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与现实
作为一种想象现代社会的未来图景的文学形式，科幻小说与现实社会的关系历来是科幻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 可能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科幻小说家艾萨克·阿西莫夫曾指出，科幻小说的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与作家所处的社会状况有着紧密联系，因此科幻想象力的上限必然受制于作者所经历与了解的社会生活。
在2012年一个访谈中，当被问及如何看待“科幻与现实”的关系时，当代中国最著名的科幻作家刘慈欣回答道：
“我本身对现实不是太感兴趣，对用科幻来隐喻反映现实也不感兴趣。我并不想把科幻作为批判现实的工具……我比较倾向于……把现实作为一个想象力的平台，从这个平台出发。……我其实是从科幻来，回到科幻去……”
在2014年新年自述中，他继续谈到：
“中国作家缺的是想象力和更广的知识。我们的文学是根深蒂固的现实主义传统，我们的文学理念也是基于现实主义的，认为文学就是反映现实，反映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在这种理念之下，作家把描写的主要注意力都集中在现实层面。”
从上面两个表述看，刘慈欣坚持“为科幻而科幻”的“硬科幻”写作理念，反对把科幻作为批判或反映现实的工具。然而，奇怪的是，就在同一个访谈中，他却明确表达对托尔斯泰式的文学“现实感”的欣赏，并认同科幻文学是一个国家社会状况(包括经济、政治状况)的敏感指针的说法。 表面上看，这两种说法似乎自相矛盾，不过，如果阅读刘慈欣的更多作品和访谈，可以发现上述两个看法其实一以贯之，因为反对科幻文学成为“批判现实主义”工具，与从“现实感”出发用科学理论和知识想象人类未来并不矛盾。由此出发，有必要进一步讨论刘慈欣对科幻与现实的关系论述。
首先，科幻小说与现实主义的观察“现实”的视角不同。在科幻中，人类整体和一个世界常常作为主要文学形象出场。“人物形象”并不必然是科幻的核心要素，而当代文学常常被表述成一种“人学”。以“人与人之间关系”为中心的“批判现实主义”关注的“现实”，并不等同于科学视角关注的工业化、现代化的社会变迁观以及人与自然、人与宇宙之间关系的“现实”。 传统文学对科技发展带来的现实变化可能并不敏感，而科幻文学则恰恰相反：当下已经进入未来。每一年、每一天、每一刻都有科学技术缔造的奇迹正在被创造出来，身处其中的普通中国人不可能对身边发生的这些奇迹一无所感，这是工业化和科技发展的“时代精神”。 刘慈欣曾说，从北京到太原的高铁有全国最长的铁路隧道，可没什么人知道，也没什么人关注：人们对(科学)奇迹已经麻木了。 与此同时，“抛弃了时代和人民的文学却抱怨自己被前者抛弃”。
其次，科幻的存在不是为了描写现实，而是为了科学幻想。在这个意义上，非要让科幻反映现实，就等于让飞机降落在公路上，与汽车一起行驶和遵守交通规则。刘慈欣曾说，如果科幻是一种能飞进来的文学，人们为什么偏偏喜欢让他在地上爬行呢? 在中篇小说《乡村教师》中，刘慈欣用神奇的科学幻想将沉重的现实与空灵的宇宙联系起来。 在一个类似《平凡的世界》般写实的贫穷落后的小山村里，李老师用尽最后一口力气给学生们讲完牛顿三大定律，就永远闭上眼睛。这时候，“中国科幻史上最离奇最不可思议的意境”发生了：一场延续了两万年、跨越大半个银河系的战争波及到地球，李老师的学生们被选为决定地球命运的“文明测试者”……
最后，正如刘慈欣总结的，从科幻世界看现实，能使我们对现实有更真切、更深刻的认识。想象和思考人类文明在不远的将来甚至更远的未来会变得怎样，是更好还是更坏，是科幻的使命。在这个意义上，从社会科学方法论角度看， 关于未来的科幻思想实验与反事实(counterfactual)的历史研究类似， 都源于对各种版本的历史决定论的怀疑，也都基于对形形色色的历史进步主义或悲观主义的拒绝：反事实的历史研究从现在思考过去的人思考过和可以探索的可能结果--我们的过去就是我们的未来， 而科幻是基于当下思考未来可能性的思想实验--我们的未来决定于我们当下酝酿的各种可能。 正如历史上实际发生的事情可能超出当时大多数见多识广之人的预料结果，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或许往往超出当代主流精英的合理想象。生活在当下的人们，却容易习惯性地认为当下的文明及其“进程”是唯一的，不会再有别的选择。而科幻却为人们创造种种不同于“当下现实”的文明进程，通过虚拟历史让人们能够跳出“当下现实”的纠结和束缚，体会到许多深藏在现实之下的东西。
