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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大传》(第十卷 只争朝夕)第360章

东方直心 · 2015-07-23 · 来源:乌有之乡
《毛泽东大传》 收藏( 评论() 字体: / /

 第360章

“婚姻不就是束缚嘛,没有感情了就要解放自己。任何死亡的婚姻对
女方都是最不利的。如果今后婚姻制度改革,改成男女双方订个契约,
一定年限之后或续订或解约,那时间订得太长也对女方不利。”
话说1972年7月7日,毛泽东在原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子女的来信上批示道:
“我看廖汉生和杨勇一样是无罪的,都是未经中央讨论,被林彪指使个别人整下去的。”
7月10日,毛泽东会见了法国外交部长舒曼,他在谈话中说:
“你们现在跟英国搞好,我赞成,要团结起来才好,有时吵架是难免的,但总应该大团结,小吵架。我们不希望你们那么乱。你们还要注意,苏联的政策是声东击西的,口里讲要打中国,实际上想要吞并欧洲,危险哟。”
7月14日,周恩来会见正在中国访问、探亲的美籍华人学者访问团和美籍华人学者参观团全体成员。
7月19日,正在中国访问的美国研究中国近现代史青年学者罗克珊.维特克,向陪同她的中外友协工作人员表示说,希望能见一见江青。于是,对外友协就向周恩来呈送了一份报告。周恩来考虑到维特克是一位年轻的女教授,对中国也比较友好,就将对外友协的报告批转给了江青。他写道:
江青同志:
如你这两天精神好,可以见见此人,谈上一个钟头就可以了。如果不愿见,也可不见。在你尚在北戴河时,已请邓颖超、康克清两同志见她,谈谈长征。蔡大姐因身体不好,尚在北戴河,不拟见了。
                                              周恩来
江青按照周恩来的安排,先让接待人员把她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讲话转告给维特克,并把重要的部分读给维特克听,让维特克知道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真正意义,以及自己的想法和做法。然后,抽出了不少时间,和维特克进行了交谈,回答了她提出的各方面的问题。
后来,维特克记述了她和江青的交往情形,她写道:
“江青戴着一副褐色的塑料边框的眼镜,我也曾在60年代初以来有关她的一些照片上注意到过。她的很好的橄榄脸色在热气中闪闪发亮。她的鼻子和面颊完全是雕刻出来的,造型和毛泽东的有些像。她身高不过5英尺5英寸(大约1.70米),算是很高(就像大多数山东人那样)。她站在我面前,要矮1英寸,皱着眉头嘲笑我的鞋子不公平。她身材纤细,骨骼较小,肩有些斜,腰也很细,走起路来比较轻柔优雅。她的手很细致,手指非常细,正如古代诗人所称的‘纤纤玉指’,动作就像流水一样。
她的衣着比较保守——珍珠灰的裤子配着一件相衬的束腰外套,里面是做工考究的白色丝质衬衫。和绝大部分中国人一样,她也穿着塑料凉鞋,虽然她的凉鞋是与众不同的白色。她还带着一个与我们无产阶级文化相匹配的白色塑料手提包。她的装束的风格、剪裁和质量,都和邓颖超的差不多,比普通人要精细很多。和邓的一样,衣服的边角不是很精致。她们衣服的肩部很引人注目,难道这些就是无产阶级风格的体现吗?”
“她享受的服务与其他人没什么区别。”
“1个小时之后,我们又从晚宴上来到天桥剧场,观看江青改革的第一个京剧样板戏《红灯记》。她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要求所有的文艺都要达到这种无产阶级的政治标准。”
“她专注地看着我,说道:‘我希望你走埃德加.斯诺的路,走斯诺夫人的路。’”
“‘可能有人会说我们把你洗脑了,’她取笑道:‘你害怕吗?’‘不,我不怕。这种洗脑,是不可能的。’‘毕竟,’她说:‘尼克松总统和夫人也来过这里。如果我能陪同尼克松总统和夫人,为什么我不能陪同你呢?你们都可以竞选总统!’”
