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马编者按：
长篇小说《林海雪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红色经典，其著名的情节“智取威虎山”更是家喻户晓。它被认为是具有民族风格的“革命英雄传奇”小说，而其民族风格则主要在于语言的“通俗、群众化”。这部小说的部分手稿曾经过《人民文学》主编秦兆阳的修改，对比原稿，本文作者发现，秦兆阳修改了原稿中的欧化句式，删除了一些可能会让读者联想起城市或现代生活的“新名词”，这些修改和删削使得作品所描绘的世界停留于前现代的世界。语言的能指所指向的是对生活世界的想象，原稿中作者对欧化句式的追求和对“新名词”的使用正是表达了对某种新生活与新人的想象，主动参与到历史主体的建构中。
感谢姚丹老师对保马的大力支持!
正文
在1986年的一次私人谈话中，王瑶先生提到1950年代的小说，认为“比较好的作品”还是“青山保林”——《青春之歌》、《山乡巨变》、《保卫延安》、《林海雪原》和“三红一创”——《红日》、《红旗谱》、《红岩》、《创业史》，并对当时没有人再关注和研究略表遗憾。1 1990年代以来，对这些作品的再解读已成为热潮，但作品的等级序列发生了位移。具体说，《林海雪原》从“三红一创”、“青山保林”的八大红色经典的位置下移，坐上了“革命英雄传奇”的“头把交椅”，常与《铁道游击队》、《烈火金刚》、《平原游击队》等相提并论。人们从“传奇性”和传统资源两方面做文章，将《林海雪原》的“民族风格”与“革命”话语的融合、冲突做了细致深入的分析。2 本文关注的则是文本中存在的非“民族风格”的一面。在上举八大红色经典的作者中，曲波的“文化程度”可能是最低的，认为他与“民族形式”最为亲近，是合乎逻辑的。但同时似乎亦应注意到，作者毕竟生活于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他所身处过的军队，写作时所置身的工厂，亦是中国现代的产物，因此，作者的写作是内在于中国文学的现代进程中的，本文的重点就在考察作者的现代追求，特别是语言追求及其得失。
较早揭示《林海雪原》的“民族风格”与“传统色彩”的是当时重要的批评家侯金镜，“故事性强并且有吸引力，语言通俗、群众化，极少有知识分子或翻译作品的洋腔调，又能生动准确地描绘出人民斗争 生活的风貌”，这是侯金镜所列举的包括《林海雪原》在内的“描写新英雄人物的作品”所共有的“民族风格的某些特点”。3 作品语言的“通俗、群众化”、没有“洋腔调”，乃作者囿于自己的文化修养和语言能力，不得已而为之，由《林海雪原》可见到的这小部分原稿，4 我们发现了作者追求“洋腔调”的那种“生硬”与“不自然”，或是他们“书面语”的本色，也是彼时他们精神世界与心灵状态的真实写照。
借用安德森的说法，“新中国”从“旧中国”继承了依托于共同的“领土与社会空间”的“民族共同体”。1956年之后，构建“社会主义民族共同体”之“主体”的文化任务，愈益迫切，而完成这一任务的人选，较之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出现了多元的局面。本文考察新出现的作者类型---工农兵作者，如何以有限的“现代汉语”参与到“新人想象”中，即他们如何主动参与到历史主体的建构中。这一过程，既包含着塑造“阶级”的整体性诉求，亦包含着成为作家的个人追求。以“文学的方式”建构主体，必须依靠既有的语言，在提倡建设“民族共同语”的历史语境中，“新人”与“民族共同语”尚且方生方成，因此也是在相互建构。
背景：“民族共同语”问题
1955年10月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部长张奚若在“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作题为《大力推广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的报告，报告指出：
宋元以来的白话文学使白话取得了书面语言的地位。元代的“中原音韵”通过戏曲推广了北方语音。明清两代，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官话”随着政治的力量和白话文学的力量传播到各地，几百年来这种“官话”在人民中立下根基，逐渐形成现代全国人民所公认的“普通话”(“普通”在这里是普遍、共通的意思，而不是平常、普普通通的意思)。五四运动以来，新文学作家抛弃了传统的文言，一致采用“白话”写作，学校教科书和报纸也开始采用白话，这样就大大地发展了历史上原有的北方“官话”，加进了许多其他方言的有用的成分和必要的外来语成分，迅速地促进了普通话的提高和普及。现代交通的发展和人民革命斗争的发展在普通话的传播上也起了很大的作用。革命的武装队伍走向各个农村、各个城市，到处跟人民群众亲密团结，生活在一起，一面学习普通话，一面就传播普通话。这个传播的作用在人民革命战争中推广到了全中国的每个角落。5
