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日本，鲁迅说的这些话今天依然发人深省
■张硕田
10月19日是鲁迅先生逝世80周年的日子，1937年的这一天，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发起了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的活动，活动的主题是“鲁迅与抗日”。在延安的革命前辈看来，鲁迅是那个年代抗日的精神符号，80年后，我们踏着先辈的足迹去寻找鲁迅先生关于日本的论述，那些话语穿透了厚重的历史，带着鲁迅先生特有的犀利，为我们打开了一扇认识日本的新窗。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面对日本帝国主义残暴的侵略，国民政府却逆势而行提出“不抵抗”政策，生怕进一步“刺激”日本，从而为排除异己，巩固自己的独裁专政腾出时间。
面对当局的无能与愚蠢，鲁迅先生愤怒的亮出了自己的态度——如果再不制止日本的野心，当局就会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中国人民就会沦为日本进一步侵略别国，称霸世界的垫脚石，他在《答文艺新闻社问——日本占领东三省的意义》一文中写到，在一方面上，是日本帝国主义在“膺惩”他的仆役——中国军阀，也就是“膺惩”中国民众，因为中国民众又是军阀的奴隶;在另一面，是进攻苏联的开头，是要使世界的劳苦群众，永受奴隶的苦楚的方针的第一步。
这种野心，时至今日仍未减弱，日本陆上自卫队今年创设62年，设计了新的徽章，徽章内容包括太阳旗、樱花、日本刀、野鸡毛(雉羽)。给人一种非常猛烈的冲击感，靠出鞘的武士刀开路，与过去两只手护住奔跑中人物的形象形成了鲜明对比，世人惊呼，军国主义回来了，而有的日本网友却评论说“自卫队员和日本国民都值得的骄傲的标志”“其实表现了我们坚守和平的强韧性吧”。
这种反应，鲁迅先生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经见识到，别说是一个队徽，就算是铁打的侵略事实，也能令部分日本人拍手叫好。1902年，鲁迅公费赴日本留学，1904年4月，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医，也正是在这所学校，鲁迅对日本的国民性产生了深刻的认识，在某些日本学生眼里，中国的留学生天生就该低人一等，而日本的侵略行径不管是多么残暴，都是伟大的，正确的，鲁迅明白，与这样的对手交战，绝不是靠医术救几个人就能胜利的。
在《藤野先生》一文中，他写下了自己的悲愤，面对中国学生的成绩，日本人认为，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而每当看到所谓“日俄战争教育片”，则是另一番光景——影片里中国人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万岁!”他们都拍掌欢呼起来。这种欢呼，是每看一遍都有的，但在我，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
这刺耳的一声成了鲁迅心里的痛，他放弃学医，寻找救国救民的新途径，他从仙台回到东京，不再入学读书，专门从事文艺译著工作，此后几年通过不同方式学习了德语，俄语。1909年8月，鲁迅结束日本留学归国。
在日本留学的几年里，鲁迅既感受到普通日本民众善良、严谨的一面，也感受到在长期的军国主义教育下，许多日本人的心态发生了可怕的扭曲。
在那个年代，日本还没有亮出锋利的军刀，在彬彬有礼的伪装之下，侵略的野心被严实的包裹了起来，还冠冕堂皇的说着“共荣”，“日中亲善”的谎话，甚至于部分中国人也迷惑了，竟把侵略者当成了传播文明火种的使者。对此，鲁迅毫不留情的揭开了军国主义势力的遮羞布，在《同意和解释》一文中，鲁迅写道，日本基督教会主教最近宣言日本是圣经上说的天使：“上帝要用日本征服向来屠杀犹太人的白人……以武力解放犹太人，实现《旧约》上的预言。”这也显然不征求白人的同意的，正和屠杀犹太人的白人并未征求过犹太人的同意一样。
日本的大人、老爷在中国制造“国难”，也没有征求中国人民的同意。总之，要自由自在的吃牛肉，骑马等等，就必须宣布自己是上司，别人是下属;或是把人比做动物，或是把自己作为天使。
这种美化自己扩张野心的做法，至今仍被部分日本右翼分子沿用着，他们以“更好的维护世界和平”为名，通过资金支持、利益交换等等手段游说多国，常年负担超过11%的联合国会费，呼吁联合国进行改革，反映各国实际国力的分布，希望从联合国获得更多权力，成为“正常国家”。而一提到当年侵略行径，则又躲躲闪闪，话锋一转，大谈广岛长崎受原子弹轰炸的苦难，摆出“我才是最大受害者”的样子，一个企图修改《和平宪法》复活军国主义的政府，你如何相信它会去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呢?
然而，就是这种偷换概念的言论，不仅在当时有市场，现在也有市场，当时，国民政府为了反对而反对，抵制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方针，抵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还收买文人墨客，渲染“攘外必先安内”的重要。
今天，也有人模糊日本普通民众和右翼分子的概念，宣称日本不具备复活军国主义的思想基础，大可不必担心。由此看来，鲁迅先生当年的警醒，放到今天也依然没有过时。
鲁迅先生在批驳徐懋庸的文章中写到，然而中国目前的革命的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那理由就因为我不但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中国人。所以这政策在我是认为非常正确的，我加入这统一战线，自然，我所使用的仍是一支笔，所做的事仍是写文章，译书，等到这支笔没有用了，我可用起别的武器来，决不会在徐懋庸等辈之下!
1936年，鲁迅去世前夕，还不忘号召国人擦亮眼睛，不要被国民党反动派扭曲事实、转嫁矛盾的言论欺骗，投身真正的抗日队伍，挽救民族危亡。他写下一篇《我要骗人》，讽刺道：“但得等候‘中日亲善’更加增进的时光。不久之后，恐怕那‘亲善’的程度，竟会到在我们中国，认为排日即国贼——因为说是共产党利用了排日的口号，使中国灭亡的缘故——而到处的断头台上，都闪烁着太阳的圆圈的罢。”
即使这样“辛辣”的笔触，在今天也还是引起了一些人的“反思精神”，网络上，很多人根本不读鲁迅的作品，就指责鲁迅先生从未批判过日本侵略行径，甚至拿出鲁迅先生和一些真正对中国友好的日本人士来往的事充当“证据”。
其实，鲁迅先生与今天某些动辄就打砸日货，分不清日本右翼势力和日本人民的人确实有着天壤之别，鲁迅先生在纪念牺牲于法西斯势力之手的日本友人时，也是如同纪念中国烈士一样的情真意切，他在《闻小林同志之死》一文中说：日本和中国的大众，本来就是兄弟。资产阶级欺骗大众，用他们的血划了界线，还继续在划着。但是无产阶级和他们的先驱们，正用血把它洗去。小林同志之死，就是一个实证。我们是知道的，我们不会忘记。我们坚定地沿着小林同志的血路携手前进。
鲁迅先生从不担心因为这样的言论就被指责为“卖国”，他内心深知，什么是对国家和民族有益处的，说什么样的话是对中国的未来负责任的，有了这样的信念，也就有了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底气。
今天，我们不能忘记鲁迅先生那发人深省的文字，不能不警惕日本极右翼势力试图举起的战刀。那些曾经唤起中华民族觉醒的文字今天依然鲜活，那深邃却无声的呐喊今天依然那样振聋发聩。尽管时代变迁，对事实和真理的追求与坚守，对国家和民族的奉献与责任，是我们要从鲁迅先生笔下接过的，永远不应卸下的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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