总之，关于未来的科幻是当下正在酝酿的诸多历史可能性之一。通过科幻，我们穿越到未来，又穿越回来，对当下的处境有了更深刻的把握。在这个意义上，从文明存亡和人类未来的思想维度出发，我们得以理解刘慈欣所说的“科幻文学是唯一现实的文学”。
本文讨论的《三体》三部曲，是刘慈欣最富想象力的一次科幻思想实验，不仅让众多读者如痴如狂，而且不少人还基于“黑暗森林”状态的“宇宙社会学”提出宇宙文明的各种理论假设，其中包括严肃的学术研究。
毫无疑问，《三体》系列的绝大部分科学和思想概念、人名、地名包含着丰富的隐喻、暗示和象征，每本书的任何一个主要情节和关键人物都可能而且已经存在许多不同的解读，而且每种解读都有一定的道理和依据。从左派到右派，从强国派到自由派，从新古典主义到后现代主义，从科学崇拜到生态主义，从男权主义到女权主义，从影射历史到创造未来，可以说，《三体》文本构成了一个神奇的场域，其中的解读路径包含几乎所有当代中国的主流思潮。形形色色的批评和解读让刘慈欣感慨：“科幻文学和批评似不在同星球。” 其实，《三体》的解读困境正如《死神永生》云天明为人类创作的三个童话面临的解释困境：谁都知道这不仅仅是三个童话，然而云天明通过童话传递的信息到底是什么?或许早已自觉或不自觉地意识到“作者之死”的尴尬境遇， 刘慈欣如此描述云天明故事的解读困境：
“各个政治实体和利益集团的影子开始在解读工作中显现……都在按照自己的政治意愿和利益诉求解读故事，把情报解读变成了宣传自己政治主张的工具。一时间。故事像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致使解读工作变了味。不同派别之间的争论也更加政治化和功利化，令所有人灰心丧气。”
在《死神永生》的文本中，刘慈欣提供了云天明故事的成功解读模式：双层隐喻和二维隐喻。双层隐喻是指故事中的隐喻不是直接指向情报信息，而是指向另一个更简单的事物，而这个事物则以较易解读的方式隐喻情报信息。 而人们陷入困惑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按单层隐喻的习惯性思维解读故事，认为故事情节直接隐喻情报信息。二维隐喻是用于解决文字语言所产生的信息不确定性的问题。在一个双层隐喻完成后，附加一个单层隐喻，用来固定双层隐喻的含义。 含义坐标单独拿出来看是没有意义的，但与双层隐喻结合，就解决了文学语言含义模糊的问题。
按照双层隐喻和二维隐喻的解读方式，解读《三体》首先避免将具体情节和人物解读为历史或现实事件或人物的简单影射。比如，认为《三体》系列是一部“批评西奴(带路党)的文学隐喻”说法，可能紧紧抓住前两部的某些关键情节和人物，不能很好地囊括第三部的故事设定和矛盾冲突。 又如，认为《三体》的主旨是落后国家与先进国家之间的民族主义竞争的解读，或许低估了大刘的思想野心，忘记了大刘对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双重反思。 再如，认为《三体》系列是为“独裁统治和道德丧失”辩护的“科学加社会学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点， 似乎忘了《三体II：黑暗森林》(以下简称《黑暗森林》)中刘慈欣借罗辑之口说“人性的解放必然带来科学和技术的进步”， 因此刘慈欣对科学与道德的关系的思考，肯定比简单对错是非更为复杂。
为了尽可能地避免误读(尽管不可避免)，也为了更好理解《三体》的科学幻想与现实社会的关系，本文也采取类似于双层隐喻和二维隐喻的解读方式。首先，《三体》三部曲“双层隐喻”，力求用同一个标准和理论使用方式将《三体》三部曲的整体结构。其次是，《三体》每一部各自的“双层隐喻”，尊重三部曲的文本自身的叙事方式，力求更为深入地从《三体》的故事背景设定推导和想象特定的叙事结构。第三，以刘慈欣解读刘慈欣的“二维隐喻”，从《三体》的创作札记以及刘慈欣的科幻研究和其他作品的线索和坐标，锚定《三体》基本情节和人物的所代表特定立场和价值观。
让我们从在《三体I》的《后记》开始。刘慈欣在此交代了创作《三体》系列的初衷：
“如果存在外星文明，那么宇宙中有共同的道德准则吗?为什么人类至今没有发现其他智慧文明?相对于有道德的人类文明，零道德的宇宙文明完全可能存在，那么有道德的人类文明如何在这样的一个宇宙中生存?”
