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现伟人的智慧与幽默
何建明
1925年2月，毛泽东以养病为由，和杨开慧带着儿子毛岸英、毛岸青回家。刚到韶山，就遇上团防局长成胥生把叫化子当过激党试枪。毛泽东以此为契机，组织农民为叫化子收尸，巧妙地唤醒了农民的觉悟，在成胥生的几十条枪口下，把叫化子送上山，使农民认识到团结起来的力量，第一次在封建势力面前抬起了头。
毛泽东是一个幽默的伟人，这在世界都是公认的。这部作品以幽默的手法和笔墨表现了毛泽东青年时代的幽默和风趣，使毛泽东的形象更加生动而有情趣。
毛泽东和成胥生多次斗智获胜之后，又在成胥生的眼皮底下悄悄成立了韶山党支部。为了迷惑成胥生，毛泽东和大家开完会，就在一起打湖南农村的一种纸叶子牌。这时，正好成胥生领着团丁来到上屋场。毛泽东发现成胥生进来，想起成胥生排行第八，伸手把毛福轩打掉的那张牌捡起来，插在自己手上的牌中，说：“我正盼着来个小八哩，福轩，你可是帮了我一个大忙。”杨开慧说：“润芝，你已经吃了一次小八，又吃？”“开慧呀，手气来了，挡都挡不住啊！要符牌了，不要说小八，王八我也要吃了。”毛泽东说。庞叔侃说：“先生喜欢吃小八，每次吃了小八就符牌。”毛泽东看了下手上的牌，打着哈哈说：“叔侃说得对，我跟小八有缘，这次吃了小八，我又符了。哈哈哈，我又赢了一盘，哈哈哈哈！”
毛泽东这几句看似玩笑的话，却幽默风趣地把他和成胥生的几个斗争回合进行了一次小结。成胥生自然听出了这话外之音。他没有抓住毛泽东开会的把柄已经很气，此时听到这话，气恨中又显得有几分尴尬，却又不好说什么。然而，作者意犹未尽，又描绘毛泽东好像才发现成胥生，拿着纸牌站起来，十分大度地邀成胥生玩牌。名义上是讲玩牌，实际上是在打哑谜。毛泽东说要领教领教成胥生的“牌艺”。成胥生心里当然明白毛泽东此时所说的“牌艺”是指什么，但表面装笑，也话里有话地说润芝先生智慧过人，“肯定是玩纸符子牌的高手，我玩不过你的”。毛泽东知道成胥生心里明白了，笑着说成胥生这是谦虚，又话里有话说：“我看成局长的脑瓜子十分聪明，玩纸符子肯定是有两手的！”
这段讥笑讽骂，风趣诙谐，不仅推进了故事情节，也把毛泽东的机智幽默表现得淋漓尽致。
小说中描写毛泽东的许多细节都耐人咀嚼。如正在吃饭时，几个农民兄弟报告说成胥生带着枪兵分三路向韶山包抄而来。毛泽东分析认为，枪兵在如意亭吃了晚饭动身，到上屋场最快也要个把小时，说着，又把饭碗递给杨开慧，还要她装饭。杨开慧虽然接过了碗，却没进厨房，满脸的担忧，说：“润芝，算了吧，你还是快点动身。”毛泽东手拿筷子摇着说：“不行不行，我饭还是要吃饱。不吃饱饭，赵恒惕那么多枪兵，我怎么跑得了。”这里反映表现了毛泽东是一个平常人，要吃饭，吃饱饭，也表现了他的幽默、大气。
团防局长成胥生，是毛泽东这次回韶山的主要对手，尽管他狠毒狡猾，用各种手段对付毛泽东，最终仍不是毛泽东的对手。作品把成胥生心狠手辣、机关算尽，却仍不是毛泽东的对手的狼狈相描绘得神气活现，同时，反衬出毛泽东的过人智慧，与对手斗智斗勇的幽默和风趣。
这部长篇第一次以小说的手法，成功塑造了伟人毛泽东的艺术形象。作品顺应当今读者的阅读习惯，加快故事的节奏。小说中“调虎上山”、“联名状”、“金蝉脱壳”等故事，都是环环紧扣，情节紧凑，波澜起伏。教育会的民主选举，也是该作中亮丽的一笔。平粜斗争，是作品的高潮。被发动起来的农民，与官绅已形成两个堡垒，多次较量，积有小胜，在灾年到来之际，在韶山党支部的领导之下，进行有组织、有策略的大规模斗争，矛盾尖锐，人物跌宕纠葛，文笔龙腾蛇绞，这个小故事也就水到渠成，自然而然形成全书的高潮。紧凑的故事情节，推动高潮的形成，使作品更有张力，更有故事性，更能刺激阅读的快感。
在写平粜开始时，就使人感到对方来势不善。成胥生利用做生日酒，把乡绅喊在一起，商议对付毛泽东的办法。酒宴中，一个矮个子乡绅对成胥生说，最近银田寺米行无米，有几个农民找到他家来了，要求买点米度荒，问成胥生怎么办。成胥生指着这个乡绅说，这个好人你不要做！他们不是有毛泽东吗？你让他们去找毛泽东要饭吃！紧接着，毛泽东因韶山饥民的事情陷入了困境，组织农民向成胥生要求平粜，成胥生又将粮偷运湘潭，毛泽东马上指挥农民拦阻。读到此时，平粜有抢米风潮的感觉，越往下读，似乎更能坐实，情节一环紧扣一环，一旦读完，才知确实是平粜。作品在快节奏的情节中制造了一个悬念，官绅们的谋划防备，农民们看似过激的行动，加强了这个悬念，至一个又一个包袱抖开，才又一次看到毛泽东领导农民斗争的谋略。每次故事情节，均展开得较早，包袱却迟迟不开，悬心悬胆读下来，有快意！金蝉脱壳一节，亦是快节奏进展，枪兵对毛泽东的包围、追捕，给毛泽东造成了十分危险的局面，步步紧逼，有声有色，为全书结束，划了个圆满的句号；为另一个故事的展开，亦铺垫了一个悬念。
在结构方面，这部作品也有独特之处。作品结构奇巧，由两条线索贯穿，人物分头叙述，事件交织而成。描绘主要人物和次要人物交织进行，出场人物虽多，分而不散；矛盾冲突不断，件件成形。敌我双方主要和次要人物性格，既有正面描绘，更多的是在矛盾冲突中使之鲜活。矛盾和斗争是统领全篇隐伏或彰显的主线，而主要和次要人物的描画，是主线上的珠玑，人物是血，事件是水，两相融合，入情入理。
在次要人物中，作为韶山五杰的毛福轩沉稳多谋，李耿侯耿直善疑，钟志申性子暴躁似李逵，毛新梅是个慢性子郎中，庞叔侃是个血性青年，他们都是毛泽东的同窗或儿时朋友，性格各异。花费笔墨较多的刘剃头也是刻画得较好的一个次要人物，由他穿针引线，牵出了许多的曲折故事，体现了人物性格的多样性。忌讳直书，能找到极恰当的细节，展现了作者的功力。寥寥几笔的老族长，仅用夹杂在话语中的咳嗽声，轻轻点染，就生动了一个人物，渲染了当时的气氛，亦是极妙的一笔。
毛泽东这段时间的故事，在目前的许多传记文学中都没有反映，作者杨华方因在毛泽东的家乡工作，了解毛泽东早年在韶山的故事是占地利的，并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上进行了合理想象，在艺术手法上大胆创新，因而故事更生动，人物形象更鲜明，内涵更丰富，把青年毛泽东所具有的性格特点描述得有声有色，是一部极有思想性和趣味性的作品，也是了解青年毛泽东、了解我国早期农村民主革命、进行传统教育的好读物。
（原载《文艺报》）
领袖形象的奇与正
——简析杨华方笔下毛泽东艺术形象塑造的剑走偏锋
聂茂 刘朝勋
毛泽东研究走到今天，各个视角和思路都进行了尽可能的发掘，包括军事、政治、哲学等方面，但均显得小心翼翼，面对这样一个几乎覆盖了中国一个世纪的风云人物，历史的任何角落都留下了毛泽东的痕迹，这种痕迹之显豁，以至于在今天的社会生活褶皱里依然留存。因而任何研究者都试图拨开纷纭的一切现状成果，以自己的方式重新界定本质，所以，毛泽东研究的领域内充满了各种形而上的结论。
伟人常常被一种惯常思维所阐释，我们经常看到的是一个谈笑风生中“樯橹灰飞烟灭”的毛泽东，无论什么困难在毛泽东这里都以一种最有创造力和合理性的方式得到合乎历史逻辑的解决，但这种经天纬地般的雄才伟略从何而来？是什么催生了他开辟一段历史的器质？探究者经常顺着两条思路回溯“伟大”的源生地，一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二是毛泽东曾经读过的中国古代典籍。于是，书店的柜台上堆满了毛泽东曾经批注过的文史著作，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们对这种观点的认可，当然也合乎中国厚古薄今的传统。但这种追根溯源式的探究都只强调理论和思想对人的定型作用。按照这种思路，最优秀的人只取决于是否看了最优秀的书，这显然是一个伪命题；起码忽视了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观点：实践对人更为本质的塑造作用。
《毛泽东在1925年》以一种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重新探索毛泽东的“优秀因子”来源。在领导中国革命的生涯中，毛泽东固然“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但先前早期的具体革命实践显然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锻炼作用。选定这样一个时间的断面，并用小说的形式去展现，是作者的“奇”招。“小说唯一存在的理由是说出唯有小说才能说出的东西。我的小说讲的历史事件是被历史记录所遗忘了的。”(注2)杨华方讲出的正是只有小说才能说出而被历史遗忘的东西。
小说开头一改中国传统小说“慢热”的特点，或者用很多的篇幅写景以抒情，或者用大量文字交待人物的历史背景，生活的具体情况，有条不紊地娓娓道来。杨华方不是这样，作为一部历史纪实性质的小说，依照常规写法完全可以这样：
1925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代，中国的革命领袖毛泽东被排挤出了中央委员会，回到家乡湖南韶山，韶山这个地方的封建势力非常强大，他们倚仗以团访局长成胥生为首的地方小股武装为靠山，欺压百姓……毛泽东就是在这样的境况下坚持展开斗争的……
也许比这个背景介绍要详尽的多，但杨华方不是这样，小说一开头就把就是毛泽东回乡时代接待场面，这个场面里唯独没有毛泽东，也就是利用这个场面，作者用最浓缩的文字描写了毛泽东身边几乎所有角色的人物群像，人物的性格、身份自然地流露于纸面之上；我们实在想不出更有效的方法了。著名作家马原说过，写好小说要有慧根，有没有慧根，一看开头就知道。杨华方的这个部分很精彩，不知道是由于拥有慧根还是精心的编织？毛泽东的境况通过“他人之口”显现出来，也就是毛福轩所担心的具体内容，这种客观化的叙述方法加强了小说的艺术真实性，从而有效的避免了一般作者用一种直接的方式粗暴的干涉小说情节流动。正如福楼拜所说，作家不能在作品里露面，就像上帝不能在人世间露面一样。杨华方没有那么极端，但绝少从情节中脱离出来，对人物的行为大发议论或者慷慨陈词，从而忘记了自己的叙述人身份，毁坏了小说的独有审美效果。