“她转到了更加严肃的问题,那就是我现在的角色。她说我是第一个了解她的过去历史的外国人。然后,又提到了发表这次会见内容的问题:‘你可以发表。但是,你必须认识到我不是把你当成一名记者,而是一个好朋友。首先,我还得请总理检查这次会谈的文字稿。我今晚告诉你的都是事实。很显然,我们(她和共产党的领袖)走的是一条曲折困难的道路。即使我现在都快60了,我仍然有决心保持政治上的青春。’”
“她解释了‘政治上的青春’和生活的其他方面的含义。”
再说7月21日,早在4月下旬从江西石油化工机械厂回到北京参加批林整风会议、并检查身体的陈云,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请求中央根据我身体情况,分配给我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7月22日,毛泽东在陈云的来信中批示道:
“印发。请中央商定,我看都可以同意。”
7月24日,毛泽东找周恩来、姬鹏飞、乔冠华和王殊谈话。
早在5月间,联邦德国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施罗德通过中国新华社常驻波恩记者王殊,向中国政府传递信息,要求访华。不久,施罗德便获得了中国方面的邀请。7月间,施罗德率团来到北京访问。毛泽东指示从波恩召回王殊,进一步了解联邦德国政府的动态。
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说:
“西方有些人正在讨论苏联的战略是向西还是向东,还是声东击西,有些人还在幻想祸水东移。”
他列举了中外史上一些声东击西的战例,接着说:
“欧洲是一块肥肉,谁都想吃,美苏争夺的重点在欧洲,双方的大军都摆在欧洲地区,争夺越来越激烈。西欧国家太多、太散、太软,受到美苏两霸争夺的威胁,要联合起来,维护和平与安全。”
周恩来向毛泽东介绍了施罗德访华的情况。毛泽东说:
“可以请一些人来,右翼的也请来,我也可以同他们谈。尼克松来,就在这个房间里,我们谈得还不错。欧洲矛盾很多,局势很复杂。没有什么明灯,全是胡扯的。可以请一些人来,也可以派一些人出去,要搞调查研究,情况弄得确实一些。”
在谈到中国是否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那件事时,他说:
“那个文件,我本来也是看了的,画了圈。后来到了晚上,考虑还是要请,就叫打电话。结果他们那边也是没有准备,就去请示东京的大使馆,马上发护照,就来了。”
毛泽东还说:
“我们下一代要多找些人学外国语,把外国的好的东西学过来,坏的东西不要,好的东西批判地吸收。”
关于培养接班人的问题,毛泽东说:
“外国人说我们现在年纪大了,寄希望于年轻人,说是我们死了就会变修。怎么办?我的意见就是搞一点年轻人来当共产党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所谓年轻人,就是年龄在30至40之间,要工人和农民。老年、中年还要。你们多找找,南方北方都找。文化水平低一点,用一批知识分子辅助。”
几天以后,中国外交部委派王殊为中方谈判代表,联邦德国外交部委派其政治司司长史塔登为谈判代表,在波恩举行建交谈判。双方于9月29日达成协议,并草签了建交公报。这是后事。
且说7月31日晚,中央军委在国防部举行了庆祝“八一”建军节招待会。经毛泽东批准,陈云、李富春、王震、滕代远、陈再道等一批老干部在招待会上公开露面。
1972年8月1日,《人民日报》等各大报纸都报道了中央军委在国防部为庆祝人民解放军建军45周年举行盛大招待会的消息。这是在文化大革命运动结束以后,老干部见诸报端最多的一次建军节招待会。
8月3日,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热情赞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赞颂毛泽东思想的亲笔信。
前边已经说过,邓小平和妻子卓琳、继母夏培根自1969年10月下旬开始,搬进了南昌市附近新建县望城岗原来步兵学校的一座小院,居住在原来步兵学校校长的一幢两层红砖小楼里。
邓小平写于8月3日的这封信,是委托江青转交给毛泽东的。他在信中写道:
主席:
前天(8月1日),我第4次同全体职工一块儿听了关于林彪反党反革命集团阴谋叛乱的罪证和关于陈伯达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的历史材料,使我更加感到,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和广大深入的群众运动这面无比巨大的照妖镜,这样迅速地把这帮牛鬼蛇神的原形照出来,特别是如果不是主席这样从他们的世界观以及他们的政治观点和阴谋活动,及时地察觉出他们的反动本质和极大的危害性,并迅速地把他们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如果一旦他们完全掌握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那不但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会变到资本主义复辟,而且会使我们的国家重新沦入半殖民地的地步,更不知会多少人头落地。没有疑问的,那时革命的人民和真正的共产党人最终会起来把他们打倒,恢复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但是这要经过多长的痛苦的历史反复啊!言念及此,真是不寒而栗。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打倒了刘少奇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打倒了林彪、陈伯达这个反革命集团,再一次为党和国家消除了最大的危险,使我不禁欢呼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对于林彪和陈伯达,我没有什么重要材料可揭发,特别是对于他们的历史我一无所知,只能回忆一下平时对他们的感觉。
