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打进打出
保守派“主力军”批斗杨敬尧等三个常委。“工红”得到华东局六条答复意见。
几天来亭州主要的情况是造反派还在闹“黑材料”，也可以说这种斗争在继续深入，满街的大字报大标语都在揭露和声讨“主力军一小撮”隐藏、转移、复制、私自销毁“黑材料”。另一方面，“主力军”方面却似乎没有反应，市委内部也没有啥反应。
好像有多时没有说话的王雪，突然对他说，你咋好像有心事在身的样子呢?这真让他吓了一跳，我是这样的吗?看来对于“喜怒不形于色”，还修炼不到家。
王雪说，黑材料这把火，烧已经烧了，上有中央文件说要销毁，下有革命群众说该烧。你不要想每个人都说烧得好，那是不可能的。你本来可以狡滑一些，但你做不到，你多数时候连世上有狡滑这么回事好像也考虑不到。奇怪的是，为何执行了中央文件，心里反而不安、闯了啥大祸似的?“黑材料”当然是荒谬的，应当销毁。
他叹口气，问，卫生系统有没有抢“黑材料”?王雪说，当然抢啦，到处抢，只要造反派有起码的力量和勇气，就会抢。医院里也有保护着不让抢的，就发生对峙和冲突，最后还是抢了。亭州医院没有烧材料，反而把材料公布了出来，那些材料就成了可耻的一文不值的东西。群众说，我们真心诚意参加文化大革命，他们在整我们的“黑材料”，准备“秋后”把我们定成啥分子，你说气人不气人?以后啥国家大事也不关心、啥政治运动也不参加，天掉下来跟我们无关!
他听了默然无语。
那天，程主任跑来报告说，“主力军”、“红色保卫军”、“同盟军”上街了，联合大游行，正朝市委而来，大约就是针对着抢夺档案材料。
他在办公室等着。程主任电话报告说，游行队伍汇集在小校场了，满满的都是人和旗子。
所谓小校场，就是市委东边一箭之地、古代试院面前的一个空场，面积大小可以做三个篮球场，四周还可站起几层观众。那么就是说，大约三千人已经集中在小校场。他说，继续观察吧。
他打了个电话给老洪，问“主力军”方面工人农民学生集中到小校场，是咋回事?老洪回答说，这个行动没有告诉我们。他“噢”了一声，搁下电话。老洪他们的“红老兵”，已经自行宣布解散了，因为中央有明令，不允许成立此类组织。他知道，要老洪他们真正退出当前这个历史舞台，是不可能的，他们仍将实际上指挥着“主力军”方面，只是进一步退到幕后而已。老洪说他们不知道小校场的事，这没有说真话。
过了一会儿，程主任电话说，“主力军”来了二三十个人，要求书记出席他们的大会。
不去当然是不行的。走过机关大院，远远只见十几个戴红袖章的工人簇在“文革办”那里。一个为头的迎上来向他行了个举手礼，说，杨书记，我们“主力军”召开批判大会，请杨书记出席，我们是来迎接你的。
正说着，东边传来高音喇叭播送的语录歌声：“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另一些戴“纠察队”红袖章的工人从市委里面把老魏老黄也找来了，像是押解出来的样子。他大致猜到了“主力军”要做啥。他在前头迈步走出，老魏老黄跟着他，戴红袖章的几十个工人又从而跟着，出了中山塔，向东边不远处的小校场走去。
高音喇叭语录歌声扑面而来，好像有一团热浪，立即把他们牵引裹挟而去。
原来，“主力军”他们开的是“批判市委执行资反路线大会”。开这样名称的大会，而且把市委书记和两个常委带到大会上来接受批判，在亭州还是头一回，比造反派还要造反派，事情这就有点滑稽的意味了。
满场是整齐席地而坐的很守纪律的群众，北边留了一片空地作为“主席台”，有一张长凳，让他们三人并坐在长凳上面对群众。至于主持大会的、出来发言的、领呼口号的，还有戴“纠察队”红袖章的，都站在他们身后。作批判发言的一共有四个人，批判的内容大体是：“市委一些人”竟然承认“工反”是合法组织，竟然给“工反”三千元活动经费，竟然将演出革命样板戏的文化阵地给“工反”做啥“总部”，特别令人发指的是，竟然支持“工反”一小撮人在市委门口烧毁了从各单位机要、人事、保卫、党委等重要部门抢来的机密材料，这说明“市委少数人”执行的不是毛主席革命路线，而是动摇无产阶级专政的资产阶级反路线，一切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群众无不感到痛心，而牛鬼蛇神、地富反坏右分子、国内外的一切敌对势力，却欢欣鼓舞，这样下去，将会危及党和国家的根本，我们对这种危害无产阶级专政的行为，不但决不答应，而且一定要迎头痛击，我们“奉劝市委一些人”赶快清醒、悬崖勒马，“奉劝一些领导干部”，不要被“工反”一小撮人欺骗和吓倒，而应当把自己的立足点站到真正革命左派力量“主力军”、“同盟军”、“红色保卫军”这方面来……
这样的场面、这样的境地，不时受到言语的影射，令他有一种很特殊的恐惧，又让他浑身的不舒服。他和老魏老黄不觉都把眼睛看着脚前的地面，甚至都为之感到羞愧了。坐在主席台上面是早已习惯了的，但像这样坐在上面，从下面望过来的几千目光是完全不同的，真是所谓如坐针毡。不过，那批判的内容，尽管义正辞严、慷慨激昂，片面性却是很显然的。
突然，一个人从他们后面往前站了一步，对群众说，我们请市委杨书记表态!
例行的不算热烈的鼓掌之后，是全场寂静，就等着听他表态了。
他觉得要顺应着这出戏，然而也不能完全顺从，他说：今天，亭州市革命群众组织“主力军”，在这里召开批判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这样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我是市委书记，对运动中的问题负有主要的责任，应该接受革命群众的批判。我们的批判，一定要这样指向市委、特别指向我本人的错误，要掌握这个斗争大方向……。
他就照着这个思路很坦诚地讲下去，全场寂静无声。
但他的话被领呼而起的口号声打断了，好像是怕他继续说下去似的。然后是一个人站到前面，以手示意他坐下，对群众说，我们今天的大会开得很成功，批判了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市委杨书记也做了表态。我们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坚决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永远不准牛鬼蛇神翻天!最后，欢送市委领导!
话音刚落，“批判资产阶级反路线”的口号声响起，那几十个戴“纠察队”红袖章的工人立即来到他们身边，簇拥着他们离开口号震天的小校场。
他们三人进了中山塔，“纠察队” 那几十个人也就完成任务转身返回了。他们三个默默无言继续往里走，就好像“纠察队”还在身后“纠察”着他们一样，其实是他们都不想说话，心里边有一种难以言表的压抑、窝囊。
一直走到市委大院最后面的办公楼那里，就要上楼回各自的办公室了，老魏用力“呸”了一声，说，我操他个老刘!我要把他叫来问个清楚，这一出算个啥?到底是跟我们闹，还是跟哪个闹?
老黄笑道，你这不是说得很清楚吗?
他听着，不觉大笑，说，老魏，你真是一个性情中人，你如果能从正中看出反，从反中看出正，从善中看出恶，从恶中看出善，你就大彻大悟、心平气和了。
老魏一时惑住，问，正咋能是反?反咋能是正?善咋能是恶，恶咋能是善?
他说，你等着看吧，马上“工红”会特别摆出“保卫”市委的姿态，就像“主力军”今天特别地摆出“造反”的姿态一样。这不就是正中反，反中正，善中恶，恶中善吗?阿弥陀佛。
说罢，他又大笑。老魏说，噢，是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多谢老和尚指点。
但他所没有料到的一面，却表现得更为严重，那就是“主力军”在各单位统一行动，只要是力量占优势的，就把“工红”抢材料行动中的为首分子抓了起来，开全厂大会押上台进行批判斗争，有的还在本单位关了禁闭。工红”基层单位的组织，都被封掉。这当中发生了一些反抗和打斗，一些参加“工红”的工人逃出工厂，但他们的家里随即接到了《勒令》，要他们到厂部报到。各街道居委会掌握哪家有谁是参加“工红”的，登门拜访劝其退出“工红”。小校场批判会上说到的“迎头痛击”并非空言。
看来，他对一切有失估计，他感到自己犯了大错一样。虽然市委里并不曾有人向他指出过，一切却向他说明着这一点。好像有一个比他这个市委书记还要高的领导人，或者说有一个实质性的强有力的存在，在无形之中领导着、主宰着亭州，而他只是一个表面的摆设。
程主任、老黄，以至老魏，陆续向他报告了各方面的这些情况，王雪回家也告诉了类似的事情。一切虽让他觉得无名的恐怖，但另一方面，他也调整着自己的心情，好像倒在等待着“工红”方面将有啥反应，但这种反应却迟迟不来，似乎“工红”已经被成功地用很干脆的方式压制下去、偃旗息鼓了一样。
这个反应的到来，却是一个晴天霹雳。上千名“工红”的人突然出现在荷州地委门口，好像从天而降，或者是从地下冒出来的，而亭州方面对于这么多工人出走、到地委去，事先却毫无察觉，事情能做得这样严密，令人吃惊。
这上千人，是晚上从亭州出发，步行前往的，他们走了一百五十里路，走了一夜。
当地委的电话打来，他立即派程主任急赴地委，去做工作，接这些工人回来。
这些工人在地委声称他们是被从亭州打出去的。一种沉甸甸的东西压在了他的心头。在某种实质性的意义上，不能说这些工人是瞎说。荷州的造反派弟兄帮着亭州这些政治逃亡者印出了传单，说亭州“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这份传单已经摆在他的面前。
他想到了召集常委会，但不知为何又觉得是无意义的。他能让谁去说服、纠正“主力军”呢?谁又能做到这一点呢?他发觉自己对老宗失去了信心，可是他无法说老宗该对这一切负责，因为这等于认为老宗是“主力军”幕后总指挥。即使能摆出一些根据来，那又咋样?他能跟老宗把脸撕破、在常委会上争论起来吗?他能明确说老宗是执行了错误路线吗?啥是错误路线，常委们是否已经有了共同认识?部、委、办、局的人们，各大基层单位的人们，亭州的这些各路诸侯，是否已经有了共同认识?没有。几乎所有的干部都在观望，他们嘴上不说，心里绝不理解啥叫做“错误路线”，或者也可以说他们认为正确、乐意执行、暗中支持的，就是所谓“错误路线”，随时淮备给造反的群众“秋后算账”，把运动“收”起来，以便重新坐稳亭州的江山。
虽然不能抱着“一九五七年”的这种老经验看待这次运动，可是，他心里却越来越感到，最后似乎还是这个老经验正确，可以说，这不以毛主席的意志为转移。有些东西狠就狠在这里。所以，他如果冒冒失失对老宗一炮打出去，就一定是个哑炮，落个“黄腔”，那以后他就不要想在亭州呆下去了，跟一个不受欢迎的人是没有啥区别，只有挟着皮包灰溜溜的滚蛋。
丢开这些不去说、不去想，有一件工作是要做的，一是要把情况向常委们通报，二是要请大家考虑：“工红”这些工人回来之后咋办?起码总要说服“主力军”方面让这些工人能到厂里上班去吧?要请常委们分头做这样的工作。正好，《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发下来了，需要学习、部署，就这样，他召集了常委会。
他自己先把文件反复看了几遍，觉得这是一个很及时、很有针对性、意思很全面的文件。如果都能按照这个《十条》所指示的去做，那么运动就能走上比较有序的轨道。可是，《十六条》不是早已很全面地做过指示了吗?并没有能阻止一些情况的发生，所以又需要随时地再发出新的文件，来做临机的具体的指示。
常委会上，他说，关于“工红”上千人跑到荷州去的事情，马上结合学习中央文件讨论研究。他把文件宣读一遍，说，我的理解，中央这个《十条》，第一条谈的主要是生产。要“坚决实行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带动生产的发展。”这既是对放松生产的纠正，又是对革命与生产的关系的重申。
第二条谈的主要是革命。要“贯彻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决按照《十六条》办事，由群众选出能够代表自己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或文化革命代表会议，让群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这两条加起来，就是“抓革命、促生产”，但两条的先后，说明生产问题现在较为突出，但尽管突出，也不能就事论事抓生产，要用文化大革命的新方法去抓、去促。方法很重要，在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下，用老方法不行了。
这两条实际上是总论，以下还有八条，实际上是分论，比较具体一些：坚持八小时工作制的问题，产品质量问题，工厂领导班子和完成国家生产计划的问题，还有上访的问题，工人“被打击而被迫离开工厂”的问题，工人成立革命组织的问题，工人组织自身建设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问题，还有工人之间、学生与工人之间如何交流经验的问题。很细致，很全面。
不但第一、第二条对我们有针对性，其余八条也都有针对性，我们要借这个东风来推动工作、解决目前的一些问题。请大家深入讨论、发表具体意见。
没想到老宗开了个头，说，我拥护中央的所有文件，当然也包括这个文件。联系亭州实际，对这个文件的贯彻，将又是一场斗争。我们天天贯彻《十六条》，但几个月以来，风平吗?浪静吗?这个《十条》，说明文化大革命发展到现在，已经很现实地集中到生产问题上来了，所以要特地制定这个《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文件主要是告诉我们咋样去促生产，那就是抓革命。我们这几个月抓革命，出现了现在的局面，那跟半年以前，跟没有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是大不相同了，一方面学生工人是前所未有地发动了起来，另一方面呢，中央又要发这个《十条》下来。而贯彻这个《十条》的本身，又不会风平浪静。那么是不是可以估计，一个月两个月以后，中央又要下达新的文件呢?我敢说，肯定还要有新的文件下达。事情就这样驴子转磨似的一圈又一圈转下去。贯彻《十六条》，闹半年，结果是《十条》的下达;贯彻《十条》之后呢?再闹半年，然后中央再下个几条，依此类推，一直到……啥时候结束我也不知道。我说的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将表现为一个时间不会很短的过程，啥时候他们把自己教育好了，啥时候就不需要中央这样专门为他们下达文件来引导他们、指导我们了。但也不是遥遥无期，毕竟一次运动作为一个阶段总是要过去的，如果弄成遥遥无期，那就不好说了。具体而言，贯彻这个《十条》，涉及两个方面的工人，如果只涉及一个方面，那就要简单得多。上千名工人跑到一百五十里以外的地委去了，他们的情况，跟中央文件正好对得上，那这个中央文件，对他们而言，就是东风。但咋就正好对得上的?说明全国也有这个情况，而且比亭州更典型更严重，直接促成了中央要下达这个文件。这说明了一种规律性的东西。我们咋样具体贯彻中央的这个文件?具体我还理不出头绪，我就先来个抛砖引玉吧。
老宗的话，别的常委也一定有共鸣，可是，这样共鸣下去，哪里能拿出具体的办法来呢?那不是要干脆上书中央请求立即“釜底抽薪”取消这个运动吗?
