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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胡适红学”的奇异风景线 ——评张庆善答问《红楼梦》后四十回作者

欧阳健 · 2018-07-20 · 来源: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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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新红学”与1919年的五四运动牵扯一起,就是人为拔高“新红学”。将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尼采哲学、进化论和实用主义一道装进“民主主义的新文学”的篮子,统统算是“新的思想”,“新的学说”,未免不伦不类。

 “后胡适红学”的奇异风景线

——张庆善答问《红楼梦》后四十回作者 

欧阳健 

胡适“新红学”,是已历百年的老店。研究《红楼梦》的人,都感受到形势的变迁;连最忠于“胡适红学”的人,也不能靠重复老话过活了,因为历史已迈入“后胡适红学”时期。张庆善先生中国艺术报》2018411日答问红楼梦后四十回作者为何变为“无名氏”?》《光明日报》2018年7月10日答问红楼梦后四十回作者是谁》耐人寻味,称得上是“后胡适红学”的奇异风景线。 

 

中国艺术报》的报道说:《红楼梦》后四十回续书作者问题不是“新闻”,实实在在是“旧闻”是讲得非常到位的因为早在2008年《红楼梦》新校本第三次修订出版时,署名就由“曹雪芹、高鹗著”改为“曹雪芹著,无名氏续,程伟元、高鹗整理”了主持其事者,正是当时的红坛领袖冯其庸

冯其庸为什么要作这样的改动?《文艺报》2014年1月24日赵建忠的专访《老骥伏枥壮心不已----访文化学者冯其庸》在回答《红楼梦》著作权问题上已不再坚持高鹗续书说而仅仅承认他参与了这部著作的整理即编辑性质的工作,这是否意味着您的观点发生了变化时,冯其庸是这样说的 

说《红楼梦》是由程伟元、高鹗共同整理后出版的,有文献依据,这就是乾隆五十六年印行的“程甲本”上他们二人的序言,后来胡适发表《红楼梦考证》,不相信序言,认定高鹗为《红楼梦》后四十回作者,这个结论影响了红学界数十年,我主持的新校本初版也受到这种习惯势力的影响。当时就有学人质疑,其后不少红学研究者重新审视胡适当年立论的内证、外证,发现根据并不很充分,首先我们认为程高序言是可信的,其次对程伟元、高鹗的研究进展很大,纠缪拓新,再者,从时间上看,数月之内续成四十回大书殊不可能。因而三版时改为曹著、程高整理。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把《红楼梦》后四十回的“著作权”也归曹雪芹,新校注本同时也标明了系“无名氏续”,高鹗续书只是一种可能,这样改动留下了继续探讨的空间,较原来更为客观稳妥。 

被誉为新时期红学的定海神针,新时期红学的灵魂人物”(《红楼奥义隐千寻——纪念红学大家冯其庸先生》,《文艺报2017年3月3日),冯其庸以为已经将问题说清楚了。无奈广大读者不买账,署名变化引起争议仍在持续热烧冯其庸虽已驾鹤西去,但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红楼梦》(珍藏版)仍然面临着市场的挑战。《光明日报》形容道:扉页上作者署名(前八十回)曹雪芹著,(后四十回)无名氏续,程伟元、高鹗整理一项,刹那间被细心的读者捕捉到一点点变化。”就是这种挑战的真切写照。严酷的形势,迫使出版社需要寻找权威发言人加以澄清。身为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红楼梦学刊》主编张庆善便作为最佳人选被推到了前台。

张庆善既不是《红楼梦》校订组成员(《风雨平生冯其庸口述自传》230页,讲到《红楼梦》校订组颇有点惜墨如金,仅说“从外地调来的七八个同志都被调回去了,就剩我和吕启祥、林冠夫、陶建基四个人了”,内中显然没有张庆善),大约也没有参与将续写者高鹗变成“无名氏”的拍板,只因被冯其庸选为接班人,只好勉为其难来条分缕析,对署名变化做出详细解读”了。

张庆善条分缕析勉为其难是因为他是有自己的观点(或者说看法)的。这就是其实《红楼梦》是写完了。”他的根据有二: 

一是从创作规律而言,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批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历时十年之久,不可能只写出前八十回就不再往下写了,翻来覆去只修改前八十回,这不符合创作规律。