对林彪,我过去觉得他很会打仗,我不相信什么百胜将军,不打败仗的将军是没有的,事实上他也不是每战必胜的,但认为他毕竟是一个军事能手。他的沉默寡言,我也觉得是一个长处。在历史上,我知道他犯了两个错误,一次是在长征时,他同彭德怀搞到一块,反对毛主席的领导,他历来标榜自己是反对彭德怀的,但在这样非常困难的关头,却同彭德怀结成同盟,搞秘密串联,如果没有主席的威望和坚强的领导,不知会成什么局面。再一次是抗美援朝,这也是一个严重的政治关头,他又出面反对毛主席的极端重要的政治政策,并且拒绝到朝鲜作战。按说他是比彭德怀适当的人选,而他竟拒绝了。在实质上说,他是怕美国,不相信会打败美帝,不相信自己的正义立场和自己的力量。这两件事,一直到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大家的自我批评的空气中,他才轻描淡写地说了一下。
在全国解放后,我从一些事情中,逐渐觉得他是一个怀有嫉妒心和不大容忍的人。这我是从他对罗荣桓、刘伯承等同志的态度中看出的。刘伯承同志在军事学院的教学方针是有缺点和错误的,批判是应该的。但是林彪和彭德怀一块,对刘的批评不是与人为善的,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是声色俱厉的。他们甚至说刘在2野没起什么作用,似乎只有我在那里起作用。当时我曾为此说过,没有那样能够很好合作的司令员,我这个政治委员也起不了什么作用的。对我这个态度,林彪当然是不高兴的。罗荣桓同志同林彪是老战友,按说他们应该是很好的。罗荣桓同志为人的朴实、诚恳和厚道,是大家所知道的,罗在干部中是很有威信的。林彪就说过,4野干部有事就找罗,不找他。记不得是195几年,罗荣桓同志曾指出林彪在宣传毛泽东思想中,只强调老3篇,是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林彪非常不高兴,从此对罗的关系很坏。至于对贺龙的关系,大家是知道的。
对于罗瑞卿问题的处理,我是有错误的。在罗瑞卿问题出来前,我一直认为罗瑞卿同林彪的关系是不会坏的,我一直觉得罗是林的老部下,罗当总长又是林推荐的,应该没有问题。所以,当1965年12月林彪提出罗瑞卿问题时,性质是那样严重,我的感觉是很突然的。而在叶群向我叙述罗瑞卿如何反对林彪,如何企图夺权时,又夹着一些罗如何轻视我的话,我听了并不舒服,我总觉得其中包含了一些个人的东西,在方式上多少带一些突然袭击的性质,这多少影响我在处理罗的问题犯下那样不容宽恕的错误。
对于林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现在看来,他的确是为的打着红旗反红旗,是准备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步骤。但是过去我一直认为他抓得对,抓得好,比我好得多。我过去的最大错误之一,就是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我认为毛泽东思想是在一切领域中全面的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我是赞成强调毛泽东思想对于马列主义的继承、捍卫和发展作用的。
林彪多次说,只要人不怕死就会打胜仗,这是正确的,又是片面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见到“毛主席缔造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这样的提法,觉得有些刺眼,只觉得这是提高林彪威信的提法,不敢有别的想法,现在原形毕露,才恍然大悟了。
对于陈伯达,他的历史我一无所知,甚至在延安写的三民主义概论我也不知道。我对陈的印象是,这个人自负,很虚伪,从来没有自我批评。他会写东西,我从来没有听他赞扬过别人写的东西。对于能写的人,他是嫉妒的,例如对胡乔木。他经常的口头禅是“我是个书生,不行”,这就是他唯一的自我批评。他看不起没有他参与过的文章或文件。如果他提出过什么不正确的意见,而后来被批判了,他不再说就是,从来没听他说他在那件事搞错了。写批判苏联修正主义一批文章时,由于是在康生同志那一个班子写的,陈伯达一直没有兴趣参加。只在搞国际共产主义运动25条时,由于指定他主持修改,才积极起来。
主席知道,林彪、陈伯达对我,是要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如果不是主席的保护,我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了。
我同全党全国人民一样,热情地庆祝在摧毁了刘少奇反革命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摧毁了林彪反党反革命集团的伟大胜利!