他抽了一口烟，说，老宗刚才所言，我心里也有，想必大家心里也有。矛盾很多，工作很难做。但是，我又想，只要这个运动还在开展，这些问题就会有。开展啥样的工作，就会产生啥样的问题。假如我们啥运动也不搞，那也会有啥运动也不搞的问题。中央《十条》不但提出了问题，也指出了解决问题的总的方法。那还是依靠群众，比如群众组织之间的矛盾，就要靠群众自己认识到，甲不能把乙说成保守派，乙也不能把甲看成反革命。但当群众还不能达到这个认识的时候，那就会发生一些事情，这些事情反过来说明群众自己还没有教育好自己，也就没有能把自己从这种矛盾之中解放出来。
我们当然要不断地去做工作，但也许只有他们自己的实践才能对他们产生最好的教育效果。可是我们又不能袖手旁观，不能坐山观虎斗。我们有引导他们提醒他们的责任。我们的工作，就从这里下手。要去接近他们，既接近这一边，也接近那一边，做双方的说服工作。至于他们觉悟到啥程度，我们不能急躁。这个《十条》说明，毛主席党中央是有这个耐心的，我们也要有这个耐心。以亭州群众组织双方来看，看成反革命比看成保守派要严重得多，反革命一类的问题是敌我矛盾嘛，你把人家看成敌我矛盾了，人家当然不能接受，要抗争。你说人家是反革命，人家不过说你是保守派，相较而言，还是你厉害嘛。所以，把人家看成反革命，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现在矛盾激化，被看成反革命的，跑出去了，正好符合中央文件上说到的情况。动员他们回来，就成了我们的当务之急。我注意了一下最近以来的中央社论，跟这个《十条》的精神是一致的。首先，不赞成把革命群众看成反革命打成反革命，其次，也不赞成把另一部份群众说成是保守派保皇派，只说他们是受了错误路线蒙蔽。受蒙蔽嘛，自己是没有责任的，责任在蒙蔽他们的人。当然，我们在亭州还不能说、也不必说“主力军”就是受蒙蔽的一方，受蒙蔽总之不光荣嘛，好像在这么大、这么重要的政治运动中，不但没有起正确作用，反而犯了“受蒙蔽”的错误，这也不太好接受。这次运动中，咋我们这么多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向党靠拢、党所依靠的基本群众，都犯了错误，那些平时表现不咋样、政治条件不咋样的人，为啥反而是正确的了?以后的工作是不是要倒吃甘蔗，反过来依靠那一头的群众?这好像也很难办吧?现在的问题还谈不上考虑这些。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工红”这一方确实一向被习惯地视为反革命、反党之类的，如果不改变对“工红”的这种看法，他们永远要闹。被视为反革命、反党之类，与被认为一时犯了“受蒙蔽”的错误，在性质上、心情的感受上，大为不同。所以，矛盾的主要方面就很清楚，首先要解决矛盾的主要方面。当然，最终结果，应当是谁也不要歧视谁，跟没有开展运动之前一样，大家都是工人阶级，都一样是阶级弟兄，都积极要求进步。那么是不是这个运动搞糟了，把工人阶级分裂了?不是的，是让工人阶级得到一次大的锻炼，经过这个锻炼之后在更高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仍然一个整体。这样说来有点玄之又玄，但我认为应当这样认识问题才行。现在请大家出主意，并且还要分头做工作。
常委会就这样艰难地开了下去，结果决定了两条：第一是让老李辛苦一趟，到荷州去，跟老程一起做群众的工作，宣传中央《十条》，说明市委的态度，动员那些人回来。第二是召开两个会议，一是把“主力军”这一派组织的主要负责人请到市委来，跟他们一起学习中央《十条》，统一思想认识;二是召开全市党支部以上单位负责人会议，布署对中央《十条》的贯彻执行。
老李匆匆出发，时间已经是下午一点多。关于召开两个会议的通知，很快发了下去。办公室的笔杆子按他说的意思抓紧起草他在这两会上的讲话稿。
下午四点多，老李打来电话，报告的消息是忧喜参半，说“工红”让大部份人跟他回亭州，少部份人要过江与从北京回来的刘克成等人在上海会合，也就是要到华东局上访。老李劝告他们全体回亭州，但劝告无效。
快七点的时候，老李回到市委，向他汇报，说在地委帮助下，调集了十几辆车子，把“工红”九百多人带回来了，已经在亭州汽车站各散回家。另有一百多人劝阻不住，从荷州过江去了，老程现在跟着那一拨人，继续做工作。
他肯定了老李的工作，让老李回去休息。他点起一支烟，想到眼前这些事情简直像一部层出不穷的戏剧一样，看来常委会所做的只能是尽力而为，一切将不会因为有了中央《十条》就能把工作较快做下来，老宗在常委会上的连讽带刺很能说明问题。办公室用打字机把他将在两个会议上的讲话稿打出、送来了，他坐下审阅，拿起笔来，心中有许多好的意思如泉而出，要加进讲话稿中去。
讲话稿修改了两次，清样时已经是九点多。站在办公楼栏杆边向外望去，机关大院树影下少数几盏灯光映衬出浓黑的夜色，而亭州小城更是笼罩一团漆黑之中，显得万分宁静太平，好像啥事都没有。如果真的啥事都没有，是多么好。但事实上在夜色中就有事，人们在讨论、在策划，而当太阳升起之后，一切就喧闹到社会的表面来了。
他抽着烟，考虑着刘克成明天将率领一百多人出现在华东局这件事，这对于亭州市委，当然有着很大的压力，至少他得考虑市委如何回答华东局的询问、如何向华东局表态。事实的发展，已经让他不能不承认，尽管他一向自认不是“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却终于还是“很不得力”的，不管他咋样努力，都注定了会“处于软弱无能的地位”。这真让他前所未有地有点沮丧。文革以来，他劳心劳力的程度，比起文革之前，不知要高出多少倍，真是寝食不安，可是看来还是不行，很难达到党中央毛主席所要求的那种境界，同时也没有能让群众和干部满意。真是难哪!问题不是没有尽力而为，而是尽力而为了也没有用，还要防止着会适得其反。造反的群众却这样起劲，还要闹到华东局去。华东局是啥地方?是领导着华东地区六省一市的中央领导机构，即使是地委书记、省委书记，也不能随便就到那里去谈啥问题，何况是刘克成和他的一百多个工人呢?但如今就可以，而且理直气壮，坐上火车就去了，就像到外婆奶奶家去一样随便。可是中央《十条》的第七条对这种上访，在原则上竟然是明确肯定的，说“工人群众可派少数代表到上级机关(包括省、市、自治区党委和大区中央局)反映……”。搞了多少次运动，都不像这次运动，所谓正确把握，有点谈何容易。但不管咋样，信心不能失去。中央《十条》说明中央没有失去信心，而且很有耐心，总是在积极引导群众。这样去想，也就汲取到了把工作继续做下去的信心和力量。
没有想到，当天夜里，就在他熟睡之际，“工红”有了一个大动作。十一点的时候，亭州小城早已漆黑一片、空街无人。“工红”数百人悄然出动，突然出现在工人文化宫门口，呐喊着“冲啊”，惊天动地，冲了进去。那是“主力军”总部，里面“主力军”的上百名集中住宿人员被梦中惊醒，束手就擒。“工红”就把里面的上百条被单，十几辆自行车，以及电话机、打字机、手摇油印机、各种办公用品，大量纸笔墨汁、油墨、广播器材，甚至还有桌椅、脸盆之类的，劫掠而去，留下了一个遭受洗劫的现场和那些狼狈不堪的“俘虏”。大门口“主力军”总部的牌子被卸下扔在地上，上面用油墨乱涂，改成了“造谣保皇总部”。现场的这一切，被闻讯赶到的有关人员用相机拍了下来，当夜就送到照相馆洗印放大。第二天一早，“主力军”的大字报上了墙，题为《工人文化宫夜遭抢劫真相》，把那些照片贴在上面，向“全市人民”揭露“工反一小撮暴徒”如何抢劫并且打伤了“主力军”总部的值班人员，其中已有多人被送往医院救治。“这些暴徒采用不光彩的突然袭击的方法，半夜而来，行凶打人，肆意抢劫，而后迅速逃逸，当我纠察大队赶来时，他们已经携带所抢劫的物资逃回他们的巢穴港务处……”。这份大字报的传单以及一套照片也送到了市委，他一上班，就立即看到并知道了情况。
但“工红”方面很快也有《“工红”司令部声明》贴上大街，直言不讳说对这起事件负责，并且激愤地写道：“试问，他们为什么能占据属于全市工人所有的工人文化宫作为‘总部’?为什么他们能把工商联做了他们所谓‘纠察大队’的营房?他们为什么能有这么多的新被单、新自行车、优良的宣传设备和用品?是谁在支持他们?是什么人手中有权这样做?而我们革命造反派为什么就连起码的笔墨纸张也很缺乏?所谓把剧场给‘工红’使用也成了一句空话，那里反而成了‘主力军’的又一个顽固堡垒。这一切是为什么?我们要和全市人民一道弄清‘主力军’的性质。如今，物证俱在，就陈列在青年中学里，欢迎参观：一百多条被单全是市委招待所的，十几辆自行车全是新的，打字机两台也是新的，还有高级的手摇油印机，纸张笔墨三年也用不完……。他们到底是个什么组织?起什么作用?是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还是对抗文化大革命的?一切还不昭然若揭吗……”
他看着“文革办”送来的这些材料，联系近来发生的所有事情，感到了白热化的一种形势的到来，有一种“决战”或“大战”的空气。令他气息加深、心跳加快。他让自己镇静下来。他指示办公室，原定上午跟“主力军”方面的负责人的会议，以及下午的全市支部以上单位负责人会议，如期召开，不受任何干扰，坚决贯彻中央《十条》，原定讲话稿照用。在会上，他要就“工红”夜袭“主力军总部”这件事发表意见，对这样的行为当然不能肯定，但要求大家克制、冷静，不允许“以牙还牙”。
他最关心之处，还是上海。刘克成那一百多人到达华东局了吗?情况如何?老程为啥不打电话回来报告情况?
他召集的两个会，正常开了过去。在上午小会上，他要求“主力军”顾全大局，不纠缠“工红”冲打总部事件，而用实际行动贯彻执行党中央《十条》，在各单位带头掀起“抓革命，促生产”的热潮，高姿态对待“工红”人员。在下午大会上，他要求各单位负责人忍辱负重，以对党对毛主席对国家高度负责的精神，开展工作，要把中央《十条》恭楷抄写张贴在厂里，并且印成传单发到车间班组、发到每个职工手上，正面宣传中央精神，做好本单位两派工作，化解矛盾。抓革命要抓到每一个人心里，促生产要促到每一个环节上，保计划，保质量，踏实细致，坚持不懈。
他又有了一种较好的感觉，这一晚是一觉到天亮，恰好被一阵电话铃声惊醒，一看时间，六点，比平时预定要起床的时刻略早些。打来电话的竟然就是心里惦记着的“文革办”程主任，从上海打来。电话里说，一直跟工人在一起，于当晚到达上海，一百多人就在火车站囫囵过夜，至于吃东西，各人自行解决。第二天到华东局去，一上午没有人出来接待。上海本地有一些人在里面“咣、咣”地敲着一面锣要求有人出来接待，也没人出来。这样一直到下午，来了一位女同志，名叫朱芸。问亭州来的人是谁负责，就让刘克成和他二人跟她走，坐上小车到了另外一个地方，这才坐下来谈。先让刘克成谈了一阵，接着又让他谈，后来又询问一些问题。刘克成汇报运动初期情况时谈到医校郁平这个人，朱芸很感兴趣，转过来就这个问题详细问他，结果就连郁平的老婆乔丽的事情也谈了。朱芸说，市委运动初期逮捕郁平和那个中学生是不对的，把他们放出来是对的，后来郁平写了一张大字报，就再拘留进去仍是不对的。这样的历史问题要放到运动后期处理，重新调查，弄个水落石出，当前运动不应当在这些历史遗留问题上纠缠，不应当这样随便拘捕人，应该纠正这一做法。朱芸后来谈了六条：
一，亭州部份工人成立自己的全市性组织“工人红色造反司令部”，是合法的，亭州市委应予承认。
二，“工红”部份人员因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而被打成或被视为“反党”、“反革命”、“牛鬼蛇神”之类，是不对的，应该取消这种歧视和政治压制，这方面所做的有关“秋后算账”材料，应该按照中央指示精神，予以销毁，对于在这种政治压制中有群众被关、被打或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要有正确说法，处理好善后事宜。
三，文化大革命以来，凡是由“四清工作组”或本单位领导决定，而不是由群众民主选举产生的“文革委员会”，应该按照中央《十六条》和最近的《十条》所指示的，重新在民主基础上选举产生。
四，亭州的“主力军”或有关方面，在厂里压制、打击、拘禁不同观点的群众，而造成一些群众逃出工厂，这完全违背《十六条》和《十条》的精神，“主力军”或有关方面，要立即纠正这种错误，让被迫逃出来的工人回单位上班，并且不准扣除这些工人的工资。
五，对于打击各种确有证据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要遵循《十六条》第七条的精神，不准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对于历史遗留问题，不应当纠缠，以免影响运动正常开展。
六，亭州的所有群众组织，都要在运动中以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而不要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蒙蔽，要在毛主席革命路线基础上团结一致，抓革命、促生产，夺取文化大革命的胜利。
另外，刘克成在北京时，还从“中央文革”接待站获有三条答复，内容精神跟华东局的一致。得到“中央文革”三条和华东局六条，刘克成他们认为大功告成，所以让他打电话报告市委。刘克成以及全体一百多人过一会儿就要上火车到镇江，然后从镇江回亭州。到时他再打电话报告。
听了程主任的长途电话，一颗心放了下来。只要那么多工人没有出啥意外，就谢天谢地;只要华东局没有直接批评亭州市委，就阿弥陀佛。至于三条、六条，他听了不觉得有啥异常，更不觉得不可接受，字面上是过得去的，而且觉得高级机关的这些工作人员头脑清楚，说话有原则、有分寸，水平很高。他心里希望这三条、六条能成为一个契机，推动亭州的文革往好的方面转变。
第十二章 兵临城下
两派工人组织发生激烈对抗。宗进庭在市委门口挨“工红”批斗。
然而，他对他召集的两个会议的效果，还是估计高了，事实情况与他的期待正好相反, 在他看不见、不知道的地方悄然酝酿。下午，老魏来给他出了一个难题，说和老宗二人被请到老尹家里，那里是群贤毕至，有“主力军”老刘等几个主要头头，有作为元老的老尹老洪等人，也就是原“红老兵”的一套班子，他们研究要做两件事，一是对于“工红”冲击抢劫工人文化宫“主力军总部”，不能就这么算了，对士气影响很大，要坚决反击。定于明天下午在小校场召开三千精兵的“控诉大会”，控诉“工红”冲击抢劫“主力军总部”的罪行;二是在大会之后，三千人在游行时顺势攻其无备冲到“工红”总部所在地青年中学，收回被抢劫去的物资，然后继续游行回到工人文化宫。
显然，“红老兵”虽按中央指示自行撤销了，但那几个显赫的人物仍然指挥着“主力军”，而“主力军”以老刘为首的头头，在这些人面前，都是晚辈和下级，并且在勇气、谋略和组织能力上，都不能跟这几个甚至多少见识过枪林弹雨的“元老”相比，他们之间，在文革的情况下，很自然而且是进一步地，保持着一种领导与被领导、指挥与接受指挥的关系。
他说，这事情还是要劝阻啊。老魏说，当场我和老宗都不好十分反对他们，对于他们要开“控诉大会”没有理由不赞成，对于他们准备冲击青年中学，我们都认为要再慎重一下。老尹立即给我们挡回来，说，你们就不要烦了，你们只当不知道。老刘说，这个事情是我们“主力军”负责，你们都不知道。
他抽了一口烟，搁下这个且不谈，把接到的程主任的电话内容告诉了老魏，老魏一听，说，不得了，啥三条、六条的，他们回到亭州这么一公布，“主力军”这边不要闹翻天吗?这边闹，那边欢呼，双方不打起来才怪，中央文革和华东局咋能这样表态?他们不是高高在上、偏听偏信吗?他说，现在常委会还不好开，要等老程回来，三条、六条，都具体摆在面前，才好开会研究。你现在可以代我去找一下老宗，把华东局的情况告诉他，刘克成那些人今天晚上可能回来，也许就在今晚，也许在明天，“工红”那边一定会有行动，比如大游行欢呼中央文革和华东局的表态，并且一定要到市委来的。
他似乎还以为自己是可以把握住运动的，事实却无情地告诉他，运动已如脱缰野马，你是掌握不住的。老魏到老宗那里去的情况，还没有来告诉他，老程和刘克成那些人还没有从上海回来，亭州就大闹起来了。
傍晚的时候，工商联门口开始发生骚动。那门口本来就是大街人流最多的地方，左右和对面是茶叶店、钟表店、副食品商店、西药房、中药店、绸布店，可称亭州大街的繁华段。工商联门口挂上“主力军纠察队”的牌子以后，与同一条街南边的工人文化宫“主力军总部”遥相呼应，当中还要加上“主力军文化支队”掌握的亭州剧场，形成三角形互相呼应的态势，控制了作为亭州最主要街道的“天福街”。工商联是古代盐司衙门所在地，后面深巷通往北城河，巷子里有个“管王庙”，供奉着盐业之祖管子。这条街，加上市委门口的中山塔小广场，再加上市委东边不远处的小校场，文革以来成了人们发表演讲、展示力量和互相对峙的政治舞台。大街两边凡有墙壁之处，也就成了大字报、大标语最集中的地方，人们每天从这些墙壁上获知本地的运动情况，以及偶尔有好事者所转抄的来自北京和全国各地的有关大字报。
情况先是有两个小学生女孩，指着“主力军纠察队”的两个队员说，这是保皇派。其中一个小女孩就被打了嘴巴子，她们揪住这两个人不放。于是旁边就有人上来，指责这两个队员不该打人家小学生，争吵起来。群众中有人说，你们就是保皇派。其中一个队员说，我们是保毛主席的皇。这句话遭到群众驳斥，“主力军”的这两名人员就被人们推着站到高凳上，四周尽是责问和批判。“主力军纠察队”闻讯出动，据说许多是肉类联合加工厂的屠宰工人，以农民合同工、临时工居多，正是“尹司令”直管的实力，不可阻挡，不但一下子冲开人群，救走了那二人，而且在纠缠之中抓走了“工红”方面的六个工人学生。人们就涌堵到工商联门口，叫嚷要“主力军”放人。外面的人们越来越多，情绪高涨。
他在市委里得知情况，感到事态的发展正与贯彻中央《十条》相反，他的一切努力，都不过是瞎子点灯白费蜡，而且上海的人一回来，情况还要更复杂，不由得一阵灰心。如何能消弭这一紧张事态，却是火烧眉毛眼前急。需要立即跟双方的头头说到话，能立即联系上的，却只有“主力军”。他就让办公室打电话到工商联去，让“主力军纠察队”克制，一是如果确实抓有群众，包括以前抓的、现在抓的，要立即无条件统统放出去，不准继续扣留，二是里面的全体人员要想办法撤出，工商联里不留一人，三是如果无法撤出，就守在里面，不要往外冲，等待市委协调处理。得到的回答是，大门已经被冲开，二道门是古代的两扇大门，又厚又重，平时不曾用过，现在顶了用场，已经上了闩门杠，一时打不进来。“工红”已经封锁了工商联后门，四周包围，里面的人出不来。
他想了一下，要亲自到青年中学去一趟，只有到那里去找陈安国这些“工红”头头，让他们出面做工作，以疏散包围工商联的人群。但他被身边的人拦住，结果是让“文革办”的王科长去了。过了一会儿，工商联那边的电话打不通了，情况显得更为紧张起来。但他却接到了洪局长的电话。他问洪局长这会儿在哪里，回答说是在煤炭公司。他问，工商联那里的情况你知道吗?洪局长说，我们已经晓得了，书记你说现在咋办?他说已经派人去找“工红”头头，让他们到工商联门口动员群众离开。洪局长说，不会答应的，他们会向市委提出无理要求。他问洪局长，你们咋打算?洪局长说，没有办法，顺其自然，从某种意义上说，事态扩大了也好。对这最后一句话，他不能认同，但也不便于在电话里纠正，他问，这一夜里面咋过?天冷啊。洪局长说，里面有足够的储备干粮，有一百多条被子，他们可以挤着睡一会，捱到天亮就好办了。他忍着心头恼火，搁下了电话。他呆呆地看着窗外的夜空。是的，不管用啥办法，也已经急不起来，需要等到明天。
派到青年中学去找“工红”头头的王科长回来了，报告说，青年中学里是有一些工人，但他们不知道陈安国这些头头在哪里。他叹口气，点点头，说，暂时也没有办法可想，除了值班的，都回家吃晚饭去吧。
这边才下心头，那边又上心头。办公室电话打到他宿舍说，接到宗市长打来的电话，说他和老魏、老李被“主力军”一些人强行带走，已经到了龙窝口码头，马上就要乘江轮到上海去。他一听，真是吃惊不小，好像感到弄不懂，问，他们到上海去做啥?办公室秘书说，是到华东局去评理。他这才明白了是咋回事，立即知道事情真是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严重。他问，“主力军”为啥要这样做?办公室秘书说不知道。是的，这个问题秘书无法回答。
他草草地吃了儿子从机关食堂打回家的晚饭，丢下饭碗就到办公室去，坐下来一支接一支抽烟。现在，工商联那里对峙着混乱着，市委五个常委有三个被“主力军”挟持赴华东局“告状”，而到华东局“上访”成功的“工红”方面马上就要带着三条、六条凯旋而回，亭州的局面只有他和老黄两个人来应付了。“主力军”挟持三个常委到华东局去的意图是啥?他们要开“控诉大会”和冲击青年中学的原计划改变了没有?现实情况离中央《十条》，越来越远了。想到此，心中一团乱麻，脑袋一阵晕眩，呼吸也困难起来。他倒在椅子上，秘书赶来，他说，送我上医院，不要惊动。不一会，两个人上楼来扶他下楼，上了一辆三轮车，已经铺了被单。他们把他扶上车，弄好了，送到医院去。一些仍留在办公室的机关人员从屋里跑出来，有人跟着三轮车跑，他伸出手摇着，让他们不要跟。
进了病房，医生来看了，立即就给掛水。掛着水，公安局的老汤老牛，还有常委老黄，都来了。他把情况给他们做了通报，他们沉默。他问工商联那里情况如何?他们说，现在外面的不往里攻了，里外对峙着。看来双方都在酝酿，不晓得夜里会不会发生啥事。
他叹息一声，说，无能为力啊。
老汤说，医生说了，杨书记需要休息。我看不能呆在亭州了，要转移。
他说，我不能走。现在家里只剩两个常委了。
他叫他们沉住气，回家好好休息，准备应付随时可能发生的更严重局面。正好王雪来了，他们就暂且告辞。他对王雪说，我有数，身体没有事，只是一时着急，头晕支持不住。王雪说，叫工商联里把抓的几个人放了，不就没事了?而且还有两个小学生!他痛苦地呻吟了一声，摇摇手，让王雪别说了。王雪也就不说，给他削了一个大苹果，一片一片的浸在热水碗里，看着他吃了，说，你就在这里好好睡一觉。他叮嘱王雪把儿子看好，就催着王雪回去了。
第二天一早，他觉得身体恢复了，跟护士说了一声，就出了医院，在街上买了两个热烧饼吃着，从小巷里到达市委，进了办公室，刚端上茶杯，情况也就立即向他汇拢。
因为镇江发生大规模武斗，刘克成那些人被耽搁过江几个小时，回到亭州已经下半夜，不曾有啥动向。程主任是跟他们一同回来的，早上还没有来上班。问起工商联门口情况，秘书说，夜里没有发生啥事，这会儿门口人员逐渐增多。工商联里面的人还在里面。问到被“主力军”带到上海去的宗市长他们有无消息，秘书说，不曾有电话来，早上这边电话打过去，打不到，旅馆说那些人一早起都走了。他点点头，坐下来喝茶。
不一会，老黄来了，老程来了，公安局老汤老牛也来了。亭州的能负责的人，好像就剩了这么几个，看着心中不禁凄然。也就不拘啥级别了，就这几个人坐下来讨论当前形势。
老黄说，焦点还是集中在工商联，要尽快消除那里两军对峙的状态，要不然，势态一定会扩大。关键是里面要尽快把人放出来，把两个小学生关在里面一夜，引起群众情绪激烈。刘克成从北京上海转了一大圈，并且带着中央文革三条、华东局六条的有理票子，“工红”方面上午一定会有行动，群众也会推动他们支持他们采取行动。另一方面，我们对“主力军”方面本来还是有数的，从昨天起，可以说，突然没数了，因为他们一些人擅自带着三个常委离开亭州，说是到华东局“评理”。加上工商联的情况，我们不知道他们要干啥，他们是不是有自己的啥计划?这是很严重的事情。一头是“工红”，一头是“主力军”，现在好像是决战的架势。中央《十条》刚刚下来没有几天，前天杨书记召开了两个会议，正在布署贯彻，面对两派这一情况，咋样贯彻中央精神，是我们眼前的现实。
老黄这么一说，启发了他，使他想起中央《十条》上的一句话：
“工人组织之间，彼此有意见，要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进行讨论，不要被坏人利用，不要造成对抗的形势。坚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动手打人。”
这些话说得完全对，其实也就是《十六条》有关条文的重申，现实正需要照这样的指示去办，工作就应当从宣传中央文件做起。他把手往桌子一拍，说，黄部长说得对，分析得有道理。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用中央文件的有力武器，来进行当前的工作，要带着中央《十条》到现场去做宣传。
老黄说，工商联那边我去!他问，你去了咋做?说啥?老黄正要说，却见办公室副主任兼机要科长捧着收音机进来，说，中央社论!屋子里一下子寂静无声，只听见中央广播电台的播音员以一种庄重沉稳的声音重复说着“现在播送《红旗》杂志第十五期社论《夺取新的胜利》!”
