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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子诚 | 死亡与重生? ——当代中国的马雅可夫斯基

洪子诚 · 2019-01-29 · 来源:海螺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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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莫斯科卢比扬卡广场附近,马雅可夫斯基最后居住的公寓楼现在成为马雅可夫斯基博物馆,一座奇特的,象征主义、未来主义风格的纪念馆。设计师在楼房正面毛糙的花岗石墙壁背景上,加上方格的钢铁框架,上面缀有很大的俄文字母я。这是在马雅可夫斯基的诗和文章里遇到的频率最高的词:我、我自己、我爱、我的革命、我的大街......

  编者按

  洪子诚(1939- ),广东揭阳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著有《中国当代文学史》《问题与方法》等。2016年,洪子诚教授的最新著作《材料与注释》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马雅科夫斯基(1893~1930)苏联诗人、剧作家。生于格鲁吉亚的一个林务官的家庭。1912年开始诗歌创作,深受未来主义派影响。他的《宗教滑稽剧》是苏联第一部具有高度思想艺术水平的戏剧作品。之后有长诗《好!》,讽刺喜剧《臭虫》《澡堂》等。他是戏剧革新家,主张舞台应有强烈的剧场性和假定性,反对自然主义地描摹生活。他的戏剧理论对后来的苏联戏剧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摘要

  马雅可夫斯基是20世纪重要诗人,他在苏联和当代中国的一段时间,都被树立为无产阶级诗人的典范,对中国当代诗歌,尤其是政治诗产生极大影响。然而80、90年代以降,对他的评价的高度在中国迅速衰落,他的命运呈现浮沉升降的状态。马雅可夫斯基在当代中国的接受状况,既与国际政治形势有关,也与他在“典范”化过程中,其生命和诗歌的复杂、丰富性被简化、缩减有关;而近年来中国诗歌界和俄苏文学研究界推动其“复出”的重释和重评,构造出有很大差异的诗人形象和诗歌经验,也与以前树立的诗人形象构成“互文”关系。对马雅可夫斯基形象变迁历史的考察,有助于学界认识文学接受中错位、误读、改写与社会政治、意识形态,以及文学观念变迁之间的复杂关系。

一  “进攻阶级的伟大儿子”

  据相关资料[1],最早在中国介绍马雅可夫斯基的文章,是1921年刊于《东方杂志》第18卷第11号上胡愈之的《俄国的自由诗》(署名化鲁),之后是1922年《东方杂志》第19卷第4号上胡愈之的《俄国新文学的一斑》,沈雁冰1922年10月刊于《小说月报》第13卷第10期的《未来派文学之现势》。瞿秋白在20世纪20年代初,也写了题为“马霞夸夫斯基”[2]的文章,对这位诗人情况的介绍与他在苏联活跃的时间同步。至于作品的翻译,最早是1929年李一氓译、郭沫若校的《新俄诗选》(光华书局1929年版)[3],里面收入《我们的进行曲》等作品。此后在三四十年代,各类报刊刊登了不少译文和评论文章。不过,中译作品专集,在“现代”时期只有两部,一是1937年上海Motor出版社的《呐喊》,译者万湜思(姚思铨),书名取自马雅可夫斯基长诗名字(该诗后来通译为《放开喉咙歌唱》)[4];二是时代出版社出版于1949年的庄寿慈译的《我自己》。

  这位诗人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文学界(特别是左翼文学界)已有很高知名度。所以,郭沫若1945年应邀访苏时特地参观马雅可夫斯基纪念馆[5],并题诗,赞美他是“进攻阶级的伟大儿子”,说中国人“早知道你的名字”。

  你的声音

  好像风暴

  飞过了中央亚细亚,

  任何的

  山岳、沙漠、海洋

  都阻挡不了你![6]

  其实,阻挡不了的中文译介热潮,还是要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这个时期,他被当作革命诗人的旗帜、典范对待,可以说没有任何外国诗人在那个时期享有这样的殊荣。从1950年到1966年,出版的中译马雅可夫斯基诗集不下三十五、六种。除选集外,还有《一亿五千万》《好》《列宁》等长诗单行本和《给青年》《给孩子的诗》等专题诗集。其中,出版频数最高的是《好》和《列宁》的单行本[7]。除专集外,各种诗选和报刊选入、刊载的马雅可夫斯基作品难以统计。1957年到196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陆续出版的《马雅可夫斯基选集》五卷本,是这个时期的重要成果。它属于重点组织的文化“工程”,采取集体合作方式,有多达二三十位译者参加,包括肖三、戈宝权、余振、张铁弦、丘琴、朱维之、庄寿慈、王智量、乌兰汗、任溶溶、卢永、岳凤麟等和当年北京大学俄语系学生。五卷的达两千五百余页的选本,在80年代初做了调整、修订之后,出版新版选集四卷本。作品翻译之外,评论文章数量也相当可观。50年代到60年代前半期,以及“文革”后的70年代末,报刊发表的评论、研究文章有二三百篇。除文章,不少诗人写了“献诗”。撰文作诗者涵盖当年著名作家和翻译家,如郭沫若、戈宝权、肖三、艾青、巴人、曹靖华、刘白羽、严辰、徐迟、田间、张铁弦、赵瑞蕻、鲁藜、夏衍、林林、蔡其矫、何其芳、袁水拍、力扬、余振、刘绶松、方纪、臧克家、靳以、安旗、李季、严辰、李瑛、程光锐、赵朴初、邹荻帆、汪飞白、戈壁舟、李学鰲、韩笑......他被中国当代许多诗人看作是“导师”一般的人物,是无产阶级诗歌的旗帜。