这段报告描绘了两个重要事实。一是“白话”自宋元以来已在文学中取得书面语言的资格，五四使“白话”得到进一步发展，“白话”的影响已进入学校、报刊等“公共交流领域”。而白话文学在“普通话”形成过程中起到积极作用;现代战争，“革命的武装队伍”进一步促进了普通话的推广。
1955年底著名语言学家罗常培、吕叔湘，在“全国人民呈现了空前的团结”的新时代，认为我们需要“一个统一的、普及的、无论在它的书面形式或是口头形式上都有明确的规范的汉民族共同语”。6从口头形式上说，“这种事实上已经逐渐形成的汉民族共同语是什么呢?这就是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
”这不是空穴来风的孤立行为，而可以说是远至19世纪末叶，近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知识界、政府建构“民族共同语”努力的一个可预期的结果。
早在1951年6月，新中国成立不久，《人民日报》就发表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健康而斗争》，将鲁迅与毛泽东的语言定为现代汉语的典范：“毛泽东同志和鲁迅先生，是使用这种活泼、丰富、优美的语言的模范。在他们的著作中，表现了我国现代语言的最熟练最精确的用法，并给了我们在语言方面许多重要的指示”。7 1919年胡适的预言似乎得到了印证：“中国将来的新文学用的白话，就是将来中国的标准国语。造将来中国白话文学的人，就是制定标准国语的人。”8只是，这创造“标准国语”的人，不仅有一文学家，还有一位深具文学天才的政治家。这是1950年代初期，中国政府与汉语研究界的基本共识。至于这种“标准国语”的来源，大概还是中国古代白话与翻译文学双重影响的结果。9但是亦有研究者，并不认为毛泽东的语言就是纯粹口语或是纯中国化的，美国学者戈德曼认为，毛泽东的语言一方面“仍大量与来自传统的文学和古语交织在一起”，但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专门术语的某种必不可少的最核心部分被保留下来”，也就是说“马列主义原先难以改变的外国和理性化的语言，已被涂上了一层浓厚的毛泽东思想的语言，但它并没有被抛弃。”因此，毛泽东的语言“并不是一种自然和丰富的大众语言”。10日本学者木山英雄认为，1950-60年代“在思想和语言表现技巧方面，都被认为是优秀的典范”的鲁迅和毛泽东，他们的语言是“后放脚”，文章是“过渡性”的。11征引外国学者的观点，主要原因是当时中国语境中，很难有学者能够如此评述毛泽东和鲁迅的语言。12而他们的判断似乎更符合语言事实，即鲁迅与毛泽东的语言，不是自然的大众语言，而是融合了古汉语与翻译文体。循此思路，我们再做一个进一步的推断，1955年，当专家学者呼吁“一个统一的、普及的、无论在它的书面形式或是口头形式上都有明确的规范的汉民族共同语”时，人们能够模仿的规范的共同语就是这样一种半文半白、半土半洋的形态。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1930年代“大众语”论争中所揭示的问题似乎尚未解决。如戈德曼的研究所揭示的，瞿秋白认为“大众语”不可能是全新的，而是从旧小说中的白话进化而来;同时，瞿秋白还主张，西方术语与现代科学政治的新名词也应包含在“大众语”之内。而瞿秋白对后来者最有启发的观点是，他认为无产阶级能够生产“真正的中国的现代语言”，因为，“无产阶级不比一般‘乡下人’的农民。‘乡下人’的言语是原始的，偏僻的，而无产阶级在五方杂处的大都市里面，在现代的工厂里，他们的言语事实上已经在产生—种真正的中国的现代语言”。瞿秋白对“无产阶级”在现代语言创造中的作用寄以厚望。
从语言的角度说，1950-70年代的中国文学自是五四白话文学的继续，这应当是没有疑问的。按照汪晖的见解，1940年代关于“民族形式”、“方言土语”的讨论，“构成了对现代白话文运动的挑战”，“但是这次挑战最终以失败告终，现代白话文作为一种普遍的民族语言的地位并未动摇”。在1940年代的“民族形式”讨论之初，人们曾将“民间形式”当作现代“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也想让“方言土语”成为“民族形式”的标志性特征，但最终“民间形式”“方言土语”都未成为“主流”，现代文学自有它的“书面语”特征。而在1940年代的讨论中，论者已经承认了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也是一种“民族形式”。13巴人、周扬等人虽然承认这种新的“民族形式”“没有得到我们人民大众的广大的接受”、14“还没有最高完成”，但也一直认为这种形式“无论如何是进步的，这一点却毫无疑义”。15这种新的“民族形式”一方面是从“旧民间形式中找出了白话小说，把它放在文学正宗的地位”;另一方面，则是“相当大量地吸收了适合中国生活之需要的外国字汇和语法到白话中来”。所以这种新“民族形式”较旧形式“字汇丰富”、“语法精密”、“体裁自由”、“表现力提高”。16
