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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苦难的历史,抚慰民族的伤痛 —— 记两部关于菲律宾军事戒严主题的戏剧作品

赵志勇 · 2018-06-12 · 来源:文艺理论与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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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菲律宾举国纪念戒严法颁布45周年的系列文化事件中,《通灵男孩》和《恶灵游戏》因其杰出的艺术成就和强大的情感力度而令人难忘。在“告别革命”成为主流话语的当下中国,这两部作品所呈现的历史无疑与我们自身的处境息息相关,而艺术家在反思历史苦难、探索民族前途时所进行的思考,想必也能给我们带来深刻的启迪。

  1972年9月21日,菲律宾独裁者斐迪南·马科斯颁布了“军事戒严法”。持续九年多的军事戒严,构成二战后菲律宾社会最深刻的政治创伤。1986年马科斯的独裁统治被推翻后,对军事戒严时期进行纪念、反思的文艺作品不断涌现。2017年是戒严法颁布45周年,菲律宾国内的纪念活动声势极为浩大。在持续一年时间里,各大城市纷纷举办相关主题的艺术节、电影展、文献记录展、专题论坛和研讨会。

  2016年9月23日至10月16日,在菲律宾“军事戒严与人民力量革命纪念馆”举办了“勿忘历史:来自军事戒严时期的声音”戏剧节。该戏剧节共演出了九部关于军事戒严历史的独幕剧,其中六部为新创剧目,另外三部为历年纪念军事戒严受难史的优秀剧目。在新创剧目中,菲律宾当代著名剧作家罗迪·维拉(RodyVera)的《通灵男孩》(Indigo Child)上演后引起了巨大轰动。2017年,这部作品在菲律宾多地上演。此外,菲律宾教育剧场协会(以下简称PETA)为纪念戒严法颁布45周年,上演了剧作家丽莎·玛格托托(LizaMagtoto)的新作《恶灵游戏》(A Game of Trolls)。该剧首演于2017年4月。9月份戒严法颁布45周年纪念月期间,该剧重演,场场爆满。

  2017年10月笔者访问菲律宾期间,有幸观看了这两部年度最重要作品的演出。鉴于国内学界迄今尚无基于第一手资料对菲律宾当代戏剧进行研究的成果,笔者在此对这两部作品加以报导和评述。为更好地了解这两部作品与菲律宾当代历史的缠绕与纠葛,下面首先简要介绍马科斯独裁时期的军事戒严与二月革命的背景,然后再对两部作品分别进行讨论。

军事戒严法与二月革命

 

  斐迪南·马科斯1917年9月11日出生于菲律宾北伊洛戈省,是战后菲律宾历史上统治时间最长的独裁者。马科斯紧跟尼克松、老布什、里根等美国右翼政客,1966年刚当选总统就立即派兵介入越南战争。他的政府是冷战时期美国在东亚的傀儡政权之一。在他统治下,菲律宾外债攀升,货币大幅贬值,物价飞涨,失业率飙升。民众纷纷走上街头抗议,导致1970年1—3月间“第一季度风暴”(Firstquarter storm)抗争运动的爆发。进步学生走上街头,打出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标语口号。尽管运动被政府残酷镇压,但后续的抗争持续了两年。

  1972年,马科斯在获得连任后,为谋求第三个总统任期而在制宪会议上提议修改宪法,遭到议会抵制。为实现个人政治野心,马科斯采取各种卑鄙手段,包括在马尼拉策划炸弹袭击事件,暗杀军方高级官员等,来制造社会恐慌。然后栽赃于菲律宾共产党,声称菲共欲发动政变夺取政权。经过这番准备后,马科斯以“防止共产主义叛乱”为由,于9月21日颁布戒严法。在军事戒严期间,马科斯大权独揽,罢工、游行和集会被禁止,新闻广播、电力公司、长途电话公司、自来水公司、铁路公司、航空公司等重要公用事业被军队接管。政府实行了宵禁,新闻、言论和出版自由被禁绝。议会内外的政治反对派被残酷打压,而共产党和左翼人士、社会底层民众以及穆斯林更是遭到血腥迫害。军事戒严一直持续到1981年1月17日才宣告解除。

