轻敲房门，报告说：宗市长来了。

　　他和王雪走了出去，宗进庭已经坐下来，说，本不想来的，但还是来了，医院里出事，我是分管的。王雪说，我想明天早上再向你报告。宗进庭说，一天之内两个干部自杀，这样下去，经过运动能否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好团结，恐怕还是一个问题呢。他对王雪解释说，朝阳中学的校长曹家骏自杀未遂。宗进庭说，一个王家山，一个曹家骏，结果既不是高山，也不是骏马，都是吹牛。王雪对宗进庭说，医院的这个，是生活错误，大字报一出，支持的人不少，下午一个批斗会，抬不起头，夜里爬进小池塘，就完了。宗进庭说，主要是没有“文斗”，后来发展到武斗，一哄而上、拳打脚踢，其中还有阶级报复。哪有乱起来能控制得住的?《十六条》叫他文斗，他就文斗了?“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全国之大，人之复杂，还不晓得会发生啥样的事情呢。建国以来，我们的干部哪一天挨过这种侮辱?平时群众看见一个共青团员也肃然起敬，何谈是对一个领导干部?以前，只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积极分子，才有去“斗”人的资格，靠他们去压住坏人坏事。现在反过来了，到了普通群众手上，“斗”到我们头上来了，怎能不乱?不假，真是“造反”了。我看，总是要“复命为常”的。

　　他说，现在有个教育群众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要教育干部，往往并不是政治问题让我们通不过，而首先是我们的生活问题让群众不满。群众，就是从生活问题这个途径，来判断我们的政治如何。但问题已经犯了，运动已经来了，群众要来“斗”，要来“打倒”，咋办?只有自己沉住气，相信组织最终会有正确分析。不要觉得受了群众冲击就想到自杀，就不想到别的。一方面，人民尊敬我们，另一方面，还是应当看到“载舟之水也覆舟”。这王家山，作为一个干部，可以说，一向不咋合格。群众呢，喜欢纠缠生活问题，也是“言不及义”……

　　宗进庭说，我们一个县级市的运动，天天言及大义又能言到哪里去?我今天不到你们这里来谈几句，真是要闷死。我看明天可以开个全市干部大会，你讲一讲，这样下去不得了，一定要让干部有个所谓正确的对待，天大的压力，也不能走上绝路，归根到底心中要有组织，他们如果想到组织还在，就不会去死了。对运动，要进一步加强控制，对运动中发生的事情，也要有记录，人不是好死的，这样逼得人自杀，该谁的责任谁也跑不掉。

　　他点头同意，说，明天早上先开个常委会，下午开干部大会。宗进庭说，那我去让办公室准备。说罢，起身就走了。关于曹家骏的事情，他也来不及告诉宗进庭。

　　王雪把他拉进房间，掩上房门，说，医院里发生的悲剧，是跟老宗有联系的。此话令他吃惊。王雪说，这联系，其实你也知道，就写在郁平那张传单里。自从郁平出事被开除公职、遣送下乡，乔丽那么漂亮那么年轻又那么孤独的女医生，就成了王家山流着一尺长涎水的一个目标。看来乔丽是拒绝了他，就被安排到那么差的一个住处，被街道上纳入“四类分子家属”，这不是施加压力吗?咋能这样对待一个女医生?虽然郁平出了事，那个小洋房可以不给乔丽住了，但也应当安排在医院宿舍，咋就把人家送到街道上一间破屋子里去了?多么残酷。医院的大字报特别提到这事，激起了群众的同情。另外，医院这个“造反有理战斗队”的人员，有穿蓝大褂的，也有穿白大褂的，大字报执笔起草的，就是妇产科一个男医生，名叫秦川。我闻讯一去，医院党支部书记就把比较内里的情况给我说了，他们掌握了“造反有理战斗队”的人员名单，还有积极参加批斗会的医护人员名单，认为王家山之死是“阶级报复事件”，因为名单里的工人，有几个出身“地富反坏”家庭，其中还有跟共产党有杀父之仇的。秦川虽然出身没有这种问题，但他本人与乔丽有过不寻常的关系，所以他写王家山的大字报，策划批斗会，就很积极。在这种认识之下，形成了另一种空气，对立的组织出现了，叫做“红医兵团”，贴出了大标语，说“致死王家山是反革命阶级报复事件”……

　　我明确说，不能这样定性，应当说，敢于站出来造反的群众，代表着一种正义性，是符合文化大革命的要求的，不能把事情简单说成“阶级报复”，要从开展运动和掌握政策这两个方面分析王家山事件，这样才能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我回来迟，就是跟他们开会的。

　　他问，他们听你的吗?王雪说，我说的道理是对的，结果都同意明天召开全院群众大会，从正面把如何开展运动、如何看待王家山事件，好好讲一讲，以稳定医院的局面。如果照他们原来的认识弄下去，医院里还能太平吗?医院要有医院的基本秩序，左了右了都不行，要按照《十六条》办事。我找到那个秦川，跟他谈了话。我问他，听说大字报是你写的?他承认。我很直接问他，可以跟我谈谈你跟乔丽的关系吗?他说，我在大字报中提到乔丽当时受到王家山的某种胁迫，影响恶劣，这是揭露一个事实，至于我跟乔丽有过啥样的关系，那是另一回事，如果说我跟乔丽有过密切的关系，这也只能说明我对王家山的行为特别痛恨，并不能说明我对王家山的行为不应当痛恨，更不能说明王家山就不恶劣。我当时即使跟乔丽结婚也是无可指责的，后来她让我明白了她的情况的特殊性，我就跟别人结了婚，我的妻子也是我的同事，跟乔丽也熟，对我跟乔丽的一切十分理解，所以别人在大字报上瞎说也没用，可笑而已。你看，事物内部情况里面，还有更内部的情况，比表面上的东西总是要多一些、不同一些。

　　他点点头。

　　王雪说，也许有人认为恰恰相反，认为只要把秦川这些人打成反革命，就万事大吉。我不同意这种观点，哪能这么容易就把人打成反革命?难道这就是文化大革命?那么这样的文化大革命就根本没啥了不起了。再说，你想把这些人打成反革命，说成阶级报复，其实也是很难的呀。《十六条》不是把运动的宗旨、目的、动力、对象、方式、方法、可以咋样、不可以咋样，说得明明白白的吗?啥“复命为常”?照老宗这样说，不等于是否定和反对这场运动吗?对老宗，你不能全顺着他来。到现在为止，运动情况跟他这个人很有关系。从他的情绪看，他对运动相当抵触。朱市长要不抽调出去，情况就可能不一样。

　　他说，到目前为止，运动是在常委会领导之下，是集体负责的，不是老宗一个人负责，他确实是把个人的一些因素带了进来，但影响运动的主要因素，是总的形势。他可能倾向于接受某一种影响，但对运动，常委会还是要集体负责，不能归结到他个人身上。这是我的一个原则。当然，任何一个常委，如果他的个人的东西过于明显，确实影响了运动，这就要引起注意，可现在还没有到那个程度。老宗的情绪和一些观点，也有他的道理，有他的代表性，起参考作用嘛，刚才他说的话，有的我也有同感，两个干部自杀，确实就因为群众手中有了“邦之利器”，发生无政府主义现象，这样发展下去终是不行的。所以，最后不管用啥方法，总之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是要恢复正常社会秩序，由乱到治嘛。当然，这绝对不是否定这场运动。

　　王雪说，总之要走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这条路，不是老宗刚才说的啥“复命为常”，我听着就觉得气味不对，是统治者的气味。

　　他说，老宗的话也不是全不对，他主要是从让运动健康进行的角度，这样的意见也是要听的。也许一切会有一个客观的发展过程，纯粹的东西是没有的。老宗是性急了些。

　　王雪说，要只是性急，那倒也没有问题。

　　他说，明天的常委会上，我要主动作检查。

　　王雪的大眼睛瞪了起来。

　　他说，发生两个基层领导干部自杀的事件，我作为市委书记不主动检查一点还行?让曹家骏、李宝安“经过去”，其实是把他们两个抛出去了，这跟“上挂下联”的时候抛出齐奎东林会旺两个人不一样，那是有上面的布置，而这回是我的“创造”。某种意义上就像把两只羊抛给了狼群一样。群众虽然不是狼群，但在形势上有这种意味。现在是群众这边气盛，干部这边气短。历史证明，当群众揭竿而起，情况就有些不一样，好比是一向俯首听话的羊群变成了凶猛的狼群。文化大革命作为群众运动，跟以前我们开展的群众运动不一样，可以说是主动让他们揭竿而起的意思，运动的方向是直奔干部的这方面。“走资本主道路当权派”这个概念，首先必须是“当权派”嘛。所以，大多数干部不理解、有顶牛情绪，是不奇怪的，各层各级、党政军文，还有家属子女，可不是个小数字啊。要掌握好这个运动确实不容易。可以说，这是给全党全国出了一个很大的题目。几千年的历史有一条规律，人民会在一定时候就“造反”，总之是对现实不满到一定程度就会发生。这次好像是主动利用这种历史规律和动力，气魄之伟大，运动来势之猛烈，真是非比一般。所以曹家骏这样一个做校长的人，甚至王家山这样的一个骑兵英雄，才会在普通群众面前精神崩溃，感到自己没有希望了。

　　王雪说，我们能这样发动群众，相信群众能自己教育自己，这是多么了不起，别的哪个国家能这样做?过火行为不对，但过火到残酷，也只能是少数，不应当夸大这种现象。事实上王家山并没有咋样挨打，而且多数群众是不赞成动手的，要不然，你一拳，他一脚，打就打死了。现在，社会治安更加好，平常有的一些坏人坏事，这时候反而没有了。过火行为一是难免，二是可以教育，而如果造成极端的事件，就不是常人所能想象的，也不是一般群众所能做到的，起码像你和老宗这样的人，才可以做到，运动初期，情况就有这种意味，你们想抛出谁，就抛出谁，想在教师和学生里逮捕人，也就逮捕了人，绝对鸦雀无声。你们最喜欢、最习惯的，其实正是毛主席批评的“白色恐怖”。目前老宗并没有放弃这种思路，还认为这才是正统，这是很可怕的。

　　唉，你说得是有些像。

　　不是有些像，正是如此。其实，从一进城，老百姓小市民就对我们仰视，把我们看成新的贵族，形成了环绕着我们的一种空气，这就是我们外部的习惯势力。我亲身体会到每天都处在这种势力的温柔的包围里，一旦感到受用，就是蜕变的开始，让我们在不知不觉之中贵族化起来。

　　他抓住王雪挥动的手，说，你说得虽然有道理，但我要来劝劝你，你冷静一点，把你的血凉下来一些。就运动初期而言，我们是习惯于那样做的，认为那样做很自然，没想到这回那是错的了。其实，以后又将如何，谁能说得准?市委肯定不能绝对地顺着“造反”的这个方向。市委面对具体现实，还是要做一点平衡的工作。《十六条》也讲，好的、比较好的干部是大多数嘛。你群众有大民主的权利，干部反而没有吗?起码也应该一样有啊。但实际上没有，只能受群众冲击，不能反过来对群众咋样。这不又是一种极端吗?这个不注意也是不行的。到目前为止，我眼睛里还没有在亭州干部中发现一个称得上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人，作为我这一级领导，有时我感到真是一点数也没有。但说没有数，也有数，就是经过运动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这是个大数，也就是重在思想教育的意思。所以，运动还是不能顺着某一方面群众的性子，作用力不能只有一方面的，没有另一方面的，事实上也不可能，要允许各人有各人的观点，这样是有利的。最后，总是要在民主基础上实行集中。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要兼顾，要平衡，尽可能让矛盾妥善解决，不能绝对化。看问题要深刻，处理问题就要现实。所以，在我的思想上，也不反对形成另一派的群众，事实上总是会有另一派存在的，另一派的群众也有他们的一部份道理，两方面的道理加起来，有利于形成更好的道理。当然，我不赞成去挑动群众斗群众。就拿医院来说，假如王家山这件事有两派群众互相制约、互相商量，开的批斗会可能就会规矩些，对王家山这个人的评价就会全面些，王家山就不至于想到寻死，总之极端的东西就会少些，不好的后果就能避免。另外，如果允许王家山为自己讲话，对他抱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不也应当是民主的内容吗?可是没有，在群众运动那种激愤的倾向性之下就不可能有。所以，群众大民主就会变成群众专政，而不是人民民主专政。确实，把起来“造反”的人看成反革命是欠妥的，但即使是保守派，他们也是人民内部的人，他们的意见也是一种意见，他们也有同等的民主权利，英国还专门有保守党呢。

