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雷火了，那民谣呢？《成都》火了，但铁岭呢？日益中产化的电视节目为新民谣开了一条大众流行之路，但却把现代民谣的独立、反抗精神拒之门外。
作者 | 理识平、林深
美编 | 黄山
李健之后，《歌手》舞台上再现“清流”。上周六晚，民谣歌手赵雷一举击败林忆莲、杜丽莎等唱将，排名第二。尽管节目播出到了00:20，依旧不影响拜“赵雷教”的教徒们将《成都》变成了新的“社交货币”。“转疯了”、“刷屏”名副其实。
2月4日，湖南卫视《歌手》第三期，赵雷一首《成都》，成功踢馆
一片溢美之词之中，疑问难消。赵雷写着“画里的房子”，谈论着淡然、纯粹为何却屡屡在电视音乐“游戏”里现其踪影？多次参加选秀黯淡无光，靠着一首老歌为何就可以在《歌手》大放光彩？“北上广深”是《歌手》收视贡献率最高的几个城市，平平淡淡的歌谣缘何稳稳地拨动了城市中产和青年的心弦？
一曲“成都”也唱红了一个哭花了妆的小哥
或许，“赵雷不红，天理难容”的呐喊需要中产集体焦虑的时代背景作为契机；或许，商人都会对作为稀缺品的民谣从小众走向大众乐见其成。赵雷从未想过为你一个人写歌，正好，这个时代一大群身陷“城市病”中人的心灵需要抚慰。二者一拍即合。至于被消费的民谣的独立性、反思性，似乎无人问津，也不必问津。
“独立音乐人…不上电视节目”
赵雷本来就火，但小众。《歌手》舞台上的4分钟成了他音乐路上的点睛之笔。一夜之间，微信热文与微博短视频集体高潮——“赵雷，你终于红了”。
赵雷的铁粉们内心很矛盾：“心爱的歌单即将烂大街总觉得有些舍不得”，可是“民谣也需要被认可”。一如赵雷的内心，也很矛盾：“独立音乐人就是不签约，不签约然后不上电视节目。很多独立音乐人都是这么想的。”可是赵雷还是来了，这一次他说是为了父亲。父亲说想在电视上看到他。“后来我又想，我说他要是真想在电视上看到我，我也算是尽点孝心。”
至此，扬言不上音乐节目的赵雷其实已经参加过三个音乐选秀节目——尽管他将节目称之为“游戏”，但他似乎乐此不疲。
赵雷安慰被淘汰的袁娅维：“游戏而已”
第一次是2010年的《快乐男声》，赵雷止步全国20强，这个节目诞生了张杰、陈楚生；第二次是央视的大型原创音乐节目《中国好歌曲》。一首《画》让刘欢对其“一见倾心”。遗憾的是，两次选秀节目并没有让赵雷走出小众、家喻户晓。
在网络上火，大约只是小群体的集会，在电视上红，大约才是大众的狂欢。凭借着电视界执牛耳者的顶级音乐节目《歌手》，赵雷夙愿达成。他并不是只想把民谣唱给你一个人听。
“独立音乐人在这种小众圈里，的确是有很多人在听。可能也就这些人。我们需要我们的作品。得到鼓励和认可和需要更多的人知道。每一个音乐人的初衷我相信都是这样。谁也不想把自己的东西。一直就被那几个人听到。当然是听到的人越多越好。”
真爱粉们舍不得赵雷红自有他们的苦衷。毕竟在很多人眼里，小众，才纯粹朴实。谁也无法想象，卷入工业体系生产之后，赵雷是不是就会变得像《歌手》中的一些大众明星一样，尽管符合主流意义上的优秀，却难免泯然众人矣。当然，赵雷很自信：“并不是大街上都是可乐雪碧，我也要做可乐雪碧。我就喜欢回家做我的白开水。”
赵雷的歌固然有其与众不同之处，至少在鱼龙混杂的民谣圈，他的作品是充满情怀而干净美好的。在恩师刘欢眼里，赵雷的歌写得确实出神入化。第一次听到赵雷的原创作品《画》时，刘欢惊呼：“天哪！一个人在北京四合院里生活竟然可以这样用一首歌来刻画，无可挑剔！你的歌词完全就是用歌在画一幅画。”
不少知名音乐影视评论人也将赵雷的出奇制胜归因于他的原创能力。但疑惑依旧难消，原创能力一直都在，为什么赵雷红在了此时此刻？为什么与《成都》相似的《南山南》、《董小姐》等等民谣都红在了近两年？这并不是偶然。
民谣为何只唱《成都》，不唱《铁岭》