二是根据现有的大量脂砚斋批语,已经透露出八十回以后的情节,曹雪芹的亲友脂砚斋、畸笏叟都已经看到了这些稿子。 

第一条用创作规律”,虽然有些牵强,却说得不无道理。不仅十年翻来覆去只修改前八十回,不符合创作规律而且书中纂成目录,分出章回”的话,恰是《红楼梦》是写完了的证据。如果整部书没有写完怎么去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冯其庸和张庆善都认为“程高序言是可信的”,而程伟元是这样说的:“不佞以是书既有百廿卷之目,岂无全璧?爰为竭力搜罗,自藏书家甚至故纸堆中,无不留心,数年以来,仅积有廿馀卷。一日,偶于鼓担上得十馀卷,遂重价购之,欣然翻阅,见其前后起伏,尚属接笋,然漶漫不可收拾;乃同友人细加厘剔,截长补短,抄成全部,复为镌板,以公同好,《红楼梦》全书始至告成矣。”“百廿卷之目”的存在,表明底本就是全本;后来陆续搜罗到的残卷,不仅情节“尚属接笋”,回目亦与总目契合,证明它正是散失的部分。

第二条抬出“脂批”为护法,证明《红楼梦》是写完了就完全不合适了。假如退回去三十年,在“对脂评不加任何鉴定和研究就完全无批判的接受”的背景下,这样做也许还可原谅;而到了以脂批为圣经时代去不返的今天就大成问题了。张庆善曾奉冯其庸之命,阻挠过《还原脂砚斋》的出版,对脂砚斋受到的严峻质疑,应该是有所了解的。只是他没有认真研究过脂砚斋,不明白脂砚斋的价值,是充当胡适“书未成,而雪芹死了”的“大胆假设”的物证。如甲戌批道:“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庚辰第二十二回批道:此回未成而芹逝矣,叹叹。重点就在认定《红楼梦》为“未完”之书。但后出的庚辰本为了反衬程甲本后四十回之“谬”,有意“透露八十回以后的情节第二十一回批:“按此回之文固妙,然未见后三十回,犹不见此之妙。”四十二回批:“请看黛玉逝世后宝钗之文字,便知余言不谬矣。”炮制者自作聪明,忘记这与“书未成而雪芹死了”是矛盾的,演出了自己打自己嘴巴的闹剧。

张庆善的本意,既然是曹雪芹完成了《红楼梦》的全部写作但还要硬着头皮回答后四十回作者为何变为“无名氏”反映了作为“遗嘱执行人”的彷徨与无奈。他没有冯其庸泰斗般的豪情,也没有冯其庸巨擘般的霸凌。既不敢说曹雪芹完成了《红楼梦》,续书云云完全是扯蛋;更不敢说将被苏雪林说“别字连篇”“文理蹇涩”,周策纵说成“不通”“累赘”“大煞风景”的庚辰本,加上程甲本后四十回拼凑起来的通行本是糟蹋了《红楼梦》这倒不是怕冯其庸从坟墓中跳出来,而是背后有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集团利益在。

冯其庸如果尚在,这种文章根本就不必写;即便要写,也不会写成这样的状态。可怜的张庆善在被绑架的情势下答问,又不能简单地重复冯其庸的老话,只能在基本写完”上做文章了:“张庆善说,其实《红楼梦》是写完了,但没有最后修改完,而且八十回以后的稿子又丢掉了,因而留下后四十回续书问题。吞吞吐吐,敷衍塞责。

张庆善是这样来反驳“高鹗续书说”的高鹗只是整理者之一,到目前为止所有关于高鹗续写后四十回的根据都不成立,而且在程伟元、高鹗刊刻程甲本以前,就有《红楼梦》一百二十回抄本存在,高鹗也没有时间去写。既然看出高鹗“数月之内续成四十回大书殊不可能”,那这重大任务又怎么由“无名氏”完成呢?我们也以创作规律来分析分析。

《红楼梦》八十回本流传之时,读者当然都渴望读到后四十回,他们的心理趋向,就是程伟元所说是书既有百廿卷之目,岂无全璧?于是竭力搜罗,自藏书家甚至故纸堆中无不留心唯独这位“无名氏”,早已断定后四十回绝无找到的可能,便自己动手来续写了。于是问题来了:如果这位“无名氏”在得知程伟元刊刻《红楼梦》之前,就已经开始续写,他怎么敢保证自己所续定会与前八十回合璧刊行传世?如果是在得知程伟元刊刻《红楼梦》之后,“遂有闻故生心思谋利者伪续四十回,同原八十回抄成一部,用以绐人”(借用《枣窗闲笔》语),时间怎么来得及?况且,他又是如何通过“鼓担”,将稿子送到程伟元手中的呢?

