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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钦 | 鲁迅后期杂文:迈向一种非政治的政治

王钦 · 2019-01-30 · 来源:保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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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晚的光线超越了白天的“秩序”和“意义”。对于叙事者来说,对于爱夜的人来说,开灯“看来看去的看一下”这一要求,与“给我喝一点水”的要求,指向的是同一件事,即对于事物存在本身的揭示,揭示在“秩序”遭到松动、“意义”遭到悬置的情况下,叙事者与诸多事物、与他者的共同存在:在这里,每个事物都安静地、非功效性地彼此关联着:“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

  保马编者按

  在鲁迅先生晚期以《且介亭杂文》为代表的杂文创作中,写于1934年的《阿金》是被研究者反复进行细读的文本之一。《阿金》中最后一句话:“愿阿金也不能算是中国女性的标本”,揭示了一种新的对于文学的理解,即无足轻重、极其平凡的女性形象足以扰乱现有的秩序,“女性”成为敏锐感受力的别称。并且在不确定的状态中,所有看似必然的秩序和法则都被肤浅的、无意义的噪音所干扰和打断,为新的意义和生活的可能、新的政治可能性开辟空间。因此可以说,从“非政治的政治”视角来重新理解鲁迅先生晚期的文学实践,可以看到鲁迅晚期杂文暗示了一种新的文学政治,一种探索与他者“共在”状态的政治,以此来拆解现有政治和文学话语僵化的规定。同时,“非政治的政治”也是鲁迅杂文研究一个补充的角度,为鲁迅晚期杂文与大众的关系问题的研究讨论提供新的可能性和思路!

迈向一种非政治的政治:鲁迅晚期杂文的一个向度——以《阿金》为中心

文/王钦

  近年来,学界对于鲁迅杂文愈发深入的研究,在相当程度上为人们重新审视杂文的文学性、杂文所体现的政治与文学的复杂互动、杂文写作与文学生产机制的关系等问题带来了重要的思想资源。①尽管或正因为杂文作为一种独特的写作方式乃至文体,其思想和政治潜能突破了小说、诗歌等其他文体带有的边界,论者们对于鲁迅杂文的把握也往往着眼其整体性,而较少将关注点放在某一篇特定文章上进行细读。在这一研究路向中,鲁迅写于1934年的《阿金》或许是被研究者从“杂文”中挑选出来进行细读的少数文本之一。可以说,这不仅是因为《阿金》的叙事接近小说文体,从而给小说叙事研究提供了可能;更重要的是,一系列松散地编织在《阿金》中的主题——鲁迅的晚期写作实践、上海的半殖民地经验和生活其中的“大众”、“阿金”这一奇特的女性形象、国民党的书报审查制度,等等——使得这一文本向读者展开了丰富的阐释空间。基于上述前提,通过细读《阿金》,本文试图说明在鲁迅晚期以《且介亭杂文》为代表的杂文创作中,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呈现出一种新的面貌:随着在现实的历史处境中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变得愈趋尖锐和强化,《阿金》这样的“非政治”文本所透露的并不是某种向“私人领域”的逃遁,反而提示了一种新的文学的政治性,一种探索与他者共同存在之方式的政治。这一补充性的角度,也许可以为讨论鲁迅晚期杂文与大众的关系问题、杂文写作的政治性问题,提供些许新的思路。

  

  1935年末,鲁迅在为自己刚编订的杂文集《且介亭杂文》写“附记”的时候,提到了《阿金》一文遭到审查的特殊经历:

  《阿金》是写给《漫画生活》的;然而不但不准登载,听说还送到南京中央宣传会里去了。这真是不过一篇漫谈,毫无深意,怎么会惹出这样大问题来的呢,自己总是参不透。后来索回原稿……就又发现了许多红杠子,现在改为黑杠,仍留在本文的旁边。看了杠子,有几处是可以悟出道理来的。例如“主子是外国人”,“炸弹”,“巷战”之类,自然也以不提为是。但是我总不懂为什么不能说我死了“未必能够弄到开起同乡会”的缘由,莫非官意是以为我死了会开同乡会的么?②

  在1935年1月29日写给杨霁云的信里,鲁迅写道:“尤奇的是今年我有两篇小文,一论脸谱并非象征,一记娘姨吵架,与国政世变,毫不相关,但皆不准登载。”③这里“记娘姨吵架”的“小文”当然指的就是《阿金》。

  确实,鲁迅自己承认,《阿金》非常琐碎、毫无深意、无涉政治,以至于当它终于在1936年2月被刊登在《海燕》月刊第二期上的时候,编辑者在附记中语带讽刺地写道:“发表出来可以使读者鉴赏检查委员老爷底非凡的目力。”④不过,对于《阿金》的众多阐释似乎表明,许多读者和批评家不愿意将《阿金》读作一篇与“国政世变”“毫不相关”的“小文”。相反,他们倒经常想要从这篇文章中读出深刻的政治意义。例如,早在1941年,一位论者就指出,阿金作为为外国主子效力的娘姨,代表了“半殖民地中国洋场中的西崽相”。⑤另有观点认为,阿金是“上海洋场上的一个‘阿妈’,鲁迅在她身上看出了某种‘中国女性的标本’”。⑥这些阐释不仅认为《阿金》有着重要的政治意义,而且认为“阿金”代表了一个特定社会群体,即那些在半殖民地上海为外国人服务的中国人。

