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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德正 付超:鲁迅对西方古典文化的引介

陈德正 付超 · 2016-10-21 · 来源:《世界历史评论》201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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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古典学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引发了较大的反响,鲁迅对其引介、传播可谓功不可没。他的有关译著或著述涉及西方古典文化的求真精神、人本观念、爱国主义等。事实上,鲁迅对西方古典学的研究,在中国新史学兴起历程中的确也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也反映了国人在引介西方古典学道路上经世致用的态度。

  20世纪初期是西方古典学在中国的初创期,这一时期中国的有识之士对西方古典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做了诸多有益贡献。鲁迅在此时期对西方古典文化在中国的引介也发挥了较为重要的作用,但学界对此较少关注。本文从鲁迅引介古典文化的背景、内容和影响三个方面入手,抛砖引玉,期望引起学界对此命题的重视。

  一

  鲁迅,原名周樟寿,后改为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1902年赴日本留学,学习医学,后弃医从文,开始文学创作活动。1909年回国,先后在杭州、绍兴教书。1912年供职于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五四运动前后,参加《新青年》杂志工作。1920年起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等任教。1927年10月后定居上海。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鲁迅是发起者和主要领导人。①

  1899年至20世纪最初几年,留日学生中的先进分子在东京、横滨等地创办了一批报刊,鼓吹民主革命思想,使日本成为革命派活动的重要基地。这些报刊主要有:《译书汇编》(1900年12月东京创刊)、《游学译编》(1902年11月东京创刊)、《法政杂志》(1906年3月东京创刊),此外还有《浙江潮》、《江苏》、《河南》、《教育世界》、《湖北学生界》、《民报》等。当时他们的主要精力集中在引介研究西方近代的思想学说,从救亡图存和进行思想启蒙的政治需要着眼,这是时代提出的课题和要求。然而,西方古典文化中的很多内容,也不是完全在他们的视野之外。鲁迅此时正在日本留学,与留日爱国学生接触颇为密切,深受影响,在他们的引领下把西方古典文化也纳入到自己的学习研究领域之中。

  最初对鲁迅产生深刻影响的人物是严复。严复曾留学英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全面了解西方思想文化的思想家,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全面系统宣传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和文化的启蒙思想家。他在引介西学过程中,通过翻译西学著作和撰写书评,对西方古典时期的思想文化进行了介绍,从而将古希腊罗马历史文化知识引入了中国。严复引介传播西方古典文化的工作,为维新变法和启蒙运动提供了思想文化武器,开阔了国人的视野,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国人了解外国历史的需求,也激发了以鲁迅等为代表的青年人探寻世界知识和外国文化的热情。②1898年,鲁迅离开家乡进了南京水师学堂,在这里鲁迅读到了严复的作品,引发了鲁迅对古典文化的兴趣和热情。这其中对鲁迅影响最深的是严复翻译的《天演论》,鲁迅后来在《朝花夕拾·琐记》中到:“我也知道了中国有一部书叫《天演论》。星期日跑到城南去买了来,白纸石印的一厚本,价五百文正。翻开一看,是写得很好的字,开首便道:‘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机下,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将凯彻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计惟有天造草昧… … ’哦!原来世上竟还有一个赫胥黎坐在书房里那么想,而且想得那么新鲜?一口气读了下去,‘物竞’、‘天择’也出来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也出来了,斯多葛也出来了。”③

  二

  鲁迅引介的西方古典文化涵盖文学、史学、哲学以及科学,举其要者有以下几个方面。

  在留学日本期间,鲁迅怀着强烈的求知欲,广泛收集阅读世界各国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著作。对文学有浓厚兴趣的鲁迅,首先关注的当然是古希腊罗马的文学成就。据其一同在日本留学的好友许寿裳回忆,在日本弘文学院求学期间,除了学习日语和基础课程外,鲁迅经常到书店购买日文书籍阅读,这些书籍中就包括格雷克的《希腊文学史》、约阿希姆的《罗马文学史》、施托丁的《希腊罗马神话》等。④在鲁迅的文章、书信和日记中,如《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斯巴达之魂》、《诗歌之敌》、《门外文谈》等,经常论及古希腊文学作品如《荷马史诗》、《伊索寓言》以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文艺思想。

