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之苍苍》第三部 26.2万字
终结
沙黑 著
我爬上了山顶，
回望西天的光景;
太阳在云彩里，
宛似一个血殷的伤痕。
——托马斯•哈代《诗选》
目录
第一章 雪夜
宗进庭被投进狱中，与郁平关在一屋，冤家对头雪夜倾谈，沟通思想感情。
第二章 解放
在“一月风暴”背景下，郁平被从狱中释放，他到宗进庭家去看望兰贞。
第三章 形式
郁平在朝阳中学观看到学生如何批判范公望夫妇。他下乡看望父母去。
第四章 乡野
郁平目击农村在文革背景下的某种骚动。
第五章 聚散
郁平到劳改农场看望乔丽，与乔丽取得了互谅。
第六章 进退
乔丽从劳改农场被释放回到亭州;郁平听到“英雄”们有几分凄凉的心声。
第七章 无妄
两派学生冲突。郁平就《形式论纲》与作者范公望交谈和争论。
第八章 有惧
郁平与乔丽欣喜地看到实行军管，心中又转而产生了某种恐惧。
第九章 砸烂
郁平被军管会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几十个造反分子。学生“砸烂公检法”。
第十章 侦察
柳春芳焚烧书稿。姜主任与郁平一番高论。两派工人发生新的冲突。
第十一章 抢枪
郁平要让自己隐于渔。学生静坐军管会。抢枪事件。范公望的高见与郁平的苦闷。
第十二章 芦荡
发生了“鹊湖流血事件”。某派学生把郁平关进尸库，乔丽也受到了袭击。
第十三章 骑虎
郁平路遇释放出来的宗进庭。医校发生武斗事件。
第十四章 叫将
曾在三月被捕的工人“静坐”了军管会。
第十五章 郊血
工人的手被自制手雷炸坏。郁平从姜主任那里听到关于命案侦查的介绍。
第十六章 终结
午夜，军管会里响起枪声。郁平得到一份传单，是瞿秋白《多余的话》。
第一章 雪夜
宗进庭被投进狱中，与郁平关在一间屋，冤家对头雪夜倾谈，沟通思想感情。
北风在高墙外轰轰巨响，不时发出尖啸;大雪打着旋儿，急速又悄无声息地，源源不断、从空而降。郁平瑟缩着站在牢监的木头栅栏门后面，听着外面北风呼啸之声，望着天上落雪，感到世界上一切都已停顿，唯有苍茫寂寥。而雪，却渐渐把天井下白了。
他的牢监朝阳，在第一排，后面还有着一排，再后面是他在外头时早就注意到的古老的巍巍牢墙，它岿然不动挡住了肆虐的寒冷的北风，一任它在外面狂怒、回旋、咆哮。不同时期监狱里的住客不同，多寡不同。不同时期的刑事犯可能有相同之处，而其成为刑事犯的社会背景却又不同。
他本来是关在后面一排的，进入冬季之后，把他调到前面一排来了。至少这在客观上是一种照顾，他心怀感激。为啥要照顾他呢?或许因为他毕竟是个知识分子，还可能因为他算不得真正的罪犯。但也许只是一个偶然，只是他不知为何要往好的方面去想。
他目光所及的右边那一排后面的一排，就是女牢，以前乔丽就关在那里。现在，劳改农场的乔丽不可能知道他被关起来了，当然还是不要知道的好。那一望无际的海滨农场的冬天将极其寒冷，这大雪正在那广阔的长满麦苗的原野上以更大的气势纷纷扬扬下着。感谢学校里的好心人，让看守所转交了乔丽的长长的来信。还应当想到邮政局的人，他们默默无闻而毫无差错的工作有着一种深沉美好的诗意而温暖人心。革命并没有打破这些方面的秩序，可以叫做“传统的、固定的、公共的、不言而喻的秩序”。古代就是这样，“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也许，一个社会拥有这种“传统的、固定的、公共的、不言而喻”的东西越多，基础就越厚实。他把乔丽的信珍藏在里面衣袋里，给他思念，给他温暖，给他信心，万分慰藉，有时不禁潸然泪下。他写了回信，安慰和劝告了乔丽，最后说到目前学校里事情多，以后有空再写信给她或者去看望她。言下之意，让她暂且不要写信来了。这封回信他交给看守所，请求能给他寄出。后来所长告诉他，寄出去了。他心里很感谢这个所长，在属于生活的方面上能给他方便，这就是人道主义了。终于跟乔丽又有了联系，这让他想起来就有些激动。他当然迫切想要跟乔丽见面，但他偏偏这样被关了起来。
那是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他被关进来四个月了，从还很炎热的初秋，到严寒的深冬。他不知道高墙外面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到了何种程度，但空中传来外面的口号声之类使他判断到，市委门口不时地又闹得厉害一些起来了。他的心不由得随之怦然跳动，似乎预感到以前发生过的事情又要重演，也就是说，“闹革命”的学生可能又要来把他释放出去。他不由得就肯定学生们的斗争是正确的。当然，假如他又被“解放”出去的话，他也不至于就会公然地表示对学生的支持，头脑是要复杂一些的，也因了自己的“历史污点”和年龄关系，他只能敬而远之，祝祷他们不要犯错误、有好的结果。
运动竟在他身上纠缠不休，简直是没有道理的。但事实，或事实的一部份，却正如此，也许就像这些从空而降的雪花一样，为啥采取猛烈地打着旋儿降落的姿势，为啥降落到这里而不是降落在别处，是可以从北风和高墙得到说明的。他对于自己，也应当像一片雪花，放松、放松，不作无效的努力，无须问为啥，一切坦然就范，随风而落，着处而安。当然，不要以为雪花就没有知觉，一花一世界嘛，而即使一个哲学家，也只是一片雪花。这样去想，也就爽然。
天色渐晚，风小了些，雪下得更大了。外面押进一些人来，都抱着被子，缩着头，样子狼狈、匆忙，被分散开去。其中一个被带到他这里，虽然是低着头的，并且还在栅门外面，他却已看得很清楚，他触电一样麻了一下，感到一种震惊和奇怪。牢门被打开，这个人走了进来，看守人员在外面关了牢门，很温和的对里面说：宗市长，没办法，先在这里挤一夜，明天再调整。言罢也就公事公办将牢门上好锁链，转身而去。
他动弹不得似的僵硬着，侧身站在那里，呆呆地面朝着墙角，那里是一只尿桶。他心里所注意的，是身旁这位刚刚进来的人，只是一时头脑空白，中了魔法似的，转不过身来。宗进庭一进来就把抱着的看守所的那种被子扔到铺上，并且坐到铺边上，低了头想自己的心事。从走进这间牢房，到在铺边上坐下来，好像就没有看到他这个人，哪怕是抬起眼皮稍加一瞬也没有。就这么旁若无人，成了这屋里的唯一者似的。他几乎被宗进庭这种权要之气镇住，后来还是回到最重要的疑问上来：身为市委主要领导之一的人为何来坐牢?跟宗进庭一起被押进来的是几个啥人?到底咋回事?可是他写过传单，揭露了宗进庭的“历史问题”!他不由得十分愧疚。他想跟宗进庭谈谈。
他离开墙角，离开那只尿桶，也就是说，呆在墙角的固定物体似的他动了起来。宗进庭这才发现了同牢监还有一个人，立即认出了是他，受了一惊似的站起，很自尊地站到栅栏面前，面朝着外面纷飞的大雪，不看他，也不打招呼。冤家对头，狭路相逢，一种很大的嘲弄的意味弥漫在小小牢间的冰冷的空气中。
不管咋样，他理解宗进庭，他能体会到一个人这样一落千丈所受的刺激有多大，能想象到宗进庭有着怎样的恨意。但此时此刻，他对宗进庭竟然进了牢监，并不感到任何的幸灾乐祸，而只有一种很平常的心情，就是说，他想问候一下宗进庭，也想问一下其被投进监狱的原因。既然这样同处一个狭小的牢间里，要都傲着气彼此不说一句话，已经不可能，但看来，他先开口为宜，因为宗进庭毕竟是宗进庭。
他将开口，心里就涌动着由衷的亲近和同情，好像嗅到有一丝家乡原野那种稻叶清香的空气，他就鼓起勇气开了口，说，你……咋的……你……
当他开了口，他却不知道应该怎样说才最为恰当、最能表达那种由衷的善意而不被误解，但似乎这样语无伦次、言不达意也就是最好的。万事开头难，开了头就好，宗进庭虽然没有立即答话，却是听出了他的问候和关心的意思，还有那种由衷的乡土之情，也就屈尊回转身来，坐到铺边上，跟他坐在了一起，距离只隔着一尺，虽然仍没有拿眼睛看他，可总算是放下了高贵的身份架子，很难得的。他感到了某种希望，那种能够破除壁垒和成见，好好交谈起来的希望。
你不感到意外，不感到突然吧?
宗进庭侧过脸来问他，眼睛很厉害地瞪着，虽然其声温和，其容却有点狰狞。
这高傲的人，保持着居高临下的尊严，好像随时准备打击他的任何不敬，消灭他的任何快意，从精神上把他踩在脚下。
宗进庭进了监狱当然是受到一种极大侮辱，又恰恰跟他这个冤家坐在了一间牢房，对他所起的厌恶该是加了多少倍的，所以从某种本能上就有要跟他斗一斗的意思，但毕竟是宗进庭，尚且有所含蓄，就看他郁平是否识相了。
他是识相的。他避开锋芒，不计较在无形中受到的对他的人格的蔑视，还有这种居高临下、外松内紧的狡诈权谋。他也只有立足于老庄加农民的质朴，不卑不亢，就事论事回答说，我确实感到意外，感到突然，但也不是不可思议的，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那就是可以分析的，总有个来龙去脉，总反映着客观事物的情况。不过，你对我不必想得太多。
宗进庭嘿嘿地笑了起来，说，你是善良的，也很有见识。看来我们之间还是能够说点话的。那么我反过来问你，你对于自己被关进来，是不是感到过某种意外和突然呢?
他说，当初我确实感到过意外和突然，不过，很快就想通了，也可以说是理解了，因为本来就随时有可能，只要形势适合就会发生。而现在，你被这样，是不符合通常逻辑的，是比较难以理解的。过去形容我这种人，只要稍微“推一推”，就会“掉下去”，也就是掉到看守所这样的地方来，被剥夺掉一个人在社会上正常生活的权利、工作的权利、还有名誉的权利;反之，如果慈悲为怀，对我“拉一拉”呢，那就还能勉强容许在人间活下去，给一口饭吃。更生动直接的说法是形容我这样有所谓“严重历史问题”的人，好比是站在茅缸边子上的，应当提心吊胆着过日子比较妥当。
宗进庭“哈”地一笑，显然增加了听的兴趣。
他继续说，搞运动了，像我这种人，不要别人提醒，自己就要加倍小心，社会上称我这种人叫做“老运动员”。所以，运动初期我被作为某种象征、因某种需要而被捕，我虽痛苦，但随即也能想通。当然，不能说我就愿服，因为，你应该比我还清楚，我的问题根本是不难弄清楚的错案，因此而给予我的所有惩罚都是不对的。
宗进庭不作声。
他继续说，既然我的身份被认定是灰色、黑色的，来了运动也就没法讨价还价，那么我只有暂且服从这一逻辑。我不可能被别的逻辑容纳，比如，我不可能继续拥有我出事以前的身份，那个身份说明我是革命队伍里的一员，是国家承认的一名教育工作者，而且因为履历而获有比一般教师高的级别，拥有较高的收入和较好的住房。当把我逐出这个队伍的时候，无论我认为自己多么清白多么忠诚，多么愿意做一个好人，我在工作上多么能够做出成绩，都不行，根本来说，组织上不认你这个人了，要坚决逐出革命队伍、教师队伍以至人民的范畴。
正如外国某个作家说的，人生活在他人的目光之下。但难道，他人认定了你是啥样的，你就是啥样的吗?在个人重要经历这样的事情上，对自己最清楚的不就是自己本人吗?所以，对这个人来说，蒙冤之后最积极的态度应当是据理力争，向组织和人民努力证明自己，这既是一个人的社会本能，也是一个人的社会责任。
一切的痛苦最后都成为对自己的疑问：你确实做了坏事吗?你确实不是好人吗?你确实应该失去工作、收入、住房、老婆、孩子等等吗?你往后咋过?你如何还能在被冤枉为坏人、受到专政或半专政的情况下，依然能保持良好的生活信心?依然还努力让自己做一个比较有用的人?一个人因为蒙冤负屈而失去工作机会以至任何价值的痛苦，比家破人亡的痛苦还要深，但真的家破人亡之后，又知道，那是更加直接和切身地难以承受的，这时候，这个人差不多可以自己去死掉算了。
一阵沉默。他想要说出全部的体会，又觉得任何诉说都是难以表达清楚和打动别人的。他似乎等着宗进庭说一句啥，而宗进庭却坚持着一声不响。他转而恼恨自己，为啥不能表现得较为高傲和无谓一些呢?你是在乞怜吗?你是在利用宗进庭此时的处境来让宗进庭有所内疚吗?他转而对宗进庭说，也许我不该在这个时候谈到这个问题，对不起。
宗进庭说，不，你没有说错，你说的全对，是这么回事。我在这次运动中被认为所犯错误，是镇压群众。这个我已经有所认识。但当然，我心中也有我的保留意见。我们是想把运动控制在正常轨道上，我们有我们许多正当考虑。但我们习惯所认为的正当考虑，这回却是不正确的，以至于是极其错误的，是一部份人民十分痛恨的，所以我这个人被关进了牢房。这，真是一个大笑话!当然啰，如果不打击我这样的人，我就不能认识到我的错误，我就会坚持我的错误，还会继续玩花招、镇压群众、跟运动顶牛。运动斗争到这个样子，确实也跟我这样的人有关。毛主席这回好像要帮着群众跟我们把这个理扳平，要让我们承认群众是造反有理的。现在，来了一阵风，把我关进来了，好像要让我这样的人也尝尝挨整的滋味，这倒确实能让我多少有点冷静下来，多少有点理解了。但我还没有达到你这样的程度，我一没有被开除公职，二不能算是组织的正式的处分，三没有说不发我的工资，四还没有家庭的灾难……
宗进庭能够这样回顾运动，甚至承认有所不对，能这样讲真实的心情，令他有些感动，距离一下子拉近了一些。他反过来劝慰说，运动中的问题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过去确实是有一种不言而喻的逻辑的，想不到这回的逻辑不一样，而且好像完全相反了。就连我这样的人，心里面其实也是有点吃惊、很疑惑的，但当然，我有感到高兴的一面，我甚至感到欢欣鼓舞。我不好跟你相比，你也不好跟我相比，在地位和情况上是不一样的，但我其实也很理解你……
宗进庭说，你不要原谅我，也不要来理解我，我说我运动中有不对之处，不等于我就认为我认同和奉行的逻辑不对。我对于我被关进来，跟你一样，也不特别感到意外和突然，也认为是可以分析的，一切都只不过是一种过程。我仍然是有我的看法的。
宗进庭这种保留和坚持，引起他的尊敬。他本来的意识中有点轻视宗进庭，现在他愿意跟宗进庭深入交谈任何问题，只要宗进庭愿意。不过，宗进庭在某些方面对于他，仍然是高高在上的，好像坚守着一块坚硬的地盘，而这种高高在上和某种坚硬的东西，最为他所不满和痛恨，但他还无法就此批评或劝说宗进庭。
风小了些，雪却似乎大了些。天井当中不高的木头电杆上，搪瓷灯幞下面，那孤零零的灯泡亮了起来，虽不算很亮，却也在空中划出一道界线，分出黑暗与光明。雪花从上面的黑暗中有如无数飞蛾一样扭动着身躯扑进灯光里，纷纷扬扬，惊心动魄，像被强大无情的命运所主宰一样身不由己、飘落到自己生命的终点。
他去放下草帘，以挡寒气。
你今年多大?宗进庭问他。
虚年三十九，四十岁的人了。他心里不由得触起悲哀，竟然这个岁数了，而乔丽也已经三十一岁。他们二人不但两手空空、一事无成，而且依然身陷困境。给他们造成这一命运的人就在眼前，过去在想象中不知痛恨了多少回，但此时此刻面对活生生的人却恨不起来，从心底也找不出幸灾乐祸之感，更遑论报仇雪恨，好像人生本来就该这样白吃许多苦而最终却会让你理解和原谅了一切。
你三十九，我四十五。你的传单出来之后，杨书记说过，以后要对你的问题重新调查，还有你的家属的事情。我把这话告诉你，让你增加一定信心。等这个运动过去，就可以开展正常工作了。那时即使还让我工作，也不会再经手你的事情，但我愿意你的处境得到好转。我注意到你的材料含有改正的基础。以前我是借着一定的机会，坚持了我个人的东西，而不顾别人的一切。这件事我对不起你，也对不起你的家庭。物极必反，现在我还有好多苦头要吃，不光是因为你的问题，但其中也包含了你的问题，一切只能说完全是我自己的原因……
他想不到宗进庭这样干脆，而且对他、对他的“家庭”，说了“对不起”，这包括了正在劳改中的他的妻子乔丽和他的不幸死去了的孩子亮亮。虽然这时的宗进庭不能代表组织，但他却就像听到了组织对他讲了诚恳体贴的话一样，他的眼里顿时涌起泪水。
郁平，你可以骂我几句，当然，骂了也没有用，我给你带来的损失是很大的，是无法弥补的。我一直心里有数，我不仁，但不麻木，我的某种快乐是建筑在你的痛苦之上的，别的某些快乐，又建立在别的一些人的痛苦之上。其实你的事情我也没有得到啥快乐，对于我也是一个恶梦，无法摆脱。我很顽固，我做啥事都很固执。从这个角度上说，我这人可能就应该这样被群众送进来尝尝滋味。群众为啥最恨我呢?因为他们最不喜欢我这样的人。但我这次吃的苦，比起你，实际上还差得很远，并没有开除我的公职，也没有把我的老婆判刑十五年，更没有让我的某个孩子失去生命……
不!他抑制不住一种激动说，你已经“言下见性成佛”。过去的已经过去，难道一定要让别人也把不幸重复一遍，这世界才算公平吗?这真涉及一种很大、很大的道理……
这时他感到自己的心真是太好了，好到有些虚伪和漂浮，像是某种天真善良了。因为世界恰恰可能永远会没完没了地发生着仇恨、对立以至战争。
停了一下，他问宗进庭，到底你为啥被关进来?别的还有啥人?
宗进庭说，是群众逼着市委送我们进牢房的。一起被关进来的还有几个中层干部，是“主力军”方面的头头。真是“史无前例”，虽然不能算是组织的正式处分，但一级组织也是迫于群众压力点了头的。
他说，大约也可理解为对你们几个人的一种保护措施，不是吗?
宗进庭说，对，可以这么理解。不过，现在，弄不好还是要气死人、吓死人、弄死人的。其实从前历史上也有过这种复杂情况。另外还有一半你没有说到，你可能也不了解，我这样被关进来，也不等于最后就一定没有事，最后组织上对我就一定不会有啥处分，这个包票现在还不能打，现在还看不清，因为这次运动跟以前不一样。
为啥?他问。
上海来了个“一月风暴”，造反派夺了上海市委的大权。这你知道不知道?毛主席夸奖说，这是一个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这你知道不知道?
他惊讶着，困惑着。
宗进庭说，这就是我被关进来的政治背景。所以，群众能把我关进来，也是不容易的，也要乘着这个东风、借着这个势头才行，要不然，嘿，还不可能。最后我如果能平平安安、完好无损的出去，那也会不容易。一切比你我所知的还要复杂一些，我作好了两种准备，而不只是一种准备。
他说，只要你没有硬伤……
是的，只要我没有硬伤，没有贪污腐化，仅凭从前和现在我的工作上的问题，哪怕加上历史上的问题，是处理不了我的。但要说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这话你能理解吗?老实说，我不能理解。古今中外，一个政权，有这样折腾自己吗?你倒是说说看!
宗进庭的言词说明着有很大的思想痛苦，而且这种思想痛苦大于他作为市长被关进牢房的痛苦。
他好像有义务帮助宗进庭摆脱这种痛苦，他谨慎着试加回答：马克思说，“在某些带着较大概括性的问题上，意识有时会超过当代的经验关系”。就是说，意识有超前性，在某种重大问题上，事物才露头、刚萌芽，意识就能作出深刻认识，从而对实践具有指导性。这种超过当代或眼前经验关系的意识，从种子萌芽就能看出参天大树来，但毕竟要到往后若干年才能为现实所证明，所以在这之前，就应当是不太好理解的。所谓“较大概括性问题”，就是重大问题，但因为才是苗头，一般人看不清它，也不知道怎样去做理论概括，就处在朦胧境界。只有优秀思想家敏锐地抓住不放，作出深刻正确的概括。马克思从巴黎公社短暂的存在，概括出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新型的社会政治形态，它所要建设与维护的是社会主义社会，这个理论概括，一百年来的历史证明了它的现实性，它代表未来，但新生事物的成长是曲折的，巴黎公社七十天就失败了，在一般眼光看来，在历史上只存在了七十天的事物，能有什么伟大意义?马克思说，他是“把公社的不自觉的倾向当做多少有些自觉的计划而归功于它”，这就是他的方法，也就是中国成语所说的“见微知著”的方法。
“先知先觉”这个词，说的就是“意识超过当代经验关系”。但是，跟“见微知著”一样，总要以哪怕最起码的“经验关系”为前提，并非凭空而来。佛家提出“过去，现在，未来”的概念，相对应的，是“已说，现说，当说”，还有“已成，现成，当成”。也许，现在的疑问是，虽然“见微知著”，但明明才是“微”，就要按照“著”来说、来做，那就很难为全部的或多半的现实所接受。等到“著”了，多数人都看得很清楚了，多数人才会理解。依照《九评》的观点，在那里“已成”的，有可能是我们“将成”的，所以要“反”，要“防”，也就是“当说”。当说而不说岂不失责?同样，照着此理，当做而不做岂不欠缺?如果说与做的过程中有欠缺，那么不做就是更大的欠缺。我们许多人可能不理解或理解不深，但毛主席认为，他既是当说，又是当做。
从《韩非子•解老》篇看，“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首也”这句话，从字面意义解，就是不主张把超过当代经验的“前识”说出来，不主张发表自己的先见之明，因为这不符合明哲保身的原则。这虽然是很聪明的哲学，但假如从古到今，所有“前识者”都不说出他的“前识”，历史运动就是盲目的、没有正确指引的了。人应该大于历史、积极创造应当有的历史。新中国的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它的建设成就等等，不都是在毛主席的正确指引下，由革命的先进分子和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创造出来的吗?
