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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北京大学戴锦华教授近日在中央民大的公开讲演——“历史轨迹交叉处：比较文学、文化研究与族裔”，由中国艺术研究院李松睿老师记录，经戴锦华教授授权发表。
大家好!这是我最近第二次来到中央民族大学演讲。很高兴能有机会在这里分享我对比较文学、文化研究与种族、民族、族裔问题的思考。这三个场域，和今天在中国占据了极端特殊地位的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研究及其在这一学科设定之中的比较文学之间，似乎有着相当紧密和直接的关联。
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是二战后在非常相近的历史时期兴起的两个学科，都曾在西方学院中成为突出的显学。与此相联系，则是在这同一时期，种族、民族、族裔、民族主义议题开始在社会运动与学术场域间凸显。三者间彼此分立又紧密互动，事实上形成了一个极为有趣的历史轨迹的交叉点。
讨论这一议题必须的参数，首先是全球化。相对说来，全球化是一个晚近的概念，但却是一个现代历史启动时刻便昭然若揭的事实。即，自此开始，不再有任何事件可以在单一民族国家的疆界内部得到完满的阐释。然而，全球化成为一个获得普遍认知的事实、超过了欧美世界向非西方地区扩散，却是拜世界大战、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所赐。这场战争所波及的世界幅员、战争的残酷程度、动员的广泛深入，形塑了一个人类共同抉择自己命运的时刻，使得全球化成为无可回避的事实与实践。而这一“全球”、“人类”的形塑过程，却在不期然间埋下了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火种。
此间，法农——战后著名的第三世界思想家，后殖民理论的奠基人、20世纪最著名三位医生/革命者(鲁迅、切·格瓦拉、法农)之一——的故事极具典型性。作为出身于西印度群岛的法属殖民地的黑人，年轻的法农曾为二战之为人类命运的大对决的认同所感召，泅渡前往自由法国所属的岛屿志愿参战。不是效力于宗主国，而是投身于人类反法西斯的共同事业。然而，当同盟国胜出，法农作为战胜法西斯的战争英雄登临法国本土，却发现他非但没有受到凯旋英雄的欢迎，相反，他的肤色使他几乎形同隐身人。这一痛切的体验，令他开始质询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的现实，令他写出《黑皮肤、白面具》、《地球上的受苦人》等论著，令他投身第三世界的反殖、独立建国运动，成为泛非联盟的精神领袖。
如果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曾卷入了人类的大半，那么，战后最重要和基本的世界事实，便是文明史上，前所未有地，人类分裂为善与恶、黑与白、光明与黑暗——水火不容的两大阵营。这便是冷战的莅临。
20世纪，每一次剧烈的社会震荡都名副其实地改写了世界地图。二战后，世界进入了殖民化以来未有的全球激变，迸发了第三世界/亚非拉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独立建国运动。以欧洲为原点、为中心的欧洲帝国们，首次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和抵抗。然而，今天我们也应该看到其中“历史的诡计”——第三世界的独立建国运动，同时也成为第三世界内部内在而深刻的全球化进程。第三世界地区的人民驱逐了殖民者，同时参照殖民者的主旨理念和政经结构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毋庸置疑，非西方国家的现代主体有着清晰的、拉康所谓的“我/他”结构。因此，现代/传统、现代化/民族(本土)化、自我的故事/他人的语言是非西方国家独立建国后面临的共同文化困境;后殖民——不仅作为理论而且作为实践的命题：内化殖民者的文化逻辑、经历深刻的“内在流放”，是第三世界政治、文化的普遍事实。
