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鲁迅而言，1920年代写作《呐喊·自序》与《藤野先生》之时流行的“民族性”和“文明”的话语及鲁迅本人的写作动机，使他“重建”了1905年那张“幻灯片”及其历史语境，从而将它建构为“中国人的劣根性”的一个具有强烈视觉冲击的文字图像证据，然而，正因为“回忆”暗含“现在的动机”，这张“幻灯片”就不得不进行“修改”，成了一个文学文本，而非历史文本。
“幻灯片事件”是鲁迅多年后对他1905年留学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期间在微生物课课间遭遇的一个“创伤事件”的“回忆”。尽管近年中日两国的一些研究者质疑其历史真实性，但他们出示的证据，乃至他们找到的鲁迅提到的那组幻灯片(但有缺漏)，无一堪为“铁证”。同时，多数研究者依然遵从鲁迅的强大叙事，将“回忆”当作“本事”。本文不从“物证学”角度继续考证“幻灯片事件”的真假，因为这一叙事出现于作为“文学作品”的《呐喊·自序》和《藤野先生》中，而作为文学作品，即便仙台医专微生物课课间放映的那组幻灯片中没有鲁迅提到的那张，《呐喊·自序》与《藤野先生》也完全可以把他在别处或事后看到的类似照片(如营口的日本照相师三船秋香1912年出版的写真集《满山辽水》中那张“露谍の斩首”[1])“插入”仙台医专微生物课课间放映的那组风景或时事的幻灯片中间。
《满山辽水》为日本人三船秋香在营口开设的三船写真馆(三船本人是照相师)在日俄战争期间拍摄的写真集，1912年出版，其中这幅照片的说明文字为“露谍の斩首”(露谍即俄谍)。
写作的动机可以改变回忆的细节与结构，乃至创造“回忆”。鲁迅通过《呐喊·自序》与《藤野先生》将1917年新文化运动之后流行的有关“种族性”的话语“往前”投射到了1905年，将“幻灯片事件”建构为“中国人的劣根性”的一个具有强烈视觉冲击的文字图像证据，尽管恰恰是在1904到1905年日俄战争时期，也即“中日黄金十年”最为亲密的“隐性同盟”阶段，“同文同种”以及“东亚一体”的强大说辞一定会抑制中日双方从文明和种族上进行彼此切割的倾向。
一．两个文本的错位
对鲁迅的“事后的回忆”而言，1905年的“幻灯片事件”足以构成一个具有“人生转折意义”的“创伤事件”，以致多年后，他对这个事件的所有细节都依然记忆犹新。他在1922年12月3日为《呐喊》写序，第一次提到这起事件：
有时讲义的一段落已完，而时间还没有到，教师便映些风景或时事的画片给学生看。以用去这多余的光阴。其时正当日俄战争的时候，关于战争的画片自然也就比较的多了，我在这一个讲堂中，便须常常随喜我那同学们的拍手和喝彩。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中忽然会见我那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鉴赏这示众盛举的人们。[2]
四年后的1926年10月12日，当他在《藤野先生》中再次提到这张“幻灯片”时，细节却发生了重大变化，以致连“画面结构”都不得不随之改变：
一段落已完而还没到下课的时候，便映几片时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
“万岁!”他们都拍掌欢呼起来。
这种欢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此后回到中国来，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他们也何尝不酒醉似的喝彩，呜呼，无法可想![3]
“砍头”在这里被改写成了“枪毙”。或许有论者会把这个“改写”解释为鲁迅的“记忆失误”。然而，有自己四年前发表的《呐喊·自序》可供记忆之助，照录便行，加上“不可磨灭的细节”正是“创伤事件”的记忆特征，那么，鲁迅不可能出现如此重大的记忆错位。实际上，鲁迅并非疏忽，因为《藤野先生》中随后的文字也为“枪毙”提供了佐证：“此后回到中国来，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他们也何尝不醉酒似的喝彩。”
但这一“改动”势必导致行刑场面的空间结构——即“幻灯片”画面空间结构——的变化：枪毙现场不同于砍头现场，由于可能发生子弹走火或者误伤情况，枪毙现场严禁围观人群靠近行刑者和受刑者的区域，往往被勒令远远站在十几米乃至几十米开外。正因如此，1914年当民国政府颁布《惩治盗匪法》，将死刑由砍头改为枪决(手枪顶后脑勺开枪)时，北京的刑场随即由人口稠密的菜市口迁至先农坛二道门外一块空旷之地[4]。但被枪毙者和执行者的中心区域与远远站在后面的围观人群之间通常巨大的景深，使照相机不能像拍摄砍头场面那样将枪决现场的几方——处在中心区域的处决者和被处决者，以及远远围观的人群——同时收进一个画面且还能保证所有人的脸部表情(例如“麻木”)清晰可辨。此外，摄影师也不可能站立在被枪毙者的正前方，即子弹打来的方向，来观看被枪决者的脸部表情。
熟悉摄影的鲁迅对“镜头”的把握非常准确，既然他把《呐喊·自序》中的砍头改为《藤野先生》中的枪毙，那就得相应调整这同一张“幻灯片”的整个场景的角度和景深，删去《呐喊·自序》中的“站在左右”，也不像《呐喊·自序》中那样能看清相隔甚远的被枪毙者和围观者的“麻木的神情”。在《藤野先生》中，不再是“幻灯片”上中国人“麻木的神情”震惊了他，而是中国人“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让他感到震惊和悲哀。
但这张“幻灯片”的观众(鲁迅及其日本同学)不也构成看客，为何鲁迅却把“看客”行为说成“中国人的劣根性”?围观死刑，几乎是“寰宇通例”，如弗里德所说：“死刑旨在产生威慑和示范效果，似乎死刑犯的身体是一个告示牌，呈现对他的犯罪的审判。”[5]被中国新文化派讴歌的法国大革命不仅发明了断头台，还将处决现场变成盛大的“醉酒式”的观看仪式，甚至，迟至1930年代，美国(中国新文化派的理想国)的肯塔基州还在上演这种盛大的围观场面：“尽管1911年肯塔基州艾迪维尔安装了电刑椅，但直到1936年，依然有1万5千人围拢在肯塔基州欧文斯勃洛的绞刑架四周，观看最后一起绞刑。”[6]
二、俄国占领下的满洲
作为“麻木”和“愚弱”的国民性证据之一，是“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但问题更在于“给俄国人做侦探”,而这张“幻灯片”的观看者鲁迅会从幻灯片中那个间谍是中国人而联想到自己的民族身份，因而在观看同一张“幻灯片”的日本同学面前感到难堪和孤立，是一个“低能儿”的民族的一员：“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疑惑。”(《藤》：317)。如果虚掉“课堂”这个空间，“幻灯片”上的日本兵及这张“幻灯片”的观看者(满堂日本学生，还有一个“我”)，与“幻灯片”上的受刑者(中国人)和观看者(中国人)，就构成一个“对阵”。在鲁迅看来，这个对阵就是文明与愚弱、意识与麻木的对阵，而“我”暂时处在文明和意识的一方，并将以文明和意识来改变另一方，即作为“他们”的中国人。
然而，如果将“幻灯片”上的角色调整一下，变为“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替日本人做侦探，被俄国军捕获，要枪毙了”或“要砍头了”(必须一提的是，俄军处死间谍的方式，是公开的绞刑)，是否会瓦解这个对阵?日俄战争是有史以来间谍活动最为频繁的战争，双方捕获或处死的替对方充当间谍的人不少，不仅有替俄军或日军充当间谍的中国人，还有替俄军充当间谍的日本人、替日军充当间谍的俄国人以及替日军或俄军充当间谍乃至双重间谍的欧美人等。这些同样都在战时日本和西方的报纸书刊上得到大量的甚至更多的报导，常配以照片或宣传画，鲁迅无论在日俄战争之时，还是战争结束之后，都不难看到。为何他在“事后的回忆”中单挑出一张“日军处决替俄国人充当军事侦探的中国人”，而不是“俄军处死替日本人充当军事间谍的中国人”?换言之，同样是处决一个中国人，充当“俄谍”或者“日谍”，难道会有不同意义?鲁迅没有在日俄战争之时中-日-俄关系的历史语境中安置这张“幻灯片”，就使当初各方关系发生了意味深长的分化和重组，已经非历史化了。
问题不在于中国人“夹在里面”，也不在于替“外国人”充当间谍，而在于“替俄国人充当间谍”，这在日俄战争时期被中国人和日本人同时认为是“卖国的”、“麻木的”、“该死的”。如果“幻灯片”上是“俄军处死替日本人充当军事间谍的中国人”，那么，这张“幻灯片”的观看者(满堂日本学生，还有一个“我”)与“幻灯片”上的行刑者(日军)和观看者(中国人)将在情感上融为一体：与“我”一同观看“幻灯片”的日本同学一定会将那个因充当日军间谍而被俄军处死的中国人视为“兄弟”，一个为了中日共同的目标而慷慨赴死的英雄，并将这种油然而生的手足之情转移到课堂里唯一的中国人“我”身上;在“幻灯片”上的人群与课间观看“幻灯片”的人群组成的一个圆圈里，唯有那个“俄谍”是孤独的，是唯一与俄军有瓜葛的背叛者。事实上，日俄战争期间鲁迅在仙台受到的“优待”，绝不是他在《藤野先生》中所说，“大概是物以稀为贵罢。北京的白菜运往浙江，便用红头绳系住菜根，倒挂在水果店头，尊为‘胶菜’;福建野生着的芦荟，一到北京就请进温室，且美其名曰‘龙舌兰’。我到仙台也颇受了这样的优待，不但学校不收学费，几个职员还为我的食宿操心……”(《藤》：313)鲁迅受到“优待”，恰恰因为他是中国人——那时，在满洲，有无数中国人不仅“夹在里面”替日本人充当间谍，还组成众多的义勇军或游击队，在日本军官带领下神出鬼没地向俄军交通线和侧翼发起袭扰。这被认为是日军屡屡获胜的关键原因之一。