“规模巨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冲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阻碍，向着更深入、更广阔的方向发展。目前形势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广大的革命工人群众起来投入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
大家凝神屏气听着，这显然是一篇十分重要的社论，反映着全国的情况，代表着毛主席党中央的态度，指引着运动的方向，而运动即使在亭州也显然到了一种紧要关头。根据社论，他心里对亭州形势将出现啥戏剧性变化已经有了大致的判断，他也无力阻挡和扭转，似乎倒有一种感慨和欢喜。
社论播送结束，在座听的人们都默不作声。他缓缓抽着烟，说，等下午报纸来了，我们再组织学习、讨论。老黄你说，你打算如何做工作?老黄说，中央社论下来了，情况可能瞬息万变，刚才想好的一套可能不一定管用了。
他问，你刚才想好了哪一套?老黄说，我打算举着一个牌子到现场去，牌子上写一段中央《十条》上的话，“工人组织之间，彼此有意见，要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进行讨论，不要被坏人利用，不要造成对抗的形势。坚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动手打人。”我就站在这块牌子旁边，对群众作演讲，劝说他们停止对里面的进攻，有问题可以到市委来谈。
他举起手，往桌上一拍，说，你这个主意跟我想的一致，你立即就这样去办!办公室马上把这块牌子做起来，就用硬骨纸贴上白纸，工工整整写上这句话就行了。另外再做一块牌子，写上刚才社论里的这句话：“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文斗，不要武斗。我们要听毛主席的话，坚决按照毛主席的这个指示办事。”这样的两块牌子，黄部长去，要走在当中，再跟去两个人，一边一个，用手举着标语牌，需要有这个庄严的仪式。我们的工作不管咋样做，都要从宣传中央指示开始，要相信只有这个方法管用。
老黄离开后，他问公安局长老汤，现场咋样?老汤说，书记放心，凡是这种场合该做的我都做了，另外我们也布置各街道居委会派人到现场暗中认人，看看有哪些人比较活跃。对这样的老一套，他心里有些不以为然，但他点头表示认可，说，你关照一下有关同志，注意黄部长的安全。老汤立即起身而去。
这时“文革办”打来电话报告，“工红”在市委门口刷了两条大标语：热烈欢呼《红旗》杂志第十五期社论发表，夺取新的胜利!紧跟毛主席党中央，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
人们不觉互相看了一眼，不能不承认：造反派这边得势了。
他问，大家有啥要说的?都说没有。他说，那就有事再碰头。公安局的牛副局长进来，请示他：外面很乱，书记要不要转移一个地方?他回答说：现在不能转移。
人们都散了，他坐下来，喝一大口茶水，抽着烟，沉重地思考起来。他从抽屉里取出党中央5月16日《通知》来，觉得需要再加以学习领会。这个重要文件，他没有让自己违反规定向王雪透露过一点点。他的目光停留在一段用粗黑体标出的话(这意味着是毛主席亲笔加进去的)：
“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无产阶级继续清除资产阶级钻在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这些基本问题上，难道能够允许有什么平等吗?几十年以来的老的社会民主党和十几年以来的现代修正主义，从来就不允许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有什么平等。他们根本否认几千年的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史，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和对资产阶级的专政。相反，他们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一道，坚持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丝毫谈不到什么平等。因此，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
其实他已经多次阅读，力求深刻理解，他暗想：毛主席是不是把问题说得太严重了?可是，毛主席的口气是这样严厉，对问题是提到了这样的高度，话是说得这样的彻底，读着这段话，感到好像是来自天上的隆隆雷声一样。
运动是中央号召、发动的，也就是说，有一定人为性，我们有时会当作只不过是反修防修的一场“演习”，但事实上情况越来越真，运动越来越显示出自身有一定规律性，上层的重大分歧、社会的普遍矛盾，都是真实存在的。小小亭州发生的事情，竟然越来越及时地就跟全国形势、跟中央社论对得上号，真是令人不胜惊讶。而刘克成这些工人，上北京、到华东局，很自信地把自己跟全国联系在一起，就像一条不起眼的波浪理所当然地把自己跟整个潮流联系在一起一样，而且像波浪一样充满了积极涌动的精神。真有点匪夷所思。眼前两派群众的斗争，如果不是就具体群众，而是就其斗争实质而言，好像已经“你死我活”，就是说，不是我对你错，就是你对我错，不可调和。
《通知》还说，“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这句话也是用黑体标出的。他好像这才前所未有第一次看到一样，打了一个寒颤。难怪全国运动都如火如荼，像大火一样上下全面烧了起来，难怪就连小小亭州的两派群众也这样斗得不可开交。
虽然群众不晓得党内有这个《通知》，但《十六条》已经体现了《通知》的精神，中央一系列社论实际上不断宣传着《通知》的精神。群众中的那些骨干分子，如史宏、刘克成、陈安国、张大同这些人，好像特别心领神会，他们起着带头作用。而像北京的谭力夫、赤兵那些青年人，也心领神会，只不过是从另一个方面作出了强烈反应，他们是抵制性的。这些出身高贵的青年，家庭不一般，可能有机会看到《通知》，并且对上层的情况，对这场运动，会有特别的了解与认识，而跟基层的普通群众不同……。他有点心惊胆颤地把《通知》收进抽屉，好像不敢再看……
小宗静一头闯进他的办公室，神情重大，叫了一声“杨伯伯”，就把一份东西送到他面前，而后不声不响地在一旁坐了下来，捧着脑袋，就像上次给他看北京传单时那样心事重重，与她的年龄甚为不合。他拿起那份东西，敏感地一下子看到这样一些关键的词语：
“中央……革命干部子弟联合行动委员……于中南海政治局礼堂正式成立……”
他也就不往下看了，问，静儿，这是哪里来的?有啥情况?小宗静说，一个同学给我的，说我是革命干部子弟，可以志愿参加这个“联动”，他是特地送给我的，但我不懂，我害怕。
他说，你来告诉杨伯伯，是对的，你不要参加。这个“联动委员会”，我不知道，他们一定是很错误、很危险的。你知道这个“联动”目前在亭州已经发展了多少人?小宗静摇头说，我不知道，这个同学告诉我，目前还没有往下发展，但熟悉的人可以个别联络，在我们亭州，先联络县团级的子女，很严格。
他说，下回他再来找你，你要把我的态度告诉他，让他不要在亭州发展这个组织，让他拒绝执行这个任务，我可以明确地说，成立这样的组织一定是很错误的。静儿，你们虽然是中学生了，但在政治上还是小孩子，很多事情，你们不懂，你今天来问我，是对的，以后碰到这一类事情，也不要自己作决定，要回来问父母、问我们，好吗?小宗静点了头。
他问，你宗真哥哥在家里毛笔字写得咋样了?小宗静刚才沉静的脸上绽放出笑容来，说，写得很好了!
他也笑了起来，说，你也可以照着字帖写写嘛，在家里多呆呆，自己唱唱歌，带着小妹妹，少到外面去跑，现在情况很复杂。
小宗静的头又沉重地低下去，忽然抬头问，杨伯伯，我们为啥就错了?我们为啥就成了保守派?《红旗》杂志第十五期社论一播送，我们学校“红色保卫军”就不行了，许多人退出，跑去参加“红旗兵团”，就连小琴，也跑过去了。她本来是“红旗兵团”的，后来退出“红旗”，加入我们“红色保卫军”，现在又退出我们，加入到那一边去了，还在操场上发表演讲，说明她为啥会这样跑过来跑过去，很慷慨激昂的，影响可大啦。
他问，小琴是谁呀?宗静说，她爸是手工业局冯局长。可“红旗兵团”那边明明是反党的，把曹校长都逼得上吊自杀，咋倒成了正确路线!我现在才知道，啥是“很不理解”，原来是这样，现在我也“很不理解”了!
他说，我刚才不是说了嘛，现在情况很复杂，大家都不愿意当保守派，这是好事情，但也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一股潮流来了，多数人会跟着跑过去，你也可以不表态，采取观望和思考的态度。毛主席说，“观鱼胜过富春江”嘛。不要让自己有心理负担，不要着急，事物是发展变化的，有可能变成啥样子，谁也不一定说得准。假如有一天会变得很符合你的想法，那时你也不要过份高兴。总之任何时候我们都要有正确的思想，对不对?
小宗静勉强破颜一笑。他继续说，在目前，你作为市委领导家里的孩子，最好呆在家里，在家里也一样可以关心国家大事，由于干部子女的特殊身份，如果基本不到外面参加活动，对外面的事情不表示态度，我看也是可以的，你说呢?
小宗静点了头。他多么愿意跟小宗静轻松地闲聊闲聊，但心中掛念着工商联那边，就把小宗静劝了出去。那份材料，他留了下来，并在上面记上“小宗静主动交来”。
时间已到中午，办公室让机关食堂给大家送来了简单的饭菜，三扒两嚥的应付了过去。正想着老黄，老黄在他的办公室门口出现了，样子狼狈，上身棉衣扯破，露出白生生的棉花来。他忙站起，让老黄坐下，老黄说，我赶快汇报情况。他让老黄别忙说，先到自己办公室去把饭吃掉，换件衣服，等会儿把大家召集起来，一起研究。
集中了办公室的一些同志到小会议室，老黄说，我们到工商联去时，大街上满是人，我和两个同志往前走都有困难。我们举着两个标语牌，向工商联门口接近，人越来越多，好不容易挤到大门口，那里正在撞击二道门，传出“嘭、嘭”的巨响。我们叫着“停止!停止!”但就在那一霎之间，二道门撞倒了，众人“嗡”的一声往后一退，那两扇又厚又沉的木头门连在一起，倒了下去，“轰”一声落地，只见里面的人惊惶往里退，外面的人喊着“冲啊”，潮水一样涌进，我们就像漂浮了一样身不由己被带进去。里面乱成一团，只听得一片“救人!找孩子!”的叫声，发生着纠缠和打斗，又听得说“老保从后门跑了!”人流往里冲，后面的人像潮水一样不断往里涌。
我们站到墙边花坛上，说着“工人同志们，我们是代表市委来的，要文斗，不要武斗”，不防一个工人虎狼似的一把将我拉了下来，手指抠住口袋，棉衣一下子就被扯破了。突然里面传出一片欢呼，许多人拥着、搀着十几个人，说是“找到了找到了，赶快送医院!”这些人就是被“主力军纠察队”先后抓进来的，其中有工人，也有学生，看上去确实吃过苦头，其中有人身体是有些不支了，而两个小学生女孩也找到了，很可怜地哭着，群情激愤，一窝蜂往大门口送去。接着又有几个人被搀出来，也有脸上流着血的。人们嚷着“被老保打伤了!快送医院!”又一窝蜂送走。
这时里面又有一些人走出来，只听得乱嚷着“搜到反动证据了!”人们给他们让路。当中簇拥着两个工人，手上捧着的是金条、金元宝、银元之类的东西，却走到我们面前来，当中的工人说，我是运输公司的，我叫郑林，这是我们从里面搜出来的，有国民党的旗子，有国民党的公章，还有这些金银财宝，你们是市委来的，交给你们。
我一见那些东西，也有些触目惊心，从未见过，但马上想到工商联里有这些东西也不奇怪，因为可能有特别的机构设在里面，他们或有自己特殊工作。于是说，我们是来宣传中央精神的，工商联的这些东西你们几个人负责送到市委“文革办”去。正说着，突然有人高叫“老保大队人马来了!赶快往外冲啊!”人群大乱，一齐喊着“冲啊!”掉头往大门那里涌去。也把那几个工人裹挟而去。
一霎之间工商联里全空了，只剩下我们三个人，只见大门那边确实涌进了“主力军”的大队人马，都一式戴着“主力军”袖章。这时我一眼看到了总工会的老刘，而老刘也看到了我们。老刘走上来握手，说，让你们吃苦了。我觉得老刘率领“主力军”冲过来是很失策的，就说，老刘，里面的人跑就跑了，你咋又带人冲得来呢?老刘无话回答，这时一群“主力军纠察队”乱嚷着，从外面扭送进来十多人，往里送去，最后二人却押到我们面前，其中却有那个叫郑林的工人。“纠察队”说，抓住反革命分子了!旁边的纠察队员呈上缴获的东西，就是刚才已经见到过的旗子公章和金银财宝。郑林说，你们血口喷人!我们是去交公的，市委的人可以做证明!我忙说，这事情我们晓得，是我们叫他们去交公的。郑林大叫着说，东西交给你们了，我们不负责了!“纠察队”把他们往里推，他们挣扎说，你们干啥?还想抓人吗?你们有啥权利抓人?我说，老刘，不要抓人。但纠察队的人仍说，要让他们交待!说着仍把这两个人一窝蜂推了进去，老刘也不及劝阻。
我对老刘说，我是代表市委前来制止武斗的，工作没有做得下来，这里你要妥善做好工作，不要再关人，更不能打人。正说着，“主力军”的人嚷着“让开让开”，从里面搀出好几个伤员来，脸上也都很难看地流着血，显然是在刚才的武斗中受了伤。老刘指挥着说，快送医院!他们乱着，我们就离开了工商联。
一出工商联，就觉得大街上气氛不对，商店都关了门，隔不多远就有一些“主力军纠察队”的人，好像是设卡戒严了一样，街上空荡荡，已经很少看到别的群众。从工商联到市委，一路上看到有群众被“主力军”押解着，像抓到战俘或犯人一样，说“捉到造反头儿了”。我们一路走来不断受到盘问，听我们说是市委的，就解释说，因为你们没有戴我们的袖章，所以要问一下。后来看到一大队农民打着“同盟军”的大旗，高呼着“坚决镇压反革命!保卫市委!”的口号，走了过去。至于“工红”方面的人现在到哪里去了，是打散了呢，还是会有新的行动，这就不得而知。
但偏偏还有人“轰隆隆”开着一部压路机而来。这时只见十几个“主力军”队员围上去，喝令停下，一把揪下那个驾驶员，拳打脚踢，夺下压路机钥匙。我们上前，说，不要打他，有话好好问。“主力军”队员问我们是啥人，我说，我们是市委的。“主力军”队员说，这是“工反”派来的压路机，想压我们，造成流血事件。我问那小伙子，你是哪里的?哪里的压路机?开到这里来做啥?小伙子说，我叫马小阳，城建局的，到稻河路有修路任务。“主力军”队员说，不要相信他!送到纠察队去审问!就把马小阳推推搡搡抓走了。
老黄说过之后，会议室里沉默无声。他划火柴，点起一支烟。那火柴盒一面印有“镇江火柴”四字，一面印有《水浒》英雄人物。他手里转动着火柴盒，想，刘克成这会儿在哪里?做啥?从华东局回来，好像还没有正式出动嘛。眼前的情况，已经让市委觉得束手无策，他们再出来从另一方面闹一下，那就要更热闹了，而他们一定是要来的。他不禁想到了“失控”二字，心中一阵虚弱。老宗老魏老李三个常委这会儿仍在上海，家中发生这样大的事情，常委竟然这样缺席五分之三，市委连常委会也开不起来了!