　　王雪说，你这样说还可以。但在老宗眼中，在许多干部当中，只要一提到是“造反”的，心中就认为那是坏人，恨不得立即打成“反党分子”，用个啥帽子管制起来，然后天下太平。你所说的两派民主，何以实行不起来，主要根源不在别处，是在这里。有压迫，才有反抗，有专制，才有“造反”。毛主席说“造反有理”，我们不理解，还很反感，可是群众却欢欣鼓舞，这是为啥呢?群众尽管只是“奉旨造反”，心里说不定还敬畏着你们，却仍然显得胆子忒大，“天高皇帝远”，一旦不慎就会给人以否定他们的口实。他们一定要举着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的旗号，他们反的是他们平时想反而不敢反的官僚、特权自私这些东西，至少是表达他们在这方面的心情。这是有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确实不利于“走资本主义道路”。列宁说得好，革命是人民的盛大节日。群众运动的实质不过如此而已，何况是我们发动，也是为了我们好的。可是，把他们说成“牛鬼蛇神翻天”，这是一种啥说法呢?群众感到这种说法后面的杀机，他们就要来驳斥这种说法，阻止这种杀机的得逞。现在，运动渐渐变成了这样的一种较量，至于这是一种啥性质的较量，我就不知道了。

　　他听了既觉得有道理，又觉得不好回答，而且王雪好像把他也搭进去了。

　　王雪说，经过运动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这是从某一个方向上说下来的，就像一道线划下来一样，反之，从另一个方向上也可以说这句话，两个方向两把刀，最后切掉的百分之五是不同的。这就我们的现实，最后就看哪边力量大、哪边刀法好、哪边刀子快。你们不是没有“民主”，你们的“民主”厉害着呢，只是没有使出来，那时老宗、甚至还有你的威风可大了，你是不会反对老宗的，你会放手让他冲在前面，这明摆着，只是还没有到“秋后”，正在暗中准备着呢。

　　他好像被说中了啥似的笑了起来，说，政治斗争是现实的和残酷的，你这样充满激情，一往无前，要扭转乾坤似的，无论如何不行。你不是当年淮海战场上卫生队的小丫头了，现在你的儿子是学生娃娃，你不是。对儿子，我们不教他信啥“血统论”，也不教他做啥“造反派”。

　　……六六年九月的那次常委会，在他主观上，是回头总结、弄清方向、再奔前程的一次会议。他向常委会通报了两个干部的自杀，介绍了工厂出现的动态，包括华兴机械厂的刘克成等几个工人到他家里走访的情况，然后让大家就前一阶段工作、当前形势和今后工作发表意见。

　　监委书记老魏打了个头炮，说，我有一口气，憋了多少天了，不吐不快。我老实说，对运动“很不理解”这个帽子适合我。现在没有我的事了，监委已经不起作用，现在起作用的是群众，所以，对运动“很不认真，很不得力”这两个帽子，也适合我。头上一下子戴起三个“很”字帽子，是有点沉重。以前监委是一个专职部门，现在看来惭愧，没有好好完成任务，所以要进行文化大革命，请群众来整我们。是的，自己管自己，总之不彻底，官官相护嘛。群众扒你皮，叫你就彻底。可我想来想去，这也不是个事呀。到底哪样才算个事呢，以后我们跟群众到底是个啥关系，到底咋样才能把一切弄得跟水晶似的又干净又透明?我想不出一个所以然来。好，曹家骏、王家山，两个“家”，现在一个上了西天，一个差点也上西天，他们不要“家”了，四脚朝天，连空气也不想呼吸了。王家山的事情，以前组织上也管过他，有处份，有教育，但不行，他还是犯，他就是管不住自己的老二，现在群众来扒他的皮，把他管住了，他再也不犯了，他的生命不存在了，那就啥事也没有了。我很想回老家种山芋去，可是自从拎了驳壳枪打游击，也有二十年不摸锄头不挑担子了，现在下乡到“三级所有”里去种大田、挣工分，一时恐怕还跟不上趟，算不得大劳力了。而且我老家那个大队，是四周最差的一个，工分值很低，只有三四角钱。那我就不要脸，赖在这里，等天下乱够，有待组织安排吧。

　　老魏发言之后，大家都沉默，空气有点不对，会议好像开不下去。他试着转弯子说，常委会就应该集思广益，要充分发表意见。老魏提出了很尖锐的深刻的问题，有关于当前的，有关于将来的。

　　老魏说，杨书记，你这样给我升华上去，担当不起。

　　组织部长老李说，老魏，你思想不通不要紧，可不能走曹家骏王家山的路啊!

　　老魏正把茶杯送到嘴边，急忙放下来，说，你才走那条路呢!

　　大家轰然笑了起来。老李把脸一抹，丢了一支烟给老魏，说，你这么怕死吗?哪里说死就死了?就连曹家骏也没死成嘛。我敢说，我们命大着呢，几个小毛鬼就能闹翻天了?正常情况下，还是要用监委来管的，目前嘛，是特殊时期，但你也不是不监了，杨书记没有停你的工资!

　　大家又都笑了一下。老魏吸着烟，斜着眼看老李，说，行，没有停我的工资，也没有停你的工资，我们大哥不说二哥，你就说说你的组织工作吧。

　　老李说，目前组织还是存在的，组织工作也是存在的，就是按照《十六条》说的发现左派。谁去发现?不是我们是谁?中国这么大，靠“中央文革”那么几个人够吗?他们只能发现聂元梓、蒯大富那么几个人，你们看，聂啊、蒯啊，连姓氏都是稀有的，那只有他们能发现，可是要发现大批的，要发现普通的赵钱孙李、周吴郑王，主要还是要靠我们这些人。这就是我们组织工作的一个大任务，不能“很不理解”，而要好好理解。但发现左派也不是容易的，你虽然有眼，说不定还会看错了人。所以《十六条》说要“善于发现”，不是说发现就发现了，也不是说你发现的就不会看走眼。所以，这个任务肯定要到运动结束，才会有个眉目，现在嘛，只能观察。比如，静坐市委的这些学生算不算左派、要不要从中挑选和培养我们的接班人?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组织工作的任务，麻痹不得。你说你监委不监了，你要回去种山芋，请问山芋才几个钱一斤?六年前暂时饿肚皮的时候是八斤山芋换一斤米，好大米都送到苏联还债去了，现在山芋种得少了，米也多了，可能是五斤山芋换一斤米。但山芋毕竟是山芋，群众说，一斤山芋三斤屎，回头望望还不止，老吃那个也不行。种山芋要有技术、劳力，你已经二十年不摸锄头，吃不了那个苦了，“修”了，只有留在这里陪着我们把这个七品官儿做下去。其实你的任务也不比我小啊，你要监着你那个花名册上该你监的人，在这个运动中到底是个啥表现?你倒好，把三个帽子当乌龟壳，往里一缩，多安全，多惬意，你以为人家不会把你连壳子带肉打得粉碎?

　　老魏点头说，好，说得好，是块老生姜，这么说我的任务确实还不小，行，帽子不戴了，乌龟壳撂掉，山芋也不种了，就赖在这里不走，横竖杨书记这里有工资给我拿，有房子给我住。

　　常委们又都笑了。

　　他说，老魏说得对，老李也说得对，任务很大很重，要将革命进行到底。这种时候，大家都要格外地把干劲鼓起来，要自己动手把头上三个“很不”的帽子摘掉，善于多方面想问题，就能把问题想通。要转被动为主动，转消极为积极。不是我发大家的工资，而是党和国家发我们的工资。对运动，要既来之，则安之。不管情况多么特殊，也要做好我们的工作，还要特别注意谨慎、稳妥。

　　他对自己说的这些也不满意，但他只能说些既明确又不具体、既清楚又模棱两可、既有指导性又不着边际，尽可能立于不败之地的话。他只能做到这样，而能做到这样也不容易。再说，他自己的思想里其实也充满糊涂与混乱，总要不断力求保持一种政治上的清醒。此时此刻他处于特定职位上，说话谨慎些，是大家能够理解、心照不宣的。而老魏老李的弦外之音，他也听得出来，他们对运动十分抵触，正在形成另外的一套想法，倒也没有说要走啥不同的道路，而至少是要维护自己一向的尊严。在这个问题上他还不便于批评他们。假如换了王雪，可能就会跟他们辩论起来了。可他不是王雪，他还要努力抑制王雪的激情。他对老魏老李他们，很难完全否定，正如很难完全否定王雪一样。但老魏老李他们在一种总的要求上，是不符合当前形势的，是很有可能犯下对抗运动的错误的，若走到极端上去，也很可怕，他肯定不能跟着他们跑，他要掌握住、驾驭住他们，这也就是爱护他们，但不能伤害他们的感情，不能让他们产生误解，如果他们跟你对立起来，就不好办了。

　　于是他很诚恳地继续说道，我们集中在这里开这个会，就说明我们大家没有一天不在关心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我们要在运动中不断地理解运动。请老李接着说吧!

　　老李说，我说前一阶段的运动，处理得是好的，两校闹事都应付过去了，学校秩序、社会秩序得到了一定恢复，总的应当予以肯定。要说问题和不足，也有。我说的不是两个人的自杀，哪有搞这样大的运动不死一个人的?即使不搞运动，又有哪天没有非正常死亡?并且也不是绝对没有自杀的人。我们在座的，内部外部的各种运动，都经历过。这两个人自杀是不该，但大家都在经受运动考验，作为市委，我们该说的话都说过，该做的工作都做过，但到时他们记不得了，丢了几个雨点，就以为落刀子了，一片乌云刚来，就以为天再也不亮了，自己有那么一点问题，就觉得不能活了。对组织的信念到哪里去了呢?对政策的理解到哪里去了呢?何况运动是党中央发动和领导的，又不是群众真的造反了，怕啥呢?我不是还要批评他们，我是想来想去，他们二人没有一定要自杀的道理。那么我们的问题和不足在哪里?就在工作还要进一步做细。市委多次召开过干部大会，杨书记也多次讲到过如何正确对待群众运动的问题，但讲得比较原则，对问题可能有的严重性并不是估计不足，而是形势的发展看来需要我们对下面做进一步的叮嘱。不光是杨书记，我们都有份，我们在座的有哪个在常委会上，或者大会上，或者部门系统的会议上，反复地着重地提醒过这类问题的?没有。凭我们大家的经验，应当是有这种预见性的。我们要有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态度，不要怕说这个事情。大会上要着重地谈一谈。

　　老李的发言对他虽然很爱护很尊重，但其实还是把问题提出来了，也就是说，作为市委，作为市委书记，对于二人自杀事件，不可回避，到了干部大会上，不谈是不可能的。

　　宣传部长老黄说，我也认为，对市委前一段的工作，首先要肯定。让曹家骏李宝安暂时“经过去”，是情况所迫、势在必行，要不然，学生将要闹到啥程度，也很难估计，那我们也是要负责任的。他们，包括王淮兴，“经过去”之后，学生也就退了，有些事情也就看得比较清楚了。这次运动是个新生事物，在许多方面我们都认识不足。除此之外，我倒想提出，现在有一种倾向也是不好的，有可能造成另外一方面的问题。我认为现在运动有压制群众的倾向。朝阳中学目前咋样了?医校目前咋样了?市一中咋样了?总的好像被一盆冷水浇过，火快要熄灭了。如果这样下去，也不太正常，有一天还会闹起来。在教师学生当中提倡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可以的，但用一部份教师学生，整另一部份教师学生，搞“名单在册，材料在手”，准备“秋后算账”，这样做，也有问题。认定谁是左派、谁是右派，一方面还远远没有到时候，另一方面中央的标准也已经公布了，就在《十六条》上，群众都直接掌握的，我认为我们不能离开这个标准。既然是运动，那就会有它的规律，我们因势利导，最后水到渠成。如果硬行把我们的理解和意志强加给运动，那就会适得其反。从工作上说，我们对于过左或过右的倾向，都不能提倡，要不然都会出事情。从前这方面的经验教训也是有的。