更重要的是，多数并非借助革命(甚至包括经历了革命)而实现独立建国的亚非拉国家，不仅在独立前经历了与前宗主国谈判过程中对未来国家的政治、经济主权的让渡，而且面对着独立后无力摆脱殖民经济结构，因而只能继续依附于欧美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这便是著名的古巴困局和格瓦拉之梦想并投身“世界革命”的由来)。所以，欲勾勒战后的世界政治经济情势，新殖民或许是比后殖民更直接、恰切的事实。这是第三世界主体位置上的描述。
在欧美世界那边，则在不断地丧失殖民地的同时，经历着巨大的文化冲击。欧洲人必须面对着他们自己的、为自己而设计的政治体制，成了他们所不能完全主导的全球体系;曾经的殖民地，变成了不得不平等对待的政治实体。萨特为《地球上的受苦人》所做的序言：曾经这地球上有几千万人，其余是土著……。“人”，这个西方世界“画在沙滩上的面庞”，这个自我神话，成了“土著”们自觉的自我书写和自我改造。突然之间，西方(/现代)文明被迫面对着世界上存在着充满差异性的人群、文化，而且必须以接受这些参数为前提，重新定位自己。
这正是比较文学作为新学科全面勃兴的底色和前提。曾经，“比较文学”无外乎处理欧美世界的内部差异，如今却必须面对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性文化事实。歌德所谓的、具有某种乌托邦意义的“世界文学”，如今成了重要而基本的文学现实。从学科的角度上看，曾分属于人类学(这一事实上的殖民学科)的研究对象，必须由一个全新的学科及其方法来面对和处理。在此，比较文学学科的潜在前提之一，是民族国家的维度。民族/国别文学正是世界文学的对立/对应项。也可以说，比较文学试图回答一个非哲学的哲学命题：我(们)是谁呢?一个以他人为镜认识自己的学科。
战后，文化差异性命题的凸显，是与文化全球化的狂浪相并行的。也正是文化全球化的——在此，是文化的美国化，是好莱坞、美国波普文化、流行文化对欧洲的冲击，造成了英国文化研究的兴起。然而，较之第三世界的反殖、独立建国运动的全球背景，文化研究的“学科”背景是冷战，是欧洲新左派的社会、政治选择。因此，文化研究的命题主轴，是阶级、性别、种族。同是“我(们)是谁”的命题，但对文化研究说来，民族国家只是一个历史的参数。这里的“我”或“我们”，是英国、或广义的西方阵营中被压迫、被压抑的多数。
也正是令比较文学、文化研究勃兴的世界格局，将族裔/民族问题推到了我们的视野中心。我们前面说到，20世纪的全球激变，每一次都在改写着世界地图，这是一个字面义的表述。曾经，世界地图上的亚非拉长久地呈现为大片的、单一色调：那是“西属拉丁美洲”、“法属非洲”、大英帝国的“日不落”疆土……。今天，展开世界地图，我们看到一个色彩缤纷的世界。然而，稍加细查，我们便可以发现，欧洲和绝大多数亚洲国家的国境线蜿蜒曲折，那是在漫长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区隔和边境，而北美和非洲国家的国境线则多是笔直的几何线条。那是殖民者到来，整体性地摧毁了本土原有的政治经济结构，按照自己的势力范围和管控需要人为划定了行政区域。然而，第三世界独立建国却只能坐落在殖民者的势力分割与行政区划之内。
我们知道，民族是一个现代概念(或者说现代“发明”)，它是现代史发生时刻，欧洲国家对自己的历史与现实的命名方式：在昔日的罗马帝国、此后的基督教世界内部，大致参照着不同的方言区，建立了今日的欧洲国家。而在亚非拉，殖民者的侵略与占领，一边是暴力地切割了古老帝国的疆界(诸如古老的库尔德帝国，如今分处在五个民族国家之中)，另一边，则是为了绥靖化的本土统治需要，刻意地形构出不同的种族(也是阶层)。1994年震惊世界的卢旺达种族灭绝的惨剧便是其中突出的一例。其中水火不容的胡图族和图西族，在殖民者抵达之前，只是农民和牧民的称谓，却被荷兰、英国殖民者以“科学”的“人种学”建构为低下种族与高贵种族。
因此，战后独立建国的第三世界国家普遍遭遇到的问题，一边是自己的国家缺少民族同一性的依托和支撑，事实上是多民族、多语种是集合，除了殖民历史，缺少共同的历史传统与记忆，只能是“想象的共同体”;另一边，则是殖民历史最沉重而惨痛的债务：种族冲突与宗教争端。对这个历史时段，人们不断歌咏的，是印度人民在甘地的领导下，以和平抗争的方式赢得了民族独立;但人们三缄其口的，则是此后印巴分立中的惨绝人寰的种族、宗教冲突、仇杀、——当英国殖民者被迫承认印度次大陆的独立，却留下两柄权杖，以宗教的名义令印巴分离;世代杂居在人为划定的边境两侧印度教徒与伊斯兰教徒因此而经历了大奔逃、流散和迁徙。