在日俄战争之时中-日-俄围绕东北亚的博弈中，中日之间构成一种“隐性同盟”或“准同盟”关系，双方都极力塑造对方的正面形象，以致出现1898-1907年间“出人意料的融洽而有建设性”的“中日黄金十年”[7]的顶峰。本来，1894-1895年的甲午战争以中国惨败告终，使中国人对日本产生仇恨，但反思自己的失败之因后，中国人却开始以日本为师，亲近日本的态度让世界大吃一惊。另一方面，已割让给日本的辽东半岛因俄、德、法三国干涉被迫以“赎还”方式归还中国，让日本感到奇耻大辱，对俄国顿生仇恨，但中国主要决策者李鸿章判断日本对中国威胁更大，依然执行联俄拒日策略，使俄国取得在满洲修建西伯利亚铁路支线的权利，指望这条铁路能在中国面临日本威胁时将大批俄军迅速运至东亚——不出所料，日本感到了巨大压力，更向中国示好，以离间中俄。1898年，俄国又向中国强租大连与旅顺，证明联俄拒日策略此时已是引狼入室。1900年中国爆发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派兵镇压，联军之一的俄国趁势占据满洲，且无意在战后撤兵。这就同时危及了中国和日本。
共同的敌人创造了同盟。中日迅速接近，努力消除彼此的敌意。此外，基于驱赶中日在美劳工的需要，美国以种族优劣为旗号，先后实施排华运动和排日运动，这样，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福泽谕吉的“脱亚入欧”(脱亚论)主张以及日本政府的相应政策受阻，而在“脱亚入欧”盛行之时处于抑制状态的“亚细亚主义”(兴亚论)则趁势崛起，“同文同种”一说此时被日本提出以便结交中国共同抵抗西方。也就是在这种情形下，“东亚”一词，被日本方面作为一个“同文同种”的种族符号，用来动员中国人，使之产生“中日兄弟一家”的认同情感。如果说“日清战争”(即甲午战争)以日本的大获全胜告终，让日本人在中国人面前突然有了一种种族优越感，并且出于一种提升自己的优越感的动机，对中国人加以贬低(1894年阿瑟·史密斯出版的《中国人的特性》在甲午战争之后的1896年迅速被日本人译为日文《支那人气质》出版，作为一部有关中国人的民族性的“权威叙事”，在日本广为流传)，那么，出于迫在眉睫的俄国威胁，日本以“同文同种”、“东亚一体”来动员中国，就等于重新把中国人和日本人归为“同一个种族”，从逻辑上说，从种族上贬低中国人，就是贬低日本人自身，因而必须抑制“中国人的劣根性”一类的种族叙事。
尽管无论是“脱亚入欧”，还是“亚细亚主义”，都是一种以日本自身利益为目标的“说辞”或者“话语建构”，但它依然会体现于外交政策方面的转向。东京帝国大学校长外山正一撰文指出，“支那的存亡对所有日本国民自家的安危有切实的关系”(《新》：31)，这点明了日本人自身的焦虑，即日本的国力尚不足以与强大的俄国一决雄雌，不得不联合中国。“亚细亚主义”的创始人近卫笃麿也写道：“我们注定有一场白种人与黄种人之间的竞争，在这场竞争中，支那人和日本人都将被白人视为盟敌。有关未来的一切计划，都必须把这一难点铭记在心。”(《新》：14)这透露出日本人的一种犹疑：他们既想以“同文同种”来动员中国人共同参与眼下这场与俄国的“种族竞争”，又担心这种“种族之战”的观念会使西方列强集矢于日本，于日本将来的外交不利。然而，不管怎样，迫在眉睫的需要总能迅速体现为权宜之计，尽管它背后的理论却指向“文化”、“种族”这些更为传统或更为“坚固”的因素，指向一种可以成为政治浪漫主义灵感来源的“悠久的共同记忆”。于是，就出现了具有这一时期的特点的中日交往特征：感于日本的现代化的成功，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奔赴日本学习现代化，而试图以“同文同种”来动员中国人共同抵抗俄国的日本人则以一种过度到虚假的热情对中国传统文化表示崇敬，并特别强调中日之间的传统文化纽带。
中日之间军事交往和政治交往由此迅速升温，但更能制造中日之间情感认同的还是文化交往和民间交往。已成习语的“同文同种”在大量场合被中国人和日本人一次次使用，以营造“中日一家”、东亚一体的共同幻觉。1898年日本在上海开设东亚同文书院，从日本招收年轻学子学习汉语及中国学问(其实是培养日本间谍，为将来日本侵略中国做情报准备)。受邀参加开学典礼的中国官员热情致辞，称同文书院是对“反抗白种人对东亚统治的重要支持”(《新》：11)。日本设立东亚同文会的举动，立即在中国产生了回应，《中外日报》遂提议：“日本有东亚同文会，以保全东亚为志，我中国亟宜创立一会，与东亚同文会同义。”(《拒》：43)日本驻华公使谷野鼓励中国人到日本留学，承诺日本将承担几百中国学生在日学习费用(鲁迅的“不收学费”大概受惠于此)，不过，在致日本外相密函中，谷野道出此举的深远动机：“将在日本受感化的中国新人才散布于古老帝国[中国]，是为日后树立日本势力于东亚大陆的最佳策略……不仅中国官民信赖日本之情，将较往昔增加20倍，且可以无限量地扩张势力于大陆。”(《新》：132-133)
1902年新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的吴汝纶在日本考察学制时，所到之处受到日本各个政府机构和部门、大学、工厂、博物馆、各界官员、学者以及一般市民近乎狂热的接待，去其下榻宾馆拜会他的日本人络绎不绝，而索其墨宝者更是排起了通宵的长队。离开日本回国前，吴汝纶在日本同志记者俱乐部为其举行的送别会上答谢曰：“今日诸君厚谊，招令宴饮，实不敢当。只因下走未来，诸公已腾播报纸，多奖誉之言。到此以后，日日记载，尤多溢美，遂轰动一时，贵国朝野名流，无不拭目相待。推原本始，皆诸君过事揄扬之功。”[8]尽管吴汝纶乃“桐城派殿军”，但他在日本受到的狂热接却并非仅仅因为他的名望和学问，这一点，他本人似乎也有所意识。在日本名流三岛中洲等人为他举办的欢迎会上，就在座日本人提出的“贵国与敝国有辅车之势”，他尽管不欲多谈外交(因朝廷主事者还在幻想俄国对中国的保护)，但依然借助于中国古籍，作答曰：“兄弟阋墙，家人常有之事，不足介意。至外侮猝至，则必同心一力，以相抵御，此自然之理。窃尝谓国家交际，不得记仇，如刘先主伐吴崩于军中，蜀吴之仇，当不共天，而诸葛为政，首先和吴，此事足为我两国今日之法，但恨敝国无诸葛之妙策耳。”[9]
尽管如此，中日之间的和解气氛还是越来越浓。自1897年以来，大量日本顾问和教席受聘于中国政府部门和大学，他们利用自己对中国人的影响力，暗中促成中国联日抗俄。1903年5月，京师大学堂众日本教习探知中俄密约可能签字，立即准备东渡回国，为国家所用，临行前法律教习岩谷孙藏以沉痛的赠语刺激学生，谓“中国存亡，在此一举”，而“以日本学生例之，当痛哭流涕，结大团体，发大志愿，决不令政府以此地与俄。中国学生俱属亡国性质，我不屑教，当即回国矣”(《拒》：152)。此言立即产生效应，京师大学堂学生“鸣钟上堂”，开会演讲，鼓动运动，又向各省学校发去电报，以图联合从事，并上书时任管学大臣(相对于教育总长)的张百熙，请其向朝廷代奏拒俄书，其中以一种战略性的预见写道：
若联英、日以拒俄，无论俄惮于英、日之势强，不战而自退，即还我东三省之故物。纵俄一旦与我分裂，英、日必以水陆各军麋集于东三省、海参崴左右，猛力扑击。俄国虽有西伯利亚铁路运兵之迅速，亦日不暇给，我国即调袁军、马军各劲旅防守边境。战事之结果，虽至微利益，亦必得收回东三省之主权，保二十年之和平。(《拒》：147)
事后发生的一切与这番预见几乎不差毫厘。拒俄运动在东京以及中国南北各地展开，由演说而行动，各处纷纷成立“拒俄义勇军”和“铁血会”等组织。声势浩大的拒俄运动因1919年五四运动而在后来的历史叙事中褪色到几乎只剩下一抹淡淡的颜色。不过，中国人——学生、官员、文人以及满洲的“马贼”和农民——绝不是因为“愚弱”和“麻木”而“夹在”交战的日俄之间，而是一种主动而理性的选择，而且，事后看来，也完全达到了联日拒俄之策的预定目标。
就像欧洲的巴尔干半岛一样，东北亚也是一个敏感的核心地带，牵涉到东西列强的均势。“均势”是列强国际关系的核心，而在除俄国之外的东西列强看来，1900年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之后，唯独俄国未从其占领的满洲撤军，已破坏“均势”。这就不难解释，为何英美对于日俄战争极端关切，派出军官作为观察员随日军行动，甚至一些美国人还决定前来东亚加入日军对俄作战，“尽管日本政府宣布不希望外国军队卷入”[10]。从一开始，俄国就无可奈何地意识到，这不是一场俄国与日本争夺满洲控制权的战争，而是俄国与一个隐性的“国际联盟”的战争。当时俄国的漫画无不显示俄国作为“正义”和“弱者”的保护者面对着几个国家的“挑衅”。
列强的“国际法”在许多方面不利于弱国，但即便是弱国，也有机会利用“国际法”为自己谋取一些权益，因为“国际法”以列强的相互制衡为基础，至少对列强也起到部分牵制作用，例如“三国干涉还辽”。日俄战争或许是除了俄国外的世界大国都乐见的一场战争：对日本来说，这一仗非打不可，俄国对满洲的占领直接威胁到日本自身安全;对其他列强来说，让一个新崛起的东方强国与一个庞大的对西欧形成威胁的亚欧大国兵戎相见，彼此消耗，从而回归1900年前的“均势”，何乐而不为?对中国来说，借日本之力赶走满洲的俄军，同时消耗日本国力，等于不战而改变自己东北方向面临的东西两强威胁的格局。
当战争已不可避免之时，美国总统约翰·海伊同时指示美国在彼得堡、东京和中国的外交人员“务必向所在国的外交部长表达美国政府最为严肃的关切，即在日俄军事行动之时，中国及其可以实施有效行政管理的地区的中立地位应受到交战双方的尊重，交战区应尽可能固定于一地并受到限制，以避免中国人民由此产生的激愤与不安，并最大程度减少对世界贸易以及和平交往造成的损失”(International:246-247)。这个照会立即获得了包括俄国、日本和中国在内的各国的赞同，但其中有关“中国”的定义却模糊不清，例如战后从“国际法”角度对日俄战争进行研究的美国法学家阿莫斯·赫尔希就给“中国及其可以实现有效行政管理的地区”一语添了一个注释：“‘可以实施有效行政管理的地区’一词被一些人认为是模糊的。但实际情况并不如此，因为它一定是指中国官员实际管理或统治的中华帝国的那一部分国土的行政完整性，至少包括中国本部即长城以南十八省、西藏东部，可能还包括蒙古。满洲和朝鲜当然排除在外，正如列强在中国国土上的租界。”(International：246)
