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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沦陷区文艺研究的方法问题——以杜赞奇的“满洲国”想象为中心

张泉 · 2018-08-04 · 来源:《探索与争鸣》2017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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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日本统治区,是帝国主义列强发动瓜分世界的侵略战争的产物。研究中国沦陷区的文学与艺术,如果将其置于世界范围内的殖民/反殖民的框架之中,或许可以更为准确地复现独具中国特色的被殖民地区的文学历史。

  杜赞奇的理论谱系及变体

  印度裔美国学者杜赞奇的中国现代史研究受到广泛关注,已有两部著作被译成中文(1),还有一部中英文对照自选文集《杜赞奇读本》(2)。不过,他的《主权与本真性:满洲国与东亚式现代》(3),一部使用后殖民“民族国家”理论来重新界定“满洲国”(4)的专著,“运用他一贯高深的理论体系,在书中建构了‘满洲国’追求主权的方式:建构‘满洲国’独有的文化领域的‘本真性’,以及这种文化本真性所显示的东亚式现代性,表现了作者别具一格的‘满洲史’研究视角和理论追求”[1]。但它一直未能实质性地介人中国满洲国研究的学术视阈,仅有少数评论对其给予有保留的抽象肯定。对此,杜赞奇本人也颇感不解(5)。

  《主权与本真性:满洲国与东亚式现代》一书强调国家在时间和空间中的变化,将满洲国置于满洲、东亚、全球民族国家体系三个层面上加以重新阐释,意在通过跨学科方法来解构东亚区域研究。不过,由于预设研究模式的失误,该书“精心打造的创意”未能实现揭示伪满历史真相的的预期。

  杜赞奇“民族国家”概念的学科理论背景,一是源于欧洲的现代民族史研究的流变,一是西方中国学中的现代史研究的当代转型。

  欧洲学院体制的职业化民族(国家)史研究,萌发于18世纪后半叶,即前现代向现代的转折期。此时,民族、民族国家的整合变化开始加速。在这个进程中,欧洲的专业历史研究也成为“民族叙述”发展的重要因素。19世纪欧洲的民族历史编纂理论,侧重从语言、历史和文化方面论证各个民族自身的特殊性。在1850年至1950年间,占主导地位的,是刻意排除或淡化宗教、阶级和种族等因素的干扰,编纂旨在维护民族统一性叙述的民族史。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刚刚成为历史的野蛮的军事占领和残酷的大屠杀,深刻地影响了欧洲各国的民族史书写。二战后,广大殖民地以及被新兴法西斯主义国家占领几年到几十年不等的国家和地区,出现民族要独立、国家要解放的滚滚洪流,根本改变了现代世界格局。进人后殖民时期以后,西方后现代史学兴起。新史学的代表著作反观与战后民族和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紧密相连的民族主义,对两者的关系加以重新界定。盖尔纳提出:“民族主义造就了民族,而不是民族造就了民族主义。”(6)安德森把民族看作“想象的政治共同体一并且,它是被想象成为本质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inherentlylimitedandsovereign)”(7)。两人的观点对中国现代史研究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后者。

  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一书以印度尼西亚为坐标系,探讨二战之后的现代民族国家兴起的源头、形成和发展的诸问题。安德森提出,民族、民族属性和民族主义,是“现代”想象以及政治与文化建构的产物,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的人造物”。具体到殖民地民族主义,他认为,殖民地官方民族主义的源头并非19世纪欧洲王朝国家,而是殖民地政府对殖民地的想象。这种侧重想象的构建历史叙事的方式,以预设的理论为主导,大量使用非客体的抽样文献,不重视系统的地理疆域、行政机制以及政治、经济、军事制约等史实依据。这样,如果用“想象的共同体”方法实际撰写民族国家通史时,就会带来许多问题:想象的整齐划一、突出建构、忽略丰富性、缺乏完整性,因而难以成就脉络清楚的信史。