从学理上讲,否定了先验的“高鹗续书说”唯一的抉择是承认《红楼梦》是写完了,一百二十回《红楼梦》是出自同一作者的统一体。冯其庸明明意识到错了,却咬紧牙关不认帐。不情愿承认全本《红楼梦》统出于曹雪芹之手,目的是为了坚守“庚辰本”是曹雪芹生前的最后一个改定本,是最接近作者亲笔手稿的完整的本子的谬见这与张庆善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何必站出来为之死抗到底呢?

人民文学出版社听信冯其庸的主意,不再把高鹗列为作者,作者是曹雪芹和无名氏,尤为荒唐无稽。须知“无名氏”不是古代词汇,更不是版本用语。以版本学论,古籍不知作者为谁,一般说法是“佚名”(如唐诗《金缕衣》)。佚名者,不是没有姓名的人(“无名氏”),而是在书中没有署名,或姓名无法查寻而已。张庆善信誓旦旦地说,人民文学出版社《红楼梦》新校本署名改为“曹雪芹著,无名氏续,程伟元、高鹗整理”,是一种实事求是的学术态度,是对学术的尊重与对读者的负责,是力争恢复历史真面貌,是为程伟元、高鹗正名,这是多年来红学界关于后四十回续书作者问题研究成果的客观反映不过是替冯其庸的可笑行径背书,替《红楼梦》新校本允诺保证,借以提高其诚信度而已。 

 

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红楼梦》(珍藏版),作者署名“(前八十回)曹雪芹著,(后四十回)无名氏续,程伟元、高鹗整理”,细心的读者捕捉到一点点变化仅止于“无名氏而他们所关注的,亦仅止“《红楼梦》后四十回作者到底是谁”无论问者答者,对于曹雪芹著”,显然都以为是理所当然,毫无疑义的。

唯独2017年11月首届非主流红学论坛,张风波先生的一篇《从出版通例,看〈红楼梦〉出版乱象》,提出了《红楼梦》署名的混乱现象:有署名“曹雪芹著”的,有署名“曹雪芹、高鹗著”的,署名“曹雪芹著,无名氏续,程伟元、高鹗整理”的,还有署名“曹雪芹著,程伟元、高鹗整理”的;同一家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时发行两种《红楼梦》,作者署名竟不一样(一标准书号为9787020051700,一标准书号为978702002207)。于是提出了“成书非经一人之手的图书,和作者无法考证的图书,在成为现代出版物时,如何署名”的问题。他举例说:《汉书》是由班彪、班固、班昭和马续四人完成的,中华书局出版的《汉书》,只署名班固。按照出版通例,如果确定曹雪芹是《红楼梦》主要作者,完全可以不去理会续书者是谁,整理者是谁,直接标“曹雪芹著”就可以了;如果承认《红楼梦》作者还是无法确知,还是有待考证的话,《红楼梦》的作者署名应该付之阙如。

文章尚未正式发表,故这一意见尚未引起重视。上世纪八十年代,我邀请全国十八省市百位学者,编纂了一部《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此书的《编辑说明》(后以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编纂中若干目录学问为题,刊于《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3期收进《古小说研究论》,巴蜀书社1997年5月版写道: 