令族裔、种族、民族问题凸显的另一事实则是：解殖的过程，伴随着前殖民地欧洲移民的回流，因此，战后欧洲文化中身份问题的凸显便不足为奇了。我们只要看看战后重要的欧洲思想家、文学家中有多少人曾是前殖民地、主要是非洲的回迁者，便一目了然。更重要的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过程，是第三世界朝向发达国家的移民过程。此前，显影在文学与文化中的，是第一世界的公民在第三世界的历险故事;二战后，则是斯皮瓦克所谓的“逆向的‘黑暗之心’旅行”，前殖民地国家的精英开始向前宗主国移民。这在欧美国家造成了极为繁复的种族、身份议题。事实上，文化研究的奠基人斯图尔特·霍尔便是来自前殖民地牙买加的英国新移民，尽管他本人几乎从未涉足族裔、种族议题。而美国后殖民理论的主要倡导者，几乎都是来自第三世界的明星学者(斯皮瓦克、侯米·巴巴、赛义德……)。最后要补充的是，在美国族裔研究一度成为文化研究的主体，其问题则来自殖民扩张时代最为巨大的历史债务，即贩奴暴行所造成非裔美国人(美国黑人)问题;当然还要加上今天美国社会的拉丁美洲“非法移民”及越来越多的亚裔移民问题。
至此，我们已经可以清晰地看到，第三世界的崛起、冷战的格局造成了欧美世界内部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的勃兴，而民族、族裔、种族议题则事实上成了令两个学科相遇、重合的接合点或交叉口。而这个两个学科分别是在八九十年代之间成为中国文化语境中、舶来的新学科。我们首先遭遇到的，是主体的再度确认、甚至是一个主客体的倒置过程。所谓“反转世界地图”：我们必须首先在中国的主体(既是传统中国文化，所谓“古老的东方智慧”，也是在为坚船利炮所攻破、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混血、更生的现代中国文化)位置上重建我们自己的研究坐标。
有趣的是，在中国(及所有非西方国家)对自身差异性的追问必须以自己相对于欧美差异性的历史自觉为前提。这便是中国文化研究就在比较文学的学科内部发生，却迟迟未能形成对民族、族裔问题的敏感与凸显的原因之一。必须声明，我并非中国特殊论的持有者，但认识到现代中国史与古老的中华帝国特有的历史轨迹，却是我们主体确认的充分必要的起点。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在其《民族主义》一书中批判性讨论了“民族主义”作为现代性规划与现代性的核心话语之一，是十足的神话。但他一开篇，便申明有三个国家是这一论题的例外：即中国、日本、朝鲜/韩半岛(南北朝鲜/韩)。其成为例外的原因，在于这三个国家(地区)的历史事实奇特地印证而非反证了现代国家作为民族国家的“神话”：具有极高的民族同质性，统治民族是占有压倒多数人口的大民族，其现代国家的疆土坐落在古帝国/王国的疆界之内。因此，建筑在东南亚研究基础上的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的理论预设与阐释，相对于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并不恰切。
我自己求学、成长的80年代，是一个以民族文化自我批判、自我否定为主要特征的时代。今天看来，相当吊诡的是，中国文化的再批判与再否定，事实上成了对中国作为民族国家，而非冷战格局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成员国的确认与转移。但诸如“中国历史的超稳定结构”、历史循环、“吃人筵席”……仍成功地建构了某种不无悲情的中国历史虚无与文化自卑。我还记得自己的一个有趣的经验性的体认。第一次到埃及，第一次站在我们无数次在画册、图片中看到的金字塔时，那震撼与赞叹一如千年来的无数初见者。震撼之余，概叹(而非追问)：“古埃及人今何在?”突然令我感性而非知性地体认到，中华文明、中国历史的确不如世界其他古文明历史悠久，不曾创造巨石文明类的奇迹，但它却是一个鲜有的、连续的历史。