　　他觉得老黄的思路，跟他最近的想法有些接近。他说，过左过右都是不良倾向，都对运动有害，都要纠正。正反两个方面，我们到下午大会上都要说。我作为主要领导，对前一阶段运动，是要做检讨的，我也要向荷州地委做检讨，首先，我在这个常委会上做个检讨。检讨的内容，就是对群众运动的态度还不够正确，既有从右的一面、抵触的一面不够正确，又有从左的一面、顺应的一面不够正确。一开始提出的“三个横扫”，现在看来，不能算是对的了，这个责任应当由我承担起来，不能让基层同志背这个包袱。这就是我要检讨的右的一面。我的左的一面在于，对曹家骏、李宝安，是不是就一定非要让他们“经过去”不可?看来也不一定。但是我提出让他们“经过去”，客观上说，是把他们抛出去了，这是害怕群众运动的另一种表现，是另一种“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是三个“很不”的另一种表现。大家都说自己有“三个很不”，其实我也有，你们有的我都有，而且我的还品种齐全些。但现在认识到，应当还不算晚。一方面要支持革命群众运动，另一方面要有原则，这两方面都不能软弱无力。事实告诉我们，即使正确的群众运动，也会有不正确的地方。《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为农民跳到地主少奶奶的牙床上去滚一滚做辩护，这是针对军阀土豪劣绅的攻击，辩护是对的，但辩护也不等于支持这样做，假如没有这样的行为，不是更好吗?即使当时的农民，多数人也不会主张跳到地主少奶奶的牙床上去滚一滚，只有阿Q式的落后农民，才会有那样无聊的举动，但是，只要有一个人滚了，就会成为污蔑的口实。我们不支持阿Q这样的落后分子的行为，但我们也不必为这个阿Q生很大的气，要不然，不是会站到军阀土豪劣绅的立场上去吗?那时毛主席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就是讲咋样正确开展农民运动，他决不会提倡大家跳到地主少奶奶的牙床上去滚一滚，但既然已经有阿Q跳上去滚了一滚，咋办?对内要批评，对外要说明，根本的是不准以偏概全否定农民运动。文化大革命也是这样，《十六条》说要文斗，事实上呢，就有人喜欢动手动脚;提倡文斗正因为发现了武斗，而且我们在土地改革这些运动中有这种历史经验。这样的问题必然会有，所以《十六条》才有指导意义。《十六条》的立场就是既提倡文斗反对武斗，又提醒大家不要看到这么一点情况就怀疑运动本身。所以，运动中发生两个干部的自杀事件，我要负主要责任。开除党籍、撤职罢官，此类问题本来应当放到运动后期处理，而我没有坚决执行党中央的这一指示，提到高度讲，是一种机会主义。软了一些，做了群众运动尾巴，带来了严重后果。光说干部不可以自杀，光批评和要求干部，那是不行的，必须说一说我的责任，向大家做一个检讨，同时我们要强调干部不可以失去信心、不可以自杀，这样大家听了才能接受。但如果因为我做了检讨，就说我们应当跟造反学生对抗，要跟他们“秋后算账”，那就滑到另一个极端上去了，就会造成新的问题，刚才老黄已经分析过了，我赞成他的意见，我也认为这个问题现在要引起注意。以前我也说过“引蛇出洞”，但从实践来看，拿这个去针对学生、针对各行各业的年轻人，有点不符合实际，也跟《十六条》不符合。即使一九五七年，“引蛇出洞”也并非预谋，而是后来回头看，好像成了那么回事。如果真的看成那么回事，那我们党还是不是光明正大的呢?我们这样伟大的党，需要搞那样一个大预谋，而且目的是陷害许多知识分子吗?我不那样看，也不赞成那样看，我认为当时情况是“树欲静而风不止”，这只要回想一下当时报纸上的言论就明白了。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三次给右派分子摘帽，多数都摘了，以后还会继续摘，人家认错就行了。我们不是为整人而整人，整人是为了整思想，治病救人，这是毛主席一贯的主张，成为党的政策。以后，凡是在“引蛇出洞”这句话影响之下，学校里针对学生，工厂里针对工人，各单位针对群众，所记的名单、所做的材料，我认为都要封存，等待处理。但也不必说是黑名单、黑材料。我们不赞成这样难听的说法。至于群众这样说，是对这种做法不满，你不能不让人说话，适当做些解释就行。过去我们确实熟悉这一套工作。北京的传单上周总理说，是王明这个师傅从苏联学来这个专门整人的做法，而毛主席向来反对这一套。周总理既然讲这话，说明这是有共性的问题。总之，现在已经明确没有必要这样做材料了。我们要跟上《十六条》“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的思想。《十六条》也明确说过，不能认为反对本单位负责人或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党、反革命。回想起来真是奇怪，我们过去就在这种不知哪里来的不正确的思想里过日子，还认为是正确的，既把上面的领导贵族化，也把我们自己贵族化了。今天，我们也是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今天的常委会就是自己教育自己的一个会，那么我们也应该这样去看待群众，他们也会用中央精神做对照，自己教育自己。他们如果做得不够，我们要引导他们。不要担心会把坏人放跑了，不会的，坏人坏事总之不行，群众也不会赞成坏人坏事，群众总是坏人坏事的直接受害者，群众总是希望有点规矩的。但我们因为担心以后跟坏人坏事算账没有账本，就布置下去记名单、整材料，这就造成了紧张恐惧的空气，客观上就会背离发动群众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这个宗旨，这是不相信群众，是不适应形势的，起码是落后的做法，负作用很大，不可取。下午的大会上，我想也要重点讲一讲这个问题。

　　他一边讲着，一边觉得他的发言，有些跟以前有所不同，好像多少是受了王雪的影响，还多少受了外面刘克成那些工人的影响，甚至儿子所说的学校情况对他也有所影响。不知老宗听了是否会有误解，但这些观点确有讲一讲的必要。

　　老黄接着他说的，又说，我认为支持一部份群众，去针对另一部份群众，这是最要不得的事情。因为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任务、方法，已经很明确，就是让群众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大鸣大放，大揭露，大批判，对象是公开的或隐蔽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作为一个群众，你了解多少，认为哪些方面有问题，你就写大字报，大鸣、大放，你如果不了解情况，没有啥可以揭露批判的，你暂时可以不写大字报，看看别人的大字报，你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参加大辩论，你也可以暂时不发表看法，只拿耳朵听。运动如果是这样进行，那就不会乱。可是事实上还是乱了，原因是啥呢?《十六条》上也已经指出来了，就是有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来自我们内部，二是来自社会习惯势力。中央做了这样的分析之后，接着的一条就是要我们“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而不要怕字当头，不要“三个很不”。对照我们的情况，我们做得总的是符合要求的，所以我说总的要肯定市委前一段的工作。但社会习惯势力这个问题确实严重存在，主要表现就是比较保守，认为不能提领导的意见，不能写领导的大字报，总之除了不能还是不能，要都是这样，运动还咋发动、咋开展?社会还咋能进步?如果我们支持这种保守的观点，去反对敢于起来造反的群众，说他们是“反党”，暗中整他们的材料，准备跟他们“秋后算账”，这样势必形成对运动的阻力，不符合《十六条》的要求。曹家骏自杀，他还算不上是一个走资派或啥分子，但咋样看待那些写曹家骏大字报、批斗曹家骏的师生呢?是不是要整他们、从他们里面找反革命?这样一来，文化大革命就转向了。同样如此，假如把医校史宏为首的几个学生定成反革命或右派分子，是不是就算完成这次运动的任务了?那这个轰轰烈烈的运动就因为这样是伟大的吗?《十六条》特地有个第七条“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说这样做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但照目前情况发展下去，就会弄成这样的结局，这也是不行的。所以我说，在注意到两个干部自杀事件的同时，在工作上需要继续鼓励群众积极开展运动，不能在制止一种不好的倾向时，又搞另一种更不好的倾向。这样倾向过来、倾向过去，那就没有正的时候了，就有把运动搞糟的可能。

　　他听了，觉得言之成理，而且讲得比较有高度和深度。大家听了一时沉默不语。但突然，茶杯盖子“咣啷”一响，老宗硬梆梆的说，我不同意这样的说法。如果扩大一点面积来统计，有十个曹家骏自杀未遂，有一百个王家山自杀死了，其实又都没有啥实质性问题，这样的运动，还要鼓励吗?我认为我们既要支持正确开展运动的群众，也要批评言行不正确的群众，同时还要注意那些别有用心的人，“秋后算账”这句话还是要说的，勿谓言之不预嘛。群众不是碰不得的，群众是五花八门的，其中有人会犯罪，有人会做我们想象不到的坏事。我们是搞群众运动出身的，我们对群众还不了解吗?里面真是啥混蛋都有。前一阶段群众运动有一些问题，主要问题可以说是“左”。为啥还没有材料能说明曹家骏是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提出要打倒他、要开除他的党籍呢?至于他的生活作风，其实有啥实质性的发现?是他们提出打倒、开除在前，发现曹家骏的所谓黄色照片在后。这就充分说明朝阳中学的群众运动是在大方向正确的表象下，做了坏事，照这样“大方向正确”下去，还有啥党?还有啥国?还有我们坐在这里开会、回家吃饭的日子吗?我们如果坐视不管，还要去支持、支持，说不要泼冷水，那还有啥正确可言?目前让群众自己总结、自己教育自己一下，是有必要的。作为组织，总要做一些材料，这是正常工作，至于这些材料日后派啥用场，那是另外一回事，组织上的事情不需要跟群众商量，组织相信群众，群众也要相信组织。不能一听说记了名单、做了材料，就是整群众。你没有问题，你怕啥?看来，各有各的“怕”字当头，都是要不得的。我们有，我们要克服，群众有，群众也要克服。现在多做一些这方面的工作，把一些丑话说在前头，正是对群众、对青年负责，是为了防止出现一九五七年那种不幸的结果，那个结果一方面是很自然的，另一方面也确实是一种悲剧。据公安局说，昨天在暗处发现几条反标，社会上也有人公然说反动话，这要立即组织侦破和打击。我看文化大革命归文化大革命，正常的治安工作不能松，《十六条》第七条也明确说了，在运动中，对确有证据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仍然要依法处理。所谓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不包括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问题。我们要维护一个正常的社会，保证运动的正常开展。医校的那个有历史问题的教师郁平，我认为还得把他抓起来!

　　老宗说话中的倾向性十分明显，跟老黄的正好相反，甚至让他脸上也挂不住。他倒有点后悔自己刚才表态早了些。当然，他并不因此对老宗有意见，相反，他欣赏老宗的这种光明磊落的态度。

　　他说，刚才两位同志发表的意见，有共同点，也有可以互相补充之处。如果我们不能开诚布公说出自己的想法，就不能很好地讨论，而如果没有很好的讨论，就不能集中正确的意见。只有常委会上充分发表每个人的意见，而且能够从不同角度提出不同意见，才能为下午的干部大会做更全面更深入的准备。请大家继续充分发表个人的看法，献计献策。

　　老魏说，我看刚才的两个同志，有的话虽说得不同，其实是分别强调了两个侧面，加起来就是一个完整的东西，这个完整的东西，杨书记在前面已经总论过了，我认为不需要再重复。运动嘛，总会有左有右，可是又不能过左过右，作为领导，我们负有工作的责任，既不能右，也不能左，就是这么一个道理，过去的教训也不少，但一碰到具体，下面还是会出现问题，还是要多做工作。

　　他又征求其他常委的意见，都说同意老魏说的。老魏却说，我也要做个检讨，我一上来就掼乌纱帽，闹情绪，这不对头，五心不定，左倾右倾，幸好老李及时帮助了我。

　　老魏的话是想引大家放松些，把弯子转了过来，气氛好了些。老宗既然把郁平的问题提了出来，他不能不重视，他说，老宗刚才提到那个郁平，这个问题请大家也讨论一下。老宗是否把这个问题向大家再做一些阐述?

