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敲锣打鼓
各厂工人纷纷起来投身运动之中。杨敬尧与宗进庭的小女儿宗静一次有趣的交谈。
刘克成的百十多人的队伍在厂里集中的时候，市委从电话里就得到了报告。工人是步行，估计四十分钟左右就会到达市委。打电话的人是厂里“四清工作组”的副组长老丁，他同时也是市工业局的副书记。说，工人走出车间，在蓝球场上聚集开会，打出了大旗，戴上了袖章，宣布成立“华兴机械厂工人红色造反兵团”，《宣言》也贴上墙，传单都印得好好的了。有策划、有预谋、暗中串联、突然杀出。现在有人向工作组报告，他们的大旗是用厂里的国旗改做的!
办公室在电话里问明了《宣言》的主要内容，工人向市委提出的要求有三条，一是强烈要求市委责令“四清工作组”销毁所有“黑材料”，并向全厂工人深刻检查背离《二十三条》和《十六条》的错误。二是要求通过巴黎公社式民主选举成立“华兴厂文革委员会”。三是要求市委改变目前对学生运动压制、对工人运动控制的态度，把我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真正开展起来。老丁说，追随刘克成的人员的情况都已掌握，第一，全部是工人，没有干部，没有党员，有少数团员;第二，有四分之一以上的人家庭出身有问题，其余四分之三出身一般。另外还有一个重要情况是，医校的学生头头史宏目前住在一个工人家中，刘克成等几个人每天都去跟史宏碰头。
得到这个消息，他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这或许是因为他已经具体接触过刘克成，不是没有见过的，这个人马上就要率领一支工人队伍到市委来提出“三条要求”，如果说上次晚间的访问是探测，这回就好像是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其要求的第三条是干预市委对运动的领导的，这有点非同寻常。而其第二条也不简单，其目的是要在厂里当权，用他们的立场来开展文化大革命，其方法说是自由选举，既有“公平”的姿态，也有当仁不让的自信，这些，比起从前的安然的秩序，确实都带有“造反”的性质。他一时还很难把这样厉害的“要求”跟他见到的还有几分淳朴的刘克成联系起来。现实情况已经摆在面前，不容幻想了。来访的那天晚上，他曾不无忧惧地想到“工人运动”这个历史的词语，现在，那种忧惧感更沉重压来，有点头晕目眩。而这一切又都跟史宏有关，这真是历史上“学生运动与工人运动结合”的重演呢，其势将难以估量。
他召集了常委会，并且让“文革办”程主任参加。他让市委办公室报告得到的消息，请常委们发表意见。而那边老丁也将工人的《宣言》着人送过来了。
老魏说，水越来越浑了，温度越来越高，各种各样的人都跳出来表演了，就跟鱼群来了一样，挡都挡不住它。可能还会有更多这样的情况出现，要做好思想的准备。
老宗问老魏，咋准备?老魏说，鱼多啊，要准备大篓子啊。他们连国旗都敢改，你能手软吗?我敢说，这样下去，你那个“有反必肃”的名单不是那一点点的问题，还要扩大多少倍才行呢。
老李说，工人上街，来对我们提要求，其中还要干涉我们的工作，解放以来还不曾有过。我们的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既然如此，为啥他们过去没有上街，现在要上街呢?过去他们没有事情要上街，没有想到要上街，现在是我们开展了运动。《十六条》上说，“广大的工农兵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是我们给了他们胆子、叫他们来上街的，所以现在他们上了街。学生也是这样。现在清楚了，学生只是打了个先锋，主力部队还在后面。工人阶级在我们国家的政治地位上，总是摆在第一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写在《宪法》总纲第一条上。我们这些人是立在工农联盟这个基础上面的，假如基础或基础的一部份要翻我们，那还吃得消吗?但他们不曾说要来翻我们，他们说是来让我们好，他们提的不能算是无理要求，都在《十六条》之内，而《十六条》是毛主席党中央制定和发布的。第九条、第十三条，就说到巴黎公社式选举问题，还有“四清”与文革的关系问题。虽然我们还不理解中央现在为啥要提出巴黎公社，但中央的指示我们是要服从的。至于工人提出的第三条要求，那是表明他们的立场态度，他们这个工人运动是支持学生运动的，这在《十六条》上也能找到根据，而且我们的历史书告诉过他们，工人支持学生是天经地义很了不起的事情。所以，一切都是合理合法，我们对他们不好拒绝，要顺其势、观其行，看他们真的是做好事，还是做坏事。我们受党和国家的委任，受人民的选举，也是受工农联盟的委托，在这里行使国家政府的权力。这就是我们和他们之间最根本的、起决定作用的关系。
他看着老黄，老黄说，我同意老魏、老李的观点。
他问老宗，老宗说，那我就在以上各位所说的基础上，再具体分析一下。他们的第三条要求，不必跟他们解释太多，市委倾听了他们的意见就行了。关键是第二条要求，那是实的。目前各厂我们已经布置成立了“文革委员会”，他们要搞巴黎公社式选举，那就意味着要推翻旧的，成立新的。按照《十六条》所说，这个“文革委”，虽然是“群众组织”，却又是“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与此同时，他们要求“四清工作组”做检查，那么厂里的当家人，自然就是新的“文革委”，就是他们了。如意算盘就在这里。能答应吗?他们这个“兵团”，目前只有一百多人，而全厂近两千人，是一九五八年创立发展起来的有名的大厂，不是这一百多人说了就算的，其余人也都是工人阶级一分子呀。所以这项工作还有待于进一步发动群众，至少要相信随着运动深入，群众会有更多人动起来，那时巴黎公社式的民主选举时机才会成熟。民主的原则通过选举的方法体现，那就看群众愿意相信啥、支持啥了。《十六条》第九条规定，“候选名单，要由革命群众充分酝酿提出来，再经过群众反复讨论后，进行选举”。不等于他们可以参加文化大革命，别人就不可以参加文化大革命。谁真正是革命的、正确的，群众就会相信谁。我们希望他们的“兵团”能够发展壮大，得到群众的多数票。但有一句话，他们听了会不高兴，就是：假如厂里有别的人成立了别的“兵团”，持有跟他们相同相近的，或者有所区别的立场观点，是否也可以呢?接照民主原则，当然也可以。假如他们真的是这样民主的平等的，我们对他们倒没有反对的理由。但改五星红旗为他们的造反大旗，这个如果是事实，那还是要侦查追究的。至于其第一条，如果对“四清工作组”有意见，可以写大字报，看看写得有道理没道理，不可以这样一下子就要工作组做检查。
他征求程主任意见，程主任说，刚才几位领导谈得合情合理，有政策依据，我们接待他们时，照这样跟他们说，应该没有啥问题。至于是不是拿国旗改成了他们的造反旗，这个要跟他们核实一下，如果是这样，性质是严重的，他们先要把这个问题说清楚。还有，假如他们要求市委领导接见，咋办?
他说，大家都谈得很好。程主任就综合刚才几位常委的意思去接待他们，只要他们是讲理的，是真诚的，就不会谈不通。我再补充说几条，第一，他们出于参加文化大革命而成立自己的“兵团”，我们要表示支持。第二，他们对市委的工作提出意见，我们表示虚心接受和研究。第三，关于在厂里举行巴黎公社式的选举，这个方向是好的，如果厂里多数群众有这个要求，可以在上级部门领导下，有序地进行，但在选举产生新的“文革委员会”之前，应当支持和帮助厂里原先由党委任命的“文革委员会”的工作。第四，“四清工作组”里有亭州本地的干部，也有外地的干部，性质是地委统一委派、直接领导。全省进厂的工作组有二万人，下农村的工作组有六万人，不是一件随随便便的事情。如果对工作组有意见，可以反映，市委也有责任向上反映群众的要求，在没有接到上级通知之前，市委还不好责令“四清工作组”咋样。这一点要告诉他们，请他们理解。看来，“四清”工作正在转为文化大革命运动，“四清”工作有点不了而了之，“四清工作组”嘛，也有点不散而散之了。第五，需要说明的是，即使巴黎公社式选举产生的新的“文革委员会”成立了，那也是文化大革命权力机构，并且性质是“群众组织”，另外也还要有抓党的工作、抓群众工作、抓生产经营的领导机构，“文革委员会”不是取代一切的。《十六条》的最后一条谈到各级党委的存在，所以，厂里大体还是党委、厂长、群众(也就是工会、“文革委员会”等等)三足鼎立，我看这仍将是我们社会主义工厂的基本格局，文化大革命没有说要突破或改变这个基本格局，这涉及我们社会主义工厂的根本制度。第六，关于要求市委领导接见，我们都作好准备，他们要求哪个接见，就哪个出去跟他们见面，既要肯定他们、又要教育他们、指导他们，坦诚相见、加强沟通。最后，关于国旗的事情，要弄清楚是咋回事。
他所说的，大家都同意，常委会也就结束，程主任赶往文革接待室。
虽然天气晴朗，他却好像嗅到了暴风雨的气息，心头有点压力，可是他又想到一些有趣的意思。文革，理论上庄严重大，不可不严肃对待，但作为眼前的群众运动，作为史宏刘克成他们，虽然在沿用着历史运动的某些形式，革命的对象却不太明确，有点抽象，多少有点像是一出结局难料的戏剧正在开场。
那天，他不得不出去接见了刘克成和他的队伍，因为他们提出了这个要求。程主任不无担心地说，刘克成他们带了一面大旗，上面有“工人红色造反兵团”这些字，还带了锣鼓家伙，他们一路敲锣打鼓而来，倒像是以前厂里搞出了新技术新产品到市委来报喜的格局，这是啥意思呢?他说，敲锣打鼓而来，还要敲锣打鼓而去，宣传他们受到了市委的接见，这是尊敬市委嘛，那就让他们敲锣打鼓好了。程主任听了点头。
在靠近大门口的一间小会议室里，他会见了刘克成和另外四个工人头头。刘克成他们以掌声迎接了他的出现。他心中还有点尴尬着在这种场合重新见面，刘克成却像见到最亲的人一样迎上来，双手握住他伸过去的右手，连声叫着“杨书记”，那态度的发自内心、带着热诚、带着谦卑，是真实的，既无惶愧，也无不安，倒像是认为他们的行动一定会得到他的欣赏和支持的，而他们也是真心爱戴他、寄某种希望于他的，因为他是市委书记嘛。再看看其余几个工人，他们那明亮的眼睛、朴实的面容、整个身心的态度，也都跟刘克成一样对他涌动着一种敬仰、热爱和希望。他心里反倒有点惭愧起来，感到自己的革命境界和思想灵魂在某些方面远不如眼前的这些工人，他们真诚地投身到党中央号召进行的政治运动里，把无比重大的责任放在了自己平凡的双肩之上，真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而在他和他这样的人心里却有着多少的存疑和保留啊。这么一感受，使他对自己作了调整，可以说是克服了某种偏见、放下了某种架子、解除了某种戒心，而努力以一种热情、喜爱，以及平等的、尊敬的、力求沟通的态度对待他们。
刘克成说，刚才程主任把市委的表态告诉我们了，我们拥护市委的表态，接受市委的意见。关于“四清工作组”，刚才我们已经跟程主任说了，在工作组指使下，各车间对所有在那天上街跑步支持学生的人，都扣除了当天考勤，而且还要写检查，检查一天不交就继续扣除考勤，并且还要处分。工人就是靠考勤拿工资的，但是我们不能以写这个检查来换取。整理我们黑材料的工作一直没有停止，不断地把工人个别叫到工作组去谈话，要他们揭发和监视我们这些人，也要我们互相揭发。给我们起了个名字，叫做“危险分子”。工作组实际上是在厂里造成白色恐怖，只要你是上街跑步的，群众就不敢跟你说话。他们把我关了三天不让回家，晚上也不让睡觉，说我的出身虽然没问题，但我的后面跟着不少“黑五类”，说我是领着这些人“闹事”。他们要我写交待，我一个字也没有写，我说，你们这样做是不对的，第一，工人不管是啥家庭出身，都有权利参加毛主席号召的文化大革命，这个道理是很简单的，你们用“唯成份论”看待人，难道要这些人去继承已经被打倒的剥削阶级，才算是达到目的吗?这决不是党的正确路线。第二，市委承认学生静坐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我们工人上街跑步支持学生，当然也就是大方向正确的，而且我们没有到市委门口去，假如说我们错了，还要看成反革命，那么到市委门口去围攻学生的，该咋看待?为啥他们不但不要写检查、也不扣考勤，还要看作是表现好、可信任，这不是颠倒是非吗?第三，我要他们好好学习《十六条》，不要把斗争大方向弄错，运动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我们这些工人既不是当权派，也不愿意走资本主义道路。我说，你们不但把斗争方向弄反了，而且是在分裂工人阶级队伍。有人想跟我动手，我说，哪个敢动手，除非把我打死，要不然我跟他有账算。结果被我喝住。他们就这样“车轮战”，弄了我三天三夜，他们那样子，就是不怕逼出人命来。医校学生史宏江进海他们听说情况后，领着工人找“工作组”干涉，当时他们还煽动群众想抓学生，结果史宏发表了一通演讲，向他们宣传《十六条》和北京的情况，他们哑口无言，一个个跑掉了，很多群众觉悟过来。有个知情的人领着他们找到关闭我的地方，把我放了出来。我们认识到要成立工人自己的造反组织才行。据我们了解，全市各个工厂起来造反的工人都在受压制，有挨批斗的，有女朋友不敢再跟他的，也有父亲把他赶出家门的，这可以调查。学校里造过反的学生、支持学生的教师，也在受压制，这都是不对的。我们一遍一遍学习毛主席党中央制定的《十六条》，学习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和中央社论，觉得运动不能这样下去，觉得我们要站出来，这是一场回避不了、不能不关心的斗争。史宏向我们介绍了北京的情况，他走访了“中央文革”，还走访了清华大学的蒯大富，他所说的一切，他带回来的一些传单，都说明我们受压不是孤立的，想不到斗争这么尖锐、残酷，我们个人的命运确实是跟党和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如果仅仅因为这样响应毛主席号召起来造反就要被打成反革命，就好像犯了天大的罪，那就不是自己个人的小事情。如果本来我们是为了当英雄，那现在还不如回家去安安稳稳过日子，真是要作好被打成反革命的准备。那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不是就弄不起来了?这确实要让我们问一个“为什么?”
听到此，他不觉暗起着一些感动。眼前的工人，确实只是我们的普通群众，不应当从某种角度、用某种成见看待他们，而刘克成的一番话，也让他感到听来有味。他合上笔记本，点点头，说，压制工人是不对的，所扣考勤要恢复，要你们写检查的事要停止，造成后果的要批评。
他看到到，工人听了他的话都感欣慰。他问，国旗是咋回事?