关于我自己,我的错误和罪过,在1968年六七月写“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认识到的,作了检讨。到现在,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
我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是在1931年初不该离开红7军,尽管这个行为在组织上是合法的,但在政治上是极端错误的。
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期间,我基本上执行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当然也犯过一些个别的错误。
我另一个最大的错误,是在到北京工作以后,特别是在我担任党中央总书记之后,犯下一系列的错误,一直发展到同刘少奇一块推行了一条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书记的工作,我做得很不好,没有及时地经常地向主席请示报告,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在60、61年困难时期,我没有抵制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资本主义的歪风,没有遵照主席指示抓好三线的基本建设,使不该下马的也下了马,推延了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的三线建设。在工业建设方面,我主持搞的工业70条,没有政治挂帅,没有把主席的《鞍钢宪法》作方针,因而是一个错误的东西。在组织上,我看错了和信任了彭真、罗瑞卿、杨尚昆这些人。特别重大的是我长期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露我批判我,是完全应该的,它对于我本人也是一个挽救。我完全拥护主席的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
我犯的错误很多,在“我的自述”中交代了,这里不再一一列举。我的错误根源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造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结果。
在去年(1971年)11月我在呈给主席的信中,曾经提出要求工作的请求。我是这样认识的:我在犯错误之后,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接触已经5年多快6年了,我总想有一个机会,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完全知道,像我这样一个犯了很大错误和罪过的人,在社会上批臭了的人,不可能再得到群众的信任,不可能再做什么重要的工作。但是,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经68了,还可以做些技术性质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做七八年的工作,以求补过于万一。我没有别的要求,我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衷心地敬祝主席万寿无疆!
                                        邓小平
8月11日,毛泽东在原高级党校校长林枫子女的来信中批示道:
“我意放他出来治病。林枫问题过去没有弄清楚,有些证据不足,办案人员似有一些逼供信。”
8月14日,毛泽东在江青转交的邓小平来信上做出了批示,他写道:
“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
1、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4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
2、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
3、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
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周恩来立即让汪东兴把毛泽东的批示和邓小平的信,印成若干份,送给中央政治局委员传阅。
8月15日,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又以中央名义通知江西省委,宣布对邓小平立即解除监督劳动,搞一些参观访问、调查研究的活动。并指示将一些原来的公务员、秘书调回邓小平身边,协助他工作,改善他的生活。
8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征询三支两军问题的意见通知》,并附上了《关于三支两军若干问题决定》(草案)。通知中写道:
“三支两军人员撤回部队。凡建立党委的地方和单位,军管、军宣队、支左领导机构撤销,少数军队干部转业留在地方工作。”
8月21日,毛泽东批准了周恩来批示呈报的《关于进口一米七连续式轧板机问题的报告》。