哈，你分析得透彻，有点说服我了!
他按自己的思路继续说，中央要求经过运动最后达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一个“经过”，一个“最后”，一个“以上”，既说了过程，也说了某种结局的情况。把你委屈到这地方来，事情已经发生了，那就是过程中的事，还不能说是“最后”结果。说上海的啥“一月风暴”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语言带有文学夸张，是形容某种实质性。这样看，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跟强调“一月风暴”的阶级实质性，就不是矛盾的，就是说，这场运动，只是一场教育，是为了教育干部、教育人民，当然，也可以说是一演习，主要的意义在于针对未来。这是毛主席坚决地当说则说、当做则做，不在乎一时的混乱和损失，甚至也不怕抵制和对抗。
宗进庭沉默着。
他好像从一个梦呓中醒来，说，我只是从某种角度试着回答你的提问，我所说只是一种逻辑演绎，好像自己也不知道说的是些啥。
宗进庭点头说，不用谦虚，你讲的确实也是一种道理。
那么，你?他大胆而又小心着想请教宗进庭，觉得自己的心脏因为某种恐惧而乱跳起来。
宗进庭冷笑道，你说的虽然自成道理，但有些事情不是现在能考虑得了的，我就不说了。我们活得长一点，走着瞧吧。你读的书比我多，不是说“天道好还，无往不复”吗?不是说尊重实践吗?我们就等着看咋个“无往不复”。起码，作为一个国家的基本的东西，是一定要从眼前的乱中“还”过来的。超前的意识毕竟是超前的，而不是现实的。既然苏联变修了，文革应该闹到到苏联去才适合。眼前弄成这样，把我这个位置的人，还有很多更高地位的人，都弄到这个特殊的地方来了，咋行?能为一点小病或可能的病，就在肚皮上乱开刀吗?
他听了不觉毛骨悚然、十分敬畏，对自己刚才的夸夸其谈也愧悔起来，而觉得自己一介书生、浅薄无知。他也就从所讨论的这一始终令人胆寒的题目上避开，考虑起自己的事情来：到底在啥样的局面下，能使自己的那个小小的“历史问题”，尽快得到杨书记说的重新调查呢?是应该寄托于上海的“一月风暴”呢，还是应该寄托于宗进庭的“还复”?但这样一考虑，就好像需要他做出一种政治抉择似的，这很可怕，不是他所愿意的。然而他的事情，似乎不应当放到这个大题目里，不管是“还复”，还是不“还复”，不管是啥人来当权，从公正对待任何案子的角度，都应当解决他的冤屈问题。这样一想，又轻松了些，但恍惚之中他却好像又置身于家乡的漆黑的田野上，变成了那个身不由已的少年，可怕的命运在等待着他……
他看了一眼宗进庭，感到从禀性到养成跟他都正好相反。宗进庭始终都是一个能将命运把握在自己手中的强人，即使被关进牢房也一样，而且自信得好像已经暗中扼住未来的咽喉。宗进庭心中一定从不会被啥东西吓倒。这种人干干脆脆，思想保持一条挺拔有力的直线，令人望而生畏。难道，他应该向宗进庭做出某种表示?表明自己的立场是站在他这一方面，而不是站在啥“超前意识”方面的?这也就相当于接过并且握住了命运向手中塞来的手枪。他打一寒颤。
他发觉，他思想无力到难以明确回答那些越究越深的问题，而且感到整个人都陷入最为深刻巨大的矛盾漩涡之中去了，情况比漆黑田野上身不由己的少年还要糟糕，所谓自己的那个切身的问题已经显得微不足道。一种无限下旋之感让他头晕目眩，似乎站立不住。他软弱地哼了一声，很想就地躺下来。
你咋的了?不舒服?宗进庭问。他说，我刚才不知说了些啥，说多了，头晕了起来。
宗进庭说，你是营养缺乏、体质下降。但你刚才说的，很有思想啊。你是在关心国家大事呢。有句古话是不是这样说的，“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是谓拂人之性也……”?我总感到，“人之性”其实是最基本的东西。
宗进庭的话，他能听出其中弦外之音，但他已经不想与之论辩。他让步说，我太渺小了，我只能面对我自己的事。我只能是我这样的人，我很早就选择只做一个教师……
宗进庭问他：你想过没有，我所主张的到底是啥?
他有点惊惶地看了宗进庭一眼。但对于这个问题，他好像早就是看清楚的了，只是很难回答。难道宗进庭想让他说破吗?刚才宗进庭说的那几句《大学》，还有一句没说出来，那正是宗进庭想说而不敢说的吧?不，他不能让宗进庭犯错误。坐了牢的宗进庭可能会有些偏执、不正常，他应该给以缓解。
于是他说，我没有想过你具体主张啥。宗进庭说，那我问你，这次运动的重点是啥?《十六条》上咋规定的?他回答说，运动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宗进庭问，那我算不算其中一个呢?我这个小小的当权派是不是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呢?
他惊惶地说，这个我没有考虑过，你这样问我，我也还是无法回答，我不了解。按理，这要由你自己回答，即使你自己，大约也未必就能明白自己。我的体会，这个运动，是提前打出的导弹，它向远处飞去，眼前只是发射基地的火光、巨响、火箭的呼啸声、人们的欢呼声。除了中央所说的那少数人，我们眼前哪里有一个具体的走资派?如果不是发生了所谓资反路线的问题，运动还闹啥呢……
宗进庭点头说，确实是这么回事。那我问你，所谓两条道路问题，你的主张是啥呢?他说，这个回答是现成的。宗进庭说，我不要你说现成的教条，我要你说出自己有血有肉有思考的东西。
听了宗进庭这话，他的头脑复杂起来，好像面临“引蛇出洞”。难道宗进庭希望他说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话吗?是啊，一般人会以为他这样出身，遭到这样命运，而且是知识分子，内心可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可不知道事实上他却不是的，当别人这样看待你，无形的压力就很大，你就“不是其所是”而“是其所不是”了，就好像迫切需要向别人说明自己，要让人家对你“是其所是”，这往往是徒劳而可笑的。幸好，他虽然具有这样可悲的境地，却并不是这样可悲的人。
但他不能不回答宗进庭。他不习惯、不喜欢躲躲闪闪。他说，我谈不上有自己的主张，但十七岁那年报考新四军的学校，总的是我自己的选择。后来在盐阜师范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社会主义课程，至今没有新的学说新的事实能让我改变这个基本的认知。后来我考上苏南新闻专科学校，提前毕业进了省报做编辑，这期间也看了不少书，了解不少事情，结果都让我进一步相信：只有社会主义能救中国。这就是我所知道的，也就是我的信仰。凭着信仰，即使吃了苦，我也没有思想动摇。就我至今所学所知，我认为如果主张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那是不对的。这就是我在这个问题上出自内心的话。但我也并不认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到处光明，如果那样，为啥毛主席党中央要搞社会主义教育、进而还要弄这么大的运动呢?为啥亿万群众有这样高的积极性、乃至可以说是狂热性呢?这就是社会矛盾的反映。经济学上说，有需要才有市场。这种狂热性，是出于社会主义要求，还是出于资本主义要求?当然是出于社会主义要求，希望社会主义弄得好一些、更好一些。我并不无条件赞成群众运动中的一切，但也没有理由怀疑运动的宗旨和群众的热情。
宗进庭听着、点着头，说，你是诚恳的，也说了你的分析。在这个问题上，我所估计的你，也正是这样的。如果运动到最后像过去做工作一样要指标，要在市委常委里定一个走资派，那当然是我。但我估计在这个问题上还不会那样硬性规定。《十六条》其实是相当宽大为怀的。我对我目前处境也并不沮丧、并不懊悔、并不害怕，这事情不是我一个人，也不是一个地方，而是全国性的。我看出，走资派这个问题，虽然性质说得很严重，但对人还是要当作党内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是重在过程、重在教育。但发动群众是真的。全国群众，从学生到工人，还要加上农民，都起来了，而且分别地都有中央文件的指导，只有军队好像还没动。说是演习，但演习是有伤亡的。用这种方式解决，何必?“拂人之性，灾必逮身”。
宗进庭竟把《大学》里那句话说出来了。其实，本来跟他是不能说这样的话的。即使是在外面，跟多么可以说体己话的人，也是不能这样说的，因为，这不竟然是发出了恶毒的诅咒吗?政治空气被这样大的群众运动无限膨胀起来而无所不在，就好比一九二七年湖南农民运动热火朝天，你即使在自己家里说农民协会不好，你的亲人也会劝你不要说;如果是在外面，那任何一个路过的农民，都可能立即向你兴师问罪，查一查你是不是土豪劣绅方面的人。这情况大约在任何国度任何一种革命年代莫不如此。当民主膨胀起来时，正是来自民主的专制也同等膨胀起来。假如你身处法国大革命之中，你喊“国王万岁”，愤怒的民众就可能送你上断头台;如果相反，你喊“打倒国王”，贵族的势力就会来结果你的性命。这时，双方对峙着，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并且都坚持自己的“天经地义”。《阿Q正传》描写过革命年代的这种空气，就连赵老太爷假洋鬼子这些乡村统治者，也会畏缩着一时尊称最底层人士阿Q为“老Q”了，这一笔令人叫绝。但赵老太爷这些人心怀十倍的仇恨，当他们被革命打昏的头脑清醒过来之后，则挂起徽章，“咸与维新”，却又是阿Q望尘莫及的了，并且就有那最后的命运在等待着阿Q，那也正是赵老太爷这些人期待着、推动着的。说“灾必逮身”，就是要打击报复，要改变普通群众这种太把自己当回事的情况。宗进庭将会是十分坚定、毫不犹豫、铁青着面孔来加以执行。
他打了一个寒颤。无论那时宗进庭会咋样对待他，他也将是不能同意宗进庭的，但宗进庭这样坦露心胸，对他这样不设防，不是政治上幼稚和为人单纯，而是对他有一种相信。宗进庭在他心中引起的情感是很复杂的，在稍感亲近之余，甚至有一种本能的恐惧。对宗进庭提出的问题，他决定依然坦诚回答、直抒己见。
他说，从群众这一面来考察，这次运动并不完全是建立在假想上的“演习”。从近处往远处说来，他们的目标大致有这样四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针对所谓资反路线。这个斗争目标一提出，就来了对立面，另有一部份群众认为那不是资反路线，而是正确的领导和秩序，像你这样地位的人，大体是支持这部份群众的。你要反对资反路线，我就说你是“反党分子”。两部份群众这就斗起来了。所以这第一个目标，所谓反对资反路线，就不容易有结果。如果运动不收起来，这个问题会一直纠缠下去。
第二个方面的目标，就是要找出眼面前的走资派。群众一般不了解内情，他们只能凭着印象说某干部是好的，某干部不好。排除个人恩怨因素，从一般角度说，群众把本单位某领导人说成走资派，所说都是很具体的贪污腐化劣迹，但他们就认定说这是一个走资派，写到大字报大标语上。他们一定希望干部内部能有人冲破“铁板一块”，站出来支持他们，但我至今还没有看到出现这样的干部。只不过不能肯定没有干部暗中支持某一部份群众。这就涉及干部内部的矛盾了，有可能是有原则的纠纷，也有可能是借着群众力量争权夺利。这第二方面的情况，特别在某个具体的单位容易出现，往好处说，客观上能把一些问题给捅出来，把人们的社会主义觉悟提高一步，往不好处说，是造成了人与人之间一些恩怨矛盾。
第三个方面的目标，是关于本地区的，比如，亭州市委里有无走资派?本来不曾有人突然提出这个问题，但当群众运动超出本单位，这样就形成本地区的一些问题，不同意见就围绕这些发生斗争。作为市委的领导人，跟运动的距离就这样被拉近，群众就观察他们，分析他们，并且希望机关干部们能起来揭发领导层的问题。渐渐就这样闹起来，以至于把你闹到这个地方来了。以后怎样，这仍在发展之中。
所以，这三个方面的目标及其所发生的斗争，已经足以使群众认为，一切是很真实的，特别是因为受压而起来造反的群众会这样想。从运动的原则说，如果一个当权派要提出自己的看法，他也可以写大字报，没有谁说他不可以写。但干部不会轻易去写啥大字报，干部一般是跟着他的上级走的。群众热情特别高，是因为平常他们没有这次运动这样所给予的这么大的民主自由，那时你给他，他也不敢要、不会用。干部并不特别需要这种民主自由，他们的情况和思想要复杂得多。群众在这场运动中有很高积极性，不奇怪;干部表现出相当的冷淡、冷静，同样不奇怪。从群众这方面，可以说，即使一个具体目标也没有，这运动也足以使他们空前兴奋、活跃，现在很把自己当人。
如果认为运动带来的问题比能解决的问题还要多，群众却不一定这样想，他们认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进步。但他们最后得到的将是啥?是每个人都来当市长、当厂长经理吗?当然不是的，他们不会这样想。他们可能朦胧认为，一种理想状况现在好像伸手可触了，从理论上说，就是“人民直接管理国家”。
宗进庭一笑，问，还有第四个目标呢?
他说，第四个目标在中央里面。《人民日报》经常提到“中国的赫鲁晓夫”，以前我以为只是这样发出警告而已，现在越来越知道这句话也是具体的，去年八月以前这个人还处在很显要的位置上，八月以后这个人的位置就降下来了，而且某种程度上已经公开点了名，但好像为了体现政策，这个人仍在最高领导层的名单上。这是一件举世关注的事情，普通学生或工人，就这样“关心党和国家的命运前途”，每天充满紧张热烈的空气，好像正在亲身参与着乃至决定着国家大事，好像自己这一份力量也是极其重要的。
刚才提到的那个人，所说有一句话，我印象很深，是运动初期学校师生听中央首长讲话录音时听到的，他说，“同学们，这半年吃饱了饭干什么?干革命!”当时我听着，感到这话说得很实际很幽默，提醒的其实是吃饭。就拿我们医校来说，学生都在食堂吃饭，不要钱。而普通初中高中的学生，是吃着家里的饭。反正吃饱饭是干好革命的前提。这很有意思。目前看，米价还是一角钱一斤，菜蔬也很便宜，工人每月照样有几十块钱的工资拿。国家呢，原子弹也造出来了。闹革命的人们没有发生吃饭问题，但发生了不同意见的对立问题。
宗进庭点头。
他继续说，群众现在对当权派很严格，实际上在严审他们过去的一切表现。但群众对自己的造反头头，也很严格。要自己的头头不光有能力，还要在出身成份上、在道德品行上无可挑剔。运动中头头的出现很容易，但头头被群众换掉，也很容易，大家不选你、不认你、不跟你，你就不是头头了，但当然，你还有你的自由。唉，我说到哪里了?
宗进庭说，讲得好，对我启发很大，而且动摇了我的不少看法，让我不再那么自信、那么激烈了，可以说让我原来的立场有了点动摇。我们相识不晚，但是能这样谈谈太晚。坐牢也是上学，今天你就是我的老师啊。他忙说不敢不敢。
突然有人在外面说，时候不早，不要谈话了。接着是在雪中走去的声音。看守人员来时的声音他们却没有听到，也不知在外面听了多久。他觉得自己刚才说话有点忘乎所以了。
好吧，睡觉。宗进庭说。
他就整理起床铺来。其实没有啥可整理的，两块木板上铺着稻草，上面丢了一块肮脏的棉垫，也有一条褥单，是很粗糙的布。问题是床铺不大，本来是单人使用的，现在却得挤一挤了。他说，你睡在里面吧。宗进庭说不能反客为主，还是你睡在里面。他说，你大几岁，你睡在里面。说着就把宗进庭带来的被单给他铺在了里面。正说着，看守所人员又送来一条被子。他说，这当然是照顾你的。宗进庭说，这时候啥你的我的。就把它横着封在上面。
两个冤家仇人这就成了同一个床铺上的“难友”，隔着被子挤在一起，用体温在小小的牢监里抗御着寒冷。经过一阵动弹，都安放好了自己的身躯。二人保持笔直的睡姿，以免妨碍对方。安静下来之后，外面大雪落地瑟瑟之声细密可闻。宗进庭鼾声渐起，他也沉沉睡去。
第二章 解放
在“一月风暴”背景下，郁平被从狱中释放，他到宗进庭家去看望兰贞。
第二天一早他们醒来，发觉都保持着笔直仰睡的姿势，这正是一夜睡得还暖和、也没有使他掉到地上去的原因。他和宗进庭互相道早，也就起床。他感到他们都想起了昨晚的交谈，但都回避着不再提起，好像有啥羞愧之处似的，也好像厌倦了那种话题。
卷起草帘，看到真是一夜好大雪!雪停了，积雪很厚，天气睛朗。看守所人员喊着“都出来扫雪!”并且就来打开牢门。犯人们都走了出来，迅速被指定分工，有铲雪的，有抬雪的，有扫地的。天井虽大，一会儿也就处理完毕，雪被堆到下水道那儿，任由它慢慢化掉。
他注意了一下那几个生面孔，也就是跟宗进庭一道关进来的人。一眼认出的是老刘，想必是以“主力军”总部负责人的身份而被捕。另外几个人他都不认识，看上去都是亭州较有脸面的中层领导干部，在“一月风暴”的形势下遭了这种厄运，竟然被群众迫使市委把他们送进了监狱。他们脸上营养较好的气色和较齐整的衣服，与这里的环境不很协调，显得异常。被关到这个地方来，对于他们当然是很大的刺激，但态度上倒还坦然。他们都跟宗进庭点头示意，没有说话。这些人惊魂既定之后，大约也就不在乎了，然而不得不暂时受着这份委屈。他们冷冷看了他一眼，好像都认得他是谁，他是一个趁着文化大革命之机跳出来表演的牛鬼蛇神，还有他那做医生而犯了法被送去劳改的老婆、不幸死掉的孩子，他们都听说的，如此而已。这些人所表现出来的“他人目光”令人压抑、恐惧和寒心。而他呢，见到这样几位一向的“统治者”，却仍感到一种敬畏，他对心里的这种无端似的畏怯很不满，然而却无法摆脱。
扫雪之后集合站队，看守所管理员拿着语录本，一句一句领读，全体跟着，朗读了一段毛主席语录：
“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跟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看守所这位同志真的会联系实际挑选针对性语录!这几乎有点可笑，但没有人敢笑。
管理员接着就表扬大家完成了扫雪任务，点了几个犯人的名，让他们留下来运走工具，其余人各回自己的号子。
那天早饭之后不久，叫他出去，并且要他“带上自己的东西”。宗进庭说，一定是红卫兵又来“解放”你了。他倒不由得有点惭愧似的，他虽然没有立即想到是这么回事，却又似乎立即就理解了的。可是，在宗进庭的面前，倒好像宁可依然继续挨关着的好。他重又陷入某种深刻的矛盾漩涡里去，头晕目眩起来，惭愧不知应该如何安放好自己的人格。
宗进庭竟然看出了他的犹豫，说，让你出去，你就出去，总比关在这里好。我们把你拘进来是不对的，现在放你出去就是对的，你不用管它，你是身不由己嘛。回去把宿舍整理整理，到浴室好好泡一泡，给自己好好吃一顿，给老婆写个信，或者去看看她，唉，我是对不起你们的。如果有可能，我以后会帮助你们。
他听了心中感动，问，那你……?
宗进庭说，我早着呢，嘿嘿，总有个过程!
他似乎是作为一个先行出狱的难友，问宗进庭：要不要给你家里带个口信?宗进庭想了一下，从手腕上除下手表，交给他，说，给我老婆。叫她把自己、把孩子照应好，别的不要担心，也不要有任何活动，呆在家里最好。他记住了这些话，也就跟宗进庭道别，宗进庭向他伸过手来，他握了一下。多少年来，他想握这么一下而不可得，在这特定情况下，握到了，感觉仍是激动的。
他走进看守所的接待室。一片清新的阳光从外面照射进来，那里已经有了一些人，并且从阳光中向他走来，深情地喊着“郁老师”，而且分明有个女生为了这出狱的场景哭了起来。这是医校的学生接他来了。师生之情啊!他一下子泪水模糊，万感交集。
逐渐，他认出了史宏，还认出了江进海。他们拥着他出了看守所，外面就是市委门口，但并无集会的人群，这回出狱要冷清一些。对面墙上一条写成两行的标语，虽然写得很大，言语惊人，却似乎有点孤独，标语上写的是：
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
这条标语在告诉他：宗进庭所说的“上海一月风暴”已经越过长江、刮到亭州来了。但一条标语不能告诉他更多的情况。
又出狱了，下面将要发生啥样的事情呢?革命救了他，但他却希望革命不要再来打扰他了。经验证明，他得随时准备运动的某个方面还是要来牵扯他。人确实多么想揪着自己的头发上天而去、脱离苦海，人多么想自己选择自己的处境，但是，不可能。
他打了一个寒颤，浑身不舒服起来。确实需要到浴室去洗个澡。坐了四个月牢，得把晦气、霉味从骨头里蒸出来、把身体洗洗干净。
他说，我要回去一下，要到宿舍处理些个人的事情。史宏说，郁老师，我们正是来接你、送你回去的，我们带了几个同学来，帮你做些家务。他忙说，不用不用，我自己能做，我那间小宿舍，简单得很。
史宏说，到你宿舍再说吧。
就这样，史宏他们十几个学生不由分说陪护着他到了宿舍。开了门，里面确实空空如也，没有多少家务事可做。但学生们还是找到了可做的事情，七手八脚忙了起来，有给他把小水缸搬到外面去清洗的，有到井上去提水的，有给他扫地的，有给他揩抹书桌的，还有给他生煤炉的，堆积着的一些脏衣服，也被女同学拿到井上去了，女同学还给他撤了床上的席子，把棉胎、棉被拿到外面去晒，就像她们将来到医院里做了护士会做和该做的一样。有两个邻居老太来看了一下，问候了一声“郁老师你回来了”，看到学生在帮他做事，夸奖说这些学生真好，也就离开了。不一会，屋子里剩下了史宏、江进海和他。
史宏说，郁老师，你又吃了不少苦啊!江进海立即气愤得脸上通红，说，资反路线别的本事没有，就是会白色恐怖!史宏说，郁老师，看来，你即使不问政治，政治也会来找你。我们本来也没有想到要详细关心你的问题，但结果我们还是不得不去把你的问题弄清楚。正好“一月风暴”，形势允许了，我们就找到原来的有关部门，比较顺利地看到了你的卷宗。我们这几个人一起去的。你的事情的来龙去脉，症结所在，结合你自己写的传单，我们觉得是全弄清楚了!