然而，如果我们将中华文明视为一个不断更生的、连续的历史、将霍布斯鲍姆的描述作为我们对自己历史与民族问题思考的起点之一，那么必须看到的是今天所为中华民族的历史久已(如果不说是始终)不是“纯粹”的汉民族主导的单一历史。李唐王朝到底是否汉家天下，已不是新闻或奇论，更不必说五代十国间的王朝更迭、民族融合。准确地勾勒出枯水线的万里长城，固然是为了农耕王朝(汉人)阻挡游牧民族(少数民族)入侵，但这道长城，显然未能阻挡蒙古铁骑或清兵入关。元或清，不仅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王朝，而且蒙古帝国甚或是大于中国史的历史事实;清王朝事实上以“康乾盛世”将“中国”推到了全球地位的一个峰值。当我们说现代中国坐落在古帝国的疆界内部，说的正是清帝国。可以说，今天的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的现代国家，其基本格局成形于清——一个少数民族主导、入主中原的朝代。不同于汉代的拓边、戍边，或此后王朝的东征西讨，清王朝时代，今日中国疆土的形成，出自各大少数民族间的合作与协同。
当我们说中华民族的历史是一个连续的历史，它同时是由不同民族的王朝、政权彼此更迭的历史段落组成。不是欧洲宗教战争或殖民时代的征服，甚或灭绝，中华文明，或汉文化自身，事实上是一个历史性的多民族文化。乃至现代中国的开启处，并存于“驱逐鞑虏、光复中华”的政治纲领的，是作为某种明确的诉求和旗帜的“五族共和”。这是去反思和质询汉文化中心主义想象的基础和起点;而不是参照西方逻辑和理论来生硬地重述我们的历史。
可以说，在我们的现代文化史上，“民族”意识的产生曾经是一种应激反应，或者说是创伤疗治。当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攻破了大门，我们是在亡国灭“种”的威胁下，将自己反身指认为一个全球体系中的“种族”或“族群”;或者说，是在西方之镜里照见了自己作为共同的异己者的形象。今天我们所谓的“少数民族”，则是1949年以后，作为现代国家建设而建立的命名、指认系统，而且采取了“自报公议”的方式;与此同时，我们接受并沿用了列宁的制度创新方式：少数民族区域自治。换言之，就在在现代化过程中渐次形成的“民族”概念而言，我们仍有别、错落于欧美的“规范”。
而此度，民族议题的再度凸显，则是与中国加速度介入全球化进程直接相关。其一，是自改革开放、国门初起后便暗流汹涌的移民潮开始将中国人带往世界各地(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和地区)。于是，在全球视野中，作为“少数民族”、“新移民”、“亚裔”的中国人开始引发关注。在内部，则是Chinese Diaspora(/中国游离民/身处家国之外)，或全球华人的议题，开始以别一种方式改写并凸显了“想象的共同体”的议题。最突出的例子，是近20年来近乎唯一一部取得票房大胜的官方主旋律电影《建国大业》，其参与制作与出演的华人明星来自世界各国、各地，其国籍近乎某种联合国名单。是流散或汇聚?
其二，则是在中国内部的极速发展中，原本不平衡的经济格局，造成了事实上的、并不以民族为前提或参数的内部殖民与内部移民;而大都处于地理的、经济的边缘区域少数民族区域，同样遭受到巨大的冲击;各个层面上的、急剧的社会分化引发的冲突，不时地借民族维度显影而出。而在世界范围内，则是后冷战之后的全球困境：丧失了整体性另类选择的出路与前景，其结果便是右翼民粹主义对底层民众与贫穷、苦难议题形成了巨大的社会动员力;其主要的资源和手段便是宗教原教旨主义与种族主义;身份政治丧失了冷战时代两大阵营对峙的政治依托，成为社群分裂、对峙、冲突的动因。
在经历全球剧变、迥异于前的世界情势与格局中，比较文学、文化研究与种族/民族/族裔议题再次形成了新的历史轨迹的交错。在反思比较文学的先在的民族国家维度、坐标的前提下，去重新思考中国内部的文化共同与差异，其自身的多源与多元，去重新铺展国内各民族间的比较研究;在清醒地意识到文化研究已丧失了冷战结构依托的意义上，去检视“民族文化”新的社会功能角色，以及身份政治、民族话语作为新的文化政治的实践价值;便是这新的历史轨迹交叉处的急迫与机遇。
在反思与创造中前行，是置身于这个名曰“微时代”、“小时代”的激变岁月中每个文化践行者的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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