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人境》既有现实感，又有思想性，是近年来难得一见的现实主义力作。刘继明对历史的处理方式，对现实的勇敢认知，对文学传统的有效继承，对讲述形式的有益探索，对新文学人物的塑造，都将给当下日渐式微的现实主义写作以有益的启迪。它还告诉我们，中国当代作家在面对现实生活时是有能力处理好当下的重大题材的。刘继明在《人境》后记中说：“我写出了这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我倒觉得，《人境》也必将成为本世纪第二个十年最为重要的作品之一。
假若说某部作品缺乏“现实感”，作者大概不会赞同你的观点，他或许会这样反驳：我生活在当下，我对这个时代的生活耳熟能详;我作品的内容、主题无不与现实生活息息相关，怎么能说我的作品缺乏“现实感”呢?应该说，我们无法完全否定他的这种“反驳”，只能说，由于小说家们对“现实感”的理解与实践不同而最终导致了上述认知观点上的分歧。其实，作为文学经验的现实感，或者说，作为美学的、审美意义上的现实感，它首先必须是作家与现实生活——人、事、物及其关系——互融互聚、互审互视的审美产物;它也是作家以强大的思想整合碎片式经验，并在现实世界的幽微处和广阔处反复体验的艺术结晶;它还是作家以真挚的情感，串联起种种细节、场景、人物，并使之生成具有独立、独特意义的艺术成果;它最终还必须彰显为某种整体性的诉求，在此烛照下，历史、当下、经验、逻辑等一并敞开，从而呈现为一个既有“树木”又见“森林”的审美界。
现实感离不开思想性的支撑。没有深刻思想支撑的小说宛若清汤寡水。思想赋予小说以灵魂，以质感，以启迪。刘继明的长篇新作《人境》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对当下经验的深入开掘和充分表达，并试图对时代提出的诸多宏大命题做出呼应或探索性回答。比如，城乡巨变中的中国乡村到底何去何从?资本与权力裹挟下的个体命运该如何摆渡?知识与理想在多大程度上自立为主体并成为推动历史进程的主导力量?理想主义在中国，其现状与前景如何?以深刻的思想进入小说，并以一种统摄性的力量或规约着人物言行，或主导着情节演进，或辅助于社会历史画卷的整体呈现，这样的气度与格局，在新世纪以来的长篇小说创作中并不多见。从这个角度看，这部长篇的出现不但是对中断已久的《子夜》式的具有社会科学气质的宏大叙述传统的对接，而且也是新世纪以来不多见地以小说方式将对当代中国现状与发展道路的探索引向深处的一次及时而有效地实践。
《人境》继承了新文学“问题小说”的传统。它以整体性视野全方位地呈现了当代中国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一些问题，比如，生态问题（楚风集团污染事件）、经济问题（长江机电厂改制）、土地问题（神皇洲的土地变迁）等。这些问题涉及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官员、资本新贵等宽广的阶层，其关注视野不可谓不广。作家不仅发现并提出了这些问题，还试图以小说的方式处理这些问题。那么，如何将对“中国问题”的探索引向深处，并在文学维度上彰显出小说所独有的呈现方式呢?一方面，《人境》将之作为背景，重点观照特殊境遇下个体的生命体验以及在此历程中理想的“人”之于现实的主体能动性，而非把探讨时代问题的解决方案作为重心。这是小说家应有的态度和处理方式——事实上，提供一份完美的解决方案，并非小说家的任务。另一方面，《人境》更多借助逯永嘉、马垃、慕容秋这三位典型人物的塑造来高扬理想主义之于时代进程的重要意义。主观上，他们都有改变自我与社会的强大精神动力，客观上，他们也都是不等不靠的积极探索者。
作为先知先觉者的逯永嘉下海经商，他办企业，在个人生活作风上自由不羁，事业上虽因投机而败落，并因疾患而英年早逝，但他的理想——等赚到足够的钱后，买下一座岛，创建自己的理想国——是真诚而高远的。他的“理想国”也是我们人人渴望实现的“国”。如果说逯永嘉的“理想国”还停留于乌托邦式的想象阶段，那么，马垃到农村创业——创建同心农民专业合作社——走集体奋斗之路，这样的实践就是切近实际的行动。同心农民专业合作社虽因资本与强权的干预而不得不被迫解散，但落地生根的“马垃之路”是被实践检验过的合乎当下农村发展实际的道路。慕容秋是知识分子的代表，她因不满于庸俗的官僚化的脱离实际的学术圈子而决定投身农村，开展田野调查。她的突围之路至少告诉我们：只要知识不死，理想不灭，中国就有希望!
