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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作为情感媒介:北京工人作家陈文骐的“知”与“行”

付蔷 · 2018-10-06 · 来源:海螺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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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陈文骐的创作生涯可以看出,劳动者内部的等级壁垒是社会主义中国仍待解决的难题,这一问题持续影响着工人作者的创作。在不同时期,工人作者虽都致力于以自身的写作不断揭露并打破社会的不平等结构,但当下工人文学的创作环境与新中国早期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通过陈文骐的创作生涯可以看出,劳动者内部的等级壁垒是社会主义中国仍待解决的难题,这一问题持续影响着工人作者的创作。在不同时期,工人作者虽都致力于以自身的写作不断揭露并打破社会的不平等结构,但当下工人文学的创作环境与新中国早期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因此,新中国工人文学的发展处于一个既断裂又连续的历史进程之中。我们是否可能以社会主义的价值导向介入这一辩证而连续的历史过程?“劳动者”身份的割裂与统一、工人文学史的断裂与延续,在所有的变与不变之中,劳动尊严或可成为沟通当代工人文学与陈文骐等工人老作家创作的桥梁。此外,高扬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以劳动尊严为价值导向,营造一种基于劳动者日常交往的集体主义文化,这一过程,需要知识分子、文艺工作者和劳动者的共同努力。

  历史背景

  建国后,国家在工人文艺的施政方针与具体举措上做出的一系列调整,首都工人文艺的发展和工人创作的繁荣正得益于此。1949年12月22日,在北京文艺干部会上,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就城市文艺工作的开展提出了几点建议。彭真在讲话中特别指出,红色政权在拥有了大城市和工业区的基础上,必须用文艺形式来反映和指导工业生产和城市人民大众的生活。同时,“我们有文艺修养的同志们,应该去指导他们(工人)的文艺活动,给他们新的剧本,帮助他们写作,一步一步地提高他们。[1]”

  但文艺工作者下厂调研、指导创作的工作开展得并不顺利。五十年代初,《人民日报》和北京市总工会文教部联合举行了工人文艺座谈会。座谈会期间,包括面向工人的演出过少、演出票价过高、文艺创作不尊重工人劳动、下厂文艺工作者态度恶劣以及脱离群众等各种问题都被提了出来。这其中,文艺工作者与工人生活的隔膜尤为突出。有工人反映:“许多画工人的画,根本不是工人像,看着没劲。有劲也是硬画出来的,不是工人心里头的劲。”有工人说:“我看见《学文化》上有一幅画,工人的脚踏在车床上,这完全是捏造。我们工人是爱护机器的。”还有工人抱怨道:“《煤矿工人歌》一开始就是‘别看我们黑,别看我们脏’。煤矿工人一唱就说:‘你看,他一做歌就先看见我们的黑和脏了!’ ”[2]

  一方面,社会主义建设欣欣向荣,厂矿企业日新月异,共和国首都的工人们更是扬眉吐气,跃跃欲试要在工业生产中大展拳脚。为了反映经济领域的重大变化以及工厂与工人新风貌,工人文艺的开展迫在眉睫。另一方面,中共的文艺工作者多有丰富的农村工作经验,但对城市、工厂和工人仍显陌生。在这样的背景下,培养工人作者为解决工人文艺的暂时性困境提供了新思路,新的书写主体即将诞生。1950年初,经政务院批准,天安门东侧的太庙被拨给北京市总工会,用作北京市工人开展文化活动的场地。这一变更的象征意义不言而喻:中国历史上的文化权威和政治权威并蒂相连,“文化治理”的最重要资源便是宗教和类宗教仪式[3],如太庙中“敬天法祖”的祭祀。因此,文化革命在推翻旧权威的同时,必然赋予劳动人民文化实践与文化阐释的自主权利。1952年,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组建了北京市工人业余文学创作组。业余文学创作组旨在培养工人作家,并为北京各厂矿的工人文学爱好者提供人际交往、彼此联络的共享性文化空间。在“十七年”时期的工人文艺创作史上,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的工人业余文学创作组成为了北京市工人作家的摇篮。