这恰好说明列强不视满洲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而是“主权待定”：“满洲的地位在主权上具有双重性或模糊性，类似于外国军事占领或双重管辖之下的土地。”(International：253)正因为“国际法”将满洲等同于“租界”，俄国才表示自己在“中国中立地位不延伸到满洲”(International：247)的前提下接受照会。另一方面，中国的排满革命者也将满洲视为“非中国之地”。为了不让满洲从中国脱离，中国就必须尽快对俄一战，或推动日本对俄国发起战争。既然日本向俄国开启战端的动机是将俄国势力赶出满洲，消除自己面临的威胁，那它不仅赞同美国照会，还做出战后要将满洲主权归还中国的外交与道义的高姿态。日本这一战略具有现实性，它的国力和军力尚不足以挑战“均势”，“三国干涉还辽”是其前车之鉴，它只希望此战至少获得列强对日本之于朝鲜的“保护权”的承认。
1904年2月，日俄战争爆发，日军与俄军开始血战于东北亚及其附近海域。中国“以日驱俄”之策实现，遂宣布严守“局外中立”。根据中立条约赋予中立国的权限，中国立即向辽河以西与日俄交战区毗邻的“中立区”派出1万8千人的军队，以防止日军或俄国越界，并负责当地治安。不过，基于“国际法”(如1864年的《日内瓦公约》及其改进版1899年的《海牙公约》)的中立国条约又规定，“中立国公民有权以个人身份参与交战国的军队，这是国际法中认可的事实，中国政府不必为此担负责任”(International：264)。于是，大量中国人“以个人身份参与交战国的军队”，主要充当日军间谍，或以游击队形式与日军一起行动，而不幸被俄军捕获者，则被俄军处死绞刑。
日俄战争常被后来的历史学家当作清政府愚昧的一个证据：眼见两个国家以自己的部分领土为战场，却宣布中立，让中国人饱受战火摧残。这种论点的缺陷在于，它没考虑满洲在1900年之后已为俄军占领、中国已失去对满洲主权的事实，而在俄军残暴的占领与统治下，满洲的中国人已在遭受屠杀、饱受欺凌。此外，俄军对满洲占领既久，各种制度相继建立起来，就可能使满洲从中国分割出去。中国并不是没考虑过日本赶走俄军后可能鸠占鹊巢，但既然日本已向世界宣布此战是为了替中国恢复满洲主权，还有列强的均势外交牵制日本，同时日本希望在国际上树立遵守国际条约的“文明”形象，那么，这就值得一试。
中国组建的1万8千人的军队部署在交战区与非交战区的分界线的辽河西岸，而辽河以东是俄军右翼及其交通线。这支军队主要由满洲“马贼”组成，被西方称为“红胡子”。早在1901年，东北就活跃着多支拒俄义勇军。他们本是杀人越货的马贼，但国难来临，大多成了出生入死的爱国者。俄国人为永据东北，大批驱赶和杀戮中国人，其残暴无行激起中国人普遍的仇俄情绪。在匪帮头子张作霖(被任命为“将军”)领导下，“马贼”团结成了一支能征善战的队伍，经常分散成几十或几百人的游击队，神出鬼没地袭扰俄军，而为日军充当间谍的满洲无数无名无姓的中国人使俄军陷入一张巨大的情报网。
中日之间的这种“非官方”的半公开的联合，引起了世界舆论的注意。1904年5月英国《印度太晤士报》刊文云，“远东近日之现象，其最可诧者，乃中国忽表同情于日本耳”，且预断“无论此战之结局如何，中日两国，必当自此联合也”[11]。中日战后可能联盟的景象在西方产生“黄祸”临头的幻觉，遂有离间中日之策。为驳斥西人挑拨中日关系，中国驻英公使汪大燮1906年1月发表谈话，谓“当日俄未战以前，[满洲]居民损失不赀，及战端既开，转以无恙，其对于日本之感情，今日尚难解决”(《黄》：389)中国无论政府还是民间，都流行着一种将日俄战争视为“黄种人对白种人、东方对西方”的战争的观念。这一点给随日军深入满洲城乡进行报道的英国人道格拉斯·斯托里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发现日军招募中国人从事间谍活动比俄国人容易得多：
在日军战线沿途的每一个中国人都服务于日本人。我们越是深入这个国家，就会发现，中国人对俄国人的体验越多，就越是亲日本人。他们对俄国人的仇恨，主要集中在俄国人对他们的女性家属的欺凌。现在对俄国人来说，与中国人交朋友已为时太晚。第一批仇恨的种子已在俄国人对义和团的残暴中种下——我曾见过他们的孩子被俄国人冷酷地砸碎脑袋——现在到了收获之时，不仅为了义和团，也为了满洲在被俄国人占领的这些岁月满洲每一个农村妇女所经历的漫长的恐惧。[12]
斯托里由此得出一个结论：“这不仅是日本人与俄国人之间的一场战争，也是黄种人与白种人、东方与西方之间的一场战争。”(Truth:48)1905年伦敦《真相周刊》发表一篇对斯托里调查的评论，指出日军屡屡获胜，原因不仅在于“他们史无前例地将野蛮人的勇敢与对文明之科学和算计狂热结合在了一起”，“此外，日本人还拥有一个全面覆盖的情报系统,有着数不胜数的侦查员和间谍。满洲的每个中国人，部分因为其反感白种人，尤其反感俄国人，部分因为其同情他们的黄种人兄弟，都是一个自愿服务于日本的侦查员或者间谍”，在中国人眼中“日本人是令人尊敬的，是讨人喜欢的”，“现在看一看中国人与他们的日本亲戚之间的普遍的热情的合作吧，这在道格拉斯·斯托里先生看来，是将来白种人与黄种人、西方与东方的战争的一个毫无疑问的预示”(Truth:48)。
“种族之战”的观念一时喧腾于各国报章，也影响了中日两国内部的一些“攘夷论者”，于是中国报刊屡屡出现排外的文字，这让《日本每周邮报》的评论员感到不可思议，说“中国报纸的口吻近来大变，它们以前连篇累牍地批判政府滥用法律以及行政，如今却大肆诽谤外国人”[13]。实际上，日本的攘夷论者也不遑多让，以致1904年1月10日日本公共教育大臣不得不向日本的学校颁布一道命令，要求其不得鼓励沙文主义：“尽管日本帝国政府与俄国目前正在交战，但目标是为了以后确保永久和平。各大中小学学生必以此为其特别目标，不得为难在日俄国公民。这种行为只会让外国对我们产生糟糕的意见。这一点十分紧要，应考虑纳入男女学生的教育内容之中。”(International:283)
由于从报纸上读到新民屯的“红胡子”(西方人对满洲“马贼”的称呼)经常袭击过往俄军的报导，美国退役军官路易·希曼前往该地一探究竟，发现那里大约有1万左右的“红胡子”，以游击队的方式袭扰俄军，迫使俄军抽出哥萨克骑兵前往该地保护俄军供给线及俄侨撤离的必经之路：
其中一些日本军官化装成中国人，非常得力。这些游击战行动给库罗帕特金将军的部队造成了严重麻烦，他们抢劫俄军运输列车，迫使俄军在交通线沿线不得不布置双重警戒线，并强化其右翼及后方的防卫……我们到达前两天，距新民屯七英里远，一队俄军被这里大约2百人的匪帮袭击，俄军五人被击毙，另四人被枭首，他们的脑袋被插在枪刺上带回营地。这同一支匪帮还消灭了一支护送着1千头马和牛去俄军方向的哥萨克骑兵，缴获了全部马和牛。为报复他们，1千哥萨克骑兵袭击了距该地不足十英里的一个地区，但他们的行动依然是徒劳的。[14]
希曼还谈到了中国人为何与日本人团结起来共同对付俄国人：
中国佬不能忘怀自俄国占领满洲以来俄国人带给他们的可怕遭遇。他们对海兰泡惨案记忆犹新，将近8千手无寸铁的男人、妇女、孩子被俄国人用刺刀赶进了黑龙江的狂涛中……这些惨剧以及其他甚至更为可怕的灾难，为当地人一直铭记在心，现在是时候报复俄国人了。这就使得日本人十分容易获得他们的同情，尤其是当日本人还付给他们钱的时候。据信，有超过1万人的匪徒，他们被分成2百到3百不等的小队，由日本军官率领，并由日本支付费用。(From：170)
西德尼·泰勒在1905年出版的《日俄战争》中写道：“俄军从沈阳到哈尔滨的漫长供给线实际上经常被红胡子切断，这些匪帮为本地的凶狠的马贼，他们对俄国占领者的仇恨被证明是日军的颇有价值的辅助。他们的行动，在许多情形下由日本军官组织和指导，迫使库鲁帕特金将军不得不护卫自己后方每一英里的铁路，尤其是每一座桥梁与涵洞,这种以大量军队维护交通线安全的必要分散了俄军战场的有生力量。”[15]泰勒还详细描述了东京报纸有关这些游击队的报道：“东京的报纸引用一位日军军官的话，说满州的‘正义之师’是大有希望的人，在任何方面都比中国正规军要优越，而且忠心耿耿。它们的指挥官以及下属以极为友好的方式看待日本人。”[16]当然这种合作关系有时也会出现一些波折，例如希曼记载道：
我们了解到，这些匪帮与日本人甚至当地人的关系并不总是融洽。新民屯的知府与张作霖的关系也并不总是如鱼得水，但他们在这艰难的时刻能够将个人的小恩怨放在一边。在日本军官与匪帮头领之间发生过几次争吵，但其中一起差一点产生严重后果。此事源于一个美国记者前往光民附近的一个营地进行访问，身上带着一个有名的美国传教士出具给当地匪帮“头号马贼”靳少三[音译]的证明,但日本人认定他是俄国人的间谍而要枪毙他。日本军官与靳激烈争吵，一直吵到天亮，以致日本军官最后以不再给这些游击队提供经费相威胁。“无所谓，”靳少三回答道，“你不给就不给吧，但你不能枪毙一个来我这里做客的人。”于是那个美国人获准离开。看来强盗中间的古老的骑士精神以及荣誉感甚至在偏远的满洲都依然没有消亡。
在我们到达靠盘子的当夜，五位日本军官在一群红胡子的协助下，从列车的车厢里抓走一个在义和团战争时期曾帮助过俄国人的中国翻译，将他带到附近的高粱地里，连开了五枪，并暴尸两天。(From：168)