  历时九年的菲律宾军事戒严,制造了极其惨重的人道主义灾难。这一时期光是有档案记录的践踏人权案件就有七万余宗。据历史学家阿尔弗雷德·麦克柯依报导,在菲律宾军事戒严时期,被军警当局实施法庭外处决的牺牲者多达3257人,遭受过酷刑折磨的人达三万五千人,七万多人被投入监狱。而在3257名死难者中,有2520人不仅在死前遭受过酷刑虐待,而且在死后抛尸路边禁止埋葬,以此对民众进行恐吓震慑。被处决抛尸的人当中有共产党人、持不同政见者,甚至还有对底层贫民和少数族裔施加人道援助的天主教神职人员。死难者中年龄最小的只有16岁。此外,还有一万多名菲南部摩洛族穆斯林被菲军警部队及支持马科斯政权的地方武装势力屠杀。

  戒严期间,马科斯将大量国有或私人企业查抄没收,分配给他的亲信和家族,肆无忌惮地大搞裙带资本主义。贪污腐化、政治欺诈、收受贿赂等现象在菲律宾社会空前横行。为了维持独裁统治,政府大规模扩充军警宪特势力,军费预算从1972年的8.8亿比索上升到1976年的40亿比索,占政府财政开支的17.6%。大量的军队高级军官从马科斯的故乡伊洛戈省获得任命提拔。而在消灭国内的反美民族主义力量之后,菲律宾迎来大量涌入的美国经济援助和美元投资。这使得菲律宾经济在1973-75年期间高速增长。尽管如此,贫富差距却不断拉大,财富日益向少数权贵阶层集中。在军事戒严的九年里,菲律宾的人均工资收入增加了三分之一,但同期物价上涨三倍多,实际工资水平降低了35-40%。菲律宾人的死亡率有40%是由于营养不良所导致,其中50%是不满15周岁的儿童。到1982年,实际失业率占所有劳动力的40%。从马科斯上台的60年代中期到1986年其政权被推翻,菲律宾的贫困率由41%增加到59%。

  长期的倒行逆施让马科斯政权丧尽民心。1983年8月21日,流亡美国八年的反对派领袖贝尼尼奥·阿基诺回国,刚抵达马尼拉国际机场就遇刺身亡。这一事件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旷日持久、规模空前的反马科斯运动。为了化解巨大的政治危机,马科斯不得不宣布提前举行总统选举。而在1986年2月的选举投票中,马科斯肆无忌惮的舞弊行为激起了公众的怒火,以“人民力量运动”为名的街头革命不断深入发展,反对派团结一致,政府和军队高级官员纷纷倒戈,最终迫使马科斯家族于2月25日仓皇出逃美国夏威夷。菲律宾人民赢得了二月革命的胜利。1

  在马科斯独裁和军事戒严时期,菲律宾进步的文化艺术工作者深入到基层民间和偏远的乡村,用民众戏剧的方式启发草根民众的政治觉悟。在二月革命期间,以PETA为代表的民众戏剧团体,在动员和组织工作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荷兰著名戏剧研究学者尤金·范·厄文80年代曾在菲律宾从事田野研究。二月革命爆发时,他在菲律宾亲眼见证了民众艺术对民主运动发挥的作用。在菲律宾社会隆重纪念戒严法颁布45周年之际,回顾厄文对那段历史的描述,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下菲律宾戏剧工作者的现实关怀究竟有着怎样的历史渊源。

  厄文写道:“自1960年代末斐迪南·马科斯确立其军事独裁统治之后,对基本人权的暴力侵犯就成为菲律宾社会生活的常态。直至马科斯政权倒台,持反对立场的报纸和对政权采取批评态度的电影统统被禁绝。大众传播完全被控制在政府手中,于是戏剧成为传播另类观点和立场的最佳媒介。民众戏剧工作坊在菲律宾普遍展开,极大提高了都市贫民、农业工人、失业者、罢工工人和学生的政治觉悟。三百多个社区戏剧组织形成了一个蔚为可观的网络,让独裁压迫下的菲律宾人民受挫的创造性有了伸展的渠道。这些戏剧组织与工会、‘非法’的政治组织和进步的天主教会神职人员展开密切合作,极大鼓舞了反马科斯民众运动的开展,这一民众运动在1983年8月21日反对派领袖贝尼尼奥·阿基诺于马尼拉国际机场遇刺之后,开始戏剧性地空前高涨。”2此外,厄文在其著作中,曾多次对菲律宾民众戏剧在民主革命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进行深入翔实的描述。3