　　老宗说，郁平写的传单的内容大家都知道了，我历史上确有其事，就是当时恋着我的地主家庭出身的老婆而在北撤时间上有所拖延，在当时情况下，组织上要及时地严厉处分我。有些同志可能知道，多数同志不一定知道，现在是都知道了。民主革命时期的事情，好多年过去了，我早已向组织说清楚，组织也早已有了结论，现在郁平这样给我翻出来，在不明真相的干部和群众面前，好像我就不能继续在这个位子上工作了，好像应当立即把我清洗出党才对。如果文化大革命变成让群众跟我们算旧账，那历史越长的，旧账也会越多;有些问题能说清，有些问题是说不清的。要都这样搅屎缸，那就越搅越臭，此风不可长。运动初期就有个“十不准”的经验介绍，市委是作为规定传达的，其中一条就是不准翻干部的旧账纠缠历史，这个不准还是有道理的，是为了保证运动正常开展。郁平这个人是一九五九年审干查出来的向敌人告密分子，受到开除公职的处分，他趁文化大革命之机跳出来这样胡搅蛮缠，是别有用心，是扰乱视听，我认为还是有必要把他拘捕起来，对于正常开展运动，比较有利。

　　老魏说，我同意把他关起来。这种历史反革命关他十回不要紧。

　　常委里没有反对的意见。他觉得这里面有一种妥协和草率。但这个问题，如果细说起来，确实很复杂。除了担心草菅了郁平这个人，他还担心会不会引起新的学潮。可这些，一时都好像没有说的必要了，如何能让老宗挺直腰杆、继续工作下去，如何作出保护常委一班人的姿态，才是最必要的。所以，他也决定适当向老宗妥协。

　　他说，如果大家都是这样看的，那就这样办。不过，我建议这回不要用逮捕，而用拘留，另外，惊动的人越少越好，把他送进看守所与外面隔绝起来就行了。在下午大会上，我要专门就这个传单的问题，代表组织，为老宗讲几句话、消除影响，并且重申一些原则。如果文化大革命变成不负责任乱翻旧账，而且是组织早就做了结论的，又翻出来，那确实就要造成极大混乱，也背离了运动的宗旨。有些问题，可以向组织反映，不能这样写到大字报上去。大字报虽是民主方式，但它是粗糙的东西，不是写出来就是对的。大家听了都点头。

　　他及时总结说，这次常委会很重要、开得很好，我们是清醒的。刚才老宗所说出现反标的问题，作为正常治安工作，当然要抓，要尽快侦破。我看这样，如果涉及学生，要提交常委会讨论，即使不涉及学生，破案以后如何处理，也要提交常委会讨论。正如大家刚才考虑到的，一切工作，都要有利于运动正常开展。我和老宗下午要做重点发言，大家精神饱满，下午的全市干部大会一个不缺一起上台!最后，有一件事，看来大家还不知道，现在通报一下，我得到李宝安报告，说曹家骏确实有生活问题，有一个女人抱着小孩到医院看望他，这小孩是他在外面生的，这女人是他供养在外面的，两年前是他这个学校的学生，现在问题暴露出来了。因此，上次决定开除他的党籍是完全正确的，不是假开除，是真开除。

　　常委们惊讶得还不过神来，他宣布说：散会!

　　第七章 未来之路

　　市一中教师高均跳楼摔伤。宗进庭的抓捕计划在常委会上遭到否决。

　　令他咋也想不到的是，他自以为开得极其成功的九月全市干部大会，其效果是运动的向右急转。也许，与其这么说，不如说是他在大会上所作的较全面的发言，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相反，却似乎完全被片面地作了领会，以至于曲解。但问题似乎不在于他在大会上作了检讨，也不在于老宗的发言有着老宗一贯的有时很激烈的倾向性，而在于一种人心、一种形势，即干部之心和运动的往复之势。

　　当医校学潮过去之后，所谓“保守势力”大为抬头，形成对参加“造反”的学生的“秋后算账”的一种空气，这就从另一面不利于运动的正常开展了。老黄在常委会上已经说到过，但说到归说到，并不能阻止这种形势，就像浪潮一样，这会儿它是往这边推涌过来。

　　他并非完全不赞成这种形势，事实他也同意了老宗采取的一些措施，比如对医校静坐学生形成的压力。如果说这是对前一阵那种“造反”的抑制，从国家社会来说，在他看来，那也是有必要的。在亭州，事情可以理解成：为了这种必要性，市委书记也作了检讨。如果仅仅这样理解，倒也好了，但分明又过头了，他也掌握不住。他原有的、他所应有的权力好像不知不觉从手中滑掉了。

　　许多的人，不止老宗一个，似乎有老李，也有老魏，乃至众多的声名显赫的部委科局级干部，他不知道他们在咋样影响这个城市的各个系统。要知道，他来亭州的时间还不长，而这些常委、许多干部，都是老的。不少人从一进城就在亭州工作，或者是由本地工农、教师、职员而成为干部。他们在这里得到升迁和提拔别人，既在这里经风雨见世面，也在这里生儿育女似水流年。对这个城市的角角落落，他们像对自己的手指头一样熟悉。有的人也许一个眼神、一个声音，就能把他们分管的那个系统指挥起来，真是达到不落言筌无为而治的程度了。而他对这个城市的领导，决定性的前提只是上级指定的市委书记身份，某种意义上仍像戏曲剧目里走马到任的官员，靠的是长袖中一方大印而已。可以说，跟这些干部相比，在实际上，他是学生，而他们是老师;他是客，而他们是主;他要尽量地尊重他们。当然，他也不能放弃自己的责任，要不然党和国家派他来做啥的呢?

　　事情的效果，他首先是从自己家里得到的，也就一叶而知秋了。那已经是好几天之后的一天中午，儿子说，我们学校出事了。告诉他：一个老师跳楼，一个学生被捕。他头皮一麻，镇静了一下，问具体的情况。

　　儿子说，老师就是写蔡校长大字报的高均，学生是我们班上一个平时会说怪话的。高均因为被定成反党分子，并且受到一些学生折磨，在学校里跳楼了，全身三处严重骨折，从脸上到身上全被浇过墨汁，像从地狱来的，大家给他把脸上揩了一下，就送进了医院。

　　心中震惊之余，他沉默片刻，问，谁把这个教师定成反党分子?谁定的?咋定的?儿子说，高均被从北京抓回之后，有人对他作了宣布，要他写认罪书。他问，谁对他宣布?儿子说，可能你不知道这个事情，因为都说你在市委作了检查。

　　他一听，真是吃惊不小，问，都说我作了啥检查?儿子嗫嚅着告诉他，说是检查了“右倾”，造成了群众斗死干部。

　　对儿子的话，他不置可否，不便于解释，但他示以不为所动的神情。他问，那个学生是咋回事?儿子说，学校里布置了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上的一小节文章，让大家写，交上去对笔迹，第二天这个学生就被捕了，说他写了反标，正好他平时爱说怪话，大家也就将信将疑。老师说，全市出现多处反标，写反标的有男有女，还有国民党潜伏特务。大家听了汗毛都竖起来。他对儿子说，运动很复杂，你在外面不要议论。

　　使他郁闷的是，常委会上说过抓学生、抓人要提交常委会讨论，但儿子所说这些情况，他却不知道，这是不正常的。他很想立即打电话问老宗，但转又觉得冒昧不妥。他也很想立即打电话问公安局长老汤，可觉得用啥语气、从啥角度，都是颇费斟酌的。最好的办法，就是静等。这些事情终归要向他报告，他终归会在某种形式之下被告知。倘若运动果真能被老宗他们这样地“收”起来，并且真的就“收”起来了，又有何不可接受的呢?但倘若一切并不是这样简单，那也要由实践来让老宗他们明白。

　　老宗应当看到，造反的群众将会以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名义，跟你们做斗争，是毛主席让他们起来“造反”的，只要他们没犯法，你就不能因为参加运动而整他们。问题集中到这些群众切身的政治生命问题上来了。

　　也许，你如果能对他们说，保证不跟你们“秋后算账”，我们甚至真的是能从正面理解和肯定你们的政治热情的呢，一切也就会风平浪静下来，啥啥斗争，也就不想再谈了。但老宗这样的人坚持强硬立场，让造反的人有所畏惧，却似乎也是求得平衡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方面。事情就这样成为一种政治心理的较量。

　　他感到他已经把握到运动的某种脉搏，至少从亭州观察起来就是这么回事了，一切其实很简单。这将是一个客观的过程，将会如《十六条》所预见的，“斗争会有反复，甚至可能有多次的反复”。然后上面有一天认为那个不足“百分之五”的人们的问题解决了，其余的百分之九十五也已经受到了人民群众的一次冲击性的教育，中央就会发出“收”的信号，于是上下一致、偃旗息鼓，一池浑水渐渐淀清下来。

　　他要做的，是不能让这激荡的浑水泛滥出来。人们也许不会听他的，但他要坚持，他的坚持也是不可缺少的一种力量，而且要加入那总的力的运动中去，这就是他的职责所在。他要执其中道，“知常曰明”，让两方面的人们都不要走极端，包括老宗也在其内。这种指导意识，他现在较为坚定地形成起来，虽然这距离《十六条》的高度还差着一截，但也算是执中的，不是右倾的。

　　奇妙的是，运动存在着截然不同的政治倾向和力量，有如棋盘上楚河汉界两边一样，发生着虽不是生死、却也是严重的对立和较量，但不时地，却有惊人一致之处，甚至你接过我的口号，我接过你的口号，如不了解内情，光看这些表面，是会被弄糊涂的。这正是浑沌，虽然惚恍，不易判断，却是其中有象，其中有物，其中有精，其中有真，其中有信，一切是有实质性内容的，都需要而且可以把握住，也能够把握住，但在方法上，他要若客、若朴、若涉冬川、若畏四邻，谨慎地在这浑沌惚恍中做工作。能感受、把握这种微妙，好像也是一种政治艺术的精神享受呢。

　　情况已经证明，老宗不仅是市委的一个常委，同时也是某一倾向的代表。需要完整看到老宗具有极其生动的两面，而不能僵化地只看其作为常委的一面，那样看就是不明事理，也会弄僵，这正是浑沌之中一个可加把握的要点。

　　更详细的情况这天下午就知道了一些。来的是老黄，使他知道，宣布高均为反党分子的，是工作组留下来的联络员老姚，是从法院抽调去的，当时在场的还有蔡美凤校长，以及学校的其他一些人。

　　老姚对高均说，你可能看不起我这个老头，但我现在还是法院审判庭的庭长，同时也是市委派驻在学校的联络员，你的反党分子的帽子，已经给你量了尺寸、做好了，抓在群众手上，啥时候给你戴，最后咋处理你，就看你咋认识自己的问题。你在这次运动中的的确确成了反党急先锋，走了一九五七年那些人的老路。

　　当天晚上，高均被一些学生拷打折腾到深夜，多次被打翻在地上。

　　高均跳楼前写下五个大字：“是你们反党”。

　　老姚拿着高均写下的这张纸，浓眉紧锁，法眼凝视，两手发抖，最后说，这是精神失常。

　　对于高均自杀的性质，公安局的看法与老姚一致。他问老黄是咋知道情况的?老黄说，有个副校长跟我较熟，认为事情有点不对，心中不安，路上遇到，告诉了我。还反映说：认定那个学生写反标，是带着框框的，抓去后有可能屈打成招。

　　他问，打吗?老黄说，打得厉害，用了狼狗。

　　他正吃惊，老黄说，狼狗还对一个女青年也用了，是庆阳茶叶店的，每天打扮得格挣挣的站在那里卖茶叶，说是发现了她跟特务有联系，抓了进去，狼狗一上，扑在胸口上，女店员就承认自己写了反标。这情况是公安局内部一个老同志个别地跟我说的，这同志认为这次“打反”有不妥之处。

　　“打反”二字又令他暗吃一惊。

　　老黄说，一共抓了八个人，医校郁平一个，这是常委会上定的，其他不是常委会上定的，但老宗在会上提到过反标问题。八人里面确有一个是特务，文革前已经暗中监控，表面身份是归国华侨、华兴机械厂技术员，一直没有惊动，还评过先进工作者，这次逮了起来，茶叶店的那个女店员跟这个华侨是工人文化宫周末舞会上的舞伴，所以怀疑她被吸收参加特务组织了。老宗的计划，这个华侨要判死刑。

　　“判死刑”三字更令他暗吃一惊。

　　他问，你咋知道老宗有这个计划?老黄说，还是公安局这个老同志对我说的，说还有两个也要判死刑，一个是剧场里扫地、冲厕所的老头，抓起来后，问他厕所墙上“打倒”的反标是不是他写的，他就承认了。这老头身上很脏，一早起就喝酒，整天糊糊涂涂的，也没有亲人，过去当过国民党的兵，怀疑是潜伏特务，是敌人那边的一个“华子良”，也就是伪装糊涂。另一个是精神病人，群众称为疯子，这个疯子满嘴反动话，影响极坏，以前派出所也抓起过，因为大家都知道是疯子，不好处理，只好又放掉，这回抓起来是不会再放掉了。

　　他问，除了拘捕八人，面上的情况如何?