小说显现了许多毛泽东生活当中的细节，当然不同于以往人们耳熟能详的吃红烧肉的片段。毛泽东和杨开慧既是革命战友又是夫妻，在创作上，作者善于蓄势。小说中调虎上山、联名状、金蝉脱壳等情节构成了小说的故事单元，每一个单元事件的最后解决都是一个高潮，但高潮的到来往往经过了层层铺垫。这就像一个经验丰富的跳高运动员，要想越过最高点，必须要有充分的助跑。杨华方的小说同样如此，由于充分的“助跑”，最终的高潮到来水到渠成，而不是唐突的一个直转，抛出作者自以为高潮的结局，尴尬而无力。
杨华方笔下人物的斗争策略同样“奇正相生”。毛泽东善用奇计，金蝉脱壳一节，成胥生和曹队长截断了毛泽东的去路，形成三面夹击，往那边跑都不行，似乎形成了绝境，帮助毛泽东离开的钟志申和庞叔侃，欲想以一己之力用非常原始的方式“拿根轿杆子冲过去，杀开一条路，保护润之突围”，这是一种正常思维的常规，但面对几百条枪，显得有些太“不自量力”。毛泽东让两人抬空轿依旧前行，自己则换路离开，以金蝉脱壳之计演绎了一出漂亮的“空城计”。这种疑兵之计与后来率领红军摆脱蒋介石百万军队的围追堵截如出一辙！
历史常常惊人的相似。
“反联名状”和“平粜”事件则凸显了毛泽东以“正”为主的思想，成胥生和几个土豪劣绅联名诬告毛泽东，毛泽东则针锋相对，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只身，来了个反联名状，串联大多数的贫苦农民签名反告成胥生，因为参与人数众多，使统治者自己必须衡量逮捕毛泽东所冒的政治风险，唯恐激起民变。
《孙子兵法·势篇》曰：“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究之？”李世民说的更为详细：“以奇为正者，敌意其奇，则吾正击之；以正为奇者，敌意其正，则吾奇击之。使敌势常虚，我势常实。”(《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中卷》)。历史穿越千年，却有如此惊人的相似，不应解读为一种巧合。
一般来说，领袖人物的正史，写的大多是他们的一生，但杨华方以艺术的方式再现了1925年回到韶山的毛泽东。这是毛泽东一生的时间节点，选择这个时间节点作为小说聚焦的主要内容，也反映出作者卓尔不凡的选材能力和创作自信力，这是创作方法上的“以奇为正”。虽然此时的毛泽东似乎在中国的政治版图上隐介藏行，淡出了喧哗的大众视野，但也许并不是一件坏事，因为毛泽东天才的思想在小范围内得到了充分的实践，为他以后风起云涌的军事与政治斗争中奠定了扎实的成功基础。
(注1)长篇传记小说《毛泽东在1925年》在《中国作家》2007年第4期发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出版，何建明先生曾在《文艺报》发表文章称为我国第一部以人性化的视觉、以小说的手法描绘毛泽东。该作获第三届毛泽东文学奖。
(注2)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年8月第一版46、47页
(原载《解放日报》、中国作家网)
透视伟大人格的窗口
——论《毛泽东在1925》的语言艺术
傅异星 胡良桂
《毛泽东在1925》在《中国作家》首次发表不久，京、沪、湘等一些报刊媒体发表评论，认为这是我国第一部以人性化视角、第一次以小说的手法描绘毛泽东的作品。据报道，一些80后的大学生从不看写毛泽东的书，而这部作品吸引他们一口气读完，有的还甚至回过头来读第二遍，第三遍。那么，这部长篇究竟有什么魅力，竟然能让80后的年轻人读上两三遍呢？有的评论家认为，这部作品描绘了“而立之年遭遇人生第一次重大挫折的毛泽东”；有的认为，“选定这样一个时间的断面，并用小说的形式去展现，是作者的‘奇’招。‘小说唯一存在的理由是说出唯有小说才能说出的东西……’（米兰·昆德拉语），杨华方讲出的正是只有小说才能说出而被历史遗忘的东西”；有的认为，作者是“向我们讲述了一个朴素的人物的故事……正是这种探索，解构与颠覆了将伟人毛泽东神化的倾向，向读者呈现出一个真实的伟人毛泽东，一个让我们感触得到的伟人毛泽东”……我们认为，除此以外，该作还有一个重要的特色，那就是作品中充满个性化的伟人语言的艺术魅力。
作为一部描写历史伟人的小说，它在艺术追求上区别于传记与纪实文学的地方可能是，它的重点不是要去讲述时代风口浪尖上的丰功伟绩，也不是某些鲜为人知的密闻逸事，以满足阅读者的好奇心。它应该是力图真实恰当地塑造伟人形象，以其伟大的人格打动人、激励人、启发人。笔者以为，这应该是当代以伟人生平为叙事对象的文学作品的现实意义。毫无疑问，《毛泽东在1925》是一部这样的作品。它所描绘的仅是毛泽东一生中一个极不起眼的时期，即第一次国共合作之间，被排挤出党中央领导层的毛泽东以平民身份回韶山养病，并组织乡亲们与地方当局斗智斗勇的故事。作家精彩呈现出了忧国忧民、智谋出众、胸怀宽阔、幽默风趣、从容镇定的青年毛泽东形象，这与作家出色的语言能力分不开的。作家正是从人物语言的层面，准确、立体、生动地把握了青年毛泽东伟大人格魅力的多层面内容，并营造出了一种幽默风趣、耐人寻味、简洁明快、张弛有度的审美享受。本文不妨从人物语言方面——这个人物当然是居于小说第一位的青年毛泽东形象——来细细体味该书的语言艺术。
绵里藏针 大气镇定
小说开篇就写毛泽东在回韶山的路上遭遇了当地的土皇帝成胥生，围绕两个叫化子的生命与之展开了斗争。毛泽东虽然当过国民党上海的组织部长，但是此次回家，他是既丢了国民党的官，也失去了在共产党中的领导地位。明白“强龙难压地头蛇”道理，毛泽东表面上放低姿态，对这个土皇帝礼貌有加。一旦获得表面上的平和，就马上反守为攻，一语双关地揭露成胥生的劣迹，出其不意。“‘哈哈，欢迎？’毛泽东笑了起来，‘不要说得这么客气。你看，我几年没回家，今天刚一下船，就受到仪仗队夹道欢迎。成局长，这个礼遇高呀，我石三伢子回韶山，受到如此礼遇，真是荣幸哪。’”面对实力和地位上的差距，毛泽东即使对成胥生滥杀无辜的罪行深恶痛绝，在语言上也不进行针尖对麦芒的白热化交锋，而是以讽刺的方式旁敲侧击。这种绵里藏针的语言风格基本上贯彻毛泽东在韶山期间与成胥生的斗争中。它一次次打在成胥生的软肋上，让这条疯狂的地头蛇发威不得。其间最精彩的片段是：
毛泽东知道成胥生进了门，像没发现一样，伸手把毛福轩打掉的那张牌捡起来，插在手上的牌中，说：“我正盼着来个小八呢，福轩，你可是帮了我一个大忙。”
“润芝，你已经吃了一次小八，又吃？”杨开慧说。
“开慧呀，三月三，逢人路上脱衣衫。手气来了，挡都挡不住啊！要和牌了，不要说小八，王八我也要吃了。”
“先生喜欢吃小八，每次吃了小八就和牌。”
“叔侃说得对，”毛泽东看了看手上的牌，说，“你们看，我跟小八硬是有缘，这次吃了小八，我又和了。哈哈，我又赢了一盘，哈哈。”
（第十章第5节）
毛泽东这几句看似玩笑的话，却将他和成胥生的几个斗争回合进行了一次小结。成胥生排行老八，人称“八爷”，他自然听得出毛泽东话中的弦外音。他本想抓住毛泽东在韶山秘密开展地下党活动的把柄，却被毛泽东戏耍了一趟，毛泽东的话又句句带刺地扎在他的痛处，他又气又尴尬，却无法发作，只好灰溜溜的走了。这段话讥笑讽骂，风趣诙谐，把毛泽东绵里藏针的语言艺术演绎得淋漓尽致。
实际上，这种语言风格更深一层体现地是毛泽东的斗争策略。在与成胥生的历次斗争中，毛泽东既不像志猛子，动不动就要抄家伙跟敌人火并；也不像福轩，找不到办法就轻言撤退。在教育权的争夺上，他打着赵恒惕的牌子，令成胥生不敢轻举妄动；在发动饥民阻运大米的事件上，他用截来的米演了一场完璧归赵的戏，逼迫成胥生将米以平价卖给饥民。毛泽东这种“文”斗的方式，既制约了成胥生的横行，保障了自己在韶山的安全，又让韶山的农民不做无谓的牺牲。因此作家尤其注意对毛泽东语言节奏的把握。一方面是注意在毛泽东的语言中使用语气词，如“嘛”、“哟”、“呢”、“罗”等。这些语气词用在一些剑拔弩张的斗争中，起到了调节气氛的作用，显示了毛泽东从容镇定的大气魄，又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历史人物的语言习惯。另一方面是问句、设问句、反问句的运用。这些句式没有陈述句决断肯定的意味，要么将问题抛给对方，让对方做出意料中的回答；要么一步步推论，引诱对方进入设定的圈套中；要么层层逼进，令对方无法逃避。在这些语言的回合中，我们领会了青年毛泽东无穷的智慧谋略和干大事业者所有的沉稳镇定等优异品质。
对于受着精神奴役的农民而言，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是首要的，因此在语言上就要有所讲究，融俗入雅是毛泽东语言的另一个突出特征。一方面是农民日常讲的俗语、俚语经常出现在毛泽东的口头上，如“开弓没有回头箭”，“灯不拨不亮，话不讲不明”，“一根筷子容易断，一把筷子折不断”，“一针不补，十针难缝”等。这些具有强大生命力的语言以简单生动的形象使得某些道理显得浅显易懂。老实巴交、逆来顺受的九叔，在悟到了“一根筷子容易断，一把筷子折不断”的道理后，成为了农民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另一方面是书面语在恰当场合、恰当时间的合理运用。如“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种粟”、“世道不正，国不兴家也衰”，“月有阴晴残缺，人有悲欢离合”，这些语言的运用不仅表明了从旧式私塾中成长起来的毛泽东的知识分子身份，还在一些特定的场合起着特殊的作用。在为叫化子举行的追悼会上，毛泽东就选用了这样的语言：“各位父老乡亲，今天我们举行民间祭祀，以慰亡灵，没想到却招来这么多枪兵，灵堂被包围，如临大敌，冤魂如何得安？百姓的心如何不寒？”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在韶山广大的乡亲们面前露面，书面语言在一般老百姓眼里是知识分子、也是权威的象征，它不仅具有较强的情感煽动力，也有利于树立毛泽东在百姓面前的威信；对于毛泽东来说，借助它们则能非常顺当地抒发个人的胸臆。值得一说的还有运用方言对毛泽东语言进行点缀，“晓得”、“搭帮”、“要得”、“钻眯子”、“划水”、“堂客”等这些湘方言时不时出现，进一步丰富了毛泽东的语言，又增加了阅读的趣味性和新鲜感。
