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按】

　　曹征路老师是一位富有正义感的优秀作家，也是一位敏锐深刻的思想者。

　　在这样一个对文学与思想而言恶俗而趋炎附势的时代里，他特立独行，敢于思考和反抗，因此毫不奇怪，是他而不是别的什么人创作了被称为“工人阶级伤痕文学”开山之作的《那儿》，记录了九十年代国企改制的过程中，工人阶级的不幸与困惑，感动了无数人，也堪称时代记录。

　　从这个意义上说，曹征路老师挽救了“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学，使之免于荒唐、低级趣味和一无所有。

　　作为思想者，曹征路老师把自己曾经创作的文章集萃为“曹征路的思想抽屉”，并授权本公众号网络首发。

　　我们欢迎大家阅读、讨论，也请不吝支持与转发——好的思想要让更多的人来共享！

　　纯文学向上，还有什么向下？

　　曹征路

　　我印象中近两年文坛有两件事情一直在热闹，一是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讨论，二是关于“纯文学”的讨论。

　　这两个看似文艺学领域的专业话题，实际上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领域发生的许多事情一样，都是中国社会急遽分化断裂时期的文化症候。

　　在网络上，口水战的双方往往被简化为左派右派，事实当然不会这么简单，但其中的确折射出当代文坛六神无主的精神乱象。

　　我相信这是一个绝佳的小说题材。

　　我们恍然回到百年之前，换上长衫布鞋，端着大烟斗举着雪茄烟或慢条斯理或面红耳赤地讨论“为人生”，还是“为艺术”？

　　只是我们再也不会像当年创造社、文学研究会的先生们那样单纯，那样愤激。我们已经比他们精明了很多，也苍老了很多。

　　在网上读到郜元宝先生的宏论《谁剿灭了“纯文学”》，加深了我的这个印象。

　　这篇文章先在《新京报》发表，紧接着又出现在《南方都市报》上，随后《文艺研究》和《文艺争鸣》也同时刊出(尽管使用了不同的标题)，可见其重要。其中《南方都市报》还配了一幅漫画：一个大拳头恶狠狠地砸在书上。

　　仔细读了，原来是批评孟繁华《中国的“文学第三世界”》的。

　　郜先生不欣赏工农出身的作家写作，也不同意把反映底层生活的作品说成“第三世界”。

　　照说在这个时代一个学者持什么样的立场有什么样的趣味，本不是一件稀奇事，也不值得大惊小怪。

　　起初使我惊讶的是，一个学者在捍卫自己的理想时，为什么不是学理的言说，而采用小孩子“学嘴”斗狠的修辞方法来证明自己正确?

　　深思下去，才明白确实来头不小，所以才表情特别丰富。

　　他是针对前些时候持续升温的关于“纯文学”讨论的。

　　在他看来，京沪一些学者的讨论打破了文坛近二十年来的既定方针，“这一次关于纯文学的讨论，我看先是李陀没有想好就说了一大通，后是许多人没有听清楚，跟着闹了一大通。”

　　原有的平衡被打破了，于是有人要出来收拾局面，于是才有了郜先生这篇却非同寻常的檄文。

　　郜先生说：“这些本来浅近的道理，之所以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反而变得异常暧昧，我觉得是有许多人故意要造成这种暧昧。”

　　这种底牌被揭开的恼羞口气有点耳熟，与前不久经济学家张维迎回应某事的语气十分相似：“这本来都是内部达成共识的事！我不和无耻的人辩论！”

　　那么郜先生的“浅近道理”是什么呢?

　　他指出：“我们活在当代，凡有发言，当然须以当代生活的感动为燃料，为素材，但之所以在投诉电话、‘人大’提案、‘记录片’、‘三农研究’、‘国企改革对策’、‘环保倡议’之外，还需要文学，是因为文学能够将这一切上升为人类普遍的情感，表达出来，期望超越个体生存的局限，被不同处境中的读者普遍地感到，懂得，于是有心灵的沟通，共鸣，于是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语言、不同文化的人，也可以在文学中得到某种共同的维系，于是而有‘文学性’、‘纯文学’、‘艺术自律’种种未必高明然而也绝对有所实指的说法。”

　　如果你觉得这个说法还有些模糊，他进一步为“纯文学”下的定义是：

　　“文学，向下固然可以被研究者、考证家们还原为若干的‘本事’，并且可以参与实际的社会生活的改造，可以‘为人生’。但文学还不止于此，因为向上，文学可以一面将人生的一切实际问题包含着，一面却将诸般的信息转化为心灵语言，从而‘改变精神’。”

　　郜先生断言“纯文学”是向上的，其它的种种都是向下的。似乎这样一来质疑这种纯粹的向上的文学就落入陷阱，不攻自破，不值一驳。然而连讨论都没有必要的“纯文学”今天居然还有人要剿灭它，不是该回以重拳吗?

　　我不清楚有谁胆敢剿灭“纯文学”。“纯文学”不是正执掌着话语权且风头正健吗?

　　说实话我自己也“纯”过，作为一个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过来的小说作者，我自认还是知道一点当时的情形，以及“纯文学”观念在后来的创作实践中的影响和变异。

　　因为郜先生在文中点到了我的名，所以不得不站出来说几句。要是我连答辩的勇气都没有，好像也太露怯了，连哼都不敢哼一声?