听说看到了他的卷宗，他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上，而且他们所谓已经弄清了“症结所在”，这正是他一九五九年被“审干复查”蒙冤受屈七年以来一直要问“审干办”的，而“审干办”则回避或有意模糊。可是现在，却让学生、红卫兵小将，轻而易举似的给弄清楚了!这对于他是多么重要啊!他不禁一下子泪水涌出，说，真的吗?真的吗?
史宏说，情况是这样：一九五九年“审干复查”给你定案的理由有三条：第一，你当时跟被害的地下工作者恰巧同住在丹阳长江旅馆;第二，丹阳档案馆在整理旧档案时发现一封告密信，写信的人叫郁原，写给国民党的公安局，这封告密信就是那个地下共产党员被捕的原因，这个郁原注明是射阳人。第三，丹阳档案馆还发现了国民党公安局发放告密津贴的存根，其中有郁原签收的一张，大洋五十元，领钱的日期在那个共产党员被捕后的第二天。“审干报告”认为，所谓郁原，就是郁平，正如屈平就是屈原一样，是郁平当时告密所用的化名，而郁平的家乡正是射阳县。
他听了怔着说不出话来，但心中已经一下子明白了是咋回事。只听得史宏说，那么我们凭啥认为不是你呢?第一，郁原毕竟不等于郁平，把郁原与郁平划等号，证据不足。第二，明明有郁原的笔迹，却没有拿来验证是不是郁平写的，为啥没有做这方面的检验?笔迹在丹阳档案馆，可以派人到丹阳去做检验，况且丹阳也不远，不就在江对面吗?这是一个漏洞。第三，万一当时是有人略微了解你的情况，从而用了郁原这个化名去告密，这种可能有没有?第四，你本人有充分根据为自己作了辩护，特别是有丹阳饮服公司的颜科长作为人证。“审干报告”只用“不足为据”四个字就轻易否定了颜科长的亲笔证明。我们得出的结论是，给你定案证据不足，对你的“审干”工作做得草率。其实，也可以说“审干”的方面并没有认定郁平就是郁原，否则，对你的处理就不应当是开除公职，就应当是判以重判，可是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开除公职、遣返原籍，正如你在传单上说的，定案不符合事实，处分不符合定案，处理不符合处分。这就说明他们心里好像也有点数，好像是有意让问题这样含糊不清，从而让你不上不下的悬挂着。加上你在传单中提出了宗进庭这个因素的存在，我们认为，第一，你是没有问题的，第二，你是被冤枉、被迫害了。要从组织的、法律的、有效的意义上认定你没有问题，当然还要等待专门部门的工作，那就要等到运动结束以后才谈得上。但我们现在就可以认定你是没有问题的，我们现在就相信你，你抗战时期作为一个学生就参加革命了，受冤屈以来，你也并没有犯啥错误。
他被学生的这番好心、这番评语，这种勇于负责、敢于表态所感动，他含泪而言道，关于我的问题，我是可以用事实来进一步证明的，我确实是被冤枉了。你们一说起“郁原”这个名字，我想起来了，当时，旅馆里还住了一个青年，借看过我的书，后来这个青年不辞而别，不知到哪里去了。我跟这个青年是互相介绍过自己的，而且我的书上也就随手写着我的名字。十有八九是这个青年盗用了我的名字去做了告密的事情，“郁”字一定被他模仿了笔迹，又巧妙地改“平”为“原”，这确实一定是借鉴了屈平即屈原，而且他说过，你将来做了作家，笔名就叫做郁原吧，以后我看到郁原的文章，就知道是你郁平写的了。这是多么阴险可怕啊。幸而我还没有用郁原为笔名写过文章，要不然，真是更难说清楚了。如今，我没法找到这个当时的青年，也许他本来就是国民党特务，谁知道呢?但既然已经弄清告密的人是郁原，而不直接就是郁平，有了这一点，一切也就足够说明问题了。好在那个“郁原”的两份笔迹仍然保存在丹阳档案馆里，可以到我的档案里找我过去的笔迹做对比，就会明白事实真相。
江进海说，我们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史宏说，郁老师，这事情你就不要管它了，以免节外生枝，由我们去管。你要休息好，恢复一下身心。我们以后可能还有一些事情要向你请教，要来烦你。他嘴上谦虚说着不敢不敢，心里却感到了为难，又为这为难而内疚。只见史宏取出一本材料来，交给他，说，这份东西请你给我们看看，明天我们就来听你的意见。材料不要弄丢了。
他想起了上次出狱回到学校，是史宏亲手把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传单交给他的，结果遭到了“主力军”老刘他们的审讯。史宏好像总是这样让他接触到最重要的情况，并且影响他今后的遭遇。他浑身有点紧张起来。他书呆似的习惯地就要翻开材料来看。史宏按住他的手说，这材料一时看不了，不着急。
史宏、江进海和那些学生都走了。洗的衣服晾在外面给他拉起的绳子上，阳光照射在上面，也照射在远远近近屋顶和地面的积雪上，耀眼一片。开始化雪了，朝南的屋檐往下滴着水。小屋经过学生的打扫收拾，显得清洁整齐，散发着生活气息，使他更切实感到重新面对了普通的正常的生活。第一要务是购买油米柴盐，让生活运转起来，下午还有洗澡之类的事情，大约要到晚上才有时间看史宏交给他的那份显然是比较重要的材料。
他感到自己时来运转似的了。先是在牢监里碰到了宗进庭，这个具体迫害他的人，竟然对他说了“对不起”，还说问题有解决的希望;接着是学生来“解放”了他，而且把档案里的底细给他弄清楚了，这正是他七年以来一直为之焦心，却一直遭到漠视的，而现在可以说已经按近真相大白。不管问题到哪一天解决，反正是可以解决的了，解决的依据不在别处，用不着寻找，就在他的档案袋子里，明明白白的在那里。事物是多么奇怪，又是多么不奇怪啊，那捆绑住他的，也将是松开他的，那陷害他的，也将是解脱他的，问题本来就是个活结。但凭着做了一个活结，也就紧紧綑绑住了他，让他如此悲惨。宗进庭现在对他的态度总算有所改变了，铁石心肠总算松动了。这一切来得多么不容易，又似乎是一下子很容易就来到面前的。
门口站了一个人，喊了一声“郁老师”，抬头一看，是刘镇琛。他忙招呼刘镇琛进来。他注意到，刘镇琛的神情姿态说明着一种恢复，从一种受了严重打击之后的心灰意懒，恢复到一个青年学生应有的生机活泼的样子，基本上已经医治好了某种“精神奴役的创伤”。
他问，你的祖母好吗?刘镇琛神情黯然，说，去世了。此一言让他想起了那卧床不起的老人，那就是他仅有的一回所看到的刘镇琛的祖母，没有看见面目，只看到一团露在被单外面的凌乱白发。而现在这老人已经带着许多的痛苦、遗憾、担忧和无奈离去了。他说，你们母孙二人、相依为命，现在只剩下你一个了。
刘镇琛很豪迈地说，我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了。又说，郁老师，你知道吗，这几个月的运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天翻地覆。他听刘镇琛对他这个与世隔绝了四个月的人说起来。
你二次被抓进去的时候，也是学生运动的低潮，保守势力占了上风(不言而喻，在政治倾向上，刘镇琛一下子很自然地就站到了“造反”的一边)，文革实际上停滞了。社会上经过两个月的酝酿，到十一月，造反的工人逐渐汇合，成立了全市组织，登上了历史舞台，被压下去的造反学生也重新抬头，他们从“全国大串联”中陆续回来，跟造反工人结合到了一块。但保守派势力大，许多造反工人被逐出工厂，或者说在厂里呆不下去。造反派学生跟保守派学生在各个学校里对峙着，基本上也是保守的这边势力大。工人造反派兵分两路，一路由刘克成率领到北京、后来又到华东局，一路由陈安国领导在亭州坚持斗争。后来发生了冲打工商联事件。工商联是“主力军纠察队”的据点，冲打起因是群众跟“主力军”的两个人发生辩论，“主力军纠察队”冲来把几个“工红”的人抓了进去，其中还有两个小学生女孩。这样许多人簇在工商联门口要人，而工商联大门关着。这样外面的人越来越多，与里面形成对峙。“主力军”迟迟不放人，后来“工红”攻了进去，但“主力军”调集几千人，从外面打了过来。“主力军”控制了大街，戒严、扎口子，把一些“工红”人员捉进剧场，并且冲了“工红”和学生的总部青年中学，这之前一天夜里“工红”冲了“主力军”的总部工人文化宫，把抢来的“主力军”的丰富物资向全市群众展览，以说明“主力军”是得到“黑市委”支持的保皇派。后来，“工红”又到剧场去抢被抓进去的人，双方再次发生冲突。“主力军”把包吉、陈汉玉等五个人质，转移到党校，又转移到郊区，说是要送到华东局去评理。评啥理?因为华东局给了“工红”六条，中央文革接待站给了“工红”三条，是对“主力军”不利的，“主力军”不服气，要去评理，并且把宗进庭等三个常委一起弄到上海去了，说是要让亭州“唱空城计”，宗进庭在上海打电话回来，叫“主力军”继续闹事，不要怕影响生产。后来传闻“主力军”打死了被抓去的“工红”的人，在迎春桥下发现四具尸体，又说在周山河里也发现四具尸体。人们一会儿涌到东郊迎春桥那里去看尸体，一会儿涌到南郊周山河那儿去看尸体，人心慌慌，天要掉下来一样。到底是不是弄死了人，我没有去看，不知道。逃到荷州去的一些“工红”的人，就在荷州印发传单《碧血亭州》，说亭州“处在白色恐怖之中，一切交通通讯皆被‘主力军’封锁”。后来“主力军”这边针锋相对也有传单，叫做《拆穿〈碧血亭州〉的弥天大谎》。这时《红旗》杂志第十五期社论发表，用那里面的精神对照，加上华东局和中央文革接待站答复“工红”上访的六条、三条，很明显，文革以来，亭州“工红”就是正确的，而“主力军”这一边是受了资反路线蒙蔽。“工红”到处刷大标语欢呼《红旗》社论发表，而“主力军”沉默着。“主力军”在形势上虽然摇摇欲坠，但并不服输，大部份工厂都在他们手中，而且四围郊区也是他们的势力，叫做“同盟军”。保守派的背后是市委宗进庭等人，通过一些老资格的中层干部直接指挥“主力军”和“同盟军”，还有保守派的学生。
地委命令宗进庭三个所谓被挟持去的市委常委从华东局回亭州，要他们把在华东局闹事的“主力军”人员带回来。刘克成带着“工红”冲进市委，就在市委门口批斗宗进庭，宣布宗进庭“十大罪状”。保守派调集大批人马前来保驾，“工红”这边撤退。“工红”在大街上张贴出“中央文革”接待站的答复和华东局的答复。但保守派并没有垮，他们顽强对抗着，并且在体育场召开了万人大会，叫做“捍卫无产阶级专政誓师大会”，宗进庭出席并讲话。开过大会后，万人大游行，保守派实行全市罢工，走到了他们文革以来表现的顶点。
保守派的崩溃，是杨敬尧从地委开会回来以后，他在广播电台代表市委向全市人民检查，说：
由于市委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使得一部份群众受了蒙蔽，成立了“主力军”、“红色革命军”等群众组织来保市委，与敢于起来革命造反的“工红”、“井岗红卫兵”等群众组织形成了对立，而市委把这些保守组视为革命的，把敢于起来批评我们的错误的革命群众，看成所谓“牛鬼蛇神”、“反党”，这完全违背了《十六条》的精神和中央一系列的指示，是犯了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这个错误，责任在市委，特别在我本人，而不在群众。
这样，市委书记杨敬尧点了本地保守组织的名，他们就垮掉了。一时间，满街是各工厂单位宣布退出“主力军”的《声明》。杨敬尧作检查，是因为上面有人在中央作了检查，所以下面各级领导也就作检查。杨敬尧到荷州开会，就是听传达的，然后按照省委、地委的统一布置，回来代表市委作检查。假如没有上面的统一布置，市委永远也不可能作这样的检查，保守派也永远不可能垮台。
他听了这一切，真感到有点波澜壮阔和不可思议。他有意离开这个话题，说，看来，你的精神完全恢复过来了。
刘镇琛愧然一笑，继续有点兴奋地说，毛主席党中央的表态，使全国保守派都崩溃了。保守派过去虽然人多，也有各方面的实力，一时却如鸟兽散。保守派群众不服气的就是自己在这么大这么重要的政治运动中成了“受蒙蔽”的人、当了不光彩的保守派。世界的变化使他们晕头转向。据我接触，其实造反派的人也晕头转向，他们想不到自己竟然这样正确，取得了这样大的胜利。一个是失败得有点目惊口呆，一个是胜利得有点不敢相信。
他点头说，是的，难以置信，市委竟然错了，保守派竟然垮了。
刘镇琛有点激动地说，天下好像翻了个身，特别是在思想上翻了个身!胜利了的造反派忙着批斗当权派和保守派的头头们，倾吐他们受资反路线压制的悲惨经历和痛苦。在全市批斗大会上，公安局、检察院的造反干警上台揭发说，以宗进庭为首的一些人，违背中央三令五申，动用专政工具镇压革命群众，名单都弄好了，而且准备下了多少条麻绳、多少副铐子，还确定了临时监狱，就是红星农场。这一发言立即引起台下群情激愤，很多群众爬上台声泪俱下，说人民要革命，你们却要把人民打成反革命!当场逼着杨书记签字，要求逮捕宗进庭以及保守派的几个大头头，并且开除他们的党籍。
杨敬尧和几个常委就在主席台上，他们在台下上万群众面前开常委会，宗进庭和那几个人立即就被宣布开除党籍、押送看守所，会场上响起惊天动地的口号声，欢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他听着也感到一时喘不过气来似的，停了一下，他对刘镇琛说，昨天晚上宗进庭就是跟我住在一个号子里、睡在一个铺上过的，今天早上我们才分手。他进去了，我出来了，真想不到。刘镇琛说，革命好像是魔法师，让人眼花缭乱。不过，拿法国大革命一对比，一切就都不奇怪。那时的巴黎，各个政治派别此起彼伏，前面的被后面的送上断头台，后面的又被更后面的送上断头台，而所有的失败势力又总是想重新抬头、贯彻自己的主张。比起那个，文革还真是太文了，确实只能算是一场演习。
他说，你这些时读了些书呢。刘镇琛愧然一笑说，看了英国作家狄更斯的小说《双城记》，就是写法国大革命的，残酷得很。啊，想不到你跟宗进庭竟然睡到了一张铺上!你就没有想到仇恨吗?假如换另一个人，也许会打起架来、闹出人命。你们互相说了话没有?
他就把情况跟刘镇琛作了介绍，刘镇琛说想不到、想不到，你竟然一点也没有仇恨他，而他竟然对你说了“对不起”，竟然承认了一切。那么文化大革命确实是触及了他的灵魂。他说，改变了很多东西，推进了很多东西，有天翻地覆之感。革命运动总是让人变好的，让人们丢掉自己平常日子里狭隘的僵化的思想。只有革命之后，无论是受挫或失败与成功，才是精神颓废腐化堕落时代的到来。茅盾小说《蚀》就描写了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一些小知识分子徬徨颓废乱性。
刘镇琛说，这本小说，我也读了，写得很真实。这样说来，你的问题解决也快了，只等运动过去，就会重新调查。
他把史宏他们掌握到的他的档案里的情况告诉了刘镇琛，好像迫不急待要跟刘镇琛分享好消息似的。刘镇琛叹息说，竟然会是这样!郁老师，你真是吃苦了，你的损失是这样的大!
他说，你小小年纪，不也已经吃了苦吗?白白丢了性命的又何尝不会大有人在呢?古人早就叹过，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是不足惜的。天地当然无所谓仁与不仁，天若有情天亦老嘛。我在遭到不幸之前，在很年轻时，就目击世界，产生消极的世界观，在消极之中选择了积极，决定在学问研究上做点事，同时我也是赞成社会进步的。至于革命嘛，那总是腐朽统治逼出来的，我同情革命。所以我选择了新四军的学校，我要在革命队伍里做文化教育的工作，这样我就把革命和学问二者兼顾起来，把做一个俊杰和做一个庸人兼顾了起来。我确实永远也做不了英雄。我只有让英雄来害我，或者来救我。害我、救我的，都算是英雄，只有我不是的。
刘镇琛听着笑了起来，他也笑了起来。他觉得他有好多时不笑了，或者没有真正笑过，好像都不会笑了。
刘镇琛离开后，挂碍着的心事让他决定到宗进庭家去，完成宗进庭的嘱托。他取出宗进庭的手表来，发觉竟然是一块外国进口表，竟然没有在挨批斗时被弄坏或者被没收。
他拐进一条巷子，过了两条小街，又进了一条巷子，正是上次跟兰贞“狭路相逢”之处。但现在他是给兰贞送去她日夜挂念的、于她最重要的人的手表，还有那样关切的口信。从“狭路相逢”，到登门送手表，这是戏剧性的转变，也许从此将改变他们之间的可悲的关系。
他来到了宗进庭家门口所在的地方，但他止住了脚步，不敢再往前走。他看到一群人聚集在那里，而靠着墙有一个女人站得很高，面对群众，头低着，胸前还挂着一块纸牌，上面乱乱地写着黑墨字，这分明是被强迫站在一张凳子上接受大家的批斗。群众乱嚷乱叫起来，呼起了“打倒走资派宗进庭的臭老婆李兰贞”的口号。他吃了一惊，正好赶上了!他不敢靠近，只是远远地看着，也听不清批斗的内容，反正群众好像很愤怒，激烈可怕地指责着兰贞，还好没有人动手。这场面终于结束，人们丢下兰贞，一窝蜂朝他这个方向走来。他忙让到路边上去，脚下是一些积雪。那些身着粗蓝布劳保大衣、粗野面孔的人，脚步杂沓而很快的从他面前走过去了，脸上红红的，是一种刚刚解气后的兴奋激动之色。兰贞仍站在那里一张长凳上，孤独一人，旁边并无观看的邻里群众，空荡荡的。她好像不敢擅自下来，也好像是腿子一时僵直，下不来了。
这是曾经有可能成为他的嫂子的女人，这是他的老家田野上走出来的女人。他赶紧走过去，伸出他的手，充满同情甚至是关爱，说，我扶你下来。兰贞拿眼一看是他，眼中的疲惫、无力、沮丧，立即换成了愤恨和鄙视，完全误解了他，还可能很严重地误解了他，至少，他这个冤家仇人看到了她刚才的蒙侮受辱，这对于她比刚才挨群众批斗所受的屈辱还要难以忍受万倍。但她在那些群众面前可以隐忍一切、表示“低头认罪”，却可以不必怕他、不必把他放在眼里。这里有一种奇怪的逻辑，并不是认为他这个人在所有的方面都低于那些群众里的任何一个，而是从整体上判断你比那些人里面的任一个都更没价值、更可恶。这或者因为他是所谓知识分子，或者因为知道他的所有底细，最重要的是因为他写过那份最可恨的传单，另外还因为看到他又出狱了，认定他是依靠了造反派红卫兵势力而得救于一时，还认定他这个倒霉的人以后仍然不会有好结果，等等，等等，总之是贱视他的人格、渺视他的命运的。那鄙恨的目光像锐利之箭，威力无比要射杀你的灵魂，要让你感到自己无颜立足、毫无活着的必要，以至应当自己去死!
然而他理解地、宽厚地忍受着兰贞对他的一切误解和蔑视，镇静着说，宗市长让我有东西带给你，我扶你下来。
兰贞又惊又疑，顿时收起了那对他一切的鄙恨，默默地自己试着要从长凳上面下来，但腿子的一软让她无法拒绝让他扶了一把。
这时忽然出现三个孩子，一个大约有十八九岁，一个有十三四岁，小的才六七岁，他们喊着“妈妈”，围住了兰贞，并且一起回家，家就在旁边，刚才的批斗就是在家门口进行的，三个孩子想必躲在一边目击了那可怕的场面，也目击了他这个陌生人和他们的妈妈之间奇怪的关系，经过他们自己的判断之后，这才大胆地跑了过来。
他跟着他们进了屋，而没有受到阻拦。兰贞被孩子们扶着在桌边的椅子上坐下，这时抬头看着他，说，你也请坐吧。那眼光和声音是正常的、无奈的、不是仇恨的了。
他没有坐下，而是取出手表来，双手奉送，轻轻放在桌上，说，宗市长让我带出来交给你。兰贞没有去拿手表，却流起泪来，问，有啥话带出来吗?他说，有。他一字不错地转达说，叫你把自己、把孩子照应好，别的不要担心，也不要有任何活动，呆在家里最好。
三个孩子都在一旁睁大眼看着他，听着他们的父亲在狱中传出的这几句话，感到一字一字都是无比的重要。他于是又重复说了一遍。
兰贞揩着泪，点点头，说，谢谢你，真儿，给叔叔倒杯茶。
他忙说，我不喝茶，你休息，你保重。
他就告辞出来，兰贞让大男孩送他，说，真儿，你送一下叔叔。两次听到“叔叔”二字从兰贞嘴里说出，他心头一热，声音发颤，说，不要送、不要送，你们一家，大人孩子，要记住老宗的话，处处注意安全，外面的一切不管，这是最重要的!