  作为美国中国现代史学科中更为激进的后现代学者,杜赞奇一方面赞同盖尔纳和安德森的“关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再生产的观点”[2],一方面又质疑其将民族与历史分割的趋向,更为突出人为建构在民族、民族主义的产生和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杜赞奇的另一个民族国家史研究的欧美学术背景,是在战后的冷战时期迅速崛起、在后殖民时期发生转型的西方中国学。

  具体到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学科。20世纪80年代,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8)把美国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法概括为四种趋向:冲击/回应;传统/现代;帝国主义;以及从1970年代开始逐渐成型的以中国为中心的方法。柯文赞同“中国中心观”方法,即,在考察外部影响因素的同时,承认并更看重中国内部所发生的自身变化的意义。这是对欧洲中心论和革命史范式的反拨。

  柯文采用的是注重“空间切割”的还原法即现代科学分析法,实际上是在“以一种方法论上的现代性来消解现实历史中的现代性”。杜赞奇为进一步完善“中国中心观”方法,将中国现代史研究的重心从“文化”和“传统”转向历史,突出时间维度,把“过去”与“现在”统合在共时的层面上,形成“复线历史”。杜赞奇的“复线历史”建构产生了新的问题:他“通过‘复原’众多的替代性叙述结构来质疑启蒙历史叙述结构之合法性”,实际上是在用“一种复数形式的断裂……来反对单一的线性形式的断裂”。此外,杜赞奇比柯文更重视外因,更多地把帝国主义侵略对近代中国史的影响置于考查范围之内。但由于杜赞奇“过于强调社会达尔文主义与民族国家的联系,把后者等同于殖民霸权”,客观上致使其理论批判的对象从宗主国转向殖民地(半殖民),即“内化为对这些后起的民族国家的批评……殖民帝国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对立不过是现代化的国家政权建设与拒绝其渗透、抵制其霸权的一切本土的‘他者’之对立的另一种影像而已。现代化霸权以及‘伴随现代政体而来的压制、僵化和破坏性的一面’远比殖民霸权更值得注意”[3]。这样的理论构架所存在的偏颇,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在对一些个案作总体判断时,难以避免有悖于宏大历史叙事的失真和失误。他的《主权与本真性:满洲国与东亚现代》就是一例。

  “本真性”方法及个案研究存在的问题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帝国主义、民族主义、东西方文化交汇冲突的形式和内涵发生变化。杜赞奇以此为背景,探讨满洲国如何通过建构显现出东亚式现代性的所谓的“文化本真性”,既达成了满洲国的国家主权诉求,又解构了中国民族国家的“线性历史”。反过来,借助满洲国建立主权民族国家的诉求过程个案,杜赞奇进一步印证他的民族国家建构理论,以及他所强调的“复线历史”在民族国家建构中的作用。因此,尽管该书确认东北是中国的领土、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实施了侵略,但是在他的论证推进的过程之中,无论是繁复玄幻的术语设定,还是以偏概全的抽样个案,都将满洲国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来处理(9)。也就是说,抽象地承认满洲国被占领的地位,但建构的过程和结果均对满洲国的殖民地性质加以具体的否定,从而彻底消解了满洲国是日本卵翼下的傀儡政权这样一个基本事实。需要申明的是,是否接受这一历史判定,与中国目前的强盛与否无关:中国现在已经昂首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一回事;85年前被殖民的历史事实以及当下历史研究的宗旨不能随意主观构建,是另一回事。两者无法混为一谈(10)。

  细加探究,本真性(Authenticity)是杜赞奇的满洲国阐释的一个关键词。按照该书的论述,本真性就是每一个民族都认为自己所特有的性状,它蕴藏在民众的心理和文化实践之中,可以从在地原住民的现场言说以及事后的追忆中获得。这样,作为个人叙事样式的文学作品、口述史等主观的知识遗存,特别是其发生和接受过程所具有的象征意义,以及与权力互动、博弈的运行方式等,对于复现历史真实具有重要意义。这与当前流行的研究新趋向没有太大的区别。该书的问题在于把满洲国的历史界定为“呈现出一个把全球话语转换成民族或文明本真性的话语的空间”[4],在这个空间中,日本帝国主义营建出“本真性”象征要素,借此逐步使占领区原住民对满洲国形成国家认同。该书的重点是确认日本控制下的满洲国的主权诉求“在多大程度上是来自其声称代表的地域和人民的文化本真性”的[5]。