  另一方面,也有论者认为,“阿金”代表的其实是底层阶级。例如,在一篇谈论《阿金》的重要文章中,黄楣写道:“阿金毕竟还是一个受剥削受压迫的‘里弄女工’。……令人在对她‘讨厌’之余,还不得不同情、关心其今后的命运。”⑦黄楣的判断与日本研究者中井政喜的观点相呼应,但后者的解读解读更接近社会学分析:“就经济方面而言,阿金是一个从贫穷的农村来到繁华的都会打工的女性;就伦理方面而言,阿金是从封建礼教的旧社会向规范淡薄的租界都市社会迁移。这个女子是在传统共同体规范几乎崩溃的上海底层社会工作。”⑧中井政喜认为,鲁迅写作《阿金》的“意图”在于“揭露像阿金这样的存在得以出现的1934年的租界都市上海”,并以此“把在这样的下层社会上建立起来的租界都市的社会结构、在租界中占支配地位的外国人乃至对拿外国人无可奈何的国民党政权的批判,连成一片”。⑨在上述这些试图为《阿金》赋予政治意义的解读中,“阿金”作为一个可以代表、再现、凝聚某种普遍性或总体性的“个体”,是一个被共享的前提性认识。

  值得注意的是,不论是将“阿金”理解为女性劳动者、底层民众还是“西崽”的“典型”,这些论者都将重点放在国民党的审查官所标划出的段落上。对于这一有意的强调或无意的巧合,竹内实做出了如下解释:

  不过多么非政治的题材,鲁迅都能从中发现其政治的意味。这是因为,鲁迅的生活,实现了政治与非政治的交融。如果不是那样,他也不会以阿金为文。上海市民看到的现象,怎么竟成了使国民党检察官感到不安的对象呢?这就是鲁迅的特殊之处。他使这些现象,变成了一种引人注目的“对象”。当这些琐事被鲁迅关注时,那个真实的阿金,便从总体上成了“这样的地方”和“这样的时代”的一种象征。⑩

  从“杂文”的独特政治性角度而言,上述解释的确可以为阐释者的关注点提供合理性。不过,这样做的代价是,阐释者无法在字面意思上对待鲁迅自己关于《阿金》的说法,即它不过是一篇“毫无深意”的“漫谈”。事实上,黄楣对于《阿金》阐释史的反思恰恰提到了这一重要问题,而这也将成为我们重读《阿金》的前提:

  这几句所谓“画龙点睛的神来之笔”,不正是当年国民党“检查官”用红笔划过杠杠的吗?鲁迅说他自己还是后来“看了杠子”揣摩了好久才“悟出”一点“道理”来的。要说“画龙点睛”,恐怕还是“检查官”“点”出来的。(中略)如果《阿金》真的有上引论者所说的那样深刻的含意的话,那么,读者应当“鉴赏”的正是鲁迅的“惊人”的“概括力”和“一双慧眼”等等,而《海燕》编者的附记就只能成了对“检查老爷”的赞扬和对鲁迅先生的讽刺了!⑪

  也就是说,阐释者致力于从《阿金》中读出特定政治意义的企图,只能是一种在结构上自我挫败的尝试,因为这一姿态将直接让他们站到国民党审查官的位置上,即使两者对于政治意义的态度和反应截然不同。面对这一短小、肤浅、非政治的“漫谈”,论者们遭遇到了一个解释学困境。在这里,甚至诉诸“杂文”的政治性也于事无补:一方面,总的来说,可以认为“杂文”是一种独特的文类,所有琐碎细小的事情都可以通过文学的方式而凝聚在“杂文”的空间内并体现出内在的政治强度,将平淡无奇之事提升到生死搏斗的政治高度;但另一方面,具体到《阿金》,读者却无法轻易忽略鲁迅在公共和私人场合都承认的事实,即这篇文章没有深意、无关国政。因此,我们重读这篇文章的出发点就是:如何理解《阿金》的肤浅?如何避免将“深意”加在“阿金”身上?如果不把着重点放在国民党审查官强调的那些段落,我们能读出什么?如果这篇文章不是鲁迅用来与腐败政府斗争的投枪和匕首,如果它只是在“记娘姨吵架”,它究竟透露给读者什么消息?

  

  让我们先考察最浅近或“肤浅”的部分,即文章的标题

  “阿金”:这个题目除了一个名字,什么都没有透露——如果它让人想起鲁迅著名的小说《阿Q正传》,那么“阿金”这个名字所透露的远比“阿Q”来得少。而当把它和鲁迅写于同一时期的其他杂文放在一起时,只看目录的话,甚至很难将《阿金》和诸如《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等回忆性文章区分开来。另一方面,“阿金”这个标题透露的内容,又可能远多于读者对文章类型的猜测所能想到的。“阿金”是女佣或“娘姨”很常用的名字;此外,这个名字在文学作品中的出现也可以追溯到晚清,⑫甚至在鲁迅写于一年后的《采薇》中,也出现了一个名为“阿金姐”的女仆。仅就标题而言,或许可以说“阿金”已然是一个太宽泛、太普通,因而难以被确切限定的名字。于是,在叙事开始之前,“阿金”这个名字就已经散布开去,与其他文学内部或外部的、占据着不同历史阶段、社会分层、文化位置的“阿金们”产生共鸣和呼应。