正沉闷着，消息传来说，“主力军”冲了青年中学，打跑了里面“工红”的人，把前天被“工红”从“主力军总部”抢走的物资抢回了工人文化宫，从青年中学抓了十几个“工红”的人，都押到亭州剧场去了。
这正是老尹老洪他们计划中的，而老刘在实行。他仿佛看到老尹他们正在很得意的笑呢。
他说，三个常委不在家，常委会也没法开，大家按照中央文件精神，坚守自己的岗位去吧。
他一支接着一支的抽烟，他想他应当把老尹老洪叫来，痛加训斥!可是他不能这样做，他们在亭州树大根深，都是强有力的人物。现在他对他们的一盘棋还看不清楚。把三个常委弄到上海去(或者就是配合默契的)，说明着他们的计划大得很，这要想得复杂一些。
老黄进来，说，杨书记，这样下去不行，我让办公室跟地委联系，报告了地委，地委认为要他们回来;办公室用电话找到宗市长他们了，你是不是去跟他们通个话。
他起身，跟老黄到办公室去，跟老宗通到了话。问候他们在上海的情况，老宗说，我们三个人这样被弄出来，也急，但是“主力军”到上海来的人有一百多个，而且还在增加，我们走不了，他们要弄我们到华东局去评理。华东局到现在还不曾有人出来接见我们。他问，他们要评啥理?老宗说，“工红”冲了工人文化宫，抢劫了“主力军”的文革物资，打了人，另外还有抢夺、烧毁档案机密材料，实属牛鬼蛇神翻天……。
听到这里，他有点听不下去，说，这个理在华东局评不到好，华东局已经有六条给了“工红”。
老宗说，他们就是对这个六条不服气，认为华东局不能听一面之词，所以要来评理，唉，群众就是群众啊。
他听着电话，觉得老宗在拿所谓“群众”二字做挡箭牌，掩饰某种立场和责任，但他不必、也无法跟老宗计较，他只能就事论事说，你们不能三个人都在上海，要说服“主力军”，先让你们回来两个人，行不行?现在家里常委会也没法开了，这咋可以呢?于是他就把工商联发生武斗冲突等一系列情况告诉老宗。老宗说，让你和老黄两个在家里辛苦了，我们一定想办法早点回去。
搁下电话，心里真是郁闷得很。老宗所谓“想办法早点回去”，是说得太不明确、太不坚决了，反让他平添了三分郁闷。
老程来报告说，街上又乱起来了，满街的人，说“工红”要冲打剧场，因为“主力军”把抓的“工红”的人都关在里面审讯拷打。他说，你给我把老尹老洪找来。程主任面露难色，他说，好吧，让我跟他们通话!办公室就给拨打老尹家的电话，接听的人正是老尹。他说，老尹呀，我是杨敬尧。现在外面情况咋样?老尹说，你不知道吗，“工红”昨天冲打了工商联，这会儿又要冲打剧场，造反派的脾气真的是很大啊!
听着老尹这很明显的一面之词，心里又是一阵郁闷。他说，那么他们为啥又要冲打剧场呢?老尹说，我也不知道呀，不过我听说他们拾到有理票子了，啥三条、六条的，复杂呀。
他忍住恼火，说，老尹，目前家里只剩两个常委，老宗老李老魏三个人被“主力军”带到华东局评理去了，群众之间发生这样大的冲突，我们工作上困难很大，就担心出啥不可收拾的事情，你能不能跟老刘他们说一说，如果剧场里关了“工红”的人，就给他们都放出来，坏人是跑不掉的，任何群众组织不可以抓人关人。老尹说，好吧，我试试看，现在我也不一定能找到他们，我已经打过几个电话查问情况，没人接。
他说，好吧，请你再想想办法。
可怜，搁下电话，他竟觉得，他这个“请”字的份量，是否嫌下得重了些?
老黄问，要不要再联系一下洪局长?他说，不用了，老尹马上会告诉他的。他心想，说不定，他们那几个人其实都在一块儿喝茶呢。
一会儿，“文革办”的同志来报告说，“工红”上千人冲进了剧场，“主力军”几百人从剧场撤退，一些被抓进去的人没有带走，但带走了包吉、陈汉玉等五个工人，都用绳子五花大绑，说是要扭送华东局。这个情况是“工红”方面主动打电话来报告的，希望市委阻拦“主力军”这样做，认为“主力军”的一系列行动是有意扩大事态。
想到“主力军”要绑起五个人送到华东局去，而且这之前已经挟持了三个常委，觉得“工红”方面说得不错，“主力军”是在“有意扩大事态”。对照中央社论的立场观点、中央一系列文件的精神，目前“主力军”这样的“保守派”，倒真是有了“造反”的意味，而“造反派”呢，却有了“保皇”的意味。两边都是群众，都是人民内部，作为市委书记，他还是不宜表示赞成哪一方、不赞成哪一方。“得其环中，以应无穷”!
在市委里听到的消息，一会儿报告说，成千的人涌到党校去了，因为听说五个人被转移进了党校，一会儿又报告说，成千的人涌到凤凰墩去了，因为听说五个人被转移到了凤凰墩，那里已经是郊区。但一直到晚上，人们也没有找到那五个人。这一天亭州小城就这样人流不断，像潮水一样，一会儿到东，一会儿到西。谣言四起，各种说法都有，黄昏时分，甚至有恐怖传闻说，在迎春桥下、在周山河边发现几具尸体，于是，群众自发地一会儿涌到迎春桥，一会儿涌到周山河去观看。他让公安局老牛亲自去看看是否属实，结果并不属实。事态真好像是乱到了极点，然而，却也有不乱的安然的一面，比如，全市的工厂企业这时候没有发生任何事情，全市的学校和各个单位这时候都没有他们自己的动静。学生方面好像退到舞台的边幕里去了，舞台的中心是工人阶级。“主力军”方面现在是这样“有意扩大事态”，而“工红”方面，有中央文革三条、华东局六条在手，有中央《红旗》杂志第十五期社论《夺取新的胜利》的鼓舞，也还没有凭着老尹所说的这些“有理票子”来和市委见面。这相对不乱的一面，这相对的宁静，是令人觉得异常的，他预感到，一股强劲的风暴，必将从目前显得很沉着的“工红”那方面猛烈地刮起来。
晚上八点，老魏从上海回来了。平常在一起不介意，现在真让他觉得多了一条手臂似的。老魏说，华东局有人出来接待了，是个女同志，叫朱芸，小嘴儿很会说，态度沉着老练，说华东局已经有六条意见给了亭州，你们咋还要来?而且一下子来了三个常委，你们市委总共有几个常委?这是很不妥当的。你们地委已经来电话了，让你们赶紧回去。你们应该立即回去按照中央文件、中央社论精神，参考我们的六条意见，解决亭州的问题。华东局对我们既然这样回答，老宗就让我先回来，他们带着“主力军”那一百多人随后就到。
他说，嘿，你们回来了，“主力军”还准备把人绑到华东局去呢。他就把亭州的情况简要地说给老魏听。老魏说，现在咋办呢?不要真的弄到华东局去又吃批评、落下很差的印象。华东局管着东南几个省，小小亭州让他们这样操心，说不过去。他说，全市群众关注那五个被绑的人已经一天了，还没有找到，各种传闻都有，到了人心惶惶的程度。不知道“主力军”把他们弄到哪里去了，有啥意图，能达到啥目的。我给老尹打过电话，到现在多少个小时过去了，还没有接到他的回音。你看你有啥办法?老魏说，我能有啥办法，我只有去找他们。他说，那就辛苦你。老魏说，我浑身骨头疼，正要走动走动呢。说罢，老魏就去了，他赶紧叫一个秘书跟上了老魏。
不一会，老魏就来了电话，是从南门邮所打来的，说，见到老尹他们了，五个人有下落了，已经到了鲍寺镇，本来准备在那里歇一脚到龙窝口去乘江轮，因为内部发生了不同意见，就停在鲍寺了，不晓得该咋处理。五个被抓去的当中有一个送进了鲍寺卫生院，因为跳楼摔伤了。他问，老尹他们咋打算?老魏说，他们还没决定。我打算去把五个人接回来。他问，你接得回来吗?老魏说，我让老刘写个条子给我，我去放人。他说，你让他们自己去放人不更好吗?老魏说，我还不好给他们下这个命令，只好提出我去放人，老刘这家伙也就把条子写给我了。他说，外面下小雨了，有三四十里路呢。老魏说，不要紧，我跟南门蔬菜大队找了一条机器船，走济川河，正好把五个人带回来。他说，如果有人问，全市群众找了一天没找到，咋你这个常委就把人找到了?这个如何解释呀?老魏说，这很简单，就因为我是常委嘛。另外，到了那里之后，我跟“主力军”说，你们可以把我“炮轰、打倒”一通，然后再让我把人带走，要不然你们心里不服气，我也好取得那五个人的信任。我这方法，就叫“火中取栗”呀。他听了哈哈一笑，说，行，你考虑很周到。五个人带回，把那个跳楼受伤的送到医院去，辛苦你了。
老宗他们是夜里两点回来的，早上，都到了办公室，也就立即开起了常委会。他说，这几十个小时，风浪比较大，温度比较高，水更加浑。“工红”与“主力军”，先后到华东局去过了，“工红”刘克成还到中央文革接待站去过。“工红”是有成果带回来的，就是三条和六条，在他们手里，还没有跟我们见面。啥时候来见面，现在不知道，估计快了。“主力军”方面，是不是带了啥成果回来，我还不了解，估计也会有一些的。现在我们咋办?不管他们手里有多少条，我们只有一条，就是中央文件，就是中央社论。老宗老李老魏三个人被“主力军”带到上海去，亭州就是我和老黄。现在是不是先由到上海去的同志，把情况介绍一下，然后由老黄介绍亭州的情况，两方面综合起来之后，我们结合学习中央精神，讨论该咋应对当前局面。
老宗端起茶杯饮了一口，放下，说，我来谈!老黄也不必介绍情况了，亭州的情况，我全知道，因为“主力军”的幕后指挥，就是我!
老宗这样说，大家都吃一惊。老宗大可不必这样说嘛。可是老宗接着还加强了一句说，确实就是我!
大家只好听他说下去：
“工红”冲了工人文化宫，抢了里面的物资，“主力军”方面酝酿了一套计划，这个计划我是知道的，实际上是默许了。“主力军”带我们到上海去，我其实是配合的。他们给了亭州“工红”六条，之前，也给了荷州“工红”六条。为此，荷州“主力军”表示抗议，三万人上了街，一万人上了北京，到底是中等城市，比我们小城市厉害。亭州这里工商联当晚发生事情，我在上海及时就得到电话了。我回电话说，让他们来攻，生产受些影响不要紧，现在要算政治账，不要算经济账，要把我们的群众进一步组织起来，做最坏的准备。我的意思就是让他们放手干，不要有后顾之忧，事情闹大了才好。关于冲击青年中学，是原计划中的，电话问我还冲不冲，我说，你们觉得行就行，反正都是造反派逼的。他们重点抓了五个人，我也知道，其中有国民党反革命分子，有打人凶手，有抢劫机要文件犯，抓得好，我让他们把人送到到上海给华东局看。你们可能不赞成我这么竹筒倒豆子，但情况都到这时候了，还有啥需要瞒啊藏的?没有必要遮遮掩掩躲躲藏藏了，到一定时候说不定我还要赤膊上阵呢!
大家心里真听得有点怕，但只有听老宗如此地往下说。
昨天我得到一份传单(老宗从衣服口袋里取出来)，是周总理接见群众时的讲话，其中传达了毛主席一段指示，说：
“恩来同志，最近，不少来京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来信问我，给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牛鬼蛇神戴高帽子、打花脸、游街是否算武斗?我认为：这种作法应该算是武斗的一种形式。这种作法不好。这种作法达不到教育人民的目的。这里我强调一下，在斗争中一定要坚持文斗，不用武斗，因为武斗只能触及人的身体，不能触及人的灵魂。只有坚持文斗，不用武斗，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才能斗出水平来，才能真正达到教育人民的目的。应该分析，武斗绝大多数是少数别有用心的资产阶级反动分子挑动起来的，他们有意破坏党的政策，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降低党的威信。凡是动手打人的，应该依法处之。请转告来京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
毛主席的指示当然是对的，但是有谁能保证运动按照毛主席说的办?管他啥指示，现在都没用了!
他心中真是吃惊不小，想用个方法来制止老宗说下去，但老宗那样子，势不可挡，就像大青牛怒起来一样。只见老宗继续说，别的地方的情况我不了解，但亭州的情况，我的眼睛没有瞎，眼睁睁看着乌龟王八想成气候，我们袖手旁观，行吗?用“秋后算账”警告他们，没有用;记录整理有关的材料，又不准，说是“黑材料”;不支持他们成立组织，不答应;不给他们一个“总部”，不服气;不承认他们是革命的，你反动;不承认“主力军”是保守派，跟你闹;总之一切要顺着他们。代表着毛主席党中央正确路线的，不是我们，不是各级基层党组织，“主力军”更不是，只有他们是的。干脆把江山让给他们就是了!现在他们出手了，抢材料，烧材料，抢剧场，打文化宫，打工商联，说不定明天就要来打市委、市人委。我看，人民银行、广播电台、人民印刷厂、人民医院，还有亭州粮库，这些重要部门，都要进一步加强保卫工作。他们是“反修防修”吗?他们是祸国殃民反革命暴动!共产党从前不是领导过多少罢工、罢课，不是闹了农民运动、秋收起义、南昌起义吗?我们这些人不是亲身参加过游击战、正规战吗?但现在他们闹的啥?难道现在是旧社会、我们是国民党反动派吗?我说他们就是反党，就是反革命!历史终究会证明我说得不错。他们不是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吗?我们市委、市人委里面有没有?他们指出来，拿出事实材料来，打倒就是了。如果是我，我听凭处置，我回老家种田去，免得为了我一个人闹得全市十几万人民不安。全市基层党组织、各单位，一共有多少中等的和小小的走资派?按百分之五计算，也打倒就是了，也免得为了这少数人闹得鸡犬不宁不好好生产。那么这些人打倒之后呢?是谁来替代填补那个百分之五?是他们，还是另选别人?他们当然认为，至少有他们一份，这是他们的如意算盘，但是不是党中央的政策呢?照我看党中央还没有这个允诺。他们是亭州俗语说的，“头想尖了，戴笋壳儿”!还要说一个道理，他们替补上来当官，就不会变“修”了?他们也是人嘛，我们过的桥也比他们走的路多，他们凭啥就不会变“修”?凭啥他们就可以教训我们、取代我们?这是一;第二，以后呢?那就又要由以后的青年学生、青年工人，来造反，来罢官，来抓百分之五。这就是今后我们国家的正常秩序吗?如果是这样，那他们就要在下一个百分之五里占多数，因为他们受的教育和锻炼少、变“修”得快嘛!再往后呢，再来一次、再来一次，总之是后面的来剃前面的头，说不定是越剃百分比越高，一直到剃完为止!我不相信一个社会可以这样发展，我也不相信我们就这样走向共产主义。一句话，我不相信!你要让人民直接参加国家管理，防止各级干部特权自私，还有啥不走资本主义的路，那应该通过建立制度，有序进行，逐步完善，怎能这样搞运动大闹天宫?我虽渺小，但我不愿意让造反派这样成气候，不能让文化大革命在亭州这样发展下去。文化大革命是党中央发动的，我举双手拥护，但我认为照目前这样搞下去没有出路。毛主席老早不是说过吗，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方法是用船呢，还是用桥?这是不同的。说不定就连船和桥都不要，裤腿子卷起来就过去了，还说不定要走几十、几百里下去，才有摸过河去的办法。
老魏有点斗胆似的插话说，老宗，你发展了毛主席的话啦。
老宗很严肃地说，这个玩笑不要开!运动以来，我们除了六、七、八这三个月比较主动，后来一直被动、越过越被动。造反派的学生工人跟我们闹，一直闹到现在，越闹越大，总之像是要把一切闹翻个天，对我们这些人武斗还是文斗，其实都不重要了，重要之处是在这里!要说他们是正确的、伟大的，要说我们是错误的、落后的，要说我们这些人一夜之间就过时了、无知了，打死我也不服气。按照他们，就要把“主力军”、“红色保卫军”都看成受了错误路线蒙蔽的保守组织，要加以解散，要形成他们造反派工人、学生的一统天下。如果“主力军”错了，我们当然也错了，因为我们在他们说来，是支持这些组织的后台老板。是的，我们跟这些组织当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干脆说，就是有联系，就是用来对付他们的。这个我们要承认，不能过河拆桥!但是，最后只有“工红”这一面是“革命左派”，你们说，行吗?那么多基本群众的工作咋做?亭州的情况，对照上面社论的意思，第一就要肯定“工红”这些人正确，第二是要求他们能高抬贵手团结“主力军”这些人。这是有主有次，有左有右，有对有错的，区别很清楚。这能行得通吗?这样的工作能做得下来吗?如果这样，真是改天换地了，跟解放以来十七年的思想和做法都不同。主力军不服气，要到上面去评理，是可以理解的嘛，所以我不但跟他们配合，还把老李老魏都拐了一起去，这个责任我负!我不怕!他们来文斗我，还是武斗我，我都无所谓!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当左派，党团员倒不咋样了，啥“反修防修”且不说，首先一条：我们的政权还能稳固吗?我表示极大的怀疑!我考虑来、考虑去，党中央不会这样做，运动到最后不会形成这样的结果，如果是这样，你们把我的眼睛抠掉!我决不扛顺风旗，决不顺风倒，在一定程度上我还要开顶风船，就是不能让造反派得势，全国的我们管不了，亭州的我们总还应当管到一点。如果全国各地都让造反派得了势，党将不党、国将不国。只怕没有等到“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让我们“和平演变、亡党亡国”，这些造反派眼前就要让我们完蛋了。决不能被造反派的气势汹汹吓倒，不能被他们的花言巧语迷惑，不能小看他们年纪不大，要看清楚他们野心不小。如果说“主力军”他们受了啥蒙蔽，那么造反派的群众是不是受了啥蒙蔽呢?我就是这样看问题的，所以我采取我认为正确的一些措施。如有错误，我甘当其罪。在这次运动中，我不求有功，也不求无过，但我终究无罪。文化大革命强调独立思考，强调真理往往在少数人手里。那么我们这些人也是有自己的一份民主权利的，也可能真理就在我们手里的。资产阶级还说过“天赋人权”，我们这些共产党员，作为无产阶级先进部队里的一分子，思想上咋能不正视自己的民主权利!那不是奴隶思想吗?我们在党内有自己的一份民主权利，在社会上也有自己的一份民主权利。光是造反派有民主权利，我们没有，哪有这样的道理!即使是正确的东西，如果不是用民主的方法来实行，如果侵犯民主，那也是不行的，正确就会成为错误，错误不会被当成正确载入历史。历史是谁来写?对于不民主的、瞎胡闹的，我们有权利抵制它、打击它!反者道之动，你造我的反，我也造你的反，最后谁反得过谁，那就只有天知道了!走啥道路的问题且放在一边，先把眼前这场斗争奉陪到底再说!我看，不要怕耽误生产，要尽快让“主力军”方面到体育场开一个万人大会，显示一下力量，鼓舞一下士气，到时我们要有人去出席、讲话，如果大家有顾虑，那就是我去，我不怕!
老宗如此这般还说了一些话，总的来说，有点“石破天惊”，大家不好表态，僵住了。负责记录的秘书科长早就停了笔，觉得不好记录、不敢记录、不能记录。
会是不能这样开下去的，这样开下去要犯错误。他抽了一口烟，让自己微笑着说，老宗的发言，是学习了中央刚刚发表的第十五期社论精神，联系了我们本地的实际。我们看问题、谈问题，就应该这样深入、务实。他停顿了一下，注意到他这样一说，大家松了一口气、放了一颗心，因为他把一个很险的弯子不露形迹地给转过来了，就像让大家脱离了某种险境一样。
他说，顺着这样的思路，我们要进一步联系实际，把当前要做的和能做的工作，做起来，做下去，做好它!我所得到的情况，又有了新的发展，眼前最急的，一方面是群众组织之间的冲打，而另一方面，是生产、生活问题，这个问题可能更急一些。党中央几天前、十二月九日的《十条》，对问题抓得准!其中说到要坚持八小时工作制，遵守劳动纪律，完成生产定额，说到要保证产品的质量，力求高质量，说到要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生产计划，说到工人之间、工人组织之间的交流，应当是在业余时间。如果能做到这些，那我们亭州的所有问题，就等于都解决了!所以，千条万条，要抓住一条，我们作为市委、市人委，要以贯彻执行中央指示来开展工作。
冲打工商联的“工红”人员，主要是运输公司、港务处的，这两个单位基本是“工红”的势力，煤炭、石油、粮食、棉花、各种物资目前滞留码头、无人卸货，不出三天，一些生产就要受到影响。情况反映到我这里，我已经跟有关的基层当权派通了话，请他们忍辱负重做好工作。但我们还要依靠群众，要尽快跟“工红”的头头取得联系，约见一下，让他们能顾及全市生产生活的大局，动员港务处、运输公司的工人恢复生产，让留港的船只赶快卸空离港，把物资运送进库。这个问题由“文革办”负责，把这个压力给“工红”，把这个考验给他们。
正说着，突然的电话铃声让他们一惊。办公室主任接话后说，是“文革办”打来的，大批工人涌来，是“工红”……
他轻轻一拍桌，觉得自己血液膨胀，有点歇斯底里似的笑着说，刘克成来了，来得正好!