  戏剧不仅在推翻马科斯独裁统治的革命斗争中起过重要作用,而且在革命之后也成为对独裁时期的历史进行书写的重要形式。在菲律宾当代戏剧中,有不少影响深远的作品以呈现军事戒严所造成的民族创伤为主题。实际上,早在独裁政权尚未被推翻时,就已经有戏剧作品对军事戒严的苦难加以艺术呈现。1986年1月30日至2月16日,正当二月革命发生之际,PETA演出了《西格瓦》(Sigwa)。4该剧表现三位70年代初的左翼学生运动分子,经历了戒严时期的恐怖独裁之后,各自与现实妥协,成为生活优越的中产阶级人士。而他们当年的同志却因坚持斗争而牺牲。在参加昔日战友的葬礼后,三人重聚,开始反思自己十年走过的道路,痛悔自己未能对国家进步与解放事业尽到责任。演出在广大中产阶级和学生中引发热烈反响,不仅为革命争取了大量同路人与支持者,也成为菲律宾当代戏剧史上一部影响深远的作品。

  2017年先后上演的《通灵男孩》和《恶灵游戏》,则为见证菲律宾民族当代苦难史的戏剧传统增加了两部优秀的作品。接下来,笔者将对这两部作品进行翔实的报导,并试着分析其主题所包含的思想和历史意义。

戏剧《通灵男孩》

 

  罗迪·维拉生于1960年12月5日,是菲律宾著名剧作家、戏剧导演和演员。其作品囊括菲律宾各项戏剧大奖并在多国出版。他曾在美国、日本、欧洲等地执导他本人作品和其他西方经典剧作。他的新作《通灵男孩》是2016-17年菲律宾剧坛最引人注目的作品之一。通过发生在一对母子间的故事,罗迪·维拉深入探索了戒严法给菲律宾民众带来的黑暗痛苦的回忆。

  演出一开场,是20岁青年杰罗米的独白。杰罗米自幼和母亲费丽莎相依为命,从少年时代就习惯于照料身患躁郁症的母亲。最近一次,母亲的疾病严重发作被送入医院。杰罗米听从大夫的建议,为母亲安排了电击治疗。没想到,电击唤醒了母亲噩梦般的回忆,往昔的惨痛经历不期而至,彻底摧毁了母亲残存的理智。在母亲出院后的日子里,杰罗米小心翼翼地照料母亲,在分担母亲痛苦的同时,也得以探究母亲那不为他所知的过去。原来,母亲和父亲都曾是70年代新人民军的战士、社会主义学生运动的骨干分子。戒严法颁布后夫妻双双被捕。在狱中母亲遭遇身心的巨大折磨,负责审讯她的军警对她的大脑、乳房,甚至阴户进行电击,并反复对她实施强奸,使她沦为其在狱中的性玩物。

  出狱后,父亲因为坚持斗争最终牺牲,而母亲则背负着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巨大压力。马科斯铁腕统治下的菲律宾表面上恢复了平静,整个社会被反动保守的右翼意识形态笼罩。为了生存,费丽莎背井离乡,隐姓埋名,独自将儿子养大。而此时,往昔的同志战友们要么已经牺牲,要么潦倒颓唐。一次,费丽莎在街头偶遇昔日革命运动的一位领导者,却发现他早已不是当年故人。原来,此人在狱中屈服变节,出狱后为逃避良心折磨前往印度修习瑜伽冥想,最终将革命理想抛到了九霄云外。他告诉费丽莎,自己已经和过去一刀两断,留下一句:“在我们的祖国,天堂已经死了。”然后拂袖而去。

  费丽莎在癫狂状态中揭露的过往,让杰罗米受到巨大的精神刺激。眼看母亲深陷往事,被回忆折磨无法脱身,杰罗米感到无比绝望。再一想到,正是这段不堪回首的往事让自己在成长的岁月里受尽周围人的冷眼歧视,自幼生活在卑微屈辱之中,愤怒与悲怆不由阵阵袭来。杰罗米摇晃着母亲的身躯,发出痛苦呼喊:“能不能带着我离开你的过去,远离那段历史!”儿子痛苦的爆发似乎唤醒了费丽莎的理智。她安慰儿子,告诉他是自己受难的见证。自己之所以含垢忍辱苟活于世,就是为了将他抚养大。她深信儿子是一个通灵的男孩,终有一天他会拯救这个国家,让它摆脱苦难。费丽莎让儿子离开自己,去寻找那些和他一样通灵的伙伴们。这些癫狂的呓语让杰罗米无比困惑。在他一再追问下,往事的真相被揭开。原来,杰罗米并非费丽莎死去的烈士丈夫的儿子,而是她在狱中被那个军警奸污怀孕的结果。出狱后不久,夫妻俩发现费丽莎怀孕。经过痛苦的挣扎与纠结,他们最终决定生下这个孩子,因为他是这个国家冲突和苦难的见证。