关于作者,凡例规定先著录原书所题,然后写考证所得,这样做,是为了求得客观性与科学性。如《隋唐演义》,按原书著录,题剑啸阁齐东野人等原本”、长洲后进没世农夫汇编”,而不径书“褚人获撰”。因为《隋唐演义》是褚人获将剑啸阁之《隋史遗文》、齐东野人之《隋炀帝艳史》等汇编而成的,与独立创作之“撰”有着根本的不同。同时,先著录原题撰人,还可以避免可能的错误。如光绪三十四年集成图书公司刊《扬州梦》十回,作者“仙源苍园”,不少人都以为是作《九尾龟》之张春帆,实非。若径题张春帆撰,就要出错;而照原书所题著录,即使弄错,还有重新考订的馀地。凡例还规定,原书不题撰人的亦须注明,这对于弄清小说的著作权,也是很要紧的。如《西游记》,现在一般人都知道是吴承恩所作,实际上见存明刊本,都未署撰人,清刊本则题元代道士长春真人邱处机作,于此,均如实加以著录;若径书吴承恩撰,就不是科学态度。题署别号与不题撰人,虽都没有披露作者的真实姓名,但二者还是有不同的。名之与人,不过一种符号,“青心才人”、“天花藏主人”,实亦可视为作者之名,故本书一般不用“无名氏”字样,更不取“佚名”的提法。一书若无题署,就著录“不题撰人”;如因残缺卷首,难以判定有无题署,就著录“不知撰人”。作者生平事迹可考者,得尽可能准确地写明其真实姓名、生卒年代、籍贯里居,经历著述等。学术界有不同观点而尚无定论者,如《金瓶梅》作者之争,《水浒传》作者施耐庵生平之争,一般都举其大要予以客观介绍,同时适当表明撰稿人言之有据的意见。如编者与撰稿人有不同意见,但又无确实把握定论者,则一般尊重撰稿人之意见,如《五色石》、《八洞天》之作者是否为徐述夔,即其一例。对作者题署有疑问的,如《盘古至唐虞传》,题“景陵钟惺伯敬父编辑”,“古吴冯梦龙犹龙父鉴定”,《岳武穆王精忠传》题“邹元标编订”,学术界有人颇疑为假托;但如无可靠证据,本书亦照原题著录,不轻下“假托”、“作伪”之断语。有些跨清末民初两个时代的作者,则着重介绍在清代的经历。如撰《黑天国》之“三爱”,经考证,即系著名的陈独秀,本书只介绍其于清季的文学活动,而截止于其后之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馀皆省略。同一作者撰有数书的,作者在最先出现的条目中介绍,后皆从略。由于同一作者所撰各书之条目,可能分出数人之手,或取或删,唯以先后为准。 

按照版本学通例,确认一部书的作者,主要依据正书首页首行(版本术语称“卷端”)的题署所有未经整理的《红楼梦》版本,包括刊刻本和手抄本,卷端一律不题撰人姓名如严格地按通例执行,《红楼梦》的作者署名,确实就应该付之阙如。古籍中的序跋,也包含有关信息,是判断作者的有效材料。但《红楼梦》所有版本,包括刊刻本和手抄本,所有无一指明作者的名字,唯一例外是程甲本《红楼梦》程伟元的序:“作者相传不一,究未知出自何人,唯书内记雪芹曹先生删改数过”程伟元的话,不知被多少人引用过,但大家只注意到唯书内记雪芹曹先生删改数过”几个字,却忽略了“作者相传不一”另外几个字,而恰恰是最重要、最关键的。

程伟元的序作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在那个历史坐标上,他所听到的关于《红楼梦》作者的信息,是相传不一”。“不一不止一个也;恐怕也不止两个,至少在三五个以上。但肯定地,雪芹曹先生不在其内。道理很简单:如果作者相传”之,就有曹雪芹再印证以书内记雪芹曹先生删改数过”,程伟元就可作出曹雪芹是《红楼梦》作者的结论,这个悬案就不必由后人来破解了。所以,作者相传不一”,就意味着在乾隆五十六年,人们不认为《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同时也意味着《红楼梦》作者探寻多元性

有人也许会问《红楼梦》不是明写着“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的话吗?但书中不是又明确地说“将真事隐去”、“满纸荒唐言”吗?“曹雪芹悼红轩”,焉知不是“荒唐言”的组成部分呢?

——当然,在新的《红楼梦》出版物上,标以“不题撰人”,或将署名付之阙如,读者可能会不习惯。可行处理的方案是:既然已经习惯说曹雪芹是《红楼梦》作者那就将其视为笔名可也。我和曲沐、陈年希、金钟泠校注的花城版《红楼梦》“曹雪芹著”,而且装订成上下两册,至今不悔;如果再版,也不会改换。

当然,我们认可曹雪芹是《红楼梦》作者并不意味赞同他名霑,字梦阮,号芹溪,康熙年间任江宁织造的曹寅的孙子。我们提倡《红楼梦》作者探索的“异质思维”,是因为多一种说法多一种可能,为研究提供多向度、多层面的思维总是好的 

 