中国报纸一直追踪着日俄战争的进程，对东北抗俄义勇军报道颇多，例如归国留学生在上海办的《大陆》1904年8月报道，“近来‘马贼’横行于东三省各处，实足挫俄军之势力，闻有‘马贼’称曰‘爱国马贼’，其中一队专横行于新民屯附近，彼自称东亚爱国马贼之凯旋队。均有新式之枪械，在各处遇见俄人，即袭击之”;又报“爱国马贼”人数已“不下六千余人，屡与俄军冲突，以冀断绝俄兵交通之途，或窘俄之哨兵，或毁俄之铁路，专以妨害俄军为目的”，“满洲居民皆与之亲密，尊之为爱国义士”;报道还称义勇军“均有新式之枪械”，但未说明提供者。但据1903年12月沙皇尼古拉二世致德皇威廉二世信，可约知其来源：“两天前，我接到一份报告，说日本人正在你我的背后偷偷摸摸地武装中国人来反对我们。报告又说，他们已同中国缔结了一项秘密协定，以二万支新式连发步枪和弹药、四十八门野战炮、十二门速射山炮和弹药供给中国军队。”(《黄》：119)由于俄国欺压犹太人，移居或流亡东北的犹太人也组成了秘密组织，据1904年3月《矿工拒俄》报道：“武山地方，现有煤矿中中国工匠数百人起而攻击俄人，又有哈尔滨及西伯利亚之避难波斯、犹太人组织一秘密会，专与俄人为难，其首领现在极力号召各国狂徒、中国矿工及‘马贼’等共两万五千人以成此举云。”(《拒》：244)
俄军则从一开始就面临着情报工作的捉襟见肘，让前方将军哀叹“无熟练的情报官员或者间谍，我们甚至不知道我们的敌人的军事能力”[17]。由于俄军在仓皇撤出奉天向北满撤退时将一车载有地图、秘密情报以及谍报人员名单的列车留在了那里，被日军截获，按照名单抓人，导致俄军整个东亚情报系统一度瘫痪，“有这么一个时期，数以百计的被派遣出去侦查的中国探子连同他们的身份卡一起消失了”(Russian:123)，而之前派往日本本土活动的俄谍此时几乎全被俄国秘密召回(Russian:118)。到1905年夏，俄军情报工作才算恢复，并在上海的欧洲人中招募间谍(Russian:117)，将他们派往日本或者满洲，但这些为钱卖命的人往往是双重间谍。至于满洲战场，俄军除了在欧洲人及俄军自己中招募间谍，让他们化妆成中国人(身穿中国衣衫)，还在当地中国人中招募。
俄军军需总监奥兰诺夫斯基1905年7月3日密令“俄国驻北京公使馆的武官随从阿法那谢耶夫上尉从山海关派出一些中国间谍，让他们穿过日军战地，在那里他们将会被日军聘为挑夫、杂役等，随其前往日军司令部。这些人左边袖子的内衬缝有一个‘福’字，这样他们到达我们的前哨时就可避免被误抓”，“在1905年中间数月，派出的‘过路’间谍达到17名，用于他们的秘密使命的花销每月达到7千到9千卢布”(Russian:122)。即便花钱，俄军也招募不到多少愿意为他们服务的中国人。俄国情报官员在对中国人进行了一项心理调查后发现：“中国人，正如其他亚洲人，视白人种族的代表的态度犹如视下等人：他们认为每个欧洲人都是野蛮人，因而他们虽渴望与欧洲人进行贸易，却令人嫉妒地向他们关闭自己的内心世界。中国人是平和的，正如人们从懦弱之人那里看到的平和，与此同时，他们总是疑心被人冒犯，尤其是当他们的家人被冒犯时，他们就时刻准备着报仇，绝不退缩。”(Russian:123)
俄国情报官根据“心理动机”将被招募的中国人分为三类：“第一，‘志愿者’，第二，‘强征而来者’，第三，‘为钱受雇者’”(Russian:123)。俄国人显然错判了金钱的力量，因而他们难以理解，为何那么多中国人主动为日军提供帮助，而为俄军充当间谍的少数中国人，一旦被红胡子或抗俄义勇军抓住，也一定会被作为卖国贼残酷处死。1904年3月《天津日日新闻》报导“东省仇俄会”成立及处死三名通俄犯情形：“现有人结为私会，遍贴揭帖，以庚子俄人在黑龙江驱逐华人，溺毙多命，倡议仇俄。闻该会聚人众多，有甲乙丙三人，私与俄人通款，为该会觉察，均置之死地。”(《拒》：238)
1906年法国內格里尔将军出版的《日俄战争的教训》提供了一份1904年7月21日至8月2日之间俄军方面有关日军情报网的报告，但这份报告更多体现了俄军的嫉妒，因此他们情愿相信中国人是在日军刺刀威胁下为其充当间谍的:“在敌人前出的整个方向，散布着日军的一张由本地间谍构成的有效的情报网，他们的任务是跟踪俄国的任何动向。处死的惩罚不仅针对背叛，而且也针对不精确的情报。”[18]
回到鲁迅的“幻灯片”。当鲁迅在1926年的《藤野先生》中说“幻灯片”中跪着的那个中国人“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时，他实际把1905年的中日关系想象成了1920年代的中日关系，即一方是日本人(“幻灯片”上的日本军人和课间看“幻灯片”的日本同学)，一方是中国人(“幻灯片”上的受刑的与围观的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即便这张“幻灯片”在1905年仙台医专微生物课课间放映过，其情形也是“幻灯片”内外的中国人和日本人组成了一个共同体，对一个“俄谍”进行处决。这里存在着一种与1920年代不同的“情感结构”。
三、砍头与枪毙
将“砍头”改写为“枪毙”，看似完全没有必要，反而会“颠覆”这张“幻灯片”的真实性。作为有意识的写作者，且受过考据学训练，鲁迅似乎应该完全避免这种关于同一张“幻灯片”的前后不一致的叙述。不过，一旦考虑到1920年代日益强化的“文明”话语以及鲁迅写作《呐喊·自序》和《藤野先生》的不同动机，我们或许会获得一个有说服力的解释。
从视觉刺激性和心理震撼效果来说，枪毙远不如砍头。这也是鲁迅研究者为何通常选择《呐喊·自序》版的“幻灯片”而不是《藤野先生》版的“幻灯片”的原因：这种强烈的视觉刺激性和心理震撼性，就鲁迅而言，才足以构成一个改变人生轨迹(弃医从文、疗治国民精神)的创伤事件;就《呐喊·自序》的读者/中国人而言，也才足以感到震撼，尤其是当“砍头”与“麻木的表情”叠加在一起的时候。另一方面，正因为砍头具有强烈视觉刺激性，它才在19世纪西方的刑律改革中开始被视为一种不人道、不文明的处决方法，越来越被绞刑和枪决取代。
绞刑(尤其室内绞刑)被认为是“文明”的处决方式，因而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按照西方轻刑原则改良死刑，废除“斩首”的“亚洲之法”。日本最初引进的是中国式绞刑，但很快发现“这种绞刑颇成问题，在实施的头一年，至少有来自不同地方的三起报告说死囚在这种装置上‘处死’后又活了过来”，日本于是寻求一种更有效的绞刑工具，有人“拿出他在香港和新加坡所画的英式绞刑架图样，让人仿制出模型，以备用于日本。1873年初，经过几个月实验以确定其效率后，日本政府正式采用这种新式绞刑架”[19]。从这一年开始，日本彻底废除斩首刑，代以英式绞刑，以向西方证明日本的“文明化”。
改用绞刑，被当时的西方认为是“日本进入文明世界”的标志，例如1882年英国人H.S.帕尔默在一篇题为《日本近来的进步》文章中就首先谈到日本的普及教育，然后谈到死刑，并认为死刑方式更能体现“文明”与“野蛮”的分野：“日本近来走向文明的进步最为明显的特征，是其刑法系统的彻底改革……死刑一律改为绞刑，以取代传统的斩首。”[20]。这篇文章在西方引起极大关注，被多家报刊转载，因为它展现了“西方文明标准”在东方的重大胜利。“死刑的文明化”也延伸到了军队。至迟到19世纪80年代，西方各国在交战时对军事间谍几乎无一例外处以死刑，“传统处置方式是绞刑或枪决”[21],不久这两种方式成了国际通例。1886年美国出版的《军事法》规定：“依据国际法，犯间谍罪的人处以死刑……要么采取绞刑，要么采用枪决。”[22]不过，无论是1864年日内瓦公约，还是1899年海牙公约，都不对“军事间谍”提供保护，但海牙公约第2章就“间谍”的处置问题提出一个基本原则：“即便现场抓获的间谍，也必须在经过审判之后进行惩罚。”[23]在军队里面，在枪毙与绞刑之间，绞刑又被认为是一种“没有颜面的死法”，因为“对一个间谍来说，枪毙才是好的死法”[24]，这让被枪毙者有一种似乎死于战场的荣誉感，同时能够缓解执行者的“负罪感”。
鲁迅1909年回国，其时清廷正在按照“文明的标准”修改刑律。修律大臣沈家本以日本刑律为楷模，主张废除中国名目繁多的死刑，只在斩首与绞刑中择取一种，或一律代以西方军队通用的枪决。1910年5月清廷颁布《大清现行刑律》，虽废除了一些死刑方式，但保留了斩刑与绞刑。次年颁布《大清新刑律》，规定死刑仅用绞刑，但少数重罪(侵犯皇室罪、内乱罪等)仍适用斩刑。到1914年底，民国政府颁布《惩治盗匪法》，将死刑一律改为枪决，至少在国家法律层面确立了枪决为死刑唯一形式。
废除斩首刑，与被处死者本人的痛苦程度无关，而与关于“身体完整性”的伦理观念及砍头仪式带给旁观者的心理震撼有关。正因如此，1900年，一向谴责中国砍头死刑野蛮的“文明之国”的八国联军在处决被捕的拳民(即战俘)时，几乎无一例外使用砍头，因为他们发现枪毙不如斩首有侮辱性(对拳民)、震慑力(对旁观的中国人)和观赏性(对旁观的联军士兵)。美国一家电影公司为此还拍摄了一部名为《砍中国人的脑袋》的电影，其说明文字称：“我们的画面显示，一长溜倒霉鬼跪在地上，等待执行者的处决，尽管有一点恐怖，但它真实反映了这个偏鄙之国的处决方式。”[25]八国联军为自己使用斩首方式处决中国拳民辩护的理由，是这种野蛮的处决方式本来就是中国这个野蛮之国的处决方式，而且，按美国1876年美国国会就排华问题举行的听证会的结论，中国佬的脑容量在“黑鬼”与“黑猩猩”之间[26]，不能算作人，因而不配享有只有“人”才配享受的“文明”处决方式。
义和团运动被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或西化的国家(1917年之后又被中国新文化派)指控为中国人愚昧、野蛮、不接受文明和进步的最新证据，并对中国施压，要求其推行“文明”。在一连串外患之后，清政府决定顺应“世界趋势”，重启因戊戍政变而中断的“新政”，事关“文明”核心标准的刑律是其中一项。1905年，清廷所聘修律顾问、日本法学家冈田朝太郎因中国新订刑律包含斩、绞两种死刑，认为不合“世界大势”，向清廷进言曰：“各国之中废除死刑者多矣，即不废死刑者，亦皆采取一种之执行方法。今中国欲改良刑法，而于死刑犹认斩绞二种，以抗世界之大势，使他日刑法告成，外人读此律者，必以为依然野蛮未开之法。”[27]冈田所谓“世界大势”，即日本仅采用“文明”的绞刑。然而，至少，当时的美国也是几种死刑方式并存。
