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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之:“人民的名义”与“地主的名义” ——由《人民的名义》想到《软埋》

宪之 · 2017-04-23 · 来源:乌有之乡
周梅森是以“人民的名义”,方方是以“地主的名义”,“人民名义”是现在时,“地主”是未来时——不是过去时

 “人民的名义”与“地主的名义”

——由《人民的名义》想到《软埋》

 

看热播的《人民的名义》,不由想到《软埋》,一个“人民的名义”,一个“地主的名义”,说起来应该是水火不容,可他们都是主流隆重推出的重头作品,因而,将二者对读比较一下,不惟可能,而且显得必要了。

文艺作品无不是现实的反映,无论优劣好坏,都有其产生的现实土壤,以不同的形式折射着现实生活。二者折射的是怎样的现实呢?

 

《以人民的名义》热播,确有其值得称道之处。

它以艺术形式将当下的官场生态,做了大尺度的生动描绘,可以说,不愧为一部改开盛世的《官场现形记》。它将近年反腐风暴中揭示出的官场生态,同步的、几乎是写实的,呈现在国人们面前,揭示其严峻性,很具有震撼作用性。客观上启示人们反思:是坚信沙瑞金模式拨乱反正,是“壮士断腕”坚持“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必须用深化改革来解决”,还是从根本处反思私有化的改开道路?精英草根、左翼右翼,都会作出自己的思考。

此外,有两点也值得一提:

其一,作品将当下最突出的社会问题作为重头戏处理,对官商逐利野蛮拆迁酿成群体事件这一饱具时代特色的社会问题典型化,作了较为合理的诠释,贴近大众的心声。

再者,作品为反一号人物祁同伟创设了出身和个人奋斗的戏份,突破了服务现实图解政策的藩篱,它揭示了资本权贵垄断社会资源的现实,拓宽了主题。

不过他又将善与美给予了高贵者,将丑与恶又强加到卑贱者身上。作者唯恐人不懂,还特地借人物之口意点出了于连▪索菲尔,这又使人不免想到路遥《人生》的高家林。于连表现的是法国波旁王朝复辟时期一个深受大革命启蒙熏陶青年的个人奋斗,他不甘等级奴役又不得不借助等级制度不择手段向上攀爬,最后落得悲剧下场。高家林表现的是“历史终结”之初,整个社会笼罩在革命失败的颓唐之中,一个奋进者的遭遇和彷徨。高家林在经历“先富”的狂热之后,可能风云际会侥幸挤进成功人士阶层,但更多的高家林,必定沦为打工仔,至多是小资愤青。冯幺爸式的狂欢,早成昨日黄花,它仅仅在精英垄断的文学话语中依然霸权,并以此标示其帮闲文学的属性,备受压抑的《那儿》,才代表着人民和文学的未来。祁同伟的形象,有其认识价值,在审美价值上,是一个严重歪曲,作者这样处理不知是何心肠。中国一切不可思议的丑恶,都源自资本权贵的得意和恣睢。

不过,《人民的名义》并不具有“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的现实主义品格。

“名义”是大尺度地揭示了官场的腐败生态,有着很高的代表性,汉东模式、山水集团模式,是神州大地“招商引资”的普世模式。可以说,若问“汉东”在哪里,神州何处不“汉东”!高玉良、祁同伟等,也可看成贪官的共名。

可惜,作品未能通过形象深刻地揭示系列人物性格形成的社会历史原因,也即典型环境,特别是它倾心塑造的正面人物,更谈不上典型性格。它揭示了现象,却掩盖了本质,避开了腐败产生的社会根源。

沧海横流的腐败生态、两极分化社会断裂、信仰失落道德沦丧,将其归结为腐败,归结为“赵家帮”的腐败,不过是舍本逐末的诠释。

赵立春模式是新常态,高玉良们司空见惯,批个什么美食城之类,是改开年代“招商引资”热中评判政绩的普世硬道理,只要不是牵出受贿特别巨大或政治纪律问题撞上枪口,从来也不没听说谁因此倒霉。

侯亮平是空降的反贪局长,在汉东省城办案犹如当年共产党搞地下工作,以致连人身安全都没有保障。试想一下,如果不是有沙瑞金的灵光覆盖,没有纯属偶然性的陈岩石式的救苦救难庇护,地位犹在郑氏父子之下的芸芸众生的生存状态,应该用什么样的话语概括?再说,如果沙瑞金也“与时俱进”了呢?