  因此,马雅可夫斯基的观念和诗艺,自然在当代中国诗人那里也留下“脚印”。最主要的是诗人与革命、诗歌与政治的观念,也包括诗的取材,具体的象征、结构方式,以至分行和节奏的处理。“影响”是个复杂的问题,一般难以明确指认,因此,20世纪30年代田间的《给战斗者》是否受马雅可夫斯基影响存在争议:作者本人虽多次否认,一些研究者却言之凿凿、不容置疑[8]。但是,仍有些“痕迹”是清晰可辨的。如1950年石方禹的长诗《和平最强音》,1955年郭小川的《致青年公民》(组诗),1956年贺敬之的《放声歌唱》和后来的《十年颂歌》……如果说《马雅可夫斯基夏天在别墅中的一次奇遇》,是否催生了《马雅可夫斯基广场奇遇》(李季)和《朗诵会上的一段奇闻》(郭小川)尚不能确定,那么,李季、闻捷1958年配合时事的报头鼓动诗,应与马雅可夫斯基的“社会订货”“罗斯塔之窗”的理念和实践有关[9]。马三立的相声《开会迷》的灵感,显然来自马雅可夫斯基的《开会迷》[10]。1958年,田汉剧本《十三陵水库畅想曲》中的人物说,20年代马雅可夫斯基说五十年后的臭虫在苏联成为稀有动物,而在中国,麻雀、耗子、苍蝇已成为稀有动物[11]。

  自然,最大的“影响”是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中国当代政治诗体式的形成。它的艺术资源,除了西方浪漫派诗歌和中国20世纪左翼诗歌之外,最直接的是被阿拉贡称为“当代政治诗的创始人”[12]的马雅可夫斯基:他的贴近时代的主题,直接参加到历史进程中去的行动姿态,对新社会制度的热烈赞颂,以及“楼梯体”的诗行、节奏等方面。

二  无产阶级诗人的“样板”

  不过,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读者接受的是经过简化、偶像化[13]——或用一个中国特色的词“样板化”——处理的马雅可夫斯基。“样板化”过程发生在30年代中期的苏联。

  马雅可夫斯基生前在苏联就名声大噪,不仅在诗歌界,在公众中也有很大影响。他生命的后期,奔走在苏联各地,举办过几百次的演讲和诗歌朗诵会。群众被他“像教堂里的大钢琴似的宏壮”的声音震撼。他积攒着将近两万张的听众扔到舞台上的提问条子[14]。马雅可夫斯基的密友埃尔莎·特里沃雷(曾经是马雅可夫斯基的情人,莉丽·布里克的妹妹,后来成为阿拉贡的妻子,阿拉贡有无数的诗献给她)写道:

  我没有亲眼看见马雅可夫斯基如何光荣成名。当我1925年回莫斯科时,这已经是既成的事实。路上行人,马车夫全认得他。人们互相交头接耳地说:“瞧,马雅可夫斯基......”[15]

  马雅可夫斯基自己在《新生的首都》(1928)中写到他演讲、朗诵的盛况:“最近两个月,我到苏联各个城市作了约四十次演讲”,“一天里(在一天当中,而不是仅有一天),我从清晨汽笛响起的时候,一直朗诵到晚上汽笛响起的时候为止”;“敖德萨的码头工人,把旅客的皮箱运上轮船之后,无须互通姓名,就向我问好......催促我说:‘告诉国家出版局,把你的《列宁》卖的便宜些’”[16]。他的葬礼,据埃尔莎说,有几十万人(也有材料说是三十万人)参加。

  这样的名声显赫,并非靠政治、文学权力的刻意营造,也因此,他生前和死后的几年间,围绕着他的评价也纷杂而矛盾:

  ……马雅可夫斯基在文学界的敌人是数不清的,无论在他生平哪一个时期。曾经有一些文学派别和一些文学运动出来反对过马雅可夫斯基的未来主义,反对他的左翼作家组合(指“列夫”,即“左翼艺术阵线”,一九二三年成立,马雅可夫斯基担任这个组织创办的杂志主编——引者注),曾经有些人认为要写诗就得永远写普希金、托尔斯泰一类的诗,也有些人除了无产者作家以外什么全不接受,另一批人责备马雅可夫斯基写骚动的诗,政治诗与社会诗,他们甚至胆敢说马雅可夫斯基自己就不相信他所写的(每)一个字。也有人责备他的抒情诗,爱情诗,据说那是不能为无产阶级服务的。有人指摘他对于党不折不扣的忠实,也有人责备他为什么始终没有要求恢复党籍。有一群人说他完蛋了,挤干了,身上已经没有余剩半丝才气了……

  他的作品只能以不敷需求的数量出版[17];他的著作,他的照相,被人抛出图书馆的大门。一九三四年我在莫斯科的作家大会上,责问上述文学小吏之一为什么他在一篇论文中竟然把马雅可夫斯基的名字都删去了……那个文学小吏对我说:“现在有一种马雅可夫斯基崇拜,而我们和这种崇拜作斗争。”[18]

  “转机”发生在1935年。这一年的11月,莉丽·布里克以“遗孀”的口吻(她确实也有这个资格,马雅可夫斯基在遗书里将她列在“家人”的第一名)给斯大林写信,对马雅可夫斯基的不被重视提出申诉。斯大林很快做了批示,这就是刊登在当月17日《真理报》上的、很长一段时间伴随着这位诗人的那段话:“马雅可夫斯基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我们苏维埃时代最优秀的,最有才华的诗人。“斯大林批示的内情,五六十年代的中国读者并不知晓,有学者分析,说写信者和批示者都各有政治图谋,这些留待有心人继续勘察[19]。中国当代读者知道马雅可夫斯基名字的同时,也知道斯大林的这个评价。领袖的批示刊出,就如我们熟知的操作程序,《真理报》《文学报》等开足马力,掀起了宣扬、也规范马雅可夫斯基形象的热潮。当月,苏联中央执委会(1922年到1938苏联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常设机构)决议出版马雅可夫斯基12卷全集[20],随后,在原先诗人寓所建立纪念馆,将莫斯科凯旋广场更名马雅可夫斯基广场——广场上著名铜像则是1958年才建立,它连基座高达六公尺,设计者亚历山大·基巴尔尼科夫因此获得1959年度的列宁奖金。原先将马雅可夫斯基当作无产阶级“同路人”,质疑他的诗歌观念和写作方法的“拉普”、也是30年代苏联作协负责人的法捷耶夫(1956年5月13日,他在寓所也用手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检讨了在评价上的“失误”,并在1940年4月马雅可夫斯基逝世十周年纪念会做报告,坚定阐述他曾批评的对象的“巨人的脚步和宏亮的声音”,颂扬他的“伟大的,日益增长的力量”[21]。