这样的新“民族形式”特点，应该在毛泽东和鲁迅的文体中集中表现。而低文化的作者如曲波等人，也许很难做到“字汇丰富”、“语法精密”，但他们也并非没有这方面的追求。工农兵出身的“土作者”，其文化脉络内在于五四传统之中。在国语统一过程中，“小学和军队的作用最大，它们把国语带入每一位国民家中。”从经历看，曲波于1930年代在山东家乡高小毕业，1939年参加八路军，正是通过小学与军队，接受了国语普及教育。因此，他的写作自然奉五四以降的新文学为正宗。18
写作与成“人”·欧化与“民族风格”
1950年代，“文学写作”这一行为本身，对于工农兵作者在社会与历史中确立其“主体”地位，意义重大。
我们先来看其他小说中的一个例子。同样也属于“革命历史小说”的《铁道游击队》，有一个情节颇可玩味。游击队员们进山到鲁南军区司令部，受到隆重接待，“军区张司令、王政委跟我们握手，陪我们吃饭”;“文工团把咱们的事编成歌，大家唱，戏台上演咱的戏”，游击队员们还被请去给战士们做报告，“咱在台上讲，上百上千的人在为咱鼓掌!······”这使游击队员十分“兴奋”，深感“我是个人，真正的人，感到做人的光荣。”蔡翔认为游击队员们的报告是一种“本质化的叙述”，“在这一本质化的叙述过程中所逐渐呈现出来的”是“一个理想自我”，但又是“一个更真实”的自我，在“镜像”中实现了“自我”新的“崇高”认同。19不妨再作推断，“叙述”这一行动具有成“人”的功能。游击队员林忠平日原本“不大说话”，做完报告后，性格甚至都发生了变化，觉得心里“松快”，话也多了。以前没人看得起的“煤黑子”成了“人”，为众人所瞩目。能够有“话语权”，能够在众人面前“讲自己的故事”，这是获得“人的感觉”的重要指标。因此，我们可以理解“工农兵作者”对于写作的重视程度。他们会在具体的遣词造句中尽量地显示自己的文学的能力。而在他们看来，文学能力的一个指标性标准是遣词造句。
至于工农兵究竟会使用什么样的词语，知识分子的作家、理论家、批评家之间存在着争议。主张城市“无产阶级“可以创造”现代汉语”的瞿秋白，却认为农民的对话里说出“挨饥受辱”那样的字眼，是作者在“描写的技术”上的“幼稚”，这种语言是“五四式的假白话”。20
我们可以依托手稿，来看一下作者最初的欧化追求。这些被批评家称为洋腔调的具体表现包括：被动句式与虚词的大量使用、句子长度的无节制、风景描写、运用抽象语汇等。我们下面的研究是在一定的取量范围内进行的，因为据以分析的材料，仅是小说前几回的原稿与编辑修改，所以结论是有局限的。下面引文中的黑体字都是被编辑删除的。
先看被动句：
【原稿】这天傍晚，他们登上一个陡峭的山头，刚一喘息，望见脚下的山崖里有一缕炊烟徐徐升起，两个人的疲惫完全被驱逐了。
秦兆阳修改成：“两个人立时忘了疲倦。”这是编辑将欧化明显的特征删去，换以“民族风格”式的修辞。根据王力先生的研究，古代汉语中“被动式的作用基本上是表示不幸或者不愉快的事情”21，而“五四以后，汉语受西洋语法的影响，被动式的使用”“就不一定限于不幸或者不愉快的事情。”“但是，一般说来，这种语法结构只在书面语言上出现。在口语中，被动式的基本作用仍旧是表示不幸或者不愉快的事情”。22这是王力在1958年前后的研究成果，我们不妨借这个成果来简单地分析一下秦兆阳的修改。如果按照王力的说法，那么，疲惫完全被驱逐了是五四以后被动式的新用法，不一定表示不愉快或不幸，这句话从语法上无大错，但显然是“欧化语言”。而秦兆阳的修改，是要民族化，口语化。参照废名的研究，可以得到进一步证明。废名(冯文炳)是杰出的现代小说家，新中国成立之后，他转而研究文学语言问题，他有一个有趣的见解，他认为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的区别很小，语法上欧化的只有“两事项”，“一是动词被动式的使用，一是‘虽然’分句放在后面”。他做了细致的分析，中国古代文学中有被动句如《水浒传》的“那两间草厅已被雪压倒了”，但是毛泽东的句子“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中间没有类似“雪”的东西，就以三个动词被动式做谓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是主语。23