兰贞朝他点了头，是很感谢的。孩子们的眼中，也充满对他的好感。一切竟有了患难之交的意味。
男孩送他到门口，他说，照应好你的妈妈，还有你的两个妹妹，你爸爸在里面不会有啥事的。男孩说“谢谢叔叔”。他也就离开了宗进庭家，心里满是感动，人与人之间一种不可逾越的障碍竟然被逾越了，一直僵硬着的思想情感发生了友善、温暖、理解的交流。
他抬头看到墙上一条大标语：打倒走资派宗进庭的臭老婆、三反分子李兰贞!署名是“江海造船厂合同工曙光战斗队”。
兰贞是劳动局的科长，想必是分管合同工的，大约是无法满足这些人的要求而得罪了他们。合同工一般从农村招工而来，都希望转为正式工从而做一个正式的城里人，如果他们听说曾有这样的机会，而他们却没有得到，就会有很大的意见，就趁着时代给予的机会，这样表现出来了。他估计情况大约就是如此。
他进了图书馆。还是几个月前他看到的那个样子，只有报纸阅览室开放，而借书处之类的全部贴上了封条。老馆员认得他，按照他的要求取来了前三个月的报纸，至于本月的，就在报架上。他决定依次浏览。于是，从报纸上他看到毛主席一次又一次接见百万革命小将，看到《红旗》杂志一系列重要社论是如何直接评价着、指导着全国运动的开展，看到一九六六年《人民日报》最后一篇社论是《迎接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其中说到：
“他们俨然以党的化身自居，谁要反对他们，就说谁反党，并且以秋后算账相威胁。他们还以发展党团员和物质利益为诱饵，欺骗和蒙蔽一些人，为自己保镖……。”
新的一年的第一份报纸，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打头。社论说：
“在列宁领导下，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解决了用暴力革命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十月革命的故乡，竟然出现了现代修正主义……使得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走上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全世界无产阶级树立了新的伟大榜样……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和它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的一次全面的较量……一九六七年，将是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经过运动，最后达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
至于宗进庭告诉他的情况，在报纸上有着醒目的报道，一月十二日的报纸是套红的，发布着“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祝贺“一月革命风暴”。
《红旗》评论员文章说：
“光荣的上海工人阶级……组织了百万革命造反大军……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中夺了权，建立起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秩序……他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
虽然只是看着纸上的东西，虽然这之前他已经听宗进庭说过，却仍觉得呼吸气不由得就渐渐加深起来。而当天的报纸仍然是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说：
“好得很!就是好得很!……自下而上地夺权，是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重大发展……夺权!夺权!!夺权!!!……夺去他们赖以秋后算账的最后法宝……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我们!我们!我们!!……革命的干部，革命的学生，一定要同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相结合……彻底打碎旧的剥削制度、修正主义制度、官僚主义机构……敌人不投降，就叫它灭亡……”
他亲身领教多年、深受其害的“审干办”，对于他的态度，可以说就是“官僚主义”的，是多么不负责任、麻木不仁。然而，要“彻底打碎”，如何“彻底”、如何“打碎”呢?经过运动对干部还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就是说，还要由他们来当官吏、办事情。只要是“机构”，将如何保证不再演变成“官僚主义、修正主义”的呢?这样的任务，确实巨大艰难。将来他的问题的解决，还是要靠“审干办”这样的“机构”去办。可是，他的这种疑惑和迷惘，是多么懦怯、多么下贱啊，他心里其实是欢迎“彻底打碎”的，至于今后，不是有句老话吗，“破字当头，立在其中”，现在的任务就是要“破”?当然，他是没有这种勇气和力量的，他依然只是他而已。
他有点心事沉重地离开图书馆，走进小城冬季的暮色之中，打了一个寒颤。
空气冷冽，“霜前冷，雪后寒”。街上脚步匆匆、纷纷沓沓走着许多的人，臂戴标志着革命造反的红袖章。好像所有的人都在忘我地奋不顾身地为社会历史的前进做着最重要的工作，哪怕是在贴大字报，哪怕只是拎着浆糊桶、拿着刷大字报的笤帚，其意义也完全一样是正在创造历史。他想起了多年以前做为盐阜师范的学生，在建阳县帮着抢运粮食时，不也曾体会到忘我投身革命洪流的感觉吗?渺小的个人在这种时候获得了最雄伟壮阔的体验。融入大海的一滴水才能体会大海的汹涌澎湃，而跟落在尘埃里或孤独地挂在草尖上的一滴水不一样。他完全能体会眼前这些人们的不平常的心情。他几乎暗暗分享着那种紧张而美好的、积极地与历史同行的体会。可惜他四十岁的人了，他永远不再单纯，他有点老了。
在浴室匆忙洗了澡，他赶紧回到宿舍，收了外面晾着的衣被，开了封着的煤炉，忙晚饭。他关了门，脱了棉裤，坐进被窝，取出那份材料，就着旁边书桌上的煤油罩子灯，看了起来。
那是写在十六开稿纸上的，厚厚一叠，钢笔书写，字迹工整，已经不是初稿，大约有八万字，是一部小小的书稿，题目赫然，叫做《现实乌托邦形式论纲》，还做了个封面，作者的名字也端端正正写在上面，是两个人，一名“范公望”，一名“柳春芳”，看来是一男一女，不知是啥关系?他不认识这两位作者，但心中已经对写书人肃然起敬。
他盯着这奇怪的题目。“现实”，就是眼前的;乌托邦，就是“空想”。将这两个词连在一起，“现实乌托邦”，也就是“现实而空想的地方”。至于“形式论纲”，就是从形式上立论与分析。那么是否完全撇开内容呢?他感到了手中这份东西非同寻常，而史宏让他看看，说明他们也觉得某种奇怪，让他来帮助作一个判断。这是一件为难的事情，他不想让这两个作者遭到“批判”，但若是“异端”，他却说它没有问题，那他自己岂不是有了问题?
文章还没有看，他就身陷某种险境之中了，又有如在那漆黑的田野上，手中被塞进一把手枪，让他参加“除奸”。
他丢下稿件，长叹一声。好像倒不如还是坐在监牢里与世隔绝的好。但毕竟坐在家里看文章，要比坐牢在实际上好得多。而思想是在自己头脑里，写出来、说出来才成为判断的对象。你如果一言不发，一字不写，那真是神仙难下手。他还是拿起材料，看了起来。
处处分析的是“乌托邦”，处处暗指着“现实”。在“形式”上展开，似无一字提及形式下的内容，让你抓不住;将“内容”隐蔽，而又处处折射到形式之中，让你能有所领会。如此迂回，而又如此直接;如此明白，而又如此闪躲。在分散的布局下展开包围，在浮文的缭乱中达到深度。理论的野心，要给现实开出一份乌托邦死亡通知;长长的图卷，是想掩盖最终的一把致命的匕首。
如果从“形式”上说，他真的很佩服这两位作者，但如果从“内容”上说，他的思想，还不能赞同他们。
他们所谈，是一个大问题，也是一个老问题。列宁说，在他论帝国主义之前，英国经济学家霍布森就写有《帝国主义》一书，对帝国主义时代的基本经济、政治特点作了很好很详尽的说明。帝国主义列强入侵中华，中国人大难临头，这一所谓“形式”问题也就争论不休，多少志士仁人为之抛头颅、洒热血。到目前为止的选择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用社会主义救中国。大业草创，决不能说处处顺遂，要不然为啥要屡兴运动、以至进行文化大革命呢?但整个说来，中国是一扫百年阴霾，有如旭日东升，正在努力不断地走向光明与进步，眼前的史宏这些学生，不是在为此而“战斗”吗?
对于这部文稿的作者，现实的中国，尽管如此现实，在他们心目中，却仍然是“乌托邦”。所以他们才以“现实乌托邦”为题。依他们之意，势必要把新中国建起来的这一切，否定、推倒、抛弃，另起炉灶。环顾世界，另外的炉灶只有两种，一是欧美资本世界及其附属国，二是南斯拉夫、苏联之类的，而他们是“修正主义”，也就是离开社会主义道路。二位作者既然不要现在的中国，那么就只有这两种选择，只是他们没有明说。
他们的文章还提倡一种更为大胆的“形式”，反映出的“内容”是一种“打破”地界与时界的无边的观点。把他们这种观点落到实处，就可以说，既然宋亡于元，明亡于清，而元、清后来都进入了历史正统，那么历史上西方、日本的入侵，也就不必看成可怕的事情，而应看作正常的、乃至较好的事情，人家在客观上是以先进来带动落后。民族革命战争，因为抵抗而无理;国内革命战争，因为流血而无理。亡党不等于亡国，亡国不等于亡种，乃至于亡种也不等于落后，人类趋势就是杂种而不是纯种，如果让八国联军在中国长驻到今天，如果听从日本人的占领，由东北而华北，由华北而全国，中国大地上早就是欧洲的、美国的、日本的富裕发达景象了。
总之，按照他们的“形式论纲”，现有意识形态就要来一个大颠倒。他怀疑这两个人是不是为了一鸣惊人而故意相反着写这部书稿的。但如此“一鸣惊人”在现今的政治情况下，不等于是活得不耐烦了?可是，这样能写，当然算是知识分子，他们这样的思想实质，他不愿揭示给史宏江进海他们，因为其遭到红卫兵的痛加批判是可想而知的。好在书稿是“形式论”，并没有直接说出形式里面这些可怕的内容，他也可以用这个预先的设计来帮他们蒙混过关。文革群众运动的通常做法，那种“批判、批斗”之类，对他们这种文雅精致有教养最自尊的人，是尤其不适宜的，他不能把他们推到这种炼狱的火坑里去。可是他们那颗脆弱而又自以为高明的心，却又是多么的糊涂、凶狠。所谓不生憎爱，亦无取舍，不念利益，从而达到安闲澹泊，此一修炼，也许能应用于个人精神的某种境况，但面对范柳书稿，他怎样以这种暧昧的态度回答史宏呢?
面对圈地运动的社会现实，国民贫富对立、两极分化，社会财富日趋集中到少数新贵、新兴资产阶级手中，国王、贵族、银行家这些旧有的社会上层，也纷纷疯狂加入这一抢劫财富的过程，而广大劳动者，日益辛劳，却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托马斯•莫尔就代表无产者、劳动者、多数人，向资本主义发出了第一声抗议，在思想史上第一次指出：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一切少数人占有社会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是万恶之源，私有制下的国家和法律没有真正的公正可言，其实质不过是富人压迫穷人的工具。这样，托马斯•莫尔就在批判现实的基础上，正面提出了普遍幸福的社会理想，这理想的社会虽然合理，在当时在现实中还不存在，也看不到实现的可能，所以被称为“乌托邦”。
这样看来，范公望、柳春芳的思想，是跟托马斯•莫尔逆向而行的。中国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目的是要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当这样的时候，范公望、柳春芳却反过来说社会主义是乌托邦，资本主义不是乌托邦，要取消社会主义的现实，实行资本主义的现实。从思想史来说，这是一种倒退。
他们认为，人无论如何是作为个体而存在的，有自私性。虽然人因为同时生活在社会之中而不得不有合作性，但合作性的根源也仍然是自私性，是理性的自私。社会主义就是一种合作性，是因人的自私而产生的一个历史反题，但它竟然无视以至想消灭人的自私性，这就最终将被人抛弃，人将因此回到绝对的自私性，即回到历史的正题。从正题产生反题，从反题又产生正题，但人性必胜，也就是资本主义必胜。将来，不是社会主义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而是资本主义要防止社会主义复辟。抽象人性论，是范柳的理论基础。你认为社会主义是“科学”，我只承认资本主义是“必然”。范柳从反面落笔做文章，力求天衣无缝，所说的内容其实就是这些，是很清楚的。
但范柳的主张如何才能成为现实呢?中国资产阶级已经在一九五六年被赎买了生产资料，不成为资产阶级了，其阶级的分子已经成为普通职员以及靠定息吃饭的特殊公民，并且正在老去。拥护和实现范柳政治纲领的阶级力量在哪里?能空降一个足够强大的资产阶级来取代现在的工农联盟为基础吗?这是一个大矛盾。但他们的希望也还是有，从《九评》上看，新的资产阶级可以被培养、被允许重新产生出来，可以在党内党外一齐出现、迅速成长，而人民则无能为力，是自上而下实现的。所以毛主席要针锋相对，利用自下而上的力量来进行遏止，不准走那条路。假如毛主席不闻不问，那就不是毛主席。进行文化大革命，应当说是势所必然，虽然看起来是这样混乱，然而乱中是有迹可寻的，有史宏这样的学生，有宗进庭这样的领导，有他这样被无辜卷进其中的群众，有《人民日报》的社论，有满街的大字报。
中国资产阶级向来软弱，如果将来有新的中国资产阶级，他们将会因为没有先辈那样参加过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革命而更加软弱，从一开始就会臣伏于西方，在资本和资格上，都不得不对西方五体投地。那些曾经一心瓜分中国、后来“夹着尾巴逃跑了”，但仍在海洋上虎视眈眈游弋着的势力，就要重新驾临，张大口袋，笑纳中国新的资产阶级双手奉上的丰厚贡品。屈辱可悲的中华近代史、伪满洲国史，就是最好的例证，结果只能是永远的奴才而已。这问题想想都很可怕。但范柳却好像已经迫不急待要当作一种并不遥远的现实来眺望，正如外国作家辛辣讽刺的修女思念强盗的入侵一样。
范柳对文化大革命也从“形式”上予以了嘲讽，从人性上予以了批判，实际上持很不以为然的态度，视为“乌托邦”的垂死挣扎、历史终结的最后悲鸣，必将从“反题的自身”，而回到“正题的前身”，于是“作为人间正道的合题”，也就不遥远了。孤立将不复存在，人将成为世界的人，前所未有的自由者，将回到自身那个“唯一者”，因为进化太迟，必须在一个长时间里拜倒在西方弱肉强食的老师脚下，也就是屈服于世界列强，这是天经地义、必经阶段，正如非洲黑人曾被奴役，如今黑人的子孙却生活在白人的西方的美妙文明中。黑人比起被消灭殆尽的印第安人来，是幸运的。中国人就是新的黑人，要珍惜新的历史机会，而不要做不幸的印第安人。范柳观点如此，确实有他们自己的“逻辑和依据”。范柳的思想，近代以来，是有传统的。早就有人认为，社会主义的工人农民是不自由的。其实，他们要给工人农民带来的自由，工人农民在旧中国早就领教过了。现在，在一个叫做亭州的偏僻地方，有两个知识分子，用隐晦曲折的方式，不为人知地，又一次试图加以表达，想写成一部惊世之作，从而在将来的某一天，证明他们是了不起的先知。
不。他不能同意范柳的观点。哪怕他们真的成了气候，能成功地招魂，使旧中国在新中国复活，他也不能同意他们的观点。他不相信他多年来信仰了的竟然是错误的，不相信近代史需要按照他们的观点重写，不相信眼前的现实真的有一天会变重新成资本主义统治的天下，他也不相信在民主革命浴血打下的新中国，真的会有人胆大妄为，照着范柳的“形式”，对内屈服于资本主义，对外屈服于帝国主义，而改变了一切。
就个人而言，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之下，他不是不能过日子，他在各方面还会过得好一些都有可能，但他不相信那对占人口多数的工农劳动大众也将是天堂，不相信那能使中国实现现代化。一言以蔽之，作者范柳二人所想要实现的，正是目前的运动说要加以防止的那种“复辟”。
在天下形式主义地手捧《语录本》的环境中，范柳倒是能“独立思考”的，而且还敢于写下来，虽然还很隐晦曲折。因此，在人格的“形式”上，确有值得他尊重与敬佩之处。另外，范柳从“形式”的矛盾上找出了一些问题，也从“人性”的处境上找出了一些问题。当反击“白色恐怖”时，革命本身成为“红色恐怖”。而“恐怖”，总之不算好。雷阵雨可能是大地所需要的，但小鸟儿不喜欢，这就成了“问题”。然而，总是前面的“问题”启动后面的“问题”，这就是历史。而在群众运动中，咋可能不出“问题”呢?即使每个群众都有范柳一样的文化水平，也未必就都能把自己的言行做得很好，就是说，作为过程来说，从来的革命都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
文化大革命再三强调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再三指出反对某个党委某个领导人不等于反党，提倡“造反有理”，提倡“敢想敢说敢闯”，与范柳主张的“自由主义”，倒有相通之处。所以，从某种“形式”的意义上说，范柳也是“造反派”，他们和造反群众一样，一定也痛恨那种轻视群众、镇压群众的路线，但范柳心目中的社会理想，却又不是社会主义，这跟群众、跟文革意图本身，又是很不相同的。这就是“形式”的相似，而内容的不同。所以，范柳可算是造反派的“同路人”，也可说是投机分子。因为他们的社会理想跟所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其实是一致的。资本主义的前提，就是资本家与工人都是“自由人”，即资本有投资兴业的自由、工人有出卖劳力的自由，于是历史上出现了“自由主义”理论，并且高举“人性解放”的大旗，向封建主义进攻，为资本主义廓清思想的道路。是啊，现在的工人是“不自由”的，因为他们被“束缚”在国营的和集体的工厂里，农民也是“不自由”的，因为他们被“束缚”在农村三级所有的集体经济里，而且还要在思想上对他们进行社会主义教育。那就把他们“解放”出来吧。这就是范柳的主张所在。可是如何去“解放”呢?这样“解放”了以后的工农将到哪里去、将成为啥样的呢?对此，范柳的文章没说。他心头火光一闪，南斯拉夫和苏联不正是实行着这种“解放”吗?也就是从社会主义一直退到资本主义老路上去，然而却是“新”的思维、“新”的选择。归根到底，范柳的文章不过是这一宏大的复杂斗争一个渺小的反映，像一滴闪耀着全部五光十色的水珠，他们所主张的正是《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所批判的“修正主义路线”。一切都是纸上的东西，一旦搬到现实中，却就不是纸上的东西了。想到此，他却为这两位作者担心起来。
第三章 形式
郁平在朝阳中学观看到学生如何批判范公望夫妇。他下乡看望父母去。
早晨，他被安装在屋檐下的广播喇叭吵醒，只听得女播音员反复说道：亭州造反有理广播电台，亭州造反有理广播电台，现在开始广播!
这立即使他对宗进庭告诉他的、还有他已经从报纸得到证明的“一月革命风暴”，有了较直接具体的感受。亭州广播电台一定是被造反派“夺权”了。小城亭州无报纸，广播电台也就是本地最主要的宣传工具，从“夺权”的意义上说，确实是第一步就要夺到手的。
造反派的女播音员用一口很好的普通话播送的内容，正是昨天他在报纸上看到的《人民日报》社论，满篇都是号召“夺权”。
他需要立即去做的有两件事，一是到老家乡下去看望父母，二是到劳改农场去看望乔丽。他想起了四个月之前他的回乡，是乡下的青年文槐给他报信，让他金蝉脱壳而去;接着他去探望乔丽却没有能见到人，劳改农场的女干部徐场长对他是很友好的。现在，他就像在一个漩涡里转了一圈，转到原来的位置，他又准备去看望乡下老家的父母和劳改农场的乔丽了。这里存在着一种“形式”，他的人生目前就被限定在这样一个固定的“形式”里。范公望、柳春芳造出“形式论纲”这个词，还是有点哲学小聪明的。但他需要到学校里去补领这四个月的工资，这又是在某一“形式”之中，完全离开了“形式”就不知道饭到哪里去吃了。人类生活在“形式”之中，有人喜欢这种“形式”，有人喜欢那种“形式”，彼此争吵、斗争，以至于大打出手。
广播喇叭里反复说道：现在播送，《亭州市十大系统革命造反派抓革命、促生产联合倡议书》!
