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你曾经历过吗?
家暴、大哥哥文学梦的破碎、大姐姐变成智障、小姐姐的小儿麻痹症、村里宗族的压迫、大姐姐去世、小哥哥欠赌债、中国社会的贫富悬殊、歧视农民工的教育政策、北京本地人对农民工的羞辱、强拆……
这些东西每一件都足以大书特书，却浓缩在一篇《我是范雨素》里。
中国社会底层劳动者所可能经历的一切苦难和悲哀，范雨素几乎都见过了。她的文字里有种安静的力量，让即便是不曾完整经历这一切的你我，都被深深吸引。
上一个底层写作者，大概要追溯到余秀华。除了与余秀华做对比外，有人甚至拿范雨素与王小波相提并论，称他们都是带有独特写作天赋的人。一时间，在文学上，范雨素被拔得极其高大。人民日报评论发表《谁是范雨素?以文学为武器对抗存在的荒芜》，表达了对范雨素这种“民间语文”的赞赏。在这一刻，我们脑子里的范雨素是这样的——一位有底层经历的特立独行的天才文学家。
文字中母亲的爱令无数人感动落泪，一位农村妇人，用她生机盎然的一面，带大了一家人，在生活的苦难面前，一步步地往前走下去。我们一边抹泪，一边鼓励着自己，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坚持爱和尊严。这种面对生活时选择的坚强，决然不是鸡汤那样庸俗，而是真切地令人感动。
一个底层经历的、坚强勇敢的、有文学天赋的作家形象几乎就要落定了。她曾走过的特殊的人生经历仿佛是为了此刻伏笔。
但是，为什么这种所谓“特殊的”人生经历能引起那么多人的同感，仅仅因为范雨素写的很感人吗?还是因为范雨素讲出了中国底层人民的心声?
中国的一位社会学家李强在他的研究中指出，中国社会其实是“倒丁字型”结构，存在一个庞大的被主流媒体所忽视的底层人口。这些底层人口的境遇高度相似，长期在生存线上挣扎，承受着巨大的痛苦。而范雨素所描绘的就是这个庞大人口的一个侧面。
这部分群体每一天都在遭受着种种不公的待遇，一边劳动创造着大大小小的财富，一边又被生活的苦难笼罩。范雨素的母亲，即便不选择坚强与尊严，还能做出其他选择么?现实的苦难是不能被文字表面的豁达乐观所消解。
范雨素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不舒服，我不喜欢那种作家，以高高在上的笔法写底层。我是很不舒服的。我还跟文学小组的慧瑜老师抗议：我说怎么可以这样写啊!他真的比我们高贵吗?”
范雨素的文字多么令我们喜爱，我们的生活就多么与之相像。
她不是一位技巧娴熟的文人，她是一位站在底层呐喊的斗士。
二
范雨素和她女儿住的地方是北京的边缘地带——皮村。
皮村位于北京东北五环与六环之间，有两万多人口，有北京户口的只有一千多人，其余的都是外地打工者。因为飞机要从他们头顶经过，所以那里没有一座高楼……最近的地铁站里这里有10公里远。
范玉素就是这里的一个住户，一位居民。她的才华让她在这之中的两万多人中脱颖而出，可是她的一半生活，全在这皮村。
皮村的人带着梦想来到皮村，然后不知哪一天会飞黄腾达，或者是灰心丧气，然后回家乡，或者去更远的地方流浪。
范雨素无疑是幸运的，她幼年就饱读小说，让她成为打工诗人中的一朵奇葩;而她又是不幸的：她和她的孩子住在皮村，她的孩子带着三个未上学的弟弟妹妹。
也许你可以说，范雨素精神上是丰富的，是拥有尊严的，她完全可以不让孩子上学，但是那是不可能的——因为考试几乎已成为一个改变阶层的家庭的唯一途径。当然这个途径将越来越小，就像范雨素谈到大女儿所说的“我让她上学只希望让她的求生方式体面点，我压根不认为她能摆脱什么”。
打工子女的孩子好像是天生带着各种各样低层级的名片，普通学校抛弃了她们，平民学习放弃了她们，甚至有时连父母都好像不想要她们了。
皮村有这样一个意象：这边是高楼大厦，那边是被折叠起来的农民工破败小平房。
范雨素在她的文章里说：
“每每这时，我就会恍惚，不知道自己是活在大唐盛世，还是大清帝国，还是社会主义新中国。可我没有特异功能，我也没有穿越过呀!”