下面是虚词的问题：
【原稿37页】剑波在盼望着他的成功；也在担心着他的饥饿和安全。
(原稿46页)杨子荣像一个捕鼠的大狸猫，蹲在一棵大树根下——两只眼透过黑暗，紧盯着吱咯响声的地方，若有两分钟的时间。突然，他看的地方闪了一下擦火柴的光亮，接着便是一闪晰晰的灯光。而没有任何声音。杨子荣的心突然像火光一样的亮堂了。欢欣着他的新发现。
【原稿46页】杨子荣····窥视着这个家伙的秘密洞。
语法学家指出：“在各种语言中，有不少语法成分是从实词变来的。例如现代汉语表示完成体的‘了’和表示继续体的‘着’是从表示‘终了’‘了结’的‘了’和表示附着的‘着’演变来的。”并且，“由实词演变为语法成分是产生新语法成分的一条重要途径”。24由此可知，曲波的“着”的使用，亦是一种欧化的努力，而这种努力几乎都为编辑所删。
研读手稿，并参看《林海雪原》整部小说，我们会发现，作者努力挣扎着使用五四以来的汉语书写语言，并不避忌“洋腔调”，甚至以为此类“技术”乃是进入文学殿堂的“入场券”。而编辑则把大多数的“欧化”的句式修改了。修改的原因也是比较复杂的，除了以上所指的“民族风格”的追求以外，还有一半左右的情况是，无产阶级作者的文字水平有限，欧化的句式过于冗长，能够表达意思，但多少有些拖沓，修改得简短且更符合汉语习惯。
先来看一个冗长罗嗦被删的例子。
【原稿80页】：“老爷岭;老爷岭;三千八百顶。小顶众人到，大顶没鸟鸣。”这是民间流传着的形容老爷岭高大险峻，连鸟都飞不了那么高。
真的，小分队急行军一天，大岭爬不上一个，小岭爬不到两个，真是山连山，山叠山，山外有山，山上有山，山峰插进了云端，林梢穿破了天。野猪成群，林海山涧，争王称霸;豹啸鹿鸣，羚羊结队，草丛高峰，出没无穷。入林仰面不见天。登峰俯首不见地。这座无边无岸的老爷岭，和剑波的小分队在作对。
【修改后，初版本87页】：老爷岭，老爷岭，三千八百顶，小顶无人到，大顶没鸟鸣。这是民间流传着的形容老爷岭的话。这话一点也不假，真是山连山，山叠山、山外有山，山上有山，山峰插进了云端，林梢穿破了天。虎啸熊嗷，野猪成群，豹啸鹿鸣，黄羊结队，入林仰面不见天，登峰俯首不见地。
以上三个方面基本上是从语法的角度，谈了作者的欧化的(“洋腔调”)追求。被动句、虚词和长句式的问题。但另一方面，在我看来，更重要的是，编辑还将作者使用的一些“新名词”予以删削，以便读者不因新名词的出现而联想起城市或现代生活，而着力让小说描绘的世界停留于粗鄙的、前现代的世界里。
新名词(或“新言语”)在文稿中的出现，在作者，原为了传达自己所理解的某些新现象，新思想，以便展示新的生活世界。王国维说过：“言语者，思想之代表也，故新思想之输入，即新言语输入之意味也”，“故我国学术而欲进步乎，则在闭关独立之时代犹不得不造新名，况西洋之学术骎骎而入中国，则言语不足用固自然之势也”。25王国维的话，道出了“语言”与“思想”的关系，“新言语”某种程度上就是“新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说，作家对新言语的追求，就是对新思想的追随，对新生活的向往。
《林海雪原》作者，在原稿中曾多处尝试使用外来词和专业术语，这表达了作者某种新生活和新人想象。但在正式出版之后却被评论家嘉评为“语言通俗、群众化，极少有知识分子或翻译作品式的洋腔调”;这总的来说是符合事实的，但这种“非知识分子”的非“洋腔调”，与其说作者不为，不如说作者不能。
一般而言，我们可以同意这样的论断：“语词的差异往往能够反映语言形式或语言风格的差异，也是区别口语表达与书面表达的最直观因素。”落实到词汇的角度，“口语表达中大量使用的是口语词、常用词及方言词，还有俚语、谚语、俗语，而尽量避免使用古语词、外来词和专业术语。”26毫无疑问，《林海雪原》中有大量的口语化的表达，如口语词、常用词及方言词，还有俚语、谚语、俗语的大量使用。但是，通过考察编辑秦兆阳对原稿的修改，发现编辑对现代语汇的删削如何有力于“传统”与“粗鄙”的世界的建构。我们看到，曲波使用了“细胞”、“交流电”、“五层大楼”、“玻璃”等“现代”语汇，而这些语汇均被秦兆阳删除。词汇对应的是其能指所指向的那个生活世界或想象世界，这几个词汇与城市生活可能有着更为紧密的想象性的联系，在当时中国，大楼、玻璃、交流电，大约是城市生活中所可能常见到的，而删之，就将小说的世界限定在一个比较农业社会的，城市以外的空间中了。
具体的修改情况如下：
【原稿第2页】大家都喘了一口粗气，全身每个细胞都在紧张的愤怒。这句话被删。如果要保留，在“细胞”后加上“仿佛”变成比喻句就可以了。再看另一句：
【原稿第34页】这一连串的问题好象交流电波一样在他脑子里返复掠过。