李达康是作者倾心塑造的一位爱惜羽毛、一尘不染的铁腕改开猛将,柯云路式的“新星”。这颗新星,活脱脱的一个落马前的仇和、经过蓄意包装的仇和。近水楼台,也许,这是作者酝酿构思时的原型吧。这铁腕,曾长期光芒四射,也有副部级背景,可惜结局来得太快。铁腕随处可见,一尘不染者难觅,李达康是空中楼阁,仇和才是典型。铁腕清白,老婆离婚的当日亲自驾车护送出境,一经法治切割,就万事大吉,丝毫不影响沙书记的赞赏。作者未免太情有独钟了,

仇和中枪时,草民也曾妄议,再唠叨一下,对解读《名义》或不无帮助:

 

仇和类“铁腕”明星,绝对不会是清官。他们的“铁”,就私而言,是官商勾结,为个人分一杯羹。就“公”而言,以铁腕暴力为中外资本剥夺群众,掠夺国有资产,推波助澜保驾护航,更是罪不容诛。仇和的落马,但愿能够成为一个当头棒喝。否则,中国在抓出一百个仇和和谷俊山,也无济于事。

仇和有个豪言壮语:“我们要用50年走完西方国家300年走完的路程”!

仇和新政,本质上是用铁腕集权强制推行新自由主义。从宿迁到昆明,以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地改开而成为耀眼的政治新星。

他治下,推行“招商引资”“快卖卖光”的“硬道理”之“硬”,是不容争论,无法无天的。只有给资本保驾护航,才“法大于天”。他用不受任何约束的“看的见的手”,为“看不见的手”横行开道保驾护航,用个人专制铁腕创造“民主自由”,用“无法无天”建立“法治社会”——当然,他的专制针对的是“传统”和劳动,“民主自由”属于资本。 剥夺群众、“产权改革”、“快卖卖光”时,他用的是铁碗,不许任何“争论”;面对资本和新贵掠夺来的“私有财产”,他是 “风可进雨可进,国王不可进”,是“神圣不可侵犯”,悉心为资本疯狂扩张的保驾护航。

仇和式的“不争论”与“大胆地干”的自由,只属于他们自己,私化、西化、殖民化、掠夺卖国,可以放开手“干了再说”,不允许别人丝毫质疑。坚守社会主义,捍卫公有财产和群众利益,不要说“大胆地干”,你连思考“争论”的自由都没有。

仇和新政是新自由主义和新权威主义的混血儿,实质是新自由主义,用赤裸裸的权威主义推行新自由主义。

仇和倒了,如果他的“新政”不跟着拜拜,依然袭其故智,用铁腕推行土地流转、混改国企、自由贸易区,那仇和的悲剧,就不仅仅是他个人了。

 

达康的铁哥们,与权力一尘不染而能“靠诚实劳动致富”的王大路,也是心造的幻影。

一个美食品城,一个山水庄园,可以归罪于个别贪官的腐败。遍布神州大地的千千万万个食品城和山水庄园,又归罪于谁?

比沙一把更光芒万丈的耀邦书记,一个“大矿大开小矿小开有水快流”的顶层设计,就将属于全体人民的资源,变作了煤老板金老板的“山水庄园”——回避这一根本,将人们的视线引导到官商操作中的“程序”,有意思吗?

一个“市场经济”房地产开发顶层设计,成就了千百房地产大鳄,扭曲了国民经济并将这“支柱产业”变成了大鳄的“山水庄园”,计较批地程序是否违规,有意思吗?

“赵家父子”,到底“姓蒋还是姓汪”?