  在苏联,围绕马雅可夫斯基的不同声音消失了。他获得了生前肯定意想不到的荣耀——这荣耀部分是他应得的,但也给他带来悲哀(假如他还能够感知)。埃尔莎·特丽沃蕾令人信服地认为,马雅可夫斯基是个有着“ 异乎寻常的生命弹力”的人,他不会“固定在一个‘运动’之中”[22]。但“榜样”就意味着被简化、修剪,按照秩序重新排列,将他固定在一个位置上。他因此失去“生命力的弹性”。帕斯捷尔纳克说是“第二次死亡”——这不是没有道理[23]。

  因为接受的是经由苏联“固定”了的,作为“样板”的马雅可夫斯基,中国当代读者难以对他有另外的想象:接收不到任何相异的信息,理解也就无法有拓展的空间。读者不了解20世纪20年代那些革命领导人(列宁、托洛茨基、布哈林、卢那察尔斯基等)对马雅可夫斯基不同、甚且对立的评价,对苏联二三十年代发生的激烈争议毫不知情;不清楚他与“拉普”领导人之间紧张关系的根由;不清楚“列夫”(1923—1925)和“新列夫”(1927—1928)时期,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和俄国形式主义者、各种艺术先锋派的关联。在50年代,中国批评家喜欢引用列宁对《开会迷》的称赞,却不清楚这位革命领袖其实对他并无好感。列宁说自己理解和欣赏普希金,“涅克拉索夫也承认”,“但是,马雅可夫斯基,对不起,我不理解他”[24]。1958年,苏联的《文学遗产》杂志第65卷刊发了《关于马雅可夫斯基的新材料》第1辑,披露了马雅可夫斯基给莉丽·布里克的一百二十五封信。材料当时没能介绍到中国,苏共中央认为材料有损诗人形象而提出批评,导致材料第2辑发表的流产。

  至于马雅可夫斯基并非无关紧要的私生活,他与多个女人,特别是与莉丽·布里克的关系更是讳莫如深。针对叶赛宁自杀的诗句(“在今天的生活里,死并不困难,但是将生活建成却困难得多”[25])被无数次征引,却无视他的“自杀与‘彼岸’的念头”,这个念头与“对生命的肯定,对生活着尤其使生活更美好的必要性”在他的诗中“错综交织着”:

  我愈来愈想

  拿一粒枪弹来做我生命的最后的句点。

  ——《脊椎骨的笛子》(也译《脊柱横笛》)

  心蹦向枪弹

  喉咙梦想着刺刀

  ……

  多少秘密隐藏在你那些玻璃瓶后边。

  你认识最高的正义,

  药剂师,

  让

  我的灵魂

  无痛无楚

  被引向太空。

  ——《人》[26]

三  “死亡”与“复活”

  中苏分裂在20世纪60年代初公开化,对苏联文学的介绍、翻译的数量逐渐减少,马雅可夫斯基也不例外。“文革”的十年中则处于停滞状态。但是,狂热的“革命”正好是政治诗滋生的丰厚土壤,马雅可夫斯基的那种诗歌体式继续拥有极大生命力。“红卫兵战歌”[27],郭小川、张永枚等这个时期的诗,“工农兵学员”的《理想之歌》......也延伸到“文革”后到80年代初贺敬之、张学梦、叶文福、骆耕野、曲有源、熊召政等的创作。自然,这里列举的诗人、诗作的思想艺术水准高低互见,甚或差距悬殊。

  1977年之后到80年代初,马雅可夫斯基在中国被重新提起,并和这个时期诗歌的政治性写作热潮形成互动。1980年4月,全国苏联文学研究会在武汉召开马雅可夫斯基讨论会。除作家、诗人徐迟、曾卓、骆文、刘湛秋、李冰外,俄苏文学和马雅可夫斯基作品翻译家和研究者戈宝权、陈冰夷、余振、高莽(乌兰汗)、汪飞白、丘琴、汤毓强、岳凤麟、王智量等悉数出席。召开某一外国作家、诗人的全国性讨论会,这在“新时期”颇罕见。会议组织者的动机,应该是在当时政治诗的热潮下,来重申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意义,在新的历史时期激活这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资源,但也包含对过去批评研究存在的缺陷的纠正。因此,遂有“马雅可夫斯基并没有死,他还活着”(丘琴)“、我国当前还需要继承马雅可夫斯基的革命传统”(陈冰夷)、“他的诗至今仍有很大的生命力......今天还能使我们感到振奋和鼓舞我们前进”(戈宝权)“、我要像马雅可夫斯基那样战斗”(熊召政)......的言论的出现[28]。

  但是,与讨论会的预期不同的是,“召回”难以阻挡他在读者和诗歌界的淡出。在一个对“革命”反思,以至以“告别”为思潮的时代,“革命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这一命运几乎是必然的。在苏联,对马雅可夫斯基评价发生变化,在50年代斯大林去世后就已发生,但整体性的“淡出”,却与当代中国几乎同步,大致在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29]。一方面是时代政治氛围的变化,另一方面也是一些材料陆续披露的原因。

  从诗歌史和读者的角度说,则是禁锢解除之后,中国读者终于获悉,20世纪的俄罗斯诗歌,马雅可夫斯基并非唯一,而且也不一定就是“最高”;同时代人还有勃洛克、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曼德尔斯塔姆、茨维塔耶娃......当然,评价上的这一变化,也是“偶像化”留下的后遗症。有论者抱怨,1993年马雅可夫斯基诞辰百周年在俄国的纪念活动,规模不大,显得冷清,没有往常纪念会少先队列队鼓乐献花,报刊也没有了大量颂扬文章......“这与前几年马雅可夫斯基的同时代人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曼德尔斯塔姆、茨维塔耶娃等的百年诞辰的纪念活动的热闹景象形成强烈的对照”[30]。这在中国情况也相似。对文学史经常发生的这类现象,有学者引用英国作家卡内蒂的话来解释:“只看见过一次的东西不曾存在,天天看见的东西不再存在。”[31]阿赫玛托娃们已经被冤枉、诬陷和埋没了半个多世纪,马雅可夫斯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则“天天看见”。

