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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沦陷区文艺研究的方法问题——以杜赞奇的“满洲国”想象为中心

张泉 · 2018-08-04 · 来源:《探索与争鸣》2017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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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日本统治区,是帝国主义列强发动瓜分世界的侵略战争的产物。研究中国沦陷区的文学与艺术,如果将其置于世界范围内的殖民/反殖民的框架之中,或许可以更为准确地复现独具中国特色的被殖民地区的文学历史。

  杜赞奇的理论谱系及变体

  印度裔美国学者杜赞奇的中国现代史研究受到广泛关注,已有两部著作被译成中文(1),还有一部中英文对照自选文集《杜赞奇读本》(2)。不过,他的《主权与本真性:满洲国与东亚式现代》(3),一部使用后殖民“民族国家”理论来重新界定“满洲国”(4)的专著,“运用他一贯高深的理论体系,在书中建构了‘满洲国’追求主权的方式:建构‘满洲国’独有的文化领域的‘本真性’,以及这种文化本真性所显示的东亚式现代性,表现了作者别具一格的‘满洲史’研究视角和理论追求”[1]。但它一直未能实质性地介人中国满洲国研究的学术视阈,仅有少数评论对其给予有保留的抽象肯定。对此,杜赞奇本人也颇感不解(5)。

  《主权与本真性:满洲国与东亚式现代》一书强调国家在时间和空间中的变化,将满洲国置于满洲、东亚、全球民族国家体系三个层面上加以重新阐释,意在通过跨学科方法来解构东亚区域研究。不过,由于预设研究模式的失误,该书“精心打造的创意”未能实现揭示伪满历史真相的的预期。

  杜赞奇“民族国家”概念的学科理论背景,一是源于欧洲的现代民族史研究的流变,一是西方中国学中的现代史研究的当代转型。

  欧洲学院体制的职业化民族(国家)史研究,萌发于18世纪后半叶,即前现代向现代的转折期。此时,民族、民族国家的整合变化开始加速。在这个进程中,欧洲的专业历史研究也成为“民族叙述”发展的重要因素。19世纪欧洲的民族历史编纂理论,侧重从语言、历史和文化方面论证各个民族自身的特殊性。在1850年至1950年间,占主导地位的,是刻意排除或淡化宗教、阶级和种族等因素的干扰,编纂旨在维护民族统一性叙述的民族史。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刚刚成为历史的野蛮的军事占领和残酷的大屠杀,深刻地影响了欧洲各国的民族史书写。二战后,广大殖民地以及被新兴法西斯主义国家占领几年到几十年不等的国家和地区,出现民族要独立、国家要解放的滚滚洪流,根本改变了现代世界格局。进人后殖民时期以后,西方后现代史学兴起。新史学的代表著作反观与战后民族和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紧密相连的民族主义,对两者的关系加以重新界定。盖尔纳提出:“民族主义造就了民族,而不是民族造就了民族主义。”(6)安德森把民族看作“想象的政治共同体一并且,它是被想象成为本质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inherentlylimitedandsovereign)”(7)。两人的观点对中国现代史研究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后者。

  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一书以印度尼西亚为坐标系,探讨二战之后的现代民族国家兴起的源头、形成和发展的诸问题。安德森提出,民族、民族属性和民族主义,是“现代”想象以及政治与文化建构的产物,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的人造物”。具体到殖民地民族主义,他认为,殖民地官方民族主义的源头并非19世纪欧洲王朝国家,而是殖民地政府对殖民地的想象。这种侧重想象的构建历史叙事的方式,以预设的理论为主导,大量使用非客体的抽样文献,不重视系统的地理疆域、行政机制以及政治、经济、军事制约等史实依据。这样,如果用“想象的共同体”方法实际撰写民族国家通史时,就会带来许多问题:想象的整齐划一、突出建构、忽略丰富性、缺乏完整性,因而难以成就脉络清楚的信史。

  作为美国中国现代史学科中更为激进的后现代学者,杜赞奇一方面赞同盖尔纳和安德森的“关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再生产的观点”[2],一方面又质疑其将民族与历史分割的趋向,更为突出人为建构在民族、民族主义的产生和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杜赞奇的另一个民族国家史研究的欧美学术背景,是在战后的冷战时期迅速崛起、在后殖民时期发生转型的西方中国学。