多种风格语言的杂糅相济，使得毛泽东语言丰满而富于变化，契合历史人物的多重文化身份，毛泽东的博学多才、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实践精神得到了高度的彰显。毛泽东以他的人格魅力深深地感染了韶山人民，使他在韶山进行的农民运动探索经验，成为后来燃遍全国的星星之火。
循循善诱 虚怀若谷
毛泽东出众的语言能力，还表现在他的谈话艺术上。他善于审时度势，抓住时机，强化话语的有效性。当李耿候、庞叔侃被改选为教育会的执委时，毛泽东以唐默斋贪污舞弊、以权谋私被教师们赶下台这个热乎乎例子劝告两人要把好权、用好权以造福人民。当志猛子火急燎燎地说要把囤粮投机的成胥生砍了时，毛泽东接着毛福轩“共产党人不应意气用事”的话茬，用脑袋指挥身体的关系比喻共产党人与群众的关系来开导大家做事要讲对策，发动群众开展多方面的斗争。他又善于根据谈话对象的不同性格和不同身份，因人而异地采用不同的谈话策略。如钟志申性格急躁，勇猛好斗，也忠厚仗义。在选谁来当韶山党支部地下交通站“庞德甫”书店的老板时，毛泽东认为钟志申立场坚定，能保守秘密，就想把他作为候选人。但钟志申以性急坐不住店子为由推托。毛泽东一声“志猛子，我看不要换了”，首先就一锤定音，不再给他推脱的借口，然后讲他会拳脚会对“庞德甫”有帮助，进而再以“党的需要，生命都要献出来，你坐下店子，还怕难受？”的话来激发他的好斗性，最后从共产党事业壮大后需要很多人来当“老板”的角度说明这个工作的重要性，志猛子最后欣然受命。在对待李耿侯以生病为借口打算不出席教育会长改选会的事情上，毛泽东根据知识分子自尊好面子的心态，以探病为由与毛新梅一唱一和演了一场精彩的戏。
“有病要及时治。老人补衣服有句话：‘一针不补，十针难缝。’衣服烂了要及时补好，要不烂成大眼，就不好补了。”
“患点小感冒，也是很正常的，哪个不感冒？有风寒就有人要感冒。新梅六哥给你开张单子，吃几付散寒药就可以了。这还算治疗及时，不会拖成大病。你要振作，明天的改选会，靠你去主持呢。……许多教师都表示要选你做执委，众望所归呢，我们都盼望你快些好。”
毛泽东认真听毛新梅说，还扳着指头记着：“吃一付就有效，那耿侯明天参加改选会没有问题了？”
“好，耿侯，你听见了，明天能不能下床，就可以看出新梅六哥是不是吹牛。”
“你能肯定？你不能为了给新梅的面子，明天带病去开会。”
（第十五章第4节）
毛泽东的话随机应变，却滴水不漏，恰如顺水行舟，既维护了李耿侯的面子，又让他心里尽是惭愧，无法推脱第二天的改选会，让人读来抚掌称妙。再看第十五章第三小节毛泽东拜访庞坦直的语言描写。庞坦直几次称赞毛泽东，毛泽东均巧妙、真诚而不露痕迹地将长辈的称赞转换成对师长的敬佩和尊重以及对同辈朋友的称道。如此虚怀若谷而又胸怀大义的青年，才德兼备的庞坦直看在眼里自然是心生爱惜。作为在改选会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庞坦直果然站在了毛泽东这边，让改选会一举成功。
小说中毛新梅称赞毛泽东善于医治心病，这体现的是毛泽东见微知著、知人善任的本领。人的心灵是一扇掩叩的门扉，恰当的语言是打开门扉的钥匙。毛泽东以真诚、智慧、巧妙的语言赢得了身边人的信任支持，从而将单股的力量凝结成斗争的洪流，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俏皮体贴 霸气率直
作为政治家、军事家的毛泽东形象历来是传记、纪实文学叙述的重点，《毛泽东在1925》则为表现毛泽东的个人情感留出了一定的空间。小说以毛泽东年少时曾娶过一房媳妇（一秀）作为描写毛泽东与杨开慧情感的背景，从人性的角度表现伟人的非常与平常之处。小说虽然没有在毛泽东与杨开慧的儿女柔情上花费过多的笔墨，但处处都是精彩之笔，而毛泽东的俏皮风趣更是历历可见。当杨开慧以一秀是八抬大轿、吹吹打打被迎进毛家，而她杨开慧却是结婚几年连婆家的门朝哪个方向开都不知道为借口，劝毛泽东回家养养病时，毛泽东欣然同意，他“兴奋地哼起他喜欢的湖南花鼓戏《刘海砍樵》的曲调，唱道：‘开慧，我的妻呀，你随我往韶山行罗嗬喂……’”当杨开慧为毛泽东顶着杀头的命令要为叫化子收尸的行动而忧心忡忡时，毛泽东边给杨开慧擦眼泪，边安慰她：“你放心，我不是霸王，不会和你演霸王别姬的。”毛泽东时不时会庄词谐用、反词正用的开一些无伤大雅的小玩笑，为紧张的斗争生活增添一份趣味和轻松。
在感情的表达上，他深知传统教育中女性含蓄、沉默的共性，主动地向杨开慧表达自己的情谊。杨开慧对他与一秀的婚姻总是充满着好奇心，他一方面机敏地以自己当时尚年幼无知，婚姻之事完全是双方父母之命来躲开敏感话题，以宽解杨开慧，另一方面他又借这个机会称赞杨开慧，“你和她的长相吗，应该是平分秋色，不，应该是各有千秋。她呢，健美，你呢，秀丽；她会持家，你会文墨；只是她和我讲话不多，你和我常常能讲到一块。这一点，是你和她最大的不同”；当路过满是杜鹃花的山坡时，他不失时机地表达自己对杨开慧的深深爱意，“我小时候放牛，看见杜鹃花开了，常常采了一束又一束，只是自我欣赏，没有送人。那时，不知道送谁。直到我遇见毛岸英的妈妈，这，这名花就有主了”，“好，现在机会来了，只等这杜鹃花一开，我要采好多好多杜鹃花送给岸英的妈妈”。杨开慧听了心里甜滋滋的，她心中关于毛泽东与一秀婚姻的结自此就打开了。而毛泽东呢，既做到了对亡人的公允尊重，又博得了新人的欢心。
然而婉曲深情的毛泽东，一旦在事业上与杨开慧小有分歧，他就表现出了伟丈夫的霸气与直率。在他看来，妻子不仅是人生中的伴侣，更是精神上的理解者和事业上的支持者。在毛泽东大张旗鼓要为被滥杀的叫化子举行祭祀的前夜，杨开慧不理解他的用心而在语言上流露出责怪不满的意味并干扰他看书时，毛泽东就有些“烦躁”，“激动”，说话的语调也高起来，“你又不是今天才认识我。我毛泽东就是这个毛病，越是热闹，越是紧张，越要看书”，“你今天怎么老泼我的冷水呢？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只要我理由充分，我的冷板凳会变成热板凳的，事在人为。”这些话脱口而出，基本没有经过揣摩酝酿，毛泽东性格中的霸气率直成分在此时展露无遗。不过当他发现杨开慧在偷偷哭时，又放下自己手中的书，轻言软语地开导杨开慧支持自己的行动。
如果说前面三个方面更多表现的是伟人的非常之处，那么对毛泽东情感世界的涉足则是不可或缺的点睛之笔，它恢复了伟人的凡人面貌，从而为塑造历史人物的高大形象搭建起一个真实可信的人性平台。
在一个逐渐趋向理性时代，以露骨夸耀的语言歌颂伟人，或者以神话传说神化伟人，都不再适应人们的思维方式和审美需求。《毛泽东在1925》的叙述者几乎不跳出情节来赞美伟人，他将所有的笔力和崇敬之情用在对伟人语言一丝不苟的刻画中，使一个胸怀宽广、智谋超群、风趣幽默、处事不惊、细致体贴、博学多才、伟岸潇洒、具有大无畏精神的青年毛泽东形象栩栩如生地站立在读者的面前。如果说以上所分析的毛泽东高超的语言艺术，那么它反映的同时也是作家把握语言的出色才华和塑造人物的多样笔墨。小说作为一门语言的艺术，对语言表现力的高度追求历来是作家们孜孜以求的。凡在语言上追求简洁、优美、蕴藉、含义丰富的文学作品，不仅有耐人寻味的艺术魅力，往往还具有长久的艺术生命力。
（原载《文学界》）
逆境中更见伟人风范
---品味长篇传记小说《毛泽东在1925年》
吴投文 颜小芳
毛泽东携妻儿回阔别已久的韶山养病，又遇上杀人不眨眼的成胥生。处在逆境中的毛泽东遭遇成阎王，给人的感觉是“虎落平阳”。毛泽东是否遭犬欺？作品开篇就布下悬念。毛泽东的政治失意，成阎王的嚣张跋扈，故事一开始就进入了矛盾冲突之中，并引出了这部长篇中所要描述的矛盾双方的主要对手，欲扬先抑，悬念四伏。
在政治上失意的毛泽东并没失去他的个性。他在回韶山养病的路途中，遇上两个叫花子，马上给他们赠送钱财、衣物。成胥生把两个叫化子抓来当过激党试枪，草草地结束了两条无辜的性命，并公告谁若收尸，便以过激党论处。毛泽东和成胥生对待叫化子的不同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推动了矛盾的急剧发展。
逆境中的毛泽东仍然是一个大智大勇之人，走到哪里仍然要宣传革命主张，撒播革命种子，把星星之火引向燎原之势。作者较好地运用了中国传统小说刻画人物形象的手法，故事结构巧妙，情节波澜起伏，无论是“给叫花子收尸”，还有后面“办夜校”、“成立韶山党支部”、“改选教育委员会”、“平粜”、“金蝉脱壳”等，每个故事都有完整的情节，让毛泽东处于一个又一个逆境中，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双方的力量和位置发生优劣转换，情节张弛结合，环环相扣。毛泽东超人的胆识、惊人的智慧、高度的自信，在曲折生动的故事中得到了很好的表现。将失意的毛泽东又置于激烈的矛盾冲突中，在逆境中表现毛泽东的性格特征，是这部作品塑造人物形象的一个重要特色。