  但马雅可夫斯基毕竟是20世纪重要、甚或伟大的诗人,他并未真的消失、死亡,大抵是回到比较正常的状态:显赫的地位不再复现,不再不可“侵犯”,对他提出异议也不再是“犯罪”。他的诗集在中国仍在出版,已经不是那么频繁[32];纪念活动、研讨会也召开,不会有很隆重的规模;不断有评论、研究文章发表,评价显然大不如前。

  不过,针对这位诗人被忽视的批评声音也一直存在。20世纪90年代初,俄苏文学翻译家张捷就对“有些人随便抛弃”马雅可夫斯基忧虑、不满。1993年北京的显得冷清的马雅可夫斯基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活动也透露了这种情绪。近十多年来,期待与“天使长”[33]般的巨人“再遇”[34],让他回归“世纪诗人”位置的愿望愈发强烈。在一些诗人和批评家那里,马雅可夫斯基既是难以磨灭的历史记忆,也是抵抗社会和诗歌弊端、腐败可寻求的历史支援。2016年,吉狄马加的长诗《致马雅可夫斯基》(载《人民文学》2016年第3期)在诗歌界引起热烈反响[35],足以证明这一点。长诗征引了亚·勃洛克的话——“艺术作品始终像它应该的那样,在后世得到复活,穿过拒绝接受它的若干时代的死亡地带”——用来描述马雅可夫斯基20世纪后半叶的遭遇:那些“曾经狂热爱过你的人,他们的子孙/却在灯红酒绿中渐渐地把你放在积满灰尘的脑后”。长诗“论述”了马雅可夫斯基人和诗的历史功绩、现实意义,并宣告与“善变的政客,伪善的君子,油滑的舌头”扬言“你的诗歌已进入坟墓”正相反:

  ……你已经越过了忘川

  如同燃烧的火焰——已经到了门口

  ……

  马雅可夫斯基,这是你的复活——

  又一次诞生,你战胜了沉重的死亡

  这不是乌托邦的想象,这就是现实

  作为诗人——你的厄运已经结束

  那响彻一切世纪的火车,将鸣响汽笛

  马雅可夫斯基之所以“必须活下去”,吉狄马加给出的理由是:“那些对明天充满着不安和迷惘的悲观者/那些在生活中仍渴望找到希望的人/他们都试图在你脸上,找到他们的答案”。

  四 多个马雅可夫斯基“图像”

  但是,“再遇”的双方发现对方都发生了改变,都不是原来的样子。从阐释者说,因为不再遵循统一的阐释规范,基于不同处境、理念的“想象的分裂”,自然会引导出多个马雅可夫斯基“图像”。但他们首先也要面对这样的共同问题:如何处理他的诗的主要题材和思想倾向——对布尔什维克、苏维埃革命和建立的政权的倾心颂扬,而对它们的评价现在存在激烈争议;如何重新评价马雅可夫斯基的未来主义;如何看待马雅可夫斯基20年代末身陷的困境和自杀;从诗歌自身问题上,则是有关诗与人、诗与现实政治关系的问题。

  一个进击的、处理宏大题材并热衷于历史概括的、“如同燃烧的火焰”的公民诗人的马雅可夫斯基依然存在。他作为“光明的使者和黑暗的宿敌”降临。但这个马雅可夫斯基图像基本上是采取他的姿态,他的诗歌观念和方式,也就是召回的是一个“赢得普遍认同的名字”;运用这个“专名”来抗击现实的“精神的沦落”和“异化的焦虑迷失于物质的欲望”,批判披上道德外衣的世界强权行为与逻辑,表达了“对统一性或同质化的批评,对被剥夺者的关注,对失去声音和生存空间的忧虑”[36]。

  人性、人道主义的马雅可夫斯基是重构的另一图像。在一些批评家那里,他大量的颂扬无产阶级革命和革命构建的新时代的政治诗,其间的阶级、政党、特定历史内涵被模糊、稀释、“革命”被置于人性、人类普遍历史追求的层面来理解。《列宁》《好!》无疑是马雅可夫斯基的“代表作”,与以前的解说不同,批评家发现诗人是以“一个最人性的人”来歌颂列宁的,发现《好!》的题目来自《圣经》:上帝创造世界之后,“上帝看着是好的”——马雅可夫斯基将革命看作一种诗意的、浪漫的创世运动[37]。这也是国外一些学者的看法:马雅可夫斯基“把列宁看成是一个根据历史法则,于资本主义处于没落和剧烈崩溃时刻出现的命定的救星......诗中的列宁是个神话人物,他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中预言的救世主,像是记载基督教救世主的编年史一样,有关他的伟大事迹的故事,也是以创造开始的”[38]。而著名俄国诗人叶夫图申科——通常,他的诗歌方式被看作是对马雅可夫斯基的承续——也说到,马雅可夫斯基实际上是“一位伟大的爱情诗人”,“他的爱情有两个对象,一个是女人,一个是革命。对于他来说,‘女人’、‘革命’、‘爱情’、‘列宁’,这些都是同义词”[39]。

  马雅可夫斯基与未来派的关系历来颇费口舌。在苏联和当代中国,很长一段时间“现代派”被认为是资产阶级颓废流派,自然要将马雅可夫斯基从它那里摘离。切割的路径有两条,或者指出他虽与未来派“搞在一起”,可“实际上”即使在创作的早期,他“就是与未来主义,以及所有其他颓废主义的流派对立的”[40];或是运用我们熟悉的发展阶段论:“早期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倾向比较严重,后来才认识到无产阶级有组织的自觉斗争的必要;艺术观点从虚无主义转变为批判继承,并力求创新;风格上从矫揉造作到朴素自然,从粗俗化的单调到多样化;语言上从晦涩难懂到简练有力......”[41]

  20世纪80年代开始,现代派在中国开始变得不那么“反动”,逐渐从文艺思潮的负面清单里移除,加上当时“文学主体性”的强势提倡,批评家已无需讳言、遮掩马雅可夫斯基与未来派的关系。前面提到的1980年武汉讨论会上,马雅可夫斯基与未来派的关系就是主要议题。后来进一步的观点是,苏联早期左翼文艺的探索也是很前卫的,或者说无产阶级文艺与现代派的前卫艺术之间并非总是对立关系。例如,倡导“假定性戏剧”的剧作家特列季亚科夫既是未来派诗人,也是左翼作家;而马雅可夫斯基的《澡堂》《臭虫》等剧,或者是在梅耶荷德剧院演出,或者就是梅耶荷德导演。因此,有论者提出,未必一定纠缠与未来派的关系,问题应该放在俄国“白银时代”以及20世纪初文艺整体背景下考察。马雅可夫斯基的贡献是在“诗歌民主”的提出和实践上,刘文飞指出:

  (马雅可夫斯基——引者注)将非诗的元素入诗,扩大诗歌的容量和功能,换句话说,就是将日常生活诗意化,诗歌化,用诗意的态度面对人人终日面对的柴米油盐。他不仅将音乐、绘画、小说等其他艺术门类的因素带入诗歌,甚至连政治、意识形态、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也都能成为他诗歌的抒情对象。在马雅可夫斯基这里,诗无所不包,无所不能,甚至连人们耳熟能详的标语口号、民间俗语、门牌号码......(可以)引用什克洛夫斯基的一段话,“在马雅可夫斯基的新艺术中,先前丧失了艺术性的大街又获得了自己的语言,自己的形式......诗人并非透过窗户张望大街。他认为自己就是大街的儿子,而我们便根据儿子的容貌获悉了母亲的美丽。人们先前是不会、不敢打量这位母亲的脸庞的。[42]

  刘文飞认为,这也就是曼德尔斯塔姆说的,马雅可夫斯基解决了大众诗歌、而非精英诗歌的“伟大问题”。由是,我们看到一个左翼前卫的、“大街的儿子”的、“现代游吟诗人”的马雅可夫斯基。

  被“召回”的又可能是一位爱情诗人。在另一些批评家那里,马雅可夫斯基大量歌唱革命和新生活的政治诗和宣传口号诗是应该被否定的。他们推崇的是他早期的诗和不多的爱情诗(《脊柱横笛》《我爱》《关于这个》等)。1998年,马雅可夫斯基与莉丽·布里克通信集的中译本《爱是万物之心》出版,书名取自马雅可夫斯基的原话;随后的2016年,又出版了俄国学者玛格丽特·斯莫罗金斯卡娅的《马雅可夫斯基与莉丽·布里克:伟大的书信爱情史》(以下简称《爱情史》)中译本。这些过去从马雅可夫斯基生平里删去的扑朔迷离的情节,以一种翔实资料的方式呈现在读者眼前,让“爱情的”马雅可夫斯基形象凸显。《爱情史》一书作者将他们的爱情史称作“伟大的”“病式的爱情史”;说“没有无缺陷的天才”(吉狄马加的长诗也借用了这句话);“很多名人都使用过兴奋剂。这些人中有的人酗酒,有的人吸毒,而对于马雅可夫斯基来说,他的兴奋剂是爱情”;“莉丽·布里克把马雅可夫斯基从自己的姐妹那里吸引过来,把他带到了自己已婚的家庭里。直到诗人死时,他们都是三人住在一起:莉丽·布里克,她的丈夫约瑟夫·布里克,马雅可夫斯基。他们的这种关系里包含了一切:从符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写给自己爱人的那些温柔的认可,到莉丽·布里克为挽留诗人的背叛”[43]。

  与对这一复杂的“爱情史”持某种犹疑、保留态度不同,郑体武撰写的《爱是万物之心》的“中译本序”的观点就明朗许多,说这是“伟大的诗人和他的女神之间全部完整的书信集”,他们的爱情“是世界文学史上的一段奇缘,一段佳话”[44]。确实,如这篇译序所说,过去的苏联和中国,对他们的这一关系讳莫如深,认为有损这位政治诗人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者的形象,认为三人同居一宅是“道德的堕落”,而“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在马雅可夫斯基那里,“莉丽·布里克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对诗人的创作产生持续而深远的影响”。这与莉丽·布里克的妹妹埃尔莎·特丽沃蕾的看法却颇一致:

  此外,还有女人,首先是——那个女人,他的女人;他把他的著作全献给了她,而她经常占据了他的精神,以至在他的情诗和别的诗中,充满了她的影响,我们也可以在他的绝命书中找到这个女人……[45]

  读了他们的书信集,那些将高大、豪迈、骄傲、桀骜不逊、冷峻深沉、蔑视平庸的马雅可夫斯基形象深印脑海的人,相信一时无法将他与“柔情似水”,笔下满是“小猫”“小狗”宠物式昵称的马雅可夫斯基统一起来,看成是同一个人。不过,即使心理或生理有些不适,你也必须接受这个现实,因为“没有无缺陷的天才”;据说越是伟大的人就越复杂。况且这一切是否是“缺陷”也难说,据说这一生活方式的理论依据来自车尔尼雪夫斯基,而马雅可夫斯基自己也不认为有什么不妥[46]。

五  马雅可夫斯基和他的“同貌人”

  不同的马雅可夫斯基图像,都可以在这位诗人及其作品中找到依据。问题在于它们各种解释处于分离状态,没有能把不同因素置于整体中分辨之间的位置和关系。

  1931年,也就是诗人死后的第二年,卢那察尔斯基做了《革新家马雅可夫斯基》的演讲[47],试图从整体性格上分析马雅可夫斯基的复杂性。担任过苏维埃教育人民委员的卢那察尔斯基对马雅可夫斯基的才能评价甚高。他在演讲中说,金属的马雅可夫斯基之外还存在一个他的影子,他的“同貌人”,他的“反照出整个世界的金属铠甲里面跳动着的那颗心不仅热烈,不仅温柔,而且也脆弱容易受伤”。如果他的铸铁里没有揉进热忱、温柔的人道精神,他的纪念碑似的作品也许就不会使人感到温暖,但马雅可夫斯基其实“很害怕这个同貌人,害怕这个柔和的、极其亲切的、非常富于同情心以至近乎病态的马雅可夫斯基”:有强壮的肌肉,心像大锤跳的他极力设法要摒弃它,“但是他不一定能做到”[48]。

  卢那察尔斯基最初对“同貌人”抱着同情、理解的态度。可能意识到这一态度与“无产阶级革命家”身份相悖,后来就严厉起来,认为“同貌人”是他的“加害者”:

  同貌人是这样杀害他的:如果说在诗歌方面他只能给马雅可夫斯基的创作掺进若干渣滓的话,那末在日常生活中,看来他却厉害得多。

  ……为什么马雅可夫斯基要自杀?……我不想解释,——我不知道……我们不了解情况。我们只知道马雅可夫斯基自己说过:我不是在政治上害怕同貌人,我不是在诗歌上害怕他,我遇难之地不在海洋上,不在我持烟斗跟“奈特号”轮船谈话的地方,而在那夜莺啼啭、月光映照、爱的轻舟往来行驶的感伤的小湖上面……在那小湖上,同貌人比我强大,他在那里打败并撂倒了我,我感觉到,如果我不把金属的马雅可夫斯基处死,他大概只会郁郁不乐地生活下去。同貌人咬掉了他身上的肉,咬成了一个个大窟窿,他不愿满身窟窿地在海洋上航行,——倒不如趁年富力强的时刻结束生命。

  卢那察尔斯基预言,“金属的”马雅可夫斯基将是不朽的,而“同貌人则不能不腐朽衰亡”,因为“金属的”的写作“标志出人类历史上一个最伟大的时代。”七十多年后来看,卢那察尔斯基说的一半没错,另一半则落空。确实,世界并不缺温柔的爱情诗人,而试图表现人类历史“伟大时代”的天才诗人并不多。至于说到“不朽”,这可能让他失望。“金属的”马雅可夫斯基固然不朽(只是已经重新冶炼,质地已不大相同),而“同貌人”也并未腐朽衰亡:且在“召回”的行动里,后者仍在“不断咬掉了他身上的肉”而取代前者的趋向。

  同时代人的茨维塔耶娃也讨论了这一性格、处境冲突。她提出的是马雅可夫斯基作为“人”和作为“诗人”之间的“分裂”和矛盾。她说:

  作为人的马雅可夫斯基,连续十二年一直在扼杀潜在于自身、作为诗人的马雅可夫斯基。第十三个年头诗人站起来杀死了那个人。他的自杀连续了十二年,仿佛发生了两次自杀,在这种情况下,两次——都不是自杀,因为,头一次——是功勋,第二次——是节日。”

  她说,马雅可夫斯基“像人一样活着,像诗人一样死去。”[49]

  当代中国批评家关于“分裂”的意见则是:这是个人主义的、诗的、追求创造自由的“自我”的马雅可夫斯基,与阶级、政治的、放弃“自我”融入集体的统一性中的马雅可夫斯基之间的分裂。刘文飞写道:马雅可夫斯基“关于十月革命还有过一个著名的说法,即‘我的革命’......这不仅是马雅可夫斯基在十月革命后公开的政治表态,其实还暗含着他的艺术追求”。“他创办‘列夫’和‘新列夫’,试图在艺术上与政治上的列宁比肩而立。他将列宁的革命视为政治的、社会的革命,而将他自己的‘我的革命’视为艺术的、诗歌的革命,这在俄苏文学史中早有定论,并被称为马雅可夫斯基的‘迷误’和‘错误’。这其实是他真实心迹之流露,也是他必然失宠之前提,甚至是他死亡的原因之一。”[50]林贤治说,“对于革命、党和领袖,马雅可夫斯基热情地给予讴歌,诗中不乏大词。但是,我们看到,在他那里,党、祖国、集体与个人之间有着十分复杂而微妙的纠缠;‘我’是突出的,独特的,富于活力的,外在的任何伟大的事物都不至于使之消失”。“‘我’不仅仅是‘我们’中的一分子,我是具有独立意义的生命个体,是不能随意地加以吞并和整合的。相反,真理只有通过‘我’而显现,权力只有通过‘我’而具有合法的形相,总之‘我’是不容改变的。马雅可夫斯基说:‘我只有一张面孔,它是脸,而不是风向标。’”[51]

  确实,俄国十月革命具有“创世”的浪漫性质,它要实现重建世界整体性的抱负,要在革命中创造整体性的“新人”(这些在马雅可夫斯基的诗中有一定程度的体现)。这个想象是可能的还是虚妄的姑且不论,但作为这一革命的伟大诗歌代言人、表达者,马雅可夫斯基不能毫无芥蒂地承担。他必然要陷入无法解脱,与环境冲突和自我冲突的双重困境。他与布尔什维克“革命”的“一致”有一种“不真实”的性质。他毕竟是一个以赛亚·伯林意义上的“感伤的人”[52]:也是愤怒的、反叛的、内心分裂的、富于想象力但充满焦躁情绪,崇尚“自我”的“现代人”。就这一点,“拉普”们说他是革命的“同路人”并不错。

  在莫斯科卢比扬卡广场附近,马雅可夫斯基最后居住的公寓楼现在成为马雅可夫斯基博物馆,一座奇特的,象征主义、未来主义风格的纪念馆。设计师在楼房正面毛糙的花岗石墙壁背景上,加上方格的钢铁框架,上面缀有很大的俄文字母я。这是在马雅可夫斯基的诗和文章里遇到的频率最高的词:我、我自己、我爱、我的革命、我的大街......埃尔莎20世纪30年代末写的《马雅可夫斯基小传》也提到马雅可夫斯基纪念馆,情况却与现在的不同。纪念馆与它邻接的一所有好几层的大厦的砖墙上,用斗大的字体标着:

  我的作为诗人的响亮的力量

  整个给了你,

  战斗的阶级。”[53]

  不知道这是否不同的两处纪念设施,还是同一个但经过了改造。不过,纪念馆(博物馆)外部标志物装置由“阶级”换成“我”,却饶有意味:这大概意味着这个形象在这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变迁的轨迹?