  利用占领区的物质和精神资源为殖民服务,是所有宗主国在殖民地施政的战略和策略,且多以拯救处在水深火热中的在地民众作为标榜,特别是东亚、亚洲语境中的日式东方殖民主义。中国东北是多民族聚居区,日本武装占领后所实施的具有民族同化意图的大规模的移民,进一步加剧了在地民族、民族语言、民族文化冲突与融合的复杂性,不存在一个“地域和人民”都认可的自己特有的民族“本真性”。“本真性”概念云遮雾绕,但无法遮蔽该书存在着的一系列难以修补的现实问题。

  第一,夸大了帝国主义殖民方式和殖民形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与之后的差别。一战之后日本后来居上的对外扩展,同样是世界殖民史上的体制殖民期帝国主义式的开疆拓土的杀戮和“赤裸裸的侵略”,并非以弱势(日本在中国的占领区)代言人(日本帝国)的身份实施隐晦的剥削,而是明火执仗的掠夺(11)。日式东方殖民主义的“反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仍然是帝国主义,只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与老牌帝国主义的关系逐步从殖民利益均沾转化为歇斯底里式的独霸。

  第二,满洲国的军事、政治、经济、民族构成以及政权结构、文化统制等,是判断满洲国政权性质的刚性要素,而杜赞奇把这些放在了被忽略的位置之上。

  第三,由此,有关“本真性”的举证转向满洲国的文化、民俗、社会个案。比如,作为民间会社的个别宗教闭体,规训妇道的政府家庭计划、宣教活动,日本学界关于日本人与东北少数民族鄂伦春人在人种学上同源同族的研究,从而能够借此宣示有义务对其加以保护(边疆问题),保有本真性文明状态的东北农村描述“腹地”问题)。仅依据这四种个案,不足以支撑起把满洲国建构成一个民族国家的“本真性”的重大使命。

  第四,杜赞奇设定,在建构事关中日的“东北”地理空间结构的过程中,认同和情感因素起了重要的作用。为此,他选取山丁的乡土题材长篇小说《绿色的谷》(12),用整章的篇幅对小说文本做了详尽的分析,对该书在战时和战后的命运做了系统的追踪,从中发掘出满洲国“本真性”的证明材料。尽管杜赞奇也试图引人日本的文化统制等文学生产的外部制约因素,但由于对满洲国文学场域的宏观面及微观面均缺乏总体把握,相关解读多有不实,也进一步暴露出“本真性”概念所存在的问题。

  杜赞奇对山丁《绿色的谷》的误读

  作为东北新文学萌芽期的代表性作家,山丁一直是日伪情报机构监视的对象。导致他流亡北京的直接原因,正是《绿色的谷》。

  小说先是在满洲国政府机关报《大同报》第一版上连载。1943年2月,《绿色的谷》单行本由新京文化社印出。在单行本的结尾处,山丁添加了一节游离于故事主体的《尾声》:“过了几天,小火车突然断了,住在下坎的铁路丁人,从南满站回来,把满洲事变的消息捎到了狼沟。”意在掩盖小说影射满洲国当下现实的初衷。在《后记》里,也出现“我夸张地描写了满洲农民对于土地的粘着性”,“我们知道支持满洲生命的是那些农民,作为兴亚之基的也是那些农民”等字样(13)。但在成书后的例行检查中,《绿色的谷》仍未获通过。新京文化社接到满洲国弘报处的处理决定:该书“有严重问题,不许出厂,不许发售,听候处理”。后经过协商,降格为“削除处分”,即将指定页码撕掉,封面加盖“削除济”红戳后,允许销售(14)。7月,日本作家大内隆雄的日文译本由奉天吐风书房出版。在日译本的《序》中,山丁添加了“绿色象征青春、健壮、活泼,并追求成熟的喜悦”之语,以虚假的歌舞升平冲淡对真实现实的关注。去掉迎合时政的语句,《绿色的谷》仍可看作中国北地的风俗画、满洲国在地民众的抗争图。在两次“受到日伪警察的搜索”之后[6],山丁委托朋友办理了“出国证”,匆忙在1943年9月30日乘夜车逃离满洲国。