这个报告原先是由冶金部于1972年5月5日提出申请,从国外进口一米七大型钢板冷轧机和与之配套的热轧机。8月6日,国家计委向国务院呈送了《关于进口一米七连续式轧板机问题的报告》。这个项目约需4亿美元。后来,武汉钢铁公司从联邦德国与日本进口了一米七轧机,连铸和冷轧设备是从联邦德国引进,热轧和硅钢片设备是从日本引进。
1972年9月7日,37岁的王洪文应召来到北京。张春桥陪同毛泽东接见了王洪文。
王洪文,文化大革命前是上海国棉17厂保卫科干事。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当上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司令,在“安亭事件”中闻名全国。后来,先后升任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在中共“九大”时,成为主席团成员,还作为上海工人阶级的“杰出代表”在大会上发言,当选为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在上海,王洪文排名于张春桥、姚文元之后,是上海的第3把手。
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开始考虑新的副主席和接班人的人选。他认为一定要选坚决拥护文化大革命、在运动中能冲锋陷阵、表现好并做过重要贡献的人。于是,王洪文就被康生推荐给了毛泽东,他说:
“上海的工人运动搞得很不错,王洪文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人。”
张春桥也说:
“王洪文当过兵,打过仗,务过农,做过工,有过锻炼。”
毛泽东在这一次接见王洪文时,紧紧地握着他的手,显得非常热情。落座后,毛泽东问长问短,问他念过几年书,当过几年兵?称赞他当过兵、务过农、做过工,集工农兵于一身。临别时,毛泽东特意交代王洪文说:
“你在北京多看点马列的书,多听听各种会议的意见。”
自此,王洪文由上海调到中央工作。显而易见,毛泽东是把王洪文当作接班人培养的。
9月21日,中日两国政府同时发表了关于田中角荣首相访华的公告。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历届政府一直追随美帝国主义,采取敌视中国的政策,参与策划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尽管中日两国存在着邦交不正常的状态,毛泽东还是非常重视中日关系,为两国人民实现邦交正常化和发展友好关系,一直进行着不懈的努力。他为了推动中日关系的发展,从1955年以来,先后接见过日本客人30多批。中国政府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提出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三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台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应予废除。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的顺利发展,日本政界的有识之士以此为契机,强烈要求日本当局积极改善中日关系。1972年7月初,日本组成了以田中角荣为总理大臣、大平正芳为外务大臣的新内阁。这个新内阁把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作为首要任务。于是,他们就受到了周恩来的邀请。
9月25日,日本田中角荣首相和大平正芳外相及二阶堂进内阁官房长官率团来华访问。
这一天,北京城秋高气爽,风和日丽。北京机场上悬挂着的五星红旗和太阳旗迎风飘扬,鲜红的地毯格外引人注目。
11时30分,一架日航DC-8型专机徐徐在跑道上降落,不一会儿,机舱门打开了,身穿深灰色西服打着素色领带的田中角荣首相缓步走下舷梯。身穿灰色中山装的周恩来健步迎上前去,紧紧地握着田中角荣的手,热情问候。尔后,他又与大平正芳等人亲切握手。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先后奏起《君之代》和《义勇军进行曲》。周恩来陪同田中角荣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
9月27日晚8点30分,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所会见了田中角荣、大平正芳,还有日本内阁官房长官二阶堂进。陪同毛泽东会见的是周恩来、姬鹏飞,还有外交部顾问廖承志。
周恩来把田中角荣等人从休息室带到毛泽东的扶手椅边。毛泽东向他们示以欢迎的微笑,同他们亲切握手。待客人落座后,毛泽东对田中角荣说:
“欢迎你,我是个大官僚主义者,见你们都见得晚了。怎么样,吵了架吗?总要吵一些,天下没有不吵的。”
田中角荣回答说:
“吵是吵了一些,但是已经基本上解决了问题。”
毛泽东笑着说:
“不吵不行啊!吵吵架对你们有好处。不打不成交嘛!吵出结果来就不吵了嘛。”
田中角荣点头称是。周恩来插话说:
“两位外长很努力。”
“是的,两位外长很努力。”
田中角荣也补充了一句。毛泽东侧过脸,对着大平正芳说:
“你把他打败了吧?”
他用手指了一下姬鹏飞,说完哈哈一笑。大家都笑了起来。大平正芳不好意思地连忙解释说:
“没有,我们是平等的。”
田中角荣插话说:
“我们进行了非常圆满的会谈。”
“那就好了。”毛泽东说:“你们那个‘增添麻烦’的问题怎么解决了?”