江进海来了，还跟来一些学生，其中一个也是他注意过的：小个子，戴着深度近视眼镜，那眼镜玻璃起毛，以至看不清镜片后面他的眼睛，其整个面容也似乎只是苍白模糊一团。这使他想起了《庄子》里的“浑沌”，面无七窍、模模糊糊，是大智若愚的形象。江进海特地介绍说，他叫林集，树林的林，集中的集，是我们的理论家。林集立即羞愧地把头低下去，而又克服着这种羞愧，向他鞠了一躬，叫了一声“郁老师”。他说，林集这两个字，就是林中鸟儿很多、生机蓬勃的意思。大家笑起来，林集的苍白的脸上泛起红色，憨厚地笑着。
江进海问，郁老师把那份材料看过了吗?他说，是形式论，意思难懂，讲哲学的。江进海脸上现出疑问，“噢”了一声。
林集急迫似的开了口，问，纯形式吗?形式下面不隐藏内容吗?还有人性论呢?那些暗语，正题、反题、合题，说的是些啥意思?存在决定意识，意识反映存在。我们觉得这是一部政治文稿，只是披着哲学的外衣。如果说范公望当年被定为右派边缘时，其实还没有属于自己的右派思想，那么这部文稿就是货真价实的右派思想。他就是要否定社会主义，当然也就从根本上否定文化大革命。他们向往复辟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向往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
他暗吃一惊，这个看上去不起眼的学生，不会超过二十岁，有着这样清晰明快的理论逻辑和坚定的政治立场，而且出口就是十分凌厉的语言，如果动起笔来，就更不在话下了。他又爱又怕，后生可畏。
他几乎有点慌乱地说，对，你说得对，但是，下结论，是……
是要慎重的。江进海代他说出了这句话。
他羞愧而无力地点头。做为老师，在学生面前这个样子，更令他尴尬，似乎失去了啥。
郁老师是看出问题的，只是郁老师不想这样说出来，这个我们能理解。我们也不想给这两个作者戴啥大帽子，但我们既然发现了这部书稿，又明白了它的内容，就不能置之不理，我们要深思，要批判。这部书稿不是一点价值没有，价值就在它从反面说明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
他只有点头，好像在代那还不认识的范柳二人接受批判一样，他无法认为江进海说得不对。
这个范公望是个两面派，他曾经策划朝阳初中的学生打倒校长，在我们静坐期间还支持过我们。想不到他暗中为资反路线效劳，他化名写大字报批判我们静坐，后来又写了《论医校学生向何处去》，竟然一共写了九论之多!那时把我们压得抬不起头来，他可耻地充当了资反路线的黑笔杆，是一个政治投机分子。他的“九论”是以“煤碳公司工人阶级红扫帚”的名义写的。
江进海这样一说，真让他无比吃惊。他说，噢，“红扫帚”是他?江进海激动地说，当时我们静坐结束回到学校，面对着又一次白色恐怖，学校里阴风嗖嗖，街上也没有一张支持我们的大字报，清一色全是向我们反攻倒算的。“红扫帚”在这里面起的作用最大，每出一篇，好像是他们的“社论”一样，学校里面立即就有一批附和的大字报。我们遭到这样的九次围剿，好像面临灭顶之灾。真是“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如果按“红扫帚”所批判的，那我们就都应该被打成“反党分子”。后来我们学生好像被击溃了一样，都跑出去“全国大串联”，亭州的文革进入低潮两个月。但好在工人运动起来了。
范公望是白色恐怖的打手，他不是卖身投靠，就是被收买利用。“红扫帚”后来消失不见，直到现在也没有出现，但我们一直放在心里。我们也听说文章出自一个右派分子之手，这人挺有水平，但以为是煤碳公司的职员。随着“一月革命风暴”的到来，煤碳公司造反派来告诉我们，他们批斗当权派时查出了“红扫帚”的秘密。原来，竟然是朝阳中学的老师范公望。经过我们调查，范公望不是右派分子，也没有戴帽、摘帽，但他当时同情右派言论，作内定右派处理，准予大学毕业，分配工作。“红扫帚”的幕后指挥是宗进庭，加上煤碳公司这个当权派，他们是单线联系。这样我们跟朝阳中学红旗兵团联系，说服了他们，因为他们一向认为范公望柳春芳是支持他们的，在学校里他们确实是他们这一边的，他们想不到这两个人骨里是这样，于是认识到斗争的复杂性。我们联合行动，闯进范公望家中，面对面斗争，结果，就在他书桌上看到了《九论》底稿，还发现了这部书稿。
惊心动魄，他说不出话来。
我们是不愿意采取这种行动的，但别的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江进海似乎从他脸上看出了啥，补充作一解释。他说，这是可以理解的。这时，林集以坚决的神情语气说，只要目的正确，可以采取任何必要的手段;为了达到正确目的，可以不惜一切代价。资产阶级假仁假义的一套是虚伪的!他听了不由得深为折服、深愧弗如，感到自己的渺小。这些年轻学生在政治运动中迅速成长着，显得多么老成持重、坚定自信啊。他们是历史上无数革命者形象的再现。当年法国大革命的雅各宾派的骨干，不就是这样的一些很激情的青年吗?中国民主革命当中的情况也同样如此。
江进海说，郁老师，上午我们在朝阳中学里面有个批判会，跟我们一起去吧?
他从来没有考虑要参加学生的活动，而且是到另一个学校去，这简直是要把他的活动范围无限加深和扩大，他感到可怕。他显得很平庸、卑微地说，我要回去看望父母，还要去看望我的妻子。
江进海说，你的工资还没有补领，你最早也得明天才能回去。我们让你看一看“红扫帚”是啥样子，不要你发言批判，你当观众就行了，只当你是自己偶尔走到那里去的。今天我们也不批判他的这个《形式论纲》，我们先来批判他的《九论》，揭开“红扫帚”的画皮，让大家看看斗争的复杂性。他的《九论》，将来是要用我们的鲜血去染红的呀!
他听得心里怦动，并且进而觉得自己有义务去参加这个批判会。
走吧!江进海说。
他已经是无法推辞，也就锁了门，跟着他们到朝阳中学去。这有点仿佛二十年前，在那漆黑夜晚、芦苇丛中、乡间路口，他不得不跟着“除奸队”走，满怀恐惧。从实质上说，他这又是“义无反顾”去参加“除奸”了，虽然换了完全不同的背景和氛围，手中也没有被塞进一把上了子弹的手枪。他心事重重、糊里糊涂跟在学生后面走去。
路上，林集走到后面来，走在他身边，说，郁老师，我觉得现在发生的斗争，有点像美国的两党，一个是杰佛逊思想为代表的民主党，一个是汉密尔顿思想为代表的共和党。我们可以用范公望的方法，撇开具体社会的、阶级的内容，而仅从抽象“形式”上来分析这两个美国政治家的主张。
他一听，甚感兴趣，就听林集说下去。
林集说，杰佛逊认为，人们通过契约而建立政府，政府的存在是为了保障人民的天赋权利，政府权力来自人民的委托，如果政府损害人民权利，人民有权改变这个政府。广大人民不是生来在背上就有一副马鞍，供人骑跨驱使，少数幸运儿也不是生来就手中就有马鞭、脚上就有马靴，理所当然可以骑在人民身上。人民的平等权利，以及言论、出版、宗教信仰自由，是人民的天赋之权、不可剥夺。人民是国家一切权力的根源，人民革命是防止政府腐败的良药。人民有权推翻暴政，即使在共和政体下时常发生一点暴乱也是一件好事。人民革命可以养成人民关心国家大事的习惯。杰佛逊还认为，人民的诚实不会随着财富增长而增长，因此选举权、被选举权不应受财富的限制。他说“人为的贵族”是造成社会不平等的原因，但缺乏教育的人民又不能胜任国家事务，所以要发展人民教育事业，教育人民、提高人民，从中培养大批德才兼备的人，这是保障人民民主权利，防止国家政权腐败的有效办法。这样就能用“自然的贵族”，取代“人为的贵族”，使人人具有平等的机会，从而为美好的社会国家而奋斗。他还提出“人民监督”的原则，人民选出代表，人民也可以撤换代表，以防代表变成“豺狼”。要使每一个人感到自己每天都是国家事务管理的参与者。据说，杰佛逊的“人民”，主要是工商业资产阶级和中小农场主，但从“形式”上抽象出来看，杰佛逊的思想就跟毛主席的思想一模一样，毛主席就是共产党内的杰佛逊。毛主席的“人民”，以工农兵为主体，是更为广大的人民。文化大革命就是毛主席在人民共和国条件下，对人民民主的一次大发动、大实践，人民完全感到史无前例地获得了民主权利，但人民还不一定就能运用好这么大的民主权利，会有一个不可避免的锻炼的甚至是某种曲折的过程。我们已经感到，不满意文革的势力很大，道路仍然是曲折的，但革命本来就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十六条》上其实已经有这种预告。你说呢?
他不由得十分惶愧，而且林集这样轻易地说到“曲折”之类，真令他害怕。他老实说，这个问题我没有考虑到。他心里很佩服这孩子。林集却固执着问，我是说“形式”上，是不是有相似之处?他不得不回答说，有相似之处。
林集继续说，汉密尔顿代表大资产阶级、大农场主。主张用铁的手腕统治群众、限制民主。他认为“人是自私的”，“人对于人是豺狼”。认为在一切社会内部只有少数与多数两种人，少数就是富人和出自名门的人，多数就是人民群众。多数总是乐于破坏，反复无常，很少能做出正确判断和决定，经常处在不安状态，终日受人欺骗，经常犯错误，是不可信的。只有那少数人富于理性、具有知识、善于决断。应该让富人和出自名门的人突出地、永久地掌握政权，以控制人民群众的不稳定状态。郁老师，你看这个汉密尔顿的思想，从“形式”上看，像不像资反路线?我看很像、像极了!
他说不出话，只觉得有一种悲悯之感。范柳二人企图绕过内容，在“形式”上做文章，来否定社会主义和当前运动;而林集也从内容抽象到“形式”，来进一步肯定社会主义和当前运动。这之间的对垒何其森然，决不相容。范柳的“造反精神”，跟林集他们，是互相冲突的。也可以说是一种自由民主跟另一种自由民主的冲突。假如有机会让他们面对面出现在政治舞台上，一定会发生最激烈的斗争，于是，自由民主就等于激烈斗争。
只听得林集继续说，在美国是民主党与共和党斗争不停，一直斗到现在，但他们有一种限度，不能突破某种范围。中国是一党执政，两种思想表现为党内的争论和不同路线的斗争，本身就限定在党内上层这个范围之中。毛主席这回要来突破这个范围，让全国人民都来参加讨论、参加斗争。没有比这样更彻底的了，但有很不利的一面，就是“天下大乱”，不过毛主席不怕这样的大乱。
人家两党斗争，好比双方约好在规定的棋盘上厮杀，再斗得咋样厉害，棋盘却是稳定和安全的，每次总统大选表面上好像全国节日一样。而我们，才打破常规，立即大乱，“你死我活”。有人施加反作用力，不许诉诸群众;而人民，一下子获得这种大民主，感到特别来劲，好像死都不怕。多么悲壮，我有时想想眼泪都掉下来。恩格斯说得好：“国家最多不过是无产阶级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胜利以后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也将同公社一样，不得不立即尽量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直到在新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能够把这全部国家废物完全抛掉为止。”毛主席领导我们进行的不正是这样的斗争吗?这可恨的“国家废物”，滋生着官僚资产阶级和资反路线，要不是有毛主席支持，我们绝对斗不过他们。但看来，我们距离消灭“国家废物”，还有很长的路程。我想，我们假如也搞两党制，就比如，现在从中央到地方，就按赞成文革的与反对文革的，分成两党，进入合法的正常的议会斗争，行不行?
他心里太佩服这个学生了，但大约，与其对林集表示赞扬，不如对林集加以劝阻，要不然就可能害了这孩子。
他站下来，对林集说，我比你岁数大些，我要劝你一句，现在这文革，过去从未有过，你们作为学生，积极参加政治运动当然是好的，但作为你个人，好像当成自己的事业去考虑，恐怕不现实，而且是一件危险的事情。一般人，一般情况下，是不能作这种选择的。列宁引用过一句著名格言，说，“几何公理如果触犯了人们的利益，那也一定会遭到人们的反驳”。何况不是作为自然科学，而是作为政治主张呢?如果触犯了人们的利益，那就会遭到十倍的抵制和否定。你读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那里面不是把法国历史上一段政治斗争的你死我活讲述得很清楚吗?你要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一切，把握一切，特别是把握你自己。美国是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经济掌握在无数资本家手中，上层建筑的两党再咋斗争，那经济基础是稳定不动的，两党相斗的结果，是调整对内对外政策，以更有利于他们全体的利益，即所谓美国利益;我们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经济是全民的或集体的，是公有制的。也许，只有私有制为基础的国家，才可以玩两党制，除非我们的基础变成了私有制的，才有这个可能，但也只是可能而已，因为中国的传统是不同的。总之两党制这个问题很复杂，所以谈这个问题不妥当。
林集无言以对，沉默着。
他继续说：关于民主问题，我认为，归根到底，人民国家不是少部份人管理国家而人民被管理，否则，和几千年的礼制等级社会的区别又何在呢?所以，社会主义就其本义应当是实现人民管理国家。毛主席要的是这个。毛主席要求全体人民关心国家大事，而不是少数人来让人民服从。果真能做到毛主席要求的这样，复辟资本主义也就成为不可能。所以毛主席所指引的人民民主，在其性质上，是西方的两党制所不可比拟的。以我的所学，我觉得我还不能想象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之上，国家如何实行两党制。如果两党制就像钳子钣子一样，是世界可以通用的，那当然也行，但大约还没有人能打这个包票。
林集愧色满面，心悦诚服，声音低弱下去，说，是的。
他说，你还年轻，不要自己跳进某种过于激烈的斗争中毁了自己，人的一生毕竟是有限的。说着，他的声音都有点变了。林集说，郁老师，我接受你的意见。他说，你理解了就好，我就放心了。他几乎表露了对这个孩子的器重之情。
林集说，看来，托尔斯泰式的矛盾，对于我这么一个中学生，也是存的啊。
他问，托尔斯泰式的啥矛盾?
林集说，托尔斯泰想做一个安静地悄悄地做自己的事、过自己的日子的人，为自己安排一个幸福而正直的小世界，这里面只有艺术和诗歌这些东西，而没有任何人，是与现实世界相脱离的。但后来发觉，他不能忍受这种精神的堕落。他体会到，为了真正正直地生活，就必须关心现实的斗争，而不能避世，必须追求、挣扎，包括犯错误，总之，人要永远处于为世界进步的斗争之中，乃至于不怕牺牲。我这样说，不是不同意你的话，而是……
他听了，倒有些惭愧，他把话题岔开去说，知识分子对于啥是世界的进步，最容易激烈分化成不同的派别。就范公望而言，可以说他也是很关心社会前途的，然而他所主张的，跟你们理解的却很不一致。那么，我们只可以讨论和批判他的主张，至于对他的人格，还是应当尊重，这也应当是《十六条》的精神吧?
林集说，对，我同意，这是应该注意的。
他想到自己，由于蒙冤，被逐出正常社会之外，很大程度上甚至都没有资格能有托尔斯泰式的矛盾了。他没有和林集再说下去，而是沉默起来。林集也不说了，也沉默起来。
朝阳中学到了。
“东方升起了红太阳，哎嗨，升起了红太阳……”
很远就听到学校高音喇叭嘹亮的歌曲，他的心随着就跳得厉害了些。一种紧张热烈的气氛立即裹挟了过来，他就像被俘虏了一样。
学校大门两边墙上的大标语说明着今天的主题：
揪出资反路线高价收买的黑笔杆!
剥开资反路线暗中培植的两面派!
这两条标语使他的心跳加快了些，如同身受一样，因为范柳毕竟也是做教师的人，所谓兔死狐悲、物伤其类，大约就是这种心情了。但范公望写出“九论”来帮助资反路线围剿学生，这是他很难同情的。是不是属于“人格”上的问题而引起了标语上所体现的学生们的愤慨呢?然而，他的另一面却是能写出《形式论纲》这样“独立思考”的文章，这里存在着人格的矛盾，令他感到些困惑。
朝阳初中的校园很美，有很多树木。一眼望去，校园里到处仍是积雪，但主要道路清扫过了，路边堆着的白雪在阳光下开始融化。他觉得要避免跟江进海他们一道进会堂，就有意离开了他们。
批斗会的“形式”总是搞得很怕人。先是台上空空的，没有一个人。后来坐在前排的两个学生(一男一女)站起来领呼口号。接着，在全场一片口号声中，脚步声咚咚的从台下推上去两个人，每个人都有两个学生反推着膀子，往前直推，一直推到台口当中、面对台下站定，这才放下了他们。学生退后一步，站在他们身后。这时口号领呼不停，把“火药味”加浓到极点。但好在并没有叫他们下跪，他们基本上以一种自然的姿势站着，只是自己把头略微低着。
他看清了，是两个年轻教师，那女的，他没见过，那男的，正是在看守所里跟老刘隔一个人坐着的那个“知识分子”。老刘对他说，你不要以为只有你是知识分子，我们里面也有知识分子。说着就指了指身边瘦瘦的一个人，脸上略带微笑、故作镇静。原来，这就是范公望!真是久违了。当时作为“我们里面”的知识分子”，其实是很惭愧、很尴尬的，虽然是坐在老刘那边属于审讯他的人之一，但在内心世界倒好像受着他的审讯一样。
作批判发言的，有朝阳中学的冯小琴，有医校的林集。可以说，范柳二人确实被“剥开画皮”，揭露出“丑恶灵魂”，这夫妇二人顿时在人们眼中成了“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最后，“勒令”他们作“彻底交待、深刻检查”。这两个可怜的人就像上台时那样被反着臂膀推了下来，从门口推了出去，急促的咚咚的脚步声震撼在人们的心头，造成了极为恐怖的印象，使人感到似乎不必这样，可又感到这也是必要的“形式”，于是就默认了，而且还继续跟着呼喊口号以便齐力达到某种“应有”的气氛和效果，似乎也可借以压下或释放心头的恐怖。接着是朝阳中学红旗兵团的学生头头站到台上去讲话，并且欢迎煤碳公司工人阶级代表讲话，都是义愤填赝。
似乎作为最重要的，是欢迎医校井岗红卫兵代表江进海讲话。红脸膛的江进海的口才锻炼得极好了，从容不迫，滔滔不绝，慷慨激昂，不断引起热烈鼓掌和轻松的笑声。有一个学生走到台口，向江进海递了一个纸条，江进海看了一下，放进口袋，继续他的演说，但很快收尾，话题就来了一个突转，说，现在，不要以为“一月风暴”来了，资反路线被打败了，可以高枕无忧了，不，决不是这样。毛主席说上海的“一月风暴”是一个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为啥这样说?毛主席是从政治思想意义上来说的，不是说原上海市委、市人委就跟国民党上海党部、政府一样是敌对政权，要不然咋理解运动的结果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呢?这次革命的一个特殊性，就是重在政治的思想的意义。如果不进行文革，如果文革不能胜利，一些领导人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复辟资本主义、成为资产阶级代理人，背叛社会主义和广大劳动人民，那时他们或者是麻木不仁，或者是悔之晚矣。现在让他们靠边站了，其中的大多数，会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其中的极个别，有可能问题较大，要受到一定的调动和处理;“一月风暴”就这样有力打断了一些人蜕变为“红色资本家”或资本主义代理人的自然进程，就这样具有“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意义。假如从走资派的角度，请范公望、柳春芳来给“一月风暴”定性质，他们就会造谣说，这是牛鬼蛇神反革命暴动，他们要像法国资产阶级镇压巴黎公社那样，手持法律，高喊秩序，走进巴黎，实行白色恐怖，把那些造反的统统抓起来，少数高中二年级以上的学生也要抓，但考虑到这些工人学生是毛主席号召出来的，那就留个面子，不杀头或少杀头，下达指标，每人判十年到二十年，看以后还有谁敢造反?(会场上发出笑声)。这还不是活生生的阶级斗争是啥?但现在把范公望、柳春芳也扯进来，是不是冤枉了他们?不是。我是有根据的，这个根据不仅仅是今天所批判的他们的“九论”，还有他们写的一部书稿。这部书稿，被红旗兵团和我们发现了，大约有八万字，还仅仅是个提纲，叫做《现实乌托邦形式论纲》。他们认为，毛主席领导建立的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社会，中国的这个现实，不过是一个乌托邦，眼前的文化大革命，还有啥“一月风暴”，那就是为捍卫乌托邦而进行的斗争，是不正确的了。所以，这部书稿的反动性，咋样估计也不过份。啥是乌托邦?就是空想，不可能真正实现，最后一定要失败。啥才不是乌托邦?在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才不是乌托邦。在中国请美国人来当家，让西洋东洋大狗小狗一起来瓜分我们、吃掉我们，对我们敲骨吸髓，才不是乌托邦。以解放前的旧上海来说，一方面是灯红酒绿、纸醉金迷、青红帮、交易所，另一方面是包身工、妓女、吸毒、华人与狗不得入内，那才不是乌托邦。他们这种主张，你们同意吗?(会场上齐声怒吼：不同意!)我敢负责地说，他们的书稿，写得无论多么天花乱坠，说穿了，就是这样的实质。谁说初中老师不及高中老师有水平呢?我不这样认为。但这两个老师，我很为他们可惜，他们如果能拿出真正新的东西出来，那还是真的会令人佩服的。记得在运动初期的时候，资反路线要把我们这样的人打成小小的“右派分子”或“反党分子”，教育局长李宝安还到这里来拿这个吓唬过你们，被你们把他拉下了马。你们记录的他的讲话的传单，我收藏了一份，那是宝贵的资料、历史的见证!这次运动中，真正的右派分子有没有?是有的!《十六条》的第八条《干部问题》，把干部情况分为四种，一，好的;二，比较好的;三，有严重错误，但还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四，少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这就说明，这一回，“右派分子”这个帽子，至少主要是给当权派中这样的少数人戴的。当权派中少数人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所以要给他们戴“右派”帽子。当权派是领导干部，从前都是他们给别人戴帽子，好像他们有啥政治特权似的，现在呢，却要通过群众运动给他们戴帽子，所以许多人感到不习惯不理解，而且还斗胆地很怀疑，甚至暗中搞破坏。资反路线现在准备给范公望柳春芳戴帽子，上面要写上“最可爱的人”，要给他们加很高的工资，提拔他们到显赫的岗位，给他们很多荣誉、很多头衔，让他们特别有尊严、有体面、有享受，还可以经常出国观光、周游世界，从而能够完全彻底背叛人民，不为人民服务，不与人民为伍(会场上笑了起来)。我在这里特别说明，我们没有说范公望、柳春芳就是右派分子，你们也千万不要这样说他们，这样说就干扰斗争大方向了。但他们二位如有机会，对我们是不会客气的，是一定要给我们戴帽子的，啥帽子呢?给我们戴的帽子因为是给走资派当“帮闲”的知识分子发明的，名称就取得比较长、比较花哨，叫做“社会主义乌托邦‘文革’牛鬼蛇神垂死挣扎分子”!(会场上哄然大笑)我们被咋样不要紧，革命烈士说得好，“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我一个，自有后来人。”文化大革命总是要结束的，任何社会也不可能永远处在某一阶段的运动之中。但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为一次运动，最后只能被毛主席收起来，而不能被走资派及其帮闲污蔑并且镇压下去。这是运动以来天天斗着的一个活生生的问题，是我们天天感到、天天想到的一个问题。如果文化大革命被否定，这个运动要反对、要防止的一切，就会变本加厉，疯狂实现。那时就会有人以最黑的心肠，最血腥的手段，让资本主义公开地大胆地全面复辟。如果那样，革命终将会爆发出来，以今天为榜样，人民高喊着“毛泽东”的名字，奋勇前进!(热烈鼓掌)无论我们本来是带着啥私心杂念或者很简单的头脑来参加运动的，斗争的现实让我们一天天成长。有时我觉得我都老了，我哪里像二十岁的人，我起码四十几岁了!(会场上发出了笑声，并且鼓掌)现在又有了新的情况，我们的革命队伍分裂了!南京的、上海的、重庆的、全国的造反派都在发生分裂!情况各异，但很有规律!一部份老造反，他们被暗中劝降了，或者自己害怕了，成了改良主义者，装扮出虚伪的面孔，进行政治投机，倒向走资派的怀抱，成了新保守。他们提出对资反路线要一分为二，提出造反派队伍不纯、笼统说我们是造解放以来十七年的反，提出文化大革命应当赶快结束。这三条貌似公正、公允，其实不但是反对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而且也否定了文化大革命，是右倾投降，是无耻背叛，或者是万分糊涂!亭州的一些人立即闻风而动、跟了上去，革命的同路人现在要分道扬镳了，情况非常复杂。但我们已经把他们看得很清楚，我们要针锋相对，迎头痛击这股机会主义思潮，保卫文化大革命!我们一定要看到大局，不要做任何搅乱大局、对不起毛主席的事情!让我们团结起来，宜将乘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将革命进行到底!