日俄战争，从日本一方来说，是通过打败一个欧洲强国从而进入“文明世界”的一场战争，因而，战争期间，日本政府刻意向世界舆论显示日本作为一个“文明之国”严守日内瓦公约及其改进版海牙公约，如掩埋或者火葬战场遗留的俄军尸体、向俄军尸体行礼、对多达8万的俄军俘虏进行善待(将其悉数迁至日本六地、对伤兵给予治疗、改善伙食、提供体面的卫生设施及娱乐)等，以赢得欧美强国的尊重。为此目的，日本报刊检查机构对涉及日本形象的一切报道和图片进行检查，正如莫里斯·露所说：“对有关日本皇家的报道的检查，是为了向全世界人民以及日本人自己提供一个证据，证明日本人正在变成一个‘文明’的民族。照片是这种强化的可视性的一个部分。”[28]一直密切关注日俄战争进程的辜鸿铭1904年底发表《日俄战争的道德原因》，说“日本投入这场战争的目的，是赢得欧洲国家的尊重。这一目标已然达到。甚至连俄军的克鲁帕特金将军都说：‘日军不仅作战勇敢，而且像骑士和绅士一样作战。’”[29]。
日俄战争同时是一场争夺“文明的代表”的文宣战争，双方都邀请了一些外国军事观察员和战地记者随自己的部队行动。因而，并非偶然的是，在公开场合(或可被转换为世界舆论的场合)，双方都对不受国际法保护的军事间谍甚至显示出一种人道乃至宽容，例如1904年《神户纪事报》报道一个替日军充当间谍而被俄国人处死的日本人的故事：
最近，俄国官方向已故的横川精三的家人提供了一张一家中国银行的500银元的汇票。横川是战争早期在哈尔滨被处死的两个间谍之一。横川先生当初是想将他的钱捐给俄国红十字会，但俄国官方拒绝这么做，而是将这笔钱交给已故间谍的家人……俄国人猜测横川先生是日军的一个大佐，而他的同伴冲先生也是一位军人。但这是一个误会。横川先生是一个爱国者，而且显然是一个具有非同一般的自我献身精神的爱国者。他的事迹已见报几次，但我们依然要提一下战争爆发几个月前他从日本到了北京。在上年1月，他突然离开北京的住所，与自己的妻子不辞而别，一走便音信了无，直到他作为一名军事间谍被处死的消息传到日本。[30]
日本也是如此。日军1904年9月30日在烟台处死一名“化装成中国农民”(瓦西里·利亚波夫)的俄军间谍，并将此事通报给俄军。[31]1904年底，一个从上海一位俄军军官手里秘密领取500银元的奥地利人米亚津斯基为俄军充当间谍，但此人想以双面间谍赚钱，于是又与在上海的一位日本军官联系，被这位日军军官拒绝，当他绕道天津到达营口时，被那里的日军抓获，押送到辽阳日军军事法庭，被判以死刑，但死刑迟迟没有执行，他一直被关押在监狱，到战争结束，日本天皇特赦了他。[32]1905年，满洲两位地方官吏因派手下刺探日军情报并将情报转递给俄军而遭日军逮捕，中国政府闻讯立即与日本驻华使馆交涉，要求日本尊重中国的“中立国”地位，引渡两位官员，而此时，其中一位已被日本军事法庭判以死刑，中日谈判的结果，日军认为这位已判死刑的中国官员掌握了日军重要情报，可以免死，但必须扣押在日军监狱，而另一位则引渡给了中国官府，在中国监狱关押了一阵子(Russo:187)。
奉天电讯局包括局长在内的16个中国人因从事间谍活动而在1905年3月被日军逮捕，但次日便因日本天皇的特赦而被释放(Russo:188)。1905年7月，又有9个中国地方官员及其手下因间谍嫌疑相继被日军逮捕，经过审判，其中两个被无罪释放，一个被判入狱，一个被处死刑，此时中国政府迅速向日方提出抗议，称“中立国的官员，无论民事官员，还是军事官员，不论其行为如何，均应由其本国政府根据本国法律进行审判”，但日方辩称，这些中国官员是在交战区从事有利于交战国一方的间谍活动，中国政府的这个抗议缺乏国际法基础，“不过，日本政府却采取了谨慎的步骤，知会其战争大臣对此案进行调查”，调查后，日本战争大臣向中国政府发来调查结果，说明“日方采取的步骤是公正的，合理的。今后如果遇到类似案子，日方也将公正地办理”(Russo:189)。这样的事例不少，究其原因，是双方都担心中国政府改变“中立国”立场，偏向对方;对中国政府而言，也是向国际舆论显示自己恪守“中立国”的地位的举动。
俄军抓获替日军刺探情报的军事间谍，无论中国人、朝鲜人、日本人、俄国人抑或欧美人，一般以公开的绞刑处决，但日军抓获替俄军刺探情报的军事间谍，在日本国内则以绞刑处死，在满洲战场则几乎一律以斩首处死。
对于斩首，同样留学日本的鲁迅的弟弟周作人在1922年8月(鲁迅写作《呐喊·自序》前几个月)有过一番评论。他把斩首与中国人的感觉“迟钝”联系起来，正如《呐喊·自序》将斩首与中国人的“麻木”联系起来。周作人谈到1900年时“我”没离家逃走，院子里还有一个叫“得法”或“得寿”的也留了下来，似乎对即将到来的危险泰然处之。一日，终于走进来一个“长毛”，“却见得法(或得寿)已经恭恭敬敬的跪在地上，反背着手，专等着长毛去杀他了”，但“似乎是我赶出去，把长毛杀了。得法听得噗通的一颗头落地的声音，慢慢的抬起头来一看，才知道杀掉的不是自己，却是那个长毛，于是从容的立起，从容的走出入了。在他的迟钝的眼睛里并不表示感谢，也没有什么惊诧”[33]。
在1926年5月发表的《死法》中，周作人谈到各种处死方式：“想来想去都不大好，于是乎最后想到枪毙。枪毙，这在现代文明里总可以算是最理想的死法了。”[34]次年7月，正逢国民党右派“清党”，枪毙和斩首大量被抓获的共产党人。此时胡适却在上海发表“中国还容忍人力车所以不能算是文明国”的演讲，引起周作人的不满，他在《人力车与斩决》一文中讥讽说：
胡先生的演说连《顺天时报》的日本人都佩服了，其不错盖无疑了，但我怀疑，人力车真是这样地野蛮，不文明么?工业的血汗榨取，肉眼看不出，也就算了，卖淫，似乎也不比拉人力车文明吧，大家却都容许，甚至容许人力车的文明国还特别容许这种事业，这是怎的?常见北京报载妇人因贫拉洋车，附以慨叹，但对于妇女去卖淫并不觉得诧异，在替敝国维持礼教的日本《顺天时报》第五版上还天天登着什么“倾国倾城多情多义之红喜”等文字，可见卖淫又是与圣道相合——不，至少是不相冲突了。[35]
这里非常明显地显示出周作人已离开新文化派视西方和日本为“文明国”而将中国贬为“野蛮国”的立场，接着，他由人力车谈到“清党”：
清法着实不少，枪毙之外还有斩首：不知胡先生以为文明否?我仿佛记得斩决这一种刑法是大清朝所用的，到了清末假维新的时候似乎也已废除——这有点记不大清楚，但在孙中山先生所创造的民国，这种野蛮的刑法总是绝对没有，我是可以保证的。我想，人力车固然应废，首亦大可以不斩;即使斩首不算不文明，也未必足以表示文明吧。昔托尔斯泰在巴黎见犯人身首异处的刹那，痛感一切杀人之非，胡先生当世明哲，亦当有同感。[36]
周作人这两篇文章相当重要，它们写在1926年10月鲁迅写作《藤野先生》并将《呐喊·自序》中的“砍头”改为“枪毙”的前后。由于不能将这一“改动”归因于鲁迅的“遗忘”，那就是一种有意的改动：鲁迅四年前写作《呐喊·自序》，其隐含读者是中国人，是单方面揭露“中国人的劣根性”，而《藤野先生》不同，它的隐含读者还包括日本人，因而，在沿袭《呐喊·自序》的写作动机的同时，他还要努力为中国人树立一个可以效法的“文明”标杆——这就是日本人。正因如此，在《呐喊·自序》中，日本人只是抽象的存在，不与中国人构成“民族性”对比，而《藤野先生》不同，它把日本人作为中国人的“镜像”建构起来，此时，就须避免砍头的“野蛮”处决方法，代之以“文明”的枪毙。
四、“麻木”，或“中国人的劣根性”
把“砍头”改为“枪毙”，不仅使处决场景失去部分视觉冲击力，也使作为“日本民族精神的代表”的日军“文明化”了。由于《藤野先生》试图在“文明”的日本人与“麻木”的中国人之间进行一番国民性建构，那么，野蛮的砍头场面就必须改写为文明的枪毙场面。这种基于“对比”的国民性建构往往互为镜像：日本的国民性不仅显示在“幻灯片”上的日本兵身上，还显示在“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的藤野先生、“为我的食宿操心”的日本职员以及替我打抱不平的那些日本同学身上，而中国的国民性也不仅显示在“幻灯片”上即将被处决的和围观的中国人身上，还显示在东京成群结队的中国留学生身上：
东京也无非是这样。上野的樱花烂熳的时节，望去确也像绯红的轻云，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的速成班，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极了。
中国留学生会馆的门房里有几本书买，有时还值得去一转;倘在上午，里面的几间洋房里倒也还可以坐坐的。但到傍晚，有一间的地板便常不免要咚咚咚地响得震天，兼以满房烟尘斗乱;问问精通时事的人，答道，“那是在学跳舞。”(《藤》：313)
但“我”却一直是孤独的例外。把鲁迅笔下这几张留日学生的“快照”，与“幻灯片”拼接在一起，会产生一种蒙太奇的效果：“麻木”就像麻醉气体一样，从“幻灯片”上那个将被处决的中国人和围观砍头场面的那些中国人的脸上，扩散到东京的中国留日学生的内心，让“我”大受刺激：
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37]
“清国留学生”真如鲁迅描述的那样是“麻木”的一群?早从1901年开始，“清国留学生”云集的东京便是中国“拒俄运动”的海外中心。日本政府对中国学生的拒俄运动暗中鼓励。1903年3月的一个深夜，留日学生忽被街上的摇铃声惊醒，原来日本同学特意赶到留日学生住地，以中俄将要签订密约的消息相告。留日学生群情激昂，次日便召开大会，演说者慷慨陈词，听者也无不动情。此时，日本学生也在召开“强硬青年大会”，他们便派出代表，前来参加中国留日学生的大会，以“同文同种”相号召，称“日本同中国合兄弟一样，唇齿相依，大家共保黄种”(《拒》：194)，演说完毕，力邀在场几百中国学生前往参加他们的“强硬青年大会”。