  由于对山丁及满洲国文坛生态的相关背景不甚了然,导致了杜赞奇有关判断的失误。对山丁及满洲国文坛生态相关的背景隔膜,造成杜赞奇判断的失误。比如,杜赞奇说,尽管山丁参与了抗日文艺运动,“但是,民族主义并不是这部小说的主要关怀。相反,资本与社区之间的冲突才是小说的中心主题”。理由是,他在《绿色的谷》中没有找到山丁对“特定的民族的或帝国主义的资本形式”加以专门的批评,以及批评“日本资本”的内容[7]。据此,现实的日中冲突,即满洲国的殖民反殖民冲突,是次要的,可以忽略不计的。

  这要回到日本侵华战争现场。日本占领区文学场域政治的常态是,抗日(“民族主义”)表达的空间极其狭小。《绿色的谷》的写作始于1942年夏季。山丁本来的计划,是将农民的(抗日)武装斗争纳人四个家族长达半个世纪的动荡变迁史之中。小说一边写作一边在《大同报》上连载(5月1日开始)。发表两章后,山丁发现,大内隆雄的《绿色的谷》的日译本,已在日文《哈尔滨日日新闻》上连载。这对山丁的后续写作形成束缚和威胁。他只得更加隐晦。原来构想的农民武装领袖,点到为止[8]。买办背后的日本人后台南满站大陆商行的日本经理,最终没有出场。这是为什么在小说中没有直接找到“日本资本”的幕后原因。

  杜赞奇解析出《绿色的谷》中的三个地理场景:狼沟谷,南满洲铁路的车站之一南满站,以及满洲群山峡谷中的原始森林。并将它们分别视为山村、城市、原始林三个空间的代表。“这些空间中的每一个都生成或维持着一种时间关系、一种生产方式、一种生活风格和一种道德,在故事所涵盖的时间段内(大致从1914年直到1931年),这三个空间之间的平衡受到了一种即将来临的崩溃的威胁据此,杜赞奇把民族国家想象(阶级矛盾)凌驾在抗日反日(民族矛盾)之上,而没有考虑到山丁是在借古喻今,是对九一八事变之后被殖民的现况有感而发。显然,问题出在杜赞奇拘泥于作家本人的表白以及小说文本的字面意义。

  “狼沟”是《绿色的谷》虚构的场域基点,也是真实世界中实有之地。山丁在40多年以后回忆说:九•一八事变后为避难,。我在狼沟生活了半年,亲眼看到那些朴实、坚强的农民,被逼铤而走险去当‘胡子'我同情那些贫苦的农民”[10]。九•一八事变后的“胡子”大都与反抗殖民有关。在写作《绿色的谷》之前,山丁做了充分的准备,已经发表一些描写“狼沟”的作品。如散文《山沟杂记》(1933),写“九一八”战火袭来时,仍有一个像世外桃源一样的安全的山沟。《山沟》(1934)和《怀着耐苦心的人们》(1935)等,描写了农民的斗争,甚至武装斗争。可以说,《绿色的谷》是这些片断的汇总与扩展。出于种种的方便和不方便,文学作品有意篡改时间、地点是常有的事情。在非常时期,尤为多见。杜赞奇忽略了这种叙事策略,而他所构建的理论框架,又是倚重时间维度的。这样,错解就难以避免。

  即使在狭义反日的表象层面上,在《绿色的谷》中,仍有矛头直接指向满洲国殖民统治的段落:

  火车从广漠的大平原上滚进这个充满了烟雾的市街,它以怪兽一般的铁蹄,震碎了这个市街的春梦。谁都知道,使这市街繁荣的脉管,便是一年比一年更年轻更喜悦的火车,它从这里带走千万吨土地上收获的成果和发掘出来的宝藏,回头梢来“亲善”、“合作”、“共荣”、“携手”……。(15)

  “我不种地了,我去挖煤,去砍木头,去到南海站当苦力,我不种地了!