　　正如郜先生所言，“纯文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是“绝对有所实指的”，指的是在文学创作界理论界共同推动下形成的一股文学思潮。

　　当时的始作俑者钱理群、李陀等人都有过很清楚的说明和反思，它指的是文学要从僵硬的意识形态束缚中解放出来，要从单一的文学创作模式中解放出来，回到心灵，回到文学本身。

　　应该说这一文学主张当时起到了很正面的作用，所以才有了“纯文学”“文学性”“艺术自律”等等说法。但由于这一说法带有很强的政治功利色彩，本身就是一种“去政治化”的策略，所以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副作用逐渐显现，以至于它自己也成为以经济为中心的新意识形态“有益无害”的一部分。所以才有了近几年的质疑和讨论，和文学自主性的要求。

　　尽管讨论的各方角度不同，观点各异，否认这一事实的好像还没有。

　　但“纯文学”的虚幻性是显而易见的，许多批评者借用布迪厄的“场域”概念，来说明文学无论如何都处在一个复杂的权力网络之中，不可能有一个纯粹的自足的文学空间。文学从现实中逃离出来，只不过进入了另一个圈套而已。不折不扣地完成了由批判“工具论”开始，发展成为另一种工具的全过程

　　“纯文学”观念在学理上也是无法自洽的。如果说它“向上”，大约还有唯美主义的一面。然而美学也是一个历史的概念，既要“唯美”，就不可能顾及“真”和“善”。

　　朱光潜在引用经验主义美学时举过一个例子：一艘轮船在海上航行时遇到了大雾，太阳光的映照下这些雾在不同人的眼里功能是不一样的：有经验的船员考虑到暴风雨即将来临，船主立刻想到这艘船可能被毁灭，而旅客却在欣赏难得一见的美景。(大意)此时的旅客就在唯美主义的迷思之中。

　　近年来有些人喜欢引用韦伯来说明“艺术自律性”。韦伯把人类的经验分为知识、伦理、审美三个部分，以此论证彼此分工是必要的。让科学去求真，让道德去求善，让艺术去求美，互不干涉。即纯文学应该回到文学自律原则上来，只要美的原则而无需考虑真和善。

　　因此我们看到，在“纯文学”的视野中，没有时代真相和道德判断，没有生活逻辑和公平正义，更没有知识分子立场和人文关怀。这也反过来证明，在真相被刻意遮蔽的历史条件下强调“纯文学”，实际上就是主张虚假的文学，主张瞒和骗的文学。它“向上”还是“向下”是一目了然的。

　　当然，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见到哪位唯美主义者敢于公开承认自己喜欢谎言，是玩儿虚的。“纯文学”就像橱窗里不停变幻时装的塑料模特儿，美则美矣，爱它很难。现在有人指出假来了，所以郜先生急眼了。

　　事实上，在二十年“纯文学”的创作和批评实践中，我们只要看一看它的发展演变过程也就明白“向上”“向下”了(以某些被商业资本炒作和郜先生喜爱推荐的作品为例)：

　　就表现对象而言，“纯文学”大体经历了心灵叙事——个人叙事——欲望叙事——私人叙事——隐私叙事——上半身叙事——下半身叙事——生殖器叙事这样一个发展路线图。

　　依我推测向下还有发展余地：还可以有精子叙事和卵子叙事，肯定会更加本质纯粹。当代小说的女性化色情化倾向其实是被诱导出来的，它满足的是中产阶级处于暴发期的狎亵趣味，它和旧时的名士做派还不太一样，别不好意思承认。

　　总之“纯文学”王国是有特定边界的，已经形成了特有的排斥机制，凡与时代有关与历史社会内容有关与公共话题有关的指意均被排斥在外，因为它们不“纯”。

　　就表现形式而言，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当代小说进入了一个主义轰炸、形式至上的时代，写什么不重要了，怎么写才是第一位的。

　　说白了就是移植模仿西方小说的“写法”，因为当时认为让文学回到自身的惟一通道就是形式变革，解决技术落后问题，赶超世界一流。

　　所以要玩博尔赫斯、玩福克纳、玩卡夫卡。一句“多少年后，×××想起父亲在他十几岁时说过×××”，曾经迷倒了一代作家，出现无数个“过去现在未来时”的叙述文本。

　　上世纪九十年代趣味又变了，开始玩“轻”的，玩米兰昆德拉、玩卡尔维诺、玩杜拉斯。总之人家老外就是这么玩的，咱们得跟上趟。

　　后来大家都记起来，第三个把女人比作花的人，是蠢才。这才觉得总是模仿也不行，写来写去都是人家的“副本”，得变，变了才叫创新。我非跟你不一样，我非把钢板掐出水来，我非把汉语叙事搞成全球一体化。总之要“往狠里写”，要“生冷怪酷”。你不是魔幻吗?我玩怪异。你不是荒诞吗?我玩迷宫。你不是黑色幽默吗?我玩黄的。

　　这样的回顾，绝对不唯美，但它是事实。

　　据说郜元宝先生是把自己定位于“60后”一代先锋作家行列的(陈思和语)，而且善于将年龄、性别、籍贯等等非文学因素纳入批评标准。又听说郜先生是研究鲁迅的专家，十分想“靠近”鲁迅，不知他对鲁迅的《“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怎么看？

　　愿意讨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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