留日学生组织了拒俄义勇军，学习操练和射击等军事技能，为奔赴满洲抗击俄军作准备。留日女学生也组织起来，成立“赤十字社”，学习战场救护，以便一旦听到召唤就将义无反顾投身满洲战场，她们还上书时在东京考察劝业博览会的载振，谓“公议随军北征，军中之事情，虽不克任，而裹伤收尸，缝絍具食，或能为之;即不得已，邂逅死所，附于国殇，亦足以塞天下女子之责”(《拒》：137)。尽管日本政府暗中鼓励中国留学生拒俄运动，连前来阻止留日学生别太过火的东京警察也面赞“君等爱国之心实在可敬”(《拒》：96)，但顾及“拒俄义勇军”之名及其军事训练惹起“国际”麻烦，日本方面渐渐禁止他们公开活动，于是义勇军大批返国，加入国内拒俄运动，但对留日女学生的“赤十字社”的活动，“日本皇族、贵族甚欢迎之”(《拒》：137)。对留日学生的爱国热诚和献身精神，1903年《苏报》刊文大加赞扬，说“非谓留学生之性质有以优于内地也，以居留东京，多生无穷之感情，多受外界之刺激，故苟非凉血类之动物，殆无不有国家二字浮于脑海者”(《拒》：80)。实际上，当时的东京就像一个炼炉，将来自中国各地的学子淬炼成清末民初各项激进主义革新运动的重要力量。
鲁迅1902年2月到1904年8月在东京弘文学院学习之时，正值东京中国留学生各种运动风起云涌之际，其中最为活跃而且力量最为壮大的是拒俄派和反满革命派，两派人员互有重合，但宗旨不同。鲁迅一度出入排满主义圈子，常“听演讲”，但他似乎不喜欢东京的吵吵闹闹，不久淡出，只身前往“冬天冷得厉害;还没有中国的学生”(《藤》：313)的仙台(作为一个战俘营所在地，仙台有大量俄军俘虏，且仙台医专也为俄军伤兵提供治疗)。然而，在1922年的《呐喊·自序》中，为把“麻木”建构为“中国国民性”的核心特征，他就避谈1902到1905年间东京留日学生奋发昂扬的精神状态(因为这种精神状态与“麻木”或“愚弱”挂不上钩);在1926年的《藤野先生》中，《呐喊·自序》中那个寂寞的孤独者形象还在，但安排了东京的中国留日学生出场，却是一个个浪荡子的模样，好让他们充当“精神麻木”的国民性标签。
问题在于鲁迅1920年代创作《呐喊·自序》和《藤野先生》时，1917年以来新文化运动有关“中国人的劣根性”的话语轰炸已造成一种集体无意识(或者毋宁说“创伤意识”)，中国读者以这种无意识阅读“幻灯片事件”，自然就将1920年代的情感结构投射到了语境大为不同的1905年。新文化派的“中国人的劣根性”只是“复活”了此前西方有关中国人的种族特征的叙事，但这一叙事恰在日俄战争时遭遇了危机。随日军行动的英国军官伊安·汉密尔顿中将深入满洲城镇，发现：
这些人中的每一个都以其聪明和能干让我感到惊讶。四围的农民以及他们的家人——妻子、女人以及孩子——以我的判断，也都令人极为尊敬。实际上，他们是令人震惊的证明，在他们面前，我有一种感觉，似乎我此前的整个生活系统地被欧美对“未经文明开发的中国人”的模式化的描绘所操纵和误导……我记得我曾向几个参与过镇压义和团的军队朋友询问过他们对中国人如何看。就我记忆所及，除了当初住在北京并一直对中国人有好感的文森是个例外，其他人几乎都以三言两语就把中国人打发了，说他们是“肮脏的恶魔”、“野蛮的猪猡”或诸如此类……很难想象，这些有尊严的、聪明的而且常常长得相貌堂堂的男人以及这些敏感的、实在的和勤劳的女人是西方文学所描述的中国人形象的原型……我从他们身上发现了如此令人尊敬的质量，以致让我感到警醒，觉得我们被他们远远抛在了后面。在我以前整个生活中，我从来没想过会有如此充满热情的一个民族，如此热情地专注于劳作。[38]
日俄战争1905年9月以日本获胜告终，一改欧美所建构的黄种人的孱弱形象，而在这场战争中中国人与日本人同心协力，也让西方看到黄种人联合的可能。战火甫燃，各国就密切观察着这场“种族之战”。1904年2月，当日军在旅顺港的战斗中首战告捷时，《中外日报》以一种深远的眼光评价说，此战“实较之保全土地、幸免瓜分诸端尚万万也。案亚欧人自相遇以来，欧人无不胜，亚人无不败，黄不如白之言遂深入人心而不可破”，“不料今日日俄之战一开，又得发明世间一至大之公例。此例为何?乃国家强弱之分，不由于种，而由于制”(《黄》：373)。这为中国的改革事业提供了充分的说服力。后来的历史也的确如此，中国的革新事业从日俄战争之时就进入令人眼花缭乱的快速道：先是清政府的“新政”，各种改革全面铺开，紧接着爆发了辛亥革命，中国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可惜这个“共和国”的国民却在再度兴起的“中国人的劣根性”话语的轰炸下渐渐“失去了自信力”。
日俄战争之前，日本利用“同文同种”动员中国人支持日本针对俄国的军事行动，但日本的战略目标既然是与西方列强达到平起平坐，它又必须消除日俄之战乃“种族之战”的观念。尤其战后，日本一定会与中国的中日联盟愿望划清界限。1906年1月6日《日本每周邮报》发表评论，指出中国的这种愿望已在“日本引起不安”，担心被西方作为“黄祸”的证据，“在中国人中间，不少人设想中日这两个相邻的帝国生死相依，而就日本而言，为其自身生存的利益计，也势必与中国联手对付外国入侵”，但“在日本看来，种族区分纯为无稽之谈”，因为“利益共同体才是不同民族之间的关系的唯一理性的纽带”[39]，中国不要指望日本此后会纯以同文同种而对中国施以援手。
此时，日本的报章杂志对中国以及中国人的态度开始转向，不再是“同文同种”、“中日一家”的态度，相反，是要逐步瓦解出于权宜之计而在战前和战时建构起来的“同文同种”和“中日一家”的叙事，重新在中日两个民族之间确立种族优劣等级。樱井希典中尉在沈阳之战中受了重伤提前回国，由于他作战勇敢，被认为是日本军人的骄傲和日本民族的英雄。希典在战后第二年(1907)出版了回忆录《人弹》。这个当初耿耿于怀于“三国干涉还辽”而使日本“失去辽东半岛”的日本军官，又对日本再次失去“满洲”耿耿于怀。他在这部“回忆录”中谈到他随自己的连队在辽东半岛登陆后，在一个中国村庄里过夜：
一脸蠢相的老人以及脸蛋肮脏的孩子像蚂蚁一样围着我们，好奇地打量着我们。长烟斗衔在老人的嘴里，似乎对他们的国家正在遭遇的巨大麻烦完全无动于衷或者无知。这些房屋的及其主人的肮脏，难以用笔墨描述，我们这些初来者必须掩着鼻子躲开这种可怕的气味。名义上这里成了一处军营，但我们只能在这些房屋的屋檐下待着，下面传来刺鼻的气味，周围是大大小小的满身大蒜味的中国人![40]
这完全不同于随日军行动的英美军官或记者在当时的观察，而与日俄战争结束之后日本兴起的“支那人的劣根性”叙事息息相关。希典甚至避谈日俄战争之时满洲无数无名无姓的百姓为日军充当间谍或者组织义勇军打击俄军的事，而只谈少数中国人充当俄军间谍，并归之于中国人的民族性：“当然，中国人为了钱几乎什么都可以干，有一些就因为俄军的贿赂而充当他们的间谍，尽管我们小心提防，他们还是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损失。”[41]在希典眼里，中国人应该成为日本人的忠仆一样的角色，于是，他难得谈到了一个“明朝难民后代的老人”(“明朝难民后代”一语颇为奇特，不过，考虑到明清易代之际日本人认为中国已“夷化”从而失去“文化中心”地位，此后东亚“文化中心”已向东移至日本，那么，希典就是以“文明中心”的地位对待作为“文明边缘”的中国)：
在这些村民中，有一个叫张天兴的明朝难民后代的老人。他十分忠诚地为我们服务，替我们清早打水，晚上生火。这个好人发现我们次晨将要开拔，将彻夜帮助我们。当我们开拔时，他一直将我们送到村头。当然我们忘不了这么一个好人，直到今天我们还时不时谈起他的忠诚服务。[42]
希典《人弹》出版的次年，一个化名“亚洲夫子”的作者出版了一部有关日俄战争中的情报工作的不算严谨的而且有着种族主义色彩的书，其中写道：“以前的战争从来没有像这场战争一样大量使用间谍。值得注意的是，第三国人，实际上还有第四国人，即朝鲜人和中国人，也被迫招募为间谍，而此时他们的国家的一部分正被交战的两个异族强国摧残。这是只有被打趴下的、被人践踏的懦弱而又贪婪的民族才会遭遇的恶果，如远东的那个留着猪尾辫的民族。”[43]“亚洲夫子”也像希典一样谈到中国人为了蝇头小利而为俄军充当间谍：
战争爆发之前，日军就已将所有为俄国人服务的中国人和朝鲜人登记在册，列为嫌疑，受到密切监视，如果必要，就将处决。这就逼得名单上的这些人在日军占领地区离开自己的乡土，或寻求俄军的保护。但日军情报人员对这些人放出话说，倘若他们转而替日军充当间谍，他们的名字将从嫌疑人名单中抹去。这个通告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成功，因为无数中国人和朝鲜人早已准备为了蝇头小利而从事间谍工作。[44]
如果说日俄战争进行之时，西方和日本的报章大多将“黄种人”(主要指中国人和日本人)视为一体，惊叹于他们的力量以及力量的联合可能带来“黄种人与白种人的种族之战”的可怕前景，那么，日俄战争之后，如何瓦解这个可能形成的庞大的“黄种人同盟”，就是欧美的外交考虑的重点。另一方面，日本在日俄战争中战胜俄国之后，也想摆脱作为权宜之计的“同文同种”说辞可能在西方列强那里造成“黄种人对白种人的种族之战”的强烈印象，而急切地与中国人进行种族和文化的切割。实际上，十多年后，当“世界大战”(即后来所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战胜同盟国结束之后，作为协约国的日本在1919年巴黎和会上提出“种族平等提案”(Racial Equality Bill)，不仅使日本作为“文明之国”为西方列强所平等接纳，而且，这一“种族平等提案”让日本在依然执行种族主义政策的欧美列强(尤其是本来道德姿态颇高的美国总统威尔逊)面前占据了道德制高点，击中了其要害(这可能是本来支持中国的诉求的美国随即偏向日本的原因之一)，尽管这一“种族平等提案”，正如日俄战争之前以及之中祭出的对中国人颇具蛊惑性的“同文同种”、“中日一家”、“东亚一体”一样，被证明只是日本为掠取同盟国的德国在中国的殖民地青岛并进而染指中国东北乃至整个中国而祭出的漂亮说辞而已，而且，正如《日美关系的拐点：1920-1930年代日本的樱花外交》的作者们就1919年日本的提案所说，“日本自身在中国和朝鲜半岛的行为越来越具有种族歧视的特征，与其申说的目标南辕北辙”[45]。