  不同于“阿Q”这个由叙事者创制的独特名字,《阿金》的叙事者没有对“阿金”这个名字做出任何解释。《阿金》颇为唐突的开场似乎预期了读者对于这一名字及收束其中的不同文本、指涉、语境的熟悉:

  近几时我最讨厌阿金。

  她是一个女仆,上海叫娘姨,外国人叫阿妈,她的主人也正是外国人。(第198页)

  《阿金》一开头就将读者的注意力放在叙事者本人、而不是阿金身上。“近几时”:一个为读者所不了解的叙事者,唐突地将读者带入自己的生活世界。但如果考虑到“阿金”这个名字的使用频率、它在当时读者那里唤起的其他文本和语境,那么可以说这句唐突的开场白恰恰颠倒了人物传记写作方式的惯例。一般而言,传记叙事者往往要弱化自身的在场,以一种相对中性的笔调描写传记对象,而这里情况恰恰相反,仿佛读者对于“阿金”这个人物已经有着一定的了解。

  “阿金”这个名字和它所包含的其他文本、指涉、语境,不知不觉地渗透到叙事者似乎开始正式介绍“阿金”的下一段落之中。让我们再仔细读一下这句话:“她是一个女仆,上海人叫娘姨,外国人叫阿妈,她的主人也正是外国人。”关于阿金的身份介绍,更为平实的说法可以是:阿金是一个女仆,她的主人是外国人。但如此一来,“阿金”这个名字包含的复数指涉,它和其它文本、语境之间的类比性关联就被抹去了。正是由于“阿金”这个名字的重复性,正是由于它让人想起其他的“阿金”,“阿金”这个名字和她的“身份”(“女仆”)之间就形成了一种悖论关系:“阿金”溢出了“女仆”对某个特定人物所能起到的身份规定。结果,叙事者似乎必须提到其他称号或谓述——“娘姨”、“阿妈”——来增补“阿金”与“女仆”的不对称关系,但却并且没有什么能够保证这一增补能够充分规定“阿金”。

  似乎是感觉到“阿金”身份规定的暧昧性,叙事者接着转而描述“阿金”的行为

  她有许多女朋友,天一晚,就陆续到她窗下来,“阿金,阿金!”的大声的叫,这样的一直到半夜。她又好像颇有几个姘头;她曾在后门口宣布她的主张:弗轧姘头,到上海来做啥呢?(第198页)

  根据这一描述,读者开始了解“阿金”的生活。但在这一具体的句子中,“阿金”唯一的“行为”是和朋友一起吵闹。“阿金”的“行为”在下一个段落中还会进一步展开,伴随着又一个突兀的转折:“不过这和我不相干”(第198页)。于是,饶有兴味的是,叙事的传记形式一开始就质疑了传记的内容乃至意义:“阿金”的生活不值得被叙述。叙事者写下这些传记般的文字,不是因为值得为“阿金”作传;恰恰相反,作为自己“讨厌”的对象,“阿金”几乎强迫般地推着叙事者写下这些文字:

  不幸的是她的主人家的后门,斜对着我的前门,所以“阿金,阿金!”的叫起来,我总受些影响,有时是文章做不下去了,有时竟会在稿子上写一个“金”字。(第198页)

  与其说叙事者想为“阿金”写传记,不如说他迫不得已将“阿金”刻写在纸上。“阿金”和她的朋友们发出的噪音,打断了叙事者的工作(work),干涉了他的写作事业。“阿金”至少在三个方面打断了传记式叙事所预设的区分:首先,“阿金”这个名字隐含的多数指涉,穿越了不同文本的边界;其次,“阿金”的结构性社会位置,松动了“女仆”等谓述的确定性;最后,“阿金”制造噪音的“行为”穿透到书写之中,搅乱了叙事对象和书写行为之间的边界。仿佛为了证明自己对于“阿金”的态度合情合理,叙事者描述了一件特殊的事情:

  有一夜,已经三点半钟了,我在译一篇东西,还没有睡觉。忽然听得路上有人低声的在叫谁,虽然听不清楚,却不是叫阿金,当然也不是叫我。我想:这么迟了,还有谁来叫谁呢?……我自悔我的莽撞,正想关窗退回的时候,斜对面的小窗开处,已经现出阿金的上半身来,并且立刻看见了我,向那男人说了一句不知道什么话,用手指向我一指,又一挥,那男人便开大步跑掉了。我很不舒服,好像是自己做了甚么错事似的,书译不下去了……(第198-99页)

  叙事者在此详述的内容,根本而言与上面所引段落中“阿金”的“行为”别无二致。但有一个区别:“阿金”及其朋友在黄昏时分的吵闹,解释了为什么叙事者无法专心工作,而在这里,读者了解到的却不是“阿金”的吵闹声多大——因为重要的不是噪音的分贝,而是制造噪音这件事本身。第二段里,“阿金”的吵闹具体地和她的朋友与“姘头”产生联系;而在这里,“阿金”与这个“低声”呼叫的人之间的关系,至少是尚不确定的。与其说“阿金”回应的是呼叫的人,不如说她回应的是呼叫本身。因为很清楚的是,这个人“不是叫阿金”。阿金仿佛对噪音本身做出回应、对噪音负责,不论这一声音是高是低,不论这一声音是不是指向自己。