  黄大辫子自己愤慨地说:

  “我什么不能干,忙活一年,什么也剩不下,我不种地了……”[11]

  前一个段落,奚落、反讽的对象直指殖民的本质:用亲善、合作、共荣、携手空话,空手套白狼,换取“千万吨土地上收获的成果和发掘出来的宝藏”。而这宗一本万利的殖民生意的后盾,正是驻扎在东北的百万日本关东军。这正是冒天下之大不韪而铤而走险的殖民劫掠逻辑。而后一个段落,有其特定的阶段(时间)背景。1941年11月日本在太平洋发动的“大东亚战争”,将军国主义扩张推向顶点,同时,也是开始走向衰败的起点。日本的军事、生活物资供给陷人危机。连文学也被要求为发展战时经济服务。1942年5月,日本成立全国统一的文学组织日本文学报国会时,为保障战时供给服务的生产文学,赫然与政治性的战争文学、大陆开拓文学并列,成为文学为大东亚战争服务的项目(题材)之一。日本的“生产文学”细化到农民文学、丁业文学、商业文学、矿山文学、渔业文学、拓殖文学等。在中国的各日本占领区,殖民当局也开始鼓吹生产文学。北京的《新民报半月刊》发表了陈平的社评《增产文学》(5卷11期,1943年6月1日)。反日作家王度(姜衍、杜白羽、李民)从满洲国流亡北京后,也在《国民杂志》上发表《津海之旅:赤日炎炎话增产》(1943年8期)。在满洲国,田琅(田瑯)、疑迟等作家参加增产运动的宣传活动。日系作家山田清三郎的《生产文学啊,繁兴吧》,发表在中文杂志《艺文志》(1卷1期,1943年11月)上。在《艺文志》1卷8期(1944年6月)里,“小说生产”栏目与“小说灭敌”栏目分列并置。1944年年底,满洲艺文联盟改名为满洲文艺协会后,也把进一步开展增产活动列为协会的任务之一。粮食是维持生命的最基本的物资。鼓吹粮食增产,是在为必然要失败的不义战争的最后一搏做准备。放在这个背景之中,“我不种地了,”“我不种地了!”“我不种地了……”的连续宣泄,显然是有感而发的。

  日译者大内隆雄当年的处理方式,也印证了《绿色的谷》的政治取向。据山丁的回忆,在1943年的日译本中,上述两段被删除了。至于这两个段落漏译的原因,或许是大内隆雄为了译作能顺利面世,对于可能会引起审查机构注意的词句,没有译出,而是用空格替代。这在客观上也是对山丁的保护,不让反日内容在日语阅读圈扩散。这也从在场的日本人的实际阅读感受的层面上,说明了这两个段落的矛头所指。另一方面,1987年重印时,1943年在出版中文单行本时某些被删除的部分,又需要根据日译本还原(16)。《绿色的谷》的中文、日文文本的这一错综复杂的共时/历时演化形态,也揭示出作者、译者对时政的关注与敏感。

  有当代书评认为,杜赞奇分析了《绿色的谷》所描绘的“三个时空内民众的本真性生产、生活”,在对主人公林小彪的解读中,发现了“满洲地域不同民众的这种怀乡观念,再现了其间民众的本真性情感”,而对于小说战时、战后接受史的查考,追踪出“认同和情感因素在‘满洲国’本真性状态显现的真实作用”[12]。这样的评价有些言过其实了。因为,在杜赞奇那里,与“本真性”勾连的“认同和情感”,是在把日据区满洲国导向所谓的“民族国家”想象。而这既不是作者山丁的本意,也不是《绿色的谷》的文本阐释所能建构的言外之意。