刘克成说，是个谣言，我们把管事的人带来了。
刘克成让一个工人去带进一个人来，也是一个工人，瘦瘦的，年岁稍大一些。刘克成说，老梅，市委杨书记在这里，你把真实情况跟杨书记说。被称为老梅的说，国旗没有少，都锁在箱子里。会堂后台有一些不用的红旗，还有横幅，堆在那里，他们没有跟我说，就去拿了一面红旗，两条横幅，但不是国旗。外面咋说起他们用了国旗的，我不知道。我一听到这话，就开箱数了几遍，因为我有责任呀，结果十面国旗一面不少，我就放了心。正好刘克成派人找到我，我就在箱子上加了一把锁，还贴了封条。现在两把钥匙都在这里，市委可以立即派人去验收。老梅说着拿出两把钥匙放在桌上。
这情况并不让他感到意外。工人们都看着他。他说，老梅，你做得对。就请“文革办”的程主任立即让公安局的同志拿这两把钥匙去验收，我们在这里等电话报告结果。我看验收结果是不会有问题的，我相信你们。他此言一出，工人脸上都出现感动的神色，有个工人红着眼圈含着泪水说，杨书记，我们就等着你说这句话，他们为啥要这样看我们、栽害我们呢?他无言以对，工人也都沉默着。
老程拿着钥匙出去了，他找了个轻松话题，问工人们，你们拿了红旗、横幅，咋做成你们的大旗、袖章的?一个工人说，是我出的这个主意，也是我到会堂后台去拿的，因为如果跟厂里要，就不可能得到同意，所以不如自己想办法，三要不如一偷嘛，会堂后台平时没有人去，东西就堆在那里，我就拿了一面红旗，两条横幅，门口传达室是支持我们的人，说明了一下，就让我把东西带出厂了。回来后我跟老婆两人晚上洗了半天，一起到城河里汰干净，晾在天井里，第二天用熨斗烫平。旗子上的黄字，是宫平在旧报纸上写的，他的字好。也是我老婆把字用针别在一块黄布上，照样子留个折边剪下，用缝纫机走上去的。袖章是我老婆把横幅裁剪下来用缝纫机做的。上面的字，是写在硬骨纸上，用刀子镂空，用黄漆刷上去的，都是“土法上马”。他问，是你一个人刷的吗?他说，是我跟我老婆两个人，就像做地下工作一样。
他听着笑了起来，工人们见他笑了，也都笑了起来。
他问，那你的家属也是在华兴机械厂做工人吗?那工人回答，她是一布厂的挡车工，三班倒。这话使他想起在一次视察时进过织布厂的车间，那里几十台织布机轰响得惊天动地，像啥似的把人无情地笼罩而且埋葬在里面，心脏好像随时都会因此而被震坏，对面说话也只见嘴动而听不到说啥，像着了怪一样，当时他一下子流出了泪水，因为想到多少女工就这样一辈子每天要在里面工作八小时，而逢到上夜班就更辛苦。她们虽然也是为个人挣工资，但更是为国家做贡献。
他看着那工人，问，你姓啥?叫啥名字?那工人说，我也姓梅，叫梅有韬。他问，是韬略的韬吗?工人不好意思地把头点点。他说，你做事确实是很有韬略的呢!工人们又都笑了起来。他说，代我向你的家属问个好，纺织女工真是不简单啊，叫我在她们车间里，勉强呆半个小时能坚持，一个小时就绝对吃不消了，可是她们不但“三班倒”，每天呆在里面八小时，而且能做到万米无疵布，一直要做到退休，每天下班回家，上有老下有小，还有许多家务劳动，住房也可能很小，中午很难休息好，晚上还要去上夜班。工人们听了，一时都不说话。梅有韬说，杨书记，你说得确实对，不过我没有听我老婆她们抱怨过，她们天天都很高兴，做个纺织女工很自豪很快乐，是国家主人公。他听了不觉心中一愧，点点头，说，你说得对，我们是社会主义的工厂，是我们大家自己的工厂嘛。
程主任走来，说，公安局电话来了，十面国旗不少，都在箱子里。工人们不吱声，都看着他。他缓缓抽了两口烟，站起来，说，刘克成，还有一些工人都在外面吗?刘克成说，都在外面，等书记接见。他手一挥，说，走!就果断地在前头大步走了出去。
他问跟在身边的刘克成，你说说，你为啥要造反?刘克成说，感到毛主席的号召很对。他问，你自己呢?刘克成想了一下说，我父亲是园田上挑水种菜的农民，我初中三年，每个月拿助学金，等于是国家养了我三年，还让我上学。我父亲说，毛主席共产党对我们劳动人民这样的恩情，我们要世世代代记住，忠心报答。后来应征入伍，在部队时参加战士演出队，上北京受到毛主席周总理接见。毛主席号召“反修防修”，让我们的国家永不变色，让劳动人民不吃二遍苦、不受二茬罪，我过去是军人，现在是工人，我应当积极参加。别的我没有任何个人目的，一点都没有。他听了点头。
说着已到门口，工人以热烈的掌声迎接他。他看着排了队站在市委门口的工人们，想起不久之前站在这里的学生们，而现在是全然不同的面孔，他们的脸上虽然似乎还残留着学生时代的稚气，但有大半已经渐显凝重，就好比他们的双手，是跟做中学生的时候不一样的了，已经握过铁锤和摆弄过复杂的机器，所发出的鼓掌声也坚脆得像放爆竹似的。他就这样开始面对更为深入的一种运动形势，进一步切实感到做为市委书记，肩上的担子跟以前是更不一样的了。他脱口而出的一句话是：工人同志们，你们好!他觉得他传达出了他心中的某种感动，而这感动，也立即被工人们所理解，并且感动了他们，于是立即向他报以一阵持久有力的鼓掌，这不是对他个人，而是对共产党市委书记的尊敬，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热诚。他们仰望着他，一张张红扑扑的、热诚的年轻的面庞，眼睛闪闪发亮。
他讲了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而深远的意义，并且让群众听了感到很实在很切身。他夸奖他们通情达理，对他们说了许多劝勉和指导的话，甚至用“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来肯定了他们的积极性。刘克成带头鼓掌之后，说，请杨书记给我们授旗!这是他事先不曾料到的，但当然不好拒绝。拿着旗子的工人把旗子递给刘克成，并且退站到一旁去，而剩下刘克成站在他对面。当过兵的、并且据说还是厂民兵团的营长的刘克成向他敬了一个标准有力的军礼，把旗子递给他。工人梅有韬小两口亲手做的这面旗帜，拿在手中似乎有着着特殊的感觉和份量。他的手有点颤动着，把旗帜授给了刘克成。刘克成接过旗帜，转过身，用一只手拿着，举起另一只手，高呼“毛主席万岁!”工人们响应着，发出的雷鸣一样的“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里面已经没有了中学生所残留的那种童少之音。刘克成走出几步，把旗帜交给原先的那个旗手，也像是授旗一样。刘克成手一挥，旗手就领着这支队伍转身离开了。刘克成又转身向他敬了一个礼，就向队伍的前头跑去。锣鼓敲打了起来，好像是一个不协调的旧形式用在了一个最新的事物上。他目送他们在市委门前的街口消失，这才转身进中山塔，身边跟着程主任，好像都感到一种莫名的失落、压抑和空虚，耳中却听到那节奏单一而欢快热烈、渐渐远去的锣鼓声：咚咚咚咣!咚咚咚咣!咚咣、咚咣、咚咚咣……
虽然工人们离开了，锣鼓声也听不到了，他的头脑里一时却老是有着刘克成的那副大脸盘。看来，刘克成正在利用他，好像跟他已经有了某种友好关系似的，要利用这一点来支持他们在厂里的斗争，并且使自己具有某种威信和说服力，而这，却不是为了他自己，是为了干革命。反过来，他要利用他们对自己的某种好感、某种信任，来把握某种影响、打下某种基础，以便他们在运动中能比较听话，在不可测的将来不会像脱缰的野马一样不可掌握。他是在利用自己给群众的较好的印象来为党工作，并无自己个人的啥目的。但在他这一面，那可能有的个人目的，作为一种可能有的存在，就很逻辑地显现出来了，那就是“讨好群众”，更难听是“讨好造反派”。如果有人要责难他，那么这将是他们要说的话。但如果真的有人向他发出这样疑问和攻击，那可算是无稽之谈了，因为他犯不着去讨好造反派，他是共产党的市委书记，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搞得再厉害，也是为了巩固和完善共产党，无论咋弄，文件上写着，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都是要团结的，而不是要搞掉。文化大革命，归根到底要的是党，不是用造反派取代党组织，就像给人治病一样，最后要的是人的健康，而不是别的啥。他凭啥要无原则地讨好造反派呢?事实上倒是造反派从学生到工人，都对他这个市委书记有点“讨好”。如果说他对他们表现出温和友好的态度，那也是党的工作的需要，是一个市委书记应有的风度，并不是他个人在作啥表演、做啥政治交易。其实，他内心深处是把造反者的命运，在心中下了悲观的判断的，虽然运动目前还正在方兴未艾。但他如果泄露天机，对造反的学生和工人说，你们都偃旗息鼓回家去吧，你们这不是出来做蜡烛吗?药用于治病之后，也就是药渣而已，很讨厌，谁都不喜欢，要倒进垃圾箱里去，或倒在路上任由过路人踩跨的。他如果这样说，谁都会说他“反党”，所有的常委都将举手同意开除他的党籍，而且认为他简直是个疯子、傻瓜。对群众不能这样说，对身边的和下级的干部，也不可以啥话都说，一切只能是到哪山、唱哪歌。
他体会到他有一颗最能同情和理解的心。从毛主席，到毛主席在5月16日《通知》和《炮打司令部》中针对的人和事;从造反的或反对造反的群众，到不理解的干部以及胆小怕事站在一边的人们;甚至还有仍然被视为这个政权的敌人而以某某“分子”总称之的人们及其子女;他都能体会他们的心情，他都知道他们。这一切加起来，就是我们从上到下的社会现实。
关于“分子”，如地主分子、右派分子，正像王雪所说，我们早就有了可以摘帽子的政策，而且确实已经摘了不少，只不过文革一到，这些人在整体上作为专政的对象，又被强调。虽然《十六条》说运动重点在于“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而不是“地富反坏右”，但整个社会自发地在强调这些人作为“敌人”的存在。惭愧的是，老宗，他，甚至整个市委，一开始也是这样很顺手地来开展运动的，这已经受到了比如医校学生的指责和对抗，你不能不佩服这些中学生竟有这样高的政治水平。可悲的是，以老宗为代表，至今也不肯放弃这样的思路，而他，对此也不好多言。话说回来，即使是造反的学生和工人，虽然可以让出身“黑”的人参加自己的组织，但他们让组织的头头在出身上还是很注意“红”的，以免成为政治上被攻击的弱点。而他，最不应该的，是对医校静坐的史宏他们，提出了二十五名“黑五类”学生的问题，抓住这个做了文章。就在当时自以为得计之余，也意识到这很有不妥之处，但后悔已迟，深深愧疚，他的思想深处，是向老宗那个方面示好，让他们不要对他有误解。总而言之，文革一到，文革以前的一切，就像一锅粥，全煮在里面了。在以出身成份看人这个问题上，学生和工人尽管也是谨慎的，但实际上已经有所否定有所扬弃，也可以说是带有“造反”的性质。那些“黑五类”子女，在这样的时代，好像倒是在这场运动上看到了某种希望;也就难怪有一种观点总是把造反派看成“牛鬼蛇神翻天”，并且以此观察和对待文化大革命，作为某种指责的依据，不时地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发出警告。这是有点混乱的，显得比较陈旧、不当，但他一时仍不好多说，以至于竟然提出了二十五名学生的问题，真可以说是“见鬼”了。
所谓“黑五类”子女，因为年轻，血气方刚，也因为知道党的政策的正确完整的说法应当是啥，他们中的多数人并不自暴自弃，也并不退缩，这场运动一到，也就勇敢参加“造反”行列，虽然不当头儿，但属于坚定分子。他们懂得，他们有生存的权利、有发展的权利、有爱国的权利、有革命的权利，一句话，有做人的权利。他们在文革运动合法条件下，表现出对以前和现在所受歧视的反抗，是可以理解的，但这种反抗是在合法的和谨慎的范围之内。敢于越过某种藩篱、认为自己可以为所欲为，以至于做出极端事情来的，恰恰是相反一极的自以为高贵的那些子弟，据看到的材料，北京的情况就是这样。朱市长曾在电话里悄悄告诉他，前一阵，北京的以干部子弟为主体的红卫兵，在城里和乡下公然打死了许多“牛鬼蛇神”，人数很不少。这样的情况，应当说，是令人诧异、值得担心的。如果说，这就是文化大革命，那还有啥意义可言?显然是一点积极意义也没有，只能是一种极端性的错误，是野蛮的，是曲解、干扰乃至破坏这场运动的。相反，在亭州这样的小地方，从昭阳中学红旗兵团、医校井岗山，到刘克成他们所理解的文化大革命，却完全不同于北京的这些高贵的红卫兵。从目前看，在大的方向上，史宏刘克成他们是符合《十六条》的，这也是在他心里不能否定他们的原因。看来，这场运动，无论从《五·一六通知》看，无论从开展以来的实际情况看，很复杂、很复杂、很复杂，他得谨慎、谨慎、谨慎。
就在第二天，亭州电机厂的工人陈安国也领着百十人的队伍来到市委门口，他们倒没有敲锣打鼓，而是一路高呼革命口号而来，他们也打着一面大旗，写着“电机厂红旗兵团”。他们的要求有三条，承认他们“红旗兵团”是革命组织，要求驻电机厂的“四清工作组”作检查，要求市委正确对待前一阶段起来革命造反的学生。这些要求，与刘克成他们提出的，如出一辙，好像商量过的，只是词句略有不同而已。面对这一新的情况，又召开了常委会，决定：咋接待华兴机械厂刘克成他们的，就咋接待亭州电机厂的这些工人。老魏说，这样下去咋行?市委书记就不要做其他事情，就整天接见群众，给他们做授旗仪式吧!老李说，出个通告，以后市委不再这样做了。老黄说，为这个出通告，好像不值得，常委可以轮流接见，轮到哪一位，就哪一位出门接见，这样一来减轻杨书记负担，二来有了规矩群众就没意见，三来大家都到第一线去感受运动的情况。大家赞成老黄的意见。
亭州电机厂为头的工人陈安国估计也是二十几岁的人，只是显老些，看上去有三十岁，中等身材，粗壮结实，方脸宽腮，有一双暴突的大眼和过于分明的双眼皮，声如铜鐘，说话不乏文彩，初中毕业进厂，是一名钳工，既非党员，也非团员。他心中不禁感慨，工人中有着许多的人才，平时好像一点也不知道，在厂里可能连个小组长也不是，运动一来，就“英雄起于四方”，令人吃惊。毛主席总是让我们尊重群众，共产党不就是领导泥腿子打下江山的吗?多少普通工农成了如今的高级干部，真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是千百年历史的事实。难道从前的群众藏龙卧虎，今日的群众就只值得轻视吗?要不是毛主席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绝大多数人，甚至是我们的全体，还真的就会这样忘乎所以而不知不觉。毛主席认为不讲党群关系是很大的危险。对这些“英雄”咋办?应当因势利导，用他们做“药”来治我们的病，吸收其中的优秀分子来补充我们的队伍。党的基础是工农群众，也历来总是从工农群众或进步知识分子中挑选人材。他这个市委书记，当初也是一个高中毕业生，算是小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破落地主，因为积极参加土改工作而受到了重视，这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继刘克成，陈安国之后，像麻袋里的钉子个个要出头一样，纷纷有更多的英雄好汉在厂里“揭竿而起”，打出“革命造反”的旗号，用各种各样的红色名词给做了命名，来“要求市委领导接见”，所提出的要求与刘克成陈安国他们的相似，像是去请教过的，估计有的也未必就去请教过，只是认同而已，甚至好像是有意这样简单认同。
这样看来，全市确实正在形成一个“工人运动”，以支持前一阵的学生运动，来表示他们的“登上历史舞台”。与此同时，全市大小工厂单位贴领导大字报的多了起来，有的同驻厂“四清工作组”发生了面对面的辩论。但事物确实总是“一分为二”，工人队伍里的对立面也出现了，事实上这种对立面在学生静坐期间早已出现，而且在市委的组织指导下开展过活动。
当他发觉这种被群众称为“保守派”的力量也正在形成全市的组织时，已经是好几天之后，据程主任所说，这一阵到市委门口来要求接见的工人组织，虽然来自不同的单位，但人数比较多，占着本单位人数的大半，并且他们有着相同的组织名称，旗帜是统一的格式，都是崭新的红旗，当中是“主力军”三个大字，上面一行字“亭州职工总司令部”，下面一行字“某某支队”。在这些旗帜上，没有“造反”二字。
完全不知内情的程主任有点忧心忡忡的样子，他却不禁笑了起来，他之所以发笑，不是感到高兴，是有一种“淮河边农民”式的幽默感油然而起。他看到的是这背后站着我们平时开展各项工作的领导序列，他们站在后面，而让经过他们挑选认定的群众骨干出面，打出群众组织的旗号。这种组织性和力量是那些零星的自发的造反派不可企及的。两种工人力量的并立，他不感到好，也不感到不好。他感到的是这种外化和强化了多少倍的对立，是人民分成了两大块的这种令人觉得有趣而又担忧的新形势。但他是无法取消这种情况的，既无法取消那样的所谓造反的一面，也无法取消这样的所谓保守的一面。从报纸上可以看出，这形势不仅亭州如此，而且是全国性的。他担心着毛主席党中央将咋样收拾全国性的这种局面?他唯有回答程主任说，现在，谁要成立群众组织，我们都支持，只要他们表示自己是拥护毛主席党中央、拥护《十六条》的，就行，这是我们唯一的标准。
亭州四乡八野的农民也敲锣打鼓上了街，他们以郊区公社为“纵队”，以生产大队为“支队”，旗帜上三个大字是“同盟军”，下面一行小字是某纵队某支队。农民大军就这样打着旗号游行到市委门口，要求市委领导接见。这一天轮到老李，他看到老李精神抖擞地去了，过了一会儿门口那边就传来震天响的口号声。接见是顺利而成功了，可能也会有授旗仪式，一切都有喜剧味道，连他以前的接见和授旗，也被补上了这种可笑的意味。当然，他可肯定，组织这个“同盟军”的，是亭州农林系统的领导干部。
就像顺理成章一样，继“主力军”与“同盟军”之后，“保守派”学生的统一组织也出现了，并且比工人农民还进了一步，召开了全市组织的成立大会。各学校的“兵团”都制作了统一的旗号，按时在市一中大操场集中，成立了“红色保卫军革命总部”，显然是医校的“红色保卫军”的一种认同和扩大。共青团市委书记应邀出席大会并且讲了话。成立大会开过之后，就游行到中山塔门口。常委们都认为，这一回他必须出去接见并且给他们授旗。他心中很有数，这些学生人数更多些，学生里的共青团员和前一阵的“官办红卫兵”，大多数都在这里面，虽然他们已经被讥为“保守派”，但无论如何，应当格外重视。说实话，从感情上，他很乐意接见这支学生队伍。只是心里有着不踏实之处，这是因为想到了那些“造反”学生的存在和《十六条》的宗旨。
他再一次郑重穿起秘书取来的军装，他在接见全体学生之前，特地在里面先接见了学生头头，跟他们一一亲切握手，问长问短，他高兴而满意地看到他们都是规规矩矩懂礼貌的，周周正正、平平和和，没有突出的个性，给人纯洁善良听话之感，对他更有着一种不言而喻的亲近、依顺之情。凭着直感他就知道这确实是我们一向重视和培养的，他们这样组织起来是为了保卫党。他是否感情上不接受比如史宏这样的学生呢?不，他甚至承认史宏那样的孩子可能更符合毛主席的要求，在某些方面可能要比这些孩子强、比这些孩子有革命性。可是，他心中愿意喜欢和重视的，还是眼前的这些天然可靠的好孩子。他在内心不得不发现自己有着偏见，但这种感情，不但很难改变、也是不容改变的。
常委们未必这样理解他，当他们一致认为这次接见必须由他出面时，其中好像另有意味，好像含有对他的考验和嘲弄一样。他们大约认为他比较支持造反的顷向，对于这种误解，他也不必解释，日久见人心嘛。作为市委书记，他只能站在中央文件的立场上，对各方面的群众都要平等对待，引导他们正确开展运动，至于心中的好恶以及思考，那是应该提防着不要带到工作中来的。
那天他让老宗跟他一起去接见学生。他带有试探地说，老宗，形势大好呀。老宗说，形势也不是一下子就这样好的，我们对运动也有一个适应的认识的过程，现在知道了，这次运动有个特殊形式，就是让群众自己成立组织，自己解放自己，这说起来很简单，但是，有这个自觉，跟没有这个自觉，是不一样的。学生闹静坐时，学生懂了，我们不懂，我们还在那里利用工会、利用团委、利用工作组、利用党委，总之是老路子，这咋行呢?我们落后了一步，但我们跟上来了。先是向造反派学习，接着是超过他们，成立的群众组织比他们大，人数比他们多，人员情况比他们好，指挥系统比他们强，各种条件比他们优越，是我们直接可以信赖、依靠的力量。除了工人、农民、学生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组织、可以起核心作用的，也在酝酿成立，由复员、退伍、转业军人组成，由老红军、老八路、老新四军、老英雄、老战士做骨干。你就放心吧，谁也动摇不了我们。我们确实需要放手发动群众，以前没有放手，现在要放开手、放开脚，不能停留在很不理解的阶段上。
他听出一种很狠的弦外之音，暗暗担心，却微笑着点头。
站在中山塔门口，他让那些学生头头就站在他和老宗的身边，一起面对着全体学生。他发表了同样热情洋溢的讲话，所谓同样，就是以前曾对朝阳初中和医校学生表现过那种热情。他对于“红色保卫军”的成立表示欢迎和支持，他语重心长指出，作为学校里的多数派，作为政治条件比较好的同学，你们要更加注意团结不同意见的同学，做执行党的政策的模范，不要以为自己出身好，就有高人一等的思想，就不注意执行党的政策。他要求他们在运动中好好学习毛泽东思想，学好用好《十六条》，在革命大风大浪中经阶级斗争的风雨、见反修防修的世面，按照毛主席提出的五条标准，努力把自己培养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让帝国主义在我们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和平演变的希望彻底破产。他觉得他的讲话从总的立意到语气口吻，都充满了鼓励和期望，几乎要明显表达偏爱之情，他用“接班人”三字暗示和鼓舞了这些孩子。他感到站在他身旁的老宗神气很旺，面带笑容，对他的讲话大约是很满意的。他讲话之后，老宗带头鼓掌。
在后院宿舍区，他碰见了老宗家的老二宗静，手上拿着几份传单，在小路上跳跳蹦蹦的走来。他喜爱地叫了一声“小静”。小丫头到了他面前，仰面叫了一声“杨伯伯”，把手中东西一扬，放到身后，说，我来找建国哥哥的，他不在家。他问，啥好传单，能给我看吗?小静就把手上的传单给他，说，看过要还我，这是我要做收藏的。他说，我就在这里看一看，好吗?小静说，好吧，正好陪我玩玩，来，你坐下。小丫头拉他在路边木椅上坐下，而后就坐在他的身边，捧着脑袋想自己的心思。他就很有兴趣地看起传单来。
其中引起他注意的，首先是来自清华大学的一份大字报传单。他第一次看到，一直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作为在人们心目中仅次于毛主席的领导人，被直点其名写上了大字报的题目，说他“七月二十九日讲话是公然挑战”。光是这个标题，光是如此直点其名，就已经使他像是树木遭了连根的震撼一样，所有枝叶都簌簌颤抖，天旋地转，身体好像就要倾倒下来。
“坏了!”头脑里不知是一个啥声音，风一样吹过，令他遍体皆冷。其实他并不是一点不知道，只是他第一次看到这样直点其名的传单。他从一种恐怖的幻觉中清醒，而后就仔细看这份来自清华大学的大字报传单。这是一份批判文字，至于所批判的内容，他不陌生，就是市委按上级要求组织全市六所完中师生从录音收听的“中央首长七月二十九日人民大会堂讲话”，其中有“老革命遇到新问题”这句名言，这位中央领导说过这样几句话：
“怎样进行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太知道，你们问我们，怎样革命，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他许多同志，工作组成员，也不晓得。有时没犯错误，人家也说你错了，是不是?那时自己也莫名其妙。”
这些话，在大字报中遭到严厉的责疑。他记得他收听录音时，也是注意到这些话的，好像是对学生很平等的对待和很温暖的关心，现在这份大字报的认识却全然不同，与一个星期之后毛主席写的《炮打司令部》，作了对立的理解。
这一切都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像他这样级别以上的人，几个月之前就得到中央5月16日《通知》，感受到了情况的严重，除了表态，就是缄口无言，而现在，就连宗静这样十四岁的小丫头，也好像知道了一切，在捧着个小脑袋沉重思考、深深忧虑呢。
这样下去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光是好奇也就足够让群众表现出极大狂热，这种狂热非常可怕。这样一下子“大民主”起来，起码说，各级干部很缺少准备。然而，毛主席好像不考虑这么多，认为就是要这样做，而青年学生和工人们，好像立即都理解了，并且马上行动了起来。
小宗静手里得到的这张传单是一个惊天动地的信号，首都上空响起了隆隆的雷声，一直传播震撼到小小的亭州来了。他迅速理解了一些问题，也立即坠入空前的困惑与恐惧之中，但他马上本能似的让自己逃避开去。他深感自己在这样重大事情面前的无力与恐惧。
运动初期北京市委的改组，地位显赫、令人崇仰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顷刻沉沦，在小报所载的照片上作为“黑帮”被北京的红卫兵们反绞手臂、挂着“打倒”的纸招牌，像恶霸地主一样跪着挨“批斗”，真是惊心动魄、惨不忍睹，觉得太过份。而他面对小报，也只是作为一个好奇而恐惧的看客，只不过他不会像群众那样转而狂热起来。他能做到的，还是只有落实到“守土有责”四个字上来最为妥当。而到底咋“守”、能不能“守”住，也已经渐成问题。一切令人令他忧心忡忡……
还有一份引起他特别注意的传单，是北京工大三年级学生、校“文革委员会”副主任谭力夫八月十二日的一份大字报和八月二十日的一篇演讲。这个大学生，演讲如此流畅挥洒，丝毫没有党八股气息，倒像个高级干部的口吻，真令人开了眼界。
“有人说我们有的同志不敢领导了，我才不理这一套呢，我反正权力还在手，我就敢骂人。骂完了，我挺着肚子，像个无产阶级的样子下台。下台也不能软骨头，不能像狗熊一样，不能给无产阶级丢脸。(鼓掌)”
读来提神，可也令人深思：在这样高贵的语气里为啥露有悲音呢?反映了啥样的情况?为啥“不敢领导了”?是一些啥人要让他下台?他为啥考虑到了“下台”?他在骂啥人?他是啥权力“还在手”?在下面听着他演讲并且给他“鼓掌”的是啥人?
