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文化很博奥，比如说一个字就可能有好多种用法，用在不同的地方会产生不同的效果，用得恰到好处，则熠熠生辉;用得平淡无奇，则暗淡无光。所以自古文人们都很讲究用词，甚至为了“吟安一个字”，要“捻断数根须”，还有为了“推”和“敲”，搞得夜不能寐的。人们把这叫做“遣词造句”，意思就象战场上的将军们“ 调兵遣将”一样，因为对文字的重视，才有了文章千古事，才有了中国文化的千古流芳。
毛泽东是中国文人的杰出代表，由于其特殊的人生经历，他使文人的步履跨出了世所罕见的崭新境界，他在遣词造句方面的修为让中国文人的这一传统更上一层楼，仅从他的遣词造句中，他的文化修养，他的音容笑貌，他的道德情怀，他的一身傲骨，便生动地立在了人们面前。
毛泽东对遣词造句是非常重视的。1962年9月8日，毛泽东让女儿李讷阅读当天《文汇报》发表的《更正一则》，这是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于十一写给编辑同志的一封信，信中介绍了“斧正”一词的来源，说明天下没有不能改的文章，自己作文如能有热心人士多加指点、修饰，总会比自己一个人想得周到些。这封信的态度就是毛泽东的态度，他才这么看重，让女儿也要好好学习一下。他对自己的诗词文章，除了严以律己外，也以极谦卑的姿态向他人请教，这跟他位高权重的身份形成了十分鲜目的对照。1962年4月下旬，《人民文学》请求发表十余首搜集到的毛泽东诗词，毛泽东从中选出六首，题为《词六首》寄还编辑部，请副主编陈白尘好好修改一下。当他获悉诗词要在五月号发表，又复信陈白尘：“请你斟酌修改，然后退我，你为何不给我认真地修改一次呢?”他为诗词发表问题还给臧克家写信，信中说：“你细心给我修改的几处，改得好，完全同意。还有什么可改之处没有，请费心斟酌赐教为盼!”后又复臧克家：“应当修改之处，都照尊意改了”。从这些极恳切的话语里，看不出是一个国家领袖的那种高高在上的口吻，倒象是一个面对着先生的毕恭毕敬的小学生似的。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中印边境冲突不断，为了解决争端，争取和平，中国积极寻求第三方国家从中斡旋，周恩来总理为此给缅甸联帮革命政府部长会议主席奈温写了一封信，交由毛泽东审阅，毛泽东阅后对信进行了批改并批示：“总理，近几天一些外交文件，在措词方面有些欠当，这就是一件，我改了一点，请你再阅。”他把信中“阁下对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所持的公正态度和所作的崇高努力，不仅有助于推动中印和解，而且对巩固亚非国家的团结、维护亚洲的和平，也将是珍贵的贡献”一句中“珍贵的”改为“有益的”;将“中印边境上原先十分险恶的局势已经开始有了转机”一句中，将“原先十分险恶的局势”改为“原先的那种局势”，将“转机”改为“缓和”;将“仅仅中国一方面采取这种行动，还不能完全有效地防止冲突不再起，也不足以为谈判创造良好的气氛”一句，改为“仅仅中国一方面采取这种行动，还不能防止冲突的再起，和为谈判创造良好的气氛。”看似几个词的简单改动，确体现出毛泽东对问题本质的把握之深，对敌方挑衅的轻蔑，在对外关系上的不卑不亢。“珍贵的”和“有益的”，两个词表达的是对事物的影响程度的深浅，中印边界问题，根本的解决途径决定于中印两国，任何他方的调停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争端，用“珍贵”一词显然拔高了他国调停的作用。“十分险恶的局势”和“那种局势”，“十分险恶”的判断说明局势已经严峻的不得了了，天要塌下来了，黑云压城城欲摧了，这有长他人志气之嫌，而“那种局势”一笔带过，让人仿佛看到毛泽东对敌方的蔑视，“敌人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印军再怎么蹦达，也只不过造成“那种局势”罢了。