1905年9月日俄两国在美国的普利茅斯签订和约，日本执意将中国排除在和谈之外，以中国利益代表者身份出现。面对世界各国的强烈关注，并经过讨价还价，日俄代表终于达成了和约，其中第三条规定，“日俄两国军队完全地、同时地撤出满洲”，“恢复中国对目前处在俄军或日军占领或控制下的一切领土的完全行政管理”(Diary：341,342)。尽管和约将辽东半岛排除在外，但各国认为这一和约为中国带来了巨大利益，“保护了中华帝国的独立及领土完整”(Diary：359)。1906年1月，中国报纸登出满洲在战时的人员和财物损失(死亡2万人，损失财产合计4千万圆)，而中国政府可能据此向日本和俄国提出赔偿，时在北京的日本代表表示如果统计准确，日本可以考虑赔偿，然而日本报纸却发表评论，说即便这份统计确切，也“无法区分哪些为日军、哪些为俄军所造成，而对不带偏见的局外人来说，无疑，考虑到中国自己没有放一枪便将恢复整个满洲的主权，那中国自己应该欣喜地承担其这个损失”，“面对日本方面做出的如此巨大的慷慨之举，中国却试图与日本商谈其已恢复主权的那片国土上的国民的微不足道的损失的赔偿问题”[46]。
由于日本人普遍认为日本的胜利和付出没有为日本带来相应的利益，以致普利茅斯和约内容传到日本后，一种丧权辱国的感觉立即流行开来，群情激昂，到处发生示威和骚乱(Diary：331,322，333)，如同当初“三国干涉还辽”之后日本国内发生的情形。日本报章杂志丑诋中国人的言论开始流行，在“中日黄金十年”尤其是日俄战争期间受到压制的有关“中国人的劣根性”——如阿瑟·史密斯的《中国人的特性》及其日译本《支那人气质》——的话语又泛滥起来。也正是在这些针对中国人的种族主义话语开始在日本重新泛起的1906年，辜鸿铭在英文《日本每周邮报》开辟“中国平话”(Causeries Chinoises)专栏，11月3日发表的文章即驳斥阿瑟·史密斯及其《中国人的特性》的“权威性”，说它只不过是在为“约翰·史密斯”(英国人)在华殖民统治提供说辞罢了，言外之意也在讥讽日本人对这本书的热情：
在中国的约翰·史密斯非常想要成为高中国人一等的人，而阿瑟·史密斯牧师于是就写了一本书，彻底证明他——约翰·史密斯——的确是高中国人一等的人。因而，阿瑟·史密斯牧师就成了约翰·史密斯最为珍视的人，而他的《中国人的特性》就成了约翰·史密斯的圣经。[47]
不过，《支那人气质》也是鲁迅后来多次向“国人”推荐的读物。不管鲁迅在日本留学期间是否阅读过这本书，但这本书的许多观点已被作为“权威看法”大量写入日本人有关“支那的民族性”的著作，例如安冈秀夫的《从小说看来的支那民族性》。鲁迅在1926年7月2日的日记中记载，他当天午后在东单牌楼的“东亚公司”买到安冈秀夫这本书，傍晚就开始在灯下读。他在日记中记下了自己的读后感，其中说：“他似乎很相信Smith的《Chinese Characteristics》，常常引为典据。这书在他们，二十年前就有译本，叫作《支那人气质》;但是支那人的我们却不大有人留心它。”[48]后来几天，他继续读这本贬低中国人的书，挑出一些过于荒唐的说法讥讽一番，不过，他在日记(7月4日)中又写道：
然而洗刷了这一点，并不足以证明中国人是正经的国民。要得结论，还很费周折罢。可是中国人偏不肯研究自己。安冈氏又说，“去今十余年前，有……称为《留东外史》这一种不知作者的小说，似乎是记事实，大概是以恶意地描写日本人的性底不道德为目的的。然而通读全篇，较之攻击日本人，倒是不识不知地将支那留学生的不品行，特地费了力招供出来的地方更其多，是滑稽的事。”这是真的，要证明中国人的不正经，倒在自以为正经地禁止男女同学，禁止模特儿这些事件上。[49]
上面之所以引用1926年7月4日鲁迅日记中的这一段，是因为鲁迅对安冈秀夫之于“平江不肖生”(即留日学生向恺然)1916年出版的描写清末到民国初年中国留日学生的“黑幕”的《留东外史》的评价非常赞同，而这就牵出了一条隐蔽的线索，即鲁迅1926年10月12日——也就是读《从小说看来的支那民族性》之后不久——写作《藤野先生》时，《留东外史》对民国初年中国留日学生的花天酒地的生活的描绘，可能影响了鲁迅在《藤野先生》中对清末中国留日学生的描绘。然而，《留东外史》恰恰区分了民国初年的中国留日生与清末的中国留日生：“诸君须知，此次[二次革命失败之后]的亡命客与前清的亡命客大有分别。前清的亡命客，多是穷苦万状，仗着热心毅力，拼的颈血头颅，以纠合同志，唤起国民。今日的亡命客则反其事了。凡来这里的，多半有卷来的款项，人数较前清时又多了几倍。人数既多，就贤愚杂出。”[50]
假若说1897到1907年“中日黄金十年”(尤其是1904到1905年日俄战争时期中日双方的“隐性同盟”关系)塑造并一直延续着鲁迅对日本和日本人的好感及其“中日联合”的梦想，哪怕1907年之后当中日关系开始走向紧张、破裂乃至最终兵戎相见时也不曾改变，甚至在日军相继大规模进犯东北和上海后，给来华救助上海的日本伤兵的“日本援助团”成员西村真雄写下“精禽梦觉仍衔石，斗士诚坚共抗流。/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诗句，以寄托愿望，那么，1906年之后(即“后日俄战争时期”)日本流行的而且越来越多的有关“中国人的劣根性”的种族话语则大大影响了鲁迅以及在日俄战争之后留学于日本的陈独秀和钱玄同等人在新文化运动之时有关“中国国民性”的叙事。
[1] 三船秋香《满山辽水》，东京：中央制版所，1912年，“露谍の斩首”图片插页说明文字。
[2] 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438页。
[3] 鲁迅《藤野先生》，《鲁迅全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317页。后文引用同一文章，只随文标注该文名称首字“藤”及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4] 田书和《北京市区主要街道景观导览》，崧博事业出版有限公司，2018年，“菜市口”条。
[5] Charles Fried, Gregory Fried, Because It is Wrong：Torture, Privacy and Presidential Power in the Age of Terror, New York: W.W.Norton Company, 2010, p.77.
[6] Kathleen O’Shea, Women and the Death Penalty in the United States, 1900-1998, Westport: Praeger, 1999, p.177.
[7] 任达《新政革命与日本》，李仲贤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序言第1页。后文引用同一著作，只随文标注该著名称首字“新”及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8] 吴汝纶《同志记者俱乐部送别会答辞》，《吴汝纶尺牍》，徐寿凯、施培毅校点，黄山书社，1990年，第310页。
[9] 吴汝纶《三岛中洲等欢迎会答辞》，《吴汝纶尺牍》，第305页。
[10] Amos S. Hershey, The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Russo-Japanese War, London: Macmillan & Co., Ltd., 1906, p.80. 后文引用同一著作，只随文标注该著名称首词“International”及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11] 《“黄祸论”历史资料选辑》，吕浦等编译，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79年，第309页。后文引用同一著作，只随文标注该著名称首字“黄”及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12] Desmond B. O’Brian, “Letters on Books”, in Truth, A Weekly Journal, vol.LVII, London: “Truth” Buildings, 1905,p.48. 后文引用同一著作，只随文标注该著名称首词“Truth”及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13] The Japan Weekly Mail, Jan.27, 1906.
[14] Louis Livingston Seaman, From Tokio Through Manchuria With the Japanese, London:Sidney Appleton, 1905，pp.161-162. 后文引用同一著作，只随文标注该著名称首词“From”及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15] Sidney Tyler, The Japan-Russia War: The Greatest Conflict of Modern Times,Philadelphia: P.W.Ziegler Co., 1905，pp.434-435.