　　老黄说，我大体是听到一些的，现在没有一张大字报是写领导的了，全是群众写群众的，还有群众的“认罪书”。我并不认为可以无条件地赞成学生、工人的所有造反行动，但目前这种局面，恐怕是不符合中央精神的。运动自身也许会发生多种情况，但作为指导的方面，不能有偏向。人为地推向右边，或推向左边，都不行。听说医校有学生上北京告状去了，我想这就是一种不好的后果。市一中那个高均也是进京告状的，但被学校派去追他的师生给抓了回来。我听说打高均的时候蔡美凤就在隔壁房子里，她不可能不知道，就是她指使或默许的。作为一个校长，咋可以这样?真是想不到!也许我偏听偏信了，情况也没有亲自调查，所以我及时到你这里来。

　　他说，我也在观察与思考之中。你的担心是有道理的，我也想跟老宗商量一下，如果他认为一定要抓人，也要重证据，轻口供，避免错案，还有个时机问题要考虑，但目前有些问题我也不能看得很清楚。

　　老黄的反映，并没有改变他给自己确立的基本态度。老宗所为可能有点过份，但老宗所代表的总的意图，是有其坚实基础的，很难加以纠正，更不好硬行纠正。这似乎已经成了这次运动一种难以改变的复杂性，就是说，很多干部敢于公然顶牛，对抗中央精神，用的方法可以说是接过中央的口号来自行其是。但他一再告诫自己，不要把自己跟老宗他们对立起来，而一定要借助实践的发展让他们自己有所认识。他需要很恰当地跟老宗处好关系。

　　想到此，他疑惑自己对党的忠诚是否打了折扣?如果全国的大小市委书记都像他这样不能及时地旗帜鲜明地做工作，而让老宗这样的做法占了上风，老人家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岂不是要被无数老宗这样的人往相反的方向弄成了另一回事?变相地不就是棋盘上的“叫将军”吗?好厉害，这才是真正的“造反”呢。

　　到底如何才能既对得起上，又协调于下，既周旋于当前，又适应于将来，而且让自己对上对下都能交代?这样的一个最佳之点，他一直在浑沌中寻找、捕捉、力求牢牢把握，但稍纵即逝，还没有较准确而稳定的在握之感。

　　他希望着有别的常委来像老黄这样跟他谈谈，但没有出现，至于老宗，也不在办公室里。他几乎是无聊地翻阅起以前发下的一些文件来，把毛主席几个月前写给林彪同志的《五•七指示》又拜读了几遍。一个多月前的八月一日《人民日报》社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实际上就公布了这个指示。

　　社论说：

　　“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革命化大学校的思想，就是我们的纲领。”

　　毛主席说的，就是军队除打仗以外，还做农、工、民等各种工作，各行各业的人都要向人民解放军学习，毛主席特别说到学校，说：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是的，现在社会的各行各业，绝大多数都是集体的或全民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而不私人的，所以可以这样要求。这就成了关于我们这个社会的总体设计，成了社论所说的“我们的纲领”。他觉得，这个指示的意思是很好的，只是很难想象把社会搞得到处都很革命化，因为那跟社会人们各有兴趣、较为散漫的日常生活有很大距离，也好像要使人们都过一样的日子、成为一样的人。但毛主席的设想确实体现了一种比较理想的要求，是要从城市到农村建立革命团结统一的国家社会。这样的国家社会，加上核武器，当然是强大的。

　　从根据地、解放区，到建国以后的中国社会，在斗争中、也在不知不觉中，其实已经逐步朝着毛主席的这个理想往前走，人与人之间，人在内心世界里，从农村到城市，都已经在毛主席这种要求下改变着面貌。

　　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上列出“毛泽东同志近四年提出的英明决策”九条的最后一条是：“人民解放军和工厂、农村、学校、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都应该成为一个革命化的大学校”，这实际上也就是《五•七指示》精神的体现。

　　他记得，一九五一年发展农业生产互助组时，中央对山西省委倡办互助组有过一个著名的批语，说这是“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意欲及时加以阻止。当然，后来的事实是，这一阻止本身却被毛主席阻止了，从互助组到合作化，一直发展到现在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形成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六十条)》这样的文本，全国每个生队长都学习过。《炮打司令部》的批评只提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实右，没有提那些老账，但藤扯下来了，上面的瓜儿纽儿还跑得掉吗?总之，事情是闹大了。一想到这个，心就砰砰不安地大跳起来。

　　现在，距离一九五一年，已经很遥远了。那时既然说过那样的话，那么不言而喻，相应地就另有一种自信是不错误、不危险、不空想的主张，它要实行的，既然不是“社会主义农业”，也不可能公然是“资本主义农业”，大约可以叫做“新民主主义农业”吧?也就是保持土地改革后的单干状况，既不向社会主义发展，又不向资本主义发展，岂不正好是第三条道路、中间道路。这正是浑沌中的有象、有物、有精、有真，是确切的东西，是认识和分析当前政治运动的重要依据。他一阵悚然，就像触摸了可怕的不能触摸的东西一样。

　　老宗好像本能地跟这个运动抵触，想来老宗是不会愿意照《五•七指示》说的那样去过日子的。老宗，他，老魏、老李、老黄，还只能算是七品小官，至于毛主席屡屡说到的“作了大官”的人们又将如何?毛主席是要从几千年的老根儿上来解决问题，社会地位越是高的人，将越是会感到不可思议、不可接受。仅仅这一点区别，对于治国，也就十分不同或完全不同。他联系自己扪心而思，切实感到了习惯势力的强大无边，因为它就在我们自己心中，同时也在无数普通人的身上，虽然无形，却是像大山一样不可移动。问题多么复杂和重大，却又是多么简单和明白。到底是这边脱离了实际呢，还是那边放弃了理想?他不禁悲从中来!

　　他站到室外去，抽起一支烟，望着远远近近的屋舍树木，望着天空，觉得眼前这个世界已经没有多少确凿无疑的东西，即使本来再清楚不过、再坚信不过的东西，当其真的要贯彻到底时，好像反而被裹在一团灰蒙蒙的迷雾中看不清楚了，双脚好像不再踏实地踩在大地上，而是有点漂浮起来，有点不知所往了。这种感觉是从未有过的，简直就“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一样。那么如果不谈这些，问题是不是就不存在了?不，照样存在，总会要发展成为一场尖锐的较量，而这次运动好像把一切温情脉脉的面纱挑破，把问题挑明，来一次最为明确的抉择。

　　如果只是坐下来在理论上学习，那是能够顺着理解个七八分的，这样弄成了全国的大运动，这就顶牛、不理解了。起来“造反”的这些青年，他们真正理解了吗?他们毕竟还是学生娃娃。纸上得来终觉浅啊。而一切，却已经不是纸上谈兵……

　　他的背上滚过一道寒气，叮咛自己：有些问题，你这种基层地位的人，就不要去多加考虑了。以后咋办，反正还是跟着上级跑、跟着多数走。

　　程主任在楼下走过，也看见了他，他做了个手势，程主任就上楼到他办公室里来了。程主任说，书记在看文件呢。他也就把文件递给程主任，说，我刚刚又学习了一遍，你一定学过了?程主任忙说，我学得不够，我理解不深。他说，你再认真看一遍。

　　程主任就逐字逐句看了一遍。他问，有啥体会?程主任说，毛主席对我们的社会如何往前发展、如何深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具体指出了方向，这也是有革命传统做基础的。我记得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这个小册子里好像就说过一句这方面的话。

　　他说，对的，我划在这里呢。说着，他取出列宁的书，念道：

　　“消灭人与人之间的分工，教育、训练和培养出全面发展的、受到全面训练的人，即会做一切工作的人。共产主义正在向这个目标前进，必须向这个目标前进，并且一定能达到这个目标，不过需要经过许多岁月。”

　　程主任说，毛主席说我们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确实是这样，只不过进城以后，我们溶入社会的汪洋大海，好像渐渐正在丢掉我们的传统而顺应着社会的习惯，被社会同化了。这个指示，有些已经写在《十六条》的第十条《教学改革》上，总的精神也夹在社论里公布于世了，对社会已经产生着重要影响，比如听说江南农村社队工业比较兴旺，一九五八以后农村普遍办了工厂，有的还发展得比较好。我有个姓张的邻居，很有学问，他正好有三个孩子，就到派出所去给孩子改了名字，一个叫张是工，一个叫张是农，还有一个叫张是兵。我考虑我和我的老婆孩子，也都可以走《五•七指示》的道路。我作为十七级干部，比起群众在待遇上要高一些，但也没有多少放不下的特殊的东西。过去我们叫地主、资本家放下他们特殊的东西，用的是革命的、改造的、赎买的方式，如果革命要我们自己放弃特殊的东西，来巩固政权、建设国家、向共产主义迈进，我们总不应当想不通。当然，还有个习惯的问题。共产主义还不是人们的习惯，需要我们给人民做出带头示范，需要长时期的耐心的努力。

　　他说，你理解得不错，这是一个总的方向，只要有一点革命经历，对这个也并不陌生，一方面我们自己要保持和发扬，另一方面要逐步向全社会推行，这样持续不断努力。按照上级指示，这个月我们就要把二百多名街道知识青年安排到农村插队务农去，这也可以看作是贯彻《五•七指示》吧。一九五七年就有“邢燕子”下乡当农民，后来还有好几个典型，报纸报导出来，就是一种指引。

　　老程说，等文化大革命结束，目前在校的这些学生，想必至少也要有一部份插队务农去吧?至少要让他们下乡锻炼一个时期，目前这个样子，哪里晓得天高地厚?

　　他心头不知怎的一坠，忽然想到了老宗的女儿小宗静，还有他自己的儿子杨建国，当真让他们务农去吗?那可真是艰苦繁重的体力劳动啊，而且他们可能具有的个人才华，咋样及时得到培养、咋样能够发挥出来呢?如果是一时的锻炼，那跟一辈子的务农倒是不一样的。他不觉立即产生了这样“机会主义”的意识，却没有想到几亿农民祖祖辈辈都是务农为生，而不仅是“锻炼”一下。但总之，这对所有青年人、所有家长，将是一大考验，具体该咋弄也很复杂。事情尚未临头，他这个市委书记的内心世界却这样患得患失起来，真是可悲，要真正跟上毛主席真不容易。

　　他不觉就岔开去说，地球上不光有我们，还有我们之外的世界，无产阶级可以在一国夺取政权，但不能在一国建成共产主义，要实现“世界大同”，想来真的是不容易、很遥远。现在即使让你我去当工农兵，也还不至于就叫你我真的一辈子当工农兵，那你我的工资还要不要取消或改变呢?你我现在的工作也得安排别的人来干，那顶替我们的人就又不是工农兵了。毛主席在一九五八年压缩浮夸风时就说过，资产阶级法权现在还消灭不了，还要承认，还要用，不可能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五•七指示》这事情，看来也只能渐渐地做，不可能绝对地做，只要不失掉这个方向，就还是马列主义，如果绝对化，肯定不行，你说是不是?

　　程主任点点头。他觉得他的话说得似有点消极了，于是转掉话题，问，最近运动情况咋样?