然而，他们的道路也注定充满着诸多不确定性。集自由主义与重商主义于一身的逯永嘉在错综复杂的市场较量中败下阵来，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错。走错了路，回头就是，但历史没有给他这个机会。马垃继承了他老师的精神衣钵，从他哥哥那儿继承了对于集体主义的笃信，以个体强大的理想主义激情投入同心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创办与运营，但也不是一帆风顺。他与种棉户赵广富之间的竞争，他与各种资本势力的周旋，同心社与神皇洲居民不断发生着的紧张关系等，都预示着要弥合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鸿沟着实不易。最后，当好不容易建立起来并逐渐走向正轨的同心社被一场自然的洪灾和强权与资本的洪灾所共同吞噬时，它在宣告这一实践破产的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个足够沉重的问题：一个人的理想与实践究竟给现实以多大程度的改观?马垃及同心社还会东山再起吗?洁身自好的慕容秋一直疏离于主流学术圈，努力维护着自己心灵和精神上的独立性和自足性，然而，当她为马垃、何为、旷西北等人，包括女儿鹿鹿的行动所感动，毅然决然要离开大城市，到农村开展田野调查，她要走的路会一帆风顺吗?
探索者注定是孤独的。他们总是一个人在战斗，既要与整个社会中看得见的势力抗衡，也要在漫无边际的“无物之阵”中搏击。然而，勇敢的精神之子、地之子们在短暂的迷茫、痛苦后一定还会重来，即使注定是西绪佛斯式的败局也在所不辞。由此看，小说对他们在现实中主观能动性和精神处境的详细观照和描写，实际上，就将讲述的重心引向以下两个向度：有关人与现实的关系，以及人在特定现实中的可能境遇;人与自我，以及人在与自我的对视中可能生成的生命意识。这充分展现了作家对理想主义及其实践者们深深的人文关怀意识。
现实感的产生是以整体性的历史认知为前提的，或者说，若离开整体性的视角和背景，作家们对现实的认知就会趋于空泛化、碎片化，从而使得对现实的描写和对本质规律的揭示变得无意义或者大打折扣。深受19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和20世纪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影响的作家对这一规定大概不会感到陌生。《人境》之所以表现出了强烈、深刻的现实感，除了对当下生活作整体性关照外，还与对早年知青历史的交代和知青生活的描写密不可分。首先，小说要全景再现三十多年来的城乡生活史，作为“城”与“乡”连接点的知青及其历史是不能被忽略或一笔带过的。其次，由于小说主人公马垃、慕容秋的生活、思想及事业追求，其精神动力莫不与这段历史息息有关，因此，对马坷、慕容秋以及相关人物在知青年代里的故事和生命际遇作详细交代，就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巧合的是，在结构上，两个时代里的人、事及其关系也展现了同样的逻辑。比如，马坷的日记之于马垃的写作，马坷与贫协主席郭大碗的关系之于马垃和谷雨的关系，马坷与知青生活之于马垃与同心社(集体)的关系……由此可见，不但知青生活作为一种精神资源被重新加以言说和叙述，并与马垃们的时代勾连起来形成某种渊源关系，而且这段历史作为小说现实感的重要内容被纳入整个叙述流程中，并成为支撑其价值体系的重要依托点。所不同之处在于，马垃在新世纪的理想与人生受制于现实世界的强力约束，他在神皇洲的事业最终以失败告终。这是现实逻辑对于个体逻辑的胜利。而且，当原住民全部搬离，消亡的就不仅仅是同心社，还有神皇洲。这也是一种寓言。土地的被掠夺，乡村的衰败或消亡，是乡土中国奏响的一曲末代挽歌或悲歌。在这样的背景下，马垃们的道路注定不会平坦，但他们所开创的事业和所昭示的方向却又是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综上，《人境》将历史感与现实感交融一体(“现实感即历史感”)，并以经典现实主义原则和理想主义追求为目标，试图重构历史，重新激活介入现实的文学实践，其价值和意义无疑是深远的。
《人境》的修辞选择与对现实感、思想性的经营互为表里。由于作品不仅是作家精神物化的产物，进入阅读场域后，它还要接受各种力量的考验，因而最终还是读者阅读的产物。如何达成作家、文本、读者三者之间和谐融洽的交流关系，这就需要作家在小说修辞上反复苦心孤诣地经营。“小说修辞是小说家为了控制读者的反映，‘说服’读者接受小说中的人物和主要的价值观念，并最终形成与读者间的心照神交的切合性交流关系而选择和运用相应的方法、技巧和策略的活动。”[1]从宏观修辞看，《人境》主要采用现代小说最为常见的叙述模式——讲述。我们知道，作为展现强大主观性和自由度的讲述赋予作者以极大的权力，但“作者因素”在叙述中的随便出现，不但会压抑或破坏小说其它要素的能动性，还可能会阻断读者的正常接受。故小说家们在采用这种方式时都会特别谨慎，不经过一番艺术上的苦心经营，一般是不会轻易单独采用这种叙述方式的。那么，这部5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依赖这种“讲述”所取得的通透效果是如何达成的呢?