“转机”和“缓和”，两个词是对形势轻重的不同看法，“转机”是质的变化，“缓和”是程度的变化，事实也是如此，如果当事方印度不做出实质性的让步，就无从谈转机，“缓和”才是最切确的表达。而“仅仅中国一方面采取这种行动，还不能完全有效地防止冲突不再起，也不足以为谈判创造良好的气氛”一句，就是一个病句了，意思表达都反了。由此看来，毛泽东在这里对周恩来的批评并不为过，经过毛泽东的一番斧正，这封信就变得再恰当不过了。
毛泽东为周恩来修改信函还有一段佳话，新中国成立前夕，为了邀请孙中山先生的夫人宋庆龄北上参加开国大典，周恩来给宋庆龄写了一封信，信中有这样一段话：“现全国胜利在即，新中国建设有待于先生指教者正多。敢藉颖超专诚迎迓之便，略陈渴望先生北上之情。敬希早日命驾，实为至幸。”周恩来将信给毛泽东看，毛泽东遂把信中“略陈”的“略”字改成了“谨”字，一字之差，意味顿变，一种对党外民主人士的恭敬之情和博大胸怀倾刻间跃然纸上。最后宋庆龄抛弃不去北平这个伤心之地的念头，毅然选择北上。当她到达北京的时候，毛泽东亲自迎候，书写了一段新中国历史上的精彩篇章。
关于毛泽东独具匠心的“神来之笔”的故事举不胜举，他批示中的精彩纷呈常常叫人赞叹不已，而有时不经意的几句说笑也能成就传奇的色彩。据《文革前夜的毛泽东》一书记载，1964年04月26日，毛泽东在夫人江青和浙江省委一些同志陪同下，去看根据“苏南抗日游击队”的英雄事迹编写的京剧《芦荡火种》，观看后，毛泽东给予了该剧很高的评价，他幽默地对围拢在他身边的人们说：“芦荡里边都是水，革命火种怎么能燎原呢?再说 那时的革命形势已经不是火种，而是火焰了嘛。”随行的江青于是提议：“那就请主席给改一个名字吧。”毛泽东略作思考，说：“这个故事发生在沙家浜，我看戏名就叫《沙家浜》吧。”从此，《沙家浜》这个现代京剧传遍大江南北，成为经久不衰的经典名剧，直到今天，它的经典片断“智斗”仍然活跃在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舞台上，给人们带来快意的艺术享受。
毛泽东对诗词文章是非常考究的，但他依然信奉天下没有不能改的文章，对于他人对自己文章提出的修改意见，几乎是“闻过则喜”，!1952年元旦，时在东北大学任教的罗元贞给毛泽东写信，给当时全国各地正在传抄的《七律·长征》提出修改意见，他认为诗中 “金沙浪拍云崖暖”中的“浪”与“五岭逶迤腾细浪”中的“浪”字重复，建议改“浪拍”为“水拍”。一月九日，毛泽东亲笔回信：“元贞先生，一月一日来信收到，感谢你的好意。此复，敬颂教祺，毛泽东。”罗元贞意外收到毛泽东的信感到非常高兴，曾赋一首《喜得毛主席亲笔信示儿》：“半因胆识半因时，敢作毛公一字师。圣藻飞来寒舍暖，闻韶喜赋示儿诗。”以表达喜悦之情。1957年1月23日，毛泽东的十八首诗词在《诗刊》杂志发表，而《七律·长征》一诗也就按罗元贞教授的意见将“浪拍”改成“水拍”了，毛泽东还作了自注：“浪拍，改为水拍。这是一位不相识的朋友建议如此改的。他说不要在一篇内有两个‘浪’字，是可以的。”
无论是毛泽东自己的遣词造句，还是接受他人的遣词造句，无不让人感受到一代伟人令人仰止的文化素养及虑怀若谷的品德情操，还有对事物让人望尘莫及的深邃洞悉及凛然不可侵犯的浩然正气，他的遣词造句一如他的调兵遣将，人们称颂他用兵真如神，也折服他用字真如神，他的行云流水，他的指挥若定，他的出神如化，一支枪杆子就纵横捭阖了，又添这一支化腐朽为神奇的笔杆子，也难怪天将改造中国的大任降斯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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