江进海在一片鼓掌声中走下台，跟朝阳中学的学生头头匆匆握别，就往外走，林集，还有医校来的其他一些学生跟上他，匆忙走出会场，往校外走去。朝阳中学的学生头头站到台上去继续讲话，作出布置，要上街去“反对分裂”。他悄悄退了出去。
江进海刚才的一番演说，使他想得很多很多。他佩服这学生，心中时时被“哗”的一下点起火苗。但走出会场的他，不仅没有增加斗争的信心，反而是悲观的了。
他回到宿舍，让自己看看书，以获得一份宁静的心情。他还要给自己忙饭，有很多琐碎之事要做。他随手翻开一本薄薄的单行本，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有“增补”的一段“德国共产党人的分裂”，列宁写道：“德国共产党人的分裂已成事实。‘左派’或‘原则上的反对派’已经另行组织‘共产主义工人党’，以别于‘共产党’。在意大利，想必也会弄到分裂的地步……”。
他不由得十分感叹，历史，总是会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小小亭州的文革的“历史”竟也在那种规律之内。江进海的演说提到了“分裂”，他翻书也就一下子翻到有关“分裂”这几句话，真令他惊讶，可能在这样的书籍中随处都会涉及这一类的问题吧?革命是一件多么烦人的事情啊。
午饭以后，又看了些书，做了些家务，估计有三点钟了。在《东方红》乐曲声中，造反有理广播电台的女播音员又开始广播《十大造反派抓革命、促生产联合倡议书》了。看来，生产是多少要受到运动的影响的。他往医校走去。他要去补领四个月的工资。这些学生吃着家里的饭，在外面闹着革命，好像饭是可以永远地回家有得吃，革命是可以天天闹下去似的。就连那些工人也是这样，好像工资是厂里发，饭是有得吃，革命就这样革下去，又闹起分裂来了!
“凡斗者，必自以为是而以人为非也。己诚是也，人诚非也，则己是君子而人是小人也。”二千三百年前的荀子曾说到人们是这样“斗”起来的。又说，“义之所在，不倾于权，不顾其利，举国与之而不为改视，重死持义而不挠，是士君子之勇也”。可见，“士君子”因为要捍卫大“义”，还是不得不“斗”下去。你看那江进海，真是立场坚定，“斗”志昂扬。
他又一次想起去年八月初全体师生收听的中央首长讲话录音，其中有一句说：“同学们，这半年吃饱了饭干啥?干革命!”如今半年时间已到，运动哪里有结束的样子?报纸上在鼓动革命的同时，也强调“抓革命，促生产”，不就是考虑到“吃饭”问题么?上海三十二个革命群众组织发布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在“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这个题目下，谈的就是“抓革命，促生产”、“反对经济主义”，后来《红旗》评论员又总结说：“他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联合……夺权……建立……新秩序……”，革命的文章最后落实到了生产、经济、秩序上来。这跟宗进庭在狱中对他所说的“还复”，岂非一致?看来，造反派与宗进庭，在这个问题上，“形式”是一致的，而内容不同。一种是要建立“人民直接管理国家”的新秩序，这有点难以想象;一种是干部管理国家，也就是“官僚机构”旧秩序，那是现成的，立时可以全部恢复。宗进庭坐在狱中，却摩拳擦掌。这样的“斗”着，谁胜谁负呢?至少，一时的折中主义不可避免，但革命的口号上当然不能提倡折中主义。
蓦然一抬眼，王校长的家就在前面十几步之外，他得去看看王校长，只是不知道这会儿是在学校里，还是在家里。
和别的街民家一样，王校长家的大门也是敞开着的，里面的情形一目了然：王师娘坐在小凳子上做针线，而王校长正蹲在屋檐下料理兰草，有十几盆之多。旁边有两盆腊梅，正开着花，黄灿灿的耀眼，并且有微微一缕清香飘逸。他站在门口叫了一声“王校长!”王师娘请他进屋，并且给他泡了一杯茶，继续去做自己的事。王校长洗洗手，坐下来，问他：你出来几天了?他说，才两天。王校长不语，光是叹了口气。他解嘲说，鲁迅有言，人生天地之间大约有时难免是要被捉进捉出的。王校长说，鲁迅那是讽刺。他问，学校里没事吧?王校长说，学生早就不理我的事，去跟工人运动结合了。我现在基本上不到学校去，就呆在家里，靠边站嘛。他正要对王校长说两句安慰的话，王校长却对他说，老郁，你出来了，当然是好事。抓你的，你不要计较;放你的，你也不要报答。你有你自己的事。
这是真正关心他、指导他的话。他欣然接受。他告诉王校长，宗进庭在狱中如何向他说了“对不起”，史宏他们如何到市里查看了他的卷宗。王校长一听，很高兴，说，这就好!这是好消息!但你不要急，要沉住气。我就是担心你被卷到运动里去，你要把稳。回家去看看父母，还可以到农场去看望乔丽，代我问好，你们真是很不容易很不容易啊，我们运动中受这点儿冲击、吃这点儿苦算啥?我们过去的工作确实是有不少问题的!
他心中感动，眼泪涌了上来。
离开王校长家，他继续往医校的方向走。他拐进一条幽僻的深巷，从那里走出去，就离医校门口不远了。巷子里没有一个行人，在深巷的一个分岔路口，看到有两个人坐在墙角的小花坛边儿上，样子是在休息。那不是正是范公望两口子吗?他发生了犹豫，意欲回避，但又不能掉头就走;似乎要上前去问候，但说啥呢?岂不冒昧?不过，如果他装着毫不相识走过去，似乎也不对，他明明是看到他们挨批斗的，而且他们二人的书稿现就在他的家里。他很想跟他们谈谈、听他们说说，却一步也跨不向前，这真是很尴尬也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他鼓足勇气，走到他们面前，说，你们?在这里休息?
范公望认出了他，吃了一惊，站起来，说，是你，你现在，咋样?接着就把他介绍给正疑问着的柳春芳：这是医校的郁老师，我跟你说起过的，他在运动中吃了苦……
他说，是的，我们在看守所里见过面，不过你没有说话，你坐在那个老刘的旁边。范公望说，当时他们硬要带我去，我是不想去的，拗不过，只好跟了进去，也是出于好奇，其实没有我的事，我知道那种场合，最好不要去，人与人之间处在那种关系，真不是啥好事情。
他笑了起来，说，现在那已经不算啥了。范公望说，是啊，现在都不算啥了，斗人的，挨斗的，都好像不算啥了，但还没有算完呢，要整个一圈儿斗下来，每个人都尝到斗人和挨斗的滋味。哈哈哈，这样也好，真正的革命就应当那样斗一圈儿下来，中国革命历程且不说，法国大革命不就是这样吗?最后被送上断头台的却是革命党人罗伯斯庇尔。
柳春芳在一边加以制止地说，公望!
范公望说，不要紧，跟郁老师是可以说说的。郁老师，欢迎你以后到我家里坐坐，谈谈!接着就把地址告诉了他。
这种坦诚热情，真是意外收获。他想象中的范公望是个诡秘的人，想不到却这样开朗，还带点儿喜剧性格。他高兴地答应了下来。他本来要问范公望一些话，此时此地还不便于交谈，他也就跟他们告别。本来好像是不可逾越不能沟通的，却这样别开生面建立起联系来，真是令人高兴。
他渐渐就要到达学校了。他的“命运”不断地让他经历着和领教着，看来还远远没有到让他安宁的时候。比起离开医校的那些最困难的日子，他总算又回到了医校，不觉又数年下来了，有了一个立足点，一个给他饭碗、甚至还能享有一点尊严的地方;但一切并未结束，他的事情，乔丽的事情，都没有结束。当他这样一步步重新走向学校时，一种痛苦的滋味涌上心头。
但他就看到了一幕令他惊讶而痛心的景象，竟然有几十、上百的学生在大门里面的大道上纠纷、冲突，伴随着粗哑的与尖锐的争吵声，正在“斗”，正在“分裂”。他从旁边一拐，避开这可怕的、也无力干预的场面，而赶紧走向总务处，去有自己的事。
他走进总务处，首先看到的仍然是女会计，他本能地站定在那里，不能动弹似的，呆望着女会计，等待着她的如见异端的惊恐之状，等待着此一无形打击。女会计抬头看到了他，确实对他的突然出现又吃一惊，与上次不同的是，随即露出皓齿一笑，好像是在说：你老人家又坐牢出来了，这不跟闹着玩儿似的吗?
他想起马克思的话：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喜剧。他说，我……
女会计立即用她纤巧优美的兰花指一指，说，主任在里面。
他往里进了总务主任的办公室。高大魁梧、熊一样的总务主任正趴在桌上看报纸，抬头看到他，就笑了起来，说，老郁，我等着你呢，看形势我就晓得你又要出来了!走上前来，很重的手放在他的肩上，说，四个月，天翻地覆啊，你看，造反派才胜利，又分裂了，真是说不清。学校里江进海、史宏分裂了，江进海发表《声明》，成立了另外一个组织，史宏把原来保守派“红色保卫军”的人都吸收了过来。跟国际形势一样是大分化、大改组啊!江进海比史宏还要革命，史宏倒是乖巧了!
啊?他不觉惊讶了一声。这些确实真是想不到。
你在里面没有吃苦吧?主任问他。他说，基本没有，就关着。总务主任推转着他往外走，走到女会计面前，说，把工资补给郁老师。他站着等女会计为他办手续，数钱，把几个月的作为代课教师的钱补发给了他。这点儿钱是很少的，他心中不免有点惭愧。总务主任一旁说，等你的历史问题果真能解决，要补给你的钱会很多。他点点头，说，我要去赶船，回家看望父母。总务主任说，应该应该!那你快去吧，学校里反正也没有你的事。
他走出总务处，却看到江进海脸上激愤得血红，火拨拨的迎面走来，后面紧跟着十几个学生。他让在一旁，江进海却注意到了他，问：郁老师，总务处有人吗?他说，有。江进海对那些学生说，你们去!
江进海额头上、脸上冒着汗，气愤地对他说，我们学生队伍也分裂了!有人变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他们要发表《我们的看法》，说刘克成是隐藏在工人队伍里的个人野心家，不能参加革命大联合，不能参加夺权。我不同意，我认为我们学生不应当发表这样的意见，不能干涉工人运动，不能做这样分裂的事情。他们一定要这样做，说我们学生是单纯的，要跟社会上的造反派保持距离，社会上的造反派不纯洁。这是些啥话?这不是走资派才会说的话吗?他们这就是要修正文化大革命，以适合资反路线的需要，真是可耻!史宏被人做过工作了，他投机到那边去了。是的，他跟我说过，他很小就深感社会的不平等，这大约就是他造反的内在原因，这原因我也有，可能所有的造反派都有。也许现在他看到要实现平等很难，要为平等而斗争更难。他索兴投机到有权有势的那一边去了，这倒也很符合逻辑!静坐的时候，是他主张让市委所说的二十五个所谓“黑五类”同学退出，我是不同意的，那时我就感到他投机了。他和工人中的一些人说刘克成是个人野心家，不能参加夺权，真是无中生有，就算是有这个情况，也不应当这样公然闹分裂。说刘克成是个人野心家，他们自己又怎样?假如别人这样说他们，又如何辩解?就为所谓刘克成是个人野心家，陈安国竟然丢下“工红”大印，宣布退出“工红”。正在筹划中的造反派大联合也流产了。造反派队伍分裂，只有走资派暗中拍手称快。史宏、陈安国这些人，他们为啥走到一起去了?其实是他们自己有私心、有野心。以前可能没有，但现在有了，现在起了变化。在革命的前行中，会时时有人落伍、有人叛变，鲁迅这话说得对啊!我无法跟他们走在一起了，我们在学校里发表了《关于团结的声明》，结果“老井岗”有大半的人跟我们一致，他们不愿跟史宏的路线走。何银森跟史宏走了，也一定是有人做了他的工作。现在我们的组织叫“东方红革命造反兵团”。史宏把“红色保卫军”的人都吸收到他那边去，改称为“井岗山红旗兵团”，连“造反”二字也不用了。这样，他们的人数比我们多。学校外面，原先“主力军”摇身一变，也成立了新的组织，也都叫做某某单位“红旗支队”，一想就明白，这是表示归附陈安国的“红旗兵团”，他们工人、学生都叫“红旗兵团”，实际上成了一派，是“红旗派”。只有朝阳中学的“红旗兵团”是个例外，是跟我们一致的。陈安国他们发表了一份《关于夺权问题的声明》，说出了过去保守派说的话，点了刘克成的名，加以攻击。分裂了，分裂了，真是想不到啊!江进海脸上更加血红，愤恨地说着。
他看着江进海质朴率真稚嫩的面容，黑里透红的皮肤，判断江进海是来自农村而且很能劳动的一个孩子。他无法说啥，也不能说啥，他只是呆呆地痛苦地听着。学生们抱着纸张、拿着墨汁、腊纸筒，从总务处嚷着出来了，江进海也就率领他们匆匆而去。这是去刷大标语、写大字报、刻印传单，进行他们不屈不挠的“战斗”。
他仍从小路插到大门口，那里学生们的冲突好像停了，好像分别扑向两边专栏写自己的大标语，刚才发生的可能是争夺大字报专栏之战，最后各占一边，也就由诉诸武斗，到诉诸文斗，由唾沫和拳脚的批判，变成了笔墨和纸张的批判。他赶紧走了出去。
他选择了一条从园田上穿过的小路，能容两三人并肩而行，是学校师生往西常走的一条泥土的路。路边有灌木丛和高大的树木，有池塘和芦苇，池塘边上有两三户人家，青砖小屋，是菜农的家。四周都是弄得很平整的菜地，长满绿油油的“苏州青”，一棵棵墩墩实实的立在地里。平时走在这条泥土路上，心情也总好像得到着休息一样，此时更是如此，几乎这才喘过气来。
亭州这青菜冬季尤其好吃，在锅里多炒几下就熟了，端到桌上青滴滴的，吃到嘴里又鲜又烂，说是“腊月里青菜赛羊肉”。也有一种吃法是下锅炒了以后，放点水，把“狮子头”一个个做在上面，盖起锅盖来用文火煮，亭州话叫“烀斩肉”。结果“狮子头”也好吃，青菜也好吃，因为青菜汲足了肉味，而肉也汲足了青菜味，只不过青菜被焖黄了，但也有人就喜欢吃这焖黄了的青菜，只觉得比肉还好吃。他也就决定买十斤青菜带给父母嚐一嚐，老家那里青菜是白梗子，薄而无肉，再咋样经霜经雪，再咋样炒、煮，那梗子也不烂，比“苏州青”差多了。
他走进菜农家里，他们认得是医校的“老师”，他说明来意，于是马上就到地里起了十几斤菜，菜农老汉推拒着不肯收他的钱，因为他的女儿也是医校的学生。当然，他还是把该给的钱塞给了老汉。他说这菜他是带到老家乡下去给父母嚐嚐的，老汉一听，马上叫他女儿到地里再起一些来，他忙制止，说明船到乡下，还有好远的路要走，拎不动。老头给他用草绳扎成两捆，说，我这菜啊，确实是好吃呢。
他回到宿舍，把中饭给自己忙好，吃下去，就整顿行李。乔丽的衣物本来也不多，上次拣过了几件，现在再也拣不出来了。他看着她的衣箱，睹物思人，未免伤感，而那衣箱里，分明还有亮亮遗留在人间的小衣小鞋，更令他心头挨扎一锥似的，眼泪掉了下来。
范柳的书稿让他踌躇，他写了个“上街即回”的纸条，粘在门上，上街去买东西。一上街就遇到了大游行。好几千人的队伍，队伍里有一些工厂、公司的旗帜，上面果然有着某某“红旗支队”的字样。游行队伍呼喊着一些口号，其中竟有“打倒个人野心家，谨防政治扒手!”这时他听到有群众说，“这是老保”。立即又有群众说，“老保垮掉了，现在没有老保了。”口号声震荡着大街，时有声嘶力竭的喉咙挣扎在声浪之中，特别令人心颤。游行队伍向路边群众抛散传单。他在路边观望的群众后面继续走他的路。工人“分裂”之事到底如何，这个游行就说明着事情已经不可挽回;而他在学校亲眼目击了学生分裂的纠纷场面，听到了江进海的激愤诉说。一切更加扑朔迷离了。他购买了一些通常的副食品，就赶忙回宿舍。纸条有用，果然有学生在门口等他，是林集。他把范柳的书稿交在林集手上，心也就放了下来。
林集告诉他，电机厂“红旗兵团”要刘克成某日某时到亭州剧场当众回答五个问题，实际上就是五条指责：一，为啥在跟资反路线斗争最激烈的时候，你不在亭州?当时你提出兵分两路，你上北京走访“中央文革”，别人留在亭州坚持，为啥要这样安排?是不是有意回避斗争?从华东局回来，你理所当然做了一把手，这是不是下山摘桃子，是不是政治投机?二，你主持会议酝酿参加夺权人员名单，结果头一名就是你自己，你连一点谦虚也不曾表示，这是不是个人野心的表现?你把市委常委都集中到三峰园招待所，饮食起居都归你掌握，经常以问寒问暖、检查安全为名，突出你个人跟常委的联系，在常委面前显示你在“工红”里“第一”的地位，这是啥意思?三，你当兵时写的家信上，说你今年两件喜事，把你参加战士演出队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接见，跟家中来信说生了儿子相提并论，是啥意思?四，运输公司、港务处夺权以后，你让他们给工人增加福利，是不是搞“经济主义”?五，你经常戴着口罩，带着保镖，行踪不定，航运公司固定有一条小轮船随时等你使用，作为革命造反派的工人头头，为啥热心于这一套?陈安国那嘴厉害，问题也提得尖锐，会场上鸦雀无声。刘克成虽然没有陈安国会说，但一一据理回答，并且加以反问，指出他们在这个时候，无中生有、无限上纲、挑起辩论、引起分裂，只能让亲者痛、仇者快，客观上是为资反路线效劳!刘克成表示，我刘克成从今天开始就回到车间去，既不当头头，也不参加任何夺权，请你们留在“工红”，不要分裂，行吗?剧场里一片喊好、鼓掌。陈安国不再辩论，从口袋里取出他掌管的“工红司令部”大印，当场放在讲台上，宣布退出“工红”，下台扬长而去。“工红宣传部”写出了一批大字报，批判这种分裂行为。但是一切已成定局，无法挽回了。
他只有一声叹息，把头摇摇。
林集说，陈安国他们的分裂不是偶然的和简单的。现在，正如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8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所讽刺的，“这时，一切保皇党人都变成了共和党人，巴黎所有的百万富翁都变成了工人”，而陈安国、史宏这些人就跑过去充当他们的旗手和排头兵!这种投机，这种可耻，马克思早就指出过!想不到他们竟然给刘克成加上“个人野心家、政治扒手”的大帽子。这种无限上纲，这种不顾大局，这种公然分裂，迎合了资反路线的需要，使文革遭受新的破坏。多么可耻。革命太难了，运动的前途不容乐观!