“有人对黑帮不恨，彭真的‘重在表现’给他那么多的甜头，怎么恨得起来!可是，对工作组，对一些老革命同志，却恨之入骨。对斗工作组比斗黑帮还带劲。知道哪一个干部犯了错误，就高兴得不得了，大有雀跃之势。看着共产党的干部犯错，你高兴什么?他妈的!一讲阶级路线，他们也来讲几句，怎么配呀?说起阶级路线，我们是‘既得利益者’，同志们，举一个例子，很简单，翻身贫农的儿子和被斗地主的儿子，谈起土改来，怎么会是同一种心情?(鼓掌)”
演讲里对彭真不敬，那么，在北京“斗黑帮”的，倒是谭力夫这类“无产阶级”学生，而不是“有人”这些学生了?事情真是有点复杂呀。
谭力夫的演讲直率豪迈、自成一体，但理论上并不完备，政治上并不成熟，也可以说是特定情况下的产物。从语气之大和语言之辣可以看出，谭力夫出身在高级干部家庭，这大约也是能担任学校里文革副主任的原因，当是运动初期学校党委、工作组在学生里指定的人选。至于那份大字报《从对联谈起》，是围绕一条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展开讨论，而谭力夫赞扬这个对联。
另有一份传单是北航附中“赤兵”的《自来红万岁》，语言刻板无味一些，但其中有这样一些引人注目的话：
“是我们无产阶级的父辈打下了这大好江山，难道我们无产阶级的后代就不应该坐江山吗?我们红五类子弟是学校理所当然的主人，我们红五类子弟是国家的理所当然的主人。让那些迫害、歧视、嘲笑我们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工人、贫下中农的人见阎王去吧!中国是属于我们的，世界是属于我们的!我们要高呼：自来红万岁!红五类万岁!”
“见阎王”三字令他吃惊，好像是听说到的运动初期北京城乡打杀许多“牛鬼蛇神”的一个注脚。由此可见，前一阵，或者直到目前为止，北京的学生之间，发生过啥样的争论，涉及到了啥样的问题，有过咋样的激烈斗争和分化组合。而在亭州，学生内部这一斗争虽有而并不明显，倒是由市委布置，在医校里“杀一儆百”地逮捕了学生刘镇琛，思路上倒是与谭力夫一致的，岂不怪哉，真是有点惭愧了。
对照《十六条》，谭力夫这一情况落后于文化大革命所定主题甚远。对这个“血统与革命”、“出身与选择”的问题，党早已有正确的说法和政策，在共产党之前，历史也早已用无数事实昭示了应该咋样看待人的“家庭出身”这个问题。可以说，这并不高深，凭着一个正常的头脑也就能够正确判断。为何如今在中学和大学这样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在文革运动兴起的时候，却忽然发生这样的激烈争论呢?真叫人诧异和叹息。
从谭力夫、赤兵的言语看，所发生的争论可不是闹孩子气，而是很严峻的一件事情，问题被推到了这样极端的方面。就是说，文化大革命竟然惹起了这样的一种敏感、紧张和对抗，并且在北京有如此突出的表现。看来，凡是人们心里的问题，都将不再沉默，都会被提出来，要求正视和讨论。“夫吹万不同，咸其自取，怒者其谁?”怒者，文化大革命也，是文革一石激起千层浪。
他不无惋惜和痛心地看到，谭力夫、赤兵之所“吹”是不对的，而所谓“被斗地主的儿子”们，由于地位和处境的屈辱，反而掌握了真理，并且是拥护《十六条》的，也就是说，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这一边。这就始料不及地形成了又一个矛盾，而这样的矛盾在亭州也同样存在。运动初期，工作组自然而然依靠“红五类”出身的学生，搞了“破四旧”、“上挂下联斗黑帮”、“横扫牛鬼蛇神”、“批判反动学术权威”这些事情，并且组成了“红卫兵”和学校的文革领导机构，学校里形成这些学生地位格外崇高的局面。文革好像就将这样进行下去，然后结束。可是，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另外的一些学生带着受压的情绪和完全不同的观点起来了，他们认为前一阶段运动违反了毛主席党中央指示的方向。这就是造反派学生的出现，其中很自然的就包含了大部份“被斗地主的儿子”之类的或一般平民的学生。在文革之前的年代里，这部份学生不同程度受到轻视，是我们的“阶级路线”执行中的偏差，到文革这时，就激化起来，而且有了公开诉说和对立的机会。面对这种“造反”，谭力夫们愤怒了。斗争是自然而然、不可避免的。这是人民内部矛盾在开展文革运动的情况下出现了对抗性的局面。
问题越来越清楚，党中央毛主席所说的文化大革命及其纲领《十六条》却证明谭力夫们算不得正确了，而“黑五类”之类的学生倒“碰巧”是对了。“红五类”垂头丧气，“黑五类”扬眉吐气，“红”与“黑”的处境就这样戏剧性地匪夷所思地被对调了位置。干部子女们背离《十六条》而犯了错误，像谭力夫一样要被赶下台。这不能不使这些孩子万分困惑、愤慨冲天，想起了父母打江山的光荣历史、坐江山的高贵现实，想起自己的“红”出身和在政治上一贯受到的重视，无论如何自己该是这个社会明天的主人，无论如何“革命左派”的称号不可以被别人夺去，就喊出了“老子英雄儿好汉”，一定要把这种很不利的局面再改变过来，把被颠倒的再拨正过来。殊不知他们用来作为最有力武器的这个“血统论”口号，在理论上不正确，在实践上不得人心。要拧回到文革前的某种秩序上去，要把前一阵对一般群众的排斥和压制继续下去，看来是很难的了，中央和群众这两头都不同意，而群众正在“自己解放自己”，所以这些孩子在强词夺理之下有着不可避免的悲音。谭力夫都有点歇斯底里了，《自来红万岁》则更为幼稚肤浅、声音嘶哑。这情况以后咋处理呢?“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而我们一世就要被“斩”了?这咋可能!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红”的无论如何要依然是“红”的，但“黑”的也不说他“黑”了，就是说，将来要适度地甚至完全地取消“出身论”，这将是这场运动带来一个必然的结果，应当承认这是一种进步，只是一代青年之间发生这样激烈的斗争是令人遗憾的。《十六条》似并未涉及“出身论”，只说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派的手里。也许，运动中出现这个“出身论”问题是中央始料未及的，因为这样的问题可以说太简单幼稚了，本来应当是不成问题的。他叹口气，把头摇了摇。
杨伯伯，你?
看上去一直捧着脑袋想自己心思的小丫头，原来却是注意着他的呢。他说，我受到一些触动。
小宗静说，杨伯伯，看了谭力夫讲话，我也很被触动，不过我不知道这是为啥，所以来找建国哥哥，这下子好了，你给我说说，这个谭力夫咋会这样能打动人的呢?
他说，他是用自己的语言说话，说的是他心里的真话，没有吞吞吐吐、扭扭捏捏、装腔作势，所以印在传单上，也能打动读者，古人说，修辞立其诚，就是这个意思。不过，文章能打动人，跟文章观点是否正确未必是一回事。你说“老子英雄儿好汉”、“自来红万岁”的观点正确吗?我们能这样对待自己、对待别人吗?一部份人是自来红，一部份人是“自来黑”，有贵贱之分，有门第之见，把人分成三六九等，人与人之间这样的关系，符合毛泽东思想吗?凭着我们“自来红”，去歧视、排斥、打击别的人，这是“社会主义”吗?
小宗静皱着眉，摇摇头。
他说，观点可以讨论、也可以改变，我们不能因为谭力夫的观点不正确，就不团结他，反过来又把他看得一无是处，不能因为他今天骂别人，明天别人就可以骂他。人与人之间，同学与同学之间，不应当这样对立，是不是?
小宗静点点头。他说，你们这些孩子，要在这场运动中观察、思考、成长，自己教育自己。像谭力夫，从传单上看，他是被轰下台了，但不甘心，于是发表了这一通讲话。受一点挫折对他今后也有好处。人人都要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要不然将来把班给你们接，你们也接不了。所以毛主席说这个运动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意义，这也包括了我们，包括了你们。我们都应当使自己的思想进一步革命化，掌握正确的世界观、方法论，是不是?
小宗静说，杨伯伯，你说得对，我懂了。刚才我想到我做的一件不好的事情，其实，做了这件不好的事情之后，尽管没有人说我，我却随时都会想到这件事，终生不安。
这令他惊讶，他问，啥事?能对我说吗?
小宗静说，到外面“破四旧”的时候，我打了人。我从来没有打过人。我打的而且是一个老太太，因为有人告诉我们，她是一个地主婆，是从北京躲到亭州来的。我就好像看到她从前是咋样作威作福欺负白毛女的，我就一个巴掌打在她的脸上，恨不得就把她打倒在地。但我力气不大，好像倒把我自己的手弯子打闪了。她看着我，眼睛里不但没有老妖婆的阶级仇恨，反而是一个老祖母、老外婆的善良神情，对于我动手打了她，感到意外，感到我这个小女孩没有教养，而且感到我可怜，她想喊我小孙女并且教育我，但因为我太凶恶，她感到无法开口、无法安慰我。
这时我好像才知道，她也是一个人，可能还是一个有文化修养的人，不应当简单地用“地主婆”三个字去看她。其实我心里本来也不是一点都不知道，但我打的时候就不考虑这些，就只对自己说，她是最可恨的地主婆、代表了天下所有的地主婆，我要通过打她来表现我是革命的，可是打过之后我面对的是一个普通老太太，从前这个老太太是不是地主婆、是不是作威作福，好像已经不重要了。她不觉得自己挨打得冤枉，反而为我感到惋惜，反而原谅我，她的那个神情就印在了我的脑海里，随时都会浮现出来。我打了她，痛苦的倒成了我。这事情我从来没有对别人说过，也许我会痛苦一辈子的。
小宗静的话让他感动，多么好的孩子!
他说，你的认识是对的，即使她过去确实做过不好的事情，那也是在旧社会，现在她在新社会也生活十几年了，受到人民的教育，思想情感也会有一些改变、有一些进步是不是?而且她作为地主婆的经济基础、政治前提都已经没有了，这是我们认识问题的一个基本依据，要不然就会把事情做得过份。同样如此，别人在对待我们时，只是用一个概念来套我们，这也会出问题，他们也会犯错误。
小宗静点点头，指着他手上的传单问，这一张传单我看不懂，能这样写大字报吗?我看了害怕。
他只好回避着含糊其词说，有的数学题，有人一辈子也不会解，或者谁也解不到终极的答案，但它确实是一道数学题，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有的历史几十年、几百年都没有弄清楚，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实在不懂的可以暂且丢到一旁去，以后有机会再求理解。你唱个歌给我听听吧，我想听你唱歌呢!
小宗静立即就站起来，脸上的表情是一下子把那些苦恼的和难懂的问题轻轻松松丢到一旁去了，唱起了歌剧《江姐》上的《绣红旗》。复杂婉转，但唱得很准，稚嫩的嗓子甜美文雅，脸上还富有表情。
他禁不住眼睛湿润了，笑起来，说，你把杨伯伯的眼泪都唱下来了，你是自己学唱起来的吧?唱得真好。等文化大革命结束，我送你进中央音乐学院，或者上海音乐学院，将来到空政文工团去当演员，唱《江姐》这样的歌剧。小宗静扑在他脖子上，说，杨伯伯，你可要一言为定啊!他眼睛更加湿润着，说，一言为定、一言为定!
第九章 声如铜钟
宗进庭向杨敬尧表示他“挺然相斗一千场”的决心。
毛主席在北京一次又一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在九月十五日的一场接见中，老人家高呼“人民万岁”。老宗的女儿宗静在十月一日见到了毛主席，他的儿子杨建国是在十月十八日，这是毛主席第三次、第四次接见。按上级通知，到北京去的学生，是有家庭出身的要求的，并且有名额限制。在亭州，各校参加和支持静坐市委的学生正在受压，也就不可能得到这份荣誉和幸福。当程主任把亭州市“文革办”关于如何组织学生进京接受毛主席检阅的《通知》文稿给他批准时，他加了一条：“家庭出身虽然不好，但本人表现好的学生，也可适当吸收为进京接受检阅人员”。说实话，写虽写了，至于下面咋样执行，他不会去检查，啥叫做“适当”，他也不知道;而在文革的情况下，啥叫住“表现好”，更是会有不同看法，他无法在文字上做更明确的规定，也不想去对某一个学校作具体的指导。但是，他必须这样写几句，才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后来，“文革办”《通知》里的那些规矩，不知咋的就被学生冲破，所有的学生，不论啥出身成份，不论是哪一派的，既没有人去查问他们的有关表现，也没有人去把握啥叫做“适当”，都结伴成群，自已做主，涌出校门，像蜜蜂离开蜂箱一样飞出去了。免费乘车，到北京去见毛主席，到井岗山、韶山、延安革命圣地去瞻仰，到心仪已久的各大城市和有名的大学里去观光。也有些学生响应报纸上的号召，采取了步行串联的方式。亭州简直像一座空城一样清静了好多，他也似乎再不必为这些学生操心了。
好像是趁着这“太平”时光，市委召开了全市工交战线“抓革命、促生产”动员大会，要求各单位全力以赴大干第四季度，全面完成和超额完成全年经济工作指标，为第三个五年计划头年首战告捷而奋斗。这才是正常的工作，做这些工作，干部就动起来，就有劲了;凡是干部，都认为日子应当这样地过。
也好像是“革命”方面嫌冷清，要来点儿热闹一样，社会刮起一股改名称的风潮，比如，某粮店改名叫“向阳粮店”、某药店改名叫“为民药店”之类。但他知道，“革命”方面真正的矛盾依然存在，而全国大串连的学生们终归是要回来的，不知又将出现啥形势。他悚惧地等待着。
然而，文革舞台上的主角，却换成了工人阶级。
一九六六年最后两个月，亭州文革是在紧张激烈、大起大落、十分戏剧性的情况中度过的，最后，即使老宗，一向似乎在握的缰绳，也完全从手中脱落。
十一月八日，有几十个工人来到市委，说他们被“主力军”打了，其中确实有脸被打肿的、鼻子被打出血的、眼睛被打青的，伤势不算严重，却打得很难看。原来，“主力军”在工人文化宫大会堂批斗医校被拘留的教师郁平，这几十个没有戴“主力军”袖章的工人要进去，说“我们也是工人，我们也要听听”，他们冲破门岗阻拦，向里闯去，但毕竟人少，在院子里就被拦住了，混乱中发生殴打，寡不敌众吃了亏，这些人被赶出了大门。这是一种新的情况，程主任及时报告了他。至于那些工人，来自好几个工厂，说并不是约在一起的。程主任记下他们的姓名、单位和伤情，安慰了他们一番，领着他们到机关卫生室去进行了一些处理，也就把他们劝离了。
批斗大会之后，“主力军”押着郁平，高呼着“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上大街游行。
工人咋批斗起郁平来了?谁同意把郁平提出看守所、交给工人组织批斗的?为啥要这样做?程主任也不能解释这些问题。他心里又是一阵郁闷。亭州运动的某些方面不在他的掌握之中，虽然他大而化之不以为怀，但每当发生一些情况，他的情绪暗里还是会发生一些波动。当然，他很快也就让自己平静下来。
他所不满的是，从医校学生静坐市委那时开始，老宗就开始利用工会组织，现在干脆让众所周知的工会负责人老刘做了“主力军”的头头。出发点也许是好的，但难道就可以无视或敌视另一面工人的存在吗?为啥不能让各单位把另一面的工人尽可能团结进来呢?至少要问：有没有做这方面的工作?