中国艺术报》还披露了张庆善的另一个身份——《红楼梦大辞典》主编。《红楼梦大辞典》原由冯其庸、李希凡主编,1991年文化艺术出版社初版,2010年文化艺术出版社增订本。其后,又酝酿重新修订,甚至引发了《红楼梦》研究所内的风波,将原所长逐出红学队伍,确定由张庆善担任主编,人们自会寄以厚望。

如何提高《红楼梦大辞典》修订的质量?窃以为关键不在增加多少词条,而在站在什么立场。换句话说,是站在胡适红学”的立场,还是站在“后胡适红学”的立场,才是最最紧要的。

《红楼梦大辞典》虽由冯其庸、李希凡主编,但决策者是冯其庸,李希凡只是配角。1991年起步,正是“胡适红学”登峰造极时期,对其顶礼膜拜,是极其自然的事。且看2010年增订本新红学”条的定义: 

1919年的五四运动,批判了封建主义的旧文学,开创了民主主义的新文学。当时文化阵营中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尼采哲学、进化论和实用主义等都得到广泛宣传,新的思想,新的学说,带来了学术观点的新变化。胡适留学美国时的老师是实用主义哲学大师杜威,所以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突出宣传实用主义,并运用它进行文学和历史研究。《红楼梦考证》是他的文学研究方面的一项重要成果。他利用搜集到的曹雪芹的家世生平史料,经过考证,得出了《红楼梦》是曹雪芹“自叙传”的结论。人们称从他开始的红学为“新红学”。后来,俞平伯也被《红楼梦考证》所吸引,与顾颉刚一起用通信方式讨论《红楼梦》,在此基础上,写成《红楼梦辨》一书,从观点到方法,与《红楼梦考证》一脉相承,而更为丰富完备,都成为新红学的奠基性著作。在红学史上,新红学派不可磨灭的功绩有:一、破除了人们对旧红学的迷信,使红学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二、有意识地对作者的家世、生平和交游作了考证,为更好地研究《红楼梦》的作者和小说本身打下了基础;三、肯定前80回为曹雪芹原著,后40回为高鹗所补;四、根据脂评和其他材料,校勘出前80回的残缺情形,探索出80回以后的情节线索,使研究者的眼光更加开阔,等等。新红学派的缺陷也是明显的,如他们把小说与“自传”等同;把贾家与曹家,贾宝玉与曹雪芹机械地类比,把具有广阔生活领域的红学,搞成曹家一家的家事,降低了《红楼梦》的社会意义和美学价值。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版,第473-474页) 

“新红学”1919年的五四运动牵扯一起,就是人为拔高“新红学”。将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尼采哲学、进化论和实用主义一道装进民主主义的新文学”的篮子统统算是新的思想”,“新的学说”,未免不伦不类。站在“后胡适红学”的立场,应该与时俱进。应知用那么少的文字,根本说不清五四运动的复杂内涵,说不清“新红学”的历史定位,不如索性删除,只要提一下胡适研究《红楼梦》是为了宣传实用主义就够了。

“新红学”的核心归结为《红楼梦》是曹雪芹“自叙传”是不错的。但对新红学派的评价,用不可磨灭来形容,就有点过了。所谓四条功绩前两条破除了人们对旧红学的迷信,使红学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有意识地对作者的家世、生平和交游作了考证,为更好地研究《红楼梦》的作者和小说本身打下了基础”,稍作斟酌尚可保留后两条肯定前80回为曹雪芹原著,后40回为高鹗所补根据脂评和其他材料,校勘出前80回的残缺情形,探索出80回以后的情节线索,使研究者的眼光更加开阔则肯定是站不住脚的,应该指出其谬误才是

至于难得指出新红学派的缺陷,如把小说与“自传”等同把贾家与曹家,贾宝玉与曹雪芹机械地类比,把具有广阔生活领域的红学,搞成曹家一家的家事,降低了《红楼梦》的社会意义和美学价值等等,则不妨予以保留。此是题外的话,仅供参考。 

“嚼过三遍的是甘蔗渣”,“不吃别人啃过的馍”,是为文者追求的境界。红楼梦后四十回作者是谁》,竭力展现独立思考的科学精神,实事求是的坦荡态度,其实都是重复前人说过的话。但张庆善还是要说,因为媒体记者追在后面,因为出版利益集团追在后面,迫使他不得不讲些连自己都不信的套话。然而,它又来得正是时候它标志着“后胡适红学”的降临,标志着任由“胡适红学”兴风作雨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 

                            2018年7月19日于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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