  本文主人公陈文骐便是“业余文学创作组”培养出的工人作家[4]。单论成就与名气,工人作家中陈文骐难望其项背者多矣。陈文骐的文学成就有限,但他在经历上确有独到之处。一些工人作家成名以后,在本厂成为文艺宣传的脱产干部或干事,从工人转为干部,并在工会或市委文化/宣传系统中继续成长;还有些工人作家成名后进入了报刊社、文艺团体做编辑或专职创作。由于一些特殊原因,陈文骐走上了另一条路。1960年,17岁的陈文骐成为了一名邮递员。此后的半个多世纪,他始终在邮政系统工作,直至退休。长期的劳动生涯中,陈文骐从基层劳动者一步一步走上了企业管理的岗位。按他自己的话说:“我的主业是邮政工作,文学创作只是我的业余爱好。” 工人书写的业余性,恰恰体现了新中国群众文化的精髓:文化活动是工人群众进行日常交往,进而建立共同身份、共享文化的实践形式。“文化实践”是寄予了工人自主性和劳动者尊严的本体,而非仕途晋升的手段或工具。

  “革命”的日常性

  “革命化、民族化、大众化”是社会主义文艺的内在价值取向。具体到工人文学的领域,如果写作者并非出身革命家庭,作品中也没有直白地讴歌或表露革命热情,这样的工人作者和工人写作还能体现“革命化”的价值吗?下文将以陈文骐的创作经历为例,展开讨论这一问题。

  在5、60年代驰骋于京圈儿各大媒体的工人作者中,陈文骐有几个“与众不同”。首先是成名较晚。当温承训、高延昌、赵坚、张锡、李维廉、李学鳌、夏红、韩忆萍等工人作者已经蜚声文坛之时,只有中专文化程度的陈文骐仍是北京市邮政局下属基层邮电支局(北京慈云寺邮电局)的一名普通邮递员。进入六十年代,一批工人作者范以本、舒丽珍、王恩宇、何玉锁、方孜行、马占俊、王慧芹等开始崭露头角时,陈文骐仍然是一名默默无闻的工人作者。虽然开始陆续在《北京晚报》和《北京日报》上发表散文和诗歌,但由于家庭历史问题,陈文骐在邮电局虽然工作非常努力,但日子也不是太好过。陈文骐的投递质量好,服务态度好,当时给投递员分4块、6块、8块钱三等,他的奖金基本上一等奖,总是8块或6块钱。由于出身问题,虽然多次申请加入共青团,陈文骐却始终无法如愿。

  家庭背景也影响了陈的文风:工人作者多在作品中主动反映或描摹工业战线天翻地覆的“大”进步,相比之下,陈文骐的书写常常从劳动者身边具体而微的“小”事件入手,情感表露克制而含蓄。陈在他的早期代表作、散文《雨衣》的结尾处写道:“这时,天空上美丽的红云,把周围的楼房、绿树都映成了玫瑰色。然而,她胸前的那条红领巾,要比彩云红得多,像燃烧着的火一样。我想,只有这个颜色才是真正的红色。” 《雨衣》描写了他的亲身经历:邮递员雨天送信、红领巾主动送来雨衣[5]。其他作品,如《冬夜》、《虹》、《麦场送报》、《北海春深》等则反映了邮递员在四时雨雪、麦场谷地等不同时节、地点的工作场景,以及劳动群众间的日常交往。