  噪音虽然本身没有含义、几乎无法解释,但却在特定的场景和语境下对意义产生干预。噪音是我们在一个给定的、有意义的语境中无法具体辨认的声音,它是“不合时宜”的声音。不过,我们对于有意义的声音的辨认,其可能性取决于噪音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被驯服和组织的过程。阿塔利在分析音乐史和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关系时指出,

  噪音作为一种共鸣,干预了信息在传播过程中的听力。共鸣是一组同时产生的纯粹声音,这些声音具有确定的频率和不同的强度。于是,噪音本身并不存在,而只是在与系统的关系中才存在。噪音被铭刻在发射体、传播体、接收体的系统之中。⑬

  噪音是干扰性、侵略性、暴力性的,它被“体验为破坏、无序、脏乱、污染,一种对于结构性编码信息的侵略”,并且“在所有文化中,噪音都与武器、亵渎、瘟疫等观念结合在一起”。⑭于是,对于音乐性差别的声音组织和社会共同体的政治组织,取决于将有意义的声音与噪音区别开来的独占权力。但阿塔利认为,对于噪音的驯服和对于某种音乐秩序的建立,并不是一劳永逸的工作。噪音扰乱了既有的秩序,因为它预示着无法被既有的意义框架收编的、关于社会本身的新的可能性。噪音揭示的正是“意义”(meaningfulness)的可能性条件。就“阿金”而言,可以说她的吵闹、她干预叙事者写作的行为,构成了意义秩序和日常行为秩序之外的令人不安的要素。她的笑、争吵、大叫,撕裂了叙事者生活的看似稳定的表面,使得意义的组织方式开始松动和摇晃。

  叙事者对于自己开窗的行为表示“后悔”,可以理解为他感到自己需要对阿金和那个男人在那一晚发生的事情“负责”,以至于他无法继续翻译工作;相比之下,“在阿金,却似乎毫不受什么影响,因为她仍然嘻嘻哈哈”(第199页)。阿金“无所作为”(workless),她来上海的目的是“轧姘头”,她的唯一行为是吵嚷。

  尽管如此,阿金如此有力量,甚至“四周的空气也变得扰动了”,而对此“我的警告是无效验的,她们连看也不对我看一看”(第199页)。没有效验,因为叙事者的“警告”连同阿金的吵嚷一起融合在噪音和谈笑中。甚至可以说,阿金就是这种扰动和打乱一切周围事物的力量。作为一种力量,只有另一种力量可以与之对峙,而这或许就是为什么一个洋人在用外语徒劳地警告她们之后,诉诸了物理性的力量:“那洋人就奔出来了,用脚向各人乱踢,她们这才逃散,会议也收了场”(第199页)。不过,归根结底没有什么力量——声音的或物理的——能阻挡阿金和她的朋友们吵扰:“这脚的效力,大约保存了五六夜。此后是照常的嚷嚷”(第199页)。

  虽然研究者们已经正确指出了鲁迅在上海时期的杂文中呈现出对于都市大众和底层生活的关注,但若从这一角度推论说,阿金代表了“大众”,仿佛其生活方式和身份同一性揭示了劳工阶级(或人民、女性等等)的特质,那么需要考察的问题恰恰是:为什么鲁迅要以这种方式再现大众,而阿金对于噪音的回应又在其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叙事者的描述,阿金“极其平凡”:“阿金的相貌是极其平凡的。所谓平凡,就是很普通,很难记住,不到一个月,我就说不出她究竟怎么一副模样来了”(第201页)。阿金“极其平凡”、难以被人记住,是因为她所做的事情毫无重要性,不构成任何意义上的例外,也不带有政治意义上的严肃和公共性。如果说1930年代文坛围绕“文学”、“大众”和“典型”问题的讨论,往往预设了一个确定的、可辨认的政治身份,⑮那么阿金很难说可以在政治上得到“辨认”:她得到叙事者“辨认”,仅仅是因为她对噪音做出回应并且发出噪音。

  但叙事者告诉读者,他“讨厌”阿金不仅仅是因为她制造的噪音。更糟糕的是,她动摇了自己三十年来根深蒂固的“信念和主张”:

  爱人的肘腋之下,原是可以安身立命的,伊孛生(H. Ibsen)戏剧里的彼尔·干德,就是失败之后,终于躲在爱人的裙边,听唱催眠歌的大人物。但我看阿金似乎比不上瑙威女子,她无情,也没有魄力。独有感觉是灵的,那男人刚要跑到的时候,她已经赶紧把后门关上了。那男人于是进了绝路,只得站住。(第200页)

  但是我还讨厌她,想到“阿金”这两个字就讨厌;在邻近闹嚷一下当然不会成这么深仇重怨,我的讨厌她是因为不消几日,她就摇动了我三十年来的信念和主张。[……]我以为在男权社会里,女人是决不会有这种大力量的,兴亡的责任,都应该男的负。……殊不料现在阿金却以一个貌不出众,才不惊人的娘姨,不用一个月,就在我眼前搅乱了四分之一里,假使她是一个女王,或者是皇后,皇太后,那么,其影响也就可以推见了:足够闹出大大的乱子来。(第201页)

  这两段话初看起来是在讨论写作与现实的关系,或文本“内部”与“外部”的关系:在第一段话中,阿金的行为与文本(在这里是伊孛生的戏剧)相矛盾,而在第二段话中,阿金恰恰构成了对于历史文本的“教诲”的证成,也就是,女性要为历史中王朝的兴衰负责。不过,当阿金的噪音使得叙事者不自觉地在纸上写下“阿金”两个字的时候,文本“内部/外部”的界线就已经被打破了。由于阿金扰动空气、打断叙事者的劳作,甚至令他不自觉地将“阿金”铭刻在纸上,可以说上述段落涉及的不仅仅是“文本”及其外部(或所谓“现实”)的关系,更不是女性在历史上的政治意义。相反,它们涉及的是更为直接的问题:面对阿金这样一种力量,我们能做什么?