  在一个阴雨连绵的日子,费丽莎不辞而别,离家出走。杰罗米心里明白:备受折磨的母亲在倾吐所有秘密后,渴望最后的解脱。而他则背负起为母亲复仇的使命。历经千辛万苦,杰罗米找到了当年在狱中折磨母亲的那个军官,也就是自己的亲生父亲。军事独裁被推翻多年,当年的恶魔竟也安然无虞地过上了平静的退休生活。杰罗米来到这个老男人面前,平静地说出了母亲的名字,然后问他:你是否还记得当年曾如何折磨我的母亲?在那个男人的面色变得苍白之际,杰罗米盯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我希望她所经受的痛苦一直折磨你的灵魂,直到你下地狱那天为止。”

  《通灵男孩》舞台场景极简。一张单人床,一张梳妆台,一把椅子,一张小茶几。舞台顶上高高吊着一盏带灯罩的白炽灯。开场时,这是母亲就医的病房。场景切换,它变成了母子俩拮据度日的陋室。一男一女两个演员的对手戏贯穿始终。剧场里不时响起被放大的嘶嘶电流声,让母亲一次次陷入被梦魇纠缠的恐怖和癫狂。当回忆中最骇人的那一刻出现时,天花板上的白炽灯忽然坠落,几乎砸中母亲抽搐扭动的身体。一个日常的家居生活场景与高度象征写意的舞台调度形式相结合,将文本内在的情感张力传达得淋漓尽致。当杰罗米的身世之谜被揭破,观众席中响起一片唏嘘抽泣之声。

  在谈及创作该剧的主观意图时,罗迪·维拉指出:尽管军事戒严时期早已过去,但在马科斯的继任者统治下,菲律宾社会的根本矛盾和旧有社会制度并未得到改变。菲律宾人民不能为了逃避伤痛而遗忘过去,否则历史就可能重演。《通灵男孩》在杰罗米的诅咒声中戛然而止。这个通灵的男孩将如何捍卫母亲的尊严?如何拯救自己的国家?展现在他面前的又会是一个怎样的菲律宾社会?罗迪·维拉将这些问题留给观众去思考。而由丽莎·玛格托托编剧,马里贝尔·勒加尔达执导的音乐剧《恶灵游戏》则对这些问题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音乐剧《恶灵游戏》

 

  PETA在马科斯独裁统治时期,通过民众戏剧的方式进行了艰苦的基层民众教育工作。在推翻马科斯独裁的二月革命期间,PETA的文艺工作发挥了巨大的民众组织和动员作用。在纪念戒严法颁布45周年之际,PETA推出气势恢宏、激情澎湃的音乐剧《恶灵游戏》。该剧编剧丽莎·玛格托托在独裁时期度过少年时代,PETA民主、进步的文艺创作塑造了她的思想立场,也扶持她走上戏剧创作道路。《恶灵游戏》在纪念独裁时期受难者的同时,也深刻反思了当下菲律宾人民进步事业所面临的挑战。

  《恶灵游戏》的故事发生在当下。剧中男主人公海克特是个30多岁的青年。他的母亲特蕾年轻时参加社会主义学生运动,曾与同志们走上街头抗议马科斯的第三个总统任期。为此饱受迫害,年老后潦倒落魄疾病缠身。父母投身革命的经历让海克特的童年历尽艰辛,因此对自己的父母有很深的怨恨情绪。加之对历史的无知和性格的软弱,他被邪恶势力拉拢,加入了为前总统马科斯辩护的政治游说公司“历史的执法者”,成为其所雇佣的“恶灵”之一。这些恶灵的任务是在网络社交媒体上发表各种颠倒是非的言论,粉饰当年马科斯的寡头独裁统治。公司总裁班宾是马科斯昔日裙带势力的孙子,他指挥一帮恶灵在网上造谣诽谤,歪曲历史,妄图恢复家族的既得利益。追求民主进步的人们与恶灵在网络空间里展开了意识形态斗争。