  社会主义工业建设将中国革命的精神与气质融入其中:以革命动员的方式激发工人的生产热情,如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组织“工业战线”的爱国生产竞赛,并将生产竞赛的形式保存了下来;高扬“人”的价值,最大程度发挥“人”的潜能,以革命精神锻造工人的意志,克服并战胜物质匮乏和技术落后的现状。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工业建设始终是技术革命与文化革命并行。这里的“文化”主要指中国革命历史沉淀下来的人本主义精神,以及不畏艰险、迎难而上、敢于改天换地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后者甚至带有唯意志论的色彩。值得注意的是,“革命”与劳动者的日常生活并不对立[6],社会主义工业建设旨在将“革命”的日常性纳入其中[7]。

  1959年,北京的邮递员集体出发为人们和各单位送报。

  通过群众性的文化活动促进劳动者的日常交往,并以工人文学记录和表现劳动者的日常生活与彼此交往,激发工人对于共同体的想象,也是“革命”日常性的体现。在所有工种之中,邮递员或许最能体会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相通”。陈文骐对此感悟颇深,他的作品中经常记录群众之间的密切联系、彼此交流。《年喜》讲述了邮递员过年期间去十里堡第二小学校送信,传达室老校工向他展示了女十三中学生、十里堡小学毕业生刘志文寄来的新年贺卡——“送给敬爱的黄大爷:祝您身体健康,新年快乐!您的学生刘志文赠”[8]。《1964年的第一个早晨》表现新年第一天邮政局内不同工种工人密切配合、以劳动迎接新年到来的忙碌景象:开拆员剪开铅志,将一捆捆信倒出;邮递员把信捆好、理齐;工人们再将信件按照地区进行粗分。劳动过程中穿插着工人们喜悦地分享:“空闲的时候,我问他节日里工作有什么感受,他笑了,递给我几封信让我看。我看了几封信,在北面的空白处写着这样的话:‘祝邮递员新年快乐!’‘邮递员同志新年好!’‘邮递员同志辛苦了!’”[9]《麦场送报》则描绘了邮递员小马在麦收时节去农村送报。他先去了大队广播室,想找广播员交接,结果农忙时节广播员也下田收麦去了。小马就直接去了麦地,正赶上休息时间生产队长组织群众对歌、打快板,小马的报纸送到,广播员索性在麦地上为生产队员们朗读起了报纸的内容。邮递员送报的足迹从城市来到乡间,越南人民抗美胜利的消息就从首都飞到了群众中间,鼓舞了群众的生产热情[10]。在电话和电视媒介远未普及的时代, 邮递员的足迹就是消息传播的轨道,将各界群众联系在一起。城市人群各自为政的原子化倾向,也在信件往来、嘘寒问暖中冰雪消融。

  劳动者的日常生活

  描绘劳动者的日常生活是陈文琪的创作自觉。陈文骐中专毕业后进厂,出于对文化的热爱,他利用工余时间,在1961年至1965年在北京电视大学中文系学习,此间又参加了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工人业余创作组的多项活动。职工业余教育不足以使他掌握艰深的写作理论,与多数工人作者一样,他从未接受过系统化的写作训练。在采访中,陈文骐几次提到,他的创作皆是基于自己的日常生活,或是基于亲身经历的真实事件,或是描摹身边的人或物,这也是工人写作的普遍特点之一。

  出于对工作和生活的热爱,工人作者对劳动场景进行了细致观察与精心描摹,写作过程饱含了工人对劳动尊严的体悟。陈文骐谈起自己十七岁开始、长达八年的投递工作时,充满了身为劳动者的自豪感。他觉得普通邮递员并不普通:“我们必须维护宪法赋予公民的通信自由。”个人价值因其对集体与国家的责任、承担与奉献而升华。劳动尊严为普通工人的日常生活赋权,赋权的方式是将其与带有整体性意义的公共利益、社会理想融为一体。