老宗脸上阴沉下来，眼里冒着火。
公安局汤局长、牛副局长在门口一声“报告”，问，常委是否需要安全转移，请指示!他从容吸了一口烟，对老汤说，你来得也快啊!老汤说，我要对常委会的安全负责，请书记指示!他说，我们这时候走不了、不能走啊。还是先不要动，等着再看情况的变化。汤局长就同牛副局长退了出去。
他抽了一口烟，看了一眼常委们，说，三条、六条来了，准备接旨啊。老李说，因势利导吧。老魏说，看他们咋表演。
他说，好吧，大家精神状态很好，意见也一致，我赞成大家的看法。那我们就等待着客人有啥行动吧。
客人的行动立即就来了，说时迟那时快，才听得楼下有动静，二、三十个彪形大汉已经咚咚咚上了楼，兵临小会议室，四面站定，像是实行了包围一样，只差着手中握有武器。为首一人就是刘克成。他心里冷笑着，刘克成呀，你这个蜡烛果然是做大了!只见刘克成打开《毛主席语录》，念道，“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啥事情也做不成了。”说，“工红”三千人在市委门口列队等待，请市委领导接见!
老魏手朝四周一划，问，这算是啥?难道我们成了俘虏?《十六条》上有这一条吗?刘克成说，我们是来请市委领导接见，并且要向市委传达中央文革接待站的三条、华东局的六条。
老魏说，你是啥人?我还没有请教你的尊姓大名。刘克成说，我是华兴机械厂工人刘克成。老魏说，我拿着枪、拎着脑袋跟代表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做斗争的时候，你还在娘的怀里吃奶，现在我是中国共产党任命的亭州市委常委，你呢，就算你将来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但目前还是在工人的岗位上锻炼成长，这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你我也不例外，我衷心希望你在运动中领好头、走正路，像这样领着人冲进市委常委会，对我们兵临城下，不管带着啥重要指示，也是不行的。到底我们是敌人，还是朋友?现在还分不分领导和被领导了?
刘克成说，老革命的历史，是老革命的光荣，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但照你这样说，工人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锻炼成长就行了，毛主席为啥要发动群众起来进行文化大革命呢?我想，你不是宗进庭吧?
老魏一愣，老宗把手举了一下，说，我是宗进庭。这时，空气都好像为之一紧。刘克成说，那就请宗市长跟我们到大门口去，接受革命群众对你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
这真让全体常委倒抽一口冷气。他作为市委书记，这时是不能不站出来说话的了。他说，刘克成同志，我是市委书记，我对运动开展以来市委的工作负责，我到门口去跟群众见面，你们不能这样说进来就进来影响市委的工作，更不能随便就要把一个常委带出去搞啥批判。你们有事要预先跟我们联系，不要突然袭击，好吗?走，我跟你们去!
刘克成说，杨书记，对不起，我们今天的行动，是经过全体工人同意的，是符合中央刚刚发表的社论精神的，也是为了贯彻中央文革和华东局对亭州运动的指示。我们不是一点也没有联系，不是突然袭击，在离开华东局时，程主任已经用电话向市委把情况做了报告。
刘克成手一挥，几个工人站到了老宗的身边。老宗站了起来，从口袋里拿出红本本，说，我也读一段《毛主席语录》，好吗?刘克成说，你读。老宗念道：“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跟你们去。说着挪开椅子就朝门外走，工人们跟了上去。
会议室里顿时像是大兵过后的荒寂。常委们看着他，他点起一支烟来，沉思着吸了两口，说，天大的事情，没有让老宗一个人扛着的道理，我们都去!他在烟缸里狠狠戳灭了香烟，手一挥，常委都跟在他的后面，到门口去。
到了门口，只见黑压压数千工人戴着“工红”袖章，竖着许多面红色大旗，把中山塔面前小广场和向南延伸的路都站满了，四面交通堵塞、密不透风，但好在不是大城市，街上基本上没有机动车辆，并且四周小巷连通，要过路的行人自可绕道而走。老宗已经被指令站在一张椅子上面对群众，而群众不断呼着口号，震耳欲聋，冲天而起，其中就有“打倒宗进庭”。老宗的头颅不是昂着的，但也不能算是低着，既保持着尊严，同时也不傲慢。
唉，人到了这种场合，好像自然也就得进入角色。老宗这就是所谓被群众“揪”了出来，眼前景象恍然不可思议，而他和常委们，还有程主任等干部，也就为这不可思议的场面所牵动，不期然而然地站到了老宗的身后和椅子两边，就像是给老宗当龙套做陪衬，虽然是被动的，但也等于承认了本来不能承认的这种局面。
在老宗和群众之间留了一段距离，像是必要的舞台空间，刘克成和陈安国二人在这舞台的最前面，这时他们是这些群众的首领，是这个场面的组织者、指挥者，虽不是威风凛凛，却也是镇定自若，你很难把他们看作是平时车间里的一名普通工人了。
他的眼光不觉跟着刘克成转，心里好像觉得刘克成十分对不起他似的。实际上他对刘克成也是抱有惋惜之意，这样的青年工人如果不是起来造反该是多好，即使做一个老洪所说的逍遥派，也还是可培养的有用之人，而做了这个造反派，跟我们这样对立起来，做这种黑下脸来的事情，将来可咋好呢?他心里似乎逐渐抑制不住地有点痛恨刘克成，而觉得自己的眼光为之一变。
口号声一阵阵不绝于耳，“誓死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坚决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热烈欢呼《红旗》杂志第十五期社论发表”、“坚决贯彻‘中央文革’、华东局对亭州的指示”，还有“打倒保皇派”，“严惩主力军一小撮坏头头”，“打倒主力军总后台宗进庭”。当这些震天的口号腾空而起时，那站在椅子上的老宗，越发显得孤立和难堪，好像挨着一记一记的重锤，但他知道，老宗对这些，心里面是无所谓的。
刘克成亲自举臂领呼“打倒宗进庭!”底下群众一时也就特别地群情激愤起来，用特别大的声音响应着刘克成，老宗就像旷野大风中的一棵树艰难地坚强地挺立着。
刘克成宣布，下面，我宣读“中央文革”接待站对亭州的三条指示，华东局对亭州的六条指示!刘克成作了宣读，又响起一阵冲天的口号声。这些指示，的确大长了眼前这些群众的士气和威风。
刘克成说，现在，我们对宗进庭进行革命的大批判!
只见陈安国用他特有的铜钟一样的声音说，宗进庭，你好好听着，如果不服气，你可以当场反驳。陈安国就从口袋里取出稿子，口若悬河说了起来，但并没有朝稿子看一眼，显示着非凡的记性和口才。
宗进庭被列数“八大罪状”：
第一，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宗进庭听从中国最大的走资派的旨意，说，你们这里条件好，亩产万斤还不够，还要再多些，要赶安徽超河南。结果动员大搞深翻，一直把死土翻上来，造成大减产，粮食按照浮夸数字过头征购。在宗进庭亲自蹲点的于墩公社，就这样造成农民断粮断炊和死亡，而他自己，每到一处，无荤不下饭，无酒不进餐。在“新三反，反五风”中，上面追查“于墩事件”，宗进庭把责任推到下面，大整社队基层干部，于墩公社有数十人挨整，有一个大队老支书自杀身亡。轮到宗进庭在市委做检讨时，他说，“大跃进以来有点搞乱了”，把他大刮五风造成严重后果，推到大跃进头上去。是可忍，孰不可忍?
第二，一九六二年宗进庭负责在八个乡推广学安徽，进行包产到户，积极参与改变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性质，为复辟资本主义呜锣开道。他实行所谓“开笼放鸡”，把许多单位从公私合营退到大集体，从大集体退到小集体，从小集体退到个体，并且在全民所有制的单位搞集体性质的车间或者集体性质的小组，印刷厂、肉联厂里都有，这样千方百计在社会主义的肌体里下资本主义的蛆。他大砍大跃进中创办起来的工厂，比如炼油厂、制药厂被砍，在群众反对下，一些企业才得以保存和恢复。于墩公社一个富农分子反攻倒算，向学校索要四间瓦房，竟然打伤校长。宗进庭不但不处分富农分子，反而将校长撤职调走，把四间瓦房还给富农分子，而且让生产队用了五十个人工为富农分子修房。可是，另一方面，他又不顾中央三令五申，挪用应该退赔给农民的150万块砖，这就是他的阶级立场。
第三，宗进庭是一个私心极重的家伙，龙窝口抓获走私，有大罗马、英纳格等外国手表，时价人民币200元，他以80元私分，自己也捞了一块，另有三十只女表，时价120元，他由财政局以每只70元内部处理，他的夫人也少不了有一块。由于分赃不平，有“人民来信”写到上海海关，海关来函查问，结果他一手遮天、慌言欺骗，不了了之。他大搞假预算，把应交国家的资金转为预算外地方收入，高达上百万元。就这样，在国家三年困难时期，他戴外国手表，穿呢子大衣，手上有花不完的钱，为所欲为。据统计，仅一九六一至一九六二这两年，他在市委招待所大吃大喝达到149次。他的生活和他蹲点的于墩公社人民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人民不由得要问，他的这一切所作所为，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到底属于人民干部，还是属于蜕化变质分子?我们还应当容忍下去吗?
第四，在亭州“四清”运动中，宗进庭推行形“左”实右的错误路线，把斗争矛头指向一般干部和普通群众，保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和事，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二十三条》下达之后，仍然拒不端正方向路线。中央文件明文规定，公私合营要改国营，资本家工作另行安排，不再担任单位领导，但宗进庭拒不执行，至今这些有关资本家仍然在公私合营单位的领导岗位上。这就是宗进庭顽固执行的他的阶级路线。
第五，文化大革命来到之后，宗进庭疯狂实行白色恐怖，把斗争矛头指向普通群众和一般干部，转移斗争大方向。他布置工作组，整理黑材料，围剿革命派，要把革命师生打成反革命，妄图扭转和扼杀文化大革命。他布置公安便衣人员遮盖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在他的布置下，各单位把敢于起来揭露问题、声援革命红卫兵的群众，说成“危险分子、反党分子”，整理黑材料，有的还设置黑牢房，对革命群众实行非法禁闭和审讯。
第六，他通过秘密手段，将130名工人学生列入黑名单;在“首脑机关周围政治情况图”上，将几十名革命的工人学生与四类分子一起做了图标，列为重点监控对象。他百般阻挠成立我市工人阶级的革命造反组织“工人红色造反司令部”，并且把倡议成立“工红”的五十六人列入重点黑名单，布置给公安、街道以及各有关单位，加以监控。总之，对于革命的人民，他就是这样一个心毒手狠的刽子手，一旦时机成熟，他一定就要举起他的血腥屠刀了。
第七，他幕后策划、组织全市保守派“主力军”、“同盟军”、“红老兵”、“红保军”，以抵制、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在亭州的贯彻执行，并且幕后指挥“主力军”千方百计打击“工红”，造成一系列严重事件，直至煽动“主力军”人员到华东局无理取闹，并且准备让“主力军”全市罢工，以求一逞，真是何其毒也!
第八，据群众揭发，早在一九四六年，宗进庭就拒不执行北撤命令，被定为“除奸”对象，后来侥幸逃脱，重新混入革命队伍。他的所作所为说明他是一个道道地地的钻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蜕化变质分子、以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文化大革命来到之后，他意识到末路来临，于是阶级本性大暴露，疯狂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和革命群众运动。宗进庭必须老老实实低头认罪……
一阵冲天的口号声随之而起，将这场批判推向了愤怒的高潮。
但口号声忽然中断，工人的后队乱了起来，有工人来向刘克成、陈安国报告啥消息。陈安国吼道，集合!跑去整理队伍。刘克成走过来说，宗进庭，这次批判大会，到此结束，我们勒令你回家反省、作出深刻检查。另外，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主力军”来保护你了。我们“工红”主动撤退，避免武斗。杨书记，各位常委，严峻的斗争就在眼前，希望你们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这一边!
只见工人已经列队，陈安国在激动地吼叫着，刘克成又上去说了几句，陈安国发出两声口令，整个队伍一个转身，从容向东开去。他和众人把宗进庭扶下椅子，老宗抬起头来，脸色铁青。这时，一阵跑步声让地面都震动着，“主力军”打着大旗从西面跑步而来。他掉头就朝中山塔里走，大家拥着老宗跟上了他。
他停步转身说，大家都回去休息，准备应付更加复杂的局面。
他朝机关后院的方向走去。这时听得中山塔外面响起震天的口号声，具体也听不清。他觉得头脑一阵昏沉。
那天，意外的是，饭后他竟然睡了足足两个小时。用冷水洗了脸，头脑清醒过来，立即也就想到“工红”在中山塔门口批斗老宗的那场面、那情景、那八大罪状，其实对他刺激也是很大的，对常委们的刺激想必同样很大。
王雪给他泡上茶，放在他面前，问，老宗不要紧吧?他说，不要紧。他问王雪，你这向时在考虑啥?
王雪轻松一笑，说，我想了个逃避现实的好方法，我在看长篇小说呢。他感到好奇，问，看的啥长篇小说?王雪说，不是《金瓶梅》，是《艳阳天》，前二年就出版了，可是我没想到要看，现在找来看看。
他问，写得好吗?王雪说，生活气息较浓，刻划了农村里社会主义新人是如何成长的，中农阶层是如何得到进步的，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有哪些言行，他们在基层党组织内有咋样的代理人。对于理解当前的运动，好像也有帮助。
他感了兴趣，说，你举个例子来。王雪就去拿来《艳阳天》，翻开到第六十八章的末尾，说，你看，这个马之悦，是作为钻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来描写刻画的，当过高级社党支书，面目还没有完全暴露，犯错误被处分之后，仍然担任高级社副主任，他策划如何搞垮农业社，对一个富农分子是这样说的：“他们抓穷鬼，咱们抓富户。一改了制度，说话最吃香的，就不是啥劳动人民了，翻了个儿，富户就成了台柱子。”
王雪问，你看，这个马之悦所说，会成为现实吗?
他说，不会的。
王雪见他有点神不守舍，也就不说了。
他发觉自己在市委受到“工红”冲击之后，思想发生了一些变化。以前他多少还是能让自己对文革朝理解的方面去想一些的，现在内心里几乎一下子也成了很不理解的人，总觉得这样下去不行，这样的方式方法实在难以接受。可是群众却很有劲头，一定要让天下达到啥理想境界似的，这样乱哄哄地闹。他得不出结论，拿不出主张，只有摇头和痛苦。
秘书领着一个人来见他，是驻亭部队政治部姚主任，穿着便衣，跟了一个小伙子，是警卫员，也穿着便衣。他让姚主任坐下，秘书沏茶，警卫员守在门外。姚主任说是代表宋政委来的，因为听说“工红”冲击了市委，不放心，来了解一下情况。他代表市委表示感谢，把情况作了通报，请部队放心。姚主任是个知识分子，白净面皮，戴着金丝眼镜，气质态度有点像一个很洋派的学者，军人有这样的形象，真让他有点没想到。听了他的通报，说了几句慰问性的话，表示了部队的密切关注之意，姚主任也就告辞。他也不便多谈，就把这个秘密而特殊的客人送到中山塔门口。
正跟姚主任握手作别，远远传来一阵粗哑的口号声，从东边街上出现了几百人的游行队伍，一目了然全是农民。咋回事?正在惊惶，听出了农民的口号喊的是“坚决打倒宗进庭!”他忙把姚主任拉着往回退缩，但姚主任说，不要紧，我站在旁边看看，就让到门口旁边的屋子里。这时程主任急忙迎着农民队伍走去。农民队伍在市委门口站住了，呼了一通口号，其中有“清算宗进庭‘刮五风’的滔天罪行”这么一句，那么这就是他们此行的主题了。不知程主任在外面是咋样回答农民的，不一会，农民队伍也就呼喊着口号离开了。程主任拿着一张大字报进来，摊开看时，原来刚才是于墩公社的农民来向市委送大字报的。虽然于墩已经不属亭州，几年前调整划归旁边的碧阳县了，但宗进庭当年是在于墩公社蹲点，大刮“五风”，过头征购，以致饿死了若干农民，成为一个事件，省里派人来处理，宗进庭做了大会检查，检查过了也就算了，并未受到处分。现在闹文革，那里的农民就是到亭州来“造反”，送来了大字报。
姚主任看了，点点头，没表示啥态度，说，我走了。他也就跟姚主任握手作别，心中有一种很惶愧很丢人的感觉，好像造成“于墩事件”的就是他杨敬尧本人。程主任问他，这张大字报咋处理?他想了一下，说，大字报我已经看过了，知道了，暂时收在你们这里。他知道，所谓“收在你们这里”，渐渐地也就被当成废纸自行消失了，难道他还能让他们送到档案馆去吗?不能的，送到那里去，就登记起来收藏起来了。他不能这样做。
程主任又给他看一纸，三首诗，说是一个老同志写的。他看那三首诗是：
1，工作多年未息肩，是非功过在心田;火烧炮打走资派，不结私仇只怨天。2，眼前文革乱哄哄，考验人生道德功;宁可靠边遭诽谤，不为魑魅作沙虫。3，火中取栗有人在，嫁祸感恩复杂情;铁骨几人称好汉，堪悲权重臭声名。
他看了一笑，说，写得好，只不过还是有点“很不理解”啊。他将诗还给老程。老程小声报告一个可靠消息，说“主力军”方面正在策划全市罢工，他们扬言说上海无锡都闹停产了。这消息令他倒抽一口冷气，分明有一股强劲的势头正从另一面而来。正在这时，秘书送来地委电话通知，要他立即前往荷州开会。他估计这将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他也正好从亭州脱身。
他让秘书去叫司机把车子开到后门口来，就立即上车出发了。
第十三章 乔丽服刑
乔丽在劳改农场写给郁平一封长信叙说自己。
郁平!我现在又能这样喊你一声了。自从一九五九年你出事，被开除公职遣返原籍农村，我就没有像以前那样地喊过你，我的心被阻止着。多么可怕，我们中断这么久了……。但我并不愿意这样。我好像一下子把本来的自己弄丢了，现在才渐渐又往回走，我努力地走着，本来的我对于我自己，有点成了一个陌生人。我的心，正在一点一点地还阳、温暖。现在，我已经能给你写这封信了……
郁平，让我慢慢对你说，七年来我要说的话是写不尽的，今天我给你写第一封信，也是最后一封信。我认为以后不必再写了，让无情的时间流逝去它的无情的一切……
让我从离开看守所那时说起吧。
判决之后，我不知道怎样地就从法院回到了看守所，好像是在一片交织着的混乱色彩和混乱声音中感到很可怕地飞过去的，我的脑袋在一片空白中万分地膨胀。渐渐，我的头脑能想事了，首先想到的是十五年。十五年，要坐十五年牢!一根无限长的铁丝，一道一道地将我的头勒紧、让它深陷其中，我动不得、也不敢动，我缩作一团，变得又小又轻，生命没有了任何的份量和意义，只有心脏，它忠于职守，显得特别孤独可怜无意义地跳动着，而身体，我的那么健康、那么美好的身体，好像不存在了。我头疼之极，又感到窒息，昏倒在牢间里，其他的女犯恶作剧地将我弄醒，然后讥笑我、教训我、动手撕我的嘴巴、做下流的动作，令我恶心，我被逼得生平第一回打起架来，我运用医学知识，竟让两个最凶恶的女犯一下子抽疯似的倒在地上。我说，你们要跟我为难，我就叫你们这样不死不活的，你们跟我放乖点儿，我还能为你们看病，说吧，你们一个个的，身体哪里有病?就这样，我半疯半颠很凶恶似的在牢间里摆脱了挨欺生的可悲处境。
我不相信，不明白。是我害死了亮亮?这是不可能的!但亮亮确实没有了!我有时感到是有许多的人合伙害死了我的孩子，然后又加害于我，把我这样地关起来，好满足他们的恶作剧。有时我想，一些人本来都是想强奸我、玩弄我的，因为不敢，因为得不到手，就来折磨我，看着我受罪，而且害死了我的孩子!但我后来终于想起了我是曾经抱着亮亮走到河里去的，我想起了这件事的一些情景，并且越来越能确定这梦境却是真的，于是我清醒了，明白了一切，我认了罪，也认了这个十五年。不管咋样，抱着孩子走下河去的，是我自己，只有我自己领这个罪。
我是多么恨我自己啊，我把我自己害苦了，我什么都没有、什么都完了。我不应该再活着，我应当去死!但我还没有去死，我不忍心让自己就这么死了。
女犯们渐渐问出了我所犯的罪，她们说，乔医生，这不能怪你。我说，不怪我，又怪哪个呢?是我淹死了我的孩子。女犯们为我叹气、摇头、流泪。
郁平，我对不起你，对不起亮亮，我现在常常为这个孩子哭得好伤心。
在牢间里，我的神志有时清醒，有时会很糊涂。当半夜里把我起解时，我不肯走，好像希望出现什么不同的结果来，他们会说，一切都弄错了，一切是我们的一个下意识的报复而已，亮亮活了，亮亮好好的在你家里呢，你回去吧!