  在纪念戒严法颁布45周年之际,正义的网民在社交媒体上悼念当年的受难者。恶灵们却声称这些人之所以遭殃并不是被马科斯政府所迫害,而是因为他们贩毒。当海克特有意无意散布类似言论时,年轻女艺术家孔斯告诉他:自己认识这些受难者,他们不是他说的那样。孔斯把一份戒严时期受难者的名单发给了海克特。海克特看也不看,就直接把文件发送到了云端。而在云端,那些受难者的鬼魂开始不安骚动。他们发现有人正打算背叛历史,亵渎关于他们的记忆,为此他们决定重回人世。于是,海克特有一天忽然接到一个网络视频电话,打电话的是戒严时期牺牲的烈士博比·德·拉·帕兹大夫。帕兹大夫告诉海克特:当年他在萨马岛救治贫苦穷人,马科斯政府怀疑他为反政府叛乱者提供医疗服务,对他实行了暗杀。他要求海克特善待自己的母亲。帕兹大夫离开后,海克特惊魂未定。但他告诉自己,这个从云端来的帕兹大夫只是个幻觉,它消失后不会留下任何痕迹。

  班宾和他背后的反动势力要求手下人提高工作效率。恶灵们开始在网上密集散布各种歪曲历史的言论。在遭到正义网民回击后,恶灵们赤裸裸地鼓吹强人政治,甚至在网上注册虚假账号,以进步人士的名义,发表各种不道德和违法言论,借此蛊惑不明真相的网民。为了赚钱给母亲治病,海克特不得不加紧为班宾效劳。他使用假账号,以进步人士的名义在脸书上发布人权音乐会的虚假活动信息,让恶灵在活动现场制造恐怖袭击,试图把各路进步人士一网打尽。

  当海克特在班宾的肮脏事业里越陷越深时,又有两个来自云端的鬼魂拜访了他。他们就那段历史和海克特展开辩论,年轻无知的海克特理屈词穷,居然声称加入恶灵的事业给自己带来了乐趣。于是两个鬼魂让海克特尝试了戒严时期军警折磨进步人士的酷刑的滋味,告诉他:对于那些军警来说,这就是乐趣的来源。当海克特正在纳闷这些鬼魂究竟是谁的时候,革命烈士厄曼·拉卡巴的鬼魂告诉他:我们是那要和广大民众生活在一起的伟大运动的一部分。一位鬼魂告诉海克特:你的母亲就曾与那些贫穷的农业工人生活在一起。而这反倒激怒了海克特,他质问道:你们这些人抛弃自己的家庭和亲人,连起码的人伦道德都不顾。厄曼悲伤地唱道:尽管我在人民群众中找到了新的家,但仍时时刻刻思念自己的家人;可是为了创造一个推翻独裁,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我们必须要去战斗。

  海克特愤怒回应道:你们口口声声为了人民,可是你们抛下自己的孩子,难道你们觉得自己的孩子不属于人民吗?此时菲律宾共产党工人运动领袖、烈士艾德约普·约普生的灵魂来到舞台上,告诉海克特那个年代是怎样的状况:政治审查严苛,法律维护富人利益,农业工人没有土地,工会被禁止活动。正是社会的不公和穷人的悲惨处境让他这个资本家的儿子走上了为穷苦人求解放的道路。而马科斯政府的残酷镇压,则让他们不得不抛家别子,把斗争转入地下。艾德约普·约普生回忆完自己生前的经历,忧伤地说:多么希望能有机会跟自己的儿子也这样交谈一次。海克特情绪激烈地质问这些革命烈士:如果你们注定了要抛弃自己的孩子,那为什么还要把他们生下来呢?鬼魂们沉默了片刻,请求海克特去和母亲特蕾好好谈谈,希望他们能更好地彼此相互理解。