  在理想状态下,社会主义国家中阶级话语中的符号与现实、表象与实质应该是对应、统一的。阶级话语中的符号、修辞构成了一套严丝合缝的表意系统,集体指向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劳动者的尊严。现实中,自上而下观之,执政党的劳动政策、国家的劳工法案维护着“劳动”的尊严政治,这体现了《共产党宣言》的精神——“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革命的话语、行动与理想应该是高度统一的。自下而上观之,工人书写在体现社会主义价值的表意系统中也遵循着同样的定势:名实之间的高度统一意味着工人作者必须根据亲身经历和真情实感来书写工厂内外变化,创作中应避免臆想与捏造,这样才能准确反映工业战线的进步与成果、缺点与问题,帮助国家校正政策制定中的失误。

  在这一精神的指导下, “真实”成为了十七年时期工人书写中的重要标准。换言之,工人文学的创作标准承认劳动者的日常经验并为其赋权。另一方面,在建国后的创作氛围中,工人作者的文艺创作往往要遵循某种政治定势、配合某一时期的政治宣传。那么,创作者的真实意见、情感是否会与某一时期的政治宣传相悖?毕竟,工人作者可能受限于日常生活经验,其意见与观点难免带有个人色彩,而政治宣传必须满足多数人的普遍心理诉求。如何调和个人与集体、普遍与特殊之间的矛盾?

  解决的方法之一是将劳动者的日常经验与写作融为一体,刻画社会环境中的劳动场景与劳动情感。个人表达并非不被允许,但表达的目的却并非彰显傲然出世、形单影只的个体化人格,而是在共同体的框架中,在劳动者的彼此交往之中,在你一言、我一语、七嘴八舌的集体讨论中,将每个人的声音融入“阶级”的合唱、和声之中。意见世界是个体化差异表达的集合,阶级政治则是在劳动者日常交往的前提下,将差异化的观点综合、凝练并升华为一种包含了特殊性的普遍性政治。

  因此,陈文骐以小见大的素朴风格,虽然较少出现宣传性、口号化的语言与表达,但由于对基层邮递员事迹与心理的细致描摹,仍旧在当时的工人作家中占据着一席之地。这一写作经验,对于今天的工人写作者,也有着借鉴意义:如果能暂时走出个体化的悲情叙事,将异化劳动下的压抑与控诉、孤独与眼泪,转化为对劳动者集体命运的探问与思索,并更多表现劳动者的日常交往与集体生活,个体的压抑就能够变为集体的声音,文学就能够成为重建现实的媒介。

  文化资本分配与隐性身份壁垒

  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阶级”概念的提出是为了消灭阶级,并废除社会的不平等结构。在新中国的工业化历史上,先是通过工矿企业的所有制改造以及工厂中的企业化、民主化改革进行了经济资本与政治资本的重新分配,又以工人文教事业推动社会层面的文化资本重新分配,力图使工人阶级接触到更多的文化资源。但是,工人阶级内部是否存在着文化资本分配不平等的问题呢?如何改造工人内部文化资本不平等的问题?

  划分阶级成份是土改的主要步骤之一,图为江苏省林隐乡第5村公布的阶级划分榜。

  建国后,工人中间存在着身份差异。工人的“身份”既包括由户籍、编制、单位所有制决定的体制身份,也包括由阶级成分(含家庭出身)、政治面目决定的政治身份。陈文骐的尴尬之处在于,虽是国有单位的正式职工,但家庭出身限制了他的发展,在文化学习和文化参与中,陈文骐也不时遭遇阻力。作为家庭历史问题难以说清的青年工人,单位起初并不支持陈文骐进行业余学习,但北京电视大学的报名、入学都需要单位开具工作证明。他积极争取、据理力争,最终获得了单位的同意。

  工作之余,陈文骐在慈云寺邮局组织创办了一个“毛主席著作学习小组”。当时全国都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小组在64年、65年前后逐渐“出了名”。据陈文骐回忆,北京市总工会曾邀请小组负责人、他的徒弟卢秀成去市里交流学学习心得,时任外交部长的陈毅元帅宴请外宾时,也曾几次邀请卢秀成参加。虽然陈文骐在学习小组的学习活动中发挥着骨干的作用,但由于家庭的影响,他从没有机会参加类似的活动。