作者还在矛盾斗争危险的关头展现毛泽东风趣、幽默的个性。在韶山建立湖南农村第一个党支部，是秘密进行的，成胥生似乎从毛泽东的行动中嗅到了什么，因而布下天罗地网，监视毛泽东，以伺机抓获毛泽东。毛泽东使用调虎离山之计摆脱成阎王的监视，成功地举行完新党员宣誓和党支部成立仪式，成胥生就进来了。因为成胥生排行第八，毛泽东和其他党员佯装打纸牌，以纸牌中的小八暗喻突然进屋的八胡子成胥生。
毛福轩正好抓了一只小八，便把手上抓的牌看了一眼，说：“来了个小八，要不要？”
毛泽东知道成胥生进了门，像没发现一样，伸手把毛福轩打掉的那张牌捡起来，插在自己手上的牌中，说：“我正盼着来个小八哩，福轩，你可是帮了我一个大忙。”
“润芝，你已经吃了一次小八，又吃？”杨开慧说。
“开慧呀，三月三，逢人路上脱衣衫。手气来了，挡都挡不住啊。要胡牌了，不要说小八，王八我也要吃了。”毛泽东笑着说。
“先生喜欢吃小八，每次吃了小八就胡牌。”庞叔侃笑道。
“叔侃说得对，”毛泽东看了下手上的牌，打着哈哈说，“我跟小八有缘，这次吃了小八，我又胡了。哈哈哈，我又赢了一盘，哈哈哈哈。”
这段对话非常精彩，显示了作者通过对话刻画人物形象的高超写作技艺。成胥生本是要找毛泽东的把柄，毛泽东机智并幽默风趣地处理了与成胥生的相遇，把一个紧张的氛围变得轻松了。这样的场面描写以及风趣的对话在作品中多次出现，如“刘剃刀”给毛泽东剃头时毛泽东与他的对话、毛泽东摆脱追捕前还要吃饱饭等几处幽默的描写。这些都充分展现出了毛泽东在危急关头机智、幽默的个性，也衬托了毛泽东的胆识和自信。作者在尊重客观事实的基础上进行巧妙的艺术加工，这种写作方式既吸收了中国传统小说在故事推动中刻画人物形象的长处，运用了传统小说中常见的人物形象传奇化描写，又融合了现代小说中的心理描写技巧，更多地倾向于对人物和时代的真实性描写，从不同的侧面凸显了毛泽东的性格魅力，真正把握到了毛泽东个性气质的精彩内核，把一代伟人毛泽东的早期形象忠实地推到了读者面前。
神圣的罪业
----简析面对强权的毛泽东与索福克勒斯笔下的安提戈涅
宋德发
关于毛泽东的文艺作品已经汗牛充栋，似乎无法再吸引人们的眼球了。可是，当
作品以毛泽东革命斗争的暂时受挫为背景：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毛泽东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被选进国民党权力机构，正当他踌躇满志的时候，张国焘等人开始了对他的打击迫害。1925年1月，刚过而立之年的毛泽东被挤出党中央领导层，成为一个平民百姓。“无官一身轻”的毛泽东带着妻子杨开慧回到故乡韶山“养病”。故事背景的转移暗示了小说叙事策略的变化：通过“小事件”来刻画毛泽东的“大品格”。
真正的革命者走到哪儿都是革命者，况且，在当时的中国，走到哪儿都需要真正的革命。韶山尽管是一个封闭的小山村，但等待毛泽东的决不只是久违的乡情、温馨的家庭和宁静的风景。韶山虽然没有“大革命”，却处处暗藏着“小斗争”。所以，毛泽东固然避开了波澜壮阔、轰轰烈烈的政治和军事斗争，但刚一踏上故乡的土地，便遭遇到“地头蛇”成胥生的刁难。成胥生为了试新枪，以莫须有的罪名枪杀了两个乞丐。然后摸摸发热的枪管，对会场上的乡民说：
大家都看到了，今天，我们枪毙了两个过激党。不安分守己，扰乱乡里，违禁抗税，这就是下场。按照老规矩，过激党的尸体要暴尸三日，任何人不得违例。谁要在三天内收尸，按过激党一样处决。[1]
成胥生虽说只是团防局的一个局长，但却有几十条枪，在韶山说一不二。也就是说，他既是“法律”的执行者，也是“法律”的制定者。他不准乡民给乞丐收尸的警告就是他新颁布的一条“法律”。毛泽东虽然是“强龙”，但是他赤手空拳，如果他违背这条“法律”，也一样会被处决。
面对成胥生的“法律”，大部分乡民选择了沉默。几个有胆色的乡民决定冒险为乞丐偷偷地收尸。毛泽东没有选择沉默，也没有选择偷偷摸摸。因为他不仅有勇气，也有智慧。他的智慧源于他在大风大浪中所经受的无数磨难和考验，他的勇气则源于他天性的刚烈，以及对人道和公正的捍卫和寻求。最后他不仅公开为乞丐收了尸，而且在成胥生的眼皮底下为两个受难者举行了祭奠。
为乞丐收尸的情节暗合了一个古老的神话原型：索福克勒斯的悲剧《安提戈涅》。在这个著名的希腊悲剧中，流亡者波吕涅刻斯（Polyneices）为了抢夺哥哥厄忒俄克勒斯（Eteocles）忒拜王的王位，率外邦军队前来攻打自己的城邦忒拜城。两兄弟在交战中双双阵亡。他们的舅父克瑞昂（Greon）被长老们推委新的国王。克瑞昂指责波吕涅刻斯：
他是个流亡者，回国来，想要放火把他祖先的都城和本族的神殿烧个精光，想要喝他族人的血，使剩下的人成为奴隶，这家伙，我已向全体市民宣布，不许人埋葬，也不许人哀哭，让他的尸体暴露，给鸟和狗吞食，让大家看见他被作践得血肉模糊！ [2]
至于违背法律的代价，克瑞昂交待得很清楚，那就是这个人将会在大街上被群众用石头砸死。面对至高无上的法律，面对沉默的臣民，一位美丽的少女——波吕涅刻斯的妹妹安提戈涅（Antigone）勇敢地站出来，埋葬了她的哥哥。因为她认为，在人间的法律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法律——神律。在神律的“条文”里，埋葬死者是人们神圣不可亵渎的义务，特别是死者亲人的义务。死者得不到安葬，便不能渡过冥间，前往冥土，也就无法得到下界鬼魂的尊敬。
安提戈涅面临着一个两难：如果不埋葬自己的兄弟，她就违背了神的律法；如果埋葬了自己的兄弟，那她就违背了世俗的律法？在神灵与世俗之见，她该怎样选择呢？克瑞昂问她：“你真敢违背法令吗？”安提戈涅说：
我敢；因为向我宣布这法令的不是宙斯，那和下界神祗同住的正义之神也没有为凡人制定这样的法令；我不认为一个凡人下一道命令就能废除诸神制定的永恒不变的不成文律条，它的存在不限于近日和昨日，而是永久的，也没有人知道它是什么时候出现[3]
安提戈涅始终认为她反对的只是克瑞昂，而不是法律，更不是城邦，因为克瑞昂说的话并不等于法律，更不代表城邦。安提戈涅的悲剧给人们诸多的启示：人间的法律必须符合神律，而神律其实就是天性和公理。法律具有时代性，但天性和公理却是永恒的。她把国王的法律与神律区别开来，其实就是告诉人们，国王制定的法律如果违反天性和公理，它就是“恶法”，甚至连“恶法”都算不上，而伤天害理的“恶法”人们没有必要去服从。这其实涉及到“恶法非法”的问题。因为克瑞昂的法令根本不考虑“公正不公正”，而只是考虑“维护城邦秩序”，其实只是他自己的权威和利益。在当时的希腊人看来，正义是法律的基本原则，无论是“神授法”还是“自然法”，其合法性的基础均在于“正义”两字。
小说既是对神话的模仿，也是对神话的改写。青年毛泽东作为一个现代的安提戈涅，他同样面临着服从“法律”还是遵从“神律”的两难选择。这样的情节隐含了众多的意蕴，也对塑造青年毛泽东的性格起到了奇妙的作用。
首先，它揭示了青年毛泽东对法律阶级性的充分认识，对中国社会现状深刻的洞悉。成胥生作为韶山的克瑞昂，他所颁布的“法律”、以及他颁布法律这个行为其实都是“非法”的。因为法律不是个人的意志，而是公民的意志，代表着是人们的普遍信念。索福克勒斯创作《安提戈涅》时，希腊正处于民主政治的巅峰时代，是一个自由的时代，因此，在剧作家的观念中，克瑞昂是一个典型的僭主。换句话说，如果只属于一个人的城邦不算城邦，那么只属于一个人的法律当然也不是法律。
在毛泽东的青年时代，中国依然处于极端的专制和混乱状态，像成胥生这样的“僭主”何止千万？胸怀天下，心系苍生的毛泽东早已经不是甘心做奴隶的顺民，在他看来，成胥生的法令无疑是恶法，因为它不仅违背了传统，更为重要的是，它违背了“正义”的原则。如果“恶法”不改变，那么会阻碍社会公正的实现。成胥生的“恶法”其实就是当时整个中国社会现状的缩影。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法律的正义原则在现实的中国无迹可寻，现行的“法律”是统治者的个人的法律，只会成为少数统治阶级背离人性、欺压百姓的工具。因此，毛泽东对成胥生的反抗，代表着革命者对腐败和专制社会的颠覆，对建立一个自由、公正、民主的新社会的渴望。
其次，它暗示了革命的艰难。恶法的横行，正义的缺席，很多时候并不是因为恶法多么强大，而是因为需要正义的人在面对恶法时，缺乏应有的勇气和抗争精神。在《安提戈涅》中，面对克瑞昂的“法令”，除了安提戈涅，全城的人都表示了顺从。安提戈涅的妹妹伊斯墨涅的话最富有代表性：
你想想，如果我们触犯法律，反抗国王的命令或权力，就是死得更惨，首先，我们得记住我们生来是女人，斗不过男人；其次，我们处在强者的控制下，只好服从这道命令，甚至更严厉的命令。因此我祈求下界鬼原谅我，既然受压迫，我只好服从当权的人；不量力是不聪明的。[4]
在毛泽东所出的时代，面对强权，怀有伊斯墨涅这种心态的中国人占据了绝大多数。因此，专制之所以根深蒂固，公正之所以长期缺席，是因为专制有丰厚的土壤，公正缺乏基本的营养。这也揭示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革命者要改变现状，不仅要遭遇恶法的阻挠，更要面对千万同胞对变革的冷漠，对恶法的顺从。
最后，它隐喻了毛泽东变革现实的合法性和神圣性。刘小枫曾说：“在《安提戈涅》里，出现了两种‘法’：传统的宗法和国王的立法……国王的立法本身是忤逆传统的宗法，因而算Transgression——僭越了天神划定的界限；安提戈涅忤逆了国王的立法，也算Transgression，但却是忤逆人义的法。……克瑞昂的Transgression和安提戈涅的Transgression不可等而视之，安提戈涅依传统宗法Transgression，因而是Sacred，克瑞昂的Transgression忤逆传统宗法，不可成为Sacred。” [5]在
