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南京!》里出现的人物很多。
有中国军人，有普通市民，有妓女，也有拉贝这样值得尊重的外国人;
但真正贯穿始终的，却是屠城队伍当中的一员：日本小军官角川。
在导演陆川的镜头里，角川接近“完美”——
洁身自好、对慰安妇百合子的爱情纯真执着，就连枪杀姜淑云，也是为了使她免遭凌辱;影片结尾，他更是毅然放走两个中国人，然后以自杀来完成了灵魂的救赎……
于是，角川就成了大屠杀中最令人感动的人物。
一位论者正确的把这部电影概括为《一个日本好人和一座叫做南京的城》；
观众几乎要不得不为角川之死落泪了。
暂且不去揣测陆川为什么要如此浓墨重彩地渲染一名鬼子兵的善良。
我想说的仅仅是：角川这个人物在本质上是虚假的，他仅仅存在于陆川的臆想当中，而不具备历史的真实性。
说角川在本质上和历史上是虚假的，并不是说在几百万侵华日军中完全不存在个别类似角川这样的人物;
而是说，以历史为题材的电影，不应该只是个案的自然再现，而是要对历史提出自己的解释，让观众明白“历史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
观众通过电影，应该更接近而不是更远离历史的本质，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要说角川是虚假的。
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在她那本著名的《菊与刀》中，正确地将日本文化归结为“耻感文化”。
在这种文化中熏陶出来的人，和在“罪感文化”及其他文化中熏陶出来的人一个最大区别，就是同族之内相互评价对个人行为的影响，远远超过个人良知的自律。
一事当前，做或者不做，日本人首先考虑的是自己所属群体的其他人对此会作何评价？至于道德上的正当与否则很少被考虑在内。
可以想见，这种由群体内部人际之间的认同或不认同约束起来的道德规范，在群体内部可以产生强大的凝聚力;而一旦超出了群体的范围，比如当面对一个陌生的外国人时，就会完全失去任何约束力。
因为群体之外的人的评价对他没有意义——而只按照力量对比来行事：如果你是强者，就对你尊重有加(比如日本战败后国内出现了狂热的麦克阿瑟崇拜);如果你是弱者，则对你肆意欺凌。
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正反映了这种文化心理。
本尼迪克特的判断，为众多历史文献所证实。
比如拉贝就在他给德国政府的报告中这样写到：“日军的野蛮程度远远超过野兽”。
一位墨西哥作家写到：“日本人是魔鬼中的魔鬼”。
日本自己也没有隐瞒这一点，关东军参谋田中隆吉中佐就曾在公开会议中说：“坦率地讲……我认为中国人是猪猡，对他们怎么干都行。”
日本兵大前嘉在回忆自己当时的精神状态时说：“中国人是蝼蚁之辈。杀死蝼蚁之辈，还会受到什么良心责备吗?”
所有日本的研究者，都认可日本是一个高度同质化的社会。
那么，是田中隆吉、大前嘉等人的心理更接近历史的本质？还是“角川”的心理更接近历史的本质？
我想答案应该是不言而喻的吧?
再说角川的自杀。
自杀，确实是日本文化心理中一个十分独特的现象，没有哪个文化像日本文化这样推崇自杀，而这背后深层次的根源，就是武士道。
日本学者新渡户稻造在他的《武士道》一书中的“自杀及复仇制度”一章中解释到：“死是摆脱耻辱的可靠隐蔽所。”
学者山本常朝在《叶隐闻书》中则这样概括：“所谓武士道，就是看透死亡。于生死两难之际，要当机立断，首先选择死。”
戴季陶在他的《日本论》一书中，将武士道定义为一种奴道，这可能更接近武士道的本质。
把死作为武士的最高境界，是符合主君利益的，因为这排除了武士背叛和不服从命令的可能性。
在其他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可能会无法理解日本人为什么会如此选择，其实只要看一下日本的生存环境就明白了：作为一个人口稠密的岛国，日本空间狭小，资源紧缺，一旦失败，断难有翻身的机会，为了免于终身的羞辱，还不如选择自我了断，所谓“赖活不如好死”。
相反，作为大陆国家的中国，则因为地域辽阔，情况复杂，回旋余地很大，“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事例不绝于史书，所以人们就更愿意遵循“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信条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从甲级战犯东条英机到一线战壕里的普通炮灰，自杀的不知凡几，但基本都是因为失败而自杀，甚少有人因为受不了“良心的谴责”而自杀。
从这个角度来看，角川的自杀，是非常不“武士道”的——陆川太不了解日本人了！
因为角川是虚假的，所以他就成了导演陆川手里的一具提线木偶。
因为是一具木偶充当了影片的主角，所以《南京！南京！》就不能不是一部荒腔走板，离奇古怪的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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