说到本质,腐败云云,不过是转型接轨过程中资本利用权力进行原始积累的一个形式,基本形式,由“包”而“股”而“MBO”直到“快卖卖光”,不过是官僚买办“产权明确”化公为私聚敛资本与时俱进的花样翻新,谈论反腐,不能回避这点。

舍本逐末,不过扬汤止沸;追本溯源,才能拨乱反正。

周梅森是以“人民的名义”,方方是以“地主的名义”。

同样主流,同样看好。

“人民名义”是现在时,“地主”是未来时——不是过去时。

转型列车驶到廊坊时,“完善公有制”要以“人民”的名义。但老是什么“公有主体”、“人民”、“领导阶级”的,就妨碍深化,成为“攻坚”“壮士断腕”“杀开一条血路”的障碍。于是,“大鳄”、“土豪”、“乡绅”、“民国范儿”等等就闪亮登场,为“到天津”铺垫造势。多年前,人大会议就有代表提出该砍去“人民法院”“人民公安”中“人民”之头才能普世,表现的就是未来时的冲动。方方的《软埋》,发出的是“图穷匕见”的信号。

所以说,《软埋》是未来时,不是过去时。

共产党是以土地革命起家的,今天的主流媒体,居然会为黄世仁和刘文彩们鸣冤招魂,说起来有点不可思议。

文革期间毛泽东主席有过一段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对这一论述中的“一切”和“继续”,很长时间不十分理解,觉得老人家是否有点阶级论思维泛化。经过半个世纪的风云变幻,今天才真正读懂了——伟人毕竟是伟人,高瞻远瞩,洞幽烛微,何止早看五十年!

什么阶级斗争扩大化,毛泽东身后天翻地覆,阶级斗争的情势,整个颠倒过来了:“一切”和“继续”联手还乡,反攻倒算,势头正猛。如果在二十年前,多数人还会觉得不可思议。时至今天,当刘文彩、黄世仁、周扒皮和南霸天都被高调“重新审视”,民国范儿成为高不可攀的图腾之际,毁毛颂蒋、贬共扬国、丑华宠美日益成为一种趋势之际,袁腾飞、王长江、茅于轼们领着时代风骚之际,《软埋》的横空出世,也就顺理成章,一点也不奇怪了。

标榜“民主派”的公知落伍了,以《软埋》为标志,他们已经深化到“糟得很”和“四一二”了。

孙中山的同盟会还以“平均地权”为纲领,共产党的主流媒体,居然将土改“软埋”!

盖时移世易,此一时彼一时也。

以反帝反封建为使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对象是什么。试看今日之域中,又是谁家之天下?

阶级斗争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斗争的消长发展趋势,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软埋”的诉求,也不一定像东欧转型后一样,为刘文彩们“落实政策”,发还或赔偿被痞子暴民“非法”剥夺的土地和浮财。方方们的诉求,首先是政治性的。《软埋》既是被剥夺过的阶级对革命的控诉,更是他们衣锦还乡的高调宣言,是为俄罗斯乌克兰式的资本寡头的普世统治和新地产大鳄的“流转”重生,从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造势。

“告别革命”不够,要“软埋革命”了。

无需扣帽子,方方们直言不讳:

 

“我小说里写到的土改部分,正是她母亲经历过的一段历史。非但她家,我自己的父母家,我诸多的朋友家,以及我四周很多邻居的家人,无数无数也都共同经历过。……当一个人成为‘地富反坏右’分子,或成为‘地富反坏右’的子女,那就意味着你的人生充满屈辱。这种屈辱,从肉身到心灵,全部浸透,一直深刻至骨。”

“当他们从幽暗的深渊中走出来之后,他们中几乎所有的人都更愿意选择把那些没有尊严的日子,把那些伤痕累累的私人经历深藏于心。不再提及,不再回想,也无意让后代知道。仿佛说出这些便把自己已经结痂的创伤撕开来让自己重新痛,而这种痛,就是那种痛不欲生的痛”。

 

评论界的粉丝说的更直率:

 

 “当土改运动中贫穷意味着正义,而富有被界定为罪恶后;当把富人的财富以分浮财的名义进行分配被打上合法合理的标签后;当本和自己毫无关联却对其有着莫可名状的仇恨的富人被打倒后,长期受到压抑与欺侮的穷人们的本性中所隐伏的罪恶的基因便会被此催化为可怕的负面力量进而旁逸斜出,肆意蔓延。”

《土改叙事的新维度——评方方长篇小说<软埋>》)

 

“四一二”时代的语言。

痞子运动就是“糟得很”!

被剥夺的“记忆”,终于唤醒了。

“人民的名义”,“地主的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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