  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培养出的北京工人作家中,陈文骐从青年时期就熟识的夏红、张虎、陈满平、王恩宇,在大型国有制单位做工,个人又十分努力,“成名”之路较陈文骐更为顺遂。陈文骐的经历折射出工人中间的“隐性身份壁垒”:国家鼓励工人进行文化学习,文化习得也的确从整体上提升了工人的社会地位,但从国家层面的政策制定到基层单位中的具体执行,不同“身份”的工人接触到的文化资源是差异化的,甚至可能使“文化”成为加固等级差异的壁垒。

  同样的身份壁垒可能广泛存在于集体所有制/国有制厂矿、非正式/正式工人、城市/农村工人(亦工亦农)之间。大国企单位的职工文化氛围较好,其正式职工能接触到更多的文化资源,有这样的文化土壤,才有工人作家。这也解释了为何“十七年”时期的工人作家较少反映非正式职工(如学徒工、临时工、合同工)的劳动与生活:成名于五、六十年代的工人作家,多是大型国有企业的正式职工,并拥有良好的政治身份,他们能更便捷地参加工人夜校、职工学校等业余文化学习,以及厂矿内的工人写作组或工人理论学习小组等集体文化实践。体制或政治身份较差的工人,往往难于接触到上述文化资源,文化习得的不足可能使他们在现实中愈发步履维艰。

  工人们下班后在食堂学习

  笔者曾经问过陈文骐,在长期得不到重用的情况下,为何能长期保持创作激情,并继续积极主动参加各项文艺活动?知易行难,人人都知道逆境中也应继续努力,但现实中真正能做到坚持不懈者寥寥。陈文骐的回答很中肯。能做到知行合一,个人原因是由于热爱文化活动,更重要的是整体的时代氛围有利于工人文艺创作。

  首先,知识分子、文艺工作者对工人作家的尊重和无私帮助是最重要的因素。刚开始发表作品的日子里,陈文骐的文字和文学功底都有待提高,《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的编辑不厌其烦地与他沟通、讨论选题。当时的文艺版编辑甚至牺牲了自己的业余时间辅导工人作家创作、关心他们的生活。对此,陈文骐非常感动:“我做邮递员,每个月挣四十三块钱,当时一篇文章的稿费,就有八块、九块,长一些的文章编辑给我汇十块钱。十七岁刚工作的时候,因为要供弟弟妹妹读书,每个月工资全部上交家里,稿费是我唯一的零用钱来源,(编辑们)真的帮了我的大忙。”

  劳动人民文化宫业余创作小组也经常邀请一些著名作家、诗人来为工人们讲座。据陈文骐回忆,艾青、老舍、郭小川、李英[11]都曾为工人们上过课,臧克家则受邀参加过工人创作座谈会。陈文骐回忆道:“那时候的人真好。艾青至少来过两次(劳动人民文化宫),每次都是自己掏钱买车票来上课,讲座结束后还和我们一起吃饭。我们一些工人作家还去老人家里找过他。工人业余创作组下设曲艺组,听其他工友说,马季、侯宝林此前也都来过。马季原来是北京市新华书店职工,他是劳动人民文化宫曲艺组培养出来的,因此很乐意回到文化宫讲座。歌曲组请来过指挥家彭修文、作曲家瞿希贤,她谱曲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朗朗上口,我们都特别喜欢。”

  在对工人作者充满尊重的环境中,陈文骐对文学创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能够书写劳动、书写自己身边的真实故事,总让他感到喜悦和振奋。此外,当时工矿企业搞文艺宣传工作的专职干部很少,文化活动都是大家群策群力商量着开展,没人计较说谁做的多一点、谁做的少一些。在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引导下,文化实践成为了工人日常交往的一部分。即使是工人学理论、工人学哲学等组织性和政治性较强的活动,参与者也首先是在日常交往的范畴内开展文化实践。