  

  回到叙事者所说的自己多年来的“信念和主张”,或许可以提出另一种解读:与其将阿金理解为中国历史上又一个女性形象,不如通过阿金、通过这个独特的感受力(force of sensitivity),来重新理解这些历史中的女性形象。一旦将阿金引入女性形象的谱系,我们就可能重新将所有这些女性形象理解为一种感受力:它没有显著的特征或魄力,它总是对于细微和不重要的因素做出回应,但却总是可以强大到“扰动”“四周的空气”。根据叙事者先前的“信念和主张”,女性被认为要对王朝兴衰负责。对此,阿金所揭示的是一种新的对于文学的理解:在那里,这些或许的确无足轻重的女性形象足以扰乱现有的秩序和劳作。这些在文学中得到表征的女性形象是否应该在政治上负责,这根本不是问题,因为在上述改变了的语境下,“责任”(responsibility)——预设了人格、伦理主体性、社会规定等概念——已经让位于“回应”(responsivity),也就是一种对各种“噪音”做出反应的敏锐的感受力。于是,“女性”指的不(仅)是一个概念上稳固确定的、可以清晰辨认的社会与政治身份,更不是一种生理特征。“女性”成为这种感受力的别称。如果从鲁迅对于大众的关注的角度理解《阿金》,那么或许也可以说,“大众”也将成为这一感受力的代名词:其特征恰恰是没有实质性、溢出既有的政治话语和文学表征模式,甚至在社会和政治秩序中显得无足轻重。⑯

  在这个意义上,《阿金》的倒数第二段落尤其耐人寻味:

  我不想将我的文章的退步,归罪于阿金的嚷嚷,而且以上的一通议论,也很近于迁怒,但是,近几时我最讨厌阿金,仿佛她塞住了我的一条路,却是的确的。(第202页)

  这条“路”指的是什么?作为一种感受力,阿金扰乱了叙事者的有序生活——在这种生活中,种种社会关系、生活模式、写作和翻译、乃至政治斗争的模式(以及对于文学如何参与其中的规定),所有这些都属于具有特定意义的“劳作”。恰恰因为阿金的出现和她发出的噪音,由于她所带来的琐碎而无意义的干预,使得秩序遭到了颠覆。在阿金这里,没有什么是“有效”(workable)的:她和情人的关系(虽然她声称来上海就是为了找姘头)、她和朋友的关系(她们在一起只是吵嚷)、她和外国主子的关系(后者最后终于解雇了她)。在叙事者和阿金的关系中,始终有着一种“不对称性”:叙事者由于阿金的打扰而无法专注于自己的劳作,但却不能说阿金需要为此负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阿金“塞住了”叙事者的一条“路”:也就是,阿金动摇、扰乱、移置了构成叙事者生活秩序、构成生活“道路”本身的种种因素。

  阿金没有深度,《阿金》这篇文章也没有深度,没有任何关于政治和国家的严肃性;一切都呈现在表面,因为甚至最细枝末节、最无关紧要的因素——噪音、低语、吵嚷——都以惊人的方式得到展示,为的是打断和松动既定的意义秩序和身份规定。面对这些琐碎而无意义的事情,没有任何概念和论述可以捕捉和分析它们。但是,正因为阿金的琐碎、肤浅、缺乏勇气和能力、相貌普通,她是一个叙事者对之无能为力的存在:叙事者对于阿金唯一能做的,只有出于强迫一般将她刻写在纸上。

  叙事者在文章最后写道:阿金不是中国女性的“标本”。但严格而言这并不是叙事者的如实表述,因为《阿金》最后一句话是:

  愿阿金也不能算是中国女性的标本。(第202页)⑰

  这句话过于费解,以至于不少阐释者对它的解释甚至与其字面意思截然对立:据说,鲁迅通过阿金这个人物成功刻画了“中国女性的标本”。另有论者将它理解为(例如)鲁迅对于中国女性的理解,即正面的东西(关于中国女性)需要从负面(阿金)来理解。但是,这种阐释也无法令人满意地解释这句话里的“也”这个词。对于这个看似微不足道的词,有论者指出:“原本说‘愿阿金不能算是中国女性的标本’即可,但插进一个虚词‘也’字,却让句意陡增一层,令人联想起背后可能带出的一系列‘中国女性’形象。”⑱于是,如何理解这句话,就涉及如何理解这个虚词。

  出于对文本字面意义的基本尊重,让我们从语义分析的角度考察一下这句话。如果这句句子是一个简单的肯定句,那么它可以写作:“愿阿金是中国女性的标本。”这样,我们就得到了一个肯定阿金的典型性的句子,不管它指的是特殊与普遍的关系、个体与集体的关系,还是其他。

  接着,我们将系词转为否定,将这句话写作“愿阿金不是中国女性的标本”,我们就确实地否定了阿金和中国女性之间的典型关系。虽然这是一句否定句,阿金的特殊性却保留了下来,因为通过否定地将阿金与中国女性对峙起来,我们划定了阿金的位置:在这个否定关系中,阿金是一个与普遍性/集体性对峙的特殊个体。