问题在于，Transgression就是“违法犯罪”，又何以是Sacred（神圣的）？这种二律背恰恰能够巧妙揭示出人物的性格。安提戈涅的选择其实是充满争议的。并不是所有同情的天平都完全倾向于她，所有指责的矛头都对准克瑞昂。比如黑格尔就从悲剧的本质出发，指出戏剧揭示了两种理想的斗争。国王克瑞昂代表了城邦法律的威严，安提戈涅从人道主义、亲情伦理的角度代表了个人对家庭及其成员的责任。在黑格尔看来，双方都是符合理性的，但由于他们都只是代表了片面的正义，所以其结局都必然是毁灭性的。尽管黑格尔也只是一家之言，但客观地说，安提戈涅的行为确实既是Sacred（神圣的），又是Transgression。安提戈涅性格的矛盾性无疑增加了悲剧的张力，这也让她的两难延伸为人类的一系列两难：在社会与自我之间、在屈服与抗争之间、在盲从与独立之间、在生活的压力与生命的尊严之间、人们又该怎么选择呢？
但《毛泽东1925年的203天》并不是悲剧，它着眼的是真实历史人物的现实选择。因此，毛泽东的两难并没有安提戈涅的两难那样的模糊性和象征性。按照黑格尔所说，克瑞昂和安提戈涅都逃脱不了有罪指控。这种结构代表了人所担负的多重义务：每个人遵守一种法律都往往以违反另一种法律为代价。黑格尔的论断有一个基本前提：克瑞昂确实具有正义性，至少他是否具有正义性可以商榷。但问题是，作为现代的克瑞昂，成胥生不具有正义性却是无容置疑的。克瑞昂的“法律”是不是恶法可以争议，但成胥生的命令不仅连恶法都算不上，它根本就是私刑而不是“法律”。因此，安提戈涅面临的问题是：是服从神律还是服从法律？神律固然高于法律，但法律的存在有其合理性，尽管不是所有的法律都是合理的。而毛泽东面临的问题则是：是服从正义还是服从淫威？如果从利害关系上考虑，应该服从淫威；如果从道义上考虑，则应该服从正义。正义的价值是永恒的，淫威的罪恶也是永恒的。
两个国家的国情不同，两个人物形象遭遇的选择是一样。两个人的目的不一样，安提戈涅为了自己的亲人而面临杀头的危险，毛泽东为了两个与自己毫不相干的叫化子而面临生命的危险，最终安提戈涅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毛泽东以智慧战胜了对方，并以自己的努力唤起了农民的觉醒。因此，毛泽东选择的真理性，正确性，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角度看，都是无可争议的。说他的选择是Sacred，是对他开天辟地行为的最好描述；说他的选择是Transgression，同样是对他颠覆罪恶，对抗淫威的最好赞赏。这样，小说在重新讲述远古神话的过程中，通过“以小见大”这一朴素的艺术手法，凸现了青年毛泽东非同一般的激情、睿智、胸襟和抱负，使毛泽东的这一艺术形象更丰满，也更有力量。
注释：
[1][6][7]杨华方：《毛泽东在1925年》，见《中国作家》2007年第4期和中央文联出版社。
[2][3][4]索福克勒斯：《安提戈涅》，罗念生译，见《神圣的罪业》，华夏出版社2005年，第189、194、186页。
[5]刘小枫：《神圣的罪业·中译本序》，华夏出版社2005年，第26页。
（原载《作家天地》）
伟人的形象也要出彩
---第三届毛泽东文学奖获得者访谈录
杨华方 些子
杨华方的长篇《毛泽东在1925年》在《三湘都市报》连载、《中国作家》发表、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后，引起评论界关注，被认为是我国第一次以小说的手法、第一个以人性化的视角描绘毛泽东。湖南作家网记者些子采访了杨华方，本刊特将访谈记录整理如下。
些子：
杨华方：谢谢！
些子：《毛泽东在1925年》在《中国作家》上发表时，我就觉得非常新颖，不仅仅是题材上的新颖，写作手法也与以往写毛泽东的迥然不同，故事情节生动曲折，波澜起伏，引人入胜，我还从来没见过谁这么描绘毛泽东的，您当初是怎么想到要创作一部这样的作品呢？
杨华方：上小学的时候，我就很敬仰毛泽东。后来到湘潭工作，经常听到民间有关毛泽东的传说，传说中的毛泽东比一些传记中的毛泽东更生动，更有情趣。有一次，一个从解放后就守护毛主席故居的老干部对我说，1959年毛主席回韶山时，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在人群中挤来挤去，与毛主席前后握了5次手，到故居前坪，少年又挤到主席面前，便衣警卫欲拦住少年，主席却向少年伸出手，还笑着和少年聊天。这个老干部讲的故事让我对主席又增加了一份崇敬。十多年前，我在韶山滴水洞参加一个文学笔会，在一号楼看到主席打补丁的睡衣和鞋子，我被深深地震撼。我没想到一个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生活却是这样俭朴。那时我就想写毛泽东，那时写毛泽东的传记作品很多，但我想写一个平常人心态的毛泽东，老百姓喜欢的、民间传说的风趣幽默动人的毛泽东。
些子：有个刚毕业的大学生，以前是不看毛泽东传记作品的，这次看您的《毛泽东在1925年》，竟然一口气看完了。这是一部写伟人的主旋律作品，我在读这部作品时，确实得到了一种痛快流利的愉悦和快感，在愉悦和快感中，让我感受到了一个真实幽默的毛泽东。您不仅尊重了客观事实，而且给我们呈现了一个幽默、智慧、真实的、让我们更加喜爱的青年毛泽东。您怎么把毛泽东的故事写得那么好看呢？您创作这部作品时，是想写成纯文学作品突出它的艺术价值，还是偏向纪实追求它的客观性和历史文献性？
杨华方：我对历史的研究很外行，所以这部作品不可能是偏向纪实追求它的客观性，也不可能是历史研究的文献资料。但写这部作品，我又不能不了解历史，因为毛泽东离我们刚去不久，我们不能违背历史，必须尊重历史。关于毛泽东1925年回韶山，一些历史文献史料上有过记载，几百字，或千多字，都很简单，粗线条的，包括毛泽东和杨开慧在韶山办夜校等，都只有简略的记录。如果按史料上的记载去写，那就干瘪无趣。
一位教授通过比较文学研究的视角，把这部作品中毛泽东的艺术形象与外国文学中安提戈涅的艺术形象进行分析比较研究，认为“两个国家的国情不同，两个人物形象遭遇的选择是一样；两个人的目的不一样，安提戈涅为了自己的亲人而面临杀头的危险，毛泽东为了两个与自己毫不相干的叫化子而面临生命的危险，最终安提戈涅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毛泽东以智慧战胜了对方，并唤起了农民的觉醒。”这样“使毛泽东的这一艺术形象更丰满，也更有力量。”这位教授也是把毛泽东作为一个艺术形象，而不是史实文献中所记录的毛泽东。
些子：您采用了现实主义的写作方式，按时间顺序来展开情节，叙述了毛泽东回韶山养病到离开韶山这两百多天里发生的一些事件，以毛泽东率领的农民与以团防局成胥生为首的土豪劣绅之间的矛盾冲突为主线，精彩地描述了毛泽东领导农民运动的过程。据我所知，毛泽东在1925年的活动现在留下的历史文献资料特别少，您是如何得到那些资料的？
杨华方：关于毛泽东1925年回韶山，史料上的记载是很简单。我有幸到湘潭工作，经常去毛泽东活动过的湘乡市、湘潭县，还在韶山参加过两次笔会，在滴水洞住了一个多月。在和当地群众，或者与一些老人交谈后，常听到毛泽东的传说故事，如毛泽东在杨开慧之前还有个堂客叫一秀；毛泽东带着杨开慧第一次是怎么回韶山的；成胥生怎样以联名状诬告毛泽东；为了让杨开慧进毛氏宗祠，韶山人特意在祠堂另开一侧门；遇灾农民向成胥生要求买粮度荒，成胥生说，你们找毛泽东去要饭吃吧；湖南省省长赵恒惕派兵抓毛泽东，毛泽东却坐着轿子逃跑了等等。这些民间传奇，我很感兴趣，就记了下来。
些子：这部作品中人物众多，但个个性格鲜明，事件发生环环相扣，由浅入深，由小到大，由个体到群体，最终达到高潮。这些故事很完整，很好看，其中客观和虚构的比例各占多少？您在构思的时候，对那些资料是如何取舍和加工的？
杨华方：我打个比方，如果把历史的线索比作一根藤，我收集到的一个个故事，就像是这藤上的瓜。这根藤上开的花结的果很多，不可能个个长得又大又圆，因此我就要考虑舍弃一些长不大或不好看的瓜，接着施肥，让这根藤上留下的瓜个个长得又大又圆，使人一看这根藤枝繁叶茂硕果累累。我想，这将一个个长不大的或不好看的瓜舍弃掉，就是你说的取舍过程，留下的瓜一定要能长大，并要使它们长得又圆又好看又甜。至于这瓜能长多大长多甜，或者从一个几两的小瓜长到几斤或十几斤的大瓜，中间增加了多少重量，这并不重要，只要长来长去，还是西瓜，而且是挂在这根藤上的瓜，而且看起来好看，吃起来香甜就行。毛泽东在1925年现在这根藤上所结的瓜，都是我认为很好的瓜。我第一眼看到它们时都不大，大都很小很小，有的可能还是一朵花蕾。我让这些花蕾开花，给这些花儿授粉，给这些小瓜施肥，让它们在1925年这根历史的藤上长大。这个长大的过程就是虚构。其中客观和虚构的比例各占多少，你想想就应该知道了。
些子：您的回答有意思，可以令我们再去想象。这部作品从动笔到《三湘都市报》连载，《中国作家》发表，出版社出版，经历了多长时间？
杨华方： 从2000年元月开始动笔，到发表出版是7年多时间。
些子：您这是慢工出细活。
杨华方：我本来写东西就很少。其实在这此前我已写了3个长篇小说，至今都没拿出来。这也让我体会到一部作品要写好点，不能急，要沉淀，要打磨，要有十年铸一剑的耐心。
将人物放在矛盾的焦点上出彩
些子：