原来在26日下午双方举行的第2轮会谈中,周恩来针对田中角荣在25日晚欢迎宴会上致词时轻描淡写地把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说成是“我国给中国人民添了很大麻烦”这句话,坦诚地说道:“田中首相表示对过去的不幸的过程感到遗憾,并表示要深深地反省,这是我们能够接受的。但是,‘添了很大麻烦’这一句话,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感。因为普通的事情也可以说是‘添麻烦’,‘麻烦’在汉语里意思很轻。”田中角荣解释说:“可能是日文和中文的表达不一样。从日文来说,‘添麻烦’是诚心诚意地表示谢罪之意,而且包含着保证以后不重犯,请求原谅的意思。如果这样的表达不合适,可以按中方的习惯改。”
现在,田中角荣见毛泽东又提出了这个问题,就真诚地说:
“我们准备按中国的习惯来改。”
毛泽东说:
“中日有两千多年的来往。历史记载中第一次见于中国历史的是后汉嘛。”
田中角荣说:
“所以,我们一直听说日中交流的历史有两千年。”
毛泽东转换话题说:
“你们到北京这么一来,全世界都战战兢兢,主要是一个苏联,一个美国,这两个大国。它们不大放心了,晓得你们在那里捣什么鬼。美国好一点,但也有一点不那么舒服,说是他们今年2月来了没建交,你们跑到他们前头去了,心里总有点不那么舒服就是了。”
田中角荣解释说:
“美国声明支持我们到中国。”
毛泽东说:
“基辛格也通知我们了,不设障碍。”
“是的。”田中角荣进一步解释说:“我同大平外务大臣一同去夏威夷见过美国总统尼克松。美国也承认日本来访中国是符合世界潮流的、必然发展趋势的。因此,美国支持日中两国改善关系。”
说罢,他从茶几上拿起一支熊猫牌香烟,问毛泽东:
“我是否可以抽烟?”
毛泽东拿起身边的小雪茄说:
“你抽不抽我的烟?”
“这个就行了。”田中角荣说:“我本人已经戒烟了,但由于同周总理谈判的时间长了,又抽上了。”
说着,他划着火柴,站起来给毛泽东点烟,然后自己也点上了烟。毛泽东说了声:“Thank you(谢谢)。”悠然地吸了两口,又建议日本客人喝点茅台酒。田中角荣说:
“听说茅台是65度,不过我很喜欢。”
“不是65度,是70度。”毛泽东纠正道:“谁给了你这么个错误的信息!”
他又说:
“顺便说一句,中国的古董很多,让旧的东西捆住手脚不好。”
毛泽东还谈起了他的父亲,他说:
“小时候,父亲对我很严厉,我就造他的反。儒家的《四书》、《五经》上说父慈子孝,我问父亲,为什么对我不好。不扯远了,日本竞选时,角逐很激烈吧?”
当田中角荣谈到日本竞选的艰辛时,毛泽东摇摇头,喃喃地说:
“到街上去做竞选演说谈何容易!在街上演说可是件苦差事。”
他还说,半个世纪前他在长沙就经常这样做。
“你们的议会制度是怎么回事?”
毛泽东问田中角荣。田中角荣小声说:
“它也有它的问题。”
“日本一定存在许多问题,是吧?”毛泽东吸了口烟,沉思了一下,又说:“创造了平假名和片假名的民族是伟大的民族,我现在还在学习日文,还想去日本留学。”
大平正芳却认真地说:
“我们怎么可能照料好您呢?难办哪,还是请您别去留学吧。”
毛泽东半开玩笑地说:
“你不友好啊!”
他问起廖承志在日本时候的情况,廖承志说他就出生在日本。毛泽东同田中角荣开玩笑说:
“你们如果要,把他带回去嘛!”
田中角荣也笑着说:
“廖承志先生在日本是非常有名的。我前天对周总理说,如果他到日本竞选参议员,肯定可以当选。”
“那他到日本去当参议员好了,好不好?”毛泽东说罢转过头问周恩来:“声明什么时候发表啊?”