  接下去,通过将“也”字加到这句话中,我们得到了如下表述:“愿阿金也不是中国女性的标本。”阿金不再作为个体而与普遍性/集体性对峙;毋宁说,“也”字取消了阿金的特殊性,仿佛将特殊的阿金消解在一个不现身的复数性之中。于是,这里的对峙就不再是特殊与普遍的对峙,而是两种“普遍”之间的对峙:一方拥有一个积极的名字(“中国女性”)而另一方只是通过“也”字得到暗示。再一次,这里的对峙是不对称的:“也”字将阿金与其他形象、文本、语境等等“缺席的在场者”联系起来,但没有事实上没有什么可以保证这一联系能够构成一种“普遍性”。

  最后一步,将这句话变成可能态:“愿阿金也不能算是中国女性的标本。”在这里, “(不)能”的可能态、悬而未决的“愿”,以及那个不确定的、缺席的、决定是否将阿金“算”作“中国女性的标本”的行为人,这些都将阿金从特定的具体规定那里抽离,移置到一个不确定的状态之中。由此产生的效果是:一方面,阿金仿佛在类比的意义上与其他形象、语境和文本处在一起,因为“阿金”这个名字常被用于称呼女仆,而“阿金”在这个意义上便作为一个例子而类比地与其他例子产生关联;另一方面,就阿金作为一种感受力而言,她既不在隐喻的意义上、也不在转喻的意义上“代表”他者(大众、底层、女性、无产阶级)。因此,最后一句话中将阿金与其他潜在的形象、文本、语境等等联系起来的虚词“也”,不揭示任何共同的特质,而仅仅是将阿金放入一种“与他者的偶然共在”关系之中——一如“阿金”偶然地、不自觉地(同时又几乎强迫性地)落在叙事者的笔下那样。

  阿金不是她偶然与之相关的女性形象谱系的深度,如果“深度”意味着某种本质性特征或实质。作为对于“共在”状态的揭示,阿金将所有关系(社会关系、文化—政治关系、经济关系等等)重新放在“可能态”之中——在那里,看似必然的秩序和法则都将被肤浅的、无意义的噪音所干扰和打断,为的是给新的生命、生活的可能、新的政治的可能开辟空间。就此而言,如果鲁迅的晚期杂文通过将文学的内容推到生死斗争的政治极限而在文学内部包含一种政治强度,将日常事务提升到政治严肃性的高度,⑲那么我认为,《阿金》和其他一些晚期杂文,则在鲁迅的文学实践之中引入了另一个“政治性”的维度,甚至是另一种文学的政治。

  

  事实上,在鲁迅生命末年所写下的诸多杂文中,称得上“非政治性”的文章不在少数。在《阿金》发表的几个月之后,鲁迅写了《“这也是生活”……》一文。这篇短文记述的是叙事者养病期间的日常生活。像《阿金》那样,读者似乎很难从这篇仿佛是日记般的文章中读出什么“深意”。例如,在一段话中,叙事者描绘了其房间的内景:

  街灯的光穿窗而入,屋子里显出微明,我大略一看,熟识的墙壁,壁端的棱线,熟识的书堆,堆边的未订的画集,外面的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我存在着,我在生活,我将生活下去,我开始觉得自己更切实了,我有动作的欲望——但不久我又坠入了睡眠。

  第二天早晨在日光中一看,果然,熟识的墙壁,熟识的书堆……这些,在平时,我也时常看它们的,其实是算作一种休息。但我们一向轻视这等事,纵使也是生活中的一片,却排在喝茶搔痒之下,或者简直不算一回事。我们所注意的是特别的精华,毫不在枝叶。……人们以为这些平凡的都是生活的渣滓,一看也不看。……

  删夷枝叶的人,决定得不到花果。⑳

  在左翼作家联盟解散、鲁迅和周扬等人关系日趋紧张、以至于鲁迅会在同一时期写下数篇充满争议的论战文章的背景下,这样一篇“非政治”、甚至“去政治”的文章,似乎有些格格不入。就写作实践与其时下政治状况的关系而言,《“这也是生活”……》与《阿金》的相似之处在于,两者都没有直接的政治关切。比起《阿金》,论者更难从《“这也是生活”……》中引申出针对现实政治的信息。这是否意味着,在现实层面、乃至日常生活的人事层面上,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对于鲁迅而言日趋紧张的时刻,《阿金》、《“这也是生活”……》等杂文代表了一种“非政治”的面相,一种从政治性那里的暂时的退却——无论是退到“纯文学”还是退到“私人空间”?我认为不是。

  让我们仔细读一下上面引述的两段话。叙事者在这里似乎描绘了生活的两个部分,仿佛鲁迅要求读者不要忽略常常不受重视的那一部分生活,仿佛鲁迅要求读者具有一种总体性的眼光。但是,关于枝叶和花果的隐喻却表明,这里的关键之处,不如说是一种非基础的基础(因为花果不是“建基于”枝叶之上)与借此所呈现之物的关系。正是在夜里,我们得以与平时不自我显现的事物相遇:这是一种夜的现象学。