雨素是怀疑她活在以前的年代，而恐怕需要她担忧的是未来：一个底层高度折叠，少数人享受大量资本和的“皮村折叠”。
范雨素不是第一个有这种恍惚的人，还有英年早逝的他——打工诗人许立志。同范雨素书写自己的故事，许立志的诗作也多反映了打工时候的场景。1990年生的许立志，在21岁的时候就进去了富士康当流水线工人，走上打工道路后，开始写诗写小说，盛极一时。
有人评价他所写下的《车间，我的青春在此搁浅》，“已触及‘十三连跳’的深层原因”。而通过诗歌舒缓情感，人们看到了悲剧不会重演。这似乎是在说，他的文学创作是从经历之中汲取营养，然后到现实中起到正能量的作用。
但恐怕诗作本身对于他个人没有多少帮助，许立志的女朋友在13年与他分手，许父认为，这“起码向他证实了，他在社会上没有地位，没有钱。”不到一年时间，这位打工诗人选择了自杀的方式结束了短暂的一生。这里的死亡究竟是“诗人”的死亡还是“工人”的死亡?
从他的诗作中也许可见一二：
我咽下一枚铁做的月亮
他们把它叫做螺丝
我咽下这工业的废水，失业的订单
那些低于机台的青春早早夭亡
我咽下奔波，咽下流离失所
咽下人行天桥，咽下长满水锈的生活
我再咽不下了
所有我曾经咽下的现在都从喉咙汹涌而出
在祖国的领土上铺成一首
耻辱的诗
那些诗意的语言，此刻读来，却是赤裸裸的控诉。若是今天许先生还在世，大概也会对范雨素的文章赞叹不已。许先生所赞叹的，不会是所谓的爱与尊严，而是同为工人阶级所遭受的磨难深重。
三
有人说这是范雨素的《活着》。
然而，中国的“新底层”并非是一个个孤立的福贵?他们是一群人。
就像范雨素居住的皮村里那两万个和她有着相同或相似的生命经验的打工者，就像许立志所在的富士康许许多多的工人。
中国有几亿多农民。但这亿万底层中，能收获欣赏，端上台面的，只有范雨素。通过文学，让她的故事登上他们的iPhone屏幕，成为消费社会中又一块供人观看的景观。
这成为了他们认识底层的唯一方式。一层薄薄的屏幕，却像一道玻璃筑起的将两群人彻底隔离的高墙。他们这样评价范雨素：
“她只是冷静地叙述，将人生的每个阶段、诸多遭遇一一解剖，如同一位与作者素昧平生的朗读者，娓娓道来，没有丁点抱怨，看不出丝毫悲喜。”
他们爱看她的冷静，爱看她的隐忍，爱看她在众人面前揭开压在她身上四十多年的伤疤。却偏不爱看藏在她“冷静隐忍”的文字背后的现实。
她在阅遍书本后赤脚天涯，南下琼州;她在家庭破碎时来到京城，儿时记忆中那个会“冻掉双脚”的地方。但是，她却成为了观众口中用阅读与天赋通过写作实现了阶级上升的神话。
杀人诛心。
“朴实”“清流”“灵魂”，他们不懂范雨素文字背后的生活，于是编出一堆缥缈的话，想把范雨素搁置进他们的语境中去。而那些灰暗又残酷的现实，则被无情地丢进北京四月干烈的风中。
“我心想，这倒霉催的教育部，谁定的这摧残农民工娃子的政策呢?报纸上说，教育部这样做，是为了不让下面的学校虚报人数，冒领孩子的义务教学拨款。可教育部为什么不弹劾吏治，非要折磨农民工的娃子?”
“母亲告诉我，她跟着维权队伍，去了镇政府，县政府，市政府。走到哪里，都被维稳的年轻娃子们推推搡搡。维权队伍里，队长六十岁，是队伍里年龄最小的，被维稳的年轻娃子们打断了四根肋骨。母亲八十一岁了，维稳的年轻人是有良心的，没有推她，只是拽着胳膊，把母亲拉开了，母亲的胳膊被拽脱臼了。”
什么是现实?歧视、差距、暴力。维稳队伍、警察局、拘留所。这就是现实。但这些，对观众们来说太遥远了。毕竟暴力和监禁不会属于规训的，幻想着诗和远方的羊群。
正如范雨素所说，“神州大地的每个旮旮旯旯都是这样，都认命了。”
时代的洪流翻滚向前，无人不曾在旋转中“认了命”。只不过，有人是在书斋在茶室里丧尽了思考，遮住了眼睛;有的人则是在无情的棍棒下，在强拆的推土机前不得不弯下了那铁铸的腰板，低下了那高贵的头颅。
“每每这时，我就会恍惚，不知道自己是活在大唐盛世，还是大清帝国，还是社会主义新中国。可我没有特异功能，我也没有穿越过呀!”
看着观众们对范雨素热情的吹捧，我竟也不禁产生了和她同样的荒诞的感觉。他们忘了，范雨素同样是一个劳动者，只是个不同于他们想象的劳动者。她同样生于贫穷，同样压抑着无数愤懑与不平，只是她试图用一种冷静的方式，用文学表达出她身为底层的爱与尊严。
但观众们不爱看工伤与压迫，不爱看剥削与苦难，不爱看劳动的压抑，不公的控诉。他们的文学世界里，没有阶级，没有斗争，甚至没有汗水。
文学，究竟是用来斗争的枪炮，还是消磨意志的阉割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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