《成都》一夜之间家喻户晓。极为相似的场景近两年并不鲜见。《我是歌手》第三季，也是安安静静唱完一首《贝加尔湖畔》的李健一夜之间成为全民“秋裤男神”；2015年在第四季《中国好声音》上,张磊因翻唱一曲《南山南》赢得无数赞叹并最终夺冠。
“城市民谣”似乎开始成为国内歌唱类比赛俘获人心的杀手锏。只是电视里的“城市民谣”绝不是低苦艾的《兰州兰州》，刘东明的《西北偏北》和五条人的《县城记》等这些连结二三四线城市甚至乡土的作品；也不是周云蓬的《失业者》这样歌中带刺歌唱社会病灶的歌曲；甚至也不会是赵雷本人的另一个更为写实的作品——《人家》：
人家的父母
是公司的干部
人家的一句话 是你几年的辛苦
人家是什么
我又算什么
我只能做在街边沉默的妄想着
而我只是一个穷小子
……
能俘获歌唱节目人心的歌，一定充满诗意、远方以及回忆的地方。而《成都》这首歌里有这些。耳帝评论，“这种调子深刻地烙在你的童年记忆里，所以极易引发共鸣，一听开头就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刘欢则持相似观点。 “他有自己的生活体验，所以我们听到他写的歌，听起来好像貌似简单，但是情愫饱满。因为他的音乐根植于他的生活。”“赵雷的歌总能给人带来一种归属感，它是心底的调子，奏鸣荒芜，也可以为精神世界找到一种解说。”
而内心荒芜、最需要诗意和远方的正是久处雾霾与压力、却渴望回归精神田园的城市中产。中产阶层也正是《歌手》、《中国好声音》这类音乐节目的核心受众。商人最擅长把握时代的脉搏，最懂得讨好有钱的买家。商业化程度越来越高的中国电视自然也已经为其最想服务的中产观众挑选好了最适宜的流行歌曲——只要这种高端音乐节目受众生活一直渴求心灵抚慰，就有无数个赵雷可以带着他们的大小城市在电视节目中大放光彩。
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为《歌手》贡献了最多的收视份额；《中国好声音》、《歌手》等高端品质类音乐节目已成为中产新宠。
至于歌里的《成都》是真是假，都无关紧要了。因为让观众留下眼泪的，不只是成都的酒，而是对闲适田园的幻想。
赵雷红了，但民谣不红
赵雷红了，但民谣是否走红依旧是一个问号。被选到电视节目中的民谣只是整个民谣作品的冰山一角，掰着指头都数得过来，毕竟不是所有民谣都像《南山南》、《董小姐》、《成都》一样有酒、有肉、有姑娘；也不是所有的民谣歌手都对的上娱乐商业投资者的口味。
以豆瓣为首的去中心化社交网站聚集了带着情怀寻找情怀的文艺青年，它帮助独立民谣歌手们完成了粉丝原始积累。一位为民谣歌手做运营宣传的业内人士介绍了民谣商业的生态。
很多混的不错的独立民谣歌手最初是从创作开始，起初通常为自运营，在网上发布专辑、更新状态、撰写日志，通过线上社群宣传圈得粉丝。线下，则组织演出，民谣歌手拥有越多粉丝，意味着能够获得更好的演出机会：从livehouse的演出、各大民谣音乐节，到个人演唱会和巡演甚至参加主流电视节目。
不同形式的“曝光”最终给歌手与乐队带来收入，其中，演出的收入会比卖专辑赚得多得多，比如当年李志为做专辑《我爱南京》而负债累累时，就是靠办木琴单刀巡演来度过难关的。如有盈利，则可能投入进一步包装与作品再生产。以此循环。
然而，在这条生态链上“成功”了的民谣歌手并不一定唱了“真民谣”。从两季《中国好歌曲》中民谣音乐人频现，到李健、赵雷在《我是歌手》（《歌手》）节目中的好成绩，以及《中国好声音》中民谣作品多次被选用（如《南山南》、《少年锦时》、《车站》等），都说明了电视商业正在向原本“特立独行”的民谣圈子索要市场资源。但商业又巧妙地避开了那些敏感的、反叛的、边缘的，以及那些仅适用于大众消费者之外的主体的民谣，尽管这其中存在大量优秀的作品。这也难怪张楚、周云蓬、小河、万晓利、野孩子乐队这些被认为是中国民谣界中坚力量的人，至今难突破小众圈而获得电视商人的青睐并进入大众的视野。
民谣歌手万晓利