  由于街灯的光线,叙事者得以在半夜察看屋内的样子。不要忘了,叙事者处于一个失眠的夜晚:尽管叙事者非常熟悉屋内的墙壁、书堆、画集等等,这些事物在日常的操持里反而变得不可见了。现在,在半夜,熟悉的周围世界第一次自我显现,它将自己呈现给叙事者的察看和注意,而叙事者的注意在此时并不将事物带向任何有明确意义的操持或劳作,而是将他带向对自己的存在本身的注意——“我存在着”。于是,夜晚并不只是白天的对立面。夜晚并不遮蔽或掩饰。相反,它进行揭示:夜晚揭示的不是“另一个部分”的生活,仿佛它增补了白天的生活。在夜里,事物从白天的意义中松绑、脱钩了,从它们的“恰当”位置和“恰当”功能中脱离开来,悬置在失眠者的视线中,同时也悬置在一种新的关系状态之中。

  夜晚的光线超越了白天的“秩序”和“意义”。对于叙事者来说,对于爱夜的人来说,开灯“看来看去的看一下”这一要求,与“给我喝一点水”的要求,指向的是同一件事,即对于事物存在本身的揭示,揭示在“秩序”遭到松动、“意义”遭到悬置的情况下,叙事者与诸多事物、与他者的共同存在:在这里,每个事物都安静地、非功效性地彼此关联着:“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对事物的存在或“共在”的这种揭示,将叙事者从白天的操持中带离,并向与他者的关系敞开。这一点使得《“这也是生活”……》与《阿金》产生了回响:阿金作为一种感受力,其扰动空气的力量使得一切日常秩序和劳作都陷入失效和无意义。——阿金在夜晚行动。

  

  面对1930年代日趋紧张的文学与现实政治局势的关系,面对各个方向上的政治势力对于文学提出的不同要求和规定,上述“感受力”恰恰构成了文学的力量:鲁迅晚期杂文暗示了一种关于文学与政治的独特关系,在这种新的关系中,杂文创作不是将日常生活中的琐事强化为敌有之间的政治对抗,不是将文学推至政治强度和紧张的极限处,而是通过将事物带离其通常的意义领域和秩序、悬置在一个如噪音一般琐碎、无序却扰人的空间中,从而为新的意义和秩序的可能性、新的政治的可能性给出提示。毕竟,如果政治不是关乎我们与他者的共同存在,不是关乎生活的新的意义,又能是什么呢?在这里,文学所预示的是一种超越所有现存筹划与安排的政治,一种对于与他者的关系的想象。这一侧面与杂文对于现实政治的介入并不矛盾;毋宁说,它提醒我们:或许可以从“非政治的政治”的视角——这一视角意味着:从本身没有秩序、却构成秩序形成之前提的敏锐感受力的角度出发,探索与他者的共同存在和联系,探索新的意义产生方式,拆解现有政治和文学话语的僵化规定——来重新理解鲁迅晚期写下的一系列看似与政治性无涉的杂文。而《阿金》在这一谱系中的“特殊性”,也在在体现于阿金所呈现的“极其平凡”却又足以搅动空气的感受力之中。

  注释

  ①这里仅举两例这一方向上的突出研究:张旭东:《杂文的“自觉”:鲁迅“过渡期”写作的现代性与语言政治》,《文艺理论与批评》第1期,2009年;李国华:《生产者的诗学——鲁迅杂文一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1期,2015年。

  ②参见《鲁迅全集》第6卷,第21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③参见《鲁迅全集》第13卷,第3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④ 转引自薛羽:《观看与疑惑:“上海经验”和鲁迅的杂文生产——重读〈阿金〉》,《现代中文学刊》第3期,2011年。

  ⑤ 孟超:《读“阿金”像——鲁迅作品研究外篇》,《野草》第3卷第2期,1941年。

  ⑥转引自黄楣:《谈〈阿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5期,1982年。另外,何满子在《阿Q和阿金》一文中写道:“在鲁迅的作品中,有两个人物最能概括中国人的灵魂。一个男人,一个女人。男的是阿Q,女的是阿金。这里没有性别上的区分,女人可以有阿Q相,男人也可赋有阿金性。要从社会背景即铸成性格的文化内涵来分,则阿Q身上更多的是封建半封建的精神结晶;而阿金,底子虽然也是封建半封建,却更涂上了一层半殖民地的色彩”(《上海滩》第2期,1996年)。何满子认为阿Q和阿金都是“国民性的平凡而又特异的标本”(何满子:《世纪末读鲁迅晚年杂文》,《深圳特区报》1999年2月16日)。通过比较鲁迅笔下的这两个形象,何满子(和其他将阿Q和阿金相比的论者)预设的前提是:《阿金》应该被读作一篇小说,“阿金”应该被理解为一个文学形象。在这方面,李冬木的实证主义研究论证了上述前提的现实前提。在考察了鲁迅周围人的发言和鲁迅故居的空间布局后,李冬木认为可以断定“阿金”是一个虚构人物(参见李冬木:《鲁迅怎样“看”到的“阿金”?》,载《鲁迅研究月刊》第7期,2007年)。对于这一结论,有论者同样从实证主义研究的层面提出了质疑,认为“阿金”确有其人(参见陈迪强:《〈阿金〉三论》,《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3卷第3期,2012年)。

  ⑦ 黄梅:《谈〈阿金〉》,第113页。

  ⑧ 中井政喜著,陈玲玲译:《关于鲁迅〈阿金〉的札记》,《中山大学学报》第55卷第3期,2015年。

  ⑨同上。

  ⑩ 竹内实:《阿金考》,参见《竹内实文集》第2卷,第138-39页,程麻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

  ⑪ 黄楣:《谈〈阿金〉》,第110、112-13页。

  ⑫如薛羽所说,晚清小说《九尾龟》中就有一个女仆叫“阿金”;而著名的《海上花列传》里也有一个“阿金”。在1930年代上海,名为“阿金”的女仆十分常见。薛羽由此认为,“‘阿金’这一称呼,正显示了其典型性”(参见薛羽:《观看与诱惑:“上海经验”和鲁迅的杂文生产》)。

  ⑬ Jacques Attali, Nois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usic, trans. Brian Massumi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5), p. 26.