杨华方：双胞胎在一起，细细分辩，也还是有不同的。如果一个作品中的人物相似，那就没味了。初学写作时，我大哥杨容方曾对我说，浩然喜欢看人吵架，以至他老婆听见有人吵架马上叫浩然去看。我想浩然喜欢看吵架，决不是幸灾乐祸，而是人在吵架时，处于极端的激动，个性表现也是相当充分，吵架的语言也是相当精彩生动。所以，我认为不管写什么人，能选择一个典型的事件，这个人才能充分表现。我总是把人放在一种特别的环境或状态中，让人在一种特别的环境或状态中彰显个性。在成胥生拿叫化子试枪这个矛盾的焦点上，每个人都有充分的表现。成胥生杀了人还不准收尸，还说谁收就以过激党论处，他的心性狠毒表露无遗；钟志申觉得出于人道，应该去收，他是个勇猛豪爽之人，没有复杂的想法，也不怕成胥生的淫威；刘剃刀劝钟志申不要去收，胆小怕事；毛福轩是个稳健之人，他当然要考虑即把事办好，又不出问题，故在没有好办法之前不同意冒险；当大家对去收还是不收举旗不定时，毛泽东提出不仅要收，还要为叫化子开会祭奠，毛泽东的惊人胆略和智慧表现得淋漓尽致。
要使人物个性出彩，能呈现人性的多面性，还有一种性格组合的方式，就是把不同的人物结合在一起。我们写一个人是某种个性，这比较容易，但如果把几种个性的人合写成一个人，这是有一定的难度。但如果将几种面孔的人捏合成一个人，这就很容易出彩。刘剃刀这个人物，在毛泽东面前是个好人，在成胥生面前是个坏人。他见毛泽东为叫化子收尸祭奠，从心底里敬佩毛泽东有胆识，但同时迫于成胥生的威慑，又悄悄为成胥生通风报信，在成胥生面前接受了暗杀毛泽东的密令……刘剃头似可爱又似可憎，充分暴露了他人性的脆弱易变。
些子：我读这部作品后，有一种感觉，毛泽东和成胥生的对立，实际上是农民和土豪劣绅的矛盾冲突，在这个以毛泽东为主角的故事中，叙述的视角经常在其他人物身上。场景也是经常更换。即使是毛泽东出场，也是与其他人物在一起的，通过他那幽默生趣的语言，反映他的睿智、有勇有谋。这仍然还是一个政治的、社会性的毛泽东。我认为您用的是间接描写，以事写人的写法，您自己认为是这样的吗？
杨华方：我们写小说，主要是写人，而且主要是在人物关系当中来写。如果人物关系越复杂，我想这人就能表现得更加充分。比如写两个普通男女谈爱，也许你看多了，觉得没有多少看头，有篇小说叫《第四十一》，写一个女红军与一个白军恋爱。女红军打死了四十个白军，到第四十一个时枪卡壳了，她没打死这个白军军官，把这个白军军官押着过河，船翻了，只剩了她们两人在岛上，在一起生活还恋爱了。这个作品大家喜欢看，是因为人物关系的构思安排极有创造性。这种关系，这种激烈的冲突关系放在一起，让这样两个本是势不两立的人谈爱，这个作品中的人物还能不出彩？！在安排人物的关系时，要出新出奇，要有创造性，要有别人没想到或想不到的招数，这样你笔下的人物会更有个性，更有特色，更有意思。写报告文学、写伟人的纪实文学作品，我想也应是这样。现在的读者不再满足阅读一个政治的毛泽东了，读者很需要一个人性化的毛泽东，一个生动的毛泽东，因此，毛泽东的文学形象一定要出彩。我在这部作品中，就常有不应在一起而安排在一起的人物。例毛泽东第一个妻子的妹妹三秀不接受杨开慧，对杨开慧有成见，作品中偏让杨开慧几次与杨开慧在一起；刘剃头接受了暗杀毛泽东的密令，毛泽东偏叫怀揣毒刀的刘剃头为他理发；毛泽东要坐轿子逃跑了，却还答应刘剃刀和他随行……我把有矛盾冲突关系的人放在一起，使人物的矛盾表现更尖锐，故事更激烈，人物的表现也会更充分，更有魅力。
至于是以事写人还是以人写事，我觉得都有。写任何人，我想都是为了衬托一个主要人物。其他人物个性鲜明，有血有肉，才可以使这个主要人物更加丰富生动。我写其他人物，实际上还是为了写毛泽东，就如《红楼梦》中写了宝钗、林黛玉、袭人、晴雯等人，还是为了写宝玉。如果光写宝玉一个人，哪还有什么《红楼梦》？光写宋江或孙悟空，哪还有《水浒传》和《西游记》？
逆境中的毛泽东更能彰显思想个性
些子： 1925年的青年毛泽东，1927年后的毛泽东，建国后的毛泽东，他的经历和思想发展在各个时期的形态都值得我们去仔细研究、区别对待，同样，在不同的时代，人们对毛泽东的认识也会不同。您怎么想到要写这个时候的毛泽东？
杨华方：毛泽东1925年回韶山的故事，在我之前是记述特别少的一段历史，更不用说采用长篇文学作品的形式来反映。这部作品中描述的一些事件和人物，说到底就是为了营造一个氛围，即毛泽东所处的氛围不是很顺的，尽管他在上海政治上失意回韶山，回韶山的境遇仍然坎坎坷坷。特别是这一年，毛泽东被挤出了党中央领导层，处于不得志的逆境中，毛泽东以养病为由，第一次带着杨开慧、毛岸英、毛岸青回韶山，这段时期这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我认为能反映毛泽东丰富而生动的感情世界。在此之前，传记作品和影视作品多是在大的政治事件和战争中表现毛泽东，毛泽东在人们的眼中还是个伟人，是一个政党和国家的领袖人物，人们看毛泽东还是仰视。我选择写1925年的毛泽东，因为这时的毛泽东虽然年轻，却处于逆境中，逆境中能更好地彰显他的思想个性，呈现一个人性化的毛泽东。
些子：在新世纪，人们怎样认识毛泽东，并不是一个过时的话题。您的这部作品，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本，成功塑造了一个1925年毛泽东的艺术形象。您对这个时候的毛泽东是怎么看的？
杨华方：这个时候的毛泽东，在共产党和国民党高层中都担任过领导职务，并有开展农民运动的思想，在个人生活方面，已和杨开慧结婚生子。毛泽东虽已为人父，但身体欠佳，他带着杨开慧和两个小孩第一次回韶山，心中却仍是装着天下。他经历了人生道路上的第一次失意，被挤出了党中央领导层。但政治上失意的毛泽东并没有失去他的个性，他想的仍然是如何唤醒民众，他做的是怎样为受压迫的苦难人争取起码的人身自由。他在与成胥生的多次较量中，感觉到农民组织起来的力量，同时在有几十条枪的成胥生面前，他也感觉到没有武装的被动，为后来萌生武装夺取政权、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理论和实践埋下了伏笔。这时的毛泽东处于逆境，在革命探索和实践的道路上，处处展现令人称赏的个性气质和超人的智慧，无论在思想或个性上，应该是趋向成熟的青年毛泽东。
文学的语言要让人轻松、愉悦
些子：这部作品语言风格比较简朴、精练，非常好读，几乎不见大段的景物、场景、肖像和心理描写，人物对话也非常本色，套用一句金圣叹评点《水浒传》的话，“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声口”，如毛泽东的幽默智慧、杨开慧的聪明机智、钟志申的勇敢冲动，都在他们个性化的语言当中凸现出来，这部作品的语言没有欧式语言和翻译体的痕迹，是一种在中国传统白话小说基础上有所发展的语言。
杨华方：我从小就喜欢中国传统小说的语言，特别是四大经典名著《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水浒传》。我曾想将毛泽东一生的传说写成一部长篇小说，但一直不敢动笔，除了这项工程太浩大，我的能力和精力有限外，还有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难以完成这个使命。但我相信，若干年后，在我国的文学殿堂里，一定会诞生一部像《三国演义》、《西游记》一样有关毛泽东传奇的长篇巨著，在我国甚至世界各国的读者中流传。而我现在这部拙作，不过是尝试通向那部巨著路上的一块垫脚石。
关于这部作品的语言，我想有两个方面，一是叙述语言，一是人物对话的语言。因为我是中国人，当然要用中国传统的语言来讲故事。中国传统小说的语言很丰富、很生动。在今天再用中国传统的语言来讲故事，当然不是完全照搬，要在传统语言的基础上根据今人的阅读习惯有所变化，尽量使语言变得更好阅读，更能平白、风趣、幽默，但又不失内涵，让人阅读时想象到语言后面的东西。关于人物对话的语言，我想尽量个性化，根据每个人的思想、性格、学识等来描述人物的对话。例毛泽东与庞叔侃、毛霞轩关于书是宝贝的那段对白，在上屋场打纸叶子牌时与成胥生的那场对白等，表现毛泽东语言的幽默风趣，猛子钟志申因是毛泽东的同窗好友，有时说话语气冲，不客气，在做对联时，自知学识不如毛泽东，这时在毛泽东面前就显得很自谦，表现了他的粗鲁和憨直。还有杨开慧、慢性子郎中毛新梅等韶山五杰，他们都有不同的个性，因而说出的话也就不一样了。前面我说了，我从小就喜欢读中国传统小说，大概是七八岁那年，我患哮喘病，喘得上气不接下气，我父亲给我讲《西游记》里的故事，我听着听着竟然不喘了。我可能从小潜移默化地受到中国传统白话小说的影响，作品中不自觉地有传统白话小说语言那种明快的风格。
我不太喜欢看翻译小说，许多外国文学中那种欧式语言或翻译体语言，不仅拗口，并很呆滞，没有中国小说语言那么丰富、生动的表现力，所以许多翻译小说我看得很费劲，常常记不住外国作品中有五六个字以上的人名，感觉翻译小说没有中国传统语言叙述的小说读来痛快淋漓。这也许是我太传统了，或者是我愚钝。但不管怎样，我喜爱本民族的语言，喜欢用中国传统的语言来讲故事。我不希望人家读作品读得费劲，也许因此我的作品中没有你说的那种欧式语言或翻译体语言的痕迹。
些子：您这部作品中的语言不仅有中国传统白话小说语言明快的风格，而且很风趣很幽默，人物中语言最风趣幽默的是毛泽东。
杨华方：那是因为毛泽东不仅是一代伟人，而且还是一个幽默的伟人。
些子：在中国当代作家中，您最喜欢哪位作家的语言？只说一位。
杨华方：我喜欢的语言是在中国传统语言基础上有所创新的语言。那种欧式或翻译体语言的小说我只翻一翻。中国当代作家中有很多著名作家的语言我都喜欢，如果说最喜欢的只说一位，我最喜欢余华《许三观卖血记》中的语言，平白晓畅，风趣幽默，读来轻松愉悦，文字背后还有令人回味的东西。
些子：您认为这样传统的语言能走上世界吗？