这句话已经以“好像”来表明比喻用法，亦被删去。由此大致可以断定，不是修辞的原因，而是编者不希望“现代”的或者说与“城市”想象关联的语汇出现在文本中。下面一个句子，编辑的改动已与作者原意不符：
【原稿29页】这块巨石和牡丹峰比起来，只不过像整个人体上一片小指甲那样大和五层大楼上半块玻璃那样的比重。
原稿是将指甲盖与玻璃作比，而改过之后，是指甲盖与整个人体大小进行对比。编辑大约还担心读者未必见过五层的大楼。这确实是当时中国的实情。
人·人道主义
由以上的简单分析，我们大致可以看到，被界定为没有“洋腔调”的具“民族风格”的作品，作者在写作之初，是有其整体的“新文学”追求的，作者并不刻意回避新名词，新语法，相反，倒热衷于新名词、新句式的尝试，只是，由于自身的文化修养所限，工农兵作者使用洋腔调并不熟练，而由土语、口语、俚语谚语构成的那个生活世界似乎更为鲜活，于是编辑就做了有意的删改，使“土语”世界更其突出。要全面分析这个问题，还应引进作者对于整个“生活世界”——包括科学、卫生、女性、日常生活的理解与想象，其背后的支撑是“五四人学”。
按照王尔敏先生的考察，“人权”这一外来观念在近代中国之最初“创始启念”乃因“苦力贸易所激起之人格觉醒与防护”。十九世纪华工出洋，形成“苦力贸易”(“卖猪仔”)问题，“华工悲惨情况，再度激起畜生、奴隶，与真正做人之实际分野，此即自然导向于人格之肯定，以至于进而加以保护。”27在西方激刺下形成的“人权”观念重点首在基本生存权之卫护，后来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也以更朴素直接的语言表述是“个人以心力的劳作，换得适当的衣食住与医药，能保持健康的生存。”由生存权之保障，方有精神上之追求，“应该以爱智信勇四事为基本道德，革除一切人道以下或人力以上的因袭的礼法，使人人能享自由真实的幸福生活。”这大概可以说五四人学一翼——人道主义的基本内涵了。
据萧萐父先生的研究，就“人禽之辨”说，王船山强调人和动物都同样具有生命、知觉以及“甘食悦色”等自然本能;但“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的“几希”二字，却是“严辞，亦大辞”。这一严格的标准，重大的界限，即是人更具有社会生活中自觉的道德意识和道德活动。所谓“明伦、察物、居仁、由义四者，禽兽之所不得与。壁立万仞，只争一线。”如果“视情皆善，则人极不立，乃至”自陷于禽兽”。28
周作人曾说自己“很喜欢《孟子》里的一句话，即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29并做了不同于道学家的申说，认为人与禽兽二者之间的距离并不象道学家所认为的那样距离极远，以致“若逾此一线堕入禽界，有如从三十三天落到十八层地狱”，而是认为“仿佛是窗户里外只隔着一张纸”“是近似远”也。周氏认为人与兽的区别在于人能够与同类“设法圆满的相处”。“这人类的生存的道德之基本在中国即谓之仁，己之外有人，己亦在人中，儒与墨的思想差不多就包含在这里，平易健全，为其最大特色。”
将“人”置于“人——兽”对立的框架中考察，有两方面的用意。一是周作人的用意，意在肯定人的动物本能，肯定人“饮食男女”之正常的生理需要，人的生存权;二是外洋刺激的角度来看，更强调中国人国族中人的尊严，与外国人平等的尊严、不被奴役的自由，“以人身自立为根本”、“人人生而平等”、“个人自由之被尊重”。30
但这两个路向都有一个基本的判定，人的正当的衣食住和医药的匮乏状态，乃是“非人的状态”，当是没有疑义的。因此，贫穷乃是人的最大的基本苦痛，这一点在曲波有关“人”的生活中是得到了继续的。蘑菇老人感动，就是因为他获得了此前从未获得过的高级的“衣”以及人的尊严的对待。再看进入夹皮沟之后，人的贫穷也是最致命的苦处，而小分队发动的生产自救也不是以剥夺地主为方式，当地似乎也没有地主，而是由于生产力低下导致贫穷，因此现代科学的介入——小火车，就能改变他们的生活状况。
冯友兰认为“人”与“民”的古今义“是一致”的。31“人”就是人类的那个人，“民”是被统治的群众。和“人”对立的名词是“禽兽”;和“民”对立的名词是“君”，是统治者。“民”这个名词有政治的意义，“人”这个名词的主要意义是生物上和道德上的。32
如果说，对“人”、“人道主义”的删除表现出秦兆阳对“工农兵”或“工农兵”作者存在着某种“成见”的话，那么，他对原稿的其他地方的修改则明显地表现出欲将小说原稿中“欧化”的努力尽力压抑进而凸显其“民族风格”的倾向。