　　程主任说，各方面秩序好了些。相对来说，运动回到正常轨道上，比较实事求是了，乱写领导大字报的现象基本没有了，以前这样做的人现在一般遭到群众责疑或者批判。

　　他说，我听我孩子讲，市一中有个教师跳楼受伤了。

　　程主任说，那是精神失常。他作为“遗书”留下五个字：“是你们反党”。这句话是啥意思呢?别人反党，咋能成为他要自杀的理由呢?当别人说他反党时，别人并没有要自杀。咋他说别人反党，他就要自杀呢?这不合乎逻辑。即使别人冤枉他反党，他反过来说“是你们反党”，他也没有必要气得自杀呀，这能证明啥呢?如果说是害怕戴反党的帽子，其实，现在真是大帽子满天飞，群众每个人都能给别人扣大帽子，也都可能被别人扣上一个大帽子，但都不是组织的结论，都是口头上的或大字报上的。即使是组织给下的结论，如果错了，以后也可以甄别改正呀。这个高均本人就写过大字报给蔡校长戴了“修正主义”的大帽子，蔡校长并没有自杀;别人反过来给他把大帽子戴了一下，还没有真正戴起来呢，只是这样吓了他一下，他就跳楼了，这算是啥革命者?公安局给他定性为精神失常，我表示同意。不这样定，又哪样定呢?可以认为，他在写校长大字报时，精神就已经不能算是正常了，只不过当时看不出来。当时他是把自己想象成革命的英雄，就连自己出身资本家、父亲还在拿定息，也不加考虑了，也在想象中不成为问题了，因为从理论上从政策上说，“出身论”是不对的嘛，没想到后来一下子被说成反党分子，所以立即走向另一个极端，想象自己全盘皆输、不能活了，但在登上死亡之路的时候，还要充一下英雄，甚至可以说是装扮一下英雄，所以写下了五个字作为所谓“遗书”，动机是很复杂的，是得了“英雄狂”，至死都在妄想中把自己当作英雄。但也许，他认为自己不一定就会死，于是就用“遗书”和跳楼来证明自己是正面的，不是反面的，这是一种投机心理。这还可能属于心理学上的“被虐狂”，是运动的压力太大了，对像他这样的人形成一种精神上的“虐待”，让他产生了许多妄想、幻想，“狂”了起来，实际上也就是精神不正常了，竟然用跳楼自杀来证明自己，并且写下这样的“遗书”。《十六条》说，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由于斗争这么尖锐，于是就这样把人的灵魂最深处五花八门稀奇古怪的东西都给触了出来。当然，我们一向提倡做革命英雄、做正面人物，但同一棵树上在结出正常果实之外，有这样一些不正常的歪果子、带病害的苦果子，也不算奇怪。不过，果子跟人还不一样，人有灵魂，有主观选择，而果子自己是无能为力的，所以，这事情定性为精神病，确实说得通，他的所谓“遗书”就是最好的证据。为这事，我甚至在家里找出一本精神病学来看了一遍，刚才啥“被虐狂”就是现炒现卖，哈!

　　他笑道，你说得好，啥时候请你给机关干部们上一堂这方面的课。

　　程主任说，现在不好讲。我们的教育从培养一个小学生起，国家就要用钱，一个大学毕业生简直是国家用钱堆起来的，而国家现在并不富有，到头来如果这样年纪轻轻的跳楼死了，对国家人民贡献何在?确实是很不应该的，也不符合文化大革命的要求。这个教师虽然可怜，但等他身体好转些，对他还是要教育，他无权这样结束自己的生命。今后我们的学校对于“英雄教育”，应当有比较全面的观点，生理学课要加进精神病学的初级内容，要编写专门教材……。现在，当运动的急风暴雨在一定程度上震荡到人民内部时，人们一方面要当英雄，另一方面怕当狗熊，都要做正面的，怕成为反面的，怕成为最后的“百分之五”，这也是产生大帽子满天飞的一个原因，只要大帽子落到别人头上，自己大约就没事了。反党啊，右派啊，反革命啊，反动分子啊，这些大帽子落到谁的头上，谁都吃不消，但拿来压在别人头上，看着别人头上哪怕真的被戴上了大帽子，不管那是不是恰当的，自己好像都无所谓，暗自庆幸，可能还幸灾乐祸。这涉及世风世道问题。谁都希望自己是革命的、正面的、英雄的、安全的，至于无情的急风暴雨、污泥浊水，都落到别人身上去吧。可啥是革命的、正面的、英雄的、安全的，往往并不一目了然，问题就复杂起来了，你想斗倒我，我想斗倒你，不是英雄，就是狗熊，成则为王，败则为寇，有人就会像这个青年教师，今天唯我独革不可一世，明天一片黑暗活不下去，寻死还要充一个大英雄和正面人物……。我感到有一种不正常的、有毒的东西，四处蔓延，看不见，感得到，挡不住，抗不了，跟着跑，在无形中渐渐地笼罩一切、裹挟一切，毒化人们的灵魂，大家都变得不正常，眼睛都红了，神经都紧张得绷起来，随时准备像阿Q在假洋鬼子的哭丧棒之下缩起脑袋，但一定情况下也随时能像阿Q一样去欺负更弱小的人。如果运动这样下去，或者说受到这种污泥浊水的影响，那就会像瘟疫蔓延、极其危险，造成人与人之间的混战，造成群众性的精神不正常。照这样下去，运动会变成啥样子呢?我不能说我们不可以搞运动，更不是说这已经成了运动的主流，但从我们历来搞过的一些运动看，这种顺风跑、乱紧张、出怪事的现象必然会有，只是程度不等，为害不同。这次运动这么大，震荡这么深，这个问题一出现就很严重，好像一下子放大了多少倍，如果让它控制了人的头脑，成了全社会性的精神病现象，真是后果不堪设想。看来，“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代价会很大，啥问题都会暴露出来，等到群众从事实中认识到不对、吸取到教训、自己教育了自己，那已经都是伤痕累累了。我这样说也许是杞人忧天，也许一个民族就像一个人一样，需要这样把身上的病毒引发出来、生一场大病，才能健康。我说不清，我不是说这个运动不能搞，其实也许反而确实应当搞，但是、但是……

　　他点点头，说，你说得真是深有道理，我们应该尽量做好我们的工作，防止此类问题的发生和蔓延，如果它真的来了，那就要因势利导，避免严重后果。关键问题还是要真正贯彻《十六条》，运动要有序，不能乱来。程主任说，我还有一个想法，不知能不能说。他说，咋不能呢?程主任说，这次“打反”，可能对运动的某些方面起到震慑作用，我想，虽然“有反必肃”，但如何把握，大约需要特别地考虑一下，因为这是在运动中“打反”，不是平常的“打反”，我们不能孤立地、常规性地处理问题，不能造成这方面的紧张。

　　程主任也有这一考虑，增加了他想对老宗有所进言以至有所纠正的信心。

　　那天晚上，他对王雪说，你这个局党委书记，也有好些时不向我汇报工作了。王雪说，一来我想观察一些时候再说，有些问题确实越想越复杂，二来，这一向时你对我这个下级视而不见，我成了你的盲点。王雪的讽刺让他笑了起来。王雪一向认为他“笑起来像个淮河边的农民”，未离土气。他说，好吧，盲点现在变成焦点了，就听你说说吧。

　　原来，那次全市干部大会之后，卫生系统就行动起来，用不着她这个党委书记的布置，也用不着向她报告。是谁在指挥呢，她看不见，也不好问。可能本来就只是上下的一种默契，你根本无法说是谁指挥的。典型的事例当然是在亭州医院。锅炉工小钱被公安局拘留。小钱平时练石锁、举石担，拳脚有功。虽然王家山是投水自尽，但法医验出他身上有几处青斑，是挨过踢打留下的，从时间上说，就是在挨批斗时落下的，有群众检举揭发打王家山时小钱很突出，小钱如果给你一拳一脚，确实不同一般。小钱的父亲是国民党上尉，参加淮海作战，双手沾有我军鲜血，本来潜伏民间，查出来之后在肃反中被镇压，小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也就不是偶然，是阶级报复、反攻倒算。另外，医院里出现了一批大字报，都是针对妇产科医生秦川的，“勒令”他交待与劳改犯乔丽“不可告人的关系”，说秦川“一手策划”了王家山事件。不但有大字报，还有批斗行动，秦川脸上被打肿、小腿骨折。有个妇女难产，没有人能解决，结果由两个护士扶着秦川接生。秦川宿舍门口贴了一张大字报，向秦川之妻小刘“喊话”，说她是受了秦川的“感情欺骗”。另有一份大字报更为独特，说“秦川思想意识极坏，见到好看的产妇，就给认真检查，查了又查，而对不好看的产妇，就敷衍了事，表情也不一样”，等等。这样臭的大字报，不知出于哪一位医护人员之手，真是令人作呕。

　　王雪说罢，用她那水灵灵的大眼睛气愤地瞪着他，好像他也得对这种混账大字报负有责任似的。他忍不住“像个淮河边的农民”一样又放肆又胆怯似的笑了起来。

　　王雪缓了一口气，继续说，在卫生局里，出现了一种特殊的气氛，这几天来，她就没有看到局长、副局长。一般干部对她也有一种回避，好像怕跟她说话。她到医院去，也找不到医院的领导。她只好自己到处走走、看看，有时拦住个把认识的人做交谈，以便了解情况。她得出一个结论，问题就在市里的那次干部大会，好像到处都知道杨书记在大会上作了检查，杨书记在文化大革命问题上没有坚持党的领导，支持了无政府主义，造成群众闹事、干部自杀，甚至还有人说，杨书记马上就要调走了。

　　他问，那么，干部们一般认为，我是支持学生支持造反的吗?

　　是这样!所以他们对我的态度才这样冷淡，他们认为就是应该动用专政机关，该镇压的镇压，让一些人缩缩魂，多数干部都不反对这样做。

　　他不由得吃惊，咋想到“镇压”这个词呢?他故意说，任何时候都是“有反必肃”的呀。王雪说，文化大革命是一种“时候”，但不是“任何时候”，只要想一想，为啥偏偏在这种时候搞“有反必肃”?

　　王雪说的道理跟老程是一致的。但他必须说服王雪至少要放“策略”一些。他说，你是有一定道理的，对于问题的这一面，我也时刻都在观察之中，必要时我将会请示地委书记，但尽量不要惊动地委，相信我们自己能处理好问题。地委有地委的麻烦，他们负有面积更大的责任，加上荷州有三所大学，工作量可想而知。地委书记因为极度疲倦已经住进医院了，我相信不是装病，是真的累坏了。对于亭州当前的矛盾，不要急于下结论，我其实是在等待，到我说话的时候，至少在常委会上我要摆出我的立场观点，但也不是一点委婉都不需要。你在外面千万不要这样直言不讳，要沉默，要含蓄，要留有余地，不要引起不必要的误解，看来我们是处在比较尖锐的矛盾对立之中了。

　　王雪仰面望着他，说，你说的这些，我知道，我不会在外面这样说话的。我还要劝你，别忙着阻止老宗，也别忙在常委会上说啥，要让矛盾有更充分的暴露，到底他们“打反”是咋样打的，打出啥结果来，他们让群众斗群众是咋样斗的，斗出啥结果来，那时再说话，也可能那时不用你说话，他们自己也会得到教训。确实，单有光明磊落还不行，有时还是要来一点深藏不露。我是完全赞成你、理解你的，我不希望你像我这样身上老是有一团火似的，我对自己其实也不满，你如果像我这样，我就要为你担心了，我这向时确实避免跟你说话，怕影响你。

　　他欣慰地点点头。在这样复杂情况下，如果王雪跟他不能在思想上、行动上有这样好的沟通、协调，那也是一种麻烦。他有心想跟王雪讨论一下《五•七指示》，他萌生了到一个山青水秀之处当农夫的想法，但他随即熄灭了这一不切实际的幻想，而回到现实中来，况且这一幻想简直是用不严肃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轻浮态度对待了《五•七指示》。但对于如何在干部中组织学习《五•七指示》，他不由得考虑起来，因为那似乎也存在左与右的问题了，左了右了都不好;而且，如何具体实行这个指示，也要等待上面布署。

　　办公室给他送来一封北京寄来的信件，拆看一看，写信人竟然是高均。这真让他吃了一惊，手都颤抖了一下。但他当然很快就定了神，明白这封信是高均以前在北京寄出的。

　　“……我出身资产阶级家庭，但我一贯向党靠拢，认真改造自己，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来到之后，经过考虑，我义无反顾，积极投身运动，经受革命的洗礼。我有私心杂念，但我投身运动的主要动机是真诚的。我校党支部书记兼校长蔡美凤，利用职位，盗用党的名义，依靠一伙亲信，欺骗一批不明真相的学生，把贴她大字报的人们说成反党小集团、反党分子，并且指使一些学生整人打人，我就是其中受害者之一，逼我交待语文组是哪些人一起策划写她大字报的。大部份师生敢怒而不敢言，我气愤不过，只身一人到了北京，为的是看一看革命到底应该咋样进行。我没有请假，犯了自由主义错误，这是我不对，在这封信中，我先向党做个检讨。我在北京看了许多大字报，一方面觉得我校革命落后于形势，另一方面更觉得蔡美凤确有严重问题。本来我们语文组几个教师已经商量好了，由我起草一份大字报，揭发批判蔡美凤平时如何离开党的正确路线，运动期间又如何执行了错误路线，以及她平时一贯霸道令人不能忍受的工作作风。蔡美凤指使不明真相的学生和我父亲所在公司的职工，合在一起，突然袭击抄了我的家，把我写好的初稿搜走了。但我头脑中的东西是搜不走的，现在我将蔡美凤主要问题列个提纲寄上，请市委看看蔡美凤是《十六条》所列干部四种情况里的哪一种……。”

　　高均所列蔡美凤问题，平时的错误有七条：全民的建党路线;修正主义干部路线;贬低、污蔑毛泽东思想;虚报成绩欺骗领导;推行和平演变教育路线;教学工作紊乱;丧失立场。运动中的错误有五条：不许别人写她和她的亲信的大字报;从不强调、也从不组织师生学习毛主席著作和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文件社论;开秘密会议布置揪人斗人，亲自指挥学生打人;大量抛出历史档案材料和教师集训期间写的向党交心材料，引导不明真相的学生斗教师，教师被弄得灰溜溜的;提出保卫党支部的口号，以对抗文化大革命、保护她自己。高均在信中问道：让蔡美凤这样一手遮天下去，我校运动咋样才能得到正确的开展?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咋样能进行下去?学校还是不是社会主义的?