《后记》中所谓零道德的宇宙文明，并不是说三体人为代表的宇宙文明没有一套文明内部的是非标准或价值观，而是说三体文明与当下人类文明在道德观上是异质的，甚至两者存在着生死存亡的残酷斗争。面对三体人的入侵，是坚持现有的道德标准，还是生存第一?这些由科学幻想驱动的人类道德命题构成了《三体》系列的主线。
在2011年的一个访谈中，面对圈套重重的提问，刘慈欣坦然交代了《三体》系列的创作意图：“《三体》想说的，就是人类目前的道德体系和大灾难来临时人类自救行为之间的矛盾。” 在2013年10月的一次访谈中，刘慈欣认为《三体》电影改编的主要阻碍不是拍摄技术问题，而在于“主题太复杂，而且偏离主流价值观，这点最糟糕。” 可见，刘慈欣对《三体》系列对人类主流价值观的完全具有自觉地反思和批判。《三体》第一部发生在地球上，对人类文明和道德实践绝望的人类精英向三体人发出地球的坐标，第二部上升到两个文明间的碰撞，第三部达到整个宇宙的高度。为了把“把最空灵最疯狂的想象写得像新闻报道一般真实”， 刘慈欣从《三体》第一部开始详细描写人类得知三体文明的存在后的一系列道德行为。这里的道德行为包括个人和组织的道德选择和道德行动(如叶文洁与地球三体组织希望三体文明降临以拯救地球)，更是作为整体的人类文明在遭遇异质外星文明后进行的价值选择和政治决断(如对付三体人的“面壁者”计划，太空舰队计划)。从文化异同的意义上而言，人类与三体的道德冲突，其实是一场文明冲突。 而笼罩在文明冲突之上“黑暗森林”理论，用现代学术分析可以视为一种国际政治或国际关系的理论假设。在更广阔和长远的宇宙时空中，人类在《死神永生》中因为坚持现代社会的普世道德，引发未知文明的攻击导致文明和历史终结。在这里，刘慈欣的反思和批评就不仅仅限于特定文明--无论是中国文明还是西方文明，而是着眼于整个现代社会的道德体系在未来可能遭遇的整体性灾难中如何生存和发展的问题。
刘慈欣的“文化自觉”
2011年《死神永生》的完成札记中，刘慈欣表达他对科幻与现实关系的“盛世危言”，同时对“急功近利”完结《三体》系列做了一个委婉的自我辩护：
“说科幻是一种闲情逸致的文学，他们都不以为然，但这是事实。只有在安定的生活中，我们才可能对世界和宇宙的灾难产生兴趣和震撼，如果我们本身就生活在危机四伏的环境中，科幻不会再引起我们的兴趣。事实上，中国科幻的前三次进程中的两次，都是被社会动荡中断的，社会动荡是科幻最大的杀手。现在，平静已经延续了二十多年，感觉到在社会基层，有什么东西正在绷紧，压跨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随时都可能出现。但愿这只是一个科幻迷的杞人忧天，但愿太平盛世能延续下去，那是科幻之大幸。”
从这段自述可见，刘慈欣清醒地认识到科幻与社会现实之间的“辩证关系”：兴于安乐，衰于忧患。社会安定和发展是科幻繁荣的前提，因为安定的社会才会促使人们思考世界和宇宙的可能灾难，从而居安思危，进而改善现存社会。相反，如果社会本身动荡不安、危机四伏，那么忧患之中的人们不会对预言和描述世界和宇宙灾难的科幻文学感兴趣，因为人们本身就生活在更真实因而必然更有感染力的动荡现实之中。而且，为了防止人心不稳或过于悲观，动荡社会一定会有意无意地限制科幻对未来社会的负面想象，甚至质疑或否认科幻文学的创作动机本身。刘慈欣表达了对“太平盛世”延续的期待，但字里行间透露出一种悲观主义。