然而，两男一女强行抬走我，我于是挣扎，觉得他们要枪毙我!我恐怖起来，我的力气忽然大得不得了，而且放声大叫。他们没有抬得成我。
所长亲自来了，说，乔丽，你虽然犯罪了，但我们不想害你，我们是一起转移到一个比这里好的地方去，不坐牢了。你要听我们的安排。
我的头脑里出现了一种超人间的美景，跟着他们去就能到达。我问，我的亮亮也在那里吗?他们说，在那里等你去。于是，我跟女犯们告别，我自己走出了牢房，走出了看守所。的确，牢房外面的空气也不一样，我的感觉立即好多了，我愿意离开了，我想离开得越远越好，而且赶快离开。我说，要走就快些，快让我离开这个地方。
上了汽车之后，我忽然十分清醒，几乎有点好奇地问，这是去劳改吧?当然，你以为是到什么地方去玩?好发笑。坐在我旁边的女押解人员这样回答了我。我好像才第一回知道似的想起来了：十五年。这就开始了啊。
我说，今天算是第一天吧?
女押解员反问，啥第一天?
我说，我的十五年的第一天。
女押解员说，不是第一天，第一天从你被捕的那天算起，到你刑满释放，还早着呢，就不要多想了，想也是这样，不想也是这样。
汽车带着我轰轰隆隆颠颠簸簸开向那个十五年。我立即全部地清醒了，哇一下哭了起来，从身体的最深处最里面哭出来，要把心肝五脏都哭出来，全身哭得发抖。他们忍耐着，任由我哭。他们大约这方面见得多了，真有耐性。过了一会儿，女押解员说，好了好了，又不是去死，到了那里，你看到人多了，大家都一样，就好过些了，那也是一个社会。
我感到过死。雾茫茫，灰蒙蒙，人被吸收进去，消失了、被化掉了，最后感觉是彻底完结的大解脱大欢喜大轻松，这时却有一会儿想起所谓人生，是冷冷淡淡与己无关似的梦境了，遥远而又遥远，无所谓挂念，无所谓爱与不爱，这梦境越来越黑，以至什么轮廓也没有了，于是一切不复存在，漆黑，无边无际，绝对的死，绝对的无，没有轮回，不可能再生。啊，死的感觉有一阵是很难过的，我顽强地不想死，我挣扎了起来，可是我被死紧紧地陷住了，好像有人说，抓住她抓住她!于是一切忽然地爆炸了，变作光明，然而我依然不能动弹，只有惊惧地睁大两眼观望着这吞没了一切的光明，然后失去知觉，其实是昏死了过去……。这样的昏死，我发作过有三回，后来才渐渐地好了。
依然活着的我，带着死的被灭掉了的感觉，对四周的任何人任何东西都视而不见，我好像反而被放大了，万物都不过是很微小的，都随我行转。我虽然麻木，虽然死了一半似的，看上去呆呆的，但我清醒，从未有过地清醒，我只剩下我和我的孤独。我特别安静，并且冷静，无所谓恨无所谓爱，准备对付一切的艰难苦痛，我开始了一种坚持和抵抗，我决不能让自己消失在死灭之中。
到农场之初，我见到了两个女的领导人员，一个人高马大，一个中等身材。这时女押解员解开了我的手铐。人高马大的一个盯着看我好一会，骂了一句“作孽!”我吓得浑身一抖。她转对押解人员说，你们辛苦了，到招待所休息吧!她伸出大手和她们握别。亭州来的人就要走了，我不由得捂住眼睛哭起来，她们也有点难过似的，对我说，乔丽，别哭了，你已经哭得不少啦，这是徐场长，这是赵队长，从现在起，他们是你的领导，你要好好听她们的话，不要悲观，要想得开些，人活着总要活下去不是吗?她们好像代表亭州安慰了我一下，也就心安理得地离开了我。
还要不要哭了?你可以再哭一会儿，以后就不许哭了。人高马大的徐场长这样说。
我确实还要哭，徐场长的话中虽有好意，却也让我明白我来到了不同寻常的地方，我心里害怕，进一步体会到大祸临头，就这样地被罩在十五年里了，于是泪水直涌。徐场长真的让我哭了一会儿，她们两个一声不响，好像有耐心等我一直哭到底。我抑制住自己，不哭了。我认命了。
事情已经这样了，你就把头低一低吧，农场也不是吃人的地方，也是一个社会，我们不也在这里过日子吗?各种人多得很，不过既然服刑，就没有那么自由了，每天还要劳动，但劳动对身体有益，劳动是回到大自然、回到大地母亲的怀抱，不是吗?我们也是这样，要忠于岗位，陪着你们。你会适应的。你不要希望对你有什么照应，比你娇嫩的我们也见过，都过来了。要过思想关、劳动关、生活关，听到吗?
我点点头。她喝道，点头不行，要回答。听到吗?我只好像小学生一样回答说，听到了。回答之后我才体会到，这一声回答对于一个人在精神上服从现实是很重要的。
我提着行李，跟着赵队长去了。走了好长时间，好远的路。一路过来尽是冬天的农田，遥远处依稀有着朦胧的蓝色的雾气。那是一九六一年的田野。
赵队长领着我进了一间大屋子，里面站起好多的人，都是女犯，手上都端着一个大饭碗。
有一个女犯迎了过来。赵队长对她说，这是新来的，叫乔丽，里面的三十四号空铺给她睡。然后对我说，你就在这个班，不懂的问她，她是班长。交代完毕，她就离开了。
班长从我手里拿过我的行李，我跟着她往里走。女犯们都看着我，七嘴八舌地开了腔，说，哟，这么好看!这样子的人也会犯法?是通奸杀人吧?图快活呢，这下好!不少人都咧开嘴笑了起来。让开!让开!班长吆喝着。
到了一张空铺面前，班长把行李扔到上面，说，这铺是你的，三十四号，也是你本人的号，三十四号就是你。坐下歇一会吧，头一回，我给你盛粥去，以后你自己去打。
班长一去，女犯们把我围住，争着问长问短，从她们嘴里喷出粥味、萝卜干味、咸菜味，还有一种不清洁的气味从她们的头上身上散发出来。我忍受着，一时也无法回答她们，这些我往后岁月里的伙伴!
班长为我打来了一碗粥，吆散她们，并且给了我两块萝卜干，说，不要嫌，将就着吧，吃掉自己去添，不要不好意思，到时自己忍饿。
我端着粥碗，感到不想吃，我的眼泪落下来掉在了碗里，围观着我的女犯们都一声不响。我终于喝起粥来，她们几乎一齐叹息了一声。我就这样成为她们之中的一员了。我们在电灯泡的微弱光线下半明半暗地坐在一起，喝着粥，有个女犯抽泣了一声，但随即自己抑制住了。
我走进了对我来说不同寻常的地方，我也非常具体地走进了我的十五年，这二者把我紧紧抓住了，定我为三十四号，让我住在这屋子里，给我这样的空气，给我这样一张铺，还有这许多女犯跟我在一起。夜里，女犯们发出了鼾声，那鼾声有高有低，颤动着、追逐着、呼应着、汇合着，我简直一下子就爱上了这几十个人的睡眠大合唱，它保护着我，并且向我的麻木的头脑和身体送来新的信号，注进新的生命力。
但我也就睡着了，外面是高高夜空，四周是田野，第三十四号女犯在一片哗哗响着的黑暗的波涛中被轻轻地卷走了，茫茫无边地飘去。我在那黑暗的波涛中浮沉，有沉入无底的恐惧，有面对无边的绝望。我终于被一个巨大旋涡卷去，我缩作一团，抱紧我自己，多么深的孤独，我抗拒着一切要吞没我的企图，我的童年、我的家乡、我的好像有过的青春、我的所有的亲人和孩子，都在我眼前飞速掠过，可是却没有你，我寻找了一下，没有你。黑暗深渊使我还原为一粒纯粹的我，不知要飘到哪里去，只抱紧我的微弱的存在，飘荡着，我死死地记住我自己，在黑暗深处漂流，大概就是一点幽灵吧，如果有什么从黑暗中窜来把我叼走、吞下去，我就不存在了，我就死灭了。我多么害怕，意识到我还不想死，但我得不到任何保护，我只有我自己一个，我祈盼着能突然有好运。我被吸进最深的黑暗中去了，但还一直地往下飘，好像没有尽头而又有着一线希望。我恐惧万分地奋力一窜，又听到了哗哗的涛声，一阵一阵的，我醒来了，四周鼾涛成熟、稳定、节奏起伏，我只不过是很孤独地躺在第三十四号铺上罢了。但我能感到外面的夜是多么深沉，天地是多么广大，我开始感到一种很特殊的温暖和安全……。郁平，我确信，这是生命的暗示，有点神秘，我永远地忘不了它……
起床哨子响起，呼噜了一夜的女犯们纷纷地起床。我浑身无力、头昏脑胀，不想起身。一个女犯好心地推着我，大声地说，喂，你不能睡了，快起快起，纪律很严的呀，不要讨骂!
她们又教我，得穿球鞋，要么得穿套鞋，因为要下田劳动。于是我放下棉鞋，把脚伸进单薄冰冷的套鞋里去，像她们一样，而她们往往连袜子也没有穿，只在套鞋里塞了一些稻草。
我跟在她们后面去打水、洗脸、吃早饭，然后是集合、点名。我排在了女犯队伍当中，听到叫“三十四号”时，回答了一声“到”，一股悲伤从心头涌起，自己又把它咽了下去，从此，头脑里建立起了这新的“条件反射”。
我的手上被塞来一把大锹，又大又沉，样子便于用脚去蹬，提在手上都十分费力，我是难以使得动它的。队伍出发了，大锹拿着不行，只好扛着，但扛着更不行，锋利的锹口会碰到后面的人的，还是只有用手提着。走得多么艰难，我从来没有拿着这样沉重而危险的东西走过路，而且是野外的路，我只怕那锹从手中掉下剁着我自己的或者别人的脚。西北风也不饶人，迎面吹来，一下子把身上的热气吹跑了，衣服陡然地变成了冰冷的铠甲，脸上像许多手术刀残酷地划着。几十双脚走在冻得硬梆梆的路上，那是容易滑倒的呀，于是我跟着她们用力地跺着脚，把脚坚实踩稳着走。脚步“叭叭叭”的一片声音，使我想起做学生时冬天在操场上集体的跑步，心中充满美妙的未来，多么地不可同日而语呀!
我跟跑在那灰色的一群里，我想，她们是有所希望还是无所希望的呢?我反正是无所希望的了，我之所以跟着她们跑去，好像只是出于低下的本能，只是由于我还不想死。但我想到，死是很容易的，可是我确实还不想死。
我跟着跑去，一步也没有掉下，用力地跺着我的脚，努力地提拿着我的锹。这只不过是第一个早晨，往后，还有十多年在等着我，只要想一想也就足以叫人一下子失去信心，但我得挺着，实际上也就只有面对现实了……
郁平，现在，我熟悉了我在上面劳作的土地，以至每一个田块、每一道沟坎。我知道了春种秋播，知道了一年两熟，还有什么季节可以在田埂上种些什么豆类。在劳动内容上，第二年大体是第一年的重复，第三年又大体是第二年的重复。凡是农业劳动需要做的，现在我都会了。大锹，蒲锹、扁担，是用熟了的工具。栽秧、割麦、收稻、脱粒、小型水利、积肥、田间管理，等等，我都是其中一个合格的劳力，而且对农业的各种要求能够领会。我多么想把一天一天、一年一年的心情全记下来，并且都告诉你，但它们都随时间流逝了，现在，我试着概括地说一说吧……
我到农场后第一次劳动，是开挖渠道。那是一条大渠道，工程已经在进行，不远处和更远处都有这样劳动着的犯人，他们自有要完成的一段。我们的班长用草绳放好了样，划定各人的任务，大家就开挖起来。
分到我的长度仅仅是别人的一半。我站到我的线上，我得用那很沉的大锹开挖下去，按照规定的宽度长度坡度开出渠道来。但我甚至连大锹也不会使用，我徒劳地想用那雪亮锋利的锹口砸开冰冻的地面，但大锹却从我手中飞走了，溜冰一样直窜向前，真担心那锹口会伤到前面人的腿脚，幸而我的一声惊叫使前面的人掉头看着那滑向他的锹，有所防备。赵队长一直在注意着我，于是立即喊班长张兰粉来教我。
班长就拿着她的大锹到我这里来，教我怎么下锹，怎么用脚去蹬锹，怎么用力，然后怎么把土挥到旁边去。我照她的示范做着，不过我一锹只能挖起那么一小块，可怜得不像话，而把锹上那一点土挥到旁边去时，大锹的重量差不多要把我拽倒，我才知道在体力劳动上我是多么无能。
赵队长看着我挖了几锹，就把大衣紧裹了一下，到别处去了，大约我这副没用的样子，她实在不愿看下去，但暂时却也无可如何，只有让我慢慢来。
我的前后虽然有人，但都隔一段距离，她们在努力地完成着她们的那一段任务。我只觉得孤独无援、处境可悲。
天空阴沉灰暗，低低笼盖四野。手指头在手套里冻得疼痛，穿在套鞋里的脚更冻得冰冷麻木让我怜惜，却还要去蹬大锹。我的眼泪流下来了，泪珠儿掉在地上，我感到我吃不了这个苦，我又想到了死，也就是寻死，虽然我不想死，但是我软弱地想到了死。
我一边尽着力气挖土，一边想着死的理由、死的方法、死的样子，可是，在这大冬天，死也好像格外可怕……
徐场长的声音突然响起在身边，我惊吓得大锹脱手掉在地上。她和赵队长似乎早就站在我旁边了。徐场长说，乔丽，大冷天的淌什么眼泪，把脸哭皴了!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刚才想过死!我告诉你，死在我们这种地方最贱!不值得!