[16] The Japan Weekly Mail, Jan.6, 1906.
[17] Evgeny Sergeev, Russian Military Intelligence in the War with Japan:,1904-05: Secret Operations on Land and at Sea, London: Routledge, 2007, p.122. 后文引用同一著作，只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词“Russian”及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18] General de Négrier, Lessons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trans. E.Louis Spiers,London：Hugh Rees, Ltd., 1906, p.59.
[19] Daniel V. Botsman, Punishment and Power in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p.152.
[20] H.S.Palmer, “Recent Japanese Progress”, in Good Literature: A Weekly Review of American and Foreign Publications, ,vol.3, no. 61, March 11, 1882, p.396.
[21] James Anson Farrer, Military Manners and Customs, p.145,p.146.
[22] William Winthrop, Military Law, vol.1,Washington: Law Bookseller and Publisher,1886, p.1105,p.1106
[23] James Brown Scott, ed., The Hague Conventions and Declarations of 1899 and 1907,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15, p.119.
[24] Lila Stewart Mann Smith, “What We Are Doing and Chapter Work: Nathan Hale Chapter Celebrates ”, in Mrs. Mary S. Lockwood, ed., The American Monthly Magazine, vol.IX, July-December 1896,Washington: National Society, 1896, p.351.
[25] John Haddad, “The Laundry Man’s Got a Knife!: China and Chinese America in Early United States Cinema”, in Colleen Fung et al, eds., Chinese America: History and Perspectives, Chinese Historical Society of America, 2001, p.39.
[26] Report of the Joint Special Committee to Investigate Chinese Immigration,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887, p.373.
[27] 李光灿《评<寄簃文存>》，群众出版社，1985年，第34页。
[28] Morris Low, Japan on Display: Photography and the Emperor, London: Routledge, 2006, p.32.
[29] Ku Hungming, “The Moral Causes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in The Japan Weekly Mail, Dec.24,1904.
[30] A Diary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Being an Account of the War as Published daily in the “Kobe Chronicle ”, vol.II, Kobe: Printed and Published at the “Chronicle” Office, 1904-5，p.61. 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只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词“Diary”及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31] “Japanese message to the Russian Army”，in The Russo-Japenese war fully Illustrated, vol. II, No.5, Tokyo: The Kinkodo Publishing Co., 1904, p.702.
[32] Sakuyé Takahashi, Russo-Japanese War with the Decisions of the Japanese Prize Courts, London: Stevens and Sons, Limited., 1908, p.186. 后文引用同一著作，只随文标出该著首词“Russo”及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33] 周作人《夏夜梦抄》，《知堂文集》，天马书店，1933年，第234页。
[34] 周作人《死法》，《知堂文集》，第82页。
[35] 周作人《人力车与斩决》，《谈虎集》，止庵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84页。
[36] 周作人《人力车与斩决》，《谈虎集》，第185页。
[37] 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一卷)，第438-439页。
[38] Ian Hamilton, A Staff Officer’s Scrap-Book During the Russo-Japanese War, vol.I, London: Edward Arnold, 1907, pp.165-166.
[39] The Japan Weekly Mail, Jane 6，1906.
[40] Tadayashi Sakurai, Human Bullets: A Soldier’s Story of Port Arthur, trans.Masujiro Honda and Alice M. Bacon, Tokyo: Teibi Publishing Co., 1907, pp.33-34
[41] Tadayashi Sakurai, Human Bullets: A Soldier’s Story of Port Arthur，p.71.
[42] Tadayashi Sakurai, Human Bullets: A Soldier’s Story of Port Authur, pp.75-76.
[43] Asiaticus, Reconnaissance in the Russo-Japanese War, trans.J. Montegomery, London:Hugh Rees, Ltd., 1908, p.2.
[44] Asiaticus, Reconnaissance in the Russo-Japanese War, p.18.
[45] Misuzu Hanihara Chow and Kiyofuku Chuma, The Turning Point in US-Japan Relations: Hanahara’s Cherry Blossom Diplomacy in 1920-1930,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6, p.40.
[46] The Japan Weekly Mail, Jan. 13, 1906.
[47] Sinessis，“Causeries Chinoises: Or Plain Talk on Chinese Subjects”, The Japan Weekly Mail, Nov.3, 1906.
[48] 鲁迅《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44页。
[49] 鲁迅《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第349页。
[50] 不肖生《留东外史》(上)，岳麓书社，1988年，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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