各单位原本各自分散的“主力军”，就这样第一次聚集一起，用这个批斗会，显示了作为全市性工人群众组织的存在，这些，不但给了刘克成、陈安国这些人一个信号、一个示范动作，而且将剌激他们集聚起来相抗衡。这就是“执者失之、为者败之”的道理。那几十个去闯“主力军”会场的工人，不管是不是刘克成指使的，都代表了一种必然的倾向。
不久之后，几十个工人来到市委“文革办”，其中为头的就是刘克成陈安国，他们要成立全市工人造反派的统一组织“工人红色造反司令部”，要求市委予以批准，要经费，要活动场地，总之一切“待遇”都要跟“主力军”的一样。
程主任说，“主力军”并没有全市统一组织，市委也并没有给“主力军”啥待遇，刘克成他们就举出“主力军”现已占据使用着工人文化宫的例子。程主任说那不是市委给他们的。陈安国说，你的意思是说谁有本事谁就去占有，而你们不管，是不是?现在工人文化宫已经被“主力军”占有，这本身就说明“主力军”全市统一了。亭州总共这么长一条主要大街，剩下好做总部的地方只有工商联和人民剧场这两处。假如我们“工红”把总部设在工商联或人民剧场里，你们默认不默认呢?
程主任无言以对，只好表示这么大的事情要向市委汇报。他听了也感到为难，又不能推给老宗，就召开常委会。
问题一摆出来，老宗就说，啥经费、活动场地!全市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统一组织已经有了，不能再成立第二个组织，只有阶级敌人才希望工人阶级一分为二。程主任小心地问，咋样回答他们呢?老宗说，他们可以申请参加本单位的“主力军”，不可以另行成立组织。
程主任脸上现出难色来。
老宗又说，现在已经很清楚，这些人打着文化大革命旗号，是冲着啥来的?假如我们束手无策，假如我们不运用我们的权力和组织系统把真正的工人阶级组织起来，我们就会像螃蟹被掐掉它的脚、撧掉它的钳子一样，叫做没脚蟹，那还有啥还手之力?还有啥安全可言?在这个问题上就是要不讲理，这个理只有我们讲，别的任何人都无权讲。“主力军”是在工会领导之下的，各级指挥由工会的负责人或工会指定的骨干担任，而工会是工人阶级选举产生、经过党委批准的，在我们这个国家是合法群众团体，离开工会领导去成立任何工人组织，是不允许的，是无政府主义，不能真正代表工人阶级。
老宗说着，老程在本子上记着，大家听着，无法否认这一说法是最正统的，但现在听来好像反而有点强词夺理。
他没想到老宗这样旗帜鲜明，没有第二个人能像老宗这样干脆利落、一点不拖泥带水。不过他担心着，这样的回答能否解决问题?刘克成那些人能接受这样的回答吗?可以断定是不会接受的。
他问了一下，有无不同的或者补充的意见?都摇头。就是说，大家提不出或者很难提出别的意见来。是的，啥是不同意见或补充的意见呢?难道能主张让刘克成他们去成立他们的“工红”组织吗?这话咋好说呢?而老宗的话，也不是硬要强词夺理，只是有点跟总的形势不合拍，但在座的有谁能驳斥老宗呢?就连他也不能。他只能让老宗就这样说下去、做下去。话说回来，倘若果真能遏止刘克成这些人，果真能通过“主力军”来控制局面，这样直至运动的“收”，又有何不好?
他说，老程就照这个精神回答那些工人，这就是市委的回答。
第二天上午，程主任回答了前来听取答复的工人们，立即遭到“迎头痛击”。陈安国口若悬河，一边说着，一边翻动着他的双眼皮很重的大眼睛，真是有声有色，程主任被批驳得“体无完肤”。一个脾气暴躁的工人把办公桌捧翻在地，几十个工人朝市委里面闯来。他接到了程主任从门口打来的电话，得知一切，作好了接见这些不速之客的准备。
秘书把人拦进了小会议室，他就面带笑容走了进去，程主任和一个工作人员这时也从门口赶到，带着记录本，样子有点狼狈，但保持着忍辱负重的工作状态。刘克成说，杨书记，刚才我们对程主任已经初步谈了一些，市委的答复真是让我们没有想到，我们个别人情绪激动了一些，这是我们不对，但是……
程主任忙说我们能理解，工人同志对我们发一点脾气不要紧。
这时他看到一个工人神情有点尴尬、眼睛朝着屋顶一翻，瘦瘦的，个子不大，黑滋滋的脸上有几分固执的表情，想必就是刚才捧翻了桌子的人。他特地走上前，跟这个工人握手，问他你叫啥?这个工人现出一种镇定的神情，说，我叫金满林。他说，这个名字好，我们社会主义的金子像苹果梨子一样挂满了树林。工人们都笑起来。金满林也勉强一笑。
这样调节了紧张空气之后，他让自己神情宽厚，不动声色地抽着烟，问，你们对市委答复是咋看的呢?
刘克成看了一下陈安国，陈安国站起来，一开口就声如铜钟，说，杨书记，市委叫我们参加本单位的“主力军”，可是我们本单位的“主力军”一直排斥我们，我们不但参加不进去，而且我们正是他们打击的对象，都等不及到运动结束“秋后算账”了，现在就要跟我们算账。这一段时间以来，各单位一面以生产为名束缚我们，一面又歪曲引用林彪同志讲话，把斗争矛头指向我们。林彪同志讲话有一段是这样说的：“一小撮反动资产阶级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和我们不同，他们企图炮打我们无产阶级革命的司令部，我们能容许他们这样干吗?”这段讲话的意思是很清楚的，是警告敌人不要接过文化大革命的口号浑水摸鱼。可是各单位“主力军”及其幕后指挥者，却引用这句话来针对我们这些人，并且针对前一阶段学生的革命行动，这种手法，恰恰正是林彪同志讲话所指出的接过“炮打司令部”的革命口号，而将矛头倒指。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今天我们来了，请市委看一看，如果我们属于林彪同志所说的“牛鬼蛇神”，那就在这里把我们抓起来，可如果不是呢?那这是咋回事?为啥全市各单位口径这样统一?他们说，对文化大革命过去不理解，现在理解了，原来还是要抓造反的这些人啊，还是要“秋后算账”!还有一种说法是，既然不能派工作组到学校里去，也不许工农干涉学生，那么只有动员根正苗红的孩子参加红色保卫军，去跟造反的学生斗争到底，到最后，接班人就锻炼出来了，文化大革命就决战胜利了。这两种说法现在很流传，各单位都像是开会传达过一样，刮起一股风来。请问市委，这又是咋回事?是啥人统一了全市这样的口径?这样的口径是符合《十六条》精神的吗?把林彪同志讲话歪曲到跟《十六条》相冲突的地步上去，这是啥行为?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解，为啥荒唐可笑到这种程度?我们将保留追究的权利!而在这种情况下，市委叫我们回去参加“主力军”，请问市委有没有跟“主力军”讲好，让他们吸收我们呢?如果讲好了，而他们不执行，是他们的事情;如果根本就没有讲，乃至于讲的是另外一套，市委的诚意何在?为啥糊弄我们?真正的意图是啥?其实，说穿了，“主力军”是啥货色?各单位“主力军”旗子上为啥统一没有“造反”二字?甚至连“革命”二字也没有!是偶然的疏忽?是有意的取舍?是无意中的下意识?小葱拌豆腐，一清二楚!我们认为，“主力军”里面，除了少数捧着上面的大屁股舔了又舔，梦想将来得到一个乌纱帽的人，除了少数别有用心要拼命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人，绝大多数是普通的工人，有很多老党员老模范，他们有的是受了欺骗，有的是私心杂念，更多的是随大流。现在有种说法，“千错万错马屁不错，跟领导走不错”，请问，这样还能有任何的革命吗?如果我们不采取针锋相对的斗争，文化大革命就会这样被扭转了方向，那结果就会是毛主席指出的：“实行白色恐怖”。这样的教训在首都北京、在我们小小亭州，不都已经有过了吗?这就是阶级斗争的规律，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针对这样的情况，我们一定要成立工人阶级的真正的革命组织，我们要明确打出“造反”的旗号，用自己的热血和生命，为贯彻执行《十六条》、为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而战斗，市委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我们“工人红色造反司令部”都一定要成立!我们为啥还要到市委来谈要求呢?因为我们相信市委是会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但《十六条》说了，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存在着四种情况。这个你们比我们学习得更好。最后，让我们一起学习刚刚发表的《红旗》杂志第十四期社论中的一段话：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却反其道而行之，提出这条路线的某些代表人，反对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他们转移斗争目标，把矛头指向革命群众，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假左派真右派’……党内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一小撮人把错误路线当作他们的护身符……。”
在这里暂时只读这一段。我叫陈安国，我的家庭出身不好不丑，社会关系上有几个灰斑黑斑，但是我不在乎有些人宣扬的“血统论”。好端端的文化大革命，突然冒出一个“血统论”，形左而实右，只不过是反对革命、镇压革命的一个借口罢了。我本人十三岁进厂当徒工，今年二十六岁，一直在生产第一线，我这双粗糙的手，它使用各种工具已经十三年了，还将继续使用下去，并不是想来碰啥人的印把子!首先我是一个合格的工人，同时我是作为工人代表到市委来谈问题的。明天，我也许会因为个人的私心杂念，退缩回家，不再做这样的代表了。但今天我还是这样的代表，我说的话，不光是我自己要说的，也是工人们心里要说的。我今天站在市委会议室，当着杨书记程主任的面说这些话，程主任和秘书同志也记录下来了，而且我注意到秘书同志速记能力很强，以后如果要跟我“秋后算账”，我不赖账，一个字都不赖，随时奉陪，奉陪到底!
这人真是一个天生的演说家，令他暗暗惊讶!这人所说，有许多也的确在理上，说得很深刻，他的心猛跳了那么几下。这人表现出的冲天气概，确实如其所说是有群众基础的。他听着，微笑的面容不觉渐渐严肃起来，缓缓地、一口接一口地吸着香烟。他可从来没有见过和听过一个普通工人当着一个市委书记的面这样从容不迫、慷慨陈词，一点也没有啥虚伪、畏却、谦恭。这就是“造反”。他注意到，工人们听得义形于色而又自觉克制着，都用眼睛看着他这个市委书记，他脸上的细微变化，他神情上的一丝颤动，他眼波里的幽微一闪，他们都盯着。他们希望陈安国的话能打动他、说服他，他们也担心陈安国的咄咄逼人会剌激他、惹他反感。从策略上他们大约还是希望陈安国能表现得“毋不敬”一些，但在情感上他们由衷赞美着佩服着陈安国。
陈安国说完最后一句话，就很从容地坐下，茨菇一样的大眼睛向着虚空悠然一转，似是在心中回顾并肯定自己刚才发言都是对的。
刘克成说，杨书记，陈安国刚才的发言代表我们大家，我们希望市委对我们要求成立“亭州工人红色造反司令部”的事情重新研究，做出新的答复。
他说啥好呢?市委就这个问题已经开过会了，又如何重新研究呢?他是只有维护市委的决定的，但他也不想得罪这些工人，他不是怕他们，而是他们的理由是站得住脚的。他得说服他们，虽然某种实质性还是难以回避。
他说，刚才陈安国同志作了很好的发言，说得很有道理，我是很受感动的，也对我们工人阶级的革命觉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首先，我要代表市委肯定你们的革命热情和革命要求。至于市委作出的决定，我个人不应当加以改变。市委是考虑到工人阶级不能一分为二，是想在这个前提下来满足你们的革命要求。但看来要把这个想法变成现实，还需要做相当的工作。我认为最重要的、最根本的一条，是要学好用好《十六条》。正如刚才陈安国同志所说的，一切都要统一到《十六条》上来理解。如果大家是以《十六条》为标准的，那就在一个组织里也行，不在一个组织里也不要紧。市委本来考虑，工人阶级不需要成立不同的组织。但现在看来，也不等于你们如果另外成立一个组织就绝对不行。不管有多少群众组织，只要大家是在毛泽东思想照耀之下，那终归还是要走到一起来。在民主革命时期，情况复杂，互相隔绝，但各个山头都在党的领导下，才成为统一的革命大军。要不然咋能在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人口、这么强大的敌人面前，取得全国革命的胜利?我现在还是希望你们考虑市委的决定，再做些努力，同时市委也要进一步去做“主力军”的工作，让他们能正确对待、吸收不同观点的阶级弟兄，并且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实行民主选举。至于林彪同志讲话，对照亭州，我理解也不是指向你们的，也不是指向革命师生的。你们反映的那些说法，如果是那样，那是错误的，不符合《十六条》，也决不是市委的意思，市委不赞成那样的说法。关于成立组织的问题，我要告诉你们一条古老的哲学，它认为，无形的东西，比有形的东西更厉害、更长久。但我不是说要让你们处在无形之中，不是说决不赞成你们成立自己的组织，我是说我们遇事要有辩证法的思想，那终究是不会错的。今天我们就谈到这里吧?具体问题，你们跟程主任继续研究，能办到的，市委都应当为你们办到。我暂时就先离开，好不好?他站了起来，工人们也都站了起来，鼓掌欢送他走出会议室。
会见不曾得到一个明确的结果，但这些工人也不曾逼他具体答应啥。他感到工人对他有一种理解，有点把他看成一个好心的但有点书生气的人，因此不跟他计较，也因他的身份而不想轻易得罪他，想跟他形成比较友好的关系，甚至在某些方面寄希望于他，好像要“争取”他成为同情和支持他们的人，他们基本上是这样谨慎着、珍惜着的。当然，尽管他相信自己的这些感觉不会错，尽管他为此而有某些感动，但他并不是一个能被啥俘虏过去的人，他决不会忘记自已市委书记的责任。和善地友好地对待这些人，视这些人为普通的正常的、并且是有革命积极性的群众，而不是将来“秋后算账”的对象，已经越来越是他抱定的一种总的态度，他没有理由不这样看待和对待他们，哪怕内部对他有所误解，他也不会改变自己的这一态度，并且他要用这一态度来向人们表明，我们应当咋样做工作。
他刚才的接见中说到市委要进一步做“主力军”的工作，让“主力军”能开门吸收这些不同观点的人，并且实行民主选举。这一点，在市委常委会上没有讨论到，不知为啥被大家疏忽遗漏了，而他也只是在刚才讲话之际才想到。话虽说出去了，靠他一个人却是做不了这项工作的，必须跟老宗商量，是否可以让市委“文革办”找“主力军”谈一谈，提出这个要求，并且还应当抓出一两个典型来做示范。要真心诚意全力以赴做这项工作，在真心诚意全力以赴的情况下失败了，才能算这条路暂时还走不通。
后来，他让程主任去把今天跟工人会见的情况向老宗做个汇报，把记录给老宗看一看。他这样做是让老宗有个充分考虑的时间，然后再跟老宗商量这事。他等了一天，老宗没有反应。但情况已经事不宜迟，他必须跟老宗见面。他让秘书去请老宗。
过了一会儿，老宗来了。他说，前天我跟刘克成、陈安国那些工人见面的情况，让程主任向你通报过了，两点，一是让“主力军”吸收本单位“工红”这样不同观点的组织和个人参加进来，二是进来之后，适当时候实行民主选举，至少要有这个允诺。这实际上是想把上次常委会的意见具体化、进行落实。你是啥考虑?我认为让工人统一在一个组织里，哪怕面和心不和，哪怕实际上还是分成了两堆人，也比公开分裂为对立的两个组织好。
老宗摇头说，情况我知道了，但做起来很难，可能就做不到。现在跟从前不同了，群众现在可以不听我们的话了。
他说，试试看吧?
老宗摇头，但不说话。
他说，你光是摇头，我想听你的意见。
老宗说，问题不在这里。即使我们能做到这样，表面上把他们捏起来，其实还是不行。孙悟空就是孙悟空，谁也没有办法，最后只有让如来佛把他镇到五行山下去，五百年出不来。现在正是孙悟空出来闹的时候，要把他们这样收起来、限制起来，能听你的吗?
他想说，这本来不是你的主意吗?但他没说，因为他进一步明白了，老宗在常委会上只是那样说说而已，并不真的认为能把刘克成他们跟“主力军”合起来，所以也就不曾提出具体的工作路子，以至于陈安国发出的责问是那样有力。可是，下面到底该咋办呢?
他说，要么这样，我们两个分头到华兴机械厂、亭州电机厂去，抓这两个大典型，这两块大骨头啃下来，全市就有了最具说服力的样板。好在学生现在都出去串连了，情况单纯了一些。老宗还是摇头。他问，你到底咋考虑的?
老宗说，老杨，随他们去吧。这是不可阻挡、阻挡不住的。你在这样想，你知道他们在想啥吗?“主力军”想的是如何随时出动来保卫市委，就好比是我们最自觉的工人警卫队一样。而刘克成这些人在想啥?他们想的是如何揭发、打倒我们!你叫他们咋合到一块去?
他心中暗吃一惊，他看着老宗，听他说下去。老宗说，都说我们在整这些人的黑材料，是的，是在整，一天也没有停止过，要不然我们各级岗位上的人是吃啥饭的呢?但是，反过来说，这些小毛鬼就不整我们的黑材料吗?也在整啊!在收集、调查、给我们常委排队呢。他们起来造反，就是反过来要对我们这些人做审查，他们要在这场斗争里显威风、立功劳、当左派。我说了你不要见外，情况是确实的，不是我诌的，你的情况，这些鬼也了解得很呢!