  年轻一代来到医院看望贫病交加的特蕾,给她提供经济支援。特蕾不愿让这些不宽裕的年轻人破费,借上洗手间的机会不辞而别。海克特来到医院没见到母亲,以为母亲不愿意和自己见面。这时瑟尔·玛丽安妮修女5的灵魂出现,告诉海克特:他的母亲和所有在军事独裁时期失踪的进步人士一样,都希望能通过法律程序为自己辩护,但根本就得不到这样的机会。海克特质问:为什么这些人不能安分守己地做一个修女、学生或父母?玛丽安妮修女唱道:这些人是为他人而活着的人,而在那个年代,他们迎来的是囚禁、折磨,身心遭受摧残的命运。戒严时期牺牲的烈士鬼魂们再一次从云端来到海克特面前,讲述自己就义的经过。他们请求海克特要记得他们,不能遗忘,否则这个国家就会失去灵魂。当烈士的灵魂们退场时,剧场里响起此起彼伏的声音,开始一一诵读戒严时期死难者的姓名。

  倍感困惑的海克特来找孔斯,孔斯正在社交媒体上与恶灵展开战斗。她列举历史事实,反击一个叫海克勒·贝尔特的人对马科斯时代法庭外滥杀无辜现象的辩护。而海克勒·贝尔特其实是海克特的网络化名。海克特对此非常尴尬。孔斯表扬海克特近来对母亲的关心,还表达了自己对海克特的爱慕。她邀请海克特参加人权音乐会。孔斯离开后,海克特猛然意识到,这个音乐会其实是他帮班宾策划的虚假活动。在人权音乐会现场,保卫民主成果的年轻人聚集在一起,特蕾也来了。孔斯和她的乐队开始演唱一首歌曲,纪念戒严时期牺牲的死难者。恶灵开始在现场制造事端,冲突中孔斯和特蕾都受了伤。事件发生后,网络上开始流传各种谣言。恶灵们声称进步民主人士借人权音乐会的名义贩毒,声称要杀光这些“社会的害虫”,甚至鼓吹应该再来一次军事戒严。

  在照顾孔斯和特蕾的过程中,海克特终于有机会和母亲深入交流。特蕾请求儿子宽恕,告诉他自己的胃病其实是多年酗酒的结果。海克特步步紧逼,质问母亲为何要这么做。特蕾不得不坦露了多年封闭在内心中的巨大创伤。当年她和丈夫双双被捕,审讯她的军警先是当着她的面强奸了一个15岁的少女,然后又轮奸了她。没想到,出狱后大男子主义思想严重的丈夫不仅不安慰她,反而因此嫌弃她。痛苦的特蕾以为投身于斗争就能忘记伤痛,但那些被压抑的痛苦不断积累,最终摧毁了她的生活。她哭着请求儿子谅解。震惊的海克特无法接受现实。

  就在此时,班宾打来视频电话,质疑海克特为何旷工数日。特蕾和其他在场的人这才意识到海克特原来是恶灵的一员。特蕾责备自己在儿子的成长过程中缺席,导致儿子误入歧途。自责的海克特也请母亲放下心中的内疚。最终,海克特抛弃了班宾的恶灵团伙,他和伙伴们组织了一场摇滚音乐会。在演唱中,海克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揭露了恶灵一伙试图篡改历史的阴谋。恼羞成怒的班宾试图伤害海克特,来自云端的鬼魂们将他抓走带去了阴间。

  2016年10月18日,菲律宾政府批准马科斯家族的要求,让斐迪南·马科斯的遗骨入葬马尼拉国家英雄公墓。菲律宾民众掀起大规模抗议示威。海克特、孔斯等进步文艺工作者筹办了一个音乐会表达抗议。在音乐会举办前夕,孔斯原谅了海克特的错误,两人成为恋人。在音乐会现场,海克特当众朗诵了母亲在他8岁那年写给他的信。在信里,饱受摧残的母亲告诉海克特:今后无论发生什么,她会永远用自己的方式爱儿子。读完母亲的信,海克特向现场的观众宣誓:母亲那一代人所开启的斗争,我们这一代人会把它继续下去。

  演出结尾,舞台上悬挂的布幔投影播放着菲律宾各地民众抗议马科斯遗骨入葬国家英雄公墓的新闻纪录片片段,演员们在台上一同高歌,歌声告诉我们:我们的当下来自过去,决不能遗忘历史,否则我们将会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舞台叙事与历史现实的交织

 