在这个意义上，民谣并没有真的火起来。大众听到的不过是被流行化的民谣，海平面之下的民谣宝藏却无人问津。实际上，定义流行的未必是民谣作品本身，而是市场，是城市消费者对情怀的需求，是商业化的电视节目对民谣作品的选择性投资。
因此，商业强风之下，独立民谣歌手本身难以成为流行造势者，而只能成为嵌套到消费者需求当中的商品，最终由娱乐大头来售卖。小心，你可能听了假民谣。
消失的独立性和反思性
历史上，民谣向来不同于大众文化的娱乐性,它是有所表达和有所诉求的音乐形式。传统的民谣大多以人的生产生活为素材，是一种倾诉性的音乐形式。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传统民间音乐的元素开始进入欧美的流行音乐作品中，现代民谣形成；六十年代中后期，“民谣-摇滚”热潮随着披头士的爆红席卷全球。
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表达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反战以及志愿社会运动的反抗音乐（Protest Music）流行起来，民谣这种原本以民间生活为素材的音乐也在这次大潮中发起了“反抗”。
“美国现代民谣之父”皮特西格
“美国现代民谣之父”皮特西格常借歌曲抒发反战理念，并热衷于参与民权运动、反越战、反核扩散、占领华尔街等各种抗议活动，他曾因其左派立场被电台拉黑。五十年代——那个美国青年都被鼓励去当兵的时代，皮特西格创作了著名反战歌曲 ——《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花儿都到哪儿去了》），表达了对越南战争的反思：
花儿到哪儿去了？ 姑娘们摘走了。
姑娘们哪儿去了？ 她们和小伙子们结婚了。
小伙子们哪儿去了？ 他们成了战士。
战士们哪儿去了？ 他们躺在了每一块墓碑下。
墓碑到哪儿去了？被鲜花掩盖了。
类似地，鲍勃·迪兰（Bob Dylan）的《Blowing in The Wind》（《答案就在风中》）、西蒙和加芬克尔（Simon and Garfunkel）的《斯卡波罗集市》都是那个时代尖锐批判战争的、影响力深远的作品。
在上个世纪70、80年代，表达个体在台湾社会转型最剧烈、发展飞速的时代迷失而渴望重建的心态的作品大量出现，它们词曲、唱腔和演唱方式大都打破陈规，具有强烈的反抗的精神。这样的音乐风格也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时传导到了大陆。罗大佑、崔健等人是那个时代独立音乐的拓荒者。
到了90年代的，周云蓬、万晓利等大陆民谣歌手仍在社会变革的巨大震荡中喷薄着渴望诗意、离经叛道的生命力。
民谣歌手周云蓬
但如今，好的民谣和成功的民谣已然在市场化中分裂成两个概念。如澎湃新闻评论，周云蓬时代及其之前的中国民谣歌手的广度和深度，怒火和批判，观察和探索，才是振聋发聩的“民谣”。
而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的民谣则太拘于小我，无聊乏味。陈鸿宇的作词搭档唐映枫曾说：“如果你有被其中的一句歌词打动到，谢谢，它属于你。如果你觉得通篇意象堆砌，韵脚生硬，你说得对，是这样的。” 对于那些想要在生态链中活下来，甚至活得好的民谣人来说，既然观众掏钱只需要一瞬间的感动，那如杨波在《李健们的背后是一群僵尸文青》一文中所说，“一人一个代表作”就够了。那些愿意以作品与娱乐商业和解的歌手或许才能成为幸存者。
至此，谣与歌，诗与流行之间的界限愈加模糊。那些具有反思性、批判性、独立性的民谣精神也已在小情小爱小清新的电视民谣里变得暧昧不明了。
本文首发于土逗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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