  关于《荷马史诗》,鲁迅首先指出:它最初由民间口头文学发展而来,“希腊人荷马——我们姑且当作有这样一个人——的两大史诗原是口吟,现存的是别人的记录。”⑤后来鲁迅又分析了荷马史诗的艺术风格,并将其与古希腊著名抒情诗人撒福(沙孚)的作品进行了比较:“古希腊人,也许把和平静穆看作是诗的极境的罢,这一点我毫无知识。但以现存的希腊诗歌论,荷马的史诗,是雄大而活泼的,沙孚的恋歌,是明白而热烈的,都不静穆。”⑥如果没有阅读过大量古希腊诗歌作品,是不可能有如此独到见解的。

  对伊索寓言,鲁迅也非常熟悉。他在《谈蝙蝠》等文章中,引用了伊索寓言中的故事。这篇文章中提到西洋人不喜欢蝙蝠,“推源祸始,我想,恐怕是应该归罪于伊索的。他的寓言里,说过鸟兽各开大会,蝙蝠到兽类里去,因为他有翅子,兽类不收,到鸟类里去,又因为他是四足,鸟类不纳,弄得他毫无立场,于是大家就讨厌这作为骑墙象征的蝙蝠了。”⑦他还针对某些人轻视寓言的倾向,充分肯定了寓言的独特审美价值:“寓言和演说,好像是卑微的东西,但伊索和契开罗(西塞罗),不是坐在希腊罗马文学史上吗?”⑧

  1907年,鲁迅撰写了介绍欧洲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长文《摩罗诗力说》⑨,文中提到了荷马史诗和柏拉图。“故人若读鄂谟(荷马)以降大文,则不徒近诗,且自与人生会,历历见其优胜缺陷之所存,更力自就于圆满。”他将柏拉图的文艺观与中国封建文学思想相比较,认为两者虽“意之高下有不同,而术实出于一。”⑩在《诗歌之敌》等文章中,鲁迅又具体论述了柏拉图的文艺思想,说他一方面反对诗歌,“对于悲剧、喜剧,都加以攻击”,断言文艺“足以灭亡我们灵魂中崇高的理性,鼓舞劣等的情绪”,且与“实在”相隔三层;但另一方面,“柏拉图自己却是一个诗人,著作之中,以诗人的情感来叙述的就常有;即《理想国》,也还是一部诗人的梦书。”⑪这表明,鲁迅对柏拉图的著作并不陌生,对其文艺思想有所研究,有些论断非常深刻。

  亚里士多德的经典文艺论著《诗学》也进入了鲁迅的视野。亚氏在这部论著中的最大理论建树就是深入阐释了文艺与生活的关系,提出了著名的摹仿说。他认为,现实世界是文艺的蓝本,文艺是对现实世界的摹仿,这无疑是对他的老师柏拉图唯心主义文艺观的反驳。所以,鲁迅说:“亚利斯多德做了一部《诗学》,就将为奴的文艺从先生的手里一把抢来,放在独立自由的世界里了。”⑫

  鲁迅比较熟悉希腊罗马的历史。在《文化偏至论》⑬中像苏格拉底之死、布鲁图暗杀恺撒的史实都能信手捻来为我所用:“由是观之,彼之讴歌众数,奉若神明者,盖仅见光明一端,他未遍知,因加赞颂,使反而观诸黑暗,当立悟其不然矣。一梭格拉第也,而众希腊人鸩之,一耶稣基督也,而众犹太人磔之,后世论者,孰不云缪,顾其时则从众志耳。……是故布鲁多既杀该撒,昭告市人,其词秩然有条,名分大义,炳如观火;而众之受感,乃不如安多尼指血衣之数言。于是方群推为爱国之伟人,忽见逐于域外。”⑭