徐场长赵队长走了。女犯们本来一声不响，此时也仍然一声不响。班长很可怜地对我说，乔医生，你如果死了，我们都有责任的。这句话使我明白了我对于这个劳改集体也负有我的责任，我不可以随意处置我自己的生命。也许，我既然成了一名犯人，那么就和她们大家有了一种很现实很密切的联系，就应当和她们共同面对服刑劳改的命运。每一个人都应当给这个集体加进坚持的力量和信心，而不应该相反，这虽不是场里的纪律，却是一种不言而喻的很特殊的道德。我想到去死，这就忽视了这个集体的存在，并且对不起这些服刑的等待刑满获释的女犯们。但我这样被呵斥和劝告，实际上却得到着一种温暖，也许可以叫做劳改队的温暖……
到了吃中饭的时候，女犯们就都来劝我，每个人都说着乔医生你不能死，你如何如何不能死。我说，谢谢你们，我想开了，我不会去死的，我要坚持下去……
她们说，对呀，一个人的性命只有一条，没有第二条，死了就没有了，你千万不要起那个意。你看我们大家，不都活着吗?我们都是十年以上的，有些事情不管咋样，想都不要去想了。好在大家在一起就不觉得啦，一年一年的总会过去。国家培养你到大学也不简单，你会做医生，这多好!跌个跟头怕什么?害你跌跟头的人他才应该不得好死!你以后还有得过呢，你不会过得差的……
劝着我，她们自己都流了泪。这些妇女，都犯有自己的“事”，但也都是最平常最普通的人，我看得出，她们犯罪只是由于头脑简单，或者虽然聪明却一时糊涂。她们劝着我，我从而也就认识了她们。本来，我心里很有些怕她们，因为她们当然都是犯了很可怕的“事”才到这地方来的……
郁平，我盼着每一个夜晚的到来，盼着那两个吊得高高的昏黄的灯泡熄灭，屋子里完全为黑暗所充满，我放直了或蜷缩着我的疲劳的身体。这对于我是多么重要，好像整个白天都是毫无意义的，只有夜晚的这一会，我才能抓住一点什么……
想一想吧，在冷风乱吹的旷野劳动了一天，回屋后用极其可贵的热水好好泡洗了脚，钻进被窝，享受着房屋能给人带来的好处，有几十个相同命运的苦人儿在四周为伴，这是多么好啊。不夸张地说，这简直成为生活的恩赐了。大家感谢这一片黑暗的笼罩，甚至是安享着它的慈祥与温暖。先还有几处低语，接着就鼾声渐起，送来睡眠，于是，心中荡然无物，甚至连一个梦也没有……
郁平，我实际上需要努力忘记自己，我也的确在逐渐让自己进入一种精神意识的空白之中，这空白就是努力忘记以往，把呆滞的目光投向前面的渺茫……
可是，有时我会忽然特别地清醒，于是马上想起我抱着孩子走下河的情景，真是追悔莫及啊!我使我自己做出这样的错事、落到如此地步，我一点也弄不明白我自己。我经常觉得我是在让自己勉勉强强地活着，至于这活着的意义，也就似乎是为活着而活着……
我就那样每天参加开挖那条渠道。尽管我挖得不多，但我也跟大家一起随着进度往后移。开挖好的渠道在面前越来越长了，大约二十天之后，任务全部完成。在我们的前面与后面的远远的两堆人也消失不见了。一条长长的宽宽的渠道笔直地向两头伸展开去，消失在远处蓝雾笼罩的田野里。渠道当然是用来灌溉的，它是水利。
望着成功了的渠道，我似乎也能得到一种愉快，这愉快很朴素，很简单明了。我想，自由地生活在这种田野劳作中的人应当是快乐的，因为劳作成果和效益很朴素很直接地就在眼前。可惜，我和这些女犯并不是作为一个农民那样从事这种田野劳动，对土地和展现在眼前的劳动成果，我们所体会到的那种农民的自由和快乐，正因没有，所以为苦，这正是我和这些犯人所受到的惩罚，也就是虽然劳动，却不自由，虽有成果，却不拥有，是这么一种虽然具体，却又有点抽象的痛苦，也可以说是一种精神的痛苦，是劳改这种劳动形式带来的，是不是也属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呢?大概也是能这样去分析的吧?这就是虽然同样是种田，犯人和农民的根本的不同。在我们农场旁边，就是农业生产队，那里的人们，多么令我们羡慕啊。不管那些女犯是否跟我一样也想到过这些，她们与我都一样是处在这种可悲的境况中的，无可逃于天地之间。不必去多想了，对于我们来说，它就这样存在着，我们存在于它里面，受着这种熬煎，从而痛悔自己的犯罪和希望着期满释放重新做人。
当一条笔直好看的大渠道展现眼前，艰难的劳动也由此告一段落，劳动者总之是体会到一种轻松和愉快的。不管什么时候都会说笑话的几个女犯，甚至说起下流的双关语来，自约着的一点笑容也一时出现在女犯的被冷风吹得格外僵苦的脸上。
光阴就这样在每日的劳动中过去，它就消失在旷野里，也可说是被那刺骨寒风无情地吹走了，这时，人不能没有任何的感觉，从而体会到：白白地老去就是我们劳改犯在付出的罪有应得的代价。
但我偏偏时常忘记我的罪而深感我受到的惩罚过重过大。我是多么不切实际啊，我又是多么过于看重我自己。如果不是这样，大约我也不至于走到这一步。我不知道十五年期满之后，我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
赵队长作总结，表扬了班长张兰粉和另外几个人，因为她们既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又帮助了我这个新手。是的，要不是她们帮忙，我的任务靠我自己是完不成的。赵队长也表扬了我，因为我劳动态度是好的。过去在城市里做医生，也算是在高人一等的位置上，哪里吃过这种苦?现在能吃这种苦了，就是进步。赵队长的话浅显易懂宽厚，但这对于我有什么意义呢?我的心里只有更加的苦涩。
好像意味着一种奖励，浴室烟囱开始冒烟。开挖渠道、流了许多汗水的女犯们忙着准备好好洗一个澡。她们已经多时没有洗澡了，屋子里竟有了喜庆气氛似的。我却好像提不起那种高兴的劲头，我让我打起精神来。
浴室里已经烧得蒸汽很大，我们在外面的一间脱光衣服，冷咝咝的，穿上木头拖鞋，哒哒哒地跑了进去。
里面搁着十个大澡桶，高度正好够站着捞水洗，但必须自己去打来热水和冷水倒在里面。我们就这样忙了起来、洗了起来，几个人围着一个澡桶，不停地捞洗，又不停地加水，一时竟然都嘻嘻哈哈的了。
女犯们赤裸着身体比她们穿着衣服时更像人，也好看多了，有的女犯的形体或皮肤称得上完美。这时你会很惋惜她们成了犯人，好像那么好的身体是不应当被埋没的，有如此高贵优美身体的人是不应当这样低贱受罪的。
就像证实我的想法似的，我身边的一个女犯抚爱着她自己的身体哭泣起来，这一哭，不少人都一边洗着一边哭着，有的人咬自己的臂膀，有的人抱在一起互相掐着咬着抚摸着，发出了尖叫，一时间，都这样“疯”了起来，我也流泪了，也冲动起来，觉得要咬别人或者要别人来咬……。一个女犯突然抱住了我，扭动着，真把我吓坏了，幸好班长就在旁边，狠打她的屁股，她立即抱住了另外一个女犯……
后来我们有了新的劳动任务。我们这三十多人，将用十天时间把田野上的三百多个“草肥塘”修挖好，然后去把三号河道里的河泥运过来，装满“草肥塘”。
所谓“草肥塘”，就是在地头挖一个方塘，里面装满河泥，到春天时揉进鲜草，这样就沤成了水稻田的基肥。这种“草肥塘”年年要用，用过之后就空在那里，到时整修一下再用。
第二天上午，我们出发了，每人扛着一把大锹。到了田头，我们四下散开，我的伙伴领着我下到一个干爽的旧塘里，她把锹一丢，往塘壁茂密干枯的野草上一靠，迎着太阳眯细了眼，说，先晒晒太阳吧，人都发霉了!我犹豫着，她说，把锹放下，马上也不要你动手，这点事，我一个人就做掉了。我也看得出，把这个现成的旧塘修挖好，用不了多少力气。我靠在她身旁，也迎着太阳眯细了眼，让阳光直晒在脸上。塘下连一点冷风也吹不到，真是舒服。
我的伙伴叫我往远处看，我看到有不少人影在忙碌着。她说，那是男犯，在抽干河水、把鱼捉走，他们忙好了，我们才好去运河泥。男犯女犯是不让接近的，你想想，要不然还得了?就这样还有人能偷得着呢，只要那么点点儿时间就够了!她向往地猥亵地笑了起来，拿眼睛看着我，并且就一下子扑到我身上来了，说她要是个男人多好!她那股冲劲让我们滚倒在草肥塘的乱草和泥土中，好在里面没有积水。我说别这样。她说，我跟你闹着玩的，人其实跟狗一样。
正说着，她忽然跳起来，拿起锹，说，快!我也“条件反射”似地拿起了锹，并且像她那样干起活来。我看到，远远地是赵队长走来了。我们先修塘壁，把野草铲掉，使塘壁大体光溜一些，有点新气象。我心里惭愧着，我的同伴很无所谓。
赵队长并没有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刚才的“做假”，她好像也没有看见，最糟糕的是，她其实明白地看见了，却为了不让我们(也许特别是我)难堪，就装作一点也没有看见!总之她是从田埂上转向到另外的地方去了。我当然但愿她根本没有看见。我的同伴却十分肯定地说，她当然看见了，但我们干起来了。我的这位同伴好像不知道，她所说的，正是最该令人羞愧的情况，我多么愿意她说出的是“她没有看见我们”。然而，我的同伴却又放下大锹，倚到塘壁上晒太阳了，并且从怀里取出针线、一些布头和好几双破袜子来，都丢在塘边枯草上，要趁着这时好好做一做针线。
我没有停锹，我不想再让赵队长看到我们在“躲懒”。我的同伴说，你如果真的想做，你就做一会儿，不过这点儿任务，不用着急。这十天等于是让我们休息的，底下挑河泥的任务才重呢，只怕你就吃不消了。明天你也把破袜子带出来补补，在这里还想有好袜子穿吗?她说的却是这样的另一番道理，我复又惭愧起来，在她面前，我是个小学生。劳改也有劳改的这些“知识”呢。
我于是放下大锹，倚到她身边，帮她弄袜子。她说，你们这种人啊，太好，太胆小，心又太细，眼又太尖。她补着袜子，平静地说着“你们这种人”，我心里真有点吃惊，原来她对我、甚至我们“这种人”，看得这么清楚。我好像倒很想做一个她们那样的人，不过，我又很愿意保留我自己，如果我还有自己的话。
你看这麦子出得多齐，苗多壮。是我们种的。我已经种过两次麦，到第十次，麦种下去、出齐之后，我就刑满释放了。我的同伴一边补着袜子一边慢言慢语地说着，轻轻叹了一口气。
我朝田野望去，四周全是麦田，本来普普通通的麦苗，这时忽然都不同寻常了。它们是这样与种下它们的人联系着。在这漫长的严冬，它们只有这么二寸长，匍伏在地，稀疏可怜。
你别看它们这会儿还遮不住土，到了春天，眼一眨，它们就窜上来、发上来了，一眼碧青，望不到边，风一吹，起了浪，上面好像能行船，能让你像一条鱼一样钻到里面去游，那时你看吧，才好看呢……
我心里极为赞赏我的同伴的这种眼光和态度，我也不由得带上深情重新抬眼凝望，想着我与这片田野的关系，这里面的确有一点美好的意思……
这位同伴姓孔，大名德鸾，是高邮竹庄人。她犯了故意杀人罪，只不过没有把人杀得死。但她并不是一个坏人和恶人，她是一个善良的妇女。她杀人的原因，是为了她的女儿。她说，以前他要睡我，我让他睡了，我知道不让他睡不行。睡就睡吧，反正在竹庄他为大，这死猪!想不到他还来糟塌我的兰子!
我的同伴说着就掉下了眼泪，她随即用手抹去泪水，说，我看到他从我家出来，又看到我的兰子仰在床上，下半身还光着呢，在哭。我就什么都明白，啥都不顾了，我怕他啥，拿起草叉，奔上去对着他的腰，狠命一戳，我要他死!
我说，你幸好没有戳得死他，要不然……
她却犹有余恨，咬牙切齿，说，我咋就没有戳得死他的呢!她恨着，忽然鼻子一抽，哭了起来。说，我家里来信，已经为兰子找到婆家了，人家不嫌她，可是我陷在这里，看不到她出嫁……
我安慰着这可怜的母亲。她不哭了，眼瞪着，说，我不后悔!
她也问过我的情况，我都说了，她说你这种人真是呆啊，你要找到害你们的那个官，找他算账才对，再没有办法，像我这样，叫他不死也落个残!你这样害不到他，反而害了自己的孩子，让自己坐了牢，不是让他笑死了吗?
我心里承认她说得对，可她当然是想得太简单了。
我们晒足了太阳，也谈足了心。我尚未有这么多破袜子补，但我也在我的同伴指导下为自己冬季穿的线袜做上了袜底，一共五双。三十多个女犯完成了预定的草肥塘修挖任务，也都做好了自己的针线。
郁平，尽管劳改总的是一种苦役，日子笼罩在抑郁心境下，但相对地说，也有轻松愉快的时候，女犯们的状况就是这样，这与劳动强度、与天气都很有关，可能还与人的天性有关吧?我多少受着她们的感染，渐渐跟她们完全地合拍。但我在某些方面依然不如她们，我内心的抑郁程度要大于她们，而“忘却”的能力却小于她们。然而我不能说她们是感情麻木的人，好像只有我才多愁善感，看来决不是的，在她们沉默的灰色的外表下，她们心里什么都想过、也什么感情都有，但她们有一种忍耐力或者说是顽强的生命力，她们把一切藏在心里并且若无其事，孔德鸾就是这样。她们各个人的罪行也许都能吓着我或者有的也使我产生厌恶，但如果不考虑她们的罪行，只面对她们本人，我感到她们都很正常，而她们正在服役、受苦、付出惨重的代价，所以我很同情她们，甚至可以说是很怜惜她们，进而越来越理解了她们的罪。但你要知道，她们是更怜惜我的……
我们前往三号河道挑河泥去了。三十多个人，用十五个大筐。那筐子是男犯们用柳条编的，一下子运来好多。装泥时，先在里面撒些草屑或稻草。我们每天都带些草屑和稻草去。那么大的筐，沉甸甸的河泥一装有二百斤重，我是抬不动的，只好少抬一些，而跟我“同杠”的人总是把扁担上的绳子往她那边挪挪，使重心在她那一边，以减轻我的负担。然而，一天下来，我的肩头还是被压肿了，第二天扁担一上肩，疼不可当，但又不能老是用手托着，还是只有往肩上压。后来，好像也就麻木了，能承受了，但每天一开始都要把眼泪疼下来。同伴们说，这是练肩，别看你现在不行，你明年就能挑二百斤的担子走十里路不在乎。
现在，我果然能挑好重的担子走多远也不在乎了。
我忘不了第一年冬天运送河泥的这趟劳动。忘不了那么多那么大的草肥塘，就被我们用一筐筐的河泥装满了。我的肩、我的腰、我的腿啊，真是经受住了考验，我对自己有了一种信心。
碰上雨雪天气，我们常做的事就是搓绳。呆在屋里，靠两个手心的搓动，把稻草搓成草绳。这对于熟练的人来说，基本上等于一种休息。抽出几根稻草来，双手一搓，稻草绞转着，从手掌的另一边出来就是绳子了，然后不停地用稻草接上去，绳子就不断地延长。稻草在熟手的手心里沙沙地响，听话地绞转，变为很匀称的草绳，但在我的手里却不能转动，吐一点唾沫在手心也只能使它们勉强转几转，却变不出真正的绳子来，而且我不能老是吐唾沫啊。我搓的绳子不合格，只能使人发笑。我学会得很慢，别人一再教我，经过好几次搓绳劳动，我才掌握了要领，质量和进度还跟不上。
现在我成为搓绳的熟手了。一捆稻草丢在脚旁，我不费事就把它搓掉了。两个巴掌合在一起，像一个简单而又好用的机器，它吃进稻草、吐出合格的像模像样的草绳。我搓动双手，嘴里总是叼着一支备用的稻草，样子十分熟练老到。手掌上的肌肤显然是增厚了，而且似乎能在搓动中不断渗出必要的汗水，使稻草听话地在两个手心的碾压下绞转。手心变得粗糙，它乐意搓动稻草。
郁平，我时时感到生命在流动，在逐步消失。我们在田野上劳动，麦子长出来了、水稻长出来了，最后又收获进仓了，我们的生命就化成了这些麦子稻子，捧在手里，感在心中。而这些粮食又会去延续别人的生命，他们用不着考虑种出这些粮食的是谁。我们搓草绳，每年都搓，一有雨雪天气就是搓草绳，我们一共搓了多少草绳呢，没有统计，长度一定惊人。我们在草绳里搓进了我们的一部分生命，而草绳毕竟就是草绳，它们不值多少钱。它们后来就在农场的生产活动中用掉了。它们断了、烂了、复归于泥土。
即使是在隆冬，只要一走上田野，心情总是会好一些。悲愤无诉的人总是会有奔向旷野对天地呼号的举动，这真是很“自然”的事情。我虽没有狂奔旷野，跪地呼号，但我对苍天、对大地，在心中也曾有默默的无数次的诉说。
农场的春天也一样是春天，而且由于原野的广大，春意更浓，它给每一个人带来新的生命力。油菜花、紫云英，大片的金黄和粉红，风中的麦子起了波浪一样，绵绵不绝地涌动，到处是蜜蜂的嗡嗡声，云雀在天上一个劲欢叫，空气无比的清新芬芳，阳光暖洋洋慷慨普照，这一切遮天铺地，融汇为无边无际、日夜活跃着的春潮，有生命的一切都在滋润、复苏、生长……，这种时候，心情却感到一种说不出的特别的压抑，总是有种想哭的感觉……
我们用镰刀收割紫云英，也就是苜蓿草。满田粉红灿烂叫人有点不忍割下它们。作为春天的一件农活，我们必须伸出镰刀，由根部把它们割下。镰刀一拉，发出割断许多鲜嫩草茎的声音，花草松驰下来，瘫倒了，躲在下面过日子的各种小昆虫纷纷四下逃散。土地轻松了，就像掀掉一床闷气的粉红锦被一样。花草运走，只剩下白茫茫一片短短草茎的田野，时令和农活的推进，到处叫人百感交集。
土地即将耕翻。割下的花草都要运到草肥塘那里去，用草叉往大堆花草里一戳，然后使劲拖动，就把一大堆花草拖走了。我们累得身上出了大汗，脱得剩下了贴身的小褂，体肤感受着春阳的温暖和旷野微风的轻寒……
所谓春耕大忙，我们这里和农村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我们这里到处有一种不可能消除的气质，这种不可能消除的劳改农场的气质和春耕大忙的气氛汇成一团，在春天的田野上蒸腾弥漫，就像某种雾气一样好像能依稀看到，而我们的鼻子更好像能闻得到它，它有点令人醉昏昏的，我们存在于它之中，它其实就来源于我们自己，而一齐挥发到天地之间并且把我们自己笼罩了。这时，人的心里甜甜酸酸的想流泪又无泪，想对着高天厚土放歌一曲，让凄婉悲凉的歌声悠长飘荡，传到亲人的耳朵里……
我们用蒲锹把草肥塘里的河泥像豆腐一样一块一块地撂出塘外，堆了起来。河泥经过一冬，水份渗到地下，变得较为干厚，在春天的阳光下发出腐殖质的清香。我们用四齿灰叉把花草与河泥搪和成一大团，丢下塘去，并且撤下一些猪灰，这样一层又一层，塘边堆着的泥、草、猪灰都消失了，草肥塘满满地被填实，太阳和春天的地热将使它们发酵，塘里会浮出蓝油花儿来，说明着草肥正在沤熟。
郁平，一年一度的春耕大忙，我已经历五回了，还有十回在等待着我。最使我视为畏途的是下水田。我们把成熟的草肥从塘里打上来，用担子挑到原来长花草的田里去并且均匀撒开。田被耕翻并且放进水之后，接下去我们的任务就是卷起裤腿下水田了。那水冰冷，一脚踩进去，就直往烂泥里陷，水立即到了膝盖以上，烂泥里好像到处布满树枝，腿脚也好像处处被划破了，真是寸步难行。其实，烂泥里并无树枝，而是尚未完全沤烂的草茎草根在划着我们的腿脚。我们手拿蒲锹在水田里一步一步向前走，任务是平高补低，把较高的地方挖掉几锹，撂到较低的地方去。一方水田那么大，只站着一个人，决不会有人来搀扶你一把，你得自己坚持着完成你的任务，而且你的任务不仅仅只有一块水田。