  注释

  [1]   参见陈守成、丘金昌、刘海芳编辑、整理《“马雅可夫斯基在中国”资料索引》,《马雅可夫斯基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57—300页。

  [2]   该文收入郑振铎编著的《俄国文学史略》(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中的第十四章《劳农俄国的新作家》。后《文学月报》1932年第2期(7月10日)再次发表此文。马雅可夫斯基在中国先后有梅耶谷夫斯基、梅耶戈夫斯基、马霞夸夫斯基、马亚柯夫斯基、玛雅考夫斯基、玛雅阔夫斯基、玛雅可夫斯基等二十多种译名。1953年后,通译为马雅可夫斯基(参见丘金昌《马雅可夫斯基名字中译考》,《马雅可夫斯基研究》,第300—302页)。

  [3]   《新俄诗选》由李一氓据英译本的《俄罗斯诗歌》译出,郭沫若校订,收入马雅可夫斯基、叶赛宁、勃洛克、别雷等二十五家诗作,再版时改名《我们的进行曲——新俄诗选》。

  [4]   万湜思的翻译根据世界语译本。译者在《呐喊》“后记”中说,在中国,马雅可夫斯基“的姓名,我们已如此熟悉,而他底诗作我们却如此生疏。实在是很不爽气的事”。

  [5]   先后访问过纪念馆的中国诗人、作家除郭沫若外,还有戈宝权、艾青、李季、方纪、刘白羽、戈壁舟等。

  [6]   据《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1)》(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2年版)第670页的手稿复印件。此诗收入《沫若文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中的《洪波曲·苏联日记》时,文字和分行均有改动。

  [7]   《好!》有余振、飞白等译的五种,《列宁》有赵瑞蕻、余振、黎新、飞白等译的十种。

  [8]   林贤治认为,马雅可夫斯基的诗作,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左翼作家和进步青年中是有影响的,出现了一些仿作;其中,成就最大的要数田间,他的短促有力的诗行,显然是从马雅可夫斯基那里获得节奏和韵律方面的灵感”(林贤治:《真假马雅可夫斯基》,http://www.sohu.com/a/130751289_488308)。

  [9]   后结集为《第一声春雷——“报头诗”第一集》《我们插遍红旗——“报头诗”第二集》(李季、闻捷合著,敦煌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

  [10]   马三立在相声中常将自己与马雅可夫斯基联系在一起。在《十点钟开始》中,有“马三立,就是中国的马雅可夫斯基!几年之后再见着我啊,就不这样啦”!“我写,我写小说上比巴金,下比柳青,超过托尔斯泰,不让巴尔扎克,外国有马雅可夫斯基,中国有马三立”等说法。

  [11]   指马雅可夫斯基1928年创作的剧本《臭虫》。《十三陵水库畅想曲》中的人物陈培元有这样的台词:“马雅可夫斯基的剧本〈臭虫〉说到五十年后臭虫成为稀有动物。如今在中国,臭虫之外,麻雀、耗子、苍蝇都成了稀有动物了。”(载《剧本》1958年第8期。)

  [12]   路易·阿拉贡:《从彼特拉克到马雅可夫斯基》,雷光译,《法国作家论文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63页。

  [13]   参见蓝英年《马雅可夫斯基是怎样被偶像化的?》,《冷月葬诗魂》,学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5—285页。

  [14]   在《我自己》的1927年部分,马雅可夫斯基写道:“我继续当游吟诗人。收集了大约两万个意见条,现在真想写一本《总的答复》(答复那些小纸条)。我知道读者群众想的是什么。”(马雅可夫斯基:《我自己》,庄寿慈译,《马雅可夫斯基选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26页。)

  [15][22][45][53]   霭尔莎·特丽沃蕾:《马雅可夫斯基小传》,罗大冈译,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3年版,第87页,第30页,第117页,第5页。霭尔莎·特丽沃蕾,现通译为埃尔莎·特里沃雷。

  [16]   马雅可夫斯基:《新生的首都》,李佑华译,《马雅可夫斯基选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148—149页。

  [17]   1921年5月6日,列宁在写给卢那察尔斯基的便条中写道:“赞成把马雅可夫斯基的《一亿五千万》出版五千册,这难道不害臊吗?荒唐,愚蠢,极端愚蠢和自命不凡。依我看,这种东西十种里只能出一种,而且不能多于一千五百册,供给图书馆和怪人。”(《列宁论马雅可夫斯基》,岳凤麟编《马雅可夫斯基评论集萃》,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5—27页。)

  [18]   霭尔莎·特丽沃蕾:《马雅可夫斯基小传》,第91—94页。这里的“文学小吏”未确指,应是与“拉普”领导人有关。另外,1934年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作诗歌方面专题报告的是布哈林,他极力推荐帕斯捷尔纳克,认为他是“诗歌巨匠”,这引起别德内依等诗人的不满。

  [19]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当代中国对斯大林批示的引述,主要来自苏联学者、作家的论著,如季莫菲耶夫《苏联文学史》。在《苏联文学史》中,这段话记载为:“1935年12月17日,斯大林在《真理报》上写道:‘马雅可夫斯基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我们苏维埃时代最优秀的、最有才华的诗人。对纪念他的事情不关心,对他的作品不关心是错误的。’”(季莫菲耶夫:《苏联文学史》上,水夫译,作家出版社1956年版,第270页。)后来苏联部分档案解密,得知斯大林是在莉丽·布里克写给他的信件上做的批示。全文据蓝英年的引述是:“叶若夫同志,我恳请您重视布里克的信。马雅可夫斯基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我们苏维埃时代最优秀的、最有才华的诗人。对他的纪念和他的作品漠不关心是犯罪。我看布里克的申诉是有道理的。请同她联系并把她召到莫斯科来。让塔尔和梅赫利斯也参与此事,你们通力弥补我们的损失。如果需要我的帮助我愿尽力。此致约·斯大林。”尼古拉·叶若夫时任苏联人民内务部委员,主持苏联1936年到1937年的大清洗,但他1940年也被枪决。塔尔是中央出版局局长,梅赫利斯则是《真理报》的总编辑。蓝英年认为,莉丽·布里克写信和斯大林的批示,都有明显的政治动机(蓝英年:《马雅可夫斯基与“凶狠天才”莉莉娅》,《冷月葬诗魂》,第115页)。

  [20]   12卷本全集1940年由莫斯科国家文学出版社出版,1955年该社又出版13卷本全集。

  [21]   参见法捷耶夫《马雅可夫斯基》《作家与现实》(《马雅可夫斯基评论集萃》,第77—98页)。法捷耶夫1939年在《作家与现实》中检讨自己过去对马雅可夫斯基创作认识上的错误,认为他的《列宁》《好》《穿裤子的云》与那些写配合时事的诗,同样“都是伟大的”。

  [23]   帕斯捷尔纳克:《人与事》,乌兰汗、桴鸣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164页。