秦兆阳对可能带有“知识分子或者翻译作品的洋腔调”的警惕是切实存在的。再来看一处删节，在《受命》这一章的原稿中有这么一段：“剑波想到这里，他的精神异常的焕发，他拿起笔来飞快地写下去，这笔就像有灵魂一样，帮助剑波排点着，组成小分队员名单，金壳表闪着光辉，发出滴答滴答悦耳的欢声。它欢悦的神气，并不亚于钢笔和剑波，好像它在说话称赞着剑波和钢笔选在小分队榜上那些出色的战士。”这段话整段被删，在这段话中有几个词比较特别，一是“灵魂”，再就是“钢笔”和“金壳表”。“灵魂”的被删，如前面的“人”、“人道主义”的被删除一样，大约主要还是秦兆阳认为这类词不宜出现于工农兵的表述中，不管是书中的“工农兵”人物，还是作为“工农兵”之一员的作者的叙述。而“金表”和“钢笔”在当时的稀缺，使得它们出现在文本里显得格外突兀。
更多的删改，是小说原稿中的“欧化”修辞。被当时的批评家称为洋腔调的具体表现，如被动句式与虚词的大量使用、句子长度的无节制、风景描写、运用抽象语汇等，在原稿中都有体现。不过，我们下面的研究是在一定的取量范围内进行的，因为据以分析的材料，仅是小说前几回的原稿与编辑修改，所以结论是有局限的。前面已经谈到抽象语汇的问题，下面再看一下其他几项。
先看被动句的删改情况。在小说原稿中有一句“这天傍晚他们登上一个陡峭
的山头，刚一喘息，望见脚下的山崖里有一缕炊烟徐徐升起，两个人的疲惫完全被驱逐了”。秦兆阳将“两个人的疲惫完全被驱逐了”修改成“两个人立时忘了疲倦”。这是将欧化明显的特征删去，换以“民族风格”式的修辞。根据王力先生的研究，古代汉语中“被动式的作用基本上是表示不幸或者不愉快的事情”，而“五四以后，汉语受西洋语法的影响，被动式的使用”“就不一定限于不幸或者不愉快的事情”。“但是，一般说来，这种语法结构只在书面语言上出现。在口语中，被动式的基本作用仍旧是表示不幸或者不愉快的事情”。这是王力在 1958年前后的研究成果，我们不妨借这个成果来简单地分析一下秦兆阳的修改。如果按照王力的说法，那么“疲惫完全被驱逐了”是“五四”以后被动式的新用法，不一定表示不愉快或不幸，这句话从语法上无大错，但显然是“欧化语言”。而秦兆阳的修改，是要民族化、口语化。参照废名的研究，可以得到进一步证明。废名(冯文炳)是杰出的现代小说家，新中国成立之后，他转而研究文学语言问题，他有一个有趣的见解，他认为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的区别很小，语法上欧化的只有“两事项”，“一是动词被动式的使用，一是‘虽然’分句放在后面”。他做了细致的分析，中国古代文学中有被动句如《水浒传》的“那两间草厅已被雪压倒了”，但是毛泽东的句子“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中间没有类似“雪”的东西，就以三个动词被动式做谓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是主语。按照废名的见解，被动句是现代汉语欧化特征最明显的表征，秦兆阳的删改减去了这一句的欧化色彩。
其次是虚词的问题。原稿37页有“剑波在盼望着他的成功;也在担心着他的饥饿和安全”;原稿46页有“杨子荣像一个捕鼠的大狸猫，蹲在一棵大树根下——两只眼透过黑暗，紧盯着吱咯响声的地方，若有两分钟的时间。突然，他看的地方闪了一下擦火柴的光亮，接着便是一闪晰晰的灯光。而没有任何声音。杨子荣的心突然像火光一样的亮堂了。欢欣着他的新发现”;原稿46页有“杨子荣……窥视着这个家伙的秘密洞”。经过秦兆阳的修改，剑波在盼望着他的成功;也在担心着他的饥饿和安全”、“欢欣着他的新发现”、“窥视着这个家伙的秘密洞”，这三句带虚词“着”的句子被悉数删去。语法学家指出：“在各种语言中，有不少语法成分是从实词变来的。例如现代汉语表示完成体的‘了’和表示继续体的‘着’是从表示‘终了’‘了结’的‘了’和表示附着的‘着’演变来的。”并且，“由实词演变为语法成分是产生新语法成分的一条重要途径”。由此可知，曲波的“着”的使用，亦是一种欧化的努力，而这种努力几乎亦为编辑所压抑。
在语汇上，秦兆阳亦有着严格的控制，除了上面提到的抽象语汇不让使用以外，他还有意地删除了与现代城市生活相关的一些语汇，这显然有利于“传统”与“粗鄙”的世界的建构。我们看到，曲波在原稿中使用了“细胞”、“交流电”、“五层大楼”、“玻璃”等指示“现代”世界的语汇，而这些语汇均被秦兆阳删除。词汇对应的是其能指所指向的那个生活世界或想象世界，这几个词汇与城市生活可能有着更为紧密的想象性的联系，在当时中国，大楼、玻璃、交流电，大约是城市生活中所可能常见到的，而删之，就将小说的世界限定在一个比较农业社会的、城市以外的空间中了。