一直强调科幻与现实的区隔，为什么刘慈欣在《死神永生》后记中开始“批判现实”?在我看来，答案在于《死神永生》的基本线索，文明终结的末人叙事。纵观《三体》三部曲，刘慈欣认为，在极端灾难来临之际，造成人类社会悲剧的是人类社会本身的道德体系。因此，《后记》里批判的“社会现实”，不是特定的政治制度也不是具体的某个统治者，而是人类自己。这是科幻作家刘慈欣的反思和介入现实的自觉意识，在我看来，可以用“文化自觉”加以总括。
结合《三体》三部曲以及刘慈欣的其他作品，本文尝试总结刘慈欣在科幻与现实之间的“文化自觉”。
第一，“硬科幻”是中国科幻作者介入现实的最佳方式。
刘慈欣曾说，科幻文学相对于主流文学的主要差异是主流文学描写上帝已经创造的世界，科幻文学则像上帝一样创造世界再描写它。 科幻是用文学塑造种族形象和世界形象的最佳方式。唯有“创造世界”的意义上，科幻文学才具有超越一般类型文学甚至主流文学的独特价值。反之，如果科幻文学丢掉科学设定和推理，这种文学不仅不可能因此融入主流文学，而且必然在成熟的主流文学面前瑕疵毕见、自曝其短。
从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背景出发，欧美科幻特别是硬科幻近三十年的衰落，与欧美国家去工业化的社会背景下不无相关。而近几年以刘慈欣为代表的中国科幻作家的崛起，与中国六十年来特别是近三十年来的全面工业化的大时代背景有关，也跟刘慈欣本人的理工科背景和所具备的真正人文精神有关。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的工业背景而言，真正的问题不是中国科幻为什么涌出一个刘慈欣，而是为什么中国(科幻)文学暂时只出现了一个刘慈欣?
二、如果未来(必然或很有可能)发生文明冲突和宇宙灾难，知识分子/精英需要反思和推进自己现有的道德、文明和历史观。
刘慈欣曾说：“在整个文明史中，道德和价值体系也是在不断变化的。现代价值观的核心--珍惜个体生命和自由意志，其实是很晚才出现的。”因此，人类不能傲慢地相信和坚持所谓的永恒人性或道德法则，应当从科学和理性思考当现有文明遭遇灾难之际的应对逻辑和可能结果，再从未来的多种可能性中反思当下人类文明。因此，“道德的尽头就是科幻的开始”。
《三体》三部曲中有许多关于现代道德的反思叙事，的确涉及到当下中国社会的某些核心道德争议。刘慈欣最为熟悉和关切的是《三体I》中汪淼视角的知识分子叙事，他最崇敬和高扬的是《黑暗森林》中罗辑的英雄叙事，而他最思索和担忧的是《死神永生》中程心视角的末人叙事。这三种视角代表的人类群体构成了当代社会的整体群像。
在《三体》每一部的结尾中，主人公都获得某种“文化自觉”。汪淼觉悟到， 面对“落后文明”与“先进文明”的文明冲突，知识分子必须明白文明的科技水平与其道德水平并无必然联系。“落后文明”的真正问题不在于科学技术的差距，而在于对本文明的历史和传统有无信心，以及有无决心和能力反抗和追赶“先进文明”。罗辑觉悟到，社会精英无权用自己的道德标准去要求和支配全体人民的生死存亡，一个真正的人类英雄应当秉承“信念伦理”，因此，政治行动的后果和责任高于个人的道德信念。程心觉悟到，末人们自以为发现永恒人性和道德法则，然而结果却导致人类文明和历史的终结，因此，人类应当摆脱末人时代的诱惑和束缚，勇于继续创造历史。这不仅仅是因为人类社会还存在如此多的不完善之处，而且意味着人类的征途是星辰大海。
三、英雄主义与历史必然性之间的纠结及其克服。