  结论:工人书写的断裂与延续

  学者沙垚、胡钰曾撰文指出,“工人”是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文化符号,其符号传播在当代中国却存在着历史与文化的双重断裂[12]。当代中国工人文化缺乏一种共通性的主体形象与情感黏着,工人文化被区隔为“打工者文化”、“老国企工人文化”与“新国企新工人文化”。建立新的文化传播模式,进一步沟通老工人与新工人、国企工人与打工者之间的联系,是学者不可回避的使命。事实上,1957年全国各地的罢工潮、六十年代屡遭批判的“经济主义”思潮、文革中“全红总”的活动,背后都有着工人阶级反抗内部等级壁垒的诉求。换言之,户籍、所有制、阶级出身等政治、经济原因造成的“工人”内部等级壁垒具有历史延续性。这不仅是一个当代问题,而且是新中国建立以来长期未能解决的顽疾之一。

  现阶段,农民工所从事的多半是临时性的工作,相应的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完善。

  黄宗智则提醒我们重新思考理论与现实的错位[13]。他认为,中国革命传统中的“工人”概念,对应着马克思主义中的“无产阶级”、“产业工人”范畴。但建国以来工资、福利系统的建立实际上使正式编制下的产业工人享有较高的经济地位,他们同时享受劳动法规的保护。于此同时,工厂中的临时用工与非正式用工在新中国前三十年已经较为普遍,国家的劳动法规严格限制了非正式编制的工人转正,临时工和亦工亦农的“农民工”实际上无法享受“工人”的待遇。从这个意义上讲,需要从理论与现实两个方面入手,重新梳理“工人”概念的遮蔽性。今天,我们需要更加关注形形色色的“劳动者”。

  在“十七年”文学史上留名的工人作家,多是国企正式职工,他们笔下的“工人”形象,也多为享受着福利待遇和劳动法规保护的产业工人。老工人作家之间也存在身份差异,只是这种差异未在文本层面得到体现,成为了文学史上被遮蔽的问题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讲,当代的“打工文学”揭示了劳动者的身份差异,这是当代工人书写的贡献之一。

  为了更好的沟通当代与新中国早期的工人书写,我们需要探寻早期工人文学的“隐性文本”,更加关注因身份差异而被隐藏的未尽之词、未达之言。对于陈文骐这类未被写进文学史的“边缘”人物,可以重新挖掘其当代价值[14]。陈文骐的例子启发我们思考:在政治、经济结构中长期处于边缘或不利位置的劳动者,为何仍能满怀欣喜地书写劳动?

  许多人都能感受到,前三十年的工人文学有着与当代完全不同的精神气质。即使在身份差异长期存在的客观现实中,工人作家笔下的劳动场景始终生动而富于感染力,不似“打工文学”中异化劳动给劳动者带来的压抑与痛苦。通过陈文骐创作生涯中的“知”与“行”可以看出,劳动者内部的等级壁垒是社会主义中国仍待解决的难题,工人文学虽身处这一连续的历史进程中,但仍旧可能从文学和文化的维度对现状做出改善。我们是否可能以社会主义的价值导向介入这一辩证而连续的历史过程?“劳动者”身份的割裂与统一、工人文学史的断裂与延续,在所有的变与不变之中,劳动尊严或可成为沟通当代工人文学与陈文骐等工人老作家创作的桥梁。此外,高扬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以劳动尊严为价值导向,营造一种基于劳动者日常交往的集体主义文化,这一过程,需要知识分子、文艺工作者和劳动者的共同努力。

  注释

  [1] 彭真:《关于目前北京文艺工作的几个问题》,载《把北京文艺工作推进一步》,北京文艺社编,1950年,第1页。

  [2] 《工人群众对文艺工作的意见和希望——记本报和北京市总工会文教部联合举行的工人文艺座谈会》,载《人民日报》,1952年5月23日。

  [3] 裴宜理:《安源——发掘中国革命之传统》,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第8页。