原稿第 2页有“大家都喘了一口粗气，全身每个细胞都在紧张的愤怒”。这句话被删。如果要保留，在“细胞”后加上“仿佛”变成比喻句就可以了。再看原稿第34页“这一连串的问题好像交流电波一样在他脑子里返复掠过”，这句话已经以“好像”来表明比喻用法，亦被删去。由此大致可以断定，不是修辞的原因，而是编者不希望“现代”的或者说与“城市”想象关联的语汇出现在文本中。下面一个句子，编辑的改动已与作者原意不符，原稿29页有“这块巨石和牡丹峰比起来，只不过像整个人体上一片小指甲那样大和五层大楼上半块玻璃那样的比重”。编辑修改成“这块巨石和牡丹峰比起来，只不过像整个人体上一片小指甲那样大”原稿是将指甲盖与玻璃作比，而改过之后，是指甲盖与整个人体大小进行对比，五层大楼在当时中国确实也还是少见之物。
毫无疑问，《林海雪原》中有大量的口语化的表达，如口语词、常用词及方言词，还有俚语、谚语、俗语的大量使用。一般而言，我们可以同意这样的论断：“语词的差异往往能够反映语言形式或语言风格的差异，也是区别口语表达与书面表达的最直观因素。”落实到词汇的角度，“口语表达中大量使用的是口语词、常用词及方言词，还有俚语、谚语、俗语，而尽量避免使用古语词、外来词和专业术语”。也就是《林海雪原》的“白话”倾向肯定是很明显的，也是因为小说原稿自身已经具备的比较明显的“民族化”特征，所以编辑才可能做出这样有倾向性的修改。研读手稿，并参看《林海雪原》整部小说，我们会发现，作者努力挣扎着使用“五四”以来的汉语书写语言，并不避忌“洋腔调”，甚至以为此类“技术”乃是进入文学殿堂的“入场券”。编辑的修改压抑了作者“欧化”的“洋腔调”的追求，这是否对“工农兵”作者构成一种“奴役”和“创伤”，是耐人寻味的。50 年代，“文学写作”这一行为本身，对于工农兵作者在社会与历史中确立其“主体”地位，意义重大。
1958年春节前后，文学新人曲波第一次参加中国作协的聚会，他的自我评价是：“我性情粗野，不学无术，怎么有资格在作家们的大会上讲话呢!”这固然有自谦之意，但认为自己粗野、不学无术，亦是潜在地将知识分子作为自己的比较对象的。作品发表之后，“有位专门研究语法修辞的同志，批评《林海雪原》中有六十多处语法修辞的错误”。这使曲波十分苦恼，他跑到老舍处请教“我不懂语法修辞，我自己怎么也找不出那句话是错误的。”老舍并未正面回答，而是夸奖曲波：“信笔写来，无障无碍，这才能笔从心愿，得心应手”。33但有意思的是，却也有资料表明，老舍对《林海雪原》的评价是有保留的。据林斤澜回忆，1961年在北京新侨饭店中宣部和中国文联召开会议，老舍评价《林海雪原》说“如果我有那样的生活，我写的话，十万字就可以了吧”。34这说明老舍对曲波的写作能力有看法，但这并不妨碍他与作者交朋友，也不妨碍他从正面去评价作品。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了知识分子对工农兵作家的态度。
尾注
1. 王瑶：《答客问——关于历史分期、“两个口号”等》，载《现代中国》第六辑，23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 在这方面的代表性论文是李杨的《<林海雪原>——“革命通俗小说”：“传统”与“革命”的融合、分裂与冲突》，收《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
3.侯金镜：《一部引人入胜的长篇小说——读<林海雪原>》，载《文学研究》，1958年第2期。
4.这小部分手稿，包括了后来出书时的六章，即从“受命”到“奇袭虎狼窝”，当时《人民文学》的主编秦兆阳亲自修改原稿后，发表在1957年第2期《人民文学》上，现在这份经过秦兆阳红笔修改、增删的原稿，保存在曲波先生家属处。
5.张奚若：《大力推广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在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的报告》，载《中国语文》，1955年12月号。
6.罗常培、吕叔湘：《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在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上的报告提纲》，载《中国语文》，1955年12月号。
7.人民日报》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健康而斗争》，1951年6月6日。
8.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新青年》第4卷第4号，1918年4月。