　　高均的信，言语有幼稚之处，所揭发问题也可能存在夸张不确之处，但总的有一定真实性。从高均所说，可以透视到学校作为一个单位会有的一些普遍矛盾，蔡美凤作为一个负责人会有的缺点、错误，还有教育部门需要研究改进的问题。

　　他觉得他还不便直接去调查处理市一中的问题，他还是尽可能静观下去，到他不得不说话的时候再说话。

　　但老宗不让他静观了，而是让秘书来请示他召开一次常委会。这一举动本身让他感到不寻常，却促使他更抱一种虚心的态度，打算到会上多多倾听，力求吸收老宗的正确想法、集中大家富有启发性的思想，来丰富、以至调整自己的思想。他在主持会议时，对于这一点，开宗明义诚恳地作了表述。事实证明，这对于大家畅所欲言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老宗的“头炮”也就打出来了。老宗说，我需要向书记和常委会报告我手上的有关本市文化大革命的工作，请示和决定一些事情。在上次干部大会之后，在各级干部和真正的革命力量的努力下，运动形势出现比较好的局面，恢复到各学校按班级集中，教师按教研组集中。有了秩序的恢复，才能有思想的整顿。但整顿还没有达到更为理直气壮的程度，群众还没有恢复以前的正常状态。那些不安定的危险的分子，心怀不满，随时准备再起来“造反”。我们还要作好运动可能有反复的准备。各个学校在前一阵浪潮当中的一些急先锋、为头的分子，很多都在群众批判的压力下写出了自我检查，用大字报张贴出来，白纸黑字，这是一个很大的胜利。但也有个别比较顽固的，比如医校造反学生头头史宏就跑到北京去了，还留下了所谓一封公开信，说啥“乌云即将过去，光明就在前头”。目前，医校正在组织对这封反动信件的批判。现在的反动跟从前不同，现在的反动有时显得比革命还要革命，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

　　上次常委会上我已报告过社会上出现一些反标的事情，目前，公安机关已经破获了一部份，已将作案人员抓捕在押。其中有一个是国民党的老兵，是有潜伏任务的，但以前十几年未有任何行动，现在以为有机可乘了，暗中书写反标两条。还有一个学生、一个工人、一个社会闲杂人员。另有一名海外派遣特务，携有电台，以前是我们暗中监控的，从文化大革命的安全出发，这次也抓了起来。上次常委会上决定拘留的医校历史反革命教师郁平，已经按照会上的决定，尽量不发生惊动，实行拘留。亭州医院的锅炉工钱某，出身反动军官家庭，其父在肃反中被我方镇压，该人在副院长王家山自杀事件中实施严重阶级报复，予以逮捕。另外医校有一个犯流氓罪的学生，本来考虑暂时不抓，但他是闹静坐的学生头头之一，这样的人混在学生队伍里，会继续煽动闹事，以掩护他自己，所以还是及时抓起来为宜，也让多数天真单纯的学生好好地惊一惊、想一想。另外还有专门说反动话的疯子，这种人就不能看作是疯子，他为啥不说别的话，专说别人想不到说、或不敢说的反动话呢?你说东，他偏说西，你说万岁，他偏说打倒，但他从来就不说打倒他自己，也没有说他自己万岁，说明他其实不疯，是装疯。凭这个人说的那么多反动话，把他敲掉十回都够了。以上所说，都是证据确凿、材料在手，请大家过目。

　　大家看了下来。材料确实是齐备的，有审讯笔录，有每个人的照片，反标也拍有照片，被认为书写反标的人都被收有本人笔迹，有刑侦方面的检验认定，还有犯罪人员自己写的坦白交待。锅炉工钱某也写有坦白书，另有群众对他的检举揭发。关于疯子，有多个群众的证词，有的是文革以前的，有的是现在的。老宗说，对这些材料的准确性，公安机关负责。现在我作为分管常委，提请常委会研究、批准处理。

　　老宗言罢，大家都不则声，自然是等他开口了。

　　他对老宗说，工作是你具体抓的，你考虑得比较多，你再讲讲。

　　老宗说，行。对于文化大革命，人民内部会有人理解成极端民主化、无政府主义等等，这已经得到证明;那么在人民外部，在阶级敌人理解起来，就会当成一次他们进攻的好机会。他们希望文化大革命越乱越好，直到闹翻了天。人民内部的矛盾和人民外部的矛盾，在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下，就这样发生无形的联系。阶级敌人为人民内部的极端民主化无政府主义叫好，人民内部的坏人坏事无政府主义为阶级敌人提供搞破坏的好机会。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这些阶级敌人抓起来，拖到光天化日之下，教育人民内部的一些人，把他们的无政府主义收敛收敛。否则，让他们的极端民主化泛滥成灾，同时各种阶级敌人又这样趁机捣乱，彼此呼应、两下合流，而我们不闻不问，不干涉，不反击，那就还有大事要出，不但文化大革命要遭破坏，而且要动摇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根本。

　　这次抓捕的一些人，有的本来就在人民外部，有的是从人民内部堕落下去的。市一中那个学生，出身干部家庭，但父母都远在江西省，亭州这里只有一个管不了他的姑老太，不知咋放心把他一个人丢在这里的，长期以来就处在自由散漫的状态下，平时啥话都敢说，生活上邋里邋塌，是一个典型的极端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分子。本来，学生的问题要放到运动后期处理，但现行反革命问题除外，《十六条》的规定就是这样，尽管如此，我还是考虑再三，才同意公安局拘捕这个学生。那个女店员，平时对现实不满，羡慕西方生活方式，被那个派遣特务拖下了泥坑。一个社会闲杂人员是社会渣滓，房子有两小间带一个小院，从大门口开始，到睡觉的床边上，全是他捡来的垃圾，外面的人要进去，脚都没处伸，屋子里的空气就不要说有多难闻了。他身上的衣服也像一堆垃圾，用垃圾布粗针大线的往上加。文化大革命来了，这样的人也乱写乱画，真是乌龟王八、牛鬼蛇神都出世了。也有人以为他是精神不正常，但从他写的反标说明他不是精神不正常，跟那个疯子一样，是对我们深怀刻骨仇恨。经查明，这个人是旧社会官僚子弟，而且还是旧社会大学毕业的，可他就是不想为新社会服务，宁可把自己弄得这样人不人鬼不鬼的，来给你新社会抹黑现丑，发泄对人民政权的不满。医院锅炉工钱某，对我们的干部实行阶级报复，有目共睹，也有法医的检验报告为证。所以，我认为，对抓起来的这批人，郁平除外，一是要公开处理，二是要抓紧处理，其中有二到三人也可以考虑判处死刑，这必将对运动走上正轨产生重要影响。

　　老魏说，我同意老宗的汇报和意见，要抓紧处理这批人，敲山震虎、杀一儆百。枪一响，就会冷静下来。老李说，我同意，这可以对当前的一些不良现象不良分子及时起到教育作用，但也要防止引起另外的一种效果和说法，我们在出的《布告》的语言上，要照顾到积极开展文化大革命。

　　底下该是宣传部长老黄表态了。

　　老黄说，抓起来的这些人，郁平之外，除了以归国华侨身份做掩护的特务很明显，可以考虑在适当时候依法惩处，其余的人，本来都在人民内部，即使那个在剧场里打扫厕所的老头，有一定历史问题，也没有定他管制分子，说是潜伏下来的，没有证据。那个社会闲杂人员，平时行为虽然古怪，但对社会不曾有过危害。那个茶叶店的女店员，说她被吸收为特务，也没有根据。那个华侨有较高文化水平，又有钱，又爱好社交娱乐，朋友较多，有男有女，不能说跟他有接触的就会被吸收为特务，这也要有证据才行。两个学生，一个是反标问题，一个是流氓问题。这些反标的照片我都看了，是反标，是应该追查，但说实话，我对照了一下抓来的这些人的笔迹，都很难说一定就是写反标的人。说那个检垃圾的人是旧社会的大学毕业生，只是老百姓的一种传说。公安局找不到他平时或从前写的字来说明那条反标属于他。我不知道凭这些材料咋样就能认定了这些人是作案者，我也不敢相信抓来的这些人里面连一个写反标的都不是，我简直感到很糊涂。但我既有疑惑就该说出来。还有那个锅炉工，也是证据不足的，批斗王家山时一片混乱，你能说有哪几拳哪一脚算是他的呢?不能因为他的父亲是被我方镇压的，因为他平时喜欢练功夫，就说他咋样咋样。这种阶级论，这种论断，我看过于简单。另外，从那个华侨自我交待看，他虽然藏有电台，但他不是政治特务，而是受雇于外国公司专门收集经济情报的，法律上是不是也可以说是商业行为?对这个人的处理，最好还是请示一下上级有关部门。此外就是那个疯子，我也见过这个人的，确实是个疯子，啥脏东西都吃，站在街头痴痴呆呆的，还流着口水。考虑到群众都知道他是个疯子，处理还是要慎重一些为好，一枪打掉很简单，但带来的问题可能很复杂。

　　老黄说过后，会议室里一片沉默。他把材料推给坐在右边的老李，说，大家是不是再仔细看一看?老李把材料慢慢推回给他，说，我们又不是鉴定笔迹的专家，我们只能根据职能部门报送的材料研究问题的处理。如果有疑问，可以发还职能部门，让他们重新鉴定、继续侦查，请上级部门帮着做鉴定也行。老魏说，我认为材料不会有问题，公安局那么多同志不是吃干饭的，有的老公安实际上已经是专家了，还有老宗这向时一直亲自坐镇抓这件事。

　　老黄说，相信材料不会有问题，不等于实际上就没有问题，不能凭“相信”二字办事。对老宗、对公安局的同志，我也相信，但研究人命关天的事情不能光是这样说。在这个问题上，首先要考虑对这些人定案要准。另外，退一步说，即使这几个工人学生都确实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不是要跟这些所谓特务、说反动话的疯子、潜伏的国民党老兵这些人放在一起，搞一个“打反、镇压”?在方式上、时机上也还是要慎重考虑，不能孤立地看待这件事，群众也不会孤立地看待这件事，你在《布告》上咋说要积极开展文化大革命也没用。我看这件事可以搁一搁、缓一缓，把材料发还公安局，一方面再过细鉴定，保证不出错，一方面继续进行侦查。那两个学生的问题，如果不能真正确定，那就坚决地尽快地释放回去，还要跟学校里讲清楚，情况不写进档案，不影响前途和进步。

　　他这时的思绪却飘移开去，似乎想从眼前的争执高高地远远地超越出去。眼前情况很清楚，老宗是要借助“打反”，晓谕骚动的造反的人们，以进一步控制全市文化大革命的局面，有一种“铁腕”的精神，其支持者有老魏。老黄持有完全不同的意见，正力求挫败老宗的计划，老李算是老黄的半个支持者，但也不一定就反对老宗。现在就剩下他没有表态，他主要一面是倾向于老黄的，这一票投下去，老宗的计划就挫败了。从市一中高均自杀的情况看，这个“打反”一搞，形势还会更加“向右转”，可能会带来更大问题。但他不想这样直截了当加以反对，他怕伤了老宗的和气，也怕在常委班子里形成明显的两派，这样是很不利的。此外，他也不想让自己给人以造反派的支持者的印象，他觉得所谓革命造反以及对革命造反的支持，有些很难收手的问题潜在着，弄不好会跟多数对立起来，他不能把自己卷到这里面去，尽管他对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对群众起来造反，已经能够理解了一些，他对所见到的造反者们也总是待之以礼的，但他终归很难把自己无保留地卷进去，他清醒地看到问题的另一面，他如果不顾及这样的另一面，也违背自己的内心真实。无论如何，他都不能让自己简单化起来，那就变成一个幼稚的人或政治投机者了。他虽然很觉得一种痛苦和为难，但他无法硬行改变自己，无法把一个复杂的自己变成一个简单的自己。文化大革命的实际，还有他头脑深处的诸多考虑，让他自我告诫，不必那样急着要跟上啥似的，也不必那样急着要反对啥似的。暂且这样兼顾问题的两面，不左不右，不前不后，还能过得下去。他就让自己这样守住“中道”，尽力而为吧。要学那解牛的庖丁，“以无厚入有间”，才能做到游刃有余。