  对我们而言,鲁迅早年影响最大的作品还是《斯巴达之魂》。大概从日本人翻译的作品中,鲁迅读到了希罗多德等人的著述,对希腊人抵抗波斯侵略的史实非常重视。1903年,他满怀激情地写下了《斯巴达之魂》一文,发表于留日学生创办的反清革命刊物《浙江潮》第5期,署名自树。《斯巴达之魂》全文约4500字,以文言写就,描写发生在公元前500年到449年希腊城邦反抗波斯帝国侵略战争的一次战役,即公元前480年的德摩比利战役。这一年,波斯皇帝薛西斯率领陆海大军侵入希腊,海军在萨拉米海战中被希腊舰队打垮,斯巴达国王李奥尼达(鲁迅译为“黎河尼陀”)在德莫比利与波斯陆军接战。鲁迅在文中简洁生动、绘声绘色地描述了这场会战。斯巴达王李奥尼达率领300斯巴达将士和7000名希腊盟军,与数万波斯侵略军决战。战争开始时,波斯军人以泰山压顶之势展开进攻,杀声盈野,征尘蔽天,李奥尼达身先士卒,率斯巴达士兵奋勇迎战,他们顽强勇敢,以一当十,一刹时“呐喊格击,鲜血倒流,如鸣飞沫,奔腾喷薄于荒矶”。斯巴达军队终因寡不敌众,刀碎镞尽,国王与300壮士全部壮烈牺牲。只有一名患眼疾的战士(亚里士多德)没有能够参加战斗才活着回来,而他的妻子却因丈夫未能战死疆场而倍感耻辱,劝其夫君重上战场,“愿归者其鬼雄”,即希望丈夫杀身成仁,而以其活着回来为耻。第二年,斯巴达军队与波斯军队在普拉提亚(鲁迅译为浦累皆)决战获胜,人们在阵前发现了亚氏战死的遗体。

  鲁迅在文前小引中写道:“西历纪元前四百八十年,波斯王泽耳士大举侵希腊。斯巴达王黎河尼佗将市民三百,同盟军数千,扼温泉门(德尔摩比勒)。敌由间道至。斯巴达将士殊死战,全军歼焉。兵气萧森,鬼雄昼啸,迨浦累皆之役,大仇斯复,迄今读史,犹懔懔有生气也。我今惙其逸事,贻我青年。呜呼!世有不甘自下于巾帼之男子乎?必有掷笔而起者矣。译者无文,不足模拟其万一。噫,吾辱读者,吾辱斯巴达之魂!”⑮文中提到译者字样,说明鲁迅是根据外文资料编译而成的。而希罗多德《历史》中就有关于温泉关和普拉提亚大战的记载,⑯鲁迅可能主要依据此书,同时参考其他书籍写就了此文。鲁迅在《集外集·序言》中谈到该集收入的《斯巴达之魂》时指出,这篇文章大概是偷来的,“我那时初学日文,文法并未了然,就急于看书,看书并不很懂,就急翻译,所以那内容也就可疑得很。而且文章又多么古怪,尤其那一篇《斯巴达之魂》,现在看起来,自己也不免耳朵发热”。⑰

  在这篇小说中,鲁迅歌颂斯巴达人誓与祖国共存亡的英雄之魂,从而鼓励正在从事抗俄运动的中国留学生的爱国热情。它的写作及选择的这一历史题材,明显受到一个月前《浙江潮》第四期上发表了的抗俄义勇队给清政府的信的影响。信中引用了斯巴达人李奥尼达(留尼达士)率士卒抵抗波斯军队以至全军覆没的战例来鼓舞同志。可以想见,鲁迅是在这一信件的启发下,充满激情完成了该译作。作品所宣扬的斯巴达人的爱国精神,和文中“披发大叫,抱书独行,无泪可挥,大风灭烛”,“世有不甘自下于巾帼之男子乎?必有挥笔而起者矣!”等激昂文字,在读者中激起了强烈反响。

  但鲁迅毕竟不是历史学家,因此《斯巴达之魂》中的某些情节,并不符合斯巴达的社会真实。在希罗多德的《历史》中虽记有亚里士多德临阵逃脱,不为国人所容而后来战死在其他战场的事,但亚里士多德却未受到过表彰,而鲁迅笔下的亚里士多德却受到将军的称赞:“彼虽无墓,彼终有斯巴达武士之魂。”鲁迅这一改动显然有违史实。

  另外,笔者在查核刊于《浙江潮》第五期的《斯巴达之魂》与收入《鲁迅全集》第七卷的《斯巴达之魂》的过程中,发现《鲁迅全集》的编者中有一处不准确的注释。注6中的奢刹利(Thessaly)、胚罗蓬(Peloponnesus)、访嘻斯(Phocis)、螺克烈(Locris)、杀司骇(Thespia)、西蒲斯(Thebes),都是地区的名称,不是城邦。上述地区内各有几个城邦。而全集的编者却将上述地区名称误作城邦名称。⑱