  与《通灵男孩》细腻深沉的艺术风格不同,《恶灵游戏》充满浪漫不羁的激情与想象,而舞台呈现又带着PETA戏剧独有的纪实风格。演出把召唤亡灵的古老文学传统与互联网时代公共话语空间的意识形态阵地战交织在一起,让狂放激烈的摇滚音乐会与当下社会现实的客观记录形成互文拼贴,作品思想内涵得以极大拓展,给人无尽的思考和回味。在接受笔者采访时,一位PETA的同仁佐伊·达玛格(ZoeDamag)谈了对演出的感受和思考。她指出,后马科斯时代的菲律宾政府尽管放弃了独裁,但美式自由民主制度并没有化解菲律宾社会的各种危机。多年的经济衰退导致民众普遍对现实不满。当年马科斯统治下的既得利益者也开始制造舆论,宣扬强人政治的优越性。这种舆论迎合了现任总统杜特尔特的需求。杜特尔特上台后,一方面抛开竞选期间对进步民主势力的虚假示好,甚至在公开场合表示要向左翼宣战,另一方面向马科斯家族暗通款曲,同时以扫毒名义对国内贫民窟和底层社会进行血腥清洗。种种迹象表明,菲律宾人民争取社会正义和民主的斗争仍任重道远。6罗迪·维拉在采访中所说的菲律宾的社会问题和社会构造并未改变的论断,大概正是意指于此。

  经济衰退导致强人政治登场,这在当今世界并非个别现象。尽管强人政治能迎合对现实不满的民粹情绪,但在独裁制度下,社会底层往往最容易沦为政治博弈的牺牲品。近来菲律宾各地贫民窟居民在政府扫毒名义下遭受的屠戮,就是活生生的例证。《恶灵游戏》中右翼反动势力动辄以“贩毒”罪名构陷民主进步人士的情节,并非向壁虚构。而针对民众受难历史被歪曲,以及独裁者死后妄享尊荣的不公不义所进行的斗争,也正在当下现实中发生。未来的菲律宾社会究竟该何去何从?《通灵男孩》与《恶灵游戏》对戒严时期受难的共产主义者们的纪念,无疑隐含了进步的菲律宾文艺工作者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和回答。

  这样一种看待现实的观点,表明艺术家已经具有了某种超越冷战与“后殖民”经验的广阔视野。佐伊·达玛格谈及《通灵男孩》和《恶灵游戏》的主题时指出,1986年二月革命推翻马科斯独裁统治之后,上台的历任资产阶级政府出于其亲美立场,在官方历史叙述中千方百计掩盖独裁时期民主抗争运动的社会主义色彩。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中,当年那些为民主和社会进步做出巨大牺牲的共产主义者的身影面临被遮蔽的危险。而在现任总统杜特尔特极端保守主义的施政路线下,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妖魔化更是成为媒体常态。在这样的总体社会语境下,这两部作品的历史叙述具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和价值。7

  在为写作本文进行文献阅读的过程中,笔者对佐伊·达玛格提到的这种舆论生态有了切身感受。纵观网络上对菲律宾独裁和军事戒严时期历史的叙述,很多叙述者一方面痛陈美帝国主义的买办政权马科斯给菲律宾社会带来巨大灾难,另一方面对于反抗马科斯政权的菲共及其新人民军也明确表示不满。有的叙述者从民族主义立场指责菲共新人民军串通中共,给马科斯颁布戒严法提供了口实,有的叙述者则极力想在革命的民主泛左翼群众和信仰马列毛的共产主义者之间划清界限。阅读这些文献,不由想起陈映真对80年代台湾党外运动的批评。他认为,党外由于其亲美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立场,深受冷战思维模式的禁锢而不自知。出于这样的视野局限,党外运动完全漠视台湾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因此也不可能对台湾在“双战构造体系”之下的困境做出真实回应。8两相比较不难发现,二战后因冷战和新殖民而沦为美国附庸的台湾和菲律宾,不仅社会处境极其相似,其主流的知识生产似乎也分享了同样的观念。面对这种主流的观念和意识,《通灵男孩》和《恶灵游戏》把纪念戒严法颁布45周年的创作主题确定成为受难的共产主义者树碑立传,无疑体现了非凡的勇气和历史视野。