  在大批中国作家流离出走、文场凋敝的满洲国末期,区区一部虚构作品没有多大的社会影响,无法经由它的接受史探明满洲国“本真性状态显现的真实作用”,承担不起重新书写满洲国复线历史、建构满洲国“民族国家”之重。不过,《绿色的谷》受到满洲国书报检查机构的处理后,仍顺利上市销售。并有未做任何处理的完整书籍,仍在市面上流通(17)。这说明,满洲国的新闻检查原来是可以通融的;而“削除济”的做法实在愚蠢,是在不打自招,会引发阅读兴趣,与新闻检查缩小不良影响的初衷背道而驰。看来,殖民政权的文化统制原本就混乱无效,远不及合法的常态政权。经过后世研究者的研究之后,殖民文化统制的作用和威力,往往被放大了。

  从《绿色的谷》阐释个案可以见出,杜赞奇的这项以抽象概念和生造术语为中心的别具一格的“满洲史”研究,使用若干碎片化的叙事话语构建复线历史,试图借此来打破线性的民族历史叙事对于历史的遮蔽,的确体现了构建者对于视角和理论创新的执着追求。但失去的,却是历史研究的本义——求真。

  沦陷区研究的一种构想:四重殖民维度方法

  近代中国日本统治区,是帝国主义列强发动瓜分世界的侵略战争的产物。研究中国沦陷区的文学与艺术,如果将其置于世界范围内的殖民/反殖民的框架之中,或许可以更为准确地复现独具中国特色的被殖民地区的文学历史。从殖民的视角梳理世界近现代史,与殖民相关的历时阶段可以大致划分为体制殖民、新殖民和后殖民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体制殖民阶段(18)。从15至16世纪欧洲人的世界地理发现,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非洲、美洲、亚洲许多国家和地区先后沦为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地。在这些地域,宗主国实施直接的统治,或建立起附属政权。第二个时期,新殖民阶段。从战后到1970年代。世界体制殖民体系开始土崩瓦解,但原西方殖民列强中的一些二战时期的战胜国,采用军事基地、跨国公司、和平队等间接方式,把陆续获得政治独立的原殖民地国家,继续置于它们的控制之下,引起新兴国家领导人对于新殖民主义的警觉、揭露、批判和抵制。第三个时期,后殖民阶段。1970年代以后。西方的思想、文化以及艺术的价值与传统,作为跨文化的普世性标准,居于世界文化的主导地位。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文化价值观和文化产业,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文化的影响越来越大。源于西方学界的“东方主义”学说,与现代、后现代理论结合,试图通过揭示西学谱系里的东方学真相,探寻西方的思想文化以及艺术的价值与传统在全球居于主导地位的现状和根源。探寻发现原殖民地虽已解殖成为自主民族国家,但其深层文化结构已被植人了西方文明的源代码,西方模式已经化人民族“集体无意识”。发展中国家要改变这种情况,需要展开“文化批判”。

  在世界近代殖民史上,与其他遭到殖民人侵的许多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被殖民的历史和被殖民的形式,具有以下四个特点:

  第一,始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之后,即世界持续400余年的体制殖民期的后期。第二,一直处于半殖民地状态,即部分领土沦丧、部分主权丧失。主权国家的实体清王朝、中华民国一直存在。第三,在以1937年七七事变为起点的全国抗日战争时期,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中华民国控制区、共产党抗日民主根据地、日本占领区(沦陷区)三大各自为政的区划。第四,日本殖民者无力将广阔的中国占领区纳人日本国家体制,不得不因地制宜,实施三种相互分割的殖民模式。第一种台湾模式,即纳人日本本土的割据模式。第二种满洲国模式,即启用清代逊位皇帝,另立貌似复辟前朝的独立国家模式。第三种内地伪政权模式,即启用附逆的前中国政府官员,成立僭越合法中华民国的“新国家”模式。

  也就是说,“殖民”不是一个跨历史化的通用概念。在近代世界殖民/反殖民对立结构中,现代中国的国家发展道路有其自身的特点:共时政权的不同,形成了区域差异;而历时的阶段转换,造成了时代差异。由于中国被殖民的历史较短,且是局部被殖民,无论是在精神还是在物质的层面上,日本统治区中国民众的国族认同的基础都更为坚实、直观。