杨华方：我认为能。有句老话说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湘潭有个齐白石，他没有出国留过学，生活在艺术尚不开放的时代，他的艺术经历可以说没受外国艺术的影响，他的五出五归，广交艺友拜师求技，交的都是中国文化界人士，他的多次变法，特别是衰年变法，都是在传统艺术的基础上提高，他最后的艺术风格是传统的风格，他的绘画语言越变越是简洁明了，越是简洁明了越贴近传统。结果他成功了，虽然他的绘画语言是简洁明了的传统，他代表中国艺术的中国画走上了世界，他因此也成为世界文化名人。我觉得文学的语言若能如此，是完全可以走上世界的。
我喜欢有故事的小说，更喜欢有深度情节的小说
些子：您在《毛泽东在1925年》的创作中，对如何塑造伟人的艺术形象进行了探索，并获得一些成功。我注意到，您在这部作品里可能比较注重故事情节的完整性和趣味性。如果您来写其他题材的小说，会不会更偏重于人物内心的刻画呢？
杨华方：你说得对，我在这部作品里是注重故事情节的完整性和趣味性。
如果我来写其他题材的小说，我仍然会注重小说的故事情节，至于人物内心的刻画，我会根据人物以及故事情节的需要来考虑是否加重笔墨。
些子：啊，期待您的新作早日问世。去年有一部热播红色电视剧《恰同学少年》，讲述了学生时代的毛泽东。最近我听几个看了您这部作品的人认为，如将《毛泽东在1925年》改拍成电视剧，会比《恰同学少年》还要好看。您怎么看？
杨华方：反映毛泽东的影视作品我都比较关注。《恰同学少年》我看了，拍得有特色，很好看。1925年的毛泽东，比较《恰同学少年》中的毛泽东，年纪要大，也更成熟，这时他是有妇之夫，初为人父，又经历了政治人生上的坎坎坷坷。有人认为如果将这部作品拍成电视剧，是不是更好看，我不好怎么说。但我可以肯定，这个时候的毛泽东处于政治和人生的逆境中，处于逆境更能彰显他的个性。毛泽东回韶山，是一个平民百姓，就如成胥生所说，是虎落平阳，俗话说强龙斗不过地头蛇的，身处逆境中的毛泽东能斗过地头蛇吗？他又是怎样与地头蛇较量的？在一师读书时，毛泽东还处于没有谈情说爱的时候，1925年的毛泽东已和杨开慧结婚生子，带着杨开慧第一次回韶山又遇上毛泽东第一个妻子的妹妹，这与毛泽东在一师求学的感情故事大不一样，在处理儿女情长的问题上，毛泽东是怎样显示出他的成熟和稳健、智慧和幽默？这里面自然有他的看头。
些子：想问您一个与作品无关的问题。有人说，近年来，随着网络的兴起，只要人们愿意，就可以在网上写作和发表，于是我们进入了一个“全民写作”的时代。您对全民写作有什么看法？您是怎样看待网络文学的？
杨华方：现在写作的人是越来越多，但我认为还没有进入“全民写作”时代。喜欢文学的人，通过网络可以发表自己的作品，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绪，但还是有许多人没有进入到写作队伍中来。你到茶馆里看看，就会发现，每天在麻将桌前摸麻将的不少，这是消闲队伍中最多的一支群体。还有喝茶聊天的，看电影电视的等等。现在投入写作的人虽然比从前多了，但还是少数，我们来大概估计一下， 如果5个人中有1个人在写，在农村，也许10个人中还没一个人，就算5比1吧，全中国13亿人，投入写作的也不过两三亿人。
网络文学的出现，是文学伴随着科学技术发展而存在的一种文化现象，我认为网络文学一方面可以丰富人们的文化生活，另一方面，可以使文学真正实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促进文学的繁荣。
（原载湖南作家网、中国作家网）
——读杨华方长篇纪实小说《毛泽东在1925年》
吴大平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1925年，毛泽东面对深秋的湘江吟出了这首《沁园春·长沙》，而就在二百多天前，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受到了排挤，于是以养病为由，和杨开慧携子岸英、岸青回到家乡韶山。杨华方的长篇纪实小说《毛泽东在1925年》即是以文学的形式叙述了毛泽东回到韶山二百多天的故事。小说主要讲述了毛泽东与团防局长成胥生的矛盾斗争。毛泽东一到韶山，因为成胥生乱指两个叫花子为过激党，于是他们被拿来试枪而死。毛泽东就带领广大农民为其收尸，是韶山农民第一次在封建势力面前抬起了头。时任湖南省省长的赵恒惕假意提倡推行平民教育，毛泽东以此为由，在韶山办起了农民夜校，并因此在韶山用民主选举的办法重新选举了教育会长，废除了由成胥生指定的教育会长唐默斋的职位，将教育权重新夺回到广大人民的手中。不仅如此，他们还巧妙地运用“调虎上山”之计，和钟志申、庞叔侃、毛福轩等在韶山成立了第一个党支部，将马克思主义火种播撒在中国农村。他还带领韶山冲的农民第一次联合起来反抗成胥生，平粜其准备运往湘潭、高价转卖的大米，解除了当时韶山的饥荒。更值得称道的是：小说还反映了毛泽东与杨开慧的爱情及其处理杨与前妻小妹三秀的矛盾的故事。小说情节曲折生动，跌宕起伏，扣人心弦，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机智、幽默，同时也略带几分强势的，真实的毛泽东形象，读来不忍释卷。
毛泽东是二十世纪改变世界历史的伟人。以前，由于人们对领袖的过度崇拜，毛泽东这个形象走上神坛，开始被神化。尽管早在
杨华方长篇纪实小说《毛泽东在1925年》塑造伟人毛泽东的另类策略，在具体操作上，很自觉地注意到了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一、前后呼应，注意把握人物在不同时期特点的联系
《心灵的歌吟》这样认为：天生的特质，通过教育和训练能得到提高，却几乎不会被改变。仅此天性一点，就是人物前期与后期联系的必然的理由。而且不仅在天性方面，其他很多特点也是如此，这是不言而明的。当然，某些生理特质可能会随成长而改变，但不可否认前后特点联系的存在，这是人的社会性使然，更何况这样毛泽东这样一位划时代的伟人？
毛泽东临危不乱，无论在何种危机下，都处之泰然。后期表现得尤为突出，如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转战陕北之前，面对国民党军队的连番空炸，都不急不躁，直至最后一刻才离开。还如林彪事件，毛泽东也是冷静镇定。《毛泽东在1925年》这部纪实小说就表现了毛泽东青年时期就具有这样的不凡气质，小说里描写了他有几次面对枪口都不惧一分。毛泽东一到韶山，就遇到团丁欺负乞丐。“毛泽东站在申拐子的枪口前，说：‘有话好说嘛，何必动刀动枪？我们几个手无寸铁，还能跑到哪里去？’”接着“毛泽东面对枪口一点也不慌张：‘你们要抓我，可以，但总得有个道理吧。你说，我妨碍执行公务。请问，妨碍执行什么公务了？’”如此步步紧逼，不仅自己面对枪口安之若素，更是让团丁在自己的正气凛然之下变得胆小怯懦了。小说结尾写到，赵恒惕派人来捉拿毛泽东，杨开慧为其整理好衣物，“众人送毛泽东出门，走到门口，毛泽东忽然站住，说：‘慢点，我还没吃饭呢。’”众人在此时已为其急得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他还能悠闲地坐下来吃晚饭。小说在这个情节上既有人物动作的描写，也有人物语言的描写，很逼真地刻画出了毛泽东猝然临之而不惊的性格特点，把握好了与后期毛泽东性格的联系。
毛泽东幽默风趣，常常在一句话中，一语双关，逗人发笑。杨华方的小说生动地展示了青年时期毛泽东的幽默风趣。小说中描写了这样一个情节：毛泽东巧用“调虎上山”，将成胥生引走，迅速地在上屋场成立了韶山党支部。之后，成胥生扑空，又回到上屋场，却发现他们在玩纸叶子牌。“毛福轩想起成胥生排行第八，畏他的人叫他八爷，恨他的人骂他成阎王，八胡子。便把手上的牌看了一眼说：‘来了个小八，要不要？’”......“这时毛泽东就说：‘开慧呀，三月三，逢人路上脱衣衫。手气来了，挡都挡不住啊！要糊牌了，不要说小八，王八我也要吃了。’”后又说：“你们看，我跟小八硬是有缘，这次吃了小八，我又糊了。哈哈，我又赢了一盘，哈哈。”此处作者用幽默的笔触，既写了众人打纸叶子牌的事，同时话中也暗含讽意，将成胥生羞辱了一番。小说中，青年毛泽东的幽默风趣随处可见，这也和后来毛泽东的性格是前后呼应的。
不仅在性格方面，小说把握好了前期与后期的联系，其他方面的人物特点也是如此。毛泽东的书法，众所周知，气势磅礴，自成一体。中老年时，更是让人拍案叫绝。书体为狂草，主要临习了怀素、张旭，又兼习魏碑，笔法狂放，俊俏。其前期书法自然是有所成就的。在小说第十七章郭麓宾让郭士奎送信给毛泽东一节中，郭士奎来到了钟志申的书店，“店铺挂着个牌子，牌子上那字写得雄浑飘洒，那字像他叔叔那样喝了很多墨水的人写的。”郭士奎的话虽用语通俗，却极符合人物性格，从侧面描写中可以知道，毛泽东的书法已不同一般。如此，既不是正面的夸耀，也不是铺张渲染，只几笔淡淡的描写，就展现了青年毛泽东的书法功力。
总体说来，把握人物前后联系是多方面的，毛泽东因为身份的特殊，同时又处于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作为长篇纪实小说对其故事的艺术提炼不可能随心所欲，胡编乱造，必须忠实于历史。杨华方正是在历史的联系中，正确地把握了伟人毛泽东的性格特点，特别注意了毛泽东性格的前后联系，因此，塑造出了既真实又形象、既伟岸又平易的毛泽东形象。
二、全面展示，整体、多方位地展开对伟人毛泽东的塑造
小说塑造人物务求真实，而其效果则主要来自于作者对人物多方位的刻画，包括优点，缺点，爱情，婚姻等等。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肯定不可能完全呈现于人前，不需苛求作者。杨华方的《毛泽东在1925年》在伟人题材的小说中，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全面的青年毛泽东形象。虽然小说的主体部分是毛泽东率领韶山冲的农民与团防局长成胥生做斗争，但其中也穿插着毛泽东儿女私情的纠葛。既有毛泽东的智慧，又有他的无奈。