他暗惊，但一笑，问，我的啥情况?老宗说，大情况没有，你到亭州来时间不长嘛，但小情况还是有的，比如你床边的小书桌上放着一部啥书，我不晓得，但刘克成他们晓得。他们经过衡量，认为这事情还不能算，还是要区别对待，他们认为你生活简朴，是个好人，他们瞄准了要打倒的是我，要团结争取的是你。他们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定了这个方向和策略。
他一听，脸上一热，他的床边小柜上确实放着一部书，是“皋鹤堂”版的《金瓶梅》。他让文化局洪局长亲手从亭州图书馆借出来的。在家里看《金瓶梅》不能成为啥问题，因为这是一部古代文学作品，里面虽有淫秽描写，处在一定文化层次上的人，还是可以阅读的，正如张竹坡在《读法》里所说，真正读书者方能看《金瓶梅》。毛主席让高级干部们从认识社会历史的角度去读这部书，并指出这部书“不尊重妇女”。所以他就没有躲着人，只不过最好还是放在房间里，不必拿到外面堂屋里来，毕竟那时面有许多“不尊重妇女”的描写。但这事也就不很秘密，想不到刘克成这些人竟然也知道了。
他说，可笑，我要他们啥区别对待?他们又凭啥瞄准了你?说着这话，他想着前天的那些工人就知道他在看《金瓶梅》，心里仍然不是滋味。听老宗说，工人“经过衡量”，已经不把这个当作啥问题了，而在接见时，工人对他确实还是一如既往很尊敬的，想到此，又不免感到一种很特殊的惭愧。这文革呀，还没有碰到他呢，已经让他心里这样翻腾了，假如平时确实有点问题，让群众抖出来痛加指责，那是个啥滋味?这一关确实不好过。毛主席呀，你老人家发动的这场运动，让很多人难以接受啊，能够真正理解和赞成的人是不会多的，有点“剃头挑子，一头热”……
老宗说，最近我听到一个“五不怕”的说法。他说，是“五敢”吧?老宗说，不是“五敢”，那是鼓励学生的，叫他们敢想敢说敢干敢做敢闯敢造反敢革命敢斗争。他笑道，你说多了，说成“八敢”了，《十六条》上只有“三敢”，是敢想、敢说、敢做，这比较精练、不重复，但平时报纸上有时确实多了几个。老宗说，反正就这意思。“五不怕”是鼓励干部的，叫做“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
老宗看着他，而他一时说不出话来。但他模糊记得以前就有这个“五不怕”的说法，是毛主席一九五八、五九年间说的，叫干部能以这种精神顶住“共产风、浮夸风”这些不正确的东西。当时听了不很理解，至今也不能算很理解，总是想，一个人当干部当到被送去坐牢、杀头，虽说后来被证明是无辜的、正确的，可又有何意义呢?那还不如抱着随大流、顺从上级的态度。即使要抵制上面的不正确的东西，也要有很好的方式方法，岂能“五不怕”?毛主席的这个话，精神上是好的，树立一种高要求，可称“立极”，取法乎上，犹得其中，如果相反，不“立极”而“立中”，取法乎中，就仅得其下了，当然不行。他这样作了理解，也就是说，他在精神上敬仰“五不怕”，但在行动上取“中庸之道”。
他没有跟老宗讨论“五不怕”说法的来龙去脉，这样的话题，还是回避了吧。
老宗说，问题都到这地步了，我们还有啥可说的呢?但我们不能灰心失望，我们要尽我们的努力，也要作好最坏的打算。
他说，不要看得这么严重，现在小道消息多，不知真假。我相信我们县级基层的人，只要不像曹家骏王家山这样挺不住，百分之百都可以过关。当他说这句话时，同时却想到老宗可以被抓住的东西还是比较明显的，加上历史上有过的问题，在这次这样大的群众运动中是不是会特别地吃点苦，似乎有点难说了。但大约老宗也不至于就成为党要加以“清洗”的对象，一个干部要达到该被“清洗”的程度，那也不是容易的。
他觉得跟老宗这场谈话有点变异了，他本来要谈的东西被放置到一旁去，而谈起会不会被群众“打倒”的话题来了，真是岂有此理。如果老宗像曹家骏王家山那样被群众揪住不放，他是应当想点保护性办法的，似乎需要有这个思想准备。
他叹口气，就眼前的事情靠船下篙说，老宗，我们照做我们的工作，我们目前还是负责这个城市的人，我们分头到基层去蹲两个点，让那里的“主力军”吸收对立面的工人进来，哪怕貌合神离，我认为还是能做到的。也可以不到大厂而到两个小厂去做这个实践，认真做一次努力，看看结果如何，不计成败，都是有好处的。他一边这样说得很有道理，企图说服老宗，一边却似乎感到自己也信心不足，兴致像松了气的血压计上的水银柱似的往下降。
老宗摇头，说，我不想去干这事，弄不出名堂来的，就好比明明在涨潮，你却要顶着潮头下海。现在的总趋势是纷纷成立自己的组织，哪有观点对立的人合成了一个组织的?一山不容二虎，现在情况是群雄四起。正如从前，到处拉杆子，光是一个县里就能拉起几十个抗日游击队来，五花八门，这时候你挡不住这个趋势，到一定时候才分久必合、越合越大，这当中免不了互相残杀。历史就是这个泥沙俱下的样子，正如中央《公报》上指出的，我们有“社会阴暗面”嘛。中央号召要克服这些东西，但从现实看，文革本身也提供了“阴暗面”表现的机会，污泥沉渣、死猫死狗，都跟着大浪翻上来。说得不好听，我们这个社会，从旧时代过来的嘛，就像个大屎缸，不能搅，越搅越臭。现在反而是号大家来搅，你也搅、他也搅、大搅特搅，真是史无前例。
老宗的话虽对，却强调了消极的一面，有点偏激离谱了，他默然无语。至此，下去搞试点的问题似乎显得很幼稚，不必谈下去了，他不觉就回到原先的几乎有点无聊的话题上，问，你咋知道刘克成这些人在收集、调查我们的情况?
老宗说，我中有敌，敌中有我，上下沟通，左右联系，这很正常。你以为造反派在做啥?他们要做的，第一步，把自己组织起来，第二步，来看我们这些人里面可有能揪出来打倒的，那就要暗中调查我们的情况。北京传来的消息说，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被作为“大叛徒”揪了出来，中央高级党校党委书记、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林枫也被打成了“大叛徒”，在中央党校里戴高帽、挂黑牌、游校示众。煤炭部长张霖之，颈项上被吊起六十斤重的铁块，活活折磨死了。那里的群众是首都的大学生啊，不管他们是哪路来的，反正敢想敢说敢做到了这地步，这股风如果刮到我们基层，那将是啥样子呢?周总理接见那些红卫兵说：
“张霖之是个好同志，为什么你们把他揪去四十天不让回家?为什么不让他回国务院?这不是非法拘留吗?不仅对一个部长，即使对一个同学也不能这样。我们的党员、公民不能养成这种风气!张霖之是中央候补委员，我怎样向中央交代?现在张霖之化成灰了，连个追悼会也开不成，我很难过。‘黑帮’这个词不能乱用，《十六条》上，十一中全会《公报》里，没有这样提。不能说一切领导人都是‘黑帮’，说绝大多数也不符合事实。不能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我们党是有历史教训的。党的干部绝大多数是为党为人民的，他们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忠心耿耿，经历了各种考验……”
老宗所说的情况，他相信是真的，听了心里也是沉甸甸的。这样草菅高级干部的人命，的确是一个大问题。首都的这些大学生，是咋的了?就在毛主席身边，为啥这么不讲政策?这种情况就连起码的人道也没有啊。当一个学生这样做时，别的学生为啥不站出来坚决制止?《十六条》不是提倡“独立思考”的吗?《十六条》在说到“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的同时，也说到群众要“自己教育自己”，要识别“那些做法是对的，那些做法是不正确的”。学生们难道没有阅读、学习《十六条》吗?即使没有《十六条》，不能随便打人骂人的起码要求，也应该是知道的呀!
老宗所说“斗黑帮”的情况，可能是出身最红的那些学生做出来的，出身不好的以及平民的学生那时还没有起来造反，是旁观者。他对老宗说出了这一分析。老宗略显吃惊，说，对的，可能是这样的。但不能怪这些娃娃，他们也是一片赤诚，但门第高，见识大，出手重。如果把他们这股劲，引导到正确的方面，那是多好?现在是用在自相残杀上了。这些娃娃，现在该晓得运动的实质了，我倒担心他们反过来又做啥出格的事。这些孩子天不怕、地不怕，胆子特别大。但他们不应当这样对待别人的老子。
他说，北京这些学生不过是这样的水平，说明还跟不上文革这种大民主的要求。你上次在我家说过，“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现在看来，在民主还不能普遍实行的条件下，就必须要有足够的集中，要不然就大乱。审查干部是党组织的事情，即使这样，还有弄错了的，何况是群众运动呢?不出事才怪。我们这里曹家骏王家山其实也是这回事，只不过级别没有张霖之那么大，用在他们身上的手段也没有那么荒唐，但事情的实质是一样的。六十斤的铁块挂在颈项上，即使一个身体强壮的年轻人也吃不消啊。谁不是血肉之躯?人不可能金刚不坏。如果连这样的常识也不顾了，那就是残酷。不管打的是啥革命旗号，不管是啥样的群众，来自高贵，还是来自卑微，天大的理由，这样做都是不对的。唉，我可能说得不对，过份强调了运动中的问题。
老宗说，既然你也这样想，我就在你面前瞎说一句，我认为搞这个运动，错了!群众起来之后，就比“左”，你“左”我更“左”，必然成了灾难。即使出发点再好，也会变成坏事，甚至于出发点越好，结果就越坏。另外，好比有一种病，平常是少数人才有资格害，现在呢，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了，这下子有了机会，大家都来害这个病，膨胀自己、打击别人，而且用来针对我们这些人，真是极大的讽刺，就像一个人平时是咋样打猴子的，有一天猴子也就咋样打他。
老宗说得有趣，他笑了一下。
老宗说，他们咋就没有新武器，而要用我们的老武器的呢?可是新武器又在哪里呢?他们只有拿起老武器。这下子好了，他们人多，我们人少，他们是闹革命的，我们是革命的对象，翻天覆地，虽不是一九二七年的湖南农民运动，却也就像一九二七年的湖南农民运动，这还吃得消吗?土豪劣绅吃不消，我们也吃不消。土豪劣绅还可以反抗、可以逃跑，并且有国民党支持他们，我们呢，被规定不准反抗，逃也没处逃。好在群众里面出现了不同的观点，让我们得到保护和安慰。可是中央社论又叫人们不要当保皇派，也就是说，让我们只有孤立无援、乖乖挨整。经过这么一闹，我明白了，也知道以后该咋做了。现在说了也没有用，等群众把病害过了，大家都说够了够了，那时才有太平。
他表示赞同，但他又加了一句，说，不过《十六条》并没有让学生这样做。老宗表示不同意，说，在群众内部是没有让这样做，但在群众对干部的关系上，是开了一个口子，叫群众来整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请问啥叫做“整”?这样的当权派在哪里?当然是在干部队伍里。就要来找一找。那不就斗起干部来了?人民内部矛盾不是就当成阶级斗争来搞了?
老宗这话，他一时倒也无言以对。
老宗说，孔子讲过，“血气方刚，戒之在斗”，我们现在还没老，还是血气方刚，这些青年的学生、工人，更是这样的了。看来下面还有得“斗”呢。
他笑着说，孔子有“小子可鸣鼓而攻之”，荀子有“非十二子”，圣人也不得不“斗”啊。
老宗说，那就“斗”吧。日日斗，月月斗，年年斗，不是他斗你，就是你斗他，斗是绝对的，不斗是相对的。现在，我们这个县级市委还好好的，因为刘克成他们的全市组织还没有成立起来，等他们成立起来了，他们就要到市委里来抓亭州的彭真、万里、安子文、林枫、张霖之去“斗”。北京先是“红五类”的娃娃们起来“斗”，过火得很，现在是造反的起来“斗”，劲头也不会小。做干部的现在总之是左右挨打、在劫难逃。所以我们应当考虑的如何掌握好我们自己的队伍，如何在组织上思想上让我们全体做好各种准备，迎接这股一阵又一阵“斗”的恶浪。不管毛主席是啥好心、好意图，是咋样要经过运动最后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反正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斗”得厉害，我们要面对现实考虑问题。好在我们有群众基础，在全国形成了所谓保守派，其实应当说是可靠派、真正左派，跟造反派这些假左派、真右派针锋相对。这种情况下，你现在想去做试验，把刘克成他们吸收到“主力军”里去，这项工作，咋能做得下来呢?我们主观上想做下来，结果也还是做不下来。不如不去做。但作为常委会的决定，这个意见我已经跟老刘讲过了，不是没有讲，也就算是布置过了吧，他不贯彻，或者贯彻不下去，是他的事情，不是我们的事情，文化大革命嘛，可以不听我们的话了。我是很有可能被造反派首先“打倒在地，再踩上一只脚”的，我无所谓，也不怕，而且光荣。如果那样，到时常委会可以把我“抛出”去，让我“经过去”，让群众对我火烧、炮轰、油炸，都行。遇到狼群，在暂时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只有把狼想吃的东西一点一点的抛给它们，拖延时间。要尽量减少我们的损失，到一定时候就能大反攻。这是必然的。你不要认为我的思想跟这个运动不合拍，现在已经无所谓合拍不合拍了，现在是从实际出发考虑问题，至于运动的是非，运动有多么伟大，是另外的一回事了。像我这样的基层干部，上面的事情，我即使能说出个道道来，又能咋样?反正最后是中央说白我们就说白，中央说黑我们就说黑，对我们这个等级上的人来说，这是唯一的选择。而且我们上头还有地委省委华东局，我们一点儿也不用发愁，跟着上级就是了。井岗山的时候，有些人排斥了毛主席，他老人家也没有办法，只有服从，只有等待，一直等到三十万红军损失得差不多完了的时候，大家都认为不能那样下去了，要请他老人家出山，他老人家才有了出头之日。这里面能说明的东西真是很多很多。现在我们需要具体关心的是亭州的事情，这个是非黑白我们最有把握。即使一时把我们打倒，我们心里还是有把握的，永远有把握。只要我们把亭州的事情处理好，不出大事，避免大的损失，就能迎接最后的胜利。啥是最后的胜利?除了党中央毛主席的胜利，对社会而言，就是恢复正常的生活秩序、生产秩序。那就要用得着我们。这是文化大革命向我们显示的必然的任务，我们不但不要灰心，还要作好充分的积极的思想准备。
老宗的眼睛瞪大了看着他，那种自信和气概确实令他佩服。他说，老宗，我理解你，我跟你是一致的，具体事情上如果有点不同，无关紧要。群众组织这个事情，就听你的，不去考虑它了，听其自然吧。那么我们现在是不是让“主力军”也注意一些策略，严密自己的组织，抓好自身的学习，像把郁平从看守所里弄出去批斗这些事情，至少在策略上，是不是少做或不做?有时无为的状态比有为的状态更为有利，蓄势待发比奋勇出击更为有力。比如我们能让“主力军”不要成立全市组织，让他们只是分散在各单位，把有形的组织变成无形的联系，在无形的联系中掌握一切，效果是不是会更好些?
老宗说，这当然是最高境界，但实际上我们现在掌握不了局势。“主力军”的成立，说实话，虽然有我们一些人暗中指导，但我们确实也不能一手遮天，天是大家撑起来的，大家都有这个积极性，我们推动他们，他们也推动我们。“主力军”在性质上也是群众组织，也是处在文化大革命之中，会传染共同的时代习气，会同样有不听话的时候。现在我们的身份在群众眼里总的来说，是跌价，不是涨价。过去一个党团员也让群众老远就肃然起敬的好日子，一去不复返了。这上头确实是民主了进步了，你不承认也得承认呀……
老宗所言，传达给他的，是一种暴风雨即将来临的气息。
第十章 临时逃亡
“工红”在各单位抢得许多“黑材料”，在市委门口销毁。
不久，一个工人给“文革办”送来一个信封，里面装着“致亭州市委的照会”。字写得很好，工整清秀，使他想起这大约是他见过的跟刘克成一起的那个工人誊写的。这篇所谓《照会》的奇文写道：
由于各单位的“主力军”都拒绝吸收革命造反的群众组织，在这种情况下，就发生了大辩论，有的是双方约定了时间，上台辩论，有的是没有约定时间，随时随地发生了辩论。“主力军”在其幕后人的指使下，不但根本没有平等辩论的诚意，总是采取围攻的、群众斗群众的方法，到处都发生了打人、揪人、关人、在厂里游斗人的事件。
目前有几百个无辜群众被非法关押在本单位的某个黑房子里，勒令其写悔过书。被关起来的人受到殴打和虐待。于此同时，各单位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也遭到空前的“专政”，并不是由于这些人有何现行的破坏活动，而是以此来抹黑造反派，说造反派加上这些人就统称“牛鬼蛇神”。
鉴于以上情况，革命造反派工人要想与“主力军”实现“团结”，目前已经连门都没有，门被“主力军”关死了。
“主力军”接过“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口号，来打击响应毛主席号召起来进行文化大革命的人，卖力地执行这一条镇压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只有针锋相对，走自己的路，组织起来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
为此，我们华兴机械厂、亭州电机厂等五十六个单位的工人代表，代表着全市十大系统的工人阶级，决定：
由刘克成率队到伟大首都北京去取经、学习;由陈安国等人在亭州进行更广泛的联系和发动，以最快速度，召开大会，进行民主选举，成立“亭州工人红色造反司令部”。
我们决心与亭州市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少数人斗争到底，解救被非法关押、正在受到摧残的革命造反派战士，解散“主力军”这个反动保守组织，让受蒙蔽的工人弟兄们回到正确道路上来，与全市革命红卫兵、革命干部、革命人民一起，共同夺取亭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
略有夸张，表达着一种激愤而义勇的心情，底下有来自不同单位五十六人的亲笔签名，第一个是刘克成，第二个是陈安国，他逐一看下去，在最后看到还有“革命红卫兵代表”史宏、江进海的签名。
他倒抽一口冷气。工人竟然用“照会”来对市委说话，这不是无知错用，而是一种形势。但这也罢了，他更为感受到的是一种强硬意志的存在，足以跟老宗的意志相抗衡，而且决心要来压倒老宗的意志。这些造反的工人就这样进一步行动起来了。
他还注意到他们从正面提到了干部，称为“革命干部”，而不是简单地把干部当作对立面，这体现了他们的聪明。
《照会》中所说的“发生了大辩论”，是这些工人听了他的话，真的要求加入“主力军”，还是跟老宗一样看出他这个主张行不通，而用完全可以预知的事实来做个证明?现在的结果是，他们尽力而为了。通过他们遭受排斥、打击，被考验出不讲理、不团结的是“主力军”，所以他们跟“主力军”无法捏到一块去。
他们跟老宗一样紧紧把握住了斗争形势，只不过犹如两军对垒，意志正好相反。他们的全市组织“工人红色造反司令部”肯定要成立起来，这是阻挡不住的。而成立起来之后，他们就要来管亭州的事情了，但“主力军”这一边又岂能甘心?全市工人阶级就这样分为对立的两边，那会闹出啥事来，他很难想象。
不仅是工人，明摆着，史宏江进海这样的学生已经跟这些工人，而不是跟另一部份工人，“结合”在一块了。
市委咋办?作为市委书记，他应该做啥?能够做啥?咋样尽自己的责任?咋样才算不犯错误?如何才算是实行了正确的领导?