9.五四时期新文学白话的主要资源，有人认为可以“从唐宋禅宗和宋明儒家底语录,明清各大家底白话长篇小说, 以及近年来各种通俗讲演稿和白话文告之中,搜求好文章来作模范”。(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卷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也有人建议“我们可尽量采用《水浒》《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的白话。”(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新青年》第4卷第4号，1918年4月。)总的来说，认为新文学的白话可以内生于中国文学的“白话文学”传统中。但是傅斯年也有不同的看法，认为还是需要欧化的影响。
10.上面所引的观点，来自史华慈文章中对戈德曼观点的转述，史华慈：《五四运动的反省导言》，收《史华慈论中国》，90页，许纪霖等编，新星出版社，2006。
11.木山英雄：《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113页，三联书店，2004。
12.当然。对口语中标准语的质疑也是一直存在的，如“何况所谓标准语也并不是北平的土话，倒是通常叫做‘官话’的东西——是官场或上流社会层常用的话。它没有土的气息，汗的气息，有的是官的气息，封建气息，和大众所需要的话差得很远。”(聂绀弩：《国语罗马字呢?中国新文字呢?》，见聂绀弩《语言·文字·思想》，大风书店，1937。)
13.汪晖：《地方形式、方言土语与抗日战争时期“民族形式”的论争》，收《汪晖自选集》，371页，广西师大出版社，1997。
14.巴人：《民族形式与大众文学》，载《文艺阵地》第4卷第6期(1940年1月16日)
15.周扬：《对旧形式利用在文学上的一个看法》，载《中国文化》第1卷第1期(1940年2月5日)
16.周扬：《对旧形式利用在文学上的一个看法》，载《中国文化》第1卷第1期(1940年2月5日)
17.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13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18.曲波在写作《林海雪原》之前究竟接触了多少新文学作品，是很可存疑的。翻看《林海雪原》1958年版
19.与1964年版的后记，以及他发表在《北京日报》上的创作谈，会发现他所举的受到影响的小说有出入，但总的来说，古典小说如《三国》《水浒》是必有的，而鲁迅赵树理的作品以及苏联作品则有时提到，有时不提。我个人认为，曲波接受新文学影响还有一个间接的渠道，他曾经是青岛解放区《胶东大众》的忠实读者，这份杂志后来改为《胶东文艺》，是一份指导农村青年干部和知识分子的杂志，据说曲波解放后还完好地保存着全部的《胶东文艺》。
20.蔡翔：《重述革命历史：从英雄到传奇》，载《文艺争鸣》，2008年第10期。
21.瞿秋白：《革命的浪漫谛克》，收
22.王力：《汉语史稿》，503页，中华书局，1980。
23.王力：《汉语史稿》，503页。
24.废名：《毛泽东同志的语言是汉语语法的规范》，收《废名集》第6卷，305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25.高明凯、石安石主编：《语言学概论》，179-180页，中华书局，1963年。
26.王国维：《论新学语的输入》，收《静庵文集》。
27.杜新艳：《白话与模拟口语写作》，收《文学语言与文章体式》，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28.王尔敏：《中国近代之人权醒觉》，收《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续集》，372页。
29.萧萐父：《吹沙三集》，100-101页，巴蜀书社，2007年。
30.周作人：《梦想之一》，收《知堂乙酉文编》，15页，2002年。
31.王尔敏：《中国近代之人权醒觉》，收《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续集》，385页。
32.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第129页，1982年。
33.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第130页。
34.曲波《清水留香》，《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5年2期。
35.程绍国《林斤澜说》，第18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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