毛泽东很具有霸气，性格显得比较强势。这在小说的正面和侧面描写中都可以看出。毛泽东刚到韶山，碰到团丁钟子川，“钟子川喝道：‘你是什么人？’毛泽东道：‘我是韶山人呀！’‘韶山人？’”钟子川不以为然，带有几分怀疑，然后毛泽东又说：“是呀！我名叫毛泽东，泽东就是惠泽大海，普照东方。字润芝。韶山冲里叫我石三伢子。”最后一句让人震惊，其远大抱负，不觉让人叹服。小说第四章，郭麓宾来到毛泽东为乞丐开设的灵堂前，看到堂前的对联，联想到毛泽东的诗作。“十年前，才十多岁，写了首《咏蛙》：‘独坐池塘如虎踞，绿杨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脍炙人口，霸气十足。”此处的写法非常巧妙，既是正面描写他人，又让其联想到主人公孩童时的诗作，从其诗作中，让人看到主人公的霸气。
小说还在适当的时候穿插进了毛泽东处理儿女私情的故事。这让人有眼前一亮的感觉，因为在很多同类作品中是少有的，而且这里所写的故事也不比一般。
首先毛泽东和杨开慧的爱情故事叙述，虽说只有几处，却处处深入人心，让人难以忘怀，其中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小说的第五章，毛泽东对杨开慧说的话：“我小时候放牛，看见杜鹃花开了，常常采了一束又一束，只是自我欣赏，没有送人。那时，不知道给谁。直到我遇上毛岸英的妈妈，这，这名花才有主啦。”后又说：“那时岸英的妈妈在长沙周南女中读书，我每个礼拜去接她，就想，要是在我们韶山，我就采一束红杜鹃送给他。可惜长沙街上没有。每个星期六我去接她都是空手。”笑着又说：“好，现在机会来了，只等这杜鹃花一开，我要采好多好多的杜鹃花送给毛岸英的妈妈，你说好不好啊？”看到这里，我想我们都会和杨开慧一样抿嘴而笑。这种表达爱意的方式非常风趣。这就是我们伟人的爱情，如同平凡人一样，爱得温馨，爱得幸福。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情节，是毛泽东处理自己原配一秀的小妹与杨开慧的矛盾。因为一秀已死，其小妹三秀对毛泽东再娶的杨开慧自然存有偏见，特别是小说对三秀和杨开慧心理变化的描写，可谓是温婉入微，丝丝入扣。毛泽东后来把杨开慧带到三秀家，以其一贯幽默风趣的方式化解了两人之间的矛盾，其中，杨开慧的善良、开明也因此突显出来。
毛泽东与杨开慧的爱情，以及毛泽东巧妙地化解一秀与杨开慧之间的矛盾，虽不是关于斗争的革命大事，而是毛泽东的爱情婚姻家庭生活，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难免琐碎，但正是这类情节的设置，多方位地塑造了毛泽东的形象。
如果你设想出一个享有绝对权力的万能之人，你就是在毁掉这个人。毛泽东并不是万能的，虽说他机智，有时也会如常人一样犯难。杨华方在小说中出色地表现地表现了毛泽东人物性格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如第七章中，成胥生和族爷扰乱夜校，众人无法，就要准备走时，小说这样写道：“成胥生的目光扫视着课堂，他看见毛泽东坐在一旁望着自己，便点着头向毛泽东笑，那笑似乎在说：怎么样，你的夜校办不成了吧，这你可不能怪我啊。”毛泽东此时也是无法，最后还是杨开慧解围。还有一次，毛泽东和团丁理论，坚持认为那两个叫花子不是过激党，之后却被问得哑口无言。最终自然还是想出了对策。由此我们发现，毛泽东这个形象在作者别具匠心的对比中显露出来。他既聪慧，也有无奈。这才真实，这才使得小说中伟人形象更加丰满。
高尔基说：“一切出色的东西都是朴素的，他们令人倾倒，正是由于自己的富有智慧的朴素。”杨华方的小说《毛泽东在1925年》就是向我们讲述了一个朴素的人物的故事。这是一种探索，一种对塑造伟人毛泽东形象的探索。正是这种探索，解构与颠覆了将伟人毛泽东神化的倾向，向读者呈现出一个真实的伟人毛泽东，一个让我们感触得到的伟人毛泽东。
当理性已经回归，主流思想意识已经步上正轨，强大的理性力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在这样一个开放的大空间里，忠实地塑造领袖伟人应是各位艺术家的自觉意识。因为虚假和无休止的赞颂只会让人麻木，只有真诚才能让我们感动，而伟人更会因此而永远屹立于人们面前。
（原载《湘潭日报》、中国作家网等）
来一次出位创作
——记第三届毛泽东文学奖获得者杨华方
彭代英
杨华方系中国作协会员，2000年被选为湘潭市作协主席。虽是株洲人，在湘潭工作有30多年。因工作之便常去韶山，常听韶山人讲毛主席的故事。听得多了，手有点痒，但写毛泽东的书已经很多，他不愿重蹈覆辙，想写一个他听到的、风趣幽默的、大家都感兴趣的毛泽东。
一次，一位退休干部给他讲了一个故事：毛泽东1959年回韶山，乡亲们都跑来争着和主席握手，有个十岁左右的赤脚少年在人群中钻来钻去，前后与毛泽东握了5次手。来到故居门前，赤脚少年又挤到毛主席身前，便衣警卫要拦他，毛泽东却笑着伸过手，和这位小老乡又一次亲切握手……这个细节让杨华方琢磨了好几年。他后来想起美国作家艾萨克·辛格的哥哥教导弟弟时曾说过：看法总是要陈旧过时，而事实永远不会陈旧过。生活中的毛泽东总把自己当作一个平民百姓，杨华方觉得民间关于毛泽东的这些传说，实际比已有的传记生动得多。他认为，塑造伟人形象不在于议论多少，只要能捕捉到伟人的生动细节，客观地记录，适当地提炼，就能还原一个合乎历史真实又生动可感的毛泽东。
杨华方决意写一个平民化的毛泽东。
杨华方在翻阅历史资料了解到，毛泽东1925年在上海被挤出党中央领导层，政治上失意，身体欠佳，他以养病为由，带着杨开慧、毛岸英、毛岸青回韶山。“以前很多传记和影视作品，多是在大的政治事件和战争中表现毛泽东。我选择写1925年的毛泽东，因为这次毛泽东回韶山身处逆境，完全是以一个平民的身份回来的。”杨华方说，“有句俗话说，‘虎落平阳遭犬欺’，毛泽东第一次带着杨开慧回韶山，200多天里遭遇了许多坎坷，写在逆境中的毛泽东，更能反映他丰富而生动的情感世界，更能呈现一个真实、人性化的毛泽东。”
关于故事情节与历史的关系，杨华方说，如果把历史的线索比作一根藤，我收集到的一个个故事，就像是这藤上的瓜。这根藤上开的花结的果很多，不可能个个长得又大又圆，因此我就要考虑舍弃一些长不大或不好看的瓜，让这根藤上留下的瓜个个长得又大又圆，使这根藤枝繁叶茂硕果累累。在寻访中，杨华方与当地一些老人交谈后，了解到毛泽东在杨开慧之前还有个堂客叫一秀；杨开慧第一次回韶山，为了让杨开慧进毛氏宗祠，韶山人特地在祠堂另开一侧门；韶山团防局长成胥生为了除掉毛泽东，以联名状诬告毛泽东；遇灾农民向成胥生要求买粮度荒，成胥生说，你们找毛泽东去要饭吃吧；湖南省省长赵恒惕派兵抓毛泽东，毛泽东却坐着轿子逃跑了等等。这些民间流传的故事，经过一番取舍，长不大的、不好看的“瓜”被他弃掉了，留下的“瓜”经过施肥、用心照料，长得又大又圆又甜。“施肥要施适合这瓜的肥，不然，瓜长大了不甜，或长大了也是个不好看的歪瓜。”杨华方幽默地说。
要让读者喜爱文学作品的毛泽东，毛泽东的文学形象一定要出彩。杨华方在作品中安排人物的关系上不断出新出奇，将不太可能在一起的人物巧妙地安排在一起。例如，毛泽东第一个妻子的妹妹三秀不接受杨开慧，对杨开慧有成见，作品中偏让三秀几次与杨开慧碰头；胆小阴诈的刘剃头接受了暗杀毛泽东的密令，毛泽东偏叫怀揣毒刀的刘剃头为他理发，枪兵来抓毛泽东，毛泽东却还答应刘剃头和他随行……反常理而行之，矛盾冲突更尖锐，故事情节更扣人心弦，人物的表现也更充分、更有魅力。
生活中的杨华方朴实诚恳，做事踏踏实实，创作上却大胆出位。杨华方的这次出位创作，引起了文学界的关注，被评论界认为是我国第一次以小说的手法、第一个以人性化的视角描绘毛泽东。因为他的大胆出位，这部作品近日荣膺第三届毛泽东文学奖。
（载《湖南日报》）
附：
杨华方著作目录
中篇小说集《松叶和他女人》
—1992年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
散文集《撒花人》
--1997年海天出版社出版。
小说散文选集《杨华方作品选》
--2003年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长篇小说《毛泽东在1925年》
--2005年《三湘都市报》连载，
2007年《中国作家》发表，
2007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2014年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再版。
散文选《闲牛集》
--2009年8月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长篇小说《红色第一家》
---中国作协2010年重点扶持长篇小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电视连续剧《月有阴晴圆缺》
--1998年由我国和马来西亚合拍，VCD由北京电视音像出版社出版。
电视连续剧《难忘1925》
--2001年由潇湘电影制片厂拍摄，中央电视台等播放。
广播连续剧《韶山红杜鹃》
--2001年中央广播电台等播放。
电视连续剧《毛泽东和他的六位亲人》
--2010年由中央重大题材办审批立项，湖南电视台选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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