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新人导演文牧野执导、徐峥、王传君、谭卓等主演的《我不是药神》，在还未正式上映的时候，就大范围引爆了口碑。
这部电影的标签里有“喜剧”，海报里的几个主演也是龇牙咧嘴的，单看海报剧照，你还以为又是一部《泰囧》或者《心花路放》。
但海报下方的影片英文译名Dying to survive，可能让你困惑。直到影片过半，你才会觉得，这个英文译名，实在是戳痛点。
浮出水面的“医药专利”
徐峥饰演的“药贩子”程勇，出场就是一个油腻中年男人——卖的是“印度神油”，据说是走私的壮阳药，但生意萧条。事业一无所成，离婚了还能在律师面前打老婆。
但这种市井无赖的的生活，也有诸多无奈：父亲血管瘤需要一大笔钱手术，前妻还要带儿子移民。
就在程勇穷途末路时，嫌弃过他“印度神油”的邻居，给他带来的“生意”改变了他今后的人生。一个骨瘦如柴、形容枯槁的白血病病人吕受益(王传君饰演)，请程勇代购便宜的印度仿制药——和正版药效果差不多，价格相差十倍的 “格列宁”，于是引发了无数法律和伦理的挣扎。
电影中的吕受益(王传君饰演)，有网友评论：“《爱情公寓》对陈赫们来说是事业巅峰，对于王传君，却是黑历史。”
电影里，这是21世纪初的故事，灵感来自2010年曾经轰动一时的真实新闻、真实案件——陆勇案，“格列宁”指的就是慢粒白血病用药“格列卫”。相关文章太多，这里不赘述。重要的是，电影毫不避讳地指向了“中国人用不上平价救命药”这一症结，让观众看到了国产电影的希望——像韩国电影凭借《熔炉》那样，改写法律、改变历史走向。
其实，天价药的问题、医药商唯利是图的问题、医疗系统和医药公司官商勾结的问题，我们的国产剧不是没有拍过。这两年最火的医疗剧《外科风云》，刘奕君饰演的胸外科主任就和某医药公司代表勾结，给病人用昂贵的药品和器械;白百何演的胸外科医生陆晨曦，前男友因为当医生钱少事多，转而去了高收入的医药公司。
道貌岸然的医药代表 图片来源：《我不是药神》剧照
但是，电视剧里，这些问题都是小打小闹，甚至沦为感情戏的陪衬。只有《我不是药神》，专注地、细腻地讲述了天价药带给病人的是怎样的死亡威胁。也大胆刻画了完全沦为资本牟利工具的药品专利方的丑陋嘴脸——衣冠楚楚的医药代表面对白血病人一脸冷漠，在电视节目中高呼保护药品专利，却对普通家庭难以承受天价药的现实避而不谈。
“医药专利”：要钱还是要命？
也正是这部电影，让“药品专利”得到了最为密集的一次科普和讨论。这个词并不经常出现在大众视野，受关注程度远不如经常打专利权官司的苹果、三星的IT专利。这大概由于，需要救命药的人或许只是十万分之一，智能手机却几乎人手一个的关系。
当然，这种对比显然过于粗暴。实际上，性质的悬殊，使得两种专利权根本不该同日而语。但将二者放在同一商品逻辑下讨论的却不在少数。今天大多数人对于廉价仿制药的攻击，也不是出于对药效的担忧，而是对所谓“专利权”的迷信。
有人举例：假设有一家生产商，可以无视专利法，完全仿制了iPhone，那么它即使只以300美元来销售，仍然能够赚钱。而苹果却无法再卖出足够多的iPhone，也就是它会赔钱，换句话说，它的研发就白做了。长此以往，就不会再有任何公司(或个人)愿意投入资源去做研发，而相关的科技的进步速度就会大幅减慢，甚至停滞。药品的研发也是同理。
然而，是否拥有智能手机，不会影响人的生命。但是药品不一样，我们真的可以把救命的药物视为商品吗？又有谁会愿意成为抗癌药的消费者呢？当我们把医疗用品放在商品经济的逻辑下去考量时，会发现非常荒谬。药品的研发、生产、销售，都应该是一个良性发展的医疗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即便不能完全公益化，也不应纯粹以营利为驱动力。
瑞士格列卫在印度高等法院发起专利保护时印度百姓在法庭外抗议
再往前说一步，医药的研发、专利权的购买，怎么就不能完全公益化呢?造高铁、造航母、造核武器的时候，听说过费用不够的问题吗?国外的专家，不管身价几个亿，能挖过来从不手软，怎么到了救命的问题上，就不行了呢?