  [24]   参见《列宁论马雅可夫斯基》,《马雅可夫斯基评论集萃》,第17—36页。

  [25]   马雅可夫斯基:《给谢尔盖·叶赛宁》,李海译,《马雅可夫斯基选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23页。

  [26]   转引自霭尔莎·特丽沃蕾《马雅可夫斯基小传》,第41—43页。

  [27]   参见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红卫兵文艺》编辑部《写在火红的战旗上——红卫兵诗选》,1968年版;刘福春、岩佐昌暲编《红卫兵诗选》,(日本福冈)中国书店2002年版;王家平《疯狂的缪斯:红卫兵诗歌研究》,(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2年版。

  [28]   参见《马雅可夫斯基研究》。

  [29]   苏联对马雅可夫斯基重评的情况,参见张捷《“我希望为我的国家所理解……”——从马雅可夫斯基百岁诞辰纪念活动谈起》,载《世界文学》1994年第4期。

  [30]   张捷:《“我希望为我的国家所理解……”——从马雅可夫斯基百岁诞辰纪念活动谈起》。

  [31]   参见丁雄飞《黄子平再谈“20世纪中国文学”》,载《上海书评》2012年9月23日。

  [32]   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马雅可夫斯基的作品中译本在中国出版的情况是:1977年出版长诗《列宁》单行本;80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四卷本的选集;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三卷本的《马雅可夫斯基诗选》(飞白译);198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卢永编选的《马雅可夫斯基诗选》;2000年,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马雅可夫斯基诗歌精选》。另外,不少诗歌选本选入他的作品,如王智量的《德俄四家诗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33]   1918年,初见马雅可夫斯基并听了他的朗诵,为他高大魁伟身材和他的创造力、气势吸引,茨维塔耶娃写了《致马雅可夫斯基》,其中有这样的句子:“高过十字架和烟囱/经受烽火烟尘的洗礼/迈着天使长有力的步伐/真棒,世纪之交的弗拉基米尔!”(转引自谷羽《茨维塔耶娃心目中的马雅可夫斯基》,载《诗选刊》2016年第4期。)

  [34]   刘文飞在1993年和2011年纪念马雅可夫斯基诞辰100和118周年纪念活动上的演讲,分别使用了《我们和马雅可夫斯基相遇》和《再遇马雅可夫斯基》的题目。

  [35]   《当代文坛》2016年第4期刊登了讨论这一长诗的专辑,发表王干、谭五昌、张家谚、朵渔、敬文东、杨四平、谷羽等诗人、评论家的七篇文章。另外,耿占春的《吉狄马加:返回吉勒布特的道路》(载《收获》2016年第4期)和叶延滨的《预言开辟的天空与梦想实现的大地》(载《光明日报》2016年3月28日)也都讨论了这一作品。

  [36]   耿占春:《吉狄马加:返回吉勒布特的道路》。

  [37]   刘文飞:《一个现代经典》,载《人民日报》2011年9月23日。比较《旧约·创世纪》第1章和《好!》第19章的叙述方式,可以看到它们之间的相似。它们都是“新世纪”创造主在完成之后的赞美;《旧约》的“神看着是好的”,与《好!》中的“是好的”“很好”不断重复并贯串整个叙述。

  [38]   爱德华·J.布朗:《马雅可夫斯基与左翼文学阵线》,余凤高译,载《海南师院学报》1990年第4期。

  [39]   《吉狄马加与叶夫图申科对谈录》,载《作家》2016年6期。

  [40]   《我自己》一文的注释(《马雅可夫斯基选集》第1卷,第521页)。

  [41]   《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1)》,第669页。该条目撰写人为陈守成。

  [42][50]   刘文飞:《一个现代经典》。

  [43]   玛格丽特·斯莫罗金斯卡娅:《马雅可夫斯基与莉丽·布里克:伟大的书信爱情史》“内容简介”,徐琰译,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

  [44]   然而,蓝英年可不这么认为。他将莉丽·布里克看作心怀鬼胎的“凶狠天才”;认为一定程度上她应为马雅可夫斯基的死负责(蓝英年:《马雅可夫斯基与凶狠天才莉莉娅》,《冷月葬诗魂》,第114—124页)。

  [46]   蓝英年在《马雅可夫斯基与凶狠天才莉莉娅》中说,他们三人同居的“理论根据便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那时列夫成员时兴这么做。后来同布里克夫妇决裂的原列夫成员、女画家拉文斯卡娅在《同马雅可夫斯基会面》一文中写道:‘嫉妒——“资产阶级偏见”。“妻子同丈夫的相好要好”,“好妻子为丈夫物色合适的心上人,而丈夫则向妻子推荐自己的伙伴”’。正常的家庭生活被视为小市民的狭隘性。这一切由莉莉娅身体力行,奥西普从理论上予以支持”(《冷月葬诗魂》,第115页)。马雅可夫斯基也不认为有什么道德问题。他在长诗《好!》第13章写道:“十二/平方尺的住宅。/四个/住在一个房间里——/莉丽亚、/奥西亚,/我/还有狗/舍尼克。”(马雅可夫斯基:《好!》,黎新译,《马雅可夫斯基选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548页。)

  [47]   卢那察尔斯基:《革新家马雅可夫斯基》,蒋路译,《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389—411页。文中所引《革新家马雅可夫斯基》均出于此。《论文学》中有这样的注释:“本篇是1931年4月14日作者在共产主义学院马雅可夫斯基纪念会上发言的速记记录,初次发表于同年第5、6期《文学和艺术》杂志。”

  [48]   为了说明这个观点,卢那察尔斯基举了马雅可夫斯基1918年的诗《对马的好态度》:他走过去,“看见/大颗大颗的眼泪/从马脸上流下/隐没在毛里……/一种动物/所共有的忧郁/从我心中潺潺流泻出来/融化成喃喃细语……”(这里的引文转引自《革新家马雅可夫斯基》)。

  [49]   转引自谷羽《茨维塔耶娃心目中的马雅可夫斯基》。所引茨维塔耶娃的话来自《良心光照下的艺术》一文。

  [51]   林贤治:《真假马雅可夫斯基》。

  [52]   参见以赛亚·伯林《威尔第的“素朴”》,冯克利译,《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340—3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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