  在这样的历史书写中,克服冷战意识形态对社会主义的妖魔化,在重新审视历史的前提下达成代际的和解,成了至关重要的任务。在《通灵男孩》和《恶灵游戏》中,我们看到年轻一代在初登场时有着同样的困境,他们一方面分享了上一辈/母亲的创伤经验,另一方面却因无法理解这种创伤的意义而产生了深深的怨恨情绪。而化解怨恨,达成和解也就成为文本叙事的首要目标。在《通灵男孩》中,通过母子间的相濡以沫,儿子重访母亲受难的心理现场,从而在情感上开始认同和捍卫母亲生命的价值与尊严。而《恶灵游戏》则通过亡灵登场的仪式来开启对历史的重新审视。剧作家调动《神曲》和《哈姆雷特》以来的伟大戏剧传统,通过鬼魂现身来揭示历史的真相,让迷失于黑暗中的年轻人获得智慧的启示。鬼魂是历史真理的阐释者,而领受了启示的年轻人则转变为真理的捍卫者。

  行文至此,不由得联想到汪晖对鲁迅笔下“鬼”的形象的分析。汪晖写道:“‘鬼’是一种自相矛盾的结合体,是现在与过去在我们行为与思想中的汇聚。‘鬼’不是我们的灵魂,而是已死的历史的在场……这是一种独特的无法区分过去与现在的感知方式。”9“在我看来,‘鬼’是一个能动的、积极的、包含着巨人潜能的存在,没有他的存在,黑暗世界之黑暗就无以呈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鬼’黑暗而又明亮。”10

  将汪晖对鲁迅笔下“鬼”的这番论述拿来分析菲律宾剧作家笔下军事戒严时期的死难烈士,可谓浑然无碍。借助鬼魂形象的登场,历史的真理获得了一种感性而具体的呈现形式。它显现为死难的英魂,以及那些虽然活着,却备受摧残、伤痕累累的灵魂和肉身。但恰恰是这种受难的经验和创痛的记忆,成就了某种救赎,向人们承诺着一个更符合人道和公义理想的世界。如此一来,革命的辩证哲学经由巨大的情感逻辑得以展现。在这个意义上,菲律宾剧作家笔下的鬼魂,以及那些因为受难而变得扭曲卑微的苟活者们,又何尝不是一种“能动的、积极的、包含着巨人潜能的,黑暗而又明亮的存在”呢?

  在菲律宾举国纪念戒严法颁布45周年的系列文化事件中,《通灵男孩》和《恶灵游戏》因其杰出的艺术成就和强大的情感力度而令人难忘。在“告别革命”成为主流话语的当下中国,这两部作品所呈现的历史无疑与我们自身的处境息息相关,而艺术家在反思历史苦难、探索民族前途时所进行的思考,想必也能给我们带来深刻的启迪。

  2018年2月28日  大理

  1   关于马科斯独裁和军事戒严时期的历史叙述,笔者主要参考了金应熙主编的《菲律宾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关于军事独裁时期受难者人数的数据资料来自维基百科“斐迪南·马科斯”词条。

  2   Eugene van Erven, “Philippine Political Theatre and the Fall of Ferdinand Marcos”. The Drama Review: TDR, vol. 31 No. 2(summer 1987), pp.57-78.

  3   关于马科斯独裁时期菲律宾民众戏剧的起源和发展状况,参看Eugene van Erven, The Playful Revolution: Theatre and Liberation in Asia.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2.

  4   该剧暗指发生于1970年的“第一季度风暴”革命,“第一季度风暴”汤加罗语为Sigwa ng Unang Kuwatro。关于该剧的情节和演出实况,尤金·范·厄文在其著作《菲律宾政治戏剧与斐迪南·马科斯的倒台》中有翔实报导。参看Eugenevan Erven. Philippine Political Theatre and the Fall of Ferdinand Marcos.

  5   瑟尔·玛丽安妮修女是戒严时期为保护穷苦人权益而斗争的天主教方济各会修女,是戒严时期失踪的千百名进步人士之一。

  6   本段转述自笔者在菲律宾对PETA2017年“窗口戏剧节”项目协调人佐伊·达玛格就《通灵男孩》和《恶灵游戏》所进行的采访记录。

  7   资料来源同上。

  8   陈映真对此有诸多论述,在此不一一列举。

  9   汪晖:《鲁迅文学世界中的“鬼”与“向下超越”》,网络流传版汪晖演讲文稿。

  10   汪晖:《鲁迅与“向下超越”》,《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三联书店,2008年,第4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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