讲述的重心在“人物”。“人物”是小说的基本要素，基本功能有：作为小说“行动元”，推动小说情节的发展;作为小说“角色”，展开性格的自我形塑;既是“行动元”，又是“角色”，情节发展和自我形塑同步展开。《人境》主要采用“核心人物”的自我形塑功能，展现人在现实境遇中的能动性和生命张力，而采用“次要人物”的行动元功能，推动故事情节转换和发展。马垃和慕容秋是这部长篇集中表现的两个主人公，而以他俩为中心，分别向外交叉辐射，带出众多人物和故事。这就在横向和纵向上形成了一种网状结构。其中，作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马垃可谓新世纪以来长篇小说人物画廊中的最新人物形象。也可以说，《人境》的首要贡献就是塑造了这一人物。这当然与作家在人物“角色”功能上的核心定位和集中刻画息息相关。
讲述的焦点在“隐含作者”。《人境》是主观性、思想性很强的长篇小说。作者明确的倾向性表达(即“作者要素”)是如何以艺术方式得以显现的呢?这部长篇采用了全知叙述，作为讲话人的“叙述者”交代时代背景，转换叙述内容，勾连人物谱系，代理作者传达某种思想，但单靠“叙述者”的专断言说，是不足以生成穿透性的文学意义的。如何显示出小说讲述艺术独一无二的文学价值，小说的“隐含作者”的设置与经营，就显得尤其重要。惟其如此，作为作者的替身，它在文本中也就有了存在的合法性。很明显，马垃是作者的化身，也即“隐含作者”之一。既然马垃的理想是整部作品的灵魂，那么，小说通过对马垃形象及其人生历程的细致描写，也就完成了“作者因素”在小说中的有效代理。在这一过程中，是“隐含作者”而非作者本人的感情和判断支撑和建构起了作品的艺术空间。
讲述的节奏趋于舒缓。讲述与显示作为两种相对的叙述模式到底孰优孰劣，历史上曾经发生过激烈的争论，并在实践中形成了两类不同的风格。一类强调作者介入，高扬“作者要素”在叙述中的主导性;一类强调作者自动退出，强调不动声色的客观呈现。其实，小说是模仿与表现的艺术，任何极端的认定与实践都是有问题的。《人境》采用讲述式，除了如前所述采用多种方式力避“作者要素”在文本中的直接显现外，还将“讲述”这一动作极力放慢、趋缓。这就使得动态世界与静态世界实现了有效融合。因为，世界永远在运动，单靠主观的“叙述”是不可能无限接近其真的，而讲述一旦慢下来，这就形成了讲述与呈现的结合体——既有讲述的动作特征，又有显示的艺术效果。《人境》以其绵密、舒缓的叙述节奏和对人、事、物及其关系的朴素直陈，特别是在聚焦内心独白，描述个体精神活动，展现生活细部，描摹自然风景时，所呈现的内外经验都是无比真实可靠的。
《人境》不仅较好地处理了作者、文本、读者三者之间的交流关系，而且，在新世纪以来的长篇小说创作格局中，它还以其珍贵的现实品格、深厚的思想性和厚重的历史感，为当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诸多有效经验。
首先，这种实践是对当下弥漫于文坛的小资式的自闭型小说创作的有力反驳。我们的一些小说家拒绝思想的介入，认为那是理念先行，过多考虑思想的深浅有无是累赘，或者干脆一厢情愿地认为，对于思想的表达不是小说家的任务。于是，当代文坛就涌现了一大批不痛不痒的浮于生活表面的哗众取宠之作。这些作品虽写了现实，也不失为真实，但多是一些鸡零狗碎式的未经艺术加工和转化的纯粹物理性质的表象式经验，因而，它们反而成了最没有现实感的作品。又由于对现实的描写不是艺术上的真实，因而也就无法在心理和精神维度上进入文学接受的有效通道。因此，在新世纪出现的非虚构式、新闻体、剧本式、下半身式、碎片式等一大批伪现实主义小说中，《人境》以其厚重的现实感而在同类创作中显得卓尔不群。
其次，这种实践接续并初步彰显了当代长篇小说创作的大气象、大格局。以审美性、思想性、整体性来界定和衡量一部作品现实感有无或强弱的必要条件，实在不新鲜，也不苛刻。《子夜》、《山雨》、《创业史》、《平凡的世界》等我们耳熟能详的现实主义经典作品，哪一部不体现了这方面的特征?新时期以来，这一传统日渐式微，而新世纪以来，能够彰显厚重现实感的作品更是身影难觅。但式微或难觅并不等于说这种传统过时了，恰恰相反，现实主义文学的使命远未完结。如果说1930年代的《子夜》和《山雨》、1950年代的《创业史》、1980年代的《平凡的世界》所达到的艺术高度相匹配于各自的时代的话，那么，《人境》在2016年的出现，不仅是对这一文学传统的回望和继承，而且还是初步彰显与中国现实相匹配的大作品风貌的最新成果。
综上，《人境》既有现实感，又有思想性，是近年来难得一见的现实主义力作。刘继明对历史的处理方式，对现实的勇敢认知，对文学传统的有效继承，对讲述形式的有益探索，对新文学人物的塑造，都将给当下日渐式微的现实主义写作以有益的启迪。它还告诉我们，中国当代作家在面对现实生活时是有能力处理好当下的重大题材的。刘继明在《人境》后记中说：“我写出了这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我倒觉得，《人境》也必将成为本世纪第二个十年最为重要的作品之一。
(本文刊于《当代作家评论》2017年第3期。作者系中国现代文学馆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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