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以为是一部黑色幽默剧，最后才发现是一部现实批判剧。宁浩和徐峥给我们带来了一个不一样的夏天。影片要讨论的主题有很多：就具体而言，似乎只是一个天价药的问题，或者是穷人是否就只能等死，因其生而贫穷而被剥夺了受救治的权利。如果再抽象一点，该片讨论的无非是一个法与正义的关系问题。法是什么?按自然权利论的观点看，法是一种约定正义。法律维护的不能是某些人或集团的特殊利益，而只是全体人民的普遍利益。因而依法执政就具有了一种天然合理性，世间的任何人凡是违反法律的就必须被追究，被惩罚。可是，在本剧中我们看到，那些违反法律的人，却得到了群众甚至观众的普遍同情和支持，那些秉公执法的人却让人感到迂腐，而那些强烈要求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跨国资本代理人却让人恨得咬牙切齿。为什么会这样?我想该剧不过是把法律的遮羞布揭了下来，让我们真切地感受了一把“法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意志体现”而已。
简单梳理一下该片的故事情节。该片讲的是一个关于“药”和“神”的故事。上海小市民程勇，一家印度神油店小老板，入不敷出，房租都交不起了。日子过得也很艰难，父亲卧病，妻子离婚，甚至唯一的儿子也要移民国外而失去监护权。某一天，一名白血病人吕受益到访，想让他帮忙从印度代购一种可以治疗慢性白血病的药，并告诉他可以通过走私该药赚大钱(正规渠道一盒4万元，而走私药一盒2千元)。经过几番周折后，程勇便从一个落魄的男性保健品商贩，一跃成为印度仿制药“格列宁”的独家代理商(批发价一盒仅500元)。在赚的盆满钵满的同时，他也给病友们带去了廉价的救命药。随着生意越做越大，走私药的法律风险把程勇吓着了。他选择了急流勇退，改行做起了服装厂。可是一年后，吕受益的妻子来访，告诉他吕受益因无力承担起巨额药费，而选择割腕自杀时，程勇被深深刺激到了。他决定铤而走险，再次远赴印度，不收中介费地为病友代购“印度格列宁”。可印度制药厂的日子也不好过，“格列宁”的原厂，瑞士方面已经向印度政府起诉，同时还明确要求不准将该药售卖给第三国。程勇只能以零售价从印度购药，再以批发价卖给白血病患者。而就在这时，稽查走私的公安干警把程勇捉拿归案。虽然影片为了过审，最后加了10分钟毫无说服力的戏，但这丝毫不减弱该片原有的现实批判意义。
从情节设定上看，该片跟《达拉斯买家俱乐部》相似，但在本片中，程勇不是病人，换句话说，走私药只是他可以放弃的一个选项而已。他连自己的家事都搞不定，更不用说去当什么拯救万民的“药神”了。虽然影片开头，患者在天价药商家前举牌抗议示威，可从总体而言，人们也只能无力地接受现状。因为，就算我们有幸不是白血病患者不用受天价药的盘剥，可我们每一个需要衣食住行的人却也不得不承受诸如“天价房”的奴役。法律维护的不仅是“天价药”商家的利益，它同样维护“天价房”等商家的利益。在这样的法律面前，身为蝼蚁的我们该怎么办呢?影片用一种戏剧冲突的形式把问题尖锐地提了出来，让我们不得不去深究法律背后的正义问题。既然法律是统治阶级的意志体现，那么它维护的就必然是统治阶级的利益，或者说它维护的利益就必然是统治阶级的，所谓公平正义不过是一句骗人的鬼话而已。那么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的利益是什么呢?我想不用做深刻的理论分析，在影片中仅用我们粗糙的感性认识可以得出确定无误的结论。
除了揭露现实的丑恶外，影片中还有好多戳人泪点的细节：患病老奶奶求警察不要再追查走私药时说:“四万一瓶的正规药，房子吃没了，家人吃垮了，我不想死，我想活着。谁家还没个病人啊。”程勇在看到黄毛为给自己背锅不惜牺牲自己后怼警察说:“他才二十岁，他想活着，他有什么罪。”吕受益邀请程勇来家做客看着新出生的儿子说:“我查出病时他妈才怀他五个月，那时候天天都想死，可看到他第一眼我就不想死了，想听他叫一声爸爸。”平时不喝酒妻子特意倒了一大杯白酒一口干了敬程勇，救命之恩真是溢于言表。最令人深思莫过于假药贩子张长林的一句话:“这世界上只有一种病，穷病。”在影片结尾处，成群的白血病人自发排队目送将要服役的程勇，这让人想起了“十里长街送总理”的场景，也让人有一种韩国电影《辩护人》的恍惚感。
或许正如网友所言：有了这部电影，中国观众终于可以扬眉吐气地跟韩国人说，你有你的《出租车司机》，我有我的《我不是药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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