周恩来回答说:
“可能明天,今天晚上还要共同研究定稿。要搞中日两种文本,还有英文本。”
毛泽东深深地吸了口烟,对田中角荣赞许地说:
“你们速度很快呀。”
“是的。”田中角荣兴奋地说:“只要时机一成熟,就可以得到解决。只要双方不玩弄外交手腕,诚心诚意地进行谈判,一定可以取得圆满的结果。”
毛泽东说:
“可以几十年、百把年达不成协议,也可以在几天之内解决问题。现在彼此都有这个需要,这也是尼克松总统跟我讲的。他问是否彼此都有需要,我说是的。我说,我这个人现在勾结右派,‘名誉’不好啊。你们国家有两个党,据说民主党比较开明,共和党比较右。我说民主党不怎么样,我不赏识,不感兴趣。我对尼克松说,你竞选的时候,我投了你一票,你还不知道啊。”
说罢,他爽朗地一笑,又对田中角荣说:
“这回我们也投了你的票啊。正是你讲的,你这个自民党主力不来,那怎么能解决问题呢?所以有些人骂我们专门勾结右派。我说,你们日本在野党不能解决问题,解决中日复交问题还是靠自民党的政府。”
田中角荣解释说:
“按照日本宪法的规定,内阁有权处理外交事务,而且,内阁的成员要共同对日本国民负责。所以这次我们3人来中国,谈定联合声明后要报告内阁,取得内阁的承认。”
会见将要结束时,田中角荣由衷地说:
“看来,毛主席身体很健康,今天能见到毛主席很荣幸。”
“不行了,我这个人要见上帝了。”
毛泽东诙谐地笑着。周恩来指了指靠墙的书架,对田中角荣说:
“他每天读很多文件,你看有这么多书。”
田中角荣随着周恩来的手扫视了摆满了各种书籍的书架,无限感慨地说:
“今天使我感到不能借口忙而不读书了,要好好读书才好。”
“我喜欢读书,是中了书毒了,离不了书。知道对身体不好。不读,睡不着觉。”毛泽东指着周围书架和桌上的书说:“你看,这是《稼轩》,那是《楚辞》。”
说着随手拿起桌上的《楚辞集注》共6册,递给田中角荣说:
“没有什么礼物,把这个送给你。”
田中角荣惊喜不已,连忙站起来接过书,向毛泽东深深地鞠了一躬,动情地说:
“非常感谢,谢谢毛主席。我们3个人一定好好学习。祝毛主席身体健康。”
毛泽东身起与客人一一握手,送行,田中角荣一再谦让,毛泽东坚持把他们送到了门口。
后来,大平正芳在回忆这次会见时写道:“毛主席是一位无限深邃而豁达的伟大思想家、战略家,他非常真诚坦率,谈起话来气势磅礴,无拘无束,富于幽默感,而且使人感到和蔼可亲。”“是一位一点也不使人感到威严的、慈祥的‘老伯伯’。”
9月29日,周恩来与田中角荣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声明中宣布:中日两国建立外交关系。日本政府承认中国政府提出的三原则。中日两国政府同意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各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两国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
9月30日,田中角荣圆满地结束了中国之行,从上海乘专机回国。
这天晚上,毛泽东召集参与中日建交工作的领导人和部分工作人员,听取汇报。在场的有周恩来、廖承志、姬鹏飞、乔冠华、章含之。章含之坐在毛泽东对面一张临时搬来的椅子上。
毛泽东情绪很好,屋里洋溢着轻松的气氛。毛泽东在听完汇报后突然对章含之说:
“我今天要批评我的老师。章老师,你这个人没有出息。”
章含之以为毛泽东和她开玩笑,就很随便地笑着回答说:
“我从来就没出息,主席您批评吧!”
不料,毛泽东收起笑容,很认真地说:
“我说你没出息是说你好面子。你丈夫早已和你没有感情了,你为什么还不离婚?为什么还怕别人知道?”
章含之与丈夫已分居多年,她受传统观念的束缚,怕人议论,一直拖着未办离婚手续。她没想到毛泽东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谈起此事,一时不知如何回答为好。毛泽东就如同家中的长辈一样,开导章含之说:
“婚姻不就是束缚嘛,没有感情了就要解放自己。任何死亡的婚姻对女方都是最不利的。如果今后婚姻制度改革,改成男女双方订个契约,一定年限之后或续订或解约,那时间订得太长也对女方不利。”
章含之见毛泽东如此关心自己的个人生活,忍不住眼睛湿润了。毛泽东见她动了情,接着说:
“你还年轻嘛,干嘛不早点解放自己?我这个老师就是太要面子,怕人家说闲话,怕什么嘛!你还怕别人在背后说你是私生子。那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孔夫子也是私生子。私生子聪明呢!”
章含之流着泪说:
“谢谢主席的关怀,您批评得对,我一定照办,一定解放自己。”
后来不久,章含之办理了离婚手续,彻底摆脱了那一段失败的婚姻。毛泽东知道后,立即派人将一筐金日成送来的大红苹果,给章含之送去,还捎去一句口信说:“祝贺章含之同志自己解放自己了。”
欲知毛泽东还有何等惊人之语?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1972年中国先后同18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或者实现了外交机构升格,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同外国建交最多的一年,是毛泽东外交思想的伟大胜利。不是有人污蔑说这是一个“闭关锁国”的时代吗?在铁的事实面前,不知能不能让那些乌鸦闭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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