大头小身、脸上有一个白糊糊的眼镜、面目一团白影似的林集，滔滔地说着，从那小小的红得鲜艳的两片嘴唇里轻易地就引用出马克思的文章，很自然的连接着他自己的说法，混在一起，思想有如火车一样往前直冲，令他头晕目眩。但林集也就忽然在他眼前消失，离开了。这孩子，好像担负着人间最重大的任务，而一刻也不停地在奔走、“战斗”。他锁了门，背了用旧布袋装好的青菜，拎了一个旧旅行包，竭力怀着一种淡漠的不问世事的心情，到码头去赶晚上开出的轮船。
第四章 乡野
郁平目击农村在文革背景下的某种骚动。
一
内河轮船载着他向北深入，后来就在漆黑的夜里航行，到达老家乡下是第二天上午九点多。只见公社小镇码头岸上到处站满了人。他下了船，走上岸，从人群中挤过去。他看到公社门口旷地上布置了一个开会的主席台，台上有些人，台下许多农民按秩序席地而坐，而公社大门两边墙上是新刷的大标语，一边是“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一边是“坚决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又是要开批斗大会呢。他心里一阵颤抖。但好像他本来以为农村是世外桃源的，显然是想错了。他产生了逃的意识，向路边上插去，赶自己的路。
正要过街，却见一些小孩从拐角处奔了过来，后面口号声惊天动地，立即出现了大批的人，原来是游街示众。一些人低着脑袋走在最前面，胸前挂着纸牌子，上面贴着白纸，写着黑字，“地主分子某某”、“富农分子某某”、“坏分子某某”、“反革命分子某某”。一个领呼口号的人穿一身还很新的无领章的军装，戴一顶还很新的无帽徽的军帽，腰间扎着一条宽宽的皮带，想必也是军用的。这是最标准的红卫兵装束，亭州街上的学生们有这套装束的也较个别。此时在农村看到这身装束，而且这么新，更觉扎眼，并且不协调地有了几分喜剧的味道。他听到旁边有人说，那是小杨!供销社的!那兴奋的口气，好像认出了业余草台戏中某个角色是大家熟知的某人所扮一样。他定睛一看，确实是那个年轻的杨主任。长方的脸形，洁白整齐的牙齿，待人很客气的。咋就在运动中这样出头露面、装束这样突出、做这样出风头之事的呢?凭着小杨，在农村找一套旧军装，当然不费事，当过兵的农民很多，也许小杨自己就当过兵。
思想散漫地想着，这才发现，那“牛鬼蛇神”之中的一个，不正是他的父亲吗?胸前的牌子上写的是“地主分子郁文高”。他克制着一种本能的血性的冲动，低了头从偏僻处走出小镇，走向田野，身后传来惊心动魄的冲天的口号声。
他心中记挂着父亲，但也无可如何。
在小镇通往田野的路口墙上，有一张大字报，和一张铅字印刷的大布告，大字报题目是《毛主席号召实行计划生育》，上面写的全是毛主席关于计划生育的主张：
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二日，毛主席在接见南斯拉夫妇女代表团时说：“夫妇之间应该订出一个家庭计划，规定一辈子生多少孩子。这种计划应该同国家的五年计划配合起来。目前中国的人口每年净增一千二百万到一千五百万。社会的生产已经计划化了，而人类本身的生产还是处在一种无政府和无计划的状态中。我们为啥不可以对人类本身的生产也实行计划化呢?我想是可以的。”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这个国家有这么多的人，这是世界上各国都没有的。要提倡节育，要有计划地生育。我看人类是最不会管理自己了。工厂生产布匹、桌椅板凳、钢铁有计划，而人类对于生产人类自己就没有计划了，这是无政府主义，无组织无纪律。这样下去，我看人类是要提前毁掉的。”同时毛主席还提出设想：“关于这个问题，政府可能要设一个部门，或者设一个节育委员会，作为政府的机关。人民团体也可以组织一个。因为要解决技术问题，设一个部门，要有经费，要想办法，要宣传。”
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毛主席再次强调：“抓人口问题恐怕也是三年试点，三年推广，四年普遍实行。十年不搞，将来又增加到八亿。来个十年计划，三年宣传试点，再有三年推广，过去六年了，还剩下四年，就普遍推广。……我主张中学要上课，要教育怎样生孩子，怎样养孩子，怎样避免生孩子，要生就生，要不生就不要生。人类在生育上头完全是无政府状态，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将来要做到完全有计划的生育，没有一个社会力量，不是大家同意，不是大家一起来做，那是不行的。 ”
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第二十九条明确规定：“除了少数民族的地区以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宣传和推广节制生育，提倡有计划地生育子女，使家庭避免过重的生活负担，使子女受到较好的教育，并且得到充分就业的机会。”
他算是长了见识，农村人知道的，他还不一定就知道呢。
他就看那布告，是《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他放下手中东西，仰起头看了一遍，一共有十条。头一条是“坚决执行毛主席和党中央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第二条是说农村文化大革命按照《十六条》，还有社教运动的《前十条》、《二十三条》的原则进行，“必须是群众当家作主，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来闹革命……”，第三条说运动重点“是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他记得，《十六条》里没提到“地富反坏”。农村的运动为啥需要强调这个方面呢?第六条让他感到有趣，就是要求在农村“建立和发展以贫下中农青少年为骨干的红卫兵。红卫兵可以参加民兵。”这打破了红卫兵专指学生的界限，意欲使“红卫兵”也成为农村青少年的一种群众组织。就在第六条中，有一节让他不免一惊，竟是与他直接有关的：“在外地工作和学习的地富子女，不要回原籍进行串联。要像土改时那样，采取回避政策”。那么，他这一趟回家，岂不正好撞上枪口了么?底下还谈到队与队之间、社与社之间的农民可以串联，学生也可下乡串联，但不要包办代替，谈到“要文斗，不要武斗”，谈到要给因为提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破坏分子”的革命群众平反，同时又一次强调“地富反坏右分子是专政的对象。绝不允许他们造无产阶级的反。绝不允许他们造贫下中农的反。”最后一句话是“经过文化大革命，把农村变成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这个中央指示的日期是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五日，有一个月了，但下达到这穷乡僻壤，也许还不曾有几天，那布告的完好，就说明着上墙不久。公社小镇上的游街和即将开始的批斗会，大约就是这里农村文化大革命拉开的序幕了，似有点相当于城里半年之前的“横扫”，还没有触及走资派这个主题，其中是否也有“转移斗争大方向”的“错误路线”成份?但对农村，确实是较为强调“地富反坏右”这个老概念的。他的父亲，于是被列为挨批斗的对象。但这是有点“扩大化”了，因为他父亲的本人成份，是“工商兼地主”，也从不曾被定为“分子”，不应当受到这种对待。他的父亲在解放十七年来，早已是平常之人，而且早已是供销合作社的职工，但在农村社会不大的范围里，大约仍像某种头面人物似的引人注目。真是“人怕出名猪怕壮”。那小杨，做过韩家舍供销社负责人，不会不知道郁文高的本人成份，但既然做了农村“红卫兵”头头，大约也就不必保持平日的一堂和气，而必须不顾情面，至少也要做个“形式”。
寥廓的田野和乡村显得万分宁静而美丽，与刚才公社小镇上的闹嚷景象形成反差，令他奇怪，使他迷惘和心疼，他有点脚步打飘，好像感到天地在悠然旋转一样。
虽然他已经有了城市文化大革命那样轰轰烈烈的印象，虽然他是理解文化大革命的，但在农村的此时此地，他还是感到抑郁。
搞社会主义确实是这样不容易，而搞资本主义呢，毛主席说过，那是很容易的。体会这句话，毛主席好像也是说：不要以为搞资本主义那一套，我毛泽东就不懂，但做为共产党人，就应当为人民搞好社会主义，要有决心和耐心，还要敢于打击相反的东西。
他记得，按马克思所说，生产力包括：1，工人的熟练程度;2，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的应用程度;3，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4，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5，自然条件。这样一共五个方面。这样看来，显然，第三与第四条就涉及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比较，社会主义就先进于资本主义。至于目前的新中国仍落后于西方，那主要是第一条第二条的原因，可以想办法赶上去。
他想起了范柳的书稿，他们的“理论基础”是自私的人性，至于无数个体自由发挥所产生的矛盾冲突和危害性，认为有市场自动纠偏、有法律保障平等、有国家保证安全，一切似也设计得天衣无缝。问题是，因为社会崇扬人性的自私，那就到处都会问题百出，一切唯利是图嘛。而如果把一切放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上，你就要崇扬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就要有《李双双》那样的电影，你的工作每天忙的是社会主义及其思想教育。但当然要注意：社会主义否定私有制，不是否定个人财产;强调集体利益，不是否定个性和自由。社会主义仍然承认差别，决不人为扩大差别，而是要共同富裕。茅盾小说以反映旧中国社会情况而屹立文坛，从《林家铺子》、《春蚕》到《子夜》，作家对在旧中国走资本主义的路，那时就是否定的，那么在新中国，难道就可以肯定吗?至少暗地里就有范公望夫妇这样的中学教师，就认为是可以肯定的。这是一个似乎已经解决而其实仍然隐蔽着的大问题。
把单个的分散的生产力，变成集体的集中的生产力，虽然给了个人以某种保障，集体越壮大，保障越可靠，但集体对个体无论如何是有束缚的。要消除集体对个人的束缚，涉及的是生产力中“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这一条，就是说要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在要求个人与集体配合的同时，也要减少对个人的束缚，要鼓励个人聪明才智对集体作出贡献。但如果为了个人的绝对的自私性自由性而改变现有集体生产关系，那农村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政社合一”，就得解体，让小农经济以及它的所有问题重新产生。
不能想象让广大中国农村回到一盘散沙、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难道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的理论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吗?难道社会主义农业的经济成就、社会成就，不是事实吗?新中国的工业化，是靠合作化集体化的农业支持的;新中国政权这样高度稳定巩固，也是依靠着政社合一的农村这个厚重的底盘。
果真“散”了之后，一些人、一些地方，也许会做出资本主义的某种成就，甚至会出类拔粹，这是会有的;但在同样时间里，社会主义可能取得的成就，在全体上，应当要大到若干倍，而且可以避免资本主义唯利是图的各种危害性。社会主义对社会建设的全面考虑，对社会道德风尚的逐步提高，对社会稳定的自然促成，对于全民族的万众一心，应当永远是资本主义不可比拟的。
文革运动要求达到的，其实就是社会主义的巩固、发展、完善。他叹口气，无论如何，从理论上，他是赞成文革的，虽然他的父亲正在挨批斗。
他感到自己的脚步坚定有力了些。也许，另外还有比毛主席更高明、更能为中国人民求幸福的理论和方法，但可惜，他现在还不知道。
麦苗遍野的平原上一丝冷风也没有，冬日的阳光照得万物暖洋洋的。一股炊烟的味道飘逸过来，让他的心悠然一醉。乡村永远是乡村，除非很大的灾荒之年，不管怎样总有一股浓郁的生活的气息。
家里的门是掩着的，他推门进去，喊了几声“妈”，没有答应，进去到处一看，妈不在家。他走过两条田埂，过了一道小桥，到了生产队场头，看到有几个人在阳光照耀的小山一样的大草垛下忙着，是在搓绳。他看出来了，是队里的几个“地富分子”在做工。
他的母亲虽然也没有被定啥“分子”，但在文革强调阶级斗争的情况下，被人们视为“地主婆”而归入其中，也是很自然的，这些人是不会为自己分辩的，也不会有人站出来说不妥当。他喊了“妈妈”，并且跟别的人也一一招呼。那些人一边做着手中的事，一边对他解释说，这是准备春耕要用的草绳。他看他们的神情，是逆来顺受、坦然处之的。他们习惯了，他们在“改造”自己。他不能怀疑党的路线，而农村执行起来基本上就是这样。也许从某种大局来说是必要的或一时难以改变的，他也只有缄默不语，让自己接受这样的现实。
母亲憔悴的脸和斑白的头发，向他昭示着时光的无情流逝和生活的劳苦，他也就内疚起来，作为儿子，至今他实在是连起码应做到的也没有做到，还不如一个做农民的人，能一直陪伴在父母身边，照应着慰藉着老年的父母。
有一个“富农分子”手中搓着绳问他，二先生，你在街上忙啊?他坐到草堆上，说，我也不知道我一天到晚忙的是啥!我这一生忙的是啥!众人听了都不吱声，手中搓草绳的声音沙沙的响。他的母亲也不吱声。
一个人出现在他面前，说，二先生，你家来了?
他一看，是俊德老头，文槐的父亲。他喊了一声“三爷”，按乡风应该这样尊称。老俊德谦恭地“唉唉”着点头，对他母亲说，大嫂子，你回去烧饭吧，二先生家来了。别的人也说，大嫂子你就先回去，我们把它完成掉。母亲这才放下手里的活，对众人说，那我就先回去了。众人说，你回去，你回去。老俊德说，我在这里呢，代你完成。二先生，过一会我去找你。
回到家中，母亲淘米做饭，并且到房间里拿出几个鸡蛋来。他把布口袋解了，把青菜倒在一个旧笆斗里，拿了几棵，洗了，给母亲看，说，妈，你看这青菜，又肥、又嫩!母亲一看，说，这菜好，以后找些菜籽回来，菜秧子也行。他到墙边掐了几根小葱，水里略洗一洗，切碎，准备炒鸡蛋用;又把青菜也解了两刀。然后让母亲给锅灶烧火。锅灶比城里的煤炉，要快得多，两样菜不一会就弄好了。饭锅也“咕咕”的开了，他掀起锅盖，在腾腾热汽中把正在“干汤”的米饭用锅铲翻抄了一下，盖上锅盖，听着锅里的饭正在煮成，透出饭香来。过一会停一下火，再烧一把火，叫做“烧饭锅”，饭就完全熟了。
他说，妈，我坐到你旁边，我们说说话。说着他就坐下去，坐到母亲身边的烧草上。一种贴近了母亲的温暖之感，孩子似的从心中油然而起，夹杂着跟母亲挤在灶膛门口小角落上的相依为命之感。想及外面开展着大运动的世界，想及自己的命运茫然无着，他想抱着母亲像小孩子一样哭一哭。但他怎能让母亲惊慌和痛苦?何况父亲正在公社门口被作为“地主分子”挨批斗，这情况还不知母亲是否晓得?
母亲似乎也因为母子二人这样相依为命似的挤在灶膛门口而触动着心情，用一种极其温柔的细声叫着小名问他，二的，你咋有空家来的?他说，城里闹得厉害。母亲听了默默无语。他还没有把他又坐了四个月牢告诉母亲呢，那是不必说的了。他忽然想起刚刚看到的中央对农村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不觉就找了个话题问母亲：妈，我问你一句话，你不要怕，在外面我没有人谈这个，也不谈这个。母亲说，你要问啥话?他说，农村的地富分子，刚才跟你一起搓绳的这些人，平时心里可有怨恨?想着有人来给他们变天吗?
大约这个问题问得大了、重了，母亲好久无言，后来说，还变啥天!现在田都在集体，大家种，大家管，大家有饭吃，国家样样有计划到农村来。孙中山那时就说，平均地权。我从小就听说，一直记得。后来，孙中山上天了，军阀打仗，日本鬼子又来。解放了，土地改革、合作化、公社化、公私合营。地主富农资本家是少数人，心里不服也不行。还会再变世吗?我不相信。
真想不到母亲能说出这番道理来。
他说，不过，有的人从前死做死省买点田，也不容易啊;从前人有了钱，就是买田。母亲说，人随王法草随风，只好拉倒，不能老记住那个。
母亲把草往灶膛里送。火光映照母亲脸上那平静的神情，好像立即就把这个算不得问题的问题丢一边去了，烧饭才是最实际的事情。
锅底炸炸的起着锅巴，鼻子嗅到了带点焦味的锅巴香。他心中记挂着父亲，不知能否回来吃饭?他试探着说，爹爹可家来吃饭?母亲说，晓不得，他一早就被供销社来的“红卫兵”叫走了。
原来，母亲知道父亲是被叫走的，想必知道那将意味着啥。他默言无语，感到母亲刚才一番话是超越了自身的痛苦，是一种思想方法。
他心中涌动着无限的感慨。想想这些地富分子，来了运动就会被拉上场，而平日的处境，比起从前，也正好相反。从前，在乡村中，作为地主富农，是让人仰视的，也是当时“国民政府”治理乡村所依靠的人，那时农村沿续着几千年的乡绅政治;共产党来了，土地改革，合作化，他们成了不同程度的“专政对象”，出了啥不好的事，就要查是否他们“搞破坏”，甚至有冤屈了的，不免显得僵硬和简单。“地主富农子女”，生来低人一等，就连婚嫁都不易，这种痛苦，也只有往肚里咽。想到这些，他真的有恻隐之心，甚至觉得不公平，认为应当有所宽松。可是，他也知道，从社会进步上说，地主阶级的封建土地所有制是革命的对象，是一般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主要内容，在一定时期内的某种“专政”，亦非凭空而起，民主革命几十年的血战，就是最好的说明。
从统计数字上，他知道，1952年全国基本完成土地改革，三亿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分得了七亿亩土地，每年免交地租七千亿斤，这对农民阶级是多么大的解放。而另一面呢，对地主阶级，就是多么大的打击了。这些数字说明着从前农民和地主的总的状况，说明着中国民主革命发生和成功的原因。土地改革以后，农民生产积极性大为提高，全国粮食年年增长很多。合作化、公社化以后，中间有“刮五风”的问题，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集体经济制度逐步稳定，农业科技、优良品种的推广，大中小型水利的不断兴建，农田的大面积改造，多种经营以至于社队办厂的兴起，农业机械的运用，这些，就是生产力的提高，社会主义农业有力支撑了国家工业化进程，农村也成为共和国稳定的基础。共产党治理农业和农村社会的巨大成功，同时也是中国农民对国家的巨大贡献。因为公有制，就要求大公无私的思想，批评自私自利的思想，农村社会风气也是好的，有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因此，如果一味哀叹地主富农的不幸，就是只见枝叶，不见树木，只向后看，不向前看了，“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一切必有一个渐渐平缓的历史过程。
母亲不想过去的事了，而说眼前的事，对他说，你才来家，晓不得文槐的事，老俊德马上要找你谈，你就帮他拿个主意。他问，文槐啥事?
母亲告诉他，文槐领头，到三沟中学请来红卫兵，斗了大队支书孙汉明，文槐就在大队当了家，叫做“文革主任”。当家就当家，好好当家也就罢了，千不该万不该，一时糊涂，文槐把小粉子糟塌了，小粉子就是李宝顺家的，李宝顺是一队的富农分子，没有儿子，就这个姑娘，婆娘也不在了，往后全指望着小粉子能招个人呢。听说三沟中学的红卫兵要来，公社文革也要来处理。文槐如果被他们处理了去，晓不得要有啥苦吃。老俊德心里急呢。
他一听，虽觉那小粉子可怜，却也觉文槐可惜。可是，他有啥能帮助文槐的呢?他站起来，出了厨房，到门口去，等着老俊德。
老俊德匆匆地来了，说，二先生，有件说不出口的事，要跟你谈。他说，我已经晓得了，别的你不要谈，你把现在的情况告诉我，文槐在家里吗?
老俊德说，不在家，躲到他舅舅那里去了，舅舅在外面烧窑，是烧窑师傅。但是，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啊，他们要抓到他还不容易?
他问，小粉子现在咋样?老俊德说，在家里哭。几个妇女帮着劝，又要劝小粉子，又要劝老宝顺，防着出啥事。
他说，干脆把小粉子娶家来，给他们把事情办了，别人就不好干涉了。老俊德说，我们是要这样做的，可是……
老俊德说不下去。他问，“可是”啥?老俊德说，订金、耳环子都送过去了，一来老宝顺、小粉子都不松口，二来娶亲这样的事，不是一个时辰就忙得掉的，瞒不住人，等不到你把事办好，只要文槐一来家，人家着兴就抓得来了，都给你把守得好好的呢。他们哪里能让你躲过去?
他让自己定了定神，对老俊德说：文槐虽然犯了这个错误，但我看这小伙将来还是会有出息的。眼下大队文革主任是做不成了，在家里挣工分也不合他的性格，他可以跟他舅舅出去学习烧窑，用得着的时间长呢。文槐想必平时跟小粉子还是熟的，所以才一时冲动，索兴给他们圆起来，这个主意是对的。小粉子和老宝顺那里，还是要继续劝，应当劝得下来。老宝顺无依无靠，就这个女儿，嫁远了也不好，嫁在本大队，而且你家也不差，不是很好吗?关键有一点，要想正常办喜事，是不行的。这事情要不知不觉，要行动迅速。从前我们这里有抢亲的乡风，其实是闹的个热嘈。但那个形式就是行动快，不拖拉，一窝蜂的把新娘子抢上船，把船撑走，新娘子虽说是被“抢”，但更有脸、更欢喜。我看你们可以悄悄的这样做个安排。上阵父子兵，打架亲兄弟，把本家都约好了，跟老宝顺这边也谈好了，说动手就动手，炮仗一放，谁也没有话说了。只要小粉子进了你家门就行，文槐啥时候家来，都无所谓，即使被抓去，也不好处理他。我不相信三沟中学的红卫兵会来管这事，公社文革的人也不至于不讲理。
老俊德立即平添了信心，说，行，就这样做!起身要走。他从口袋里拿出准备好的用红纸包着的十元钱，说，这十块钱是我家一点心意。老俊德双手发抖接过，说，一百斤米的钱呢!我收下，我去问老宝顺，他还有啥话说!老俊德就要下拜，他连忙扶住，眼睛热热的含泪，说，心里不要急，行动要快，一定能成!
老俊德走了以后，却见母亲从外面抱了一抱草回来，从草洞里塞进了厨房。不知母亲是甚时出去的，看样子也是到门外给他们望风。母亲把身上的草屑掸掸，走过来问他，你跟老俊德咋说的?他就把情况一说，母亲听了点头。母亲问，吃饭吧?他说，等爹爹家来。母亲说，不要等了。他说，我出去望一下。他就走出去，没走出几步，才到路口，没有望见父亲，却见有三个人分明是朝他走来，而且其中一人用手指了他一下。他就站定了，等着他们。
三个人到了面前，是两个青年农民，还有一个看样子是公社干部。果然，一个农民说，你是郁老师吧?他点头说是。另一个农民说，这是公社公安特派员老林，这是大队文革宗主任，我们要问你话。
他说，家里坐!宗主任说，不啦，就一件事问你。你看到文槐没有?他说，没有。又问，刚才老俊德到你家来过，没有说文槐在哪里?
他想了一下，不能这样受审似的被动着，干脆把事情给他们挑明，因为他已经估计到他们的意图了，他们是要把文槐让公安特派员带走，这就可能要送到县里去蹲看守所，这在公安特派员是很容易办到的事。而一个人如果被逮到县里蹲了看守所，那就要背上坏名，再也难抬头，在农村和城市都是一样的。他要婉言加以劝阻，不能让他们带走文槐，要不然文槐这小伙子就可能被毁了。
他说，老俊德刚才是来过，跟我谈了文槐的事情，告诉我：文槐跟小粉子平时就有好的意思，这回文槐一时性急，犯了错误，他们两家正在商量，打算让文槐跟小粉子把婚结起来。
公安特派员那很小的脸上，绿碗豆似的又小又绿的两颗眼珠子，朝他瞪了起来，突然问他，是这么回事吗?那你是咋说的?他镇静着回答，我说能结起婚来也好。公安特派员厉声说，这是强奸罪!而那两个农民干部这时也更用很不同的眼光看着他。
他对视着那两颗发着逼人寒光的绿碗豆，说，如果小粉子同意结婚，我们何必要这样处理呢?人民内部矛盾有时也会有对抗性，比如强奸就是对抗性的，可以定强奸罪，但本乡本土的，他们双方愿意和解，而且结为夫妻，对抗性的就变成非对抗性的了。我们这样挽救两个农村青年的名声，不是把坏事变为好事吗?