影片没有明示的原因有二。
一来，我国对专利权的态度向来极其保守，导致我们不能强制开放仿制药，这是“陆勇案”的根源。
二来，我们医疗体系的发展方向仍在向欧美看齐，把国家层面的研发力量资金、人才限制了，转而将研发新药的任务市场化，丢给医药公司，这也是我们不得不走上了和电影中“吃人血馒头”的瑞士医药公司一样的道路——高投入研发、申请专利、定高价药品回本。另一方面，完全商品化之后的药品必然需要营销，又增加了一笔和药效无关的成本。最终，高昂的广告、宣传费用最终还是病患去承担。
这条路或许一开始就错了。
重新审视医药行业的“专利权”
在医疗这个救人生命的领域，放纵市场化，带来的不是效率和创新，而是混乱和阶层分化。当下，“格列卫”有合法仿制药了，但我们依然会不断地在不同疾病的“救命药”上遇到相似困境。
在这里我们需要重新审视“专利权”，特别是医药行业的“专利权”。
有人说，救命药定价高昂，想要赚钱只是原因之一，公司在前期的大规模研发投入成本需要回流也是非常重要的，仿制药只看药品本身的成本，忽视了科学家要研发过程中的投入，因此保护药品专利权，就是捍卫科学的尊严。
那么我们需要认清两点：
一是，很多专利权保护措施最大获利者并不是研发人员，而是控制整个生产的企业主。
公司掌握着技术研发的生产资料，就自然默认研发成果都是他们的。为研发做出贡献的人往往只能得到资本分红，这个过程中企业资本占主导位置，科学家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前几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蓝光之父”中村修二就曾表示，即使取得了重大的科学成就，却长期被公司看做工具式的科技人员，发明专利权为公司所有，自己只拿到两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141元)的奖金。在这样背景下的社会文化追寻的不会是科学精神而是商业精神，企业家精神;
二是，研发过程中对专利的抢注，容易导致科研团队内部的不团结。
一项成果的问世需要数十甚至数百位技术工作者的努力，然而拿到专利的只有一个人或一个公司(而常常这个公司就是个人独资的)，其他所有人工作都被忽视了。这常常导致一些人隐藏最新成果，不与同事交流，自己钻研想着投机抢注，相较于共同研究，这样工作的效率极低。
因此，“专利权”垒起来的高墙，不仅将本该是技术受益者的社会平民拦截在外，只能用金钱搭建天梯才能翻越，也并不尊重技术研发人员，也不利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专利权”就是知识的私有化与资本化。
《我不是药神》把问题尖锐地摆在了面前，怎么去攻克?电影里的出路是今天比较主流的声音，将矛盾聚焦于“保护创新与贫穷者的生存”——一方面，对仿制药还是持有模糊暧昧的态度，为的是坚持保护专利权;另一方面，用“纳入医保”的方式，国家为患者买单，用“二次分配”实现平衡。
但这是不够的。
医药产业的私有化，将从研发到销售的全过程外包给市场，就注定了医药的牟利性质，救命药也成了摇钱树;注定了在救死扶伤这个问题上不可能实现平等;注定了，正如电影所说的“世界上只有一种病，就是穷病。”
既然保障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责任，那么研发治病救人的药物，并保证有需要的人都能使用，也应该是国家需要担负的。打破“专利权”，并不是盗版合法化，而是研发普世化、社会化。
而这一点上，我们早就有成功的实践：虽然诺贝尔奖只颁给了屠呦呦一人，但青蒿素的研发与推广是举国家之力，号召数百人的团队研发出的成果，它没有确定的专利权，因此免费向所有患者提供。廉价的青蒿素在非洲救了无数平民的命，在这个技术面前，人与人真正实现了平等;
屠呦呦和青蒿素
同一时期的成果还有人工合成牛胰岛素技术，当时国家决议开发这一技术主要就是为了降低药品价格，让老百姓看得起病。这个技术最终实现了其开发初衷，用廉价药品救了无数人的性命，在医药学方面的推动力早已可取得诺奖，却最终因为是集体智慧和奋斗的成果，找不到一个合适领奖的人与诺奖失之交臂，更别提申请专利赚钱了——但在治病救人面前，那一点牟利，那一个诺奖又算得了什么呢?
翻翻历史才想起来，原来医学发展是为了治病救人，不少人都快忘了吧……
“这世上只有一种病，穷病” 图片来源：《我不是药神》剧照
Tips:我国的药品专利权和“正版仿制药”
我国在专利强制许可(简单说就是在有需要的时候，不管正版药品专利保护是否到期都开放仿制)的制度上，规定的适用条件甚至比欧盟的立法还要严苛。再加上药品专利强制许可本身的双刃剑的特性，使得《专利法》实施三十年来，我国从来没有启动过强制许可的机制。
不过今年4月份，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改革完善仿制药供应保障及使用政策的意见》，首次提出了“明确药品专利实施强制许可路径”，被视为可能激活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或许今后只要是病人群体紧急需要的专利药品，不用再像“格列卫”一样，直到其在我国的专利保护期到期，才模仿原研药生产出仿制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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