我站在水田里觉得苦不堪言，孤立无援，不觉想到了无边苦海，有时真觉得自己会无力走回田埂，而倒毙在水田里，我一时会被这种恐怖感抓住，须得努力从中挣脱，才能坚持下来。但当然，最终我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并且从水田里走上了田埂，好像得救了一样，那是靠了自己的镇定和力量。说实话，这是我最不愿从事的劳动之一，即使我是一个真正的农民，土地和收获是我自己的。
大片的水田给旷野带来了不同的景象和新的生机，在阳光下闪耀，吸引来许多没有见过的鸟儿，在上面飞翔着，降落、觅食，它们发出欢快的叫声。
随着时令推进，我也和别人一样，早上一起就赤了脚。赤着脚到田野上去劳动，收工后又赤着脚从田野上走回。有一天坐在田埂上休息时，我端详着我的脚和脚趾头，好像从来不认识它们似的。它们不会说话，神情质朴，自惭形秽。解剖的眼光使我透过趾甲、皮肤、血肉，看到大小骨头的结构和分布，又由此及于我整个的血肉之躯和身体骨架，它们负载着我，绝对无条件地为我所用，简直可以说正在受着我的连累，而且时间上将总共达到十五年之久。我真对不起它们啊。它们受之父母，让我成人，也不容易。有一天夜里，我缩作一团，抱着自己，抽泣起来。后来，我发现，好多女犯睡觉时都是这样尽力地抱着自己的身体，这大约不是偶然的。
郁平，夏天手握镰刀走进麦子的海洋，割麦变成了一场求生的搏斗。汗水流完了，人被烤干了，麦子放倒了，人也得救了。栽秧季节，脚是必定要沤烂的，腿是必定要麻木到像两根树桩，腰是必定累得弯下去就几乎再也直不起来，而手指头必定是栽插得破皮烂肉还要在泥水中栽插下去。当绿秧遍地、栽插完毕，多么想在田埂上立即就地死死躺它一天。还有割稻、还有两季的脱粒。简直难以相信，那么多麦子或是稻子，就是我们“掼把”掼下来的。但肉体的极大劳累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把整个的人里里外外都占据了，除了劳累的苦恼，别的苦恼几乎被挤掉了全部的立足余地。劳累的苦恼可以得到安慰，那就是睡下去、睡死过去，直到天亮。
我们还经常从事着一项较特殊的劳动，那就是做砖坯。农场有好多砖窑，砖坯分别由各队各班的犯人在各自的地方做好，然后有人来用船装运到窑上去。
在近河边的一处地方，由于常年挖土做砖坯，形成了一些深塘，里面自然地停满清水。在深塘的旁边，我们继续取土，从深塘里挑来水，把土作成泥巴。按照要求，用锹反复抄弄，以增强泥巴的粘性，使之更为紧密，这样做出来的砖坯才能烧成响当当的坚实的砖头。在那个时刻，世界上对于我最重要的，当然莫过于和泥巴，我得把这件事做好。劳改对于一个从小务农的人和对于我，含义是不尽一样的，应当说，在同样的服刑时间里，即使是做同一件事，我所受的惩罚实际上要大得多，但这好像是被忽视了的。但当然，我所应受和实受的，在我的心里，都不能用这些具体的艰难痛苦来衡量。当一切有形的惩罚过去之后，还有无形的惩罚会继续下去，而不仅仅是十五年徒刑。
作好泥巴只是做砖坯的第一步，然后就得手捧一团泥巴摔进模子，经过一定操作，让泥巴成为砖坯。一块块砖坯在地上排起了队，堆码起来，盖上草苫。
我用锹在大块泥巴上切下小块来，再把这小块泥巴摔打结实，就像做烧饼的师傅对付他的面团一样。如此反复进行，直到大堆泥巴用完，又取土、挑水、和泥。我早已是一把熟手，当我有把握地将一团不大不小的泥巴恰到好处摔进模子，几下一来，就出品了一块有棱有角有模有样光滑细腻很不错的砖坯，你也许不能相信，我的动作真是十分熟练、麻利……
一天一天堆码起来的砖坯，就像又长又宽的墙壁，几十、几百座这样的墙壁并排站立着，上面盖起人字形的草苫，我们这一回的任务就算是完成了，那是几十万块砖坯。
向排列整齐的几十万块砖坯注目告别，那个瞬间是令人心动的。它们将在砖窑的烈火中成为远近闻名的“农场青”砖头，本地建材公司乐于经销它，生意很好、供不应求……
郁平，我服刑劳改的范围就是如此。不要为我担心，我的体力已经能够适应。我想，即使是一个无期徒刑的人也是能活下去的，第一是不孤独，劳改的人不止一个，甚至有几十个人会相对稳定地在一起;第二是返朴归真，劳改的人处在天地自然之中，处在劳动之中，复杂社会以至自己的复杂心灵，都渐渐遥远，越来越遥远，以至于可以忘记了。
郁平，底下我想对你说的，是一直萦绕我心头的那一切，那简直也就是我的另一种服刑，它的名字叫做悔恨……
……自从我到农场后，你每月给我寄一封信，并且不管我连一封回信也没有。郁平，现在连我自己也觉得很难理解，你的几十封信，我真的一封也没有拆看，一开始它们被我丢在铺垫下面，后来它们被我收存在箱子里，而且其中是缺前面的几封的，因为当时被我揉成一团扔到了芦苇丛中。
你的信我虽没有拆看过，但你的好意我是知道的，可惜那对我已经没有意义。现在，我面对这些原封不动的信，也许有一天会一封一封拆开看看，但也许有一天我会仍然原封不动地还给你，反正不急，这真是要请你原谅的。
我造成我自己今日现状的，我都无数次地悔恨过了，回过头去说它们，又有什么意思呢?不说了吧!但有一件事，我是必须告诉你的。作为你过去的妻子，作为你现在说是还等待着她的人，我不能对你隐瞒，就像在某种严格的道德里，一个未嫁的姑娘，不能对未婚夫隐瞒以前的不贞一样，要不然，她的心灵就会有一角终生躲藏在阴暗之中。这一件事，是我的真正的污点，该我负全部的责任……
在你下乡之后，我失身过。是的，失身了!这有什么可说的呢?这是没有任何辩解余地的。但我应该把具体情况告诉你。
那是一个青年医生，在一个刚从医学院毕业的姑娘和我之间，他不正确地固执地选择了我，他以为你真的是完了，而且跟我的关系也终结了。从虚荣心上说，他这种选择，发生在任何一个已经有了孩子的女人身上，她也许都会感到高兴的。当然，绝大多数女人都会拒绝这种反常的和不切实际的事情。事实上，就连我，也从来没有答应过他。然而，我却失身了，我没有想答应他的追求，我却失身于他了。就在我坚决拒绝了他的一刹那间，我却痛苦已极地瘫倒在他的手臂里，我渴望被人占有、以至被粗暴蹂躏，哪怕是一个匪徒，于是，一切都发生了，无可挽回地发生了。他又一回来到我的小屋时，我拒绝了他，但我也就立即体会到，污点已经形成，再也无法从心头洗刷得掉了。女人真是可悲啊。郁平，你骂我吧，我为什么至今不拆看你的信、不想接受你的好意，其中有这原因，你一定是更明白了。你有理由说我愧对于你。我确实对不起你，可我也只有恨你。
那个青年医生，后来终于和那个姑娘成了一对夫妇。至于我曾经失身于他，这虽然只是一个秘密，但人们(包括那个姑娘)都知道他发疯地追求过我，并且人们都疑心他和我怎么样过，所以，这个秘密也许算不上是秘密，正是有些人窃窃私语的内容。我的名声不会是好的，在这件事上，我不会得到人们的尊敬。我愿意让你的坚毅、正确，把我碾碎、碾碎，让你心安理得地把我忘掉。
我的心情，在当时，对这个青年医生，首先是非常感激的。
你出了那样的事情，我是你的家属，我受着有形与无形两个方面的歧视，我甚至都被街道上划为“四类分子家属”，叫去开“家属会”了。而这个青年医生，他并不是一个没有头脑的人，也不是一个“等而下之”的人，竟然不顾一切地要追求我，当我被人们一下子看得好像一钱不值时，他却不怕为社会所不齿，认为值得为我不顾一切。不管怎样，当时我不能不在心底里感激他。也许，客观上，他也给了我活下去的一份力量。
我还得承认，那时我幻想过，我是动过心的。当时我才二十六岁，比那个医生还小两岁。但可怜我是不自信的，我已经不是当初被你追求时的我了，我感到我对我自己失去了权利。这种不自由，是最沉重的，一头锁着我，一头拽着你，我无法拿掉这根锁链;这种不自由还有一张大网，无形中罩住我，它是社会所认定的，它无比细密，将我牢牢罩住，再也休想挣脱。我怎么能像从前那样自由地伸出我的双手，去迎接什么新的生活新的幸福呢?我的头脑里始终回响着最可悲的无声之声：不可能了、不可能了!
然而，这一切有什么说头呢?我反正是失身了。
当时我已经拒绝了他，而且好像把他推出了门外，或者近于推出了门外。但是，一种心情，突然地，像涌来的潮水，淹没了我，控制了我，让我身不由己。那是什么心情呢?是怜悯，是对我自己的怜悯，我无力得就像快要沉没似的，我心甘情愿倒在他手臂里，一个男人的手臂里，好像只要是一个男人就行了，而不管他是谁!当时我的表现一定可怕极了，他应当被吓得跑开去才对，可是他还是扮演了一个毫无经验的情人的角色，这真是可悲之中的可悲!我需要一个男性的坚强有力的拥抱和强暴的占有，我需要在男性的粗野的怀抱里和强大的压力下得到下贱的快乐，我需要这样来流我的泪以至于死去。当时就是这样，我的确身不由己了，然而我要爆炸了我自己、毁灭掉我自己。那时我想过，你是多么“自爱”啊，你躲得远远的，你这个知识分子!
当然，我得到的，只能是更加说不清的痛苦，剩下的就只有跟他分手。他也认清了现实，接受了我的劝告，去和那个姑娘成就他的婚姻。我虽然至今仍是尊敬他的，但他当时并不知道自己需要的是什么，他其实只是对我的不幸深深同情，使他一时做出了错误选择。他并不懂得我对于他将是一种灾难。如果我自私一些，或者被恐惧淹没得更深一些，我是会抓住他这根救命稻草不放的，当然，可惜我还不是那样的。但难道我还有权利表扬我自己吗?这太可笑了!
郁平，你如此等待我，自有你的理由，如果从某种意义上说，你的悲剧你必须坚持到底，你不能失去你的悲剧。但是，现在我把我的失身坦白给你了，我是不可取的，其实，就凭着那样淹死了孩子，也已经是不可取的。犯了罪的我，本来就不需要你的等待，说出我的污点之后，更不需要你的等待。你可以把我从你的悲剧内容中取消掉了。我感到自己现在有点活过来了，所以开始给你写信，作为对你的来信的一次总的回答，这并不意味着我接受你的等待，事实上也许正好相反。是的，我不想、也不能再回到你的身边去了……。当我能够这样决定，我立即获得了多么大的解放啊。在你和我的“较量”中，我因为这句话，而和你打成一个平手了。当然，我不可能胜过你，因为难道我还有什么能够反过来宽容你原谅你的吗?不，我一无所有了，我失去得精光，我是只值得鄙弃的了，我自己就鄙视了我自己。你的几十封来信给了我一个拒绝的机会，我虽然一无所有，我却能够拒绝，于是我好像也还拥有一点什么了。郁平，我并不是故意要气恼你，事实上我只剩下这一点点好像还拥有的东西了……
啊，如果我是足够成熟的，该是多么好。面对你的出事，我就不会恐惧惊慌。面对一切有形与无形的歧视，我就会泰然处之。我也不会惶惶不可终日，我会非常镇静。我也不会对你失去照应，我会坚决要求你时常回家，我还会自己到乡下去看望你。我会让我们的夫妻关系更加如胶似漆，让我们的感情在患难情况下获得新的深度。我当然会关心你的申诉，自觉而有力地支持你，给你增加更多的力量。我更不会发展到精神错乱的程度，我根本就不可能有任何的丝毫的错乱，所以也就不可能失去我们的孩子。我的被人齿笑的一切也就不会发生，我就会是一个青松翠柏一样坚强的人、一个出于污泥而不染的人。当我们头上的乌云散去，阳光照耀，我们的幸福正如黄金珠宝，岁月流逝了，它们却多少倍地更为贵重了。可惜啊，这些“如果”对于我一点也不真实，并且好像就不可能……
同样，我如果仅仅是质朴的，也行。我现在对于具有这一素质的人，充满羡慕。我身边的女犯，很多就是这样的。但她们为什么也到这里来了?是的，她们也仍然有可能到这里来，但她们不会犯像我这样的错误，她们如果碰到像我这样的情况，会比我好得多，甚至有可能会做得完全正确。说到底，我只能怪我自己。这也是我时时会有绝望心情的根本原因。但是，所悔恨的正是所没有做到的。悔恨终有完结，它把悔恨者的心咬够了，也就无味地退走了。这时悔恨者唯有一事可做，就是打发余生，我现在就是这样的了。
回想起来，我们婚姻的基础，在你的方面有两个，一是你有政治地位，二是你有学问人品。大家都知道，你这个教员不同寻常，你是有资历的，你只是不愿担任领导职务而已。大家也都知道，你最爱读书，你有学问，你也是一个很好的教员。你的不卑不亢和文质彬彬的风度恰好说明着你的这两个方面。不言而喻的是，你的政治地位也就意味着你的经济地位，虽然我好像从没有注重于这一点，但这实质上有着重要作用。这样一分析，就很清楚了，这两个地位当中第一个是最重要的，抽掉了第一个，那第二个也就失去了，比如你被遣送回乡，就是这样。婚后，我所感到的无比幸福，我的幸福的大厦，不正是建筑在你的两个地位的基础之上的吗?当其中一块最重要的基石被抽掉，另一块随之消失，我的大厦的倾覆，我的幸福的幻灭，岂不正是一种必然?是的，我当时的感觉，就是我“上当”了、脚底下突然地踩空了。
我的表现的确很差，我应该被认为是很浅薄的，我真是个大俗人，真是个“绣花枕头”。正因为这样，所以世俗的明枪暗箭能够伤我。假如一个人能够超凡脱俗，他也就能对世俗无所谓，不管是显得多么正确的世俗。现在我知道了，世俗就是世俗，但它往往说着最正当的理由，也最为“爱憎分明”。我和你的婚姻，它荣耀时，被人羡慕，变故时，遭人鄙弃。唉，假如我早一点懂得这一切，那是多么好啊，而我把一切都弄糟了、不可收拾了!
我连我们医院里的沈妈也不如。她的男人因为真正的历史问题被判了十五年，劳改去了，也丢下孩子给她，而她不过是医院里穿蓝大褂的勤杂工，地位、工资都低，但她安然、平静地等待着，她的表现，与我正好是相反的。现在，她的男人差不多要释放回去了，她也没有因为“支撑不住”而犯下什么错误，她的孩子也好好的，并且长大了吧?可是我呢，比起她，真是太差了，我不但没有好好等我的男人，我还害死了我的孩子，我还把自己弄到如今的地步。沈妈一定在为我叹息、为我可惜，她一定把我最看得清楚，她也一定最能原谅我。我哭了多少回啊，我为什么不是另一种样子的呢?
郁平，你当时为什么不能像个无赖似的、赖在我的小屋里不走?你对我拿出一点野蛮粗暴来也好啊!你为什么不把亮亮偷到乡下去?你可以把他偷走的机会太多了!你为什么好像失去了所有的智慧和镇定，只顾你自己独往独来胡乱闯荡，你简直把我忘了，你以为我是什么人，能自动地理解一切和正确对待世界?你是把我估计得太高了，或者就是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离婚是你提出来的……
一个女犯人对我说，乔丽，你呀，块块都好，就是命不好。是的，为什么我落到如此地步呢?为什么老天偏偏让我跟你成了婚姻呢?一切的一切难道不能是另外一种情况吗?可是它已经是这种情况。而且已有的情况还会影响和决定以后的情况，再也不能改变。
只要我不死，就有一个服刑期满之后到哪里去的问题了，你的一封封来信无不在提醒这一点。看来，你的所谓历史问题，如你所说，是终究会得到澄清、纠正、甄别、平反的，我已经越来越相信这一点，而以前总是不能相信。那么，到了你所想象的、我们能重聚的一天，情况可就真是妙极了!时间的魔术，虽曾让你由人变成了鬼，但又让你由鬼变成了人，你恢复、拥有了本来的一切，那些基石，又悄悄地垫回到你的脚下，你又高大了。而且像经过考验和洗礼一样，你成了传奇式的、英雄般的人物了，就像我们的“农场青”，经过窑火烧炼，变得响当当的了。可是另一面，我的情况呢?恰好相反!我灵魂卑微、精神渺小，我目光短浅、骨头太轻，我把一切宝贵的都弄丢了，成了一堆渣滓。我是一个真正的失败者，我由人变成了鬼之后就再也变不成原来的人了，我将终生背着我的罪和我的耻。我被生活与时间证明不过是砂子，而你是金子。你站着，我跌倒了，我永远地趴在了地上!你可能一点也不这么看，你会好好对待我的，我也可以假装着不去想这一切，可这一切不等于不存在啊!除非让几乎所有的人都经历一番痛苦，让整个世界都被如此戏弄一回，让无数的人都做一回我这样的不人不鬼，我今后的日子就会好过些，因为大家伙儿都一样了。会有这样的一天吗?我真希望有这样的一天，我有些恶毒了!
但我已经说过，我不想回到你身边去。我可以到哪里去呢?回江南的家乡是一条路，留在农场做个场医(场方已经有此意图)是一条路，当然，回到亭州去却与你无关也是一条路，另外，还可以随便到一个什么地方去谋生。只要活着，看来总是要走某一条路，也总是有某一条路让人走的。
是的，郁平，你不必等着我了。你再怎么宽容谅解，再怎么有好的心肠，我毕竟还有十年才能期满呢。为你着想，为你的父母着想，最切实的，你的父母是应当有他们的孙儿孙女的人了，这是自然规律，不能再拖。我劝你一定不要等我。到我刑满释放，你就是五十岁的人了，你不应该这样等下去。
你想用你的等待说明什么呢?你的等待是有什么特别意义的吗?你感到自己悲怆得还不够吗?我劝你尽快从中解脱出来，我只怕你会变成最迂腐最执着的人，因为你遭遇的打击也确实也是很沉重很彻底的。
如果你认为你的等待只是你个人的事，与社会、与别人不相干，如果你不是像个唐吉诃德似的要与强大的风车较量，那么你就应当真正为你个人(特别是你的父母)作打算，而不要含糊，不要再耽搁了，不要再有“我一定等着你”这样的诗意!你轻轻松松地朝我转过脸去吧。过去对于你，只是一个昨夜的恶梦，忘掉那一切吧。你何必还要苦苦留在属于我的恶梦中呢?你如果偏执于你心中的东西，而一定要等我到释放的一天，那么虽说我在服着劳改的徒刑，你也在服着精神的苦役，并且加重着我的苦役了。这又是何必呢?
生命是美好的，就连不幸的生命，似乎也是美好的。不幸能让我伤心，让我忧郁，让我悔恨，让我自责，让我深思，让我悲怨，让我坚毅，让我强大，我亲手害死了孩子也还能让我在梦中时常亲近到他，被判了刑、劳改着的人也毕竟都还在一种“生活”里面，始终在经历着人间情景，像有一支忧伤的曲子始终在心头萦绕回旋、绵绵不绝，从中得到着感受和喜欢……
啊，我爱我的生命，我留恋它。郁平，就让我独自走向我的未来吧，只有“孤独”对于我才是最适合的……
(《力尽》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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