  鲁迅对希腊罗马的哲学与科学成就也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并在《科学史教篇》中作了评论,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和科学家的主要贡献几乎都出现在鲁迅的笔下。鲁迅首先指出,欧洲科学的源头远在古希腊:“科学盛大,决不缘于一朝。索其真源,盖远在希腊”,认为“希腊罗马科学之盛,殊不逊于艺文”。接着他历数了希腊罗马的科学成就:“尔时巨制,有毕撒哥拉(Pythagoras毕达哥拉斯)之生理音阶,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ws)之解剖气象二学,柏拉图(Platon)之《谛妙斯篇》(Timaeus蒂迈欧篇)暨《邦国篇》(理想国),迪穆克黎多(Demokritos德谟克里特)之“质点论”(原子论),至流质力学则癙于亚勒密提士(Archimedes阿基米德),几何则建于宥克立(Eukleides欧几里德),械具学则成于希伦(Heron),此他学者,犹难列举。”鲁迅对亚历山大时代科学的繁荣作了高度评价:“其亚利山德大学(亚历山大图书馆),特称学者渊薮,藏书至10万余卷,较以近时,盖无愧色。而思想之伟妙,亦至足以铄今。”⑲

  鲁迅的《科学史教篇》不仅论及自然科学,而且谈到哲学家对宇宙本源的认识:“盖尔时智者,实不仅启上举诸学之端而已,且运其思理,至于精微,冀直解宇宙之元质,德黎(Thales泰勒斯)谓水,亚那克希美纳(Anaximenes阿纳克西米尼)谓气,希拉克黎多(Herakleitos赫拉克里特)谓火。”在这篇文章中,鲁迅对古希腊文化作了高度评价,指出:“希腊学术之隆,为至可褒而不可黜;其他亦然。”⑳

  三

  1900年以后,民主革命风潮涌起,资产阶级革命派从日本翻译引进了大量外国史书,通过介绍外国衰亡史、改革史,反侵略史,借以激励国人抵抗列强入侵,以革命手段推翻满清王朝的专制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包含较多民主自由成分的古希腊罗马的社会政治和哲学学说被大量引介到中国。正如鲁迅早年满怀激情写下的《斯巴达之魂》文中所说,“迄今读史,犹懔懔有生气也。我今惙其逸事,贻我青年。呜呼!世有不甘自下于巾帼之男子乎?”鲁迅以感人的笔触,用斯巴达人不畏牺牲、奋起御敌的英雄事迹,激励青年读者,号召他们象斯巴达人那样,誓死保卫自己的祖国,同像侵犯希腊的波斯王泽耳士的军队一样的沙俄侵略者作殊死搏斗。鲁迅通过文字所宣扬的爱国主义精神正是对当时心怀革命理想的青年一代的激励!

  综上,西方古典学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引发了较大的反响,鲁迅对其引介、传播可谓功不可没。他的有关译著或著述涉及西方古典文化的求真精神、人本观念、爱国主义等。事实上,鲁迅对西方古典学的研究,在中国新史学兴起历程中的确也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也反映了国人在引介西方古典学道路上经世致用的态度。

  注释:

  ①卫小辉,马元丽,卢静:《文学读本》,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 2013年版,第269页。

  ②关于严复对西方古典文化的引介与研究可参见陈德正、张燕:“严复对西方古典文化的引介和认识”,载《聊城大学学报》(社科版)2010年第4期。

  ③《鲁迅全集》,第二卷,405-40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④ 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第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

  ⑤《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鲁迅全集》第六卷,9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⑥《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七)》,《鲁迅全集》第六卷,42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⑦《准风月谈·蝙蝠》,《鲁迅全集》第五卷,202-20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⑧《且介亭杂文二集·徐懋庸作“打杂集”序》,《鲁迅全集》第六卷,29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⑨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零八年二月和三月《河南》月刊第二号、第三号,署名令飞。

  ⑩ 《坟·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一卷,7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⑪《集外集拾遗·诗歌之敌》,《鲁迅全集》第七卷,23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⑫《集外集拾遗·诗歌之敌》,《鲁迅全集》第七卷,第23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⑬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零八年八月《河南》月刊第七号,署名迅行,后收入《坟》。

  ⑭《坟·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一卷,5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⑮《集外集·斯巴达之魂》,见《鲁迅全集》第七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⑯参见希罗多德《历史》VII,201-228章。

  ⑰ 《集外集·序言》,《鲁迅全集》第七卷,第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⑱《坟·斯巴达之魂》,参见《鲁迅全集》第七卷,第17页,注释6,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⑲本篇最初发表于1908年6月《河南》月刊第五号,署名令飞。

  ⑳令飞:《河南》月刊第五号,1908年六月,收入《坟·科学史教篇》,《鲁迅全集》第一卷,第25-2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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