　　他已经捕捉到那个“有间”了，但还得让老宗再说一说。这时老宗脸上浮现出讥讽的笑容，眼睛朝老黄射出一种藏有杀机的寒光，老黄先是一惊，接着腰好像挺了一挺，用自己的目光无畏地迎向老宗的目光。二人虽然对面坐着未动，实际上却这样无声地“斗”了一下，他好像听到空中有宝剑交锋的“嚓”的一声，这种想象出于他在学生时代读过的《峨嵋剑侠传》之类的旧小说。

　　老宗从容不迫地端起茶杯喝了一口，眼睛却仍看着老黄。接着松驰下来，面呈笑容，放下茶杯，说，黄部长的话是说到点子上了，问题不是孤立的。我们首先要讨论，咋样看待和对待当前的运动?我们这样“打反”，对运动的哪方面有利、哪方面无利?是对的还是不对的?这个前提不确定，这些人可以暂不处理，即使那个华侨特务，我们虽然早就晓得他是特务，不还是一直让他平平安安、舒舒服服过着的吗?而且还让他在亭州活得像个社会名流呢。如果常委会对于现在开展一次“打反”有较大分歧，我并不坚持自己的意见，天塌不下来。

　　老宗的话戛然而止。他注意到，老黄脸上有点僵住，但还是能够很镇静的。老宗虽不是针对老黄而言，至少却是在老黄面前炫耀了一种威权，甚至暗含一种威胁，体现着一种很绝对的权力，即生杀大权。老宗的位置一直在这个权力上，而老黄则不是，可能永远也不会被安排到这种岗位上。作为宣传部长，老黄也是文人，并且老黄被认为是亭州的才子，工人文化宫的周末舞会，有时老黄也会被文化人拉去跳几圈的，“活得像个社会名流”一类的话，也就好像擦了老黄的边儿，耍弄了他一下。老魏老李不则声，装得一点也没有听出啥弦外之音。一切就看他说啥了。

　　他已经捕捉到了“有间”，也就是当前情境和事理中的一种空隙，他可以像“游刃”一样从中穿过去。他体会到思想的升华和飞越，“静了群动，空纳万境”，而觉得眼前的争执虽是存在的，却已经是不合理、不足畏、可以置之不顾的了。

　　胸有成竹的他，从从容容深吸一口烟，徐徐吐出，说，这个“有反必肃”的“反”和“肃”，都会跟一定政治形势发生联系，这个“有”和这个“必”，是一来一往，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们首先要充分肯定公安局同志的努力，充分肯定宗市长所抓的这项工作的必要性。如果怀疑这一点，那是错误的。至于笔迹材料是不是准确，这个技术问题，可以进一步去做，力求不冤枉一个好人，不放过一个坏人，我认为这都不成问题。那么真正的问题在哪里呢?我认为在我们对中央精神还要有进一步的理解。中央为了搞好这次运动，对涉及肃反方面的问题，采取了一种很哲学的态度，这体现在《十六条》上。按照《矛盾论》的观点，事物和斗争有方方面面，有大大小小，有主要的和次要的，有当前的重点和将来的重点，一切又都是互相转化、有所上升有所下降、有所向前有所靠后。所以，我认为，我们恰恰不必从运动的方面来联系追查反标和抓人的事情。

　　第二，我们大家的思想，能不能从眼前跳出去。我们观看事物，有时需要拉开距离，才能看得清。以文化大革命来说，它是我们党领导开展的一次政治运动，我们一定要按照党中央文件，负起我们这一级组织的责任来，但另一方面，我们开展政治运动的目的，无非是清除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更好地建设我们的国家。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所发出的号召，最后就是归结到为实现第三个五年计划，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既然如此，从这个根本上说，眼前的许多事情，一方面是有它的意义的，需要处理好，另一方面又有暂时性，是为将来的新的局面作准备的。我们在策略上，就要考虑如何既合现在之理，又合将来之理，力求以将来引导现在。这就是辩证法所应当看到的。这样，就要我们在某种节奏、某种强度上，做到不紧不松、不快不慢、不偏不倚、恰到好处。如果不是这样，就要出问题，事实就是如此。前一阵出现干部自杀的现象，这一阵出现群众自杀的现象，这就说明着合理之中有不合理在起作用，说明我们的工作还不算到家，这当然主要是我的责任。啥叫“到家”?就是“中道”，凡事要站在当中多想一想。但当然，我们又不能反过来因为防止和纠正不合理，而把合理的也否定了，那就又不到家了。我想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能想到和做到的科学态度，这甚至有点微妙，但不是神秘。有一句话可以用来形容这种微妙的把握，叫做“得其环中，以应无穷”，也就是尽量不要纠缠到矛盾里去，永远掌握主动权。完全超越眼前现实是不可能的，你毕竟还是处在这个“环中”，四周险象环生，一不小心，就纠缠进去，进入四周的大循环，那就是苦海无边。这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事情，甚至也可说是性命相关的事情。从这个角度说，刚才大家的意见都有正确的一面，都有价值，应该和必须综合起来，使我们全体行动一致，退守“环中”的有利位置。敲山震虎是有道理的，不要挫折群众开展文革的积极性也是有道理的，都要考虑到。落实到具体，我就是个骑墙派。

　　我的意见是：案子继续查，既不大张旗鼓，也不立即就办，而是箭搁弦上，引而不发，跃如也。对已经抓起来的人，那个派遣特务不放，留待以后处理;那个捡垃圾的社会闲杂人员，还是当精神不正常的人处理为好，放他回家，依靠群众，继续观察;那个冲厕所的国民党老兵，其笔迹要特别再对照，如果嫌疑较大，就关押着，暂不释放，如果嫌疑不算很大，就放回去，交给单位，加强监视，让他继续做清洁工，谅他也没有能量做坏事;其余的学生、工人，都放回去。在释放时，对他们每个人说啥，对每个人所在单位说啥，都要从有利文化大革命的角度考虑。那个说反动话的疯子，究竟是个疯子呢，还是装疯?好像很难判断。我认为，要基本判断他是一个疯子，群众多年以来公认，我们为啥不认?但他为啥偏偏说反动话，不说好话呢?这是因为他头脑里有一根筋是反的。大家这样说，他偏要那样做，其实他并不是有啥反动思想，他只是有个不健全的脑子，其实没有思想。对这样特殊的疯子，咋办?还是不要当反革命处理，要不然不得人心。但也不能放任自流。他不是一个人，他的家里是有人的，要把责任给他家里的人，让他们把他看在家里，不要放出来。至于咋样才看得住，有啥困难，派出所和街道可以给一些帮助。这样的处理，刚才大家都说到过，老宗也有原则的灵活的意见，现在我加以综合。如果大家对此没有异议，就请老宗做好公安局同志的思想工作，第一，肯定他们、感谢他们，第二，向他们说明问题的复杂性，第三，这方面工作还是要继续做。是不是可以表决一下?

　　这时，他是有把握的，但也做好了以三票(黄、李、杨)对两票(宗、魏)通过的思想准备。他所说的那些具体的和抽象的道理，归根结底，还是不同意老宗这个“打反”行动，这是很清楚的，所以，他也得准备老宗不同意他的主张。但在这个问题上，他已经不可能向老宗让步，他的意见已经既委婉又明朗地摆出来了。时间似乎一下子停顿了好久，常委们都沉默着，而他静等。他慢慢地抽了一口烟，他看到，老李第一个举起手来，老魏第二个，老宗第三个，老黄第四个。他的心放了下来，也举了一下手。他满意地注意到，老宗是第三个举起手来的，老黄是延迟到第四个举手的。

　　他说，行，这个重大问题，常委们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大家的态度我都很欣赏、敬佩。案件问题依然存在，如无特殊情况，三个月之后再谈。我重点要对老宗表示感谢，我非常理解非常支持他的负责精神。他这次所准备的“打反”工作，没有白做，是我们总体工作的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不是不报，时机未到，时机一到，一切都报。我相信我们最终会有把弦上之箭有力射出去的那么一天!

　　最后一言，似乎使大家有点振奋。

　　老宗说，杨书记的意见，我完全同意，我再补充说一些情况。这几个工人、学生，虽然放掉，但从他们身上，我们已经得到了收获，我说的是我们已经了解到了他们的丑恶灵魂，审讯时我亲自在场，那个工人承认，他趁乱用拳头打王院长时，心中确实有着很痛快的感觉，而且他是运了功打出去的。问他是否为了报啥仇?他不敢说。他为啥不敢说呢?不就是他的父亲是被我们镇压掉的吗?医校那个学生头头，问他咋当上学生头头的?他承认，虽然头头是大家推选的，但自己心里也有这个愿望，自己的表情、态度，也向群众表达了这种愿望。那么他为啥要当这样的头头呢?不是也有人没有这样的胆量、没有这样的兴趣吗?他说是为了逞英雄。为啥要逞英雄呢?他说他并不是要在男同学眼中逞英雄，主要是想在女同学面前逞英雄。又问：难道只是逞一下英雄就够了吗?他不回答。问他：你这样说，是为了让我们高兴、骗我们吧?他说确实是内心有这种意识。其实，他内心的东西一定还不止这一点，但只要他承认了这么一点，也就够了，何必再问多少?那么他到底有没有流氓犯罪呢?这个他矢口否认，但承认心里有过某些不好的念头。你们说，这些回答是真实的吗?我看至少有几分真实，或者是用这几分真实来掩盖更深更坏的真实。一个中专生能说出这些来，哪怕是能编出这些来，也还是一种内心世界的反映。但我们还不能完全相信他。总之，这就是某一个造反英雄的灵魂，而且还只是一个中专生，才二十岁!我说嘛，哪有口号上喊的那么单纯、崇高!我看，凡是出头的人，十有八九内心有这些不干净的、以求一逞的东西!闹静坐时，这个学生是参加谈判的，也可以说当时我就把他看出来了。今天简单介绍这么一点点，这次就把他们放掉。对于我们来说，他们灵魂深处是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不能让他们这样打着革命旗号来闹翻了天。其实呢，我看还是孔夫子说得对，要以礼治国，要有最基本的秩序，这个一破，社会大乱。那个女店员，也并没有完全抓错她，她承认跟那个华侨是有所谓最密切关系的，她承认她梦想那个华侨有一天能带她到海外去过戴金插银灯红酒绿花花世界的生活。我们至少可以判断，在实际上，她已经是特务外围。总之我们抓起来的，确实都不是啥好人。

　　老宗说了之后，大家点头，但都没有再说啥的。

　　散会了，常委们走出会议室，他喊道，老宗。但老宗却只是掉过头来对他举了一下手，就在门口消失了。他的意思，是要跟老宗进一步沟通思想感情，因为老宗要求召开的这个会，不但没有实现老宗原先的意图，实际上反而被他否定了，不管他说得多么婉转，而且让老宗最后讲了那么一大通，老宗肚子里还是会有个不痛快的。另外，对于运动如何指导，他也想跟老宗谈一谈。没想到老宗却这样拒绝了他，好像是认为没有必要再谈啥了。这是因为理解了呢，还是因为不理解?从表面的神情看，老宗并无不快。但老宗的拒绝，却在他心中形成了一个阴影。书记是常委一班人的班长，做为一个常委，书记有话要跟你说，你咋掉头就走了呢?好像因为外面是一个造反的时代，影响到内部也有点“无序”起来了，其实老宗自己刚才还说过“以礼治国”。但他何必计较老宗呢?他调整了一下心情，不留芥蒂，收拾起桌上的香烟火柴，起身离开了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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