  [4] 文中有关陈文骐的亲身经历和体会基于2017年5月-2018年8月对北京工人作家陈文骐的五次访谈。

  [5] 陈文琪:《雨衣》,原载1964年9月11日《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

  [6] 延安时期,工人文教事业的一句著名口号是“政治上向上看齐,生活中向下看齐”,以此号召延安的工人,为了抗战胜利放弃个人享受、物质追求,以支持前线战争。但在1945年东北根据地建立之初,毛泽东就提出了要给予城市工人适度的物质激励,“我党必须给东北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群众才会拥护我们,反对国民党的进攻”(见毛泽东:《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北京:外文出版社,1968年出版)。建国后,中共政权发起了数次工资改革,建立并完善了劳动保障、劳动安全等工厂福利制度,将国有企业正式员工的物质利益纳入了计划经济的体系之中。

  [7] “革命”的日常性还体现在:新中国的劳动政策考虑了工人的日常物质需要,通过劳动保障体制、实行工资改革改善了工人的物质生活。此外,通过工人文化宫、俱乐部等文化空间、基础设施为工人提供革命化的娱乐时间。参考王洪喆:《工人文化宫、中国东北与20世纪的文化政治》,载《中华读书报》,2015年12月9日第13版。

  [8] 陈文骐:《年喜》,载《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1963年12月29日。

  [9] 陈文骐:《1964年的第一个早晨》,载《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1964年1月8日。

  [10] 陈文骐:《麦场送报》,载1965年6月19日《北京日报》“新潮浪花”副刊。

  [11] 李英曾任《诗刊》主编。

  [12] 沙垚、胡钰:《当代工人文化传播的反思与重建》,载《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7年12月。

  [13]黄宗智:《今天中国的两个世界》,载《开放时代》2013年第5期。

  [14] 2017-2018年,《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接连发表了学者谢保杰的两篇相关文章,分别为《“十七年”时期北京工人写作的历史考察》[15]、《新的文学力量”的培养——以十七年时期草明与鞍山工人作者的成长为例》[15]。前一篇文章聚焦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工人业余创作组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培养出的工人作家,采用了群像式的刻画方式,以介绍著名工人作家的代表作品为主旨;后一篇则围绕作家草明在鞍钢工人中的文学教育展开。参考谢保杰:《“十七年”时期北京工人写作的历史考察》,载《文艺理论与批评》,2017年第3期;谢保杰:《新的文学力量”的培养——以十七年时期草明与鞍山工人作者的成长为例》,载《文艺理论与批评》,2018年第2期。

  参考文献

  彭真:《关于目前北京文艺工作的几个问题》,载《把北京文艺工作推进一步》,北京文艺社编,1950年,第1页。

  《工人群众对文艺工作的意见和希望——记本报和北京市总工会文教部联合举行的工人文艺座谈会》,载《人民日报》,1952年5月23日。

  裴宜理:《安源——发掘中国革命之传统》,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陈文琪:《雨衣》,原载1964年9月11日《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

  王洪喆:《工人文化宫、中国东北与20世纪的文化政治》,载《中华读书报》,2015年12月9日第13版。

  陈文骐:《年喜》,载《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1963年12月29日。

  陈文骐:《1964年的第一个早晨》,载《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1964年1月8日。

  陈文骐:《麦场送报》,载1965年6月19日《北京日报》“新潮浪花”副刊。

  沙垚、胡钰:《当代工人文化传播的反思与重建》,载《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7年12月。

  黄宗智:《今天中国的两个世界》,载《开放时代》2013年第5期。

  谢保杰:《“十七年”时期北京工人写作的历史考察》,载《文艺理论与批评》,2017年第3期。

  谢保杰:《新的文学力量”的培养——以十七年时期草明与鞍山工人作者的成长为例》,载《文艺理论与批评》,201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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