刘慈欣曾说，科幻文学是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最后一个栖身之地。他的几乎每部作品都有英雄的存在。在《三体》系列中，罗辑、章北海、史强和维德都是“超人”式的英雄。能够“在关键时刻，能够有精神力量和魄力跳出道德的限制，奔向最后生存的目标”。 另一方面，刘慈欣也反对“英雄史观”，他认为：“历史一定有自己的原则和必然性存在。”于是，我们可以发现，刘慈欣给《三体》英雄的安排命运常常是悲剧。
英雄主义与历史必然性之间的纠结，反映了刘慈欣对人类未来的悲观主义态度。尽管他反复强调，宇宙终结并不是一种悲观主义。在我看来，刘慈欣的真正的觉悟和纠结之处，在于他在《三体》中创造和揭示了现代社会中精英与大众的深刻分裂。一方面是分裂的大众，每个人类个体都把“自我保存”和“个人权利”视为文明的首要价值，却无法组织和整合起来。另一方面，是孤独的精英，尽管可以在危难中拯救人类，甚至可以为人类社会立法，然而这样英雄总是不被大众所理解，甚至遭遇大众的报复和惩罚。刘慈欣曾经设想，技术可以做到把人类用一种超越道德底线的方法组织起来，用牺牲部分的代价来保留整体。然而《三体》系列的悲怆结局中，精英和大众都没有找到合适的人类社会的组织方式。
在谈及《蝙蝠侠：黑暗骑士》电影时，刘慈欣评论导演诺兰“虽然很出色地营造出这个道德死局，却没有胆量对自己提出的诘问做出任何有价值的回答。”在我看来，类似的诘问也可以向刘慈欣提出：科技发展似乎也无法解决英雄与历史的纠结和精英与大众的分裂，我们可以怎么办?刘慈欣看到了问题，但他无法回答。从对民众创造力和自我组织力模式悲观(大史这样的传统中国人真的极少嘛?)，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普遍推崇(《三体》系列只有私有企业!)，对政党和社团对民众的组织性的漠视(《三体》最强有力的组织是ETO这样的邪教)，以尼采式的超人的推崇(罗辑、章北海和云天明在骨子里蔑视大众)，我们可以发现刘慈欣的纠结背后的精英主义。然而这种精英主义却在末人时代无所适从。因此，我愿意用“文化自觉”而非“政治自觉”来描述和总结刘慈欣对于科幻与现实的自觉意识。
不过，正如时代的不同让汪淼最终没有成为叶文洁，我们或许不必苛责刘慈欣没有给出答案，而在于这个时代本身尚在变化和波动之中，关于许多根本问题的回答的争论尚未终结。历史没有终结，中国文明和人类文明的未来存在多种可能。 如果未来历史中存在着一种调和英雄主义与历史必然性的解决方案，那么刘慈欣笔下的英雄与大众最终会达成和解。在这个意义上，我想刘慈欣会同意这样一个说法：我们需要未来，所以理解当下;我们敢于想像未来，所以认同传统。
其实，中国现代文明本来就有这样既敢于征服宇宙，又甘愿献身于民众的伟大英雄。早在1935年，一位24岁的中国青年就立下了这样一个足以激励百年乃至千年之后又的科幻迷们继续为之畅想和奋斗的梦想：
“你在一个清朗的夏夜，望着繁密的闪闪群星，是否有一种可望不可及的失望?不，决不!我们必须征服宇宙。”
本文原载于强世功主编《政治与法律评论》（第七辑），法律出版社2016年7月，原标题：文明冲突与文化自觉：《三体》的科幻与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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