  将中国的这一特点加以分解,可以细化为作为研究方法或背景的四个宏观维度:维度一,世界范围内的体制殖民/新殖民/后殖民三个殖民阶段历时演化维度;维度二,日本侵华七七事变造成的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中的战前/战时/战后三个阶段的历时转换维度;维度三,中国全国抗战时期国统区/共产党抗日民主根据地/沦陷区三大区划间的共时体制差异维度;维度四,日据时期殖民地台湾/满洲国/沦陷区三种统治模式间的共时殖民体制差异维度。(19)这四个与殖民语境相关的维度,即是中国殖民地文化以及殖民地文化研究的结构性背景,也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殖民地文学,特别是在对不同的日本统治区的区域文学作政治评价时,标准差异化的原因或依据之一。

  在中国沦陷区文学研究中,引人上述四个宏观维度,确认历时阶段转换的时代差异,以及共时政权不同的区域差异,有助于形成设身处地的立场或视角,避免一概而论,从而还原复杂多样的日本占领区中国文学样貌,客观确认其在现代文学史上的位置及意义。

  例如,杜赞奇在《主权与本真性:满洲国与东亚现代》的结论中举证说,日本没有在满洲国实施皇民化运动。

  而实情是,并非日本不想实施,而是无力实施。引入维度四,即日据时期殖民地台湾/满洲国/沦陷区三种统治模式间的共时殖民体制差异维度,可以见出,三种相互隔绝的模式之间,殖民统制的强度,依次递减。台湾是在经过了42年的殖民教化之后,到1937年4月才得以宣布废止中文,9月,进一步推行“皇民化运动”。满洲国仅维持了十三余年,还不足以累积起能够实施皇民化的足够的殖民教化。以北京为中心的华北沦陷区只维持了8年,殖民文化的力度最为薄弱。这种区域殖民体制差异,也是台湾、满洲国的反日作家在1937年和1941年之后大批移居北京沦陷区的地缘政治原因。

  又如,杜赞奇在结论中提出,他的满洲国新论,可以进一步拓展到20世纪文明的全球通行观念、跨国身份以及民族主义思想间的多维关系研究领域。并且,满洲国预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冷战时期,帝国主义强权对托管地实施经济和军事控制的方式。满洲国地域所呈现的各种力量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也是战后以主权国家形式出现的殖民地的先声。

  这样的结论和引申,有违历史真实。引人维度一,即世界范围内的体制殖民/新殖民/后殖民三个殖民阶段历时演化维度,可以见出,战后冷战时期即新殖民时期,前帝国主义殖民宗主国在新兴国家托管地的经济、军事控制方式,并非像杜赞奇所判断的那样,是在复制体制殖民期的满洲国殖民模式。两者没有相似之处。杜赞奇做这样的连接,无非是在为满洲国非殖民地说、独立“民族国家”说追加后世的证据。

  回到当下。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沦陷区文学研究,使中国文学史的格局发生变化沦陷区文学得以纳人其中。进一步深化相关研究,需要观念更新、方法构造、格局多样。不过,为创新而创新导致的理论焦虑,也使得某些日据区文学研究,将引人西方学术话语语境中的现代化、现代性、东方主义、殖民主义、后殖民主义、民族国家想象等思潮、理论,以及海外华裔学者的半殖民地中国现代文学叙述,当作创新。至少,被当成创新的捷径之一。这当然会对日据区文学研究带来启示和借鉴。但如果照搬、套用或移用,更多的还是负面影响。究其原因,使用者未能有机契合中国在世界殖民史上的在地特点。而最为根本的,还是西方学术脉络中的中国叙事方法或模式自身就存在缺陷,甚至谬误《主权与本真性:满洲国与东亚式现代》就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个案。西方方法的中国化,中国研究方法的在地化(原创),已成为当下中国学界的呼声。在这个方面,沦陷区文艺研究是可能有所为的领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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