  ⑭Ibid., p. 27.

  ⑮关于1930年代在胡风、周扬等人之间展开的对“典型”和“典型人物”的讨论,可参见金浪:《阿Q在抗战中——抗战时期左翼文学批评中的“典型”问题》,《文艺理论与批评》第11期,2017年。不过,对“典型”问题的集中讨论,仍然有待在1940年代展开。

  ⑯ 从这一点看,鲁迅在1920年代的文本中(如《复仇》(1924)、《孤独者》(1925)等等)所展现的个体与大众的对峙,便与这里关于女性乃至大众的论述构成了内容层面的某种反题:不但是因为阿金作为一个“极其平凡”的形象,无法承担鲁迅通过(例如)魏连殳等鲜明区别于他者的主人公而表达的意义重量,而且是因为鲁迅通过阿金提示了一种无法被现成的文学或政治框架收编的、与他者的关系:阿金并不“代表”大众或女性,而是一开始便在他们之中,通过灵敏的感受力与他者产生关联。

  ⑰需要注意,鲁迅在此没有用“典型”,而是用了“标本”一词。这个词仅仅在1930年代后才为鲁迅经常使用。例如,在1933年写的《伪自由书》前记里,鲁迅用“标本”一词谈论自己的创作:“这些短评,有的由于个人的感触,有的则出于时事的刺戟,但意思都极平常,说话也往往很晦涩……然而我的坏处,是在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而后者尤与时宜不合。盖写类型者,于坏处,恰如病理学上的图,假如是疮疽,则这图便是一切某疮某疽的标本,或和某甲的疮有些相像,或和某乙的疽有点相同。而见者不察,以为所画的只是他某甲的疮,无端侮辱,于是就必欲制你画者的死命了”(《鲁迅全集》第5卷,第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表征在图上的疮疽正是一种“典型”,因为它从来都不仅仅是一个特殊疮疽的再现。胡风和周扬之间关于“典型”的争论,在某种程度上与鲁迅的“标本”一词具有相关性,但我们无法简单地以“典型”来阐释鲁迅这里的“标本”。甚至疮疽图的例子也包含了一些无法被“典型”论所涵盖的因素。鲁迅对于医学图及其所表征的疾病的论述,将我们带回到他早年在日本时学医的经历。例如,在著名的《藤野先生》一文中,鲁迅记述了当时藤野先生修正其所画的解剖图的经历。对于鲁迅画错的血管的细节,海因里希(Larissa Heinrich)给出了一种颇具启发性的解读:“鲁迅保留了一种权利,即让被解剖身体的图画中‘事物如其所是’的样子服从于主观的理解”(参见Larissa Heinrich, The Afterlife of Images: Translating the Pathological Body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Durham, N. 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145;刘禾由此引申的关于模仿和现实主义的讨论,参见Lydia H. Liu, “Life as Form: How Biomimesis Encountered Buddhism in Lu Xun,” in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68, No. 1 (2009), pp. 21-54)。海因里希对于所谓“医学现实主义”的质疑,以及刘禾对于所谓“生命模仿”(biomimesis)的探讨,使我们可以通过鲁迅的医学图的例子而重新考察“标本”的问题。简言之,被表征的疮疽并不是对于特殊病症的“总体化”或“一般化”;毋宁说,它规定了这一病症如何变得“可见”。为使得疾病图得以顺利作为医学表征,需要的不是被表征的疮疽和“真正的”疮疽之间的类似性,而是一个能够结构性地固定疾病位置、使疾病得以被检测和分析的框架(grid)。疾病的可见和不可见,取决于这种结构性的规定,由此不同的因素——医生的角色、治疗的方法、疾病的特殊表征方式,等等——以一种特定的方式得到布置,从而产生一个特殊的效果:病症的表征与病症之间仿佛存在一种“自然”的、“现实主义”般的对应关系。就此而言,医学图上对于疮疽的表征,与其是说是种种疮疽的“典型”,不如说是对一种特殊疮疽的表征,它被结构性地规定为“典型”。无论如何,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在谈论“标本”时,都在修辞上采取了防守性的姿态,即“标本”一词被用来指示一种不合适的读法——例如,将鲁迅的作品视为针对特殊的个人和事件的做法是不合适的。但鲁迅并没有提示读者应该如何合适地理解“标本”及其所表征的事物之间的关系。

  ⑱薛羽:《观看与疑惑:“上海经验”和鲁迅的杂文生产——重读〈阿金〉》。

  ⑲关于鲁迅杂文的这一论述,参见张旭东:《杂文的“自觉”:鲁迅“过渡期”写作的现代性与语言政治》。

  ⑳《鲁迅全集》第6卷,第6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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