公安特派员那一直板着、好像随时可以凶横起来的小脸，突然现出笑容，有点像是狞笑。他坦然面对着，让自己镇静着。
特派员的狞笑变成了质朴可爱的笑容，说，你“活学活用”得不错，到底是做先生的。老俊德没有请你去吃喜酒吗?他说，约了。特派员问，啥时候?他说，先约后请，还不具体，到时还会来请的吧。
特派员更进一步露出牙齿笑了起来，说，好吧，你就吃了文槐小粉子的喜酒再走。按照中央文件规定，文化大革命期间，因为出身阶级成份问题，你要回避，你晓得吗?他说，我刚刚看到墙上贴的布告了。特派员说，你晓得就好，免得他们不好弄。特派员指了一下那两个人。他点头表示接受这个劝告。特派员做了个“开路”的手势，掉头就走，那两个人跟了上去。他对这个怪人竟有了一点好感，又出于好像需要巩固已有的某种成果，就喊了一句客气话：请到我家吃个顺便饭!特派员掉了头，很生硬的表示礼貌说，不啦不啦，你忙吧!
三个人走了。他背上冰凉，不知何时出了一片冷汗。
刚才这一幕，母亲躲在门边已经看到了。母亲说，你救了人啦!刚才那两个，一个是五队的宗有栋，一个是三队的宗子瑜，他们心里想的就是让特派员把文槐抓走。虽然本来都是跟文槐一起造反的，但麻袋里的钉子，个个要出头。文槐是个炮筒子，他们两个有诡计些，文槐就是不出这个事，将来也弄不过他们。这下子好，是个机会，就把特派员喊来了。好在文槐躲起来了，特派员也听了你的话。险啊。你在家，我到老宝顺那里去一下，劝劝他，这事情要快。你肚子饿了，就自己先吃，我要在那里帮忙做些事。
母亲说罢，扎起头巾，急忙地走了。
二
他又等了一会儿，把父亲等回来了。
父亲是以很正常的神情姿态回家的，一进门，见到他，首先倒问了他一句：你回来了?城上咋样?这实际上是问他：这些时你没有吃啥苦吧?他说，城上现在是保守派垮掉了，造反派分裂了。牛鬼蛇神、地富反坏那些人，运动初期乱斗了一阵，后来丢在一旁，因为他们是“死老虎”，不是“斗争的大方向”，没有他们的事了。父亲点点头，就去洗脸，他就到厨房里盛饭盛菜。
他看到父亲吃饭很正常，而且吃得很快，呼啦呼啦的，心里就很放心，父亲的身体是好的。父亲问他，你甚时候到农场去?他说，我明、后天就去。父亲说，这里没有事，你妈妈身体也好好的。要不要到供销社带点啥东西?我马上就去。他问，你还在韩家舍上班吗?父亲说，还上班。他说，上回买过一些东西了，那就买点糖果饼干带去吧。他就把文槐的事说了，并且说给了老俊德十元。父亲点头，并且叹了一声。说，我早点回来。
父亲出门而去，而且把大门给掩上了。他看出父亲根本就没有把挨批斗的事放在心上，而文槐的事，却已经很重要地放在心上了。
他睡了个觉，足足睡了两个小时。他到外面去，沿着河边小路散步。方整化的田野，沟渠配套，田里都长着越冬麦苗，阳光暖暖的，空气清冽，墒沟深处和麦子根部，还有一点点积雪。农民的草屋门前是自家的菜地，用芦杆编成篱笆护着。农民吃菜是掐菜叶子，不是整棵的挖起。这样比较省事，能持久吃下去，用不着一回回种菜。要说种粮食，他们会比亭州的菜农懂得多些，要说种菜，亭州的菜农要专业得多，是两种不同的农民。
有个三间一厢的草屋显然较为高大，屋后树木茂密，门前菜地兴旺，气象不同，不由得令人注目。这时有个女人正从旁边厨房里出来，看了他一眼，而他也看清了这个女人。虽然同样是农村妇女的穿着，但那脸咋那么白、那么嫩?偏偏又是个大圆脸、大眼睛，水灵水嫩的。他想起了文槐说过的话，估计这就是大队支书的婆娘了，她是从来不参加集体劳动的，而照样有全年工分，集体还不时支些粮钱送来，因为支书家里好比是大队的招待所，时常招待来指导工作的公家人。这也有几分道理，农民也就没有啥可说的，但一年到头究竟有多少招待，谁去记账、算账?农民想，算了，在我一户身上能摊多少?文槐造反并且取而代之的，就是她的丈夫孙支书了。这“靠边站”了的农村大人物，平时决不能得罪的，此时在哪里?也许正站在窗户后面看着他呢。
他赶紧转移了自己的目光，好像自己也是文槐一伙的，不是啥好人。走过几节田埂，却见一些农民匆匆都到场上去。一个走过他身边的农民向他问候，他顺便问，去开会吗?农民说，是开会，把三队分下来，让孙家墩那一窝子自己成立一个队。再不行，就分田、散伙!说罢，恨恨骂了一句，朝地上吐了一口。他弄不清是啥事，也不想多打听，看着农民走了过去。
他想起亭州街上那纷纷沓沓走着的人们，而在农村，各种力量似乎也正在“登上历史舞台”。他虽不了解情况，但能估计到刚才农民说的事情，那就是农民趁着文化大革命的机会，要跟孙支书这个家族分开来过日子，不愿跟他们呆在一个生产队。可以想象的是，孙支书的弟兄之类，在过去，会仗势欺人，处处占便宜，从而影响了农民们的生产积极性。这正是集体经济内部的矛盾之一，涉及“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这个生产力要素。平时无可奈何的农民，趁着“革命”的机会，要用分队的办法，来解决这个矛盾;所谓再不行就分田，说的是气话。分田这样的事，即使发生在一个生产队，甚至也会惊动很大的，因为涉及社会主义制度的大问题。如果分田单干了，农民头上就不会有欺压他们的势力了吗?可以说，那时自会有那时的欺压势力，这只要稍有社会经验就可以想见。一家一户小农经济的农村，最有利于不法之徒的横行，也正是封建统治的基础。相比之下，集体经济的农村，除了有利于农田水利和乡村建设之外，实际上也让一家一户的农民不再孤单无援。
三队正在发生的分队，是受到压抑的生产力要素，在要求改善生产关系，从而有利于自己的生存发展。《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六十条)》那第开头的一部份，他是记得的：
“农村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的组织，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在农村中的基层单位，又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权在农村中的基层单位。农村人民公社是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在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基础上联合组成的。它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是社会主义的互助、互利的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经济，同全民所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两种形式。这两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经济，互相支援，共同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繁荣。国家要尽可能地从各方面支援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逐步进行农业技术改革，用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在农业集体化的基础上，实现农业的机械化和电气化。”
多么美好的前景，完全是可以想象的。他记得这个《草案》的第七章谈的是对农村干部的要求，要求他们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做“诚诚恳恳的人民勤务员”，要求他们关心群众生活，处处为群众打算，和群众同甘共苦，反对特殊化，不许贪污私分，不许多吃多占。他记得读来心中是很感动的。但像三队这样的情况，说明着孙支书这位农村干部这方面很没觉悟，做得很不够，日久积下的问题在文革中这样爆发出来。
亭州街头曾有转抄“农业部”的大字报，说：在人民公社八年以来的发展史上，开始曾经自发地有过以一个大队、一个公社，以至一个县为基本核算单位的现象，有几个显赫人物，提倡就如此这般赶紧“穷过渡”到共产主义制度，认为要不然就错过时机了。毛主席对这种“热情”大泼冷水，自称“保守派”，反对“共产风”，使人民公社终于稳定在“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一较现实的基础上。可是到一九六二年，面对暂时困难，有人又从极“左”跳到极右，主张“分田单干”。而在那样天灾人祸三年、十分脆弱的情况下，让农民分田单干，要引起怎样的混乱?要有多少农民流离失所?更重要的是，农业生产水平咋能提高?国家工业化所需要的农业基础在哪里?这不是全要乱套吗?这究竟安的啥心啊?多亏毛主席顶住了“单干风”，保往了农村集体经济，即时总结，制定了这个六十条《草案》，只用几年时间，胜利实现“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走出了困境，现在市场繁荣、物价稳定。有的人是一有机会就极右，往往先极“左”后极右……
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一般只有二十户左右，是很小的集体。距离以大队为核算单位、以公社为核算单位的较高程度的集体所有制，还相差很大一截，要等待经济基础的壮大。由小集体而大集体，由大集体而全民所有制，那起码要经过三五十年的努力，在农村拿眼一看现实就知道，真是还需要几代人的奋斗努力，积累起足够的集体财富，才能像国营农场似的给人发工资。“穷过渡”肯定是渡不过去的，只有一步步的往前走。真难想象竟有“穷过渡”这样的主张向毛主席提出来。
看来，即使是“队为基础”这个比较符合实际的生产关系内部，也不是没有矛盾了，像三队的这种矛盾，说大也不大，说小也不小，虽不是敌我矛盾，却是十分尖锐、令人痛苦，非解决不可。如果孙支书平时以身作则，严格要求自己的家族，三队的矛盾就不会有今天这么深。搞社会主义确实不容易，它要同人们千百年来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形成的自私心理、狭隘眼界做斗争，才能巩固和发展自己。应当说，三队的这些农民，虽然是在闹分队，却并不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而是想把社会主义道路走好。本来对这里负有领导责任的人们，应该反躬自省自己平时的工作做得怎样?但如果这时有个人来说，你们集体经济弄不好，散伙吧，各人管自己去!这个人未免就太粗心浮气、不负责任了。
在集体经济内部不断克服孙家墩这样的情况，从而维护大家的生产积极性，这决不会是一劳永逸的，而是经常会发生一些争争吵吵，生产的深度和广度以及人们的思想觉悟，就在这痛苦而又有趣的内部斗争中发展起来，就像喜剧电影《李双双》所表现的那样。三队的农民借着文革的东风，进行着这样的斗争，他们庄严、郑重、全身心投入，他们是在创造历史，应当对他们抱着一种敬意，而不是怜悯和讥笑之类的。
他因为接触到现实，而叹了一口气，深感人口众多、土地有限、生产力不发达的中国农村的生存发展，是很艰难的。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合作化、公社化，是不是就解决了农村问题呢?从事实看，确实为国家工业化提供了农业的前提，为社会的稳定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中国正是这样对抗着外部封锁而建设和强大起来，也不过才十年左右，当中还有或“左”或右造成的损失，有连续三年大旱这样的自然灾害，有苏联赫鲁晓夫背信弃义所造成的困难。以生产力五要素来分析集体化的农村，得承认每一种要素比单干时期都有了很大进步。只是农民在个人自主方面是受了一定束缚的，但也不应把这个作为某种绝对的标准，如果拿这个来否定集体经济而重归小农经济，则农民、农业、农村的真正大自由，将从根本上、全局上遭到损失，这是可以想见的。
他从那个发狠的农民忽然想到，小农经济的“复辟”，确实是很容易的，一纸命令下来，把集体的这么一点钱粮财物一分，把田亩一划，回到一家一户，就大功告成了。那样的话，人是多么自由啊，并且有些能人会在那自由中崭露头角，可是那自由的前景，必定是往回朝着旧社会的情况走去，而且势必要跟国家工业化和社会思想革命化发生冲突，是很难想象的了。国家那样做，国家将失去自由。果真能成功走出一条与合作化以来的社会主义现实不同的成功之路来吗?他不知道。中国社会的发展是有规律的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吗?是无规律的而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吗?
如果现有的集体所有制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它当然应该被农民抛弃。事实上，土改之后，单干时间很短，单干的积极性确实还有待发挥出来。你说“不能走那条路”，农民却充满个人发家的幻想，许多人想走单干的路。合作化之后，这好像存了一段不了情在农民阶级，特别是中农以上农民的心中。只要这种不了情释放出来，集体就会“散伙”，土地成为自由的土地，资本主义将自然而然地从复苏到迅速成长，土地向少数人手里汇聚而去，为他们生长财富;社会工作部门仍然是大有作为的，只是所忙的事情却越来越不同了……
这是可能的。这是随时可能的。这是很容易的。这比想象的还要容易。一切可能都已经包含在现实情况之中，要不然就不会发生文化大革命这场大争论了。那么，究竟往哪里去是乌托邦，往哪里去是现实之路呢?毛主席“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句话，能够被修正吗?确实有人像怀有“和氏璧”那样，拥有更好和最好的东西吗?
卢梭的一句话大约会让所有的人们都要悲观和深思，卢梭说，“人生而自由，但无往不在枷锁之中”。看来，自由以不自由为前提或后果。存在着不同的自由、不同的不自由。可能你的自由就是我的不自由，少数人的自由可能以多数人的不自由为代价;长久的根本的不自由可能以一时的局部的自由为诱惑，一时的局部的自由可能以长久的根本的不自由为代价。
活着的人总是要戴着卢梭所说的“枷锁”的，问题是戴哪一副“枷锁”好一些?人们只能两利相较取其大，两害相较取其轻。
他感慨着，无章无序地思想着，就像山里人的头脑里总是有山，沙漠人的梦中也会有沙漠一样，他散步在田野上，处在文革中，而考虑着农村和农民，考虑着“道路”与“自由”的问题。他继续漫步，脚下的土地也似乎跟他有着思想情感的交流。
但他就看到宗有栋、宗子瑜一些人急忙奔三队场上而去，样子像是救火队一样。他的心为之一紧。他们是去支持分队呢，还是去阻止分队?在目前大形势下，去支持分队是不大可能的。但如果阻止分队，他们就应当拿出能解决问题的办法来，帮助农民选出一个公道而又能干的好队长，同时还要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农民。幸好他刚才没有对农民说啥话，他保持了距离，避免了是非。中央的布告让他这样的人不要回乡，使他心中不舒服，但现在却理解到这是好心好意。
他向旷野走去。他的目光，不觉就停留在远处那片树林茂密的地方。冬季的树林，木叶尽脱，无数的枝条在空中聚集起一团淡淡的青色，透着隐隐的生意。树林的下面，到处是枯黄的芦竹在风中摇曳。芦竹在冬季含蓄的生机，不像树林那样表现在傲然矗立的光秃秃的枝条上面，而是暗藏在下面的泥土中，它的密布的顽强的根系，将在阳春三月几乎一夜之间长出剑林一样的新的家族。他止住脚步，久久凝望树林那片地方。对于别人，那里也许就只是一片无动于衷的乱坟地，而对于他，却总是意味深长。好像只要他站到那里，在一九四六年北撤“除奸”中被乡长宗进庭下令打死、死得不明不白的哥哥，就会来到他的身旁;只要他轻轻喊叫一声，就会从冥冥中得到确切的回应。他没有朝前走，他只是远远凝望着，那不幸压在心头，他流下泪来。
他在田野上又转了好一会，有时在田埂上、小河边坐下来沉思万事，有时站到大圩上远眺平原，有时仰望天空，似乎想与天地通感，获取启示，一劳永逸捕捉住啥根本的绝对的东西……。但历史上向人类提供这类“根本、绝对”的东西的学者、大师，还少吗?后人又从而不断地向人类提供着，至今绵绵不绝，只是让全世界图书馆里的各种经典无穷地增加，往往彼此冲突，谁也没有说服谁。
暮色茫茫之中，他多么想嚎啕大哭，或者仰天长啸。带着某种压抑的心情，他回到家中，并且也有些疲倦。父亲正在等他，说，一起到文槐家里去吃喜酒。
小粉子娶走了?
娶走了。
这么说，抢亲成功了?
成功了。
父亲的回答虽然是淡淡的，却也流露出一种质朴的兴奋。他的精神不觉为之一振，生活立即展示出了生动美好的一面。于是，他们父子二人一起到老俊德家去。父亲还从供销社带回一对很时新的搪瓷彩绘保温瓶作为礼品。
父亲在供销社工作，生产队去买化肥农药、农民个人去买东西，常得到父亲照应，而他是在城里做老师，在乡人心目中，也是“人上之人”，而且他们带来了鲜亮的礼品，先前还有十元的红封(亭州城里人去吃喜酒送的红封一般也只有五元)，在众多农民当中，他们父子是尊贵的客人，纷纷问候。老俊德心中感激，抹着眼泪把他们让进屋里。屋里的人们都站了起来，又是纷纷的问候。
屋里摆了两桌，门外搭的棚子下面还有三桌。门里门外，租来三张汽油灯，照得雪亮。厨房披子那里烟汽腾腾，飘逸着炒菜的香味，妇女们穿梭一样的跑忙。气氛在喜气中还有一种心照不宣的紧张，似乎格外地喜气洋洋了。
互相让了一下，民兵营长坐了上席，因为他是到场的具有大队干部身份的人，算是父母官，而大队现在当家的两个新干部宗有栋宗子瑜虽请没来。又让了一下，左右坐下的是父亲和文槐的舅舅，再依次就是生产队长和会计，然后是他和生产队保管员。亲友之外，队里每家来一位男子吃喜酒，这是不需要出礼的。他的身边坐的就是老宝顺，他有意跟老宝顺说说话，让这位不幸的父亲进一步转变心情。
民兵营长是个很显著的马脸，只是眼如葵花籽小得奇特，而马眼是又大又含情的。民兵营长身穿褪色的旧军装棉袄，戴着旧棉军帽，这些在农村都是挺醒眼挺不平凡的。只见他站了起来，说，我姓马，当的养马兵，嗳，天生也是马脸。当兵三年，养了三年马，混了个班长。“养马班有个马班长，军马养得健又壮”，战士演出队给我编了个“数来宝”，表扬我的工作，我在全团都出了名。后来自己想想，比当三年养猪兵总要好一点。退伍回家相当长的时期内谈不到老婆，原因就是这张马脸，连做媒的看到我，都觉得没有信心。我也不急，我晓得不是难看不难看的问题，是个缘份的问题。结果，有一回出去参加水利现场会，缘份到了，我就把个老婆现场回来了。不奇怪，我丈人家那地方，现名向阳大队，原名就是马家庄。
这番话引起众人不断的笑。民兵营长继续说，来，今天，我就一马当先，先敬老宝顺的酒，喜事啊!老宝顺也许一辈子不曾受到过这样的抬举，那双粗糙的大手，有点颤颤拙拙的端起酒碗，于是大家都一齐敬他，说大喜、大喜、缘份、缘份。只见老宝顺艰难地喝下了一口酒，大家都连声说好，也就都饮了一口，筷子一齐伸向桌子当中那一大碗切得四四方方、烧得红红油油的红烧肉，送进嘴里，愉快地咀嚼着。喜酒就这样吃起来了。
酒至半酣，舅舅高声说，文槐呢，咋还不出来?
家织布的印花蓝布门帘一动，文槐就从房间里很含愧的出来了，点着头称叫着营长、队长和各位长辈，而后站到舅舅身边。舅舅把腰挺了一挺，说，我唱一段《借东风》助兴。手拿筷子在碗边上敲着，放开粗哑的喉咙，唱了起来：
学天书，玄妙法，易如反掌;
设坛台，借东风，相助周郎。
曹孟德，占天时，兵多将广;
领人马，下江南，兵扎长江……
跑忙的妇女们都挤到门口来听唱。以他这个外行听来，唱得是有板有眼，嗓门虽粗，却是婉转有致。一直唱到最后：
这也是，大数到，难逃罗网;
诸葛亮，在坛上，祝告上苍。
啊!一刹时，东风起，从空而降;
为啥，有一道，杀气红光!
唱毕，都喊一声好。舅舅神不动，气不喘，对身边的文槐说，我让你站着，就是让你听我唱，听清后面的唱词没有?大数到，难逃罗网，有一道，杀气红光。好在你暗中得贵人相助，化险为夷、因祸得福，但还要逃出罗网。明天一早，跟我走!
想不到这段唱的用意在这里。营长说，对，跟舅舅学烧窑去，一世的饭碗不用愁了，哪个社会不要砖瓦盖房子?等我们集体经济发达了，要统一布局，给家家盖两层楼的房子。众人都附和。舅舅说，我在外面，不曾来得及拦住你，你做了出头椽子，当了文革主任，我心里就说，不是好事。现在，没等到人家当权派反巴掌拍过来，你自己就下台了。这是好事，不是坏事。舅舅有钱，以后你比舅舅还要有钱。酒也不要你多敬了，这碗酒，你把营长、老姑爹、二先生、你丈人四个人敬一下，别的我来代你敬，你也累了，敬了酒就到房里去，跟小粉子谈谈心，道个歉，以后一世的夫妻，家里边一切还要靠她。
舅舅一番话，说得真是不同寻常。
文槐遵照舅舅吩咐，端了酒碗，依次敬酒，最后到了老宝顺面前，恭恭敬敬清清楚楚喊了一声“爹爹”，一口气饮尽了一碗酒，老宝顺虽没应声，也没有站起来，但也饮了酒。大家说，好!好!
文槐把酒碗送还舅舅面前，给大家躬躬身，就去进了房门。舅舅给自己重新斟满，端起酒碗，说，今天情况有点特殊，所以我不让他多喝，不到之处，我做舅舅的代他来敬。我把这一碗喝下去，算是敬营长、老姑爹、二先生、所有各位贵客!说罢，端起那满满一碗酒，也是一口气喝了下去，众人都喊一声好，忙请舅舅用菜。舅舅说着“请请”，伸出筷子，夹了一块亮晶晶四方方的大肥肉送进嘴里，说，我们农村就是上规矩，切肉都符合孔夫子要求，叫做“割不正，不食”，二先生，可是这样?
想不到这烧窑师傅还知道《论语•乡党》这一句，他说，对对，你说得对，那就是“礼”的规定!
舅舅伸手取过那二斤装的酒瓶来，先给众人都斟了酒，而后把自己的酒碗又斟满，放下酒瓶在自己面前，说，我再来一段诸葛亮!众人喊一声好，舅舅用筷子敲着碗边，又粗门大嗓唱了起来：
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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