  具体到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学科。20世纪80年代,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8)把美国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法概括为四种趋向:冲击/回应;传统/现代;帝国主义;以及从1970年代开始逐渐成型的以中国为中心的方法。柯文赞同“中国中心观”方法,即,在考察外部影响因素的同时,承认并更看重中国内部所发生的自身变化的意义。这是对欧洲中心论和革命史范式的反拨。

  柯文采用的是注重“空间切割”的还原法即现代科学分析法,实际上是在“以一种方法论上的现代性来消解现实历史中的现代性”。杜赞奇为进一步完善“中国中心观”方法,将中国现代史研究的重心从“文化”和“传统”转向历史,突出时间维度,把“过去”与“现在”统合在共时的层面上,形成“复线历史”。杜赞奇的“复线历史”建构产生了新的问题:他“通过‘复原’众多的替代性叙述结构来质疑启蒙历史叙述结构之合法性”,实际上是在用“一种复数形式的断裂……来反对单一的线性形式的断裂”。此外,杜赞奇比柯文更重视外因,更多地把帝国主义侵略对近代中国史的影响置于考查范围之内。但由于杜赞奇“过于强调社会达尔文主义与民族国家的联系,把后者等同于殖民霸权”,客观上致使其理论批判的对象从宗主国转向殖民地(半殖民),即“内化为对这些后起的民族国家的批评……殖民帝国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对立不过是现代化的国家政权建设与拒绝其渗透、抵制其霸权的一切本土的‘他者’之对立的另一种影像而已。现代化霸权以及‘伴随现代政体而来的压制、僵化和破坏性的一面’远比殖民霸权更值得注意”[3]。这样的理论构架所存在的偏颇,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在对一些个案作总体判断时,难以避免有悖于宏大历史叙事的失真和失误。他的《主权与本真性:满洲国与东亚现代》就是一例。

  “本真性”方法及个案研究存在的问题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帝国主义、民族主义、东西方文化交汇冲突的形式和内涵发生变化。杜赞奇以此为背景,探讨满洲国如何通过建构显现出东亚式现代性的所谓的“文化本真性”,既达成了满洲国的国家主权诉求,又解构了中国民族国家的“线性历史”。反过来,借助满洲国建立主权民族国家的诉求过程个案,杜赞奇进一步印证他的民族国家建构理论,以及他所强调的“复线历史”在民族国家建构中的作用。因此,尽管该书确认东北是中国的领土、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实施了侵略,但是在他的论证推进的过程之中,无论是繁复玄幻的术语设定,还是以偏概全的抽样个案,都将满洲国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来处理(9)。也就是说,抽象地承认满洲国被占领的地位,但建构的过程和结果均对满洲国的殖民地性质加以具体的否定,从而彻底消解了满洲国是日本卵翼下的傀儡政权这样一个基本事实。需要申明的是,是否接受这一历史判定,与中国目前的强盛与否无关:中国现在已经昂首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一回事;85年前被殖民的历史事实以及当下历史研究的宗旨不能随意主观构建,是另一回事。两者无法混为一谈(10)。

  细加探究,本真性(Authenticity)是杜赞奇的满洲国阐释的一个关键词。按照该书的论述,本真性就是每一个民族都认为自己所特有的性状,它蕴藏在民众的心理和文化实践之中,可以从在地原住民的现场言说以及事后的追忆中获得。这样,作为个人叙事样式的文学作品、口述史等主观的知识遗存,特别是其发生和接受过程所具有的象征意义,以及与权力互动、博弈的运行方式等,对于复现历史真实具有重要意义。这与当前流行的研究新趋向没有太大的区别。该书的问题在于把满洲国的历史界定为“呈现出一个把全球话语转换成民族或文明本真性的话语的空间”[4],在这个空间中,日本帝国主义营建出“本真性”象征要素,借此逐步使占领区原住民对满洲国形成国家认同。该书的重点是确认日本控制下的满洲国的主权诉求“在多大程度上是来自其声称代表的地域和人民的文化本真性”的[5]。

  利用占领区的物质和精神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