刘克成好像是又一次对不起他，也又一次顾不得这一点，令他竟有点失落和遗憾。真正能体会和服从他这个市委书记的，决不会是工人造反头头刘克成，而只能是他的忠心耿耿体贴入微的秘书和全市的绝大多数干部。
这样分析起来，他得承认刘克成也有其对的一面，因为在政治运动中应该具有坚定政治立场。可是，作为一个普通工人，如此出头，跟市委绞着劲，就真的不担心会有被定成“反革命”的危险?刘克成出来当这个头头，不管是咋想的，总之也是做“蜡烛”，要想最后能讨到好，真是难矣哉。
李宝安所说“在劫难逃”，对刘克成也将适用，只不过是另一面的。但刘克成这样的人，大体上是出于政治上的单纯幼稚，偏要来做这个“蜡烛”。至于急流勇退，自古以来能做到的人就不多，往往总是硬着头皮走到底。不管咋样，一切才是开头呢，“好戏”还在后头。
但是这个“照会”该如何处理呢?是否找老宗来商量一下呢?然而，老宗会不会理解成一种责怪?因为“主力军”的后面就是老宗。还是集体负责吧，他拿起笔来就写下了“常委阅知”四个字。某种意义上确实是那句古话，“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做渔翁的感觉总要好得多……
他把《金瓶梅》用报纸包了，放在洪局长送书留下来的布拎袋里，带到办公室，让秘书用电话联系老洪到他这里来。这部书，他还没有看完，现在是没有欣赏这种书的心情了。
这部书写西门庆的荒淫生活，老婆有七、八个，酒色财气，至于那社会，腐朽黑暗，醉生梦死，毫无希望，从社会生活的情况上说明了明朝为何灭亡，毛主席让高级干部读这部书，其意大约在此吧?此书是以《水浒》西门庆潘金莲故事加以扩展而成，成了一部腐朽社会的世情书，也是一些中国人在一定时期的德行书。它作为书的存在，将随时提醒人们检查自己，比起几百年前，有了多少进步?
老洪的一条腿在解放亭州时被炸成残废，那时老洪是班长，才十七岁。康复后，就留在亭州工作。不管是走在机关大院里，还是走在大街上，拄着拐杖、有一条裤管里是半截假肢的老洪，好像成了一种革命有功、打江山坐江山的象征，而格外得到小城群众投来尊敬的或敬畏的目光。老洪这人，本来也没上过学，是仪征县农村的一个穷孩子，但残废康复以后在干校里刻苦学习，变得就不一样，大约正因如此，渐渐也就把他从商业物资战线用到了思想文化战线上。虽然资格不比别人老，但由于有了文化，并且因腿残而有了某种风度，很自然的成了亭州中层干部里一个显眼的人物。
秘书帮着老洪上楼，进了他的办公室。他问老洪，最近情况咋样?老洪说，我们文化部门是国家事业单位，领导干部的亲属也安排比较多，基本上没有造反派，初期也有个别业务人员写过我两张大字报，批评我过去有几件工作抓而不实，造成古建筑损失，说得有些道理，出发点也是好的，我能够接受，别的也没有啥风浪，都参加了“主力军文化支队”。这一向时我在家里饲养金鱼、培植花草。我想我是啥派呢?造反派，当然不是;走资派，恐怕还不够资格;我就给自己起了个名称，叫做逍遥派。我还编了个顺口溜：逍遥派，真自在，管他左派和右派，你们闹够了我再来。
他听了哈哈大笑起来。他很喜欢干部的这种幽默。
老洪说，最近他们不让我逍遥了，接到一个战斗任务，拉我成立一个“红老兵革命总部”，由复员、退伍、转业、残废军人，还有老红军、战斗英雄这些人组成，大多是各系统的一些干部，也吸收一些可靠的年轻些的人来使用和培养，想以这个形式积极影响运动。商贸公司老尹是“司令”，他有红军的资格，手下也有实力。反正照着群众组织的样子弄起来了。总部在工商联，“主力军纠察队”的直属支队跟我们在一起，这样我们就等于有了警卫部队。我当兵时只做到班长，就负伤转地方了，现在一下子成了“政委”。
他说，这事情我不知道，现在听你一说，知道了。老洪立即摇手，说，不要你表态，是对是错都是我们的事，跟你书记无关。
他说，好吧，我不表态。你这个红老兵“政委”，看来比我这个人武部“政委”还要强些，推进到前线去了，可要小心炮火啊。
老洪说，书记你放心，我们核心组五个人全是市委委员，其余人百分之百是共产党员，十年以上党龄的占百分之五十以上。
他说，当然当然，只是情况确实特殊，你们要十分注意把握形势，保持一定距离，因为你们的身份毕竟跟群众不同。
他就丢开这个话题，把布拎袋从办公桌柜子里取出来，说，《金瓶梅》在这里，现在没有时间看了，请你还给图书馆。
老洪说，图书馆现在只有报纸阅览室对外开放。馆长夫妇就住在馆里，我负责交给他们，没有问题。
他问，图书馆有无损失?老洪说，没有，而且有了收获。“破四旧”时，馆长带领馆里的同志跟废品站、造纸厂取得联系，弄回不少有价值的书籍，都封存了，将来再整理。那时群众响应号召，把家里的旧书都朝废品站送，废品站又朝造纸厂送。
他说，这馆长好。老洪说，写过我的大字报呢。他问，写的啥?老洪说，“破四旧”的文件是文化局起草、以市委名义发的，各学校执行，让学生共青团员和积极分子上街，在街道工作区配合下，到有关老百姓家里搜查，有的还冲进寺庙，一窝蜂，事前没有培训，文件上也没有讲“破四旧”与保护文物的关系，工作不细，造成了文化损失。这个大字报的意思当然不错，不过我想不到这么个老实人会跳出来写我的大字报。
他听了无言，他是咋样签发这个文件的，都记不得了。他送老洪下了楼，老洪拄着手杖，以一种特有的昂扬雄姿，渐行渐远而去。
自从把工人的那份《照会》批示了“常委阅知”，一切出奇的平静，他不知道几位常委的态度，也不知道他们正在做啥，他们不来向他报告啥情况，他也不去询问他们，大家相安无事，甚至都不大见到面了，这是有点微妙的，好像大家都在等待着啥。
好在老宗跟他之间，早就有了某种“分工”，就是具体事情不要他直接插手，而让老宗在一线挡着。对于干部来说，往造反的一边靠，会脱离自己的队伍，使自己孤立，往保守的一边靠，造反派会盯住你，总之不能露头，真是“动辄得咎”，多数常委这段时间好像只是不动声色。
也许老宗已经像诸葛亮一样“安居平五路”，把刘克成、陈安国这一拨子工人的事情处理好了，扑灭了那声称要熊熊燃烧起来的大火，但更可能的是老宗也没有啥特别的“弭兵”之策，因为无论如何老宗没有办法公然把那五十多个工人代表抓起来或软化过来，从而阻止他们的行动计划。老洪出任“政委”的这个组织的成立，该算是老宗构筑的防线上一个新的配置。他的心中突然掠过一阵悚惧，就像见到乌云集聚，即将金蛇一闪、雷霆炸响一样。
陈安国领着几十个人来了，要求对他们的《照会》给予答复。接到情况后，老宗主动来对他说，就说你外出开会了，让我去答复他们。
他问，那么你答应不答应他们提出的要求呢?
老宗说，不答应。
他几乎感到一种软弱，又问，这行吗?老宗说，反正是不答应，随他们咋闹，谅他们不敢乱来，乱来他们就错了，嘿!
话说到这样，他也就不必再说了。他感到老宗有某种沉不住气的急躁的东西，却不咋好劝。他点了头，让老宗去试试。结果，不一会，老宗就气愤愤地回头了，说程主任被陈安国那伙人带走了，声称上荷州地委评理去。这真是始料不及，好像看到了当时那闹剧场面一样。他倒反而抑制不住地笑了起来，问老宗，你说他们不敢乱来，这不是来了吗?而且他们要到上一级去评理不能算错。老宗脸气得发白，说，我反正不信会输给他们，出水才见两腿泥。他说，我也是这样看，那我们就不要急。他算是用这句话劝了老宗。
第二天上午十点钟，到荷州评理去的人返回了，程主任也在一起，都到了市委“文革办”。工人指名道姓要老宗出去接见。这之前，他已经接到地委“文革办”电话，认为阻挠成立“工红”是行不通的，还是要因势利导，处好关系，不能对立。
他把地委“文革办”的意见对老宗说了，想不到老宗断然不听，说，你要么不让我去处理，我的态度，还是不能答应，道理很简单，打个不确当的比方，我们不能让他们从游击队变成正规军。
他说，这毕竟是不同的。老宗说，虽然不能说这些工人就是敌人，但形势如此。我坚决认为，顺着他们这样下去，国将不国。
他沉默了一下，问老宗，那你咋样能把问题处理得下来呢?老宗说，处理不下来不要紧，我倒要看他们有啥办法能降服我，你让我去，你放心，横竖就是这么回事了。他说，他们指名道姓要你去谈，来者不善呀，让我去吧。但老宗不肯。
老宗像上回一样，又带着对立的情绪、抱着不予同意的态度去了。结果，闹出的事情更大，工人增加到几百人，学生也来了几百，把老宗就在市委门口批斗起来。群众让老宗站到一把椅子上，陈安国口若悬河对老宗痛加批判，群众呼喊出了“打倒宗进庭”的口号，有“千夫所指”之势。围观来的机关干部被群众挤在场外，也不敢上前去阻止群众。
不一会，“主力军纠察队”来了许多人，“红色保卫军”、“红老兵”也举着旗帜来了许多人，他们的愤怒冲天的口号是“保卫市委!捍卫无产阶级专政!”这边的工人学生见自己有被包围之势，就往外冲，于是发生混战。
他得到消息，正在叫苦不迭，来了一些人，其中有干部有群众，负责市委保卫工作的公安局牛副局长也来了，护着他和常委们迅速从后门离开市委，穿过曲折小巷，进了工人文化宫。他说，不行，不能呆在这里。于是又从文化宫后门出去，曲折而行，到了煤炭公司。他仍感到不行，于是从煤炭公司后门坐上小轮船，“突突突”往北边水乡开去，这才觉得安全。他心里的意思是不能让常委们呆在“主力军”的营盘里，以免引起“工红”方面更严重的对立情绪和更扩大的行为。
小轮船北行三十里水路，到达鹊湖镇。远离亭州，四面汪洋，十分安静，好像到了世外桃源，大家松了口气。傍晚，乱中脱身的老宗也被牛副局长找到接来，常委们就在镇招待所里开会。
招待所至为简陋，木板大门关了起来，除了他们，空荡无人。他们要了两包香烟、两瓶热水、半罐茶叶、匆忙洗过的茶杯，让服务员回避离开了。气氛有点凄凉。
他开玩笑说，我们成为逃亡政府了。老宗说，我成了败军之将啊。老魏说，这没有啥败不败的，你坚持了原则。老李说，对，坚持了原则，算不上败。老黄说，上次常委会不同意另外成立工人组织，现在群众这么一闹，我们的原则碰了钉子，我们要不要重新研究一下?
他从容吸了一口烟，顺着老黄来转这个弯子。说，今天老宗首当其冲，领教了“造反派的脾气”，我们每个人都要作好这种思想准备。我也认为要肯定老宗坚持了原则。在当前情况下，只怕你无论咋样坚持原则，群众的混乱和冲突也仍然是不可避免的，我们随时可能遇到老宗今天碰到的情况，也许还要更为严重。今天办公地点这个转移，或者也确实可以说是短暂的“政府逃亡”，说明我们可能要像在战争环境一样作好为党牺牲的思想准备。
老魏忽然一拍桌子，哭声喊道，简直是恶梦啊，咋搞这么个运动的!
老李说，老魏，别这样!从前枪林弹雨的日子都过来了。
他说，说“流亡”，也许是言重了一点，我心里确实想得很多。我们忠心耿耿，虽然平时的工作不能说都做得很好，但对党对毛主席对人民，我们都没有二心。我们总的要振作精神，正确对待，还是要好好理解。针对今天的情况，我们可以调整一下策略，要淮备走更弯曲的路，把运动要进行的时间预计得更长一点，不要老想着“收”，这样子，一时是“收”不起来的了。也不要怕秩序会产生一些混乱，不要怕各种问题冒出来。就是不要怕。中央一再说要放手发动群众，我们好像总是一直“放手”不够，那就再“放”，看看咋样?
老李说，你“放”了这边，那边要有意见。他说，现在确实主要是我们“放”了那边，这边有意见。要全面地“放”，哪个山上的猴子要跳出来表演，我们都“放”。老宗说，好吧，就让猴子们“自己教育自己”去。《西游记》上孙猴子不过只有一个，现在全国有多少?
他说，有些事情我们确实要重新研究。各单位群众要成立自己的组织，若干个单位的群众要联合起来成立全市性组织，我们都要同意，不要阻挠，但也不要放弃对他们的观察和教育。这就是群众充分发动起来，而不是由我们包办代替。我们今后的工作，就在这样新的局面新的基础上考虑。这样一来，我们可能会主动一些。
如果全市只有一派群众组织，比如“主力军”、“红色保卫军”、“红老兵”，那工作当然是好做的;如果全市有多个组织，而且分派别、闹矛盾、有冲突，那也不要紧，因为他们都认我们这个老娘舅，有事就来找我们仲裁、评理，还要来“争取”我们的支持，这工作也应当好做，我们不但不必“逃亡”，而且还会比较吃香呢。
也许这就是我们工作局面的转变，从习惯于站在上面发号施令、让群众唯命是从，到更多倾听各方面的不同意见，发挥群众的积极性，总之，从由上而下，到由下而上。这样就可以说是社会的进步，但这个进步，有一个痛苦的与习惯的过程，要付出一定代价。一方面我们对群众民主不习惯，另一方面群众民主自身也有一个成长的过程。这样去看问题，就可以说，我们的党，我们的人民，我们的民族，在这个史无前例的大运动中将会得到新的进步，创造出新的局面。我们应当千方百计促成它的胜利成功，而不要反感它，当然更不能和它对立。问题虽多，总的应当这样从积极的方面去看。有些事情虽然可怕，但我们也不要想象得太可怕。我听牛局长谈起过，医校那一阵，他被学生揪到医校去批斗，因为逮捕师生是公安局带着手铐去执行的嘛，各学校工作组里成员里也都有一位公安人员，学生就把他们两个一起揪去，要他们交待是谁决定逮捕师生的?我们的牛局长很有组织观念，没有说市委，只说是公安局决定的。学生批斗他们两个倒也不曾动手，让他们站着听了一顿训话，就“勒令”他们两个在学校里观看大字报，接受运动的教育。结果他们两个在学校里转来转去，走到后面的大湖边去了，一看，一湖好水，就下去游泳。正好学生找他们两个，一看，以为他们两个是想寻死呢，喊着说，我们又不曾打你们、骂你们，你们咋就想寻短见呢?快上来!有两个学生奋勇跳下水来救他们。他们两个精光光的上来，还真不好意思。牛局长，是不是这样?
牛副局长愧然地说，是这样，学生以为我们两个是要投河自尽，在岸上喊。我们装得灰溜溜的，也没说破。学生说，还是国家干部呢，这样经不起考验啊?
听了这故事，常委们一阵沉默。
老魏说，杨书记，你真行，问题就这样被你一翻，翻了一百八十度，我还真的看到了一些亮光，要不然，心里面真是漆黑一团。
老李说，那你不说“恶梦”了?
老魏说，对不起，现在我是一会儿理解，一会儿又不理解，毛主席把像我这样的情况预先都写在文件上了。
老李说，不对，毛主席只说过有人对运动很不理解，没有说“一会儿理解、一会儿又不理解”。
老魏说，李部长，你不要跟我咬字眼好不好?我就这么高的文化。思想问题嘛，总是一会儿这样，一会儿又那样。解放军政治工作经验有一条就是“活的思想第一”。思想的特点，它就是“活”，就像一篓子泥鳅长鱼，翻来搅去动个不停。要修行到“四大皆空”，不容易啊。
大家笑了起来，表情严峻的老宗也“嘿儿嘿儿”的笑。
他说，我们今天晚上一定要回去，不能在这里过夜，如果在这里过夜，那就是离开职守，真的“逃亡”了，是不对的。估计明天“工红”方面还要到市委来，我们要按照今天所谈的精神，实行“让步”。地委“文革办”也是这个意见，面对现实，目前确实也只有这样办。
我建议还是老宗去接见，答应他们成立“工红”的要求。至于活动场所，现在工人文化宫是“主力军”总部，工商联是“红老兵”总部，别的也没有地方了，只有把剧场给“工红”做总部，要跟剧场协商一下双方咋样使用。关于经费，跟“主力军”一样，给他们三千元，同时也要对他们提一些要求、做一些教育。
老宗说，我不去!
老李说，老宗，杨书记的意思，不能光让你做“恶人”，这“好人”的事情也要让你做。
老宗说，我不在乎这个。
老李说，这话当然对，但现在面对的就是这种复杂情况。你说不去，那我们也不好去，只有杨书记去。
他说，大家的心情我知道，情况确实变得有些复杂。到目前为止，老宗一直处在第一线，他所做的工作，都是贯彻常委会的集体意见。现在是“恶人”不好做，“好人”也不好做。明天谁去接见“工红”，按照今天的意见，答应他们的要求，这是做了“好人”，但在另一面的群众看来，那就是“恶人”，他们就要对这个同志有意见。这两个方面，都可能会在一定范围内成为一种误解，我们都要有精神上的准备，我们的思想立场和工作，决不以各种误解为转移。我们为党的事业蒙受某种程度的冤屈而一时又不好解释，这种情况也是有的。但不管咋样，我们是为了工作，我们是有原则性的。明天不管谁去，都要对群众说明，是代表市委去的，以前不主张成立“工红”是市委的意见，现在同意成立“工红”是市委根据吸取群众意见重新研究之后的意见，这样说就没有矛盾了。我看，老宗和我除外，你们三个人当中随便哪个去。为啥我最好不去呢?我是书记，我一出面，表态就一百八十度转弯，这样不好。老魏还没有去接见过群众，明天就由老魏去经风雨、见世面，咋样?他举起手来，结果都举了手。
老魏说，好吧，我当然要对“工红”声明，以前不同意你们、现在同意你们，都是市委常委会集体研究的意见。不要我一出去就做了好人。但我也准备“主力军”找我算账，横竖我们现在是猪八戒照镜子，要想有个人样也不可能了。
大家又是一笑。
那天“逃亡”出去开的常委会，竟然就在一种轻松的心情下草草结束，乘船返回亭州。
第二天，先是来了市一中的上千名学生，还有教师。他们要打倒校长蔡美凤，他们要求市委为仍躺在医院里的高均老师“平反昭雪”，摘掉“反党”的帽子。蔡美凤，还有工作组留下的联络员老姚，竟然也被学生押到市委门口来了。学生，加上围观群众，把中山塔门口站得满满的。批判会当场举行，诉说蔡美凤如何执行资反路线迫害青年教师高均的。
比起朝阳中学和医校，市一中这个“学生运动”迟来三个月，但不同的是，人数一下子比较多，老师也公然参加进来了，说明着该校师生在这个问题上的一致。在运动较为深入、改变了人们的一些思想的这个时候，情况也就不同了，于是，蔡美凤在市一中的“一统天下”终于这样崩溃。
他对市一中这件事，由于已经有所了解，并且还有前面两个学校的经验教训，精神上有一定准备。当门口的情况反映到里面，他也就胸有成竹，可是他也别无更好办法，还是只有让蔡美凤“经过去”。
看了学生们提出的《强烈要求》，他让老程先去会见师生代表，一是支持革命师生对蔡美凤执行资反路线的揭露批判。二是高均执笔写学校领导的大字报，以及他到北京去参观学习，都是运动当中正常的行为，不是反党行为，不能因此说高均是反党分子，以前工作组个别人对高均有过这种说法，现在予以取消。第三，市委认为高均是一个要求革命要求进步的青年教师，高均受到资反路线打击迫害跳楼受伤是不幸的，要由教育局组织专门调查。第四，市委撤销蔡美凤市一中党支部书记兼校长职务，责成蔡美凤向革命师生作出深刻检查，接受群众的揭发批判。第五，工作组联络员老姚，回原单位法院参加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不再担任市一中联络员，但必须积极配合对高均受迫害事件的调查。第六，希望革命师生学好用好《十六条》，执行党的政策，要文斗，不要武斗。如果师生代表同意这六条初步意见，他就到门口去接见他们并讲话，如果还有不同意见，可以继续商量，而如果有开除党籍的要求，回答是：根据中央精神，此类问题要放到运动后期处理。
就在市一中学生聚集市委门口的时候，“主力军”数千人上街大游行，呼喊“誓死保卫亭州市委”、“严惩‘工反’一小撮打人凶手”的口号。得到这一情况，他马上让办公室打通老刘的电话，要求游行队伍不能到市委门口来，并且要避开学生回市一中的路线，以免发生误会和冲突，还有，要求他们取消“保卫市委”的口号，我们只能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
焦虑使他不能等程主任来报告情况，就主动到“文革办”去了。他一进门，看到程主任正同十几个学生谈着呢。学生们看到他，马上都站起来，鼓掌欢迎他的到来。他坐下来，和颜悦色问，谈得咋样了?程主任说，市委的六条意见都谈过了，正在谈开除党籍的问题。他说，市委总的是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的，是同情高均老师的不幸的，而且高均老师从北京写给我的信，我也收到了，信写得很好。市委答复你们的六条意见如果还不全面，你们可以提出修改、补充，关于开除党籍，根据中央精神，现在不好处理。以前我们处理过朝阳中学的问题，开除了曹校长党籍，那个处理是过早了，不符合中央精神，后果也不好。对蔡美凤，这回就不要急于这样处理。我们重在对她所犯错误的揭露批判。结论产生在调查之后，处理要以结论为基础，是不是?我想同学们能理解这一点。如果是这样，如果大家对六条没有原则的不同意见，那么我们就一起到门口去，我要看看全体同学们，跟同学们见见面、讲讲话，欢送你们胜利回到学校去继续搞好教育革命，好不好?他的话音不觉就带上了热烈的感情，学生们犹豫片刻，鼓掌同意。他站了起来，把手一招，让大家跟着他，向外面走去。
几十步之外，出了中山塔大门，映入眼帘的是密集的许多中学生娃娃们稚气的脸，无数的眼睛老远就仰望着他、观察着他，让他感到自己将要说出的每句话对他们都是那样重要。在看到这些学生的同时，他注意到在队伍的最前面，有两个显然是被押着的低着头的人，那是蔡美凤和老姚，胸前挂着硬纸做成的大牌子，上面用墨笔写了“打倒……”的字样，令他心中悲悯、为之颤动，但好在还不是张霖之的六十斤重的铁块。总之，他就又一次面对着这样的“革命”场面和不可回避的现实了。学生们呼喊起激昂的口号，形成一股声浪向他扑来。一个学生头头大声说，欢迎市委杨书记讲话!鼓掌声迎面而起，声音显示出一个范围，外边是围观的群众。
他进入了角色。大体按照六条意见讲了话。当他说到撤销蔡美凤党内外职务时，蔡美凤发生了要往下瘫倒的情况，但及时被站在她两边的女学生扶住了，只有旁边少数学生注意到这一点，他们保持了镇静，而他却看得很清楚，所以当他说到第六条意见时，语气上有所加强，他想，这也许能使蔡美凤得到些安慰，不至于也去寻短见。
就这样基本上较顺利地处理了市一中的问题，学生们押着蔡美凤和老姚，一路高呼口号，凯旋归去。
那天上午就那样过去了。他打电话给老魏，问，“工红”方面有无情况?老魏说，我一直呆在办公室，就等着他们来，可他们没有来，咋回事?他反问，你说呢?老魏说，也许下午要来吧?他说，我看也差不多。你跟老黄说一下，中午好好休息，作好准备。
下午，“工红”方面果然出动，人数达到两千，队伍有壮大之势。他们在街上游行，口号有“打倒走资派宗进庭、打倒保皇派”、“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败”等等。正当他得到这一方面的情况时，另一方面也有了情况，老程电话里说，剧场和剧团上百人到了市委“文革办”，他们不答应把剧场给“工红”做总部，理由是剧场每天都要演出革命样板戏。
他在电话里对老程说，演出革命样板戏当然很重要，但演戏是在晚上，白天不演，划出一定的办公区给“工红”就可以了，“工红”也不会反对演出样板戏的。至于舞台和场子，除了开大会借用一下，都是剧场剧团使用，处好关系，并不矛盾。
老程说，剧场剧团群众都属于“主力军文化支队”，他们跟“工红”不合家，他们称“工红”为“工反”，是很对立的。他说，既然是这个情况，也好办，跟“红老兵”以及工商联有关人员联系一下，让“红老兵”跟“主力军纠察队”移到剧场来，把工商联借给“工红”，这不就都解决了吗?
老程说，“工红”正在游行，马上肯定要到市委来，火烧眉毛眼前急，万一“红老兵”工商联那边的工作一时做不下来咋办?
他说，现在先把剧场的人动员回去，对他们提出的问题，市委需要研究、协调，到时会有答复给他们。这样避免他们跟“工红”在市委门口发生冲突。至于“红老兵”工商联那边，我让老魏去做工作，来得及。
他对老魏说明了眼前的情况，要老魏立即联系洪局长、老刘，要求他们顾全大局，服从市委的安排。如果他们不想离开工商联，那他们就要负责把剧场的工作做下来，二者必居其一，要立即有明确回答。
老魏的秘书很快把老洪老刘请进市委，老魏老黄跟他们摊牌，结果，这两个人保证把剧场剧团的工作做下来。老魏没有让他们离开市委，当场一个电话到“文革办”，由老程领着剧场剧团“主力军文化支队”两个负责人到了老魏的办公室，老刘当面下了命令，而老洪本来就是文化局长，是剧场和剧团的顶头上司，虽然现在是造反的时代，但他们作为“保守派”，对老洪这个上级还是认的，老洪对两个头儿说，市委的决定，无条件执行!这句话实际上比老刘的命令更管用，问题也就解决了。
最后，老魏还问，你们是不是党员?结果来的两个人都是，老魏说，今天我也是以市委监委书记身份跟你们见面，你们既然是不造反的，是听市委话的，那就要看在这个特殊时期你们的党性咋样。两个头头也就表示服从，到门口去领了剧场剧团群众离开了市委，回去做工作。
一切虽然紧张、危急，真是火烧眉毛，但问题的解决顺利得出乎意料。当“工红”的大队人马到了市委门口，陈安国等几个头头到“文革办”谈判时，老魏和老黄已经胸有成竹等待着他们，向他们传达了市委的研究决定：
承认“工人红色造反司令部”是亭州市文化大革命的合法革命群众组织，批给三千元文革经费，临时安排亭州剧场一部份办公区给“工红”做总部，“工红”如果需要开大会，可以借用舞台和剧场，“工红”有义务支持剧场的正常工作和晚上演出革命样板戏。
陈安国说，第一，拥护市委的决定;第二，对于昨天“主力军”冲到市委门口来跟我们武斗，我们保留追究的权利;第三，剧场剧团属于“主力军”，我们“工红”总部安在那里，他们不欢迎，还可能捣蛋，我们的原则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对于一切可能发生的问题，也提请市委予以关注。
陈安国总是这样义正辞严，老魏也出乎意外地给了一个很干脆的回答，说，我个人注意到了你说的这几条，市委也一定会高度重视。现在，是不是由程主任跟你们到剧场去落实“工红”总部的问题?
陈安国说，别忙，我建议由魏书记到门口去接见“工红”的群众，给大家宣布市委的决定，讲话之后，我们也不能就在市委门口解散，还要到街上游行一圈，表示对市委决定的拥护支持，游行以后，队伍解散。剧场方面，我们今天不去，请“文革办”去把市委的决定落实好，我们明天下午就要借用剧场开大会，到时还要请市委派代表给我们“工红”挂牌子。
对此，老魏他们只好表示同意。老魏后来向他汇报说，想不到一个青年工人这样能说会道、临机处置，他偏不顺我的路子走，要我服从他。我本来认为他们背后会有人，但看来就是他们自己。
就在第二天，果然如陈安国预先说到的，出了问题。他于事后，也就是硝烟尚未散尽时，得到了程主任的报告：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这天下午一点半，工人从四面八方来到亭州剧场，一千五百座位很快坐满，并且四周也站满了人。一点三刻，全体起立唱《国歌》。陈安国主持，用他那声如铜钟的喉咙和激烈的言词发表简短的演讲，全场掌声雷动。
首先宣读作为“工红”发起人的五十六人名单，他们只要本人有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精神，就永远是“工红行动委员会”的成员，这个“行动委员会”也就相当于“元老院”，不再增加新的人选，今后“工红司令部”决定的一切重大行动，必须经过“行动委员会”讨论批准才能付诸实施。对这五十六人，如无不同意见，鼓掌通过!会场上一阵热烈掌声，并且领呼了口号。
接着是选举“工红”司令部勤务组(也就是核心组，叫做“勤务组”是“为人民服务”之意)。候选人是此前五十六个代表酝酿推举的，一共五个候选人，第一刘克成(华兴机械厂工人)，第二陈安国(亭州电机厂工人)，第三赵家琪(水电安装公司工人)，第四张大同(三布厂工人)，第五谭向东(饮服公司工人)。除了刘克成在北京，其余四人都在台上，又获鼓掌通过。
接着宣布分工，刘克成为组长，陈安国为副组长，赵家琪为组织部长，张大同为宣传部长，谭向东为联络部长。接着是四个当选人发表演讲，口才都不错，剧场里一再响起热烈的掌声、笑声和排山倒海的口号声。
这时，三千“主力军”跑步来到，堵住了剧场大门，占领和控制了门口广场以及附近街口，高呼“保卫无产阶级专政”、“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样两个口号。
剧场里顿时炸了窝，群情激愤、一片混乱。刚刚当选的头头部在主席台上作出决定：一，原定的庆祝游行取消;二，以中排为第一队，左排为第二队，右排为第三队，一队接着一队，一个挨着一个，互相保护、一齐向前、决不后退，从大门口冲出去;三，冲出之后，各自解散，坚决执行已经给各支队长布置的原定计划;四，谭向东用长途电话给在北京的刘克成通报情况。
陈安国一声令下，一千几百工人嗷嗷叫着从剧场里往外冲，把拦在剧场门口的“主力军”冲得人仰马翻，四面八方的“主力军”蜂涌而上，但“工红”的人迅猛突围成功、到达大街，就从四通八达的小街小巷里散掉了。
“主力军”随即整队在大街上游行，高呼“保卫无产阶级专政，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并且“胜利游行”到市委门口，然后折回剧场门口散去。
程主任把陈安国的演讲记录给他看，其中说：
目前在亭州各个工厂，所有革命造反派工人都遭到围攻、威胁、勒令检查、扣发工资、记进黑名单、关黑牢、殴打等等，就连家属、亲人、未婚妻也遭到街道居委会和派出所的“劝说动员”，亭州市的走资派和由他们组织起来的保皇派“主力军”正在制造“白色恐怖”。他们妄图阻挠革命工人运动的兴起，要把亭州的文化大革命扼杀在摇篮里。作为“工红”发起人的五十六个工人代表，有一半以上在自己的单位里遭到“白色恐怖”的威胁和迫害，有的遭到非法禁闭，受到非法审讯，但是，没有一个人是屈服的，并且继续为今天大会的准时召开做了艰苦细致的发动组织工作。需要说明的是，本来发起人不止五十六个，但有几个人退缩了，表示不参加，只作为同情者，我们当然不能勉强他们。今天除了刘克成在北京，其余五十五个人都来了。同志们，弟兄们，现实正在给我们上最严峻的一课，《十六条》早就指出，由于阻力比较大，斗争会有反复，甚至可能有多次反复。这种反复，会让我们懂得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平坦的……
他忍受着心脏忽然而起的“砰砰”狂跳，问，咋会有这份记录的呢?程主任说，下午一点，陈安国打来电话，说半个小时之后“工红”将在亭州剧场召开成立大会，欢迎程主任率领观察员来参加，到时还要请程主任来为“工红”挂牌。所以我带了一个会速记的同志进了现场，亲眼看到了全部的情况。只不过没有来得及为他们挂牌。
他问，那么“主力军”是谁通知去的呢?老程说，“主力军”能把那么多人很快集中起来，说明事前可能知道“工红”要开大会。成立“工红”的具体时间不可能不传出去。
他说，得找老刘谈一谈，把情况了解一下。他们这个行动是十分不妥的。幸好还没有造成伤亡事件，这种事假如发生在民情暴烈的地方，没有几百人头破血流就不算。他问程主任，你说呢?程主任说，如果有必要，就由我找老刘谈，书记你暂时不要出面。他一听，老程是在爱护他、保护他呢。他说，陈安国所说的坚决执行原定计划，是个啥计划?程主任摇头说不知道。
老程回“文革办”去了。他的心情无法平静下来，觉得需要跟老刘老洪，也许还要跟老宗，好好交换一下意见。他决定当天晚上就开常委会。
常委会上，老李说，我听到的情况是，造反派突然强行进入剧场开大会，还打伤了剧场人员。剧场里是“主力军文化支队”，所以“主力军”就出动人马前去支援，这很自然，但做得还是有分寸的，没有冲进去，也没有动手，仅仅“围而不攻”，并且网开一面，是把造反派吓跑了。不是说要“敢于放手发动群众”吗?“主力军”是群众，“工红”也是群众，你放开了这只手，也放开了这只手，结果左手要打右手，右手也要打左手，你说你支持这手呢，还是支持这手?人只有两只手，从来不曾有人说我只要这只手，不要这只手。这事情难办，很难办。我们没有办法，我们两只手都不敢动了，这就叫束手无策。到底他们是要刮风，还是要下雨，是要翻跟头，还是要玩倒立，那就随他们吧，现在是各种人表现自己的时候到了。
老魏说，市委对于运动，总是保持一定距离比较有利。《十六条》第四条说了，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昨天我和老黄虽然已经答应“工红”借用剧场，程主任也跟剧场打过了招呼，但他们今天的方式不妥，人马突然涌到剧场里去，样子好像整个剧场都是他们的了，还把前来查问的人员推推搡搡弄伤了两个，完全是反客为主，不造成对立才怪。要说他们是首创精神，那么“主力军”去包围他们、向他们示威，也是首创精神。我们要去掉一个“怕“字，让他们去首创，看最后首创出啥来。双方差点发生大武斗，好像是个乱子，但从发动群众的角度看，就不是乱子，还要看成好事。我们要改变我们的思想，不要怕出这个乱子。他们双方，乱过来，乱过去，首创过来，首创过去，他们自己解放了自己，就会自己教育自己，会识别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哪些做法是正确的，哪些做法是不正确的。我们是不是无所作为呢?不是的。比如，“主力军”这个行动对不对?欠妥。我们要批评他们。“工红”对不对?我们认为就连成立“工红”都没有必要，但他们不听，硬要成立，还提出要这个、要那个，那就是他们的事情了。他们是群众，他们自己教育自己，要由他们自己作出决定。如果我们硬要“主力军”听我们的，或者硬要“工红”听我们的，现在你咋“硬”法?现在是关老爷卖豆腐，人硬货不硬，是张天师挨妈妈打，无法可施。总之你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我在家里想来想去，把《十六条》学来学去，结论就是这样。话说回来，你不这样，你又能哪样呢?今天开会，我们沟通一下，心里就更有数了。还是那句老话，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肚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也不敢要钓啥鱼，首先是把船坐稳了，等风平浪静，上了岸再说。这就是我考虑到的对策。
他听下来，老李老魏说法不同，但意思一样，就是管不了、不用管、随他们去。他们都“活学活用”了《十六条》，有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意思，带着情绪、带着讽刺、幸灾乐祸。不管咋样，这就是他们二人的反映和态度，也有参考价值。他抽着烟，点点头，等待着另外二人的发言。
老李老魏一般是喜欢先讲，老黄一般是不好落在老宗后面，因为老宗职务和资格要高一些。老李老魏拿眼睛看住了老黄，就等着听宣传部长的高见。
老黄说，问题很清楚，工人分成了两派，一派已经成立了全市性统一组织，叫“主力军”，或者被丑化称为“老保”，一派正在成立自己的组织，叫“工红”，或者被丑化称做“工反”，作为我们，站在中间，还是称他们自称的“主力军”、“工红”为宜。“主力军”出动大批的人，包围了“工红”成立大会的会场，堵住了前后出口，而“工红”发现这一情况，就冲出了会场。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突围的散了，包围的也散了。但“主力军”的行动不会到此为止，“工红”也不会善罢甘休。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
第二，关于对策，正如刚才二位谈到，要让他们心平气和，谋求双方的团结。问题在于，这样的工作能做得下来吗?要做得下来，需要啥条件?我认为，既然市委已经明确表态，成立“工红”是合法行为，而且也协调了“工红”总部如何借用剧场，那么“主力军”包围剧场的行动，是不对的成份要多些。我认为要很明确、很坚决地表这个态。这就是以原则求团结。至于“工红”这边，他们这么多人进入剧场，进去时态度到底咋样?是不是有人有不礼貌的以至容易激化矛盾的行为?我们这样对双方都进行批评教育，才能完整表明市委的正确态度。像这样的对立冲突如果继续下去，局面就会失控。
文革以来，老黄的发言，老宗一般都不满意，但都没有明说出来。不过，今天讨论的问题，不应当有很大的分歧，因为情况都明摆着，老宗难道会有相反意见吗?大家的目光都朝向老宗，他也在等着。
老宗说，亭州的群众就这样正在进一步行动起来，不过不是我们放手发动的，我们不敢贪天之功。事已至此，你不放手也要放手。但现在两派群众打起来了，你还要放手吗?我认为还要放手。《十六条》上只有放手二字，没有收手二字。不放手，矛盾暴露不充分，问题解决也就不充分，夹生饭不好吃。所以，老黄提出让市委明确表态，我认为没有这个必要，还不到时候。现在是点到为止，让“文革办”出面，该说的说，该劝的劝，就行了。
“主力军”用的力是大了些，但是他们的政治立场、阶级立场，我认为是对的。他们不但不想打倒我们，还要来保护我们，他们反对天下大乱，他们是一支有觉悟的可依靠的力量。现在问题逐步明朗化，阵线已经清楚。看问题要深入一步，不能就事论事停留在表层，处理问题也要深入，不能顾前不顾后。
“工红”认为“主力军”是我们组织起来、是我们支持的保皇派。好，就让他们这么说。还可以就让“主力军”解散，就让我们这些人里的一个，比如我，作为走资派，被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真是“桀纣罪人，其亡也忽”，我这个罪人就“忽”的一下“亡”过去了。但这就完了?没有完。为啥?因为我不是我一个，“主力军”也不是莫名其妙产生的。我这个人可以死掉，“主力军”可以散掉，但是有阴魂啊，阴魂是不散的。今天是阴魂，明天就不会变成阳魂了?这就要看这个阴魂的性质，看它内里有多少阳气，就是有多少合理性。如果我身上没有合理性了，你们就不会把我从棺材里再拉出来，就让我烂掉算了，如果还有合理性呢?你们不拉我，我就要在棺材里大喊大叫，让你们没有好日子过，过也过得不安心。其实也只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就是生和死，该生的都会生出来，该死的都会死过去，一切只是时间问题……
老魏笑道，老宗啊，你躺到棺材里，我可不去拖你，我怕。老李也笑道，我也不去拖你，我还要在棺材盖上再加几根长钉。老宗问，老黄，你说呢?老黄说，你又不是我害的，我问心无愧参加追悼会，为你伤心，假如你又活过来了，那就算你命大。
常委会就这样开起玩笑来。
他观听着，都是言如其人，各人的立场态度其实很分明，其中有对立之处，但保持着表面的一团和气。老宗言语虽怪，态度却也是真实的。他也就“和”了进去，笑道，老宗，你如果死过去，又活过来，这就叫受了惊吓，像《牡丹亭》的杜丽娘那样，死而复生，活过来还是一个大美人，叫做“其兴也勃”……
老魏说，书记你停一下，你们两个私塾底子深，动不动给我们来一句文言，我们听不懂，刚才说的啥文言古语，还有啥大美人，给我们讲解一下好吗?
他就讲解说，刚才老宗提到的话，出于《左传》，原话是“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就是一个人懂得把问题归罪于自己，他就会好，勃勃兴旺;一个人把问题归罪于别人，他就不会好，一下子也就亡了。禹、汤的做法，是多批评自己，少批评或不批评别人，是宽厚的，能团结人，结果是国家兴旺。孔子说，“善则称人，过则称己”，就是这意思，这就做出了好榜样，带动老百姓也不争、不怨、能让。人民内部形成这种风气当然是好的，是理想境界。桀、纣的做法正好相反，把功劳归于自己，把问题归于别人，这就搞不好，最后是亡国。禹、汤、桀、纣，这四个，都不是一般人，是帝王，他们的好与不好，也就不是他们个人的私事，而是与国家的兴亡有关，所以要载入史册。过去我们读私塾，先生就是这样讲的。不过，刚才老宗引用的是后一句，说自己是个“罪人”，这不是原意。还有，也有人把这两句话断开来引用，只取其八个字，“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形容一家一朝的忽兴忽亡。这样引用叫断章取义，也不是原意。老宗，是不是这样?
老宗说，你讲得好，能去做一个语文老师。他笑道，我确实想做一个教师，那也很有诗意，但看来不可能了。过去有人拿这两句话问过毛主席，意思是共产党有这般势力，可算是“其兴也勃”，那么今后会不会“其亡也忽”?毛主席回答，不会，因为我们有批评与自我批评、有人民民主专政，我们依靠人民群众，只有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老李说，好，好啊。老魏说，你光说好，你能把好在哪里说出来吗?老李说，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像你这个人，明明不好，我不能因为怕你说我，就不说你不好;我该说你不好，还是说你不好;不好就是不好，好就是好;好不能说成不好，不好不能说成好。
老李有这样的口才，大家都笑了起来。
老魏说，再请问杨书记，那个大美人我还放心不下，她能死而复生，是个啥故事?他说，这个故事是不是请老黄讲，他是正规上过大学中文系的人。
老黄说，书记考我了，我就试讲一下。明代有个剧作家汤显祖写了一出戏，叫做《牡丹亭》，其中女主角叫杜丽娘，梦中游园，会到一个书生，叫柳梦梅，二人梦中相好，惊梦醒来之后，杜丽娘就得了相思病，一病而亡，但正如老宗说的阴魂不散，死了还相思，而柳梦梅也实有其人，也做了同样的梦，心中难忘，就来寻找，这杜丽娘受了爱情感召，又活过来了，生而死，死而生，这戏思想上是进步的，在当时有精神解放的意义。
他点头说，黄部长讲得不错，大体就是这样，听来还很新鲜。
老魏说，啥时候能看一看这出戏呢?
老李说，那个现在叫做封资修文化，你看不到了，除非也到梦中去看，说不定也能遇到一个大美人呢。大家又笑了起来。
笑话说得不少，把时间说掉了，常委会没有能就当前情况作出决定、拿出办法，胡扯一通，嘻嘻哈哈，不了了之。他心中其实是沉甸甸的，并不真的就能轻松起来。
老程第二天一早打电话给他，说昨天晚上很晚了才跟老刘通到电话，问了老刘，“主力军”派人包围亭州剧场是咋回事?老刘回答，电话里不说，以后再告诉你，我们是“围而不攻”，呼口号，起攻心、震慑的作用，所以“工红”那边冲出来，这边基本上没有动手，把他们逼走、赶散，给他们一个下马威就行了。
搁下电话，他默然良久，直感告诉他，对“主力军”作出这一布置的，就是老洪他们这些“红老兵”，他们有几个是有战争经验的，会用一些这样的“兵法”。他们不愿眼睁睁看着“工红”成立起来，可是现在的形势又需要很讲策略，所谓“围而不攻”。假如这样下去，就全不上路子了。
另一方面，对于造反派这些人，确实也越来越不能公然拿他们咋样，从十月以来，《红旗》杂志发表了第十三期、十四期社论，总是强调不能挑动群众斗群众，不能转移斗争目标，不能把群众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假左派真右派，指出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照起来，这是为全国的史宏、刘克成、陈安国这些人说话的，而“主力军”的性质，却该属于社论里说的“受错误路线蒙蔽”。但“主力军”自己，好像并不承认，但不是一点感觉都没有，他们对于中央社论里的这些说法，既不宣传，也不反对，采取充耳不闻置之不理的态度。只有“工红”他们不断地用大字报大标语宣传这些社论，引用社论的语句。
党中央十月五日批转了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说，凡是运动初期被打成“反革命”、还有啥“分子”的人，要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当众恢复名誉，所有整群众的材料，也要交还本人或当众销毁。从报纸上可知，首都造反群众在工人体育场召开了十万人的“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江青代表“中央文革”作了讲话，张春桥宣读了军委、总政的这份《紧急指示》。不仅如此，中央十一月十六日又发下了《关于处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档案材料问题的补充规定》，重申了这些指示，并且说这些指示完全适用于工矿企业。其最后一条说对犯路线错误的干部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等等。
从这些情况看，亭州的运动是“落后”于北京好远的，但终归要像北京那样翻过去，那时，像老宗、老洪、老刘这样的人，以至于包括他这样的人，就属于中央指示和社论中说的“犯路线错误”的了，而“主力军”也就成为“受错误路线蒙蔽”的群众组织，就要站不住脚，就要解散，到时还要请“工红”高抬贵手、注意团结这些人，“不要给他们戴保皇派之类的帽子”。
他看着桌上新到的报纸，那上面总结性报导着毛主席从八月十八日到十一月二十六日，先后一共检阅了一千一百万文化革命大军。既作总结，看来以后不会再作这种检阅了，作为“发动”，已经足够了。检阅的情况，他虽没有到北京去，在全国放映的大型彩色电影纪录片上也看到了，并且组织全市人民都看过了。想想毛主席七十三岁的人，这种意志，确实真是令人惊叹。
“毛主席啊，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只有您才有这样巨大的魄力和决心，发动这场震撼世界的伟大革命群众运动，您为全世界的马列主义者，为我们年青一代，树立了最光辉的榜样。”
他反复看着党报上这句既革命浪漫、又不同寻常的话，努力让自己能体会纪录片上活生生的“红色海洋”那种热烈震撼的革命激情，让自己多少跟上去一点，可是心里却很不踏实，无法消除由远而近又由近而远的诸多焦虑，正如他的年龄不可能回到二十岁一样。
下午四点钟，老程打来电话，说各单位纷纷向“文革办”反映，“工红”造反派冲进保卫科办公室、党委办公室、工会办公室，砸开文件柜、办公桌，抢走文革材料，有的还打伤了劝阻他们的人。从全市情况看，几乎是同时进行的，看来，这就是陈安国在成立大会上布置的所谓坚决执行原定计划。
他能回答啥呢?这些文革材料，到底是啥样的材料，他也不知道，但各单位造反群众既然要抢，无非认定是“黑材料”，就是准备着要给他们“秋后算账”的材料，这在他们是性命交关的事情，所以才这样拼命。而中央也刚刚专门发了处理这个问题的文件。
他说，有哪些单位，具体情况要他们写成材料报上来。他就这样答复了程主任，其实，这样的工作，程主任他们自然要去做的，用不着他布置。
从当天到第二天，满街出现了各单位“主力军”的大标语、大字报，揭露这种“抢劫机密挡案”的“反革命事件”，要“迎头痛击‘工反’一小撮坏分子的嚣张气焰”。
下午，沉默了一天的“工红”，却闹到市委，他们集中了有两千人，举着“坚决销毁黑材料”的横幅标语，抬着两麻袋“黑材料”，来到市委门口，人越聚越多，呼口号的怒吼声浪一阵接一阵，传进机关大院的深处。他们要求市委书记接见，为头的是赵家琪与张大同，也就是“工红”的“组织部长”和“宣传部长”。
得到这消息，他特地把中央十一月十六日的《关于处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档案材料问题的补充规定》又看了一遍。
中央的态度是很清楚的，市委在有关会议上，也作过传达布置，但一点儿也没有得到各单位如何贯彻执行的情况报告，好像这个问题在亭州没啥似的。倒是市委自己从各个常委起，把文革开展以来的所有材料，自查了一遍，凡是涉及上级的讲话、布置、情况，有可能泄密而引起麻烦的，统统存到档案馆去。现在，群众抬来的那两麻袋东西决不会是装进去的废纸，当然就是各单位所做的有关文革材料，多半也就是造反派说的“黑材料”。这个问题回避不了，必须亲自处理，常委会是来不及开了，只是让秘书跟各个常委用电话通报了一下。
他到“文革办”坐下来，让老程叫“工红”派代表带上两份典型的材料进来谈，其余的工人在门外等着。结果进来的是赵家琪、张大同等十人。
赵家琪是一个大圆脸，中等身材，短脖子，显得头大身小，说起话来眉眼皆笑，而说的话却不含糊。张大同是三号瘦个，长脸型，戴着近视眼镜，有种遇事认真的气质，就是三布厂以“一个共青团员”的名义最早写大字报支持学生静坐的那个工人。他说，张大同，你这个名字是谁起的?张大同说，是父母请对门五柳先生起的。
五柳先生?他很奇怪。
我们从小都称他五柳先生，其实他姓吴名柳。张大同见他有诧异之色，作了解释。
他问，那么你晓得“五柳先生”的出处吗?
张大同回答，那是陶渊明文章里的人物。
他又问，张大同的这“大同”二字是啥出处?回答说是“大同社会”的意思。他问，你能说说这个大同社会吗?张大同就背诵起《礼记•礼运》来：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但张大同忽然停住了。他说，往下背呀。张大同说，这一段先生一定要我背得滚瓜烂熟，背是背得下来的，但现在……。他说，不要紧，文化大革命嘛，不等于不要历史文化，毛主席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產。《礼记》中这一段是好的，也不是孔子的发明，是孔子之前的古籍。
张大同就背诵道：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一个工人不但知道陶渊明，还能把《礼记》的这一段背诵下来，真让他没有想到，不觉点头称赞，工人们也都很惊奇。
在一种稍稍融洽了的空气中，他让他们把情况简要说了一遍，而后就看他们带来的两份材料。一份是立新通用电机厂的会议记要，内容是本厂人员运动以来基本情况名单，全厂二百六十人，列为左派的有七十人，列为中右的有一百三十人，列为右派的有三十八人，列为极右的有二十二人。是十月底的会议记录，与会人员有厂领导五人，厂“主力军”支队头头五人。这样，全厂多数人都进了“黑名单”。一份是胜利仪表厂的，也是十月底的记录，也是排列全厂人员左中右，同样把多数人都列进了“黑名单”，并且对十五人收集有专门材料，有谈话笔录，有片纸的及时的报告。
他知道，基层做的这些事，都是市委以前统一布置下去的，市委也是听从了上面的布置。现在，他只好避而不谈这一点。问，你们带来的两麻袋材料，都是这些类型的吗?张大同说，各单位送来之后，我们全部看过了，像这样的具体材料占一半，还有是各单位做的《文革简讯》，复写的，注明“保密”，本单位啥人写了啥大字报、参加了啥活动、说了啥话，上面都有。我们认为根据中央精神，这些材料应该当众销毁。
他看着、听着。如果站在旧的习惯上看问题，做这些材料，也可算一种正常工作，只是未免把“阶级斗争形势”看得严重了些。如果站在这些义愤填膺的工人们的立场，那就是另外的一种感觉了。而中央是站在这些工人的立场上看问题的。面对这些现在看来可以说是不像样的材料，他没有任何理由不按中央文件的精神办。看来，情势逼人，但处理还是不能简单化。
他表态说，中央九月份有个文件，主题是要保障党和国家的机密安全，要防止坏人趁乱进行破坏活动。中央十一月份又有一个文件，主题是关于各单位编写的这些涉及群众的材料如何处理。根据中央以上两个文件的精神，根据你们拿来的这些材料的内容，我同意你们提出的主张，当众销毁。但是，要有步骤，不是马上拿出去一烧了之。我看不要怕麻烦，你们留几个人下来，市委“文革办”也派两个人，把该销毁的归一堆，贴个封条;还有不该销毁的，或者不必销毁的，另外归一堆，也贴个封条;你们都在清单上签字个，表示负责。不销毁的，可以留在“文革办”;需要销毁的，要约个恰当的时间地点，通知各单位的有关人员、有关群众到场，当众销毁，大家见证，以促进文化大革命正常开展。你们商量一下，哪几位留下来做这个工作，其余的人跟外面的群众说明情况，让大家散去。好不好?
他当然是诚心诚意，也自以为想得周到。不料，张大同从背包里拿出用十六开白纸钉的一个本子来，说，登记工作我们事先已经做好了，为的就是防止有人污蔑说我们烧了啥不该烧的东西。市委“文革办”可以查验，看我们的登记是不是实事求是的。如果没有问题，也在登记清单上签个字，这样马上就可以当众销毁，因为要动员门口这些群众解散，恐怕不容易，他们当中许多都是上了这些“黑材料”的，让他们看着这两麻袋材料存放在这里，他们不会答应，并不是怕“秋后算账”，而是感到气愤。
他把张大同的本子拿过来看，登记确实详细，而且每页都有三个人签字，说明着这个工人办事认真细致的性格。这一来，他倒是没有退路了。他说，行，你们去把麻袋拿进来，让程主任看一下，如果符合登记，就在上面加个签字，把材料在中山塔门口立即当众销毁，不要拖拉了。十个人都感激于色，并且立即有两个人出去将两个麻袋抬了进来，扯住一倒，两大堆材料赫然在地，并且已经分门归类，有点惊心动魄。
程主任就抽看材料，对照登记簿。老黄走进来，他站到一旁，把情况向老黄说了，老黄也同意这样做。程主任抽看了几十份，说，从抽查看，登记符合事实情况，都是可以销毁的。说罢就很爽然地在张大同递过来的登记簿上签了字。
他吸了两口烟，断然说，这事情就这样了，把麻袋抬到门口去，请程主任主持，我讲个话，然后当众销毁。我们要对群众说明，这些材料上所排列的啥左中右的名单，都不算数，受这种影响在本单位被打成、或者被视为反党分子、反革命分子、危险分子、右派分子等等的，也都不算数，大家轻装上阵，团结一致搞好文化大革命。各单位在前一阶段这样做，是一种旧的习惯，责任在我们市委，主要由我负责，大家在单位就不要追究责任了。我们一定要执行毛主席党中央的政策，按照中央社论要求的，不要说人家是保守派、保皇派，不要反过来歧视人家，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既然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就应当有这个胸怀，是不是?工人代表都点头同意，在他挥手之下，也就把麻袋抬出去了。
他和老黄、程主任到外面时，工人整好了队伍，高呼“毛主席万岁”，“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一种气势扑面而来。
就这样，他讲话之后，两麻袋材料化成一堆大火。四周站满激动的群众，口号声不断，直到最后的火焰熄灭，仅剩青烟，人们鼓掌欢呼。于是后队改作前队，离开中山塔门口，上大街作胜利的游行，一路高呼口号而去。
他和老黄、程主任一些人几乎近于痴呆地站着,目送群众队伍的最后一排人消失在街口，一种不同寻常的不好的感觉来到他和身边所有人的心上，好像就在那一小堆